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187 爱心: 4373 点 金钱: 7452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4-28 | 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路径。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一个通过土地革命斗争以创造新型革命阶级的社会运动,一个能够将这些斗争要素全部组织于其中的政治-军事形势,一个能够将国内扫除旧的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国际反帝运动相互连接的世界图景,构成了这一转化的基本条件。 2jP(D%n 在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历史特点:首先,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工业有所发展,但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是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产物,以船舶修造业和轮船公司为主,而后扩张至其他行业。甲午战争前夕,外资企业约100多家,工人约34000人左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约40多个,雇佣工人累计4万人左右。从18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至1894年,共计开设100多个企业,雇工约27000至3万人。这一时期工人的总数约为10万人左右。[86]从马关条约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大幅提高,在修筑铁路、垄断煤矿和开设工厂方面持续扩张,其中直接和间接投资修筑铁路达到10944公里,新式煤矿29个,工厂166家,另有14家新的轮船公司开张。民族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549家,以纺织、食品、煤矿为主,同时包括部分机器、水电、水泥、航运等行业。截止1913年,全国中外企业中的工人约在50-60万之间。[8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有所减少,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机会,战前的工厂总数为698个,资本303000余万元,至1920年,工厂总数已增至1759个,资本总额5亿余元。据不完全统计,至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约261万人,其中铁路工人165000人,邮电工人3万人,海员15万人,汽车电车工人3万人,搬运工人30万人,中国工厂工人60万人,外国资本在华工厂工人235000,矿山工人70万人,建筑工人40万人。[88]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是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变而来,主要集中于沿海都市,绝大多数雇佣于少数外国垄断资本,资格最老的是海员群体。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就是从他们中间发展起来的。 j4#S/:Q<7 一战期间,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浪潮此起彼伏,并迅速地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这一迅速转变的条件包含了三个原因: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尽管形式民主并未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平等,却提供了工人阶级通过国家和法律框架进行斗争的某些渠道,而中国工人阶级面临工厂主和军警的随时镇压,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权利和法律保障。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从一开始便具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双重性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所具有的阶级性质,以及为什么政权问题成为革命的核心问题。二,十月革命后,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出现和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国共联盟推动工农运动,城市工人运动呈现了鲜明的政治特征。这也使得原本漠视中国革命可能性和潜力的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者看到了类似俄国革命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相似性是真实的,但将中国革命的期望寄托在这些相似性之上却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虽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壮大有着密切联系,但根本上是以广大农村民众为基础的。农村民众成为中国革命生力军的前提之一,是共产党从一个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政治组织转化为以乡村工作为重点的政治组织。三,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无力通过掌控经济命脉来主导社会变动,相反,他们也必须通过与中央的、地方的政权和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军事力量的结盟来获取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权问题或者说夺权问题不得不成为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 mJVru0 其次,在各种反革命势力的镇压、屠杀和驱除的条件下,红色政权的基本支柱是苏区中央的或地方的军事力量,从而中国革命为夺取政权而展开的斗争不得不以武装斗争作为其主要形式。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在党的组织与乡村运动之间发生密切关联的时刻诞生的,或者说是在1928年之后长期的人民战争中成型的。这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一,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早期联系的被迫中断或转型,从此革命力量逐渐向农村社会转移(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1957年,中共党员中的工人比例也仅有14%[89])。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探索以农村大众为主体形成新的革命力量,在城市工人阶级相对边缘化的条件下,完成其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这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完全不同。二,尽管中国共产党经常诉诸阶级概念展开其社会分析,但这一概念所负载的意义却主要是政治性的。1931年,中华苏维埃在其根本法(宪法)大纲中将自身界定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国家”,声明“苏维埃政府要彻底拥护工人利益,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废除一切封建式的资产阶级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的原则,税则完全由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决定。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取得土地”。[90]尽管诉诸“工人利益”,但这段文字的重点是:农民群众如何在“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下取得土地。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追求首先表现在其政治结构、政治主体和政治理念方面,而后才表现在经济水平和生产形态的变革之上。 R!x
/,6,_ 第三,没有苏维埃政权,这场与工人阶级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土地革命就谈不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却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功能齐备的政权和30万之众的红军,先后管辖的人口达到六百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的第一节指出:“这一革命战争的目的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统治而建立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91] 江西苏区的中华苏维埃不仅是延安时代的预演,而且也是1949年建国运动的预演,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建国运动相结合的模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一条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底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92]中国革命由此成为漫长的政权建设过程,即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93]向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过程。 |B\76Nk 第四,这一政权建设过程与人民战争相始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如果说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一任务的完成正是通过人民战争奠定其基础的。实际上,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政权已经完成全国20%的土地改革。在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的短短三年里,有着漫长传统和广泛社会政治基础的地主阶级就彻底消失了。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早期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与党、阶级等的关系至关重要。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的产生或转型。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 @]V_%, 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和此后延安时代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无法按照欧洲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对之进行界定;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 ZRa~miKyM 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构成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 2aUE<@RU[ 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 m='_O+ $ 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20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如果将人民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实践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首先,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发生在法国和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中国人民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却是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偏远乡村展开的。考茨基曾经提及如下事实:“目前的德国革命没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间发生影响的恐怖统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18世纪甚或19世纪,没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只要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经济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94]类似的条件在俄国也是相似的。发生在中心地区的武装起义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依托都市的中心地位快速形成国家机器,从而捍卫这一国家机器并使其长期化,就成为革命政权建立之际的首要任务。而在中国的人民战争中,由于远离中心,并不存在迅速形成全国性政权的条件,红色割据条件下的苏维埃政权将在长期的斗争中为持续形成不断壮大的革命主体而奋斗。 ,A0v 5Q< 其次,巴黎公社以清一色的城市人口——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和下层市民——为主体,十月革命虽然得到了农民阶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