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段历史不了解~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u\j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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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忠君卫道作为建军宗旨 h Wv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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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Obd@#u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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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 #b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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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cPc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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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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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vu^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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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3D3/\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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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 ;0lH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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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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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他说，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 e 5h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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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他把“诚”与“信”相联系，还说“诚便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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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曾国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鉴于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矜之气，他对诸将帅还以“谨慎”二字相勉。他谆谆告诫部属，务必守个“谦”字“慎”字，戒骄戒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另外，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声称，“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5[Sa7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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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战争指导原则 {[V<m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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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其指导战争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战”是其基本作战方针，“以主待客，以静制动”，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是其战略战术的表现方式。 ?LU]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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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湘军和太平军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湘军的数量长期不如太平军，双方所用武器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攻势，由此曾国藩确定了沿长江进军直下金陵的路线。又虑于太平军数量多，并占据了武汉、安庆、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长于运动战，所以曾国藩认为，湘军想攻取战略要地，在战术上必须深沟厚垒，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稳扎稳打。他要求湘军在包围坚城后，不应急攻，而应先筑起围城坚垒，一方面耗尽守城军队的粮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军解围攻坚，使其“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待敌消耗殆尽、疲惫不堪之时，再与之战，如此就能“成功愈易”。这就被称作“结硬寨打呆战”的作战方法。 gzS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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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曾国藩“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湘军取得了一些列围城攻坚的胜利。1856年12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实现了保上游、争要地的首要一着。1854年末开始进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粮尽，守军饥饿不能力战而外援又不能至时，才以地道炸开城墙将其攻克。曾国荃于1860年率军围安庆，太平军多次施“围魏救赵”之计以解安庆围，曾国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壕”。湘军在安庆城外筑起了前后两道深壕厚垒，对太平军的守军和援军都不出战，围困安庆长达十多个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庆。在攻克金陵的最后一战役中，湘军仍是采取“结硬寨打呆战”之法。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前锋2万人进抵金陵城下。曾国藩考虑到太平军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损，遂指示曾国荃“以坚守坚扎为主，不必遽图进剿，不必寻贼开仗”。并要求在整体上实行攻防结合，防中有攻的原则，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两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所谓“活兵”，是指轻兵进剿的游击之师，以对付太平军的援军并扫清金陵外围；所谓“呆兵”，则指重兵坚守合围金陵的围城之师，专以围困金陵。为防止懈怠，攻防各营经常相互轮换，使部队士气能得以维持。金陵围困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在苏南、浙江战场节节胜利之后，曾国荃所部的兵力日渐增多实现了全面合围，金陵城内已粮绝力尽，终于在1864年7月19日攻占金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XW]'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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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曾国藩治军方略的历史影响 VfS&V*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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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重心人物，他所组建的湘军历经十余载的南征北战，终将曾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血腥镇压下去，为延长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显赫名声，其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xij`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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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其内容主要围绕着维护封建礼教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和治军之本，选将用人提倡“忠义血性”，治军倡导“仁礼忠信”和“以诚为本”，对将领要求“勤恕廉明”，以及创造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一套战争指导原则。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洋务派，他的有关军事改革思想及实践，是有清一代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军事制度上的僵死局面，使腐朽的八旗、绿营制度寿终正寝，并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河，使传统军事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毫无疑问，这对近代中国军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的。 ;e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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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实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如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官职私相授受，军队自树一帜，不受朝廷控制等。这种历史影响，其一方面的表现是：新组建的湘、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仅强于八旗、绿营，也强于各地的农民武装，这就使得湘、淮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以此为契机，清朝进行了全面的军制改革，湘军之后清王朝的主要军队——“防军”和“练军”便是受湘军制度的影响而兴建起来的。所谓“防军”，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各省募集的勇营，也包括裁撤之余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其他各省所募练的武装。这些武装大都驻扎在各省险要地区，防守要隘，故称“防军”。其制度完全一袭湘军旧制。“练军”实际上是借鉴湘军制度对绿营兵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军队，也是湘军制度的衍生物。如直隶练军，本身就是刘长佑和曾国藩所编练的。自湘军兴起至甲午战后新式陆军的编练，湘军军制影响了清代军事制度整整40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种影响的另一方面也同时表现在：湘、淮军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命运，却也由此动摇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满清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汉族的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人们把曾国藩和湘军视为近代军阀的渊源，也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说，此前者是曾国藩本着“勤王卫道”的目的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出发，收到了预想的效果的话；那么，此后者则是清王朝所始料未及，也是与曾国藩本人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1-`I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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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连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早年时也曾有“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的话语，可见对其影响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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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确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4[=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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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共能有如彼之完满乎?”看来毛泽东确实看重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限于所谓“军政谋略”。杨昌济初见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说明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可能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 /"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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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历史思想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9-X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什么是“本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有学者认为,“他说的所谓‘大本大源’还是唯心主义的范畴”,由此“表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刘广东:《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至第59页)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曾经十分推祟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毛泽东“这样强调正人心、抓学术,从救国救民的大局来看,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却是错误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派’,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也‘无非盲目的动作”’,这种认识,也体现出“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所追寻的本源,主要是封建伦理本体;而青年毛泽东所要追求的本源,则多少已显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折光。”“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没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是不是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呢?”“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其实,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本源”,来必有明确的哲学内涵。由于借用前人使用语汇,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文辞表现形式有时相对朦胧模栅的特征,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本源”意识或许并非仅仅“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而“与曾氏的观点”似乎有“—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实质上却明确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盲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qx,>j4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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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涉及“大本大源”时还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热情期待诞生新文化的思想革命,并以为新的历史观将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oW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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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在对其成功事业深深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涤生日记,官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颅秦姚王。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k+ Shh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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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又谈到往历史教员黎锦熙处求教后的感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指出: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可贵”,在于其结构并不畸于词章文字的华丽,而对“经济”和“统道”予以相当的重视。这里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今所谓“政治”义近。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这确实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格的特征。

