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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

2007-11-26 04:05

以下概括介绍的两份档案，一份新近发现于俄罗斯外交部，另一份新近发现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前一份①是1953年6月24日由苏联官员V. Sokolovskii②,V.Semyenov③和P.Yudin④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N.A.Bulganin 提交的报告;后一份⑤是1953年7月20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Principal Organs of the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s”的报告.这两分档案使我们对苏联和民主德国内部对1953年6月16日—17日发生于民主德国(GDR)的这次动乱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在作者和其他研究人员对SED档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介绍对1953年东德动乱的新发现外，主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两份档案材料。1953年动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2年7月，当时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对民主德国强制实行社会化和军事化法令。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苏联主要致力于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域内建立和巩固权力，这种权力究其实质是一种残暴的共产主义独裁制度，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民主，而且也不赋予德国人以基本的公民权利。最迟到1952年，统一社会党已经取得了在政权、政治、经济方面支配力量——包括迅速扩大的社会威望和群众爱戴⑥。与此同时，在他们“一个德国”目标的设想之外，苏联和其掌握下的东德傀儡政权维持着一种克制的外表。
　　随着1952年3月“斯大林照会”遭到西方的拒绝和1952年5月“波恩和欧洲防务区条约”（巴黎条约）的签订，统一社会党政权关闭了通往西德的地区边界（划分边界线）—Operation Ungeziefer [Operation weed]。当时边界两侧人员仍可往来，但随着沿着此线的隔离区的建立，使苏联对该地区成千上万居民的暴政得以巩固，也阻止了日益增加的难民流动，同时这一行为也标志着那些持有“一个德国”主张的人历来抱有的幻想破灭了。⑦

　　统一社会党从此抛弃了一切节制的伪装，并且声称“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状况，还是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者的觉悟都有了很大发展”，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苏联提出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令，并把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⑧从经济学角度着眼，“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强调要以牺牲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为代价来建立和壮大重工业，要以延长工时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飞越，这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初衷相符。统一社会党政府还采用了一种无情的合作化机制，强迫个体农民加入到一种所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中，凡不参加者将被课以极高的政府强制缴纳配额（LPGS），此举迫使许多农民逃往西德。这种对农业结构的肆加破坏就导致了1953年春遍布东德的严重粮荒。尔后，强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对此开出的药方竟然是以对私营企业课以限制性税收为手段，开展运动反击工业和贸易领域的私营部门。1953年4月，小企业主不能再领取限量供给卡、被迫到高价政府商店购买食品。以上的重建政策和苏联的军事化命令给东德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东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增添了许多困难。⑨
　　乌布利希曾在党代会上胜利地宣布，“政府的力量将成为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主要工具。”⑩举例为证，1952年10月通过的《保护人民财产法》标志着一种极端残暴罪恶的司法系统权力达于顶峰，这种司法系统将“阶级斗争”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如类似反政府声明（鼓吹联合抵制）和黑市交易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将遭到从重处理和刑罚，仅1953年前三个月就有7775人被逮捕。⑾即使一些杰出的统一社会党成员也成了造成经济危机加剧的替罪羊。1952年12月，贸易和生产部长Dr.Karl Hamann被捕。一个月后，外交部长 Georg Dertinger 也被捕。统一社会党内部的清洗还殃及政治局（politburo）成员Paul Merker和其他杰出的东德共产主义者。伴随着政治压制的加强，政府亦对教会展开猛烈围剿，原因是教会保存了反动思想。
