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季诺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级别: 贵宾/顾问/元老 精华: 1 发帖: 5669 爱心: 934 点 金钱: 56450 卢布 好评度: 1 点 国籍门派: 苏联 在线时间:26(小时) 注册时间:2012-07-14 最后登录:2021-07-23 | 上世纪30年代苏联特殊移民的政治情绪及其表达方式 0 内容提要: IO:G1;[/2L 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大规模消灭富农运动的过程中,被剥夺富农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实际上已沦为了在押的政治犯。“特殊移民”称谓的出现是被消灭富农社会属性急速转变的表现。“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贯穿于消灭富农运动的全过程。逃跑、消极怠工、骚乱、暴动是“特殊移民”对抗强制政策的基本形式,其对抗行动总体而言是被动且缺乏组织性的,对抗的规模和程度也很难与同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骚乱相提并论。“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是生产关系急剧转变的弹性反应。 Wh{tZ~c ?|Zx!z ($ 一、“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的急速转变 X#;bh78&- UJ6v(:z< 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中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势力日益活跃起来。但要真正区分富农的破坏活动与农民的对抗行动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受实际材料的局限,还受阶级划分标准的局限。在大规模剥夺行动之后,被剥夺、迁移的富农逐渐向“特殊移民”转变。他们由分散的个体向不断集中的群体过渡,由分散的个体居住地向相对集中的区域过渡,其政治特征也日渐明晰。这为探讨“特殊移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提供了便利。 jZrq{Z< ~WV"SaA)*U 在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前,对富农的破坏活动很难有全面而准确的结论。目前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地区性的零星、分散的统计材料来判定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如 B.A.希多洛夫曾提到,“从1929年的1月到11月富农反革命组织在中央黑土地区共组织了94次大规模农民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骚乱。在中游伏尔加地区,1929年共破获了65个富农的地下团体。在西伯利亚,1929年的上半年就捣毁了155个反革命团体和组织,共计1234人。在下游伏尔加边疆区‘社会革命党伏尔加州委员会’领导了富农的全部活动。类似的富农组织在克里木、乌克兰、中亚和其他地区进行大肆活动。”希多洛夫还谈道,在乌克兰,1928年末到1929年初发生了290起恐怖事件。在中游伏尔加边疆区,1928年富农制造了183起恐怖事件。1929年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农村共发生了3万起纵火案件。据Ю.С.库库什金统计,“在1929年的9个月中共有1002次阶级异己分子的暴动,杀死384人,伤70人,遭攻击396人,还有141起纵火事件”。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29年全年记录在案的富农骚乱为456次。“在中伏尔加边疆区,仅在1929年9—10月富农就制造了193起恐怖活动,比1928年全年的数量还多”,“1929年夏在下伏尔加边疆区发生了100多次富农的骚乱”。 /;
85i6 IV)j1 因此,按照苏联的观点,在消灭富农之前,全国各地特别是粮食征购比较频繁的地区几乎都有富农的恐怖活动。富农为抵抗集体化运动采取了各种方式,包括进行反对集体农庄和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卖掉机器、宰杀牲畜、破坏生产资料等方式实现“自我消灭”,逃离原居住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对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农村积极分子采用威胁、暗杀等手段进行恐怖活动,组织一系列的骚乱和起义等。希多洛夫把富农进行的反对集体农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富农利用恐怖、恐吓、公开宣传、破坏,以及利用宗教等方式疯狂地反对建立集体农庄。第二阶段,在集体农庄建立之后,富农混入其中,在思想上抵制集体农庄运动,破坏集体农庄。按照这样的界定,富农反苏维埃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富农实际成了农村社会各类恐怖事件、刑事案件的主体。 18:%~>.! 0+b1vhQ 1930年2月开始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后,富农逐渐转变为“特殊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特殊移民”政治情绪如何,是判定农村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C@FYOf* 7"D.L-H 进入2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开始具体负责剥夺、迁移富农的工作。各地党团组织、村苏维埃、各地方警察组织以及从各大城市派遣的“25000人工作队员”纷纷开赴农村各地。而绝大多数农户并不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照例被召集起来参加村民大会,接受相关的审查,并等候村苏维埃的最后宣判。“特殊移民”这一概念除了表明这一主体拥有富农的基本特征之外,还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强制性迁移的惩罚性特征。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强制迁移并不顺利,应当迁移的富农和实际迁移的富农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这种情况,“特殊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立即迁移的富农,另一部分是虽被剥夺但没来得及马上迁移的富农,他们有的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等候迁移,有的仍暂时居住在原居住地或原居住地的边缘地带。这部分富农或称之为“滞留富农”。 )@bQu~Y 3"\l u?-E “特殊移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剥夺、迁移之前的富农已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关系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制约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首先,与土地相分离,这使他们失去了维持再生产的基础和手段,也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其次,与个人财产相分离,使他们面临第二次被剥夺。第三,他们失去了选举权,没有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而且还受到专政机关的严密监视和管制。因此,“特殊移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在政治上也无任何自由而言,他们实质上已沦为在押的政治流放犯。 Pj%|\kbNs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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