      能把人民领袖毛主席与杀人魔王“曾剃头”相提并论吗？湖南省人杰地灵，三湘四水出的英雄千千万，曾剃头算个什么东西！同是湘军头目，曾国藩远不如左宗棠，左大帅在收复新疆，消灭阿古伯匪帮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功勋卓著！

Quote:

引用第9楼马列信徒于2010-08-28 09:23发表的  : ^seb8o7  
种种历史资料表明，洪贼根本就是一邪教教主，而非什么“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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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领袖”有几个不是邪教教主的！

Quote:

引用第14楼征服者于2010-09-16 00:22发表的  : D on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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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领袖”有几个不是邪教教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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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领袖们要不弄出点邪门歪道的东西来老百姓怎么会信服呀！

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就是熟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  集体的意识与无意识  并能把它熟练运用的人

在下以为：洪杨之乱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祸根之一，正如明末闯贼之乱是导致满清入关的祸首——在下看来，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蛊惑人心、残害人民的乱臣贼子而已。

Quote:

引用第17楼马列信徒于2011-01-12 20:35发表的  : i!U,qV1  
在下以为：洪杨之乱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祸根之一，正如明末闯贼之乱是导致满清入关的祸首——在下看来，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蛊惑人心、残害人民的乱臣贼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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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错！ ~dpU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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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不可能解放自己的。 .dM|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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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 "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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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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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人们常说，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Ns*&;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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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话不虚。这就是大历史。 2yt)"Dn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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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20世纪的历史舞台，说起来其实又是一个两个人的PK台。这个PK台上的焦点就是曾国藩。20世纪的两个历史巨人之间的PK，就是围绕着曾国藩这个人来展开的。这是小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幕后。 8pEi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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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20世纪历史巨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他们的一个很明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对曾国藩充满了服膺、崇拜。 ioZ{2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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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他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几十里。毛泽东的祖上有不少人参加过湘军，并且立有战功。在毛氏宗祠的神龛上还摆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毛氏一家对曾国藩的崇拜之情。 s_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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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外婆家也是在湘乡。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毛泽东童年时期常住在外祖父家。毛泽东少年时期就是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度过了他的早年求学生涯。东山学堂就是曾国藩等人创办的。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东山学堂和曾国藩等先贤充满了感念之情。 "%~Jb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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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毛泽东来到湖南一师，在这里，他碰上了一个名叫杨昌济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大儒，他也是曾国藩的“粉丝”，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把湖湘文化的道统这样描述：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Hf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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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现今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本读书笔记，叫《讲堂录》，内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曾国藩的语录，特别是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他们讲课时的提问、考试的题目，内中又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曾国藩。 n*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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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W>*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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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难怪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那么地高。“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独服”二字外，毛泽东在这里用“收拾”二字，表明了他对洪秀全的态度是极近鄙视的。 @Z f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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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多少，尽管他晚年又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这依然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褒扬，只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曾国藩了。 hyPVt6G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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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却要把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抬高到“农民革命”的高度呢？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oQ=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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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同样算得上是20世纪的一位历史巨人。他是完完全全把曾国藩奉为圣人的。蒋介石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i 1{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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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v*&WxP^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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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还要求“我们高级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他认为： t04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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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胡之所以成功，除上面所说能忍耐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曾文正公说：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白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相援。又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而能‘以平恕待人，和衷共济’，这就是‘和’的精神，能‘和’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拙’就是不取巧的意思，亦就是实而不虚，诚而不俘的意思。像曾文正公所说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苟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赴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胜，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即是此意。” ev$\Ns^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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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上，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治兵思想多有研究和借鉴，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运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曾国藩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所在的天京一样。 ?