1953年6月16日清晨,一名工会领袖和15名鼓动者(没有政府高级官员)出现在了 Friedrich shain的建设工地上——显然是试图说服工人接受延长工时的方案。在这倍受关注的气氛里,hospital部长下令关闭大门,这使工人误以为他们将遭逮捕。在很短的时间里,消息就传到了位于东柏林中心地区斯大林大街的 Block 40建设工地,那里的工人们随即举行了示威支持他们的同伴。数百名工人突破了hospital门并开始向市区游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游行者设法弄到了两辆宣传车,这就使工人们得以广泛宣传他们拟议中的第二天7点在 Strausberger platz举行罢工和示威的号召。仅过了几个小时,就有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统一社会党设在 Wilhelmsstra Be的政府总部“ Haus der Ministerien ”前举行抗议活动。为了给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威胁,另有一批人向设在Wilhelm-Pieck大街的统一社会党总部进发。(31) VWMr\]g 政治局委员们正聚集在那里召开周二例会,他们对当时柏林大街小巷发生的情况是否了解尚不得而知。在游行者的压力下。政治局委员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废除延长工时的决议,遣责个别部门强行推行此项政策的冷血行为和那些在工人中间制造混乱的恶意的挑拨者。同意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延长工时。但是,这项解决方案显然来得太晚以致于无法满足抗议者的要求。 Fritz Selbmann部长和 Robert Havemann教授尽管很早就赶到政府大楼前试图安抚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但也是徒劳。只是到了下午,示威者才慢慢散去,大部分人又向斯大林大街折返。但是,零星的抗议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深夜。(32) -B:O0;f 那天晚上,身负重任的柏林统一社会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柏林“Parteiaktiv ”聚集在Friedrichsstadtpalast 开会。为了显示团结和坚定,在Grotewohl和乌布利希率领下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出席这一3000人会议。作为对当天事变的回应,Grotewohl和乌布得希承认党在领导上犯了错误,并批评了“冷酷监管”和警备措施。尽管这种回应尚属明智,统一社会党领导们继续对局势做出极端错误的判断:“乌布利希向柏林的党员讲道:“是的,我们犯了错误,便现在的任务是反省内心,从我们今天的教训中总结出正确的理论。明天,要更加深入群众!……我们要动员全党——直到最后一名党员!……明天早晨全部党在工厂、住宅区和其他机构当中的组织都要行动起来,任何地方都要有党员警戒,看看有没有西柏林挑 }G<A$*L1 T>v`UN Bl] 拨分子在搞破坏!”(33)由于将动乱之因归为内部的煽动,统一社会党认定一场庞大的宣传攻势可以平息危机。 QhPpo#^ 从6月16日夜到6月17日晨,柏林罢工和示威的消息就如同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民主德国。6月17日清晨,东德大部分地区工厂的工人都决定罢工和游行。从所有东柏林市区和邻近郊区出发,群众开始了称为“Hausder Ministerien ”的游行。上午8点,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抗议者已达15000人,9点抗议者已增至25000人。据西柏林警察报告,截止上午9:40,已有60000人开始向政府部门游行。政府派往出事地点的数量有限的警力很快就被人群突破。10点至11点之间80—100人设法打破了安全门冲进了政府大楼,强烈的示威运动眼看就要盖过人民警察部、安全局和军队的力量了,这些部门开始采取防卫措施。东柏林的态势和整个民主德国的态势交相辉映。根据最近的估计,在整个东德有350个市镇超过500000人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游行,其中有些地方发生了袭击监狱和党部大楼的事件。(34) eGI&4JgJ. Sokolovskill-Semyenov-Yudin和统一社会党的报告提供了一部分关于6月17日示威活动的有趣数据。将统一社会党报告的数据与西方报告的数据加以比较,苏联认为到上午9点时,已有30000人(统一社会党报告25000人)聚集在民主德国政府大楼前示威。据苏联方面报告,在那天,20万工人中有8万参加了罢工。 (y2P." 尽管不稳定的迹象越来越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却对遍及整个东德的抗议情绪感到震惊而不知所措。在面临全面罢工威胁的条件下,东柏林警察局长Waldemar Schmidt早在6月16日就曾向苏联方面要求军事援助。乌布利希也曾在6月17日清晨秘密指示安全局长 Wilhelm Zaisser 和东德武装部队[Kasernierte Volkspolizei (KVP )]司令Heinz Hoffman,要求他们部署KVP。