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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泽东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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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泽东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

一。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
前言：从1980年到1992年，秘鲁共产党的“光辉道路”派在古兹曼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造反理论为基础的“人民战争”。如果古兹曼的革命成功，他无疑会成为南美的红太阳和哲学导师。然而，古兹曼的毛式造反没有变成一场大众革命，而仅仅流于暴力和恐怖。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的毛式革命今天已经失去了发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但是贫富悬殊，而且也包括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会给无数小毛以可趁之机，不但为那些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提供打砸抢的发泄机会，而且可能把这种暴力恐怖活动政治化，使社会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1980年底，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着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把邓小平比作死狗，并自命为毛泽东思想的传人的，是秘鲁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光辉道路”(SHININGPATH)。

从哲学教授到党内亲毛造反派头子

“光辉道路”的领导人是古兹曼(AbimaelGuzmanReynoso)。和20世纪世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胡志明，波尔布特等等)一样，他也有一个投身革命后为告别旧我起的名字，叫冈扎洛(Gonzalo)。他是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开始用这个名字的。在“光辉道路”的党内文件中和集会场合上他都用冈扎洛，党员在提到他是用“冈扎洛主席”。用这个名字称呼这个人本身就代表了敬意和服从，是一种政治表态，只有党外人甚至敌人才用他的本名。

古兹曼在党内有两个称号。一个是“PukaInti”,在南美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是“红太阳”。和文革中中国人对毛的敬称相比，少了“我们心中的”这个修饰，略逊了一筹。另一个称号初听上去不那么令人起敬，但却十分生动，叫做香波。香波是用来洗头的，党员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领袖会给人洗脑。

古兹曼是非婚生子(生于1934年)，原来由母亲抚养，少年时其生父(是个商人)把他带到自己家，送他进了一所天主教高中。高中时古兹曼成绩优秀，但性格非常内向。

高中毕业后古兹曼进了阿里奎帕(Arequipa)的圣奥古斯丁大学(SanAgustinUniversity)学哲学，在那里他遇见了两个对他的生活和思想至关重要的人。一个是哲学教授罗德里格斯(MiguelAngelRodriguezRivas)。罗德里格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业，自视甚高，周围聚集了一批好学深思的学生，他象康德和黑格尔一样指点他们，并办了一份叫做《人与世界》的杂志，其宗旨是通过哲学思考改造人进而改造世界。古兹曼为这个杂志写过一些文章。另一个对古兹曼有影响的人物是画家德拉列瓦(CarlosdelaRiva)。德拉列瓦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却不是个共产党人，不被秘鲁共产党接受，因为他比他们更共产党。德拉列瓦崇拜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道成肉身了所有为革命成功所必需的美德：不妥协，坚忍，克己，大无畏，贯彻革命的辩证法时毫不拖泥带水。当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后，苏联的颜色变了，德拉列瓦就转向革命烈火仍然毫不屈服地熊熊燃烧的中国。他在五十年代去了一趟这个他心中的圣地，回来后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在那黎明诞生之处》。

从罗德里格斯那里，古兹曼学到了对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有吸引力的那种宏大壮阔而又不着边际的哲学思辨和辩证法概念游戏；而德拉列瓦吸引他的，则是把革命和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的浪漫激情，对原则的执着，对所有与革命无关的事物的不屑一顾，以及对毛泽东的中国的崇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极其妄自尊大的，而对某些人来说又特别有吸引力的个性。

1960年，古兹曼念完了博士，论文是关于康德的空间理论。可惜的是，古兹曼的革命没有成功，不然秘鲁人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继毛泽东教诲下的中国人民之后最有哲学修养的民族，从炼钢工人到放羊娃人人都会谈对立统一和一分为二。就在那一年，古兹曼加入了秘鲁共产党。
1962年，古兹曼被聘为秘鲁国立华曼嘎(Huamanga)大学的哲学教授。华曼嘎在秘鲁贫穷落后的阿亚库乔地区，这个国立大学是政府用来培养技术人才，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但古兹曼另有使命。秘鲁共产党在阿亚库乔地区的组织死气沉沉，古兹曼受命改变这种状况。他抵达后立刻接管了青年工作，领导激进学生做社会调查，和大学周围的贫穷社区联系，利用大学自治的制度和学生组织招募和培养激进分子，为发动革命打下组织基础。