　　1953年春，东德国内的形势已近乎“内战”边缘。尽管签订了边界划分协议，东德人依旧成千上成万的出逃，每月达到15000—20000人。在全国范围内都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的征兆，无论是在大型工业规划区中还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当中⑿，这种征兆都十分明显。然而东德领导人依旧顽固地坚持其“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自欺欺人和盲目的态度应对日益增长的危机；1952年9月成立的政治局难民问题委员会认为只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措施就能解决难民问题。⒀破坏经济的行为和敌意行动受到谴责，因为这类行为加剧了经济困难；同样，其他任何只要会对政府造成压力的行为也一并受到指责。1953年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在回顾了“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得失之后认识到了某些困难，但是却强调要强化现行政策的执行。⒁由于低估了日益增长的危机，东德政府加强了与教会的对抗，5月28日下令将工时延长10%。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新的领导集团开始推行“和平进攻”政策，然而东德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残酷镇压方式恰与这一政策相违，于是便引发了1953年4月下旬到5月间莫斯科对德政策的大讨论。在5月27日召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分歧达于顶点，这次会议试图“弄清是什么原因造成大批东德人逃亡西德？如何来取措施来扭转东德现存的政治经济不利局面”⒂。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比较零散的证据，秘密警察局长Lavrenti Beria 被控以“反对在东德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罪名，总理Georgi M.Malenkov也紧随其后遭到了同样的指控，这正是 Nikita S. Khrushchev， Molotov和副外长 Andrei Gromyko所乐于看到的。也许是从情报渠道获知了关于东德严峻形势的更为准确的消息，同时也出于故意挑战莫洛托夫在其所主管领域的地位，贝利亚表现出一副支持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德国政府的态度，尽管现有材料尚不能完全搞清贝利亚的清晰意图。

尽管如此，苏联领导集团对东德日益恶化的局势还是达成了统一意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日在莫斯科发表了对外公报，题为“关于恢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势的措施”。这项公报承认各种职业和背景的大批东德公民逃往西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上的持续存在构成了严重威胁，建议东德政府结束对农业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和对私营企业的取缔政策，以便修改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放松政治司法管制和军事管制。公报命令东德政府终止对教会的高压措施并指责乌布利希政府“执政冷酷”，可是公报却并未明确要求废除延长工时这一引起争议的政策。由于作为KGB头目的贝利亚明确主张要把莫斯科对德政策来一个激烈地转变，公报要求把国家重新统一的这场政治斗争和和平条约的达成这两大任务置于全体德国人关注的中心，公报还赞同将来要把东德的形势和整个德国的形势还有国际形势联系到一起来考虑，这样才能正确判断政治局势。⒄

　　1953年6月2日—4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和Otto Grotewohl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上述公报决议即在此时传达给了这两位领导人。Grotewohl指出苏联领导人表达了他们“对东德局势的严重关切。”⒅与此同时，两位德国领导人得到了苏联方面关于大量增加援助和减低赔款的承诺，这两项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新的苏联对德事务委员会取代旧有的苏联中央委员会（SCC）的完成。尽管给莫斯科留下不好的印象，⒆（Grotewohl）在随后的几天里（1953年6月5日-9日）与东德领导集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在6月11日对外发布了著名的“新路线”公报。⒇作为对6月2日莫斯科公报中所提出的转变的补充，“新路线”公报包含了如下内容：对所有东德难民实行大赦，扶持中小私营企业，对跨区旅游和居住实行更自由的政策，减轻对教会的压制，确保为中产阶级颁发定量供给卡。令人费解的是工人阶级反倒成了唯一没有从新路线政策中获得好处的团体，强行实施的延长工时命令原封未动。
　　猝然发布的“新方针”引起了统一社会党党员和东德人民的震惊。无论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还是Karl schirdewan 领导的中央委员会“Principal organs of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的成员都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们提交的报告都坦白的表达了党员和群众广泛存在的失望，不信任，还有显而易见的困惑不安情绪。和政治局的期望的恰恰相反，公报标志着统一社会党最终破产和走向灭亡。（21）许多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低层党员“对党高层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表示不可理解，”（23）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而且有些“恐慌”；（23）其他人则要求乌布利希辞职；更多的人则退党了事。（24）