但由于他们的可靠性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只好将其降格为最后一手反击措施。上午10点,政治局委员们在党的总部“ House of Unity”开会,但在10:30,牢固控制着政府权力的苏联最高专员Semyenov命令他们到 Karl shorst 的苏联总部去继续开会。决策过程因此中断,政治局委员们后来被分别派往各主要城市去努力恢复政治秩序。乌布利希、 Grotewohl、 Zaisser 和Herrnstadt留在了苏联最高委员会总部。据Herrnstadt的文件,由于当时“RIAS正在播送‘东德境内已经没有政府了’这条消息,” Semyenov 在这点上与他们有分歧。Semyenov和他的苏联同志们坐在一起,激烈地辩称:“这几乎是真的!”几个小时后,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接到通知,莫斯科已命令他们在下午1点前对东柏林实行军管令,后来,军管令逐渐扩展到217个城区和农业区中的167个。(35) w)}@svv" 据目击者报道,苏军坦克早在6月17日清晨就开进了柏林市郊,起初并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政府大楼。过了中午以后,苏联军车才开到政府大楼附近。在一个小时内,苏联坦克重新控制了政府大楼周围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对附近 Potsdamer Platz的示威者进行杀戮。尽管已经宣布了军管法,示威和暴乱一直延续到晚上,实际上,零星的活动还持续了好几天。 px^brzLQo Sokolovskii-Semyenov-Yudin 6月24日的报告反映了苏联方面对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愤怒和沮丧,指责他们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面。这份报告指出东德的安全机构早在6月14日就得知了有关抗议延长工时的罢工计划。尽管在6月16日夜间的一次会议上,苏联官员曾警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这个城市已经发生的动乱的性质看来很严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则认为“局势并非已经严重到要采取严厉措施的地步,整个东德的状况是比较乐观的。”事发当天,虽然Karlshorst 已命令其所辖区内的军事力量提高警惕,乌布利希却除了将这位第一区的党书记召至柏林进行“教育”外,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如此就导致6月17日最重要的几个小时里第一区的党组织竟然没有了领导。据Sokolovskii -Semyenov –Yudin的报告,在6月16日会议上,苏联方面也告知了乌布利希,Grotewohl, Herrnstadt,和 Zaisser苏联决定派军队到柏林去,这个决定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这份报告的描述就与众所周知的说法产生矛盾。原先的说法是那天早晨东德政府要求苏联派军队援助,并且苏联最初拒绝提供这种援助。(36)可能是Sokolovskii和 Semyenov 是想试图掩盖他们在处理混乱局势时的无能,才如此编造谎言。 ~0 L:c&V 退一步而言,统一社会党7月20目的报告也体现了对这次示威处理不当的批评。这份报告指出,统一社会党被挑衅造成的惊异完全控制了。基层党员委婉地反映群众不满之情的报告已遍及各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居然没有对6月16日的事件迅速作出反应,这就使党在事发之际显得措手不及。因此直到17日下午,区一级的党员大部分都离开了岗位。 Rm@F9D[, 尽管Grotewohl和他的顾问们坚信罢工和示威都是受西柏林指使的,但主要依靠获得取情报的苏联驻德代表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们却怀疑这场遍及各地的抗议行动是一场受西方煽动的“反革命行动”。6月16日晚乌布利希在Parteiaktiv的演说中表明了这种定性的说法,几乎与些并行发生的遍及全国的动乱和示威却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或者说在统一社会党人意识中形成这样一种先见)——这是一场西方精心策划的动乱。有证据表明Semyenov和 Soviet Chief of Staffs兼国防部副部长 Sokolovskill元帅(后者已在6月17日被派往苏军设在 Karlshorst 的总指挥部)收到一份来自东德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声称“美军在这次柏林动乱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者的角色。这份报告后又被送到了莫斯科。” Semyenov 和Sokolovskill 在6月19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根据被抓获的叛乱分子得知美国人亲自挑选和组织了大批西柏林居民并命令他们到东柏林发动叛乱,纵火焚烧建筑物等。并对与事者施以物质奖赏,对最积极的叛乱分子的奖赏是3个月的度假斯。在靠近苏占区边界的地段,美军官员驾驶高音喇叭车朝边界这一侧的东德政府喊话,对参加动乱者发出各项指令。来自东德地方各省的消息也证实动乱发生时,那里出现了来自西伯林和西德的美国间谍。(37) f/i[?