在那些年里，华曼嘎大学的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年青哲学教授那清癯而矫健的身影，飘洒的长发，敞开的夹克(里面从不打领带)，臂下总是夹着一本书，身边围着崇拜者，他们多半是出身于贫苦人家(秘鲁当时上大学不要钱)的大学生，古兹曼的辨证法和唯物主义带领他们从半文盲一下跳到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本事提供答案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速成班让很多同事感到怀疑，但古兹曼根本不信那个邪。1964年古兹曼结婚，新娘是当地党委领导人的女儿，比他小十一岁，也是个忠心耿耿的党员，死于1990年。

古兹曼投身革命时正赶上苏共和中共闹派性，毛泽东要造赫鲁晓夫的反，从苏共手上把世界革命的大权夺过来。在这场全球范围的文革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重新划线站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此一分为二甚至为三为四，造反夺权不成就另立门户，秘共也不例外。阿亚库乔党部也展开了路线斗争。听命于苏联的一派在党的会议上挂起了马，恩和列的三大圣像。古兹曼深知挂不挂斯大林的相片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就象中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和拜占廷东正教会争论哪些算圣灵哪些不能算以及要不要挂圣像一样，他挺身而出把被赫鲁晓夫在苏联拿掉的斯大林的相片挂在了列宁旁边。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长为秘共亲华派的代表，开始受到中共的注意。

从上北京见毛主席到成为秘共的红太阳(PukaInti)
1965年，秘共又面临一个重大考验。古巴共产党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全力扶植下站稳了脚跟，开始向拉美大力输出革命。秘共从亲华派中又分出亲古派，主张立即展开武装斗争。这种“立即行动”论吸引了很多对长期艰苦枯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日益不耐烦的青年。本来中共和古共一样，也是主张武斗的，但古巴当时已经投靠苏联并和中共交恶，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大骂毛泽东是老年痴呆，因此亲华派和亲古派在组织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为了和亲古派争夺群众，亲华派也着手进行武斗准备，这正对本来就着迷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古兹曼的胃口。由于处境危险，党的领导要他立即转入地下，并将他送到中国去培训。

古兹曼究竟是何时去的中国，通过什么途径，由谁安排，在那里呆了多久，这些都还被封闭在近年来避免出头露面的中联部的黑箱之内。西方很多文章都提到他到中国时正赶上文革大潮初起，毛泽东数次接见红卫兵，古兹曼也在人群之中，远远地瞥见了天安门上那轮烤得大地万物不生的红太阳。考虑到古兹曼是从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和冲杀出来的亲毛造反派，让他远远见一眼毛主席应该是中联部能办得到的。他本人也一直以此为荣。不过千真万确的是，他在北京一处秘密营地或干校接受了训练，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精神可以变物质到人民战争如何操作各种武器和发动农民分田分地。尽管古兹曼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高深背景，他对中国教官再三叮嘱的“只要思想对头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也可以有枪”的江湖绿林唯意志论哲学深以为然。他对结束爆炸训练的最后一课印象也十分深刻，那是中国教官教他们如何巧妙使用炸药，古兹曼说在中国教官手下真是遍地开花，让你无处可遁。

大约在1967到1968年之间古兹曼潜回了秘鲁，很快成为阿亚库乔地区党的领导人。这时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和党内的古巴路线作斗争。古巴路线是照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游击战，以一小撮精干分子组成游击队四处出没，打击政府军，瓦解他们的士气。而古兹曼从中国请来的真经是人民战争，要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轰轰烈烈地闹一场。他斥责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共当年对格瓦拉的批判一个调子。
按说古巴路线已经在拉美经受了考验，是马列主义和拉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倒是古兹曼反而有秘鲁的王明或者“二十八个半”的嫌疑。但秘鲁没有毛泽东式的地头蛇，加上当时中国的文革正使得从拉美到西方的所有左派热血沸腾，谁要反对中国都先要掂掂自己的斤两，所以古兹曼在党内声望日隆。他那哲学教授的派头加上新近从中国取回的真经，使得他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理论大师和指路人，人人都敬畏于他那西方经典(康德黑格尔)和东方玄学(毛泽东)的结合，他的长篇政治演说和思想教育使那些半文盲的党员们听得既不知所云又如醉如痴。

