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208 爱心: 4377 点 金钱: 7473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5-16 | Re:田飞龙:论新时代“一国两制” ——中评2018两会专访 要从三个层面理解“有序推进民主” 2E@ ! ]w)*8 w.) 中评社问: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民主”,您认为香港未来应该如何使民主回归到习主席提到的这个“有序”的轨道上来? ;OE= ;\ a0s6G3J+9 田飞龙:应该说“占中落幕”和政改失败后,香港“反对派”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他们主导的议程,按照民主回归论的思路,就是寻求特首普选和立法会普选,作为他们立党团结和社会抗争的主要目标,甚至不惜为了这个目标发动违法的“占中”。但是采用占中这个方式并没有凝聚起足够的社会共识,也没有争取到中央的理解和信任去实现基本法内置的“双普选”目标。虽然遭遇了政改进展的一个重大挫折,但是香港民主化普选本身并没有结束,这只是暂时遇到了挫折,而停留在某个中间阶段,处于并没有完成、也没有结束的状态。我在《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尾章中判断“香港政改未完待续”,现在想来非常准确。 4{[cXM8*j }w,^]fC: 根据中央的831决定,在一定的条件下,重启政改是可能的。而且中央在若干重要场合也反复重申,香港要有序地推进民主,中央的门是打开的,要看香港社会的表现,主要是看“反对派”的政治和解与忠诚化的表现。 n'dxa<F2| K
>-)O=$s “有序推进民主”的这个“序”,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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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第一个层面是法律层面。民主化普选作为地方自治的一个政治议题,必须要在国家主权利益兼容兼顾之下去安全地展开,而不是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地展开。所以这个“序”是法律上必要的制度约束和程序要求,表现在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关于普选循序渐进的规定以及在人大831决定中有具体的安排。831决定是在“占中”的威胁之下释放中央最大可能善意的一个普选的宪制框架,应该说是中央在周全考虑了国家安全利益以及香港居民要求普选的民主诉求之间多重因素后作出的一个平衡性的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是真正符合基本法要求的。 Do&em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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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6c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秩序层面。中央掌握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这是一个显著的宪制前提,也是政治事实。政改是否能够重启?如何能够往前走?这需要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反对派”自身进行反思和转化变成“忠诚反对派”。也就是说可以和建制框架进行斗争,但不能把基本法这个桌子掀了,搞颠覆性的政治对抗。如果香港“反对派”不能走出政治和解的决定性一步,中央就不能够信任香港社会普选之下的国家安全,我个人觉得很难重启民主化向前走。 6b-j 1|+Zmo" 第三个层面是香港社会的共识程度,或者说是民意的共识程度。普选要在香港社会各阶层达到共识的情况下往前推进,普选可能会涉及到香港政治结构和生态的重大变迁,使得香港社会,比如工商阶层与劳工大众阶层之间的利益保护发生变化。应该在各阶层均衡参与的情况下取得充分共识,才能够向前走,所以它既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法律秩序,又要符合中央信任的政治支持,此外还要符合香港多数主流民意及各阶层达成的均衡性共识。 (|(#W+l~ d"7l<y5 这三个层面的基本条件都成熟了,“有序推进民主”才能够成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之下的一个理性议题和议程,才能够获得重新发展。 x{$~u2| b IS3 6$d3Ap@Gl “一国两制”已经发展到有序融合的阶段 p4ML }q8 ywPFL/@ 中评社问: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您认为在新时代发展中“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保持活力? FIB 9W@oao c[/h7!/aH 田飞龙:“一国两制”本身比较特殊,一方面要运用好“两制”的差异来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来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这种差异性被放大而产生“两制”对“一国”的背离。如何辩证平衡、动态地把握“一国两制”的内部张力,积极消解它的复杂张力,是非常关键的。在新时代把握好“一国两制”的活力,使之继续有利于香港和国家,首先要全面、准确的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宪制性安排及其国家理性。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央坚定地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整体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方案是顶层安排,“一国两制”必须要有利于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谈论“两制”。如果说旧有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是国家依赖香港平台“走出去”,学习香港进行初期现代化,那么今天随着中国治理全球化的主场时代到来,香港应该更多地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香港和国家关系的变化,也会带来“一国两制”实践重心的变化。 qac4GZ FG?69b> 目前“一国两制”已经发展到,我称之为“有序融合”的阶段,通过这种“有序融合”,为香港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提供新的通道和机遇,同时也使得香港独特优势,转化为国家所需,达到一种新的理想均衡状态。这也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要长期探讨的课题,而新时代为这个课题的解答、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促使特区政府和香港各阶层不断反思,调整自身的低迷姿态,努力跟上国家战略思维和发展节奏。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人会不适应被淘汰,也会有一些人抓住新的机遇,完成个人和国家命运的重新结合。