gw f'u[G?C 在6月24日Semyenov、Sokolovskill和Yudin发给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感觉。根据这份报告,这场动乱是由三个西方国家和其在西德的垄断资本帮凶共同精心策划的,是法西斯组织和其它主要受美国智囊机构领导下的组织指使的。这份报告中说:“6月17日,柏林苏占区出现了以传单形式到处散发的美国印发的鼓动计划,号召人民参加罢工和动乱,为推翻东德政府而斗争。”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也以同样的腔调声明动乱是在美国机构直接参与和指使之下的法西斯运动。 JL?|NV- 虽然 Sokolovskill -Semyenov -Yudin 的报告是在示威高潮过后几天写成的,但却表明了苏联代表已经认识到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纳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和随后的供应短缺已经引起了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之情,这才是引起动乱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中,为了与“新路线”政策达成一致,也承认党和政府犯的错误是引发群众不满的主要原因。 deutY.7g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西柏林一手煽动的这次暴乱。与艾森豪威尔的“收缩”措辞和其醉心于“心理战”的目的相反,无论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为试图在东德制造动乱而做准备,也没有为此而积极活动,甚至也没计划对“铁幕”那一边的局势进行大的干预。虽然美国设在柏林的电台及美占区电台(RIAS)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东德政府的有效的宣传攻势,随后又将东柏林发生的事变迅速向全国广播,但是在事态达到高潮的6月16日到17日,美国官员却保持了谨慎。虽然美国对群众的要求总体上表示支持,并以十分同情的口吻报道了抗议活动,但RIAS并没有像工人代表团那样号召实行总罢工。事实上,Sokolovskill-Semyenov –Yudin的报告证实了“RIAS”在其广播中表扬了那些起义者服从苏联官员的命令并且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根据统一社会党在动乱高潮时期的内部分析报告,RIAS在危机初期的广播是很正常的,统一社会党甚至为“敌人没有详细的情报”而备感庆幸。(38)东德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广播台在其初期的宣传中强调要慎重和节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当时的紧张局势(39)只是到了后来在一份题为“柏林事件期间敌方广播的角色”的研究报告中遣责RIAS的广播造成了一种假象,将东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夸大为男女老幼无不参与的大规模动乱。(40) n:JG+1I ;{"uG>#R RIAS在暴乱期间的谨慎手段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在6月18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CIA官员Allen, W. Dulles 指出:美国与煽动这次暴乱没有任何关系。(41)虽然苏军对群众起义的血腥镇压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时机” (42)并且可被视为“真实诺言的标志”,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使这次动乱升级,整个德国都对西方在这次事件中的软弱表现感到失望和不满,美国政府为了改进形象在随后的7月和8月开展了大规模的西方援助项目,这就加剧了东德的紧张局势并且表达了西方对东德人穷困状况的同情。(43)一份美国政府内部备忘录后来提到:“这次动乱是自发的对不满的表达……现在一致认为美控电台RIAS在将动乱消息从一个地区传往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期间动乱受到了美国食品援助项目进一步的刺激。”(44) r6e!";w:U 西方对这次动乱的干涉行为受到了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乌布利希的强烈谴责,指斥他们错判了动乱的严重程度和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反应。 wtfM}MW\ 与统一社会党内对“新路线”政策的支持和许多东德人要求政府辞职的呼声同时发生了自我批评运动和政治形势逐渐开明化,这就给乌布利希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领导权造成了新的威胁。