正是从那时开始，古兹曼的党名“冈扎洛”开始取代了他的本名，党员们也开始用“红太阳”来称呼他。不久，在古兹曼和秘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帕雷德斯(SaturninoParedes)之间发生了期待已久的分裂。伴随这种分裂的，是外人永远搞不懂也没有必要去搞懂的“理论分歧”(正如非基督徒永远弄不懂天主教和东正教当年到底为什么争吵一样)。古兹曼给原来的上司戴上“取消主义先生”的帽子，而帕雷德斯则给他反扣上一顶“机会主义先生”，重演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以及文革中五花八门的相互革出教门和刻毒诅咒的一幕。

这场“路线斗争”在华曼嘎和其它大学尤其激烈，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

分裂之后，两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秘共，都不肯另起党名，都指责对方盗用秘共的名称。好在他们彼此都有自己的刊物，帕雷德斯的秘共是《红旗》，古兹曼的秘共是《光辉道路》，他们自己和外人后来就用这两个刊物的名称来相互区别，称为“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

古兹曼一当上“冈扎洛主席”就正本清源，重新解释党史，以他为界标往前追述历史，划出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并在党内搞整风，干部们都要学习文件，统一思想，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说从1930年党的创始人去世后，秘共就开始犯倾向性错误，一直犯到60年代的帕德雷斯，变成取消主义。在此过程中党内的正确力量不断进行斗争，最终在他冈扎洛主席的领导下才战胜了错误倾向，确立了一条正确路线，从此秘鲁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保证。这段故事读来象是毛泽东一当上中共老大，就在宝塔山下清理中共历史，搞延安整风运动的翻版。和毛泽东一样，古兹曼也为他的党分析秘鲁社会的性质，澄清党的纲领，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说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在目前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古兹曼的整风在党内也有对象。在同一所大学(华曼嘎大学)内，有一个叫卡瓦塔(LuisKawataMakabe)的数学助教，他是由古兹曼发展入党的，也是个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虽然以数学为业，但却像古兹曼一样对哲学入迷，也崇拜毛泽东，有学生回忆说选修他的课只要读毛著就能拿学分。象毛泽东一样，他擅长把哲学通俗化。在和红旗派的论战中，他开设了题为“物质与运动”的系列讲座，在两个小时内能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口气讲到秘鲁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使很多在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以及其他派别之间摇摆的学生最终相信光辉道路派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扩大了光辉道路的阵营。他的风头使得外人往往以为他就是光辉道路的领导人。1972年光辉道路派与另一个左派学生组织大学生联盟之间发生了一场武斗，光辉道路派盘据在学生宿舍楼，大学生联盟化了三个钟头攻占了宿舍楼，俘虏了很多光辉道路的人员，但他们没有发现卡瓦塔，卡瓦塔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卡瓦塔在光辉道路派中的威望日隆，使得古兹曼有所猜忌。不久他以卡瓦塔的男女关系问题为借口将他开除出党。

“光辉道路”的社会基础

“光辉道路”的成员结构和世界上多数共产党和恐怖组织起家时相似，领导集团是既狂热自负又精于策略盘算的小知识分子，普通成员中多数出身于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家庭：破产或入不敷出的城乡小生产者，贫苦农民，以及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倍受歧视的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一样，“光辉道路”的核心和骨干有著鲜明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背景，而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是粗糙和情绪化的，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自己行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深入思考，把这个责任完全交托给了党的高层知识分子，在反复的洗脑过程中把党的理论植入自己的内心。尽管党组织有大套理论来论证其政治行动的合理性，但在多数成员那里这种理论被简化成了几句口号。

“光辉道路”的基层骨干中，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大学生占了多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由于秘鲁实行免费上大学，穷人子弟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这些人是带着对社会不公的满腔愤懑进大学的，加上其知识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所以特别容易受在大学中自由传播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自治制度成了激进思想和组织的温床，在“光辉道路”正式亮相之前，秘鲁激进左翼力量在校园中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阅读“光辉道路”早期在大学中活动的材料，中国人会感叹这是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们竟然如此自由自在无法无天！除了大学生外，出身贫穷的印第安少年也是“光辉道路”中活跃的力量，而且是最好战，参加暴力斗争时最无顾忌的。

“光辉道路”既然要发动“人民战争”，就必需在某些地区建立所谓“解放区”。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和毛泽东当年选择湘赣边界一样，也是那些不但贫穷，而且各种成体制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十分薄弱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真空地带。这些地方主要在秘鲁的中南部山地，如阿亚库乔，黄卡菲立卡(Huancavelica)，阿普利买克(Apurimac)和普奴(Puno)。一位秘鲁学者一针见血地说：“没有什么解放区，只有被弃区。”在这些真空(或被弃)地带，一小撮有组织有训练有武装的精力充沛的年青人加上部分力图通过参预政治行动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当地活跃分子足以控制一大片人口和地区。