这本就是“一国两制”发展自然而然要展现的样态。“一国两制”既然赋予香港社会高度自治,即意味着香港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高度化的,只是国家在既往并未强调和凸显,但并非不存在。这也是符合法理上的公平原则的。在新时代跟上国家发展,对香港的挑战也非常大。从习主席“七一讲话”到十九大报告,相信香港社会也有捕捉到非常关键的信息,去重新理解、适应,运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使得香港仍然可以作为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的一颗“东方明珠”继续绽放光彩。 n+C,v.X ~6:<OdQ 国家发展战略为香港“二次飞跃”提供新机遇 JZCRu_M>| K):MT[/" 中评社问:您之前接受中评社采访时曾提到,香港社会目前存在的经济结构老化、贫富分化严重、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您认为香港应如何借力中央,来促进社会发展的转型和调整? eyx;8v cM W6b5elH@ 田飞龙: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其回归以来的基本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在发达经济体中排名比较靠前,每年关于香港经济的自由度、活力,包括司法、法治排名也都非常靠前。但它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青年人向上流动困难、本地发展空间受限、创新激励机制不足,其相对保守的公务员体系创新力与政策设计能力不足,缺乏对国家政策深入理解的治港人才等,这些都限制了香港社会的持续发展。 U\_-GS;1 rPk=9I 在新时代,香港社会必须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个与香港紧密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香港的“二次飞跃”。“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意义非常重大,这相当于开启了香港社会“再国际化”的进程,因为香港旧有的国际化依托于欧美,依托西方经济全球化,这种依托在当代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逆转。目前西方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均表现出西方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不足,以及全球化发展出现颓势,相对来说中国经济日益表现出一种外向型、包容型的发展态势。 ]3+xJz~= 5<?O S &B 走进新时代,香港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 DOr()X (#4 田飞龙:香港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再国际化,以保住其国际性的金融贸易地位,这既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机遇。再有,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角度来讲,通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来融入国家,可以连带解决香港社会一系列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问题,比如青年人就业、培训、实习、养老、买房、交友等。比如现在出现的港女北嫁、台女北嫁这种联姻关系的重新平衡,这也是地区融合的一种自然而正当的需要。 %:^|Q;xe YW|KkHi* 粤港澳大湾区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城市规划、产业合作、人员社会保障、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协调方面会越来越深地进行融合,这也能解决香港社会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是香港的制度与技术优势的输出及对国家与地区发展的持续贡献。无论是在“一带一路”新的经济大框架之下的再国际化的再定位,还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国家化和区域融合的重塑身份,对香港来说,都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w?&4 b~M3j& 国家政策大门是打开的,国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优先提供给香港。香港社会是否能利用好,很大的责任在于自身,这既是考验,也是机遇。很多事情国家并不能完全替它着想和解决,不可能包办,故香港的意愿和能力很关键。在与国内其他城市之间越来越公平的制度竞争当中,香港是否能依然保持优势,这要留给公平的制度框架下的实际竞争来解决。 {"cS:u UR/lM,N; 联席会议制度是“两制”的互动机制 m{U+aqAQK "y %S.ipWG 中评社问:去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在京签署,香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备受期待,《安排》中还特别设计了联席会议制度保障落实。您能具体介绍一下联席会议制度吗?这一制度会如何在保障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呢? !9$xfg} ^>g7Kg"0 田飞龙: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国两制”当中“两制”互动的一个机制,它解决的是香港基于高度自治权的基础上,与内地相关省市进行密切合作的需求,包括和国家部委之间的互动。联席会议制度能够及时地就“一带一路”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当中一些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提供一个行政协商的平台,能够比较高效率的去解决“两制”之间的区域和制度隔离所造成的对互动融合不利的安排,及时去更正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LS$:%i4 J9tQ@3{f 联席会议制度在既往香港和国家的互动中已经起了作用,比如说CEPA的签署,广东的服务贸易对香港的开放,以及现在的“一地两检”,都涉及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之间平等协商及合作安排,也涉及到国家部委的规划,以及中央权力对地方合作的确认和政策保障。这是“一国两制”的深入发展,也是香港融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所必需的。在具体的行政协商机制上,联席会议制度起到政策沟通和意向互动的政策协商制度平台的作用,在这个自由平台上将来还要运行其他一系列的议题,以有效促进特区政府利用好“一国两制”的宪制红利,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及国家的更大发展。 ,ZVC@P,L z}Qt6na]- (记者 李娜 助理记者 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