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 ——以自由观为例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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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不怕黑

2018-02-12 14:27

作者简介：李文阁，求是杂志社编审，北京 100727

　　内容提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主要是思维特点上的，马克思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恩格斯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与他们思想的共同性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主要方面，他们是根本一致的。这一点在他们的自由观上充分展示出来。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12&ZD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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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2 14:27

受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马克思学的学者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在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这对于深化文本研究、清除传统教科书思维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夸大马克思与恩格斯差异、矮化恩格斯的倾向，极端者甚至认为“恩格斯是附在马克思身上的恶魔”。此种倾向在西方和国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不仅与事实不符，有辱伟人的形象，而且会带来不好的学风，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从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屋会面，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两人保持了近40年的友谊。是什么使得两人能够保持如此长久的亲密无间的友谊?显然，相似的出身、共同对诗歌的狂热肯定不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财政上的支持也不是。最大的缘由、最根本的原因只能是共同的事业和对这一事业的相同认识。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句话用在恩格斯自己身上同样合适。两人都是革命家，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正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把两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相互扶持、互相尊重，相互为对方做出牺牲。恩格斯为了资助马克思，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他不得不捡起他曾经向父亲宣布“绝对不再搞”的“生意经”。没有恩格斯，马克思的生活根本难以为继。客观上讲，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恩格斯一直自甘做一个辅助者，他牺牲的更多。在恩格斯那里，他更愿意把这看做“革命的需要”，看做两人的“分工”。他“没有丝毫抱怨，也从不矫揉造作，而是甘愿承担一切牺牲。”[1]这样的胸怀和境界，令人尊敬。马克思逝世后，一些人曾经鼓动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改为恩格斯或加上恩格斯，对此，恩格斯批评了此种倾向：“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2]

　　共同的事业只是基础，但还不足以确保两人间的那种真挚的友谊。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共同事业的人很多，魏特林、蒲鲁东、拉萨尔、欧仁·杜邦、海尔曼·荣克等，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与马克思或恩格斯形成那样的友谊。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认识上，他们中没有一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没有一个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所有主要问题上与马克思或恩格斯达成一致。进言之，维系马克思恩格斯友谊的关键在于，两人认识上的根本一致。这点从两人友谊的开始就展示了出来。在1844年8月28日那次历史性的会面之前，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莱茵地区见过一面，那是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路过莱因地区，他顺便拜访《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做“自由人”团体的成员。但是后来，恩格斯给《德法年鉴》寄送的一篇文章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改变了马克思对他的看法。那篇文章明确预言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到来，于是才有了两人第二次的会面和10天的长谈，有了两人共同对鲍威尔的清算(即《神圣家族》)，有了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有了共产主义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有了两人一生的友谊。自那次会面开始，两人在生活相互扶持，先是马克思资助恩格斯，后来是从1852年开始恩格斯资助马克思一直到他逝世;在事业上共同战斗，创立国际工人协会，支持巴黎公社和其他工人运动等;在思想上两人相互促进，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两人在1850年代初就有了某种分工，马克思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和外交政策，恩格斯系统研究军事科学和语言学，但这没有妨碍两人在思想理论上的交流和合作。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期间，两人每个星期都要通信，内容涉及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研究的问题;在1870年恩格斯搬到伦敦后，两人没有一天不见面。“两人在没有事先征得对方同意之前绝不作出任何重要的科学上的评价，绝不作出任何重大的政治决定。两人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习惯：没有一部手稿不是经过彼此阅读并提出意见以后才拿去付印的。相互妒忌和自私自利是从事创造性科学工作的大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找不到它们的一丝影子的。这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也同样是属于另一个人的。”[3]恩格斯后来曾经写道：“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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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如果说两人的思想有差异的话，那么，差异也是次要的，而一致是主要的。比如，对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空想社会主义等学派和思潮的看法，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关于无产阶级的使命和命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本一致的。这从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的思想的“宣传”也可以看出来。恩格斯是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最清晰的一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像恩格斯那样用如此通俗、流畅、明快的话语来清晰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读一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看一看其中的第三部分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阐述，还有对剩余价值学说的阐述，我们不能不惊叹恩格斯的概括能力、梳理能力和表达能力，他用那么短的篇幅浓缩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精华。可以说，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通俗化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方面，恩格斯哪只是“能手”，他简直就是“天才”!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人”。如此“天才的阐述”就不仅仅是理解的问题，而是认同，是根本的一致，因为很多观点是两人共同创造的。“尽管两人都各自保有别具一格和独立的个性，但在思想、感情和志向上他们是一个人。两个相得益彰，因为彼此都是献身于同一事业，为工人阶级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求解放。”[5]