　　报告中提到的群众的反映则要简单些。例如来自seehausen 镇基层党组织的报告说：“全村的人都喝酒去了,为(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健康而干杯”。（25）许多东德人不仅把“新路线”公报看成是乌布利希政权的垮台，而且很明显是西德施压的结果。（26）随着政府的权威每况愈下，统一社会党领导集团对日益恶化的农业地区局势尤感惊惧。先前的大土地所有者业已逃往西德，此时，他们也不明白东德政府为何停止实行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合作化政策下的农民预料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会回来，为此他们故意表现出一种不安的迹象，他们意识到农业合作化政策不久将遭废除，因此他们的工作将毫无目的可言。（27）在几天的时间内，农业合作化制度已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这就迫使党中央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农村地区，忽视了正在日益恶化的工业地区的局势。
　　根据统一社会党最新披露的档案，当时城市工人明确而急切地提出了政治很强的要求。这些档案显示了工人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新路线政策在工人中的接受程度。统一社会党控制的“Free German Federation of Union ”在动乱前三天向政治局密报了这些“消极言论”，即工人的要求不仅局限于废除延长工时，而且要求对政策失误负有责任的领导人严加惩处并迫其辞职；对许多德国人而言，统一社会党已毫无威信可言，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工作无能，不适合继续掌握领导权。许多讨论会上都挂出了诸如“打倒统一社会党老板”和“打倒社会主义”之类的标语。
　　尽管6月上旬有一些不稳定的迹象和零星的罢工，统一社会党仍然强作镇定。由于低估了遍及全国的不满情绪，统一社会党于1953年6月13日批准了争议极大的延长工时的法案，此举加剧了工人的不满，那时，反抗者的力量已经有所增强。根据前国家安全局（Stasi）的一份报告，就在同一天，在一次下班途中，柏林东南Muggel湖畔“Bettenhaus 　　Friedrichshain建设工地的工人们一边发泄着他们的不满一边决定几天后与其他建设工地的工人代表一起联手采取非常举动迫使Grotewohl作出最终让步。这件事情在统一社会党7月20日的报告中也有所提及。Grotewohl的决定（见Grotewohl文件）遣责了那种认为将工时延长10%对工人而言是“巨大的痛苦”的说法。与拥有大地产的农场主和获得财产补偿的企营企业主相比照，工人要求废除将工时延长10%的方案，并在最后威胁道：群情激愤的工人阶级一致要求Grotewohl必须在明天中午以前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29）
　　受工厂工会的委派，一个称为“Felting ”的四人代表团来到了Grotewohl的办公地点并向Grotewohl的助手Ambree和 Plaschke 递交了一份决议，Ambree 和Plaschke一边表示乐于帮助其解决困难，一边又尽最大努力说服他们接受延长工时的必要性。后来，两名Grotewohl的助手 Tzschorn 和Eisermann获知了有关情况，他们指出由于统一社会党柏林区长官 Baum强制行延长工时的政策而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Baum 素以强硬闻名，他低估了局势并将其简单地归为敌对势力的破坏，由于没有接受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他的一举一动反而为敌对势力创造了机会。Tzschorn告诫Grotewohl如果不在早晨7点之前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工人将继续罢工。在他给Grotewohl的备忘录中，Tzschorn补充写道：在 Baum 看来，“这显然是一场西柏林控制的大规模行动，今天的罢工行动已经蔓延到好几个工地。他们此举就要反复敦促总理Grotewohl尽快做出决定。”Tzschorn由于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并且在造成工人不满的真正根源这一重大问题上误导了Grotewohl，他建议Grotewohl对工人做些让步。（30）

腓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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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6月16日清晨，一名工会领袖和15名鼓动者（没有政府高级官员）出现在了 Friedrich shain的建设工地上——显然是试图说服工人接受延长工时的方案。在这倍受关注的气氛里，hospital部长下令关闭大门，这使工人误以为他们将遭逮捕。在很短的时间里，消息就传到了位于东柏林中心地区斯大林大街的 Block 40建设工地，那里的工人们随即举行了示威支持他们的同伴。数百名工人突破了hospital门并开始向市区游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游行者设法弄到了两辆宣传车，这就使工人们得以广泛宣传他们拟议中的第二天7点在 Strausberger platz举行罢工和示威的号召。仅过了几个小时，就有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统一社会党设在 Wilhelmsstra Be的政府总部“ Haus der Ministerien ”前举行抗议活动。为了给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威胁，另有一批人向设在Wilhelm-Pieck大街的统一社会党总部进发。（31）
　　政治局委员们正聚集在那里召开周二例会，他们对当时柏林大街小巷发生的情况是否了解尚不得而知。在游行者的压力下。政治局委员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废除延长工时的决议，遣责个别部门强行推行此项政策的冷血行为和那些在工人中间制造混乱的恶意的挑拨者。同意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延长工时。但是，这项解决方案显然来得太晚以致于无法满足抗议者的要求。 Fritz Selbmann部长和 Robert Havemann教授尽管很早就赶到政府大楼前试图安抚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但也是徒劳。只是到了下午，示威者才慢慢散去，大部分人又向斯大林大街折返。但是，零星的抗议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深夜。（32）