在6月21日午夜仓促召开的第14次中央委会会议上,众人对乌布利希的领导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所允许发生的事情比工人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受到严重惨败还要糟糕”中央委员会成员Anton Ackermann叹息道。在Stasi 头目Zaisser 和Rudolf Herrnstadt的领导下,党报“Neues Deutschland”的编辑们形成的这帮反动集团开始设法要把乌布利希从党的总书记这一重要的职位上撵下来。在政治局内部的反对派则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计划为将要召开的第15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拟定基本文件。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他们要求改组领导层。 N0(($8G Sokolovskii- Semyenov –Yudin的报告揭示出在6月中旬和7月中旬之际,乌布利希同时受到党内反对派和苏联庇护者的反对以及这种挑战对乌布利希的职位形成的威胁的程度。下面的判断其正确性虽不能确定但却是可能的,即这些人对统一社会党领袖的控诉反映了那时候莫斯科平衡权力的需要,至少也反映了贝利亚周围那些反乌派的人的强大的影响及其代表的政策。这份报告指出:“乌布利希作为排除万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发起人和主要起草者,在实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未能将组织和技术措施与工人中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同时,这份报告也暗示乌布利希之所以受到苏联人的批评是因为他忽视了群众对政治的不满和零星发生的罢工,因为他懒于或者不愿执行苏联指令的返回路线,因此使“新路线”政策的发布变得毫无影响。最后,Sokolovskill, Semyenov, 和Yudin建议:将乌布利希同志的职位降为副总理,以若干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替换目前的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DE$T1pFV 7月8日起草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开始讨论之际,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斗争达到高潮。到这时政治局成员 Heinrich Rau, Elli Schmidt, Ackermann 和东柏林市长Friedrich Ebert 也加入了Herrnstadt 和Zaisser的行列。在这次争议极大的会议上,Zaisser支持选举Herrnstadt 来取代乌布利希的职位。根据Grotewohl的文件记录,Zaisser主张“把乌布利希排除在党的决策机构之外,决策机构处于乌布利希的控制之下对党而言是一种灾难。”乌布利希则明确的设法回避直接反对他的步骤,反驳道:“我并不认为我一定要当第一书记”并许诺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观点。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会议决定推迟采纳起草委员会的最终报告。(45) ?WrL<?r)}U 第二天,Grotewohl 接到苏联的命令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块被告知贝利亚已被逮捕,这意味着莫洛托夫和Gromyko周围奉行强硬路线一派的相关权力已被转移了。这一点对德国的局势有着重大影响,贝利亚的失势殃及了Zaisser 这一对乌布利希而言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再一次确信将获得苏联的支持后,乌布利希的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于7月14日闯入政治局会议,以司法部长Max Fechner主张对群众反对派予以宽大处理为名解除了他的职务。7月18日,乌布利希迫使Zaisser辞去Stasi主任之职。5天后,Herrmstadt 和Ackermann同时被开除出政治局。为了显示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乌布利希迫使第15次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会议于几天后恢复了他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位。到7月中旬,如同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乌布利希已经渡过了权力危机。 U,,rB( 两份档案分别从苏联和东德的角度为1953年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证据,尽管两份材料起源不同,日期各异,但却都描述了危机的发展过程,来龙去脉,并且两份材料都清楚的表明这次危机决不仅仅局限于6月17日,也不仅仅局限于东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