　　有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是实证主义与经济决定论者，他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很多观点都来自恩格斯，当然，其中很多问题也源自恩格斯。此种观点的文本根据就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我们认为此种说法既缺乏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撑。前面曾指出，从1848年8月开始直至马克思逝世，两人合作了很多著作，在所有重大问题、重要理念上都必须取得一致才会发布。《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合著，《反杜林论》也是合著：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史这一章，“此外，这整本著作直至个别词句也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因为在本书付印以前，马克思已按照两人之间形成的习惯，把它读过一遍了。”[6]从文献方面看，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与马克思并无区别。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这样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7]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历史像自然一样有自己的规律，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人物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经济，是经济利益推动阶级斗争，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国家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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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表述他们的历史观呢?最为经典的当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这个表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10]看来，在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并无区别，如果说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那么马克思也是。

　　特别是恩格斯自己就明确反对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书信，主要包括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等，表明恩格斯并不赞成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用经济来解释一切。如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他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他认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经济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作为基础，“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指对自然的虚假观念——引者注)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所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是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1]

　　对于为什么会给人以经济决定论者的印象，恩格斯也做了说明，那就是有时为了论战的需要，可能会过多地强调经济因素。“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2]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著作都是论战性的，都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为了清理错误的思想而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样，《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是这样。“《反杜林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对杜林的所有这种企图，采取不可调和的斗争态度。”[13]这样一种写作目的就使得他们往往会过多地强调论敌所否认的方面。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指出：“那种认为恩格斯是附在马克思身上的恶魔，将他描绘成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进化论者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从恩格斯写于19世纪90年代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试图制止青年知识分子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还原论的解释。”[14]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是否有差异呢?当然有，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任何两个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更不要说两位思想大师之间。即使是两人的思想根本一致，由于出身、性格、教育、兴趣、环境等因素，他们的思想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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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首先表现在研究重点方面。在他们思想的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哲学转向经济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不过，由于工作性质和所处环境的不同，恩格斯更早、更多地转向经济学，他从1842底开始研究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开始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与1843年底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在1844年2月底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后来又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在1842-1843年，马克思正在《莱茵报》担任主编，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15]恩格斯后来也谈到：他“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6]但此时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还是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来展开的，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的，他的主要精力和兴趣还是哲学。所以，在他辞去《莱茵报》的主编到了巴黎之后，他主要关注的还是政治学和哲学，他要清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清理自己的思维方式，所以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些著作中当然渗透了经济学的因素，但经济问题还不是重点。直到1844年5月后，马克思才在妻子和孩子离开巴黎的一段时间，阅读了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共产主义、黑格尔的著作，并做了笔记，这就是1932年才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使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也是从哲学的视角来阐释经济问题的。1844年8月，他与恩格斯见面之后，由于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强化了他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兴趣，他才逐渐把研究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此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占据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从185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两人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分工：马克思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等，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则系统研究军事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研究军事学大概是因为恩格斯曾经服兵役一年(1841年9月-1842年10月)。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早在年轻时就有了，在1844年春他就开始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探索自然科学发展与哲学史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系。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当他从曼彻斯特搬到巴黎，并从商业脱身出来后，他才“捡起”自己的兴趣，又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当然还是围绕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展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自然辩证法》。而哲学成为他研究的重点更多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和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的要求下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为评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以及批判当时流行的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研究问题的不同可以说是两人思想领域上的区别。但是，此种区别并不意味着两人“各自为战”，也不妨碍两人“进入”对方的“领地”。这样，他们“思想本身”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

　　两人“思想本身”的差异并不是表现在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上，而更多的是思维方式、思维特点上的分别。《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曾经谈到马克思恩格斯思维方式的差异：“马克思的长处在于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17]也就是说，马克思善于抽象、思辨，他机智，当然还要加上犀利、幽默甚至是尖刻。比如他曾经把一些哲学家称为“披着狮皮的驴子”，“站在巨人臀部的一个小旮旯里”的“戴着双重眼镜的侏儒”，“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等等。[18]而恩格斯长于综合、概括，写作简洁、清晰、快捷，这点连马克思都很佩服。所以一有应付不过来的稿子，他就请恩格斯帮忙。比如1851-1861年的10年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出自恩格斯之手。

