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209 爱心: 4377 点 金钱: 7474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5-18 | 实际上,如果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割裂开来,就既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也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这就必然会导致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例如,列宁曾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忽略了这种政权本身也是需要进行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要求的改造的);普列汉诺夫多次把“制造革命”的帽子扣在列宁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头上(从而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则把这二人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引申出来的两个“独立”的认识范式,推向了对立的两极(把列宁从1905年截至到“新经济政策”之前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绝对化),甚至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泛化为“普遍”。笔者认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启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由此引申出来。 xNE<$Bz ]?b#~ 客观地说,从“短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的地方多些,其主要根据是:明确俄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特点以及俄国在当时世界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了解当时俄国人民对“面包、土地、和平”普遍的、急迫的需求,并利用俄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和错误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等所造就的革命形势发动武装起义,使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从而把握了选择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主动权。但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思想和预言也有科学、合理的方面,其主要根据是:强调无论俄国有什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要搞社会主义,其基础必然是由资本主义奠定的,否则,发展起来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与特殊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被分离甚至割裂,给试图选择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俄国带来极大的损害。正是由于列宁觉察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故才有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修正了“十月革命”所确定的旨在直接实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目标[36],提出和实施了“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的战略[37]。 从方法论上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趋势[38],虽然列宁本人也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他那里这种趋势是不穩定的[39]。不过,随着斯大林执掌俄共,“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很快结束了,从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这种不稳定的趋势被中断了。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以后东欧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演变方向,同时也对后来比俄国落后得多的地区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40]。 $6BXoh! U1J?o#( 一般说来,远比俄国落后的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其夺取国家政权前,基本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促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等,以对落后的社会基础加以全面的改造。因为,那时他们在与政敌的复杂而残酷斗争中所获得的鲜明的“感性经验”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很不发展的且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内忧外患的国度中,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其“最高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们大都主要不是从社会形态的意义上,而更多的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动员”、“团结”和“策略”的角度上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故在利用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政敌的致命错误夺取国家政权后,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原来的想法很快地就发生了变化[41]:把本来就很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直接作为消灭的对象。这毫无疑问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潜移默化影响。当然,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影响这些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走向,还有一个深层的内部原因是:想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但更怕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以及在与资本统治的世界市场打交道中被“颠覆”,故在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后不久就急于遏制甚至消灭本来就并不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以为如此而行,社会主义也能发展起来。但这样一来,在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后仍然大量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则在新的外衣下保存和泛滥起来。因为,这些“东西”的“天敌”——资本主义被铲除了。与之相适应,在意识形态中,“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被淡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被极端化和片面化了,而不少宗法关系和专制主义的东西则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打扮”成“科学社会主义”。抑或说,在这些落后国家,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不久,就直接把资本主义作为必须铲除的对象,那么“铲除工具”往往就是变换了形式的宗法关系和专制主义。道理不难理解,即: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关系只能是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 u@[D*c1!H p>65(&N, 可见,对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来说,能否摆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的位置,能否正确把握这两者间的联系,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应把对“‘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与对“‘短时段’的历史”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确定“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对某些旨在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意义。在这方面,绝不能用“特色”、“国情”和“模式”等,来遮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不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缺陷,和我们同其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和斗争,来遮蔽和否定“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这种特殊不仅表现在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发展中抓住有利时机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方面,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夺取政权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构建社会形态意义基础、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上。换言之,在夺取政权后,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在逐渐“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中,对在各方面大量存在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的关系和因素加以彻底的铲除,从而形成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优势和特色。实际上,所谓“特色”只能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形成的。这与“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脱离开“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特色”,就一定是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的关系和因素的“遁词”。 >k
kuw?O@ N\<M4fn 值得欣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有机结合起来、超越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产生的悖论方面,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性路径。笔者以为,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十月革命”以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整个过程来把握,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的“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的因素、“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因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合理因素,但绝不是“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简单延续。从动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发展社会主义方式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紧紧扣住了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脉搏。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EJ}9`t Ol D]*=.cO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和有益的经验,但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一系列不能不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还比较短以及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的各种误区使然。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一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论证。在学界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中,仍然有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负面影响的痕迹,没有充分阐释“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意义。这致使我国思想文化界一有“风吹草动”,传统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便立刻浮现出来。例如,在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这类问题的探讨中,学界总是有股倒退的暗流在“涌动”,一遇到“时机”就冒出来。其特点之一是,用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来否定“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东西做辩护。 vYrqZie< d,+d8X 二是,缺乏对目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三种因素间关系的批判性阐释。笔者以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主要构成要素:占主导地位但还不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大量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的因素以及资本主义因素。无需赘言的是,对当前中国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阻碍最大的是前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中脱胎出来的,它一出生就直接受到宗法关系和专制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的因素的危害。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国有制经济,而且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被宗法关系和专制主义因素所渗透,故而形成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创造伟大历史文明的资本主义)。而大量存在的宗法关系和专制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极大损害本就不很成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必须增加对上述这三种因素及其关系的内容。 W[w8@OCNf ^5j9WV 三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致,在学界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中,我们还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捏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捏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质有明确的社会形态意义的规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著述中作了详尽的阐释,在此不赘述[42]。笔者以为,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就会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种种曲解。例如,目前国内外学界不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或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视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是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 !W .ooy5( n\wO[l) 可以认为,只有不断认识和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继续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原则,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性发展。 Pou`PNvH Z5_U D 综上所述,从学理上看,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悖论的过程,为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总结20世纪以来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tE=P9 \4 BWfsk/lej WPpl9)Qc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V= !!;KR0 [②] 在《资本论》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科学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