　　那天晚上，身负重任的柏林统一社会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柏林“Parteiaktiv ”聚集在Friedrichsstadtpalast 开会。为了显示团结和坚定，在Grotewohl和乌布利希率领下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出席这一3000人会议。作为对当天事变的回应，Grotewohl和乌布得希承认党在领导上犯了错误，并批评了“冷酷监管”和警备措施。尽管这种回应尚属明智，统一社会党领导们继续对局势做出极端错误的判断：“乌布利希向柏林的党员讲道：“是的，我们犯了错误，便现在的任务是反省内心，从我们今天的教训中总结出正确的理论。明天，要更加深入群众！……我们要动员全党——直到最后一名党员！……明天早晨全部党在工厂、住宅区和其他机构当中的组织都要行动起来，任何地方都要有党员警戒，看看有没有西柏林挑

拨分子在搞破坏！”（33）由于将动乱之因归为内部的煽动，统一社会党认定一场庞大的宣传攻势可以平息危机。
从6月16日夜到6月17日晨，柏林罢工和示威的消息就如同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民主德国。6月17日清晨，东德大部分地区工厂的工人都决定罢工和游行。从所有东柏林市区和邻近郊区出发，群众开始了称为“Hausder Ministerien ”的游行。上午8点，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抗议者已达15000人，9点抗议者已增至25000人。据西柏林警察报告，截止上午9：40，已有60000人开始向政府部门游行。政府派往出事地点的数量有限的警力很快就被人群突破。10点至11点之间80—100人设法打破了安全门冲进了政府大楼，强烈的示威运动眼看就要盖过人民警察部、安全局和军队的力量了，这些部门开始采取防卫措施。东柏林的态势和整个民主德国的态势交相辉映。根据最近的估计，在整个东德有350个市镇超过500000人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游行，其中有些地方发生了袭击监狱和党部大楼的事件。（34）
　　Sokolovskill-Semyenov-Yudin和统一社会党的报告提供了一部分关于6月17日示威活动的有趣数据。将统一社会党报告的数据与西方报告的数据加以比较，苏联认为到上午9点时，已有30000人（统一社会党报告25000人）聚集在民主德国政府大楼前示威。据苏联方面报告，在那天，20万工人中有8万参加了罢工。
　　尽管不稳定的迹象越来越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却对遍及整个东德的抗议情绪感到震惊而不知所措。在面临全面罢工威胁的条件下，东柏林警察局长Waldemar Schmidt早在6月16日就曾向苏联方面要求军事援助。乌布利希也曾在6月17日清晨秘密指示安全局长 Wilhelm Zaisser 和东德武装部队[Kasernierte Volkspolizei (KVP )]司令Heinz Hoffman，要求他们部署KVP。但由于他们的可靠性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只好将其降格为最后一手反击措施。上午10点，政治局委员们在党的总部“ House of Unity”开会，但在10：30，牢固控制着政府权力的苏联最高专员Semyenov命令他们到 Karl shorst 的苏联总部去继续开会。决策过程因此中断，政治局委员们后来被分别派往各主要城市去努力恢复政治秩序。乌布利希、 Grotewohl、 Zaisser 和Herrnstadt留在了苏联最高委员会总部。据Herrnstadt的文件，由于当时“RIAS正在播送‘东德境内已经没有政府了’这条消息，” Semyenov 在这点上与他们有分歧。Semyenov和他的苏联同志们坐在一起，激烈地辩称：“这几乎是真的！”几个小时后，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接到通知，莫斯科已命令他们在下午1点前对东柏林实行军管令，后来，军管令逐渐扩展到217个城区和农业区中的167个。（35）
　　据目击者报道，苏军坦克早在6月17日清晨就开进了柏林市郊，起初并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政府大楼。过了中午以后，苏联军车才开到政府大楼附近。在一个小时内，苏联坦克重新控制了政府大楼周围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对附近 Potsdamer Platz的示威者进行杀戮。尽管已经宣布了军管法，示威和暴乱一直延续到晚上，实际上，零星的活动还持续了好几天。
　　Sokolovskii-Semyenov-Yudin 6月24日的报告反映了苏联方面对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愤怒和沮丧，指责他们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面。这份报告指出东德的安全机构早在6月14日就得知了有关抗议延长工时的罢工计划。尽管在6月16日夜间的一次会议上，苏联官员曾警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这个城市已经发生的动乱的性质看来很严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则认为“局势并非已经严重到要采取严厉措施的地步，整个东德的状况是比较乐观的。”事发当天，虽然Karlshorst 已命令其所辖区内的军事力量提高警惕，乌布利希却除了将这位第一区的党书记召至柏林进行“教育”外，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如此就导致6月17日最重要的几个小时里第一区的党组织竟然没有了领导。据Sokolovskii -Semyenov –Yudin的报告，在6月16日会议上，苏联方面也告知了乌布利希，Grotewohl, Herrnstadt,和 Zaisser苏联决定派军队到柏林去，这个决定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这份报告的描述就与众所周知的说法产生矛盾。原先的说法是那天早晨东德政府要求苏联派军队援助，并且苏联最初拒绝提供这种援助。（36）可能是Sokolovskii和 Semyenov 是想试图掩盖他们在处理混乱局势时的无能，才如此编造谎言。