　　如果说上面的区别还只是“形式”上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更为内在的区别，那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从本质上讲，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有那样的出身，如果不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就不会成为革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读一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一读《共产党宣言》，什么“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什么“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等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跃然纸上。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此种浪漫主义的程度是有差异的，马克思的更为强烈、更为根深蒂固。这与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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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长在莱茵河畔的特利尔，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地区都在拿破仑时期被划归法国，并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进行建造，因此整个城市都充满着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氛围。按照戴维·麦克莱伦的说法，家庭、学校、他的岳父是他成长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家庭的影响主要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虽然表面上信仰宗教，但实际上是一个18世纪的法国人，对卢梭和伏尔泰熟稔于心;马克思就读的特利尔中学也充满自由主义精神，校长胡果·维腾巴赫对歌德颇有好感;而马克思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自由和进步思想，而且极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这样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莱辛，而男爵给他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19]这样的“童子功”使得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思想熔铸进了马克思的血液，终生未曾改变。他不仅大量阅读已故的浪漫派诗人比如席勒、歌德等人的作品，而且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保持良好的友谊。“马克思在巴黎大量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20]关于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英国学者卢科斯也曾有论述。在《西方人看个人主义》中，他就梳理了浪漫主义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观念怎样由拜伦、歌德、洪堡进入到自由主义传统，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中。[21]

　　而恩格斯生长的乌培河谷地区虽然资本主义工业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却浸透了“无耻和丑恶的”虔诚主义。虔诚主义源出于新教，起初还起过进步作用，后来却反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恩格斯的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普鲁士的思想观点和宗教传统在这个家族中根深蒂固。恩格斯的父亲虽然自己喜爱音乐和戏剧，但在家里对子女却进行严格的宗教教育。这种状况直到恩格斯上中学时才有改变。1834年，恩格斯被送到爱北斐特理科中学读书，这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因为这所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完全摆脱了基督教神秘主义，走向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然而，中学未毕业，恩格斯的父亲就让他退学，学习做生意，先是在父亲的商行，后来又去了曼彻斯特和布来梅。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大学里阅读黑格尔、康德、伏尔泰时，恩格斯却坐在事务所的凳子上学习经商。此后一直到1870年搬到巴黎，恩格斯的主要精力被耗费在商业上，除了服兵役的一年(1841年9月-1842年10月)和从1845年初到1850年11月在布鲁塞尔、巴黎等地与马克思共同战斗的那几年。过早地接触社会现实，过多地进行商业活动，必然给恩格斯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带来一定影响，使得他更简洁、更清晰，也更现实。《恩格斯传》的作者曾经这样描绘两人：“恩格斯是高高的个子，棕黄色的头发，衣着整洁，举止和仪表几乎处处显出曾受过军事训练;马克思是个敦实的人，双目炯炯有光，黑色狮鬃的头发曾给他带来‘莫尔’的绰号，有点不修边幅，一举一动都洋溢着热情。”[22]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维方式的此种差异是相对的。马克思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离开现实基础的“天马行空”，恩格斯的现实主义也不是没有情调、趣味和诗意的“实用主义”。当然，此种差异虽然并不影响他们在对问题看法上的根本一致，但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却会强调问题的不同方面。这点在自由观上充分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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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虽然马克思一生的思想经历了很多变化：在思考对象上，从法律转向哲学，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最后转向人类学;在哲学立场或思维方式上，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再转到一般唯物主义，最后走向革命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向共产主义，等等，但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怀，就是他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在自由观上，传统哲学教科书沿用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定义，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必然在它未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人被它所摆布，但是一旦认识了规律，人就可以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人就由必然性的奴隶成为其主人。

　　这样一种对自由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括与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中，他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对自由下定义，他主要是从人自身，从人的个性、人的能力的发展和完善角度来理解自由的。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称赞伊壁鸠鲁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称赞他由“原子偏离直线”理论来论证人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在未来社会，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将得到根本解决，那时，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与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他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中，自由仍然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分工对人的限制将消失，人可以不受分工的限制而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自主地活动，人因此成为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完全的个人”。而此种“完全的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4]这里，自由被理解为个人全面发展其才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5]这里，未来社会就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两种自由：必然王国领域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前者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后者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当然，“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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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由观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两人的自由观是不同的，一个是从必然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另一个是从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来看待自由，并且马克思明确“认为”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仅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观上的确存在很大差别。这里，的确体现了马克思的浪漫主义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思维特点。自由当然是与束缚相对的，人受到限制，当然就感到不自由，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界定自由，无拘无束这样一种最原始的意义必须以某种形式得到保留。但人作为受动的存在物，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和限制，不可能不受必然性的制约，因此现实的态度是在必然性的范围内寻找人的自由，这正是恩格斯“自由观”所强调的方面。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观，马克思也承认。虽然人由必然性的奴隶成为其主人，但人毕竟还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样的自由给人以如鲠在喉的感觉。所以，浪漫主义者不会满足于此，而是要进一步思索，要从人自身考虑自由问题，从人的个性发展和完善考虑问题，并且把自由推到物质生产领域(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彼岸，推到艺术和美学领域。这就是马克思的思路，这里充分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恩格斯就是现实主义，马克思就是浪漫主义，两者根本不同呢?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文本，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自由观置于更大的背景，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大。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反杜林论》是论战性的著作，恩格斯会根据论战的需要，根据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形势，而强调问题的不同方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杜林对自由的看法是混乱的，他对自由下了两个定义，前一个把自由看做认识与冲动、知性与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后一个又说“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起着作用”。恩格斯认为，这两个定义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涉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杜林的第二个定义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所以有必要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进行说明。恩格斯正面阐述的第一句话就是“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27]也就是说，恩格斯下面的阐述、下面所谓对自由下的“定义”，实际是在阐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并不能说就是自由的“一般性定义”，即使是一般性定义，也只能是“情景性定义”。如果他不是出于论战需要，如果不是去反驳杜林，那么他下的定义也许会有不同，也许就不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角度给自由下定义。也就是说，恩格斯强调从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上来强调自由，就有了特殊的“情景意义”，就与正面阐述有了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反杜林论》的书稿，如果我们考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的看法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看法，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论述是恩格斯编辑出版的，我们不能不说，一方面，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看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是赞同马克思从人的个性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自由的。进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由观的差异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只是由于不同的情景，他们会强调其不同的方面。而他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恰恰表现在对自由的不同方面的强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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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2 14:29

