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206 爱心: 4376 点 金钱: 7471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5-14 | 以至于“先进的中国人”未必能够区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与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破产正好凸显了俄国革命者的不同凡响之处。人们骤然发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立刻颁布了《和平法令》,在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提出立即和谈和停战的建议,并宣布废除沙俄和临时政府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从1917年11月9日起,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公布了100多份秘密外交文件。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政权颁布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起草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在宣布取消沙皇政府签订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以及俄国侵占君士坦丁堡的各种秘密条约的同时,重申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原则,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918年1月25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重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31]后一方面明确地标志着欧洲视野中的“东方问题”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关系中的“东方问题”——十月革命将落后的东方民族与先进的西方民族同时组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之中了。 I,;)pWX=@ 因此,民族自决权不再是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无关的、仅仅是东方反对民族压迫和奴役的局部斗争,而是构筑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战线的现实可行的战略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但标志着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诞生,而且也意味着俄国革命者已经将被压迫民族纳入“革命阶级”的范畴——20世纪的革命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正由于此,中国和东方伊斯兰教国家及其政治领袖从没有像卢森堡那样,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指责俄国革命。他们不是从欧洲工人运动的角度,而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的角度,看待俄国革命的意义,并从这里出发寻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互联系。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人民或人民群众这一内涵和外延不断滑动的政治范畴就是由这一新的全球视野所激发的。这一不同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这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对世界关系的改造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俄国革命与亚洲革命的历史联系(甚至连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者也需要许多年才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潜力)所决定的。 8msDJ{,X 在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并于次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不久,列宁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亚洲的觉醒》(1913)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32],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33]。列宁的判断是他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这一将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相互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列宁把俄国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这一定位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的方面,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他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34]尽管列宁对中国革命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但当问题从亚洲革命转向俄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时,他的立场是“西欧派”。19至20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俄国精神视为东方与西方、亚洲和欧洲两股力量的格斗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亚洲是和野蛮、中世纪、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范畴,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革命本身带有深刻的亚洲性质(即这一革命针对着俄国这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野蛮的”、“中世纪的”和“落后可耻的”社会关系)而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P|U>(9;P, 亚洲在世界历史修辞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对于亚洲近代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在阅读了孙文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列宁对这位中国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孙文的纲领是空想的和民粹主义的。在他看来,“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因而它必须先完成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他娴熟地运用历史辩证法,一方面断言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因为它背离或超越了历史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亚洲”性质,这个“反革命的纲领”恰恰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35] |_*1/Wz@ 列宁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于他对1861年俄罗斯改革,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所做的长期思考。1861年,在与英、法进行的以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为目的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如果以最为简略的方式勾勒这场改革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忽略如下两点:第一,这场改革不是源自俄国社会内部,而是产生于外部压力;第二,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俄国农民却为这个由上至下的工业化过程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列宁断言1861年产生了1905年,其原因即在于此。[36]从1861年改革到1905年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村社经济,但土地集中现象未能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而是导致了村社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它们重新归还给他们的强烈要求。[37]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样重返已经被摧毁的村社,还是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思考脉络中,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总结和思考与如何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907年,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38],以俄国土地问题为中心,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即“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所谓“普鲁士道路”即通过国家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摧毁村社及其土地占有制,最终将农奴主—地主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美国道路”则是“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通过对俄国土地改革和1905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总结,列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俄国社会条件下,“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39] Akf9nT 列宁认为,俄国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势必引导俄国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农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赞同“美国道路”,一是因为只有通过土地国有化摆脱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才能提供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因为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未开垦土地,从而存在着走“美国道路”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道路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必然包含了对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的改造,“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40]“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41] /K<Nlxcm 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列宁看到了孙文的革命纲领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潜能,他惊叹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42]与此相对照,“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43]通过把孙文的革命纲领放置到俄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列宁得出了“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44]这一结论。 如果说“美国道路”区别于“普鲁士道路”和“英国道路”的特征是它的国有化方案,那么,“中国道路”却代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民土地革命”。 GAlO<Mu 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列宁对于俄国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与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的土地问题必须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怎样的“国家”才能担当这个改革的重任?列宁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取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因此,当列宁谈论“亚洲的觉醒”的时候,他关心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问题,亦即民族自决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国家”与“民族状况复杂的国家”(亦即“帝国”)构成了对比,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后者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第二,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在俄国和中国的条件下,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政治自决”的必然形式。“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45]在“亚洲”的特定条件下,只有通过农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建国运动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因此,必须拒绝一切与解放农民、均分土地相对立的改革方案。列宁说过:“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46]“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47]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自决不仅体现为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诉求,而且也提示了被压迫民族在新的人民-国家建构中,国内各大小民族之间实现民族平等的绝对必要性。 Vba}RF[b 没有任何必要夸大第一次中国革命对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事实上,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任何直接的影响关系,相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产生于欧洲战争的直接背景之下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和明确的影响。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重视是在他对于国家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思考脉络中展开的。[48]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通过国家形态的改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回应。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