　　退一步而言，统一社会党7月20目的报告也体现了对这次示威处理不当的批评。这份报告指出，统一社会党被挑衅造成的惊异完全控制了。基层党员委婉地反映群众不满之情的报告已遍及各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居然没有对6月16日的事件迅速作出反应，这就使党在事发之际显得措手不及。因此直到17日下午，区一级的党员大部分都离开了岗位。
尽管Grotewohl和他的顾问们坚信罢工和示威都是受西柏林指使的，但主要依靠获得取情报的苏联驻德代表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们却怀疑这场遍及各地的抗议行动是一场受西方煽动的“反革命行动”。6月16日晚乌布利希在Parteiaktiv的演说中表明了这种定性的说法，几乎与些并行发生的遍及全国的动乱和示威却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或者说在统一社会党人意识中形成这样一种先见）——这是一场西方精心策划的动乱。有证据表明Semyenov和 Soviet Chief of Staffs兼国防部副部长 Sokolovskill元帅（后者已在6月17日被派往苏军设在 Karlshorst 的总指挥部）收到一份来自东德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声称“美军在这次柏林动乱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者的角色。这份报告后又被送到了莫斯科。”　　　　Semyenov 和Sokolovskill 在6月19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根据被抓获的叛乱分子得知美国人亲自挑选和组织了大批西柏林居民并命令他们到东柏林发动叛乱，纵火焚烧建筑物等。并对与事者施以物质奖赏，对最积极的叛乱分子的奖赏是3个月的度假斯。在靠近苏占区边界的地段，美军官员驾驶高音喇叭车朝边界这一侧的东德政府喊话，对参加动乱者发出各项指令。来自东德地方各省的消息也证实动乱发生时，那里出现了来自西伯林和西德的美国间谍。（37）

　　在6月24日Semyenov、Sokolovskill和Yudin发给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感觉。根据这份报告，这场动乱是由三个西方国家和其在西德的垄断资本帮凶共同精心策划的，是法西斯组织和其它主要受美国智囊机构领导下的组织指使的。这份报告中说：“6月17日，柏林苏占区出现了以传单形式到处散发的美国印发的鼓动计划，号召人民参加罢工和动乱，为推翻东德政府而斗争。”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也以同样的腔调声明动乱是在美国机构直接参与和指使之下的法西斯运动。
　　虽然 Sokolovskill -Semyenov -Yudin 的报告是在示威高潮过后几天写成的，但却表明了苏联代表已经认识到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纳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和随后的供应短缺已经引起了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之情，这才是引起动乱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中，为了与“新路线”政策达成一致，也承认党和政府犯的错误是引发群众不满的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西柏林一手煽动的这次暴乱。与艾森豪威尔的“收缩”措辞和其醉心于“心理战”的目的相反，无论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为试图在东德制造动乱而做准备，也没有为此而积极活动，甚至也没计划对“铁幕”那一边的局势进行大的干预。虽然美国设在柏林的电台及美占区电台（RIAS）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东德政府的有效的宣传攻势，随后又将东柏林发生的事变迅速向全国广播，但是在事态达到高潮的6月16日到17日，美国官员却保持了谨慎。虽然美国对群众的要求总体上表示支持，并以十分同情的口吻报道了抗议活动，但RIAS并没有像工人代表团那样号召实行总罢工。事实上，Sokolovskill-Semyenov –Yudin的报告证实了“RIAS”在其广播中表扬了那些起义者服从苏联官员的命令并且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根据统一社会党在动乱高潮时期的内部分析报告，RIAS在危机初期的广播是很正常的，统一社会党甚至为“敌人没有详细的情报”而备感庆幸。（38）东德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广播台在其初期的宣传中强调要慎重和节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当时的紧张局势（39）只是到了后来在一份题为“柏林事件期间敌方广播的角色”的研究报告中遣责RIAS的广播造成了一种假象，将东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夸大为男女老幼无不参与的大规模动乱。（40）

　　RIAS在暴乱期间的谨慎手段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在6月18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CIA官员Allen, W. Dulles 指出：美国与煽动这次暴乱没有任何关系。（41）虽然苏军对群众起义的血腥镇压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时机” （42）并且可被视为“真实诺言的标志”，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使这次动乱升级，整个德国都对西方在这次事件中的软弱表现感到失望和不满，美国政府为了改进形象在随后的7月和8月开展了大规模的西方援助项目，这就加剧了东德的紧张局势并且表达了西方对东德人穷困状况的同情。（43）一份美国政府内部备忘录后来提到：“这次动乱是自发的对不满的表达……现在一致认为美控电台RIAS在将动乱消息从一个地区传往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期间动乱受到了美国食品援助项目进一步的刺激。”（44）