$>#FK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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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蒋介石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 cU+%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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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同样推崇曾国藩，同样学习、借鉴曾国藩，为什么20世纪的这两个历史巨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 L93PDp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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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笔者不妨对他们进行一番比较。 I&j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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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对民间疾苦都有深切的体会。 bG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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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两人其实都是一介书生，曾国藩38岁以礼部侍郎身份墨绌出山，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建湘军，从此由一个文人摇身一变而为将帅，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历10年艰苦而剿灭内乱。毛泽东和曾国藩很相似，也是由一个文人，在多年的历练中，成长为一代杰出的军事领袖，多次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克成大功，打出一个新中国。两人的经历都很相似，曾国藩在江西吃尽了苦头，毛泽东在江西也是多番浮沉。 \m\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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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两人的声望都是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并奉命出湘作战，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手里无职无权，军饷、兵员、武器弹药全靠自己募集；毛泽东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更是白手起家，所赖仅仅只是一个主义一种信仰。两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制于人。曾国藩当时只是朝廷任命的　92个团练大臣之一，而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了；毛泽东也不过是当时许多中央委员之一，在他的上面还有若干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钦差大臣”，而最终只有他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KTQy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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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两人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国藩自不用说了，毛泽东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早有许多学者论及。二人又都对历史充满了热情，都善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二人又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8H%-/2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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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对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因而，都善于引用一班正人，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诸如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是不贪钱、不居官、不要命之辈；围绕在毛泽东周围的诸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亦是有大节、顾大局、讲大义之人。 gYt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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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曾国藩和毛泽东一样都不重权术，甚至都忌权术，他们靠的是自身道德修养来团结人，同时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来源于曾国藩。 dE`a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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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作战时，编了一首《爱民歌》，毛泽东在江西时，则借鉴曾国藩的这首《爱民歌》，打造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f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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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熟知的毛泽东一副题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就来自于曾国藩的“日日向上”。 d;<g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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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再比较一下曾国藩与蒋介石，情形就大不一样。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者。毛泽东建国后，之所以把蒋介石的祖坟好好保护起来，就是看到蒋介石的故园情结，而其中更主要的是老蒋的风水崇拜。 $P{|^ou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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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普通盐商家庭，论家境，蒋介石、毛泽东、曾国藩都差不多，但从根子上讲，农耕文化背景和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子弟，其实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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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看到，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g"F&~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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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Aj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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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其实看不出两人太多的相似点。因为儿童的天性是相似的，都有反抗或逆反心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能看出二人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性格，老蒋内向，老毛外向。老曾则介乎二者之间，内向兼有外向。 )yOdR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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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为统帅后，蒋介石似乎“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特点。蒋和曾一样，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蒋介石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e?V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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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继承”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由于蒋和孙一样，都属于商人家庭出身，因而，这个党代表的、所依赖的力量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出身于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及其党，所代表和依赖的恰恰是社会的底层。而曾国藩身上并没有这种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他似乎要兼顾这两者，或者说他可以毫不考虑这方面。 8c6dT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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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和毛泽东、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曾国藩都不曾学习过军事。因此，按道理，论打仗，毛和曾都不是蒋的对手。然而，蒋偏偏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恰恰不是后二者的对手。很多人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蒋喜欢“瞎指挥”，也就是千里之外的蒋，喜欢代替军长、师长甚至团长、营长来指挥。喜欢一竿子插到底，弄得手下将领不服从不行，一服从就打败仗。最后使得本来很好的战略部署，只要有蒋插手的，其结果都泡汤了。许多国民党的将领在回忆录中都批评过蒋的这种作法。这可能与蒋的多疑、敏感以及商人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毛和曾，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却恰恰很注重军事战略部署，放手让部下去打，自己则往往能决胜千里之外。此外，最关键的是蒋重视威权统治，而毛和曾则似乎要民主得多。威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重权术。举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知道，蒋有一手得意之笔，那就是他做黄埔军校校长之时，曾经给部下奖励一把“中正剑”，这其实就是学曾国藩“腰刀赠部下”。这一招很是奏效，很多获得“中正剑”的部将，都终生引以为荣，并发誓“不成功，便成仁”，这些人日后见了蒋，都不称委员长，而叫校长，以显示他们的关系亲近。但后来，这些中的许多人都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为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蒋介石“错把权术当艺术”了。 C'_^DP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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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曾国藩的“大本大源”。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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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心目中，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WO0v`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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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树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_~{Nco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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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把人才分为两种，“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能够看到曾国藩之办事与传教这一根本，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两人在同一历史舞台上PK而导致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摘自：《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