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自由观上差异是次要的，一致是主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说的自由本质是少数人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是形式的自由，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由仅仅是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谈到自由贸易时他说：“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28]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也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观进行了批判。如在《反杜林论》中他指出：“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29]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观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更清晰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观的共同性。

　　第一，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仅仅在法律上、形式上理解自由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把自由的条件纳入自由的考量，是一种实质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虚伪性、形式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观的主要内容就是拥有财产的自由、人身自由和自由贸易。财产自由当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是为了资本家能够在市场上雇到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自由贸易是为了资本的世界扩张大开方便之门。虽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无产者也拥有这些自由，但是，正如20世纪最深刻的自由主义者伯林所言：“对那些不能使用自由的人，自由又是什么呢?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说穷者和弱者享有按其意愿花钱或者选择他们喜欢的教育(科布登、赫伯特·斯宾塞及其门徒曾以无比真诚的外表给予他们)的法律权利，无异于一种恶毒的嘲弄”。这正像我们对腿有残疾者说你有跑步的自由、对目肓者说你有看东西的自由、对一个智障者说你有科学发明的自由，这不是恶毒的讽刺又是什么呢?柏林曾经这样反省：“我觉得，困扰着西方自由主义者良心的，并不是他们相信人们所寻求的自由依其社会或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是这样一种信念：少数拥有自由的人靠剥夺绝大多数没有自由的人而获得自由，或至少无视大多数人没有自由这个事实。”[30]

　　与此种形式自由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的条件纳入自由问题，他们不仅仅考虑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由，有哪些自由，而且考虑这些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把此种自由从可能变为现实。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人的自由和解放找到现实的基础和实现的力量，他们不仅要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价值合理性，而且要提供科学根据，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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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西方自由主义者从个体出发来理解自由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理解自由的，或者说，他们所说的自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是无产阶级的自由，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就把自由的平等性纳入了自由。西方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个体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个性、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是资产者，是少数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是站在无产阶级或大多数人的立场来言说的，是从这样一个群体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是一种社会状态，单个人无法获得自由，无产者只有在群体中才有自由，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时，自由才能实现。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做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劳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把真正自由归到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时，这种自由实现的前提就是劳动日的缩短。自由观上的这样一种立场，或者说，立场上的差别，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的根本区别。

　　第三，从自由与现有社会制度的关系看，或者说从自由的实现方式来看，西方自由主义者是从肯定现有社会制度为前提的，他们把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作为自由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私有制不仅不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提，反而是障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要因素，正是私有制使得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对于无产者来说仅仅停留于形式，正是私有制使得自由成为少数人的自由，正是私有制使得自由变得片面和虚伪。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自由的最大障碍，所以要消灭它。“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2]所以，马克思是立足于社会的整体改造来实现自由的，是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自由的，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来使人获得自由的。这也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区别开来。

　　以上几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的最主要区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资产阶级自由观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别多么微不足道。而这样的结论当然也适应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思想，相比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共同性、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的差别真的是微不足道。而这正是他们能够保持近40年友谊的最根本原因，也正是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类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的原因。

　　参考文献：

　　[1][5][6][13][22][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7、232、376、374、232页。

　　[2][8][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注、249-252，695-696，696-697、701、703、732，698页。

　　[3][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4][17][19][20][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136、135、17、125页。

　　[7][27][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0-741、455-456、44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0][24][28][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85、119，227，119、294，121页。

　　[14][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臧峰宇：《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21][英]斯·卢科斯：《西方人看个人主义》，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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