　　西方对这次动乱的干涉行为受到了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乌布利希的强烈谴责，指斥他们错判了动乱的严重程度和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反应。
　　与统一社会党内对“新路线”政策的支持和许多东德人要求政府辞职的呼声同时发生了自我批评运动和政治形势逐渐开明化，这就给乌布利希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领导权造成了新的威胁。在6月21日午夜仓促召开的第14次中央委会会议上，众人对乌布利希的领导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所允许发生的事情比工人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受到严重惨败还要糟糕”中央委员会成员Anton Ackermann叹息道。在Stasi 头目Zaisser 和Rudolf Herrnstadt的领导下，党报“Neues Deutschland”的编辑们形成的这帮反动集团开始设法要把乌布利希从党的总书记这一重要的职位上撵下来。在政治局内部的反对派则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计划为将要召开的第15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拟定基本文件。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他们要求改组领导层。
　　 Sokolovskii- Semyenov –Yudin的报告揭示出在6月中旬和7月中旬之际，乌布利希同时受到党内反对派和苏联庇护者的反对以及这种挑战对乌布利希的职位形成的威胁的程度。下面的判断其正确性虽不能确定但却是可能的，即这些人对统一社会党领袖的控诉反映了那时候莫斯科平衡权力的需要，至少也反映了贝利亚周围那些反乌派的人的强大的影响及其代表的政策。这份报告指出：“乌布利希作为排除万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发起人和主要起草者，在实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未能将组织和技术措施与工人中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同时，这份报告也暗示乌布利希之所以受到苏联人的批评是因为他忽视了群众对政治的不满和零星发生的罢工，因为他懒于或者不愿执行苏联指令的返回路线，因此使“新路线”政策的发布变得毫无影响。最后，Sokolovskill, Semyenov, 和Yudin建议：将乌布利希同志的职位降为副总理，以若干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替换目前的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7月8日起草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开始讨论之际，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斗争达到高潮。到这时政治局成员 Heinrich Rau, Elli Schmidt, Ackermann 和东柏林市长Friedrich Ebert 也加入了Herrnstadt 和Zaisser的行列。在这次争议极大的会议上，Zaisser支持选举Herrnstadt 来取代乌布利希的职位。根据Grotewohl的文件记录，Zaisser主张“把乌布利希排除在党的决策机构之外，决策机构处于乌布利希的控制之下对党而言是一种灾难。”乌布利希则明确的设法回避直接反对他的步骤，反驳道：“我并不认为我一定要当第一书记”并许诺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观点。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会议决定推迟采纳起草委员会的最终报告。（45）
　　第二天，Grotewohl 接到苏联的命令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块被告知贝利亚已被逮捕，这意味着莫洛托夫和Gromyko周围奉行强硬路线一派的相关权力已被转移了。这一点对德国的局势有着重大影响，贝利亚的失势殃及了Zaisser 这一对乌布利希而言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再一次确信将获得苏联的支持后，乌布利希的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于7月14日闯入政治局会议，以司法部长Max Fechner主张对群众反对派予以宽大处理为名解除了他的职务。7月18日，乌布利希迫使Zaisser辞去Stasi主任之职。5天后，Herrmstadt 和Ackermann同时被开除出政治局。为了显示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乌布利希迫使第15次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会议于几天后恢复了他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位。到7月中旬，如同统一社会党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乌布利希已经渡过了权力危机。
　　两份档案分别从苏联和东德的角度为1953年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证据，尽管两份材料起源不同，日期各异，但却都描述了危机的发展过程，来龙去脉，并且两份材料都清楚的表明这次危机决不仅仅局限于6月17日，也不仅仅局限于东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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