“光辉道路”在城里是打了就走的恐怖分子，但在乡下无疑得到了部分农民的同情，为他们提供吃住，通风报信，部分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农民为什么会同情这个以小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的恐怖组织呢？这或许是一个对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危机和贫富矛盾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问题。

秘鲁的农业和拉美多数国家一样，长期处于大地产制(种植园制)影响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地产制开始衰落，但土地占有不均的局面没有改变。六十年代末，秘鲁军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剥夺大地产，建立国营农庄，企图以此来把大地产制改造成现代农业。这种改革是一个怪胎：右翼军政权的国家垄断加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国有化的政策。改革非但没有满足许多地区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杜绝了他们进一步改革的幻想，因为改革已经完成了。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受命组织国家农庄的官吏和地方权贵势力勾结，把改革变成中饱私囊的机会，成为农村中新的暴富阶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改革所建立的国有农场效率比过去的种植园更低下，因此1982年后秘鲁政府再来一个私有化，把国有农场的土地分给管理人员和职工。这样，尽管土地数次易手，农民还是没分到一杯羹。在那些特别贫穷的地区，农民对国家政权十分冷淡，对富人极其憎恨，农村中缺乏建设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许多农家子弟接受了一点免费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但在农村找不到出路，在城市又受到歧视，属于典型的边缘化群体，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光辉道路”与国家政权、城市、现存秩序和富人为敌的暴力行动被许多农民尤其是青年视为报复和发泄。“光辉道路”招募青少年的步骤常常是以集中强化的政治学习开始，以冈扎洛主席对秘鲁社会的阶级分析为主要教材，把这些青年的愤恨和不满导向特殊的对象。。当通过政治学习，为参加武装斗争做好准备后，组织上会安排他们参加一次军事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新战士会被安排杀死一个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使得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和组织共存亡。
1992年8月，秘鲁警方一举破获“光辉道路”的领导集团，古兹曼本人也被捕。消息传出后，秘鲁全国都象是一颗久悬的心终于落了地，世界舆论也纷纷对这个拉美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报导，就连中国大陆的报刊，也透露出这个恐怖分子60年代曾经在中国受过训练。1992年9月24日，被囚禁在一个铁笼子里的古兹曼会见了记者，发表了著名的“笼中演说”，号召他的追随者将正在展开的第六大战役进行到底。但第二年，他的一封要求和政府合作的信传了出来，使得其所剩无几的门徒四分五裂。至此，“光辉道路”变成了穷途末路。如果说毛泽东的革命确实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麽古兹曼的“光辉道路”只是一个拙劣的摹仿，一出人见人厌的闹剧，一场不折不扣的动乱。

把“光辉道路”的兴衰放在二十世纪革命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光辉道路”既是革命政党又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说它是革命政党，是因为它有大套理论，要推翻现存秩序，改造全社会；说他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是因为它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于不顾，杀人不眨眼。它的个人崇拜也结合了革命党的领袖至上和黑社会的老大崇拜；

它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义优势，谴责社会不公，处处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实际上不但是不劳而获、靠用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度日的寄生虫，而且还要破坏它寄生的肌体，在此意义上比寄生虫更坏，是癌细胞；它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但砍起别人的头来更不手软。自己的牺牲成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别人的性命更不值钱；

它以“精神解放”为号召，实际上却实现了领袖对追随者的心灵奴役。“光辉道路”用古兹曼思想给信徒洗脑的结果是造就了绝对服从、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领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为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其组织是和社会相隔绝和对立的，对“社会”始终怀有戒惧心。“光辉道路”和外部社会之间界限分明，它有一些“外围组织”（如妇女，青年协会等等），既用作联系渠道，也用缓冲地带；“光辉道路”的成员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性伙伴和婚姻对象多半是同志。除了同志，没有或者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即使有也是为了党的利益去交朋友。因此，加入“光辉道路”，实际就是加入了一个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纽带的群体，党不但控制了成员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甚至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把他们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和组织的共同点。

然而，笔者觉得特别值得一提（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光辉道路”的哲学背景和组织发展以及暴力斗争之间的联系。

“光辉道路”是一个极端崇尚暴力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在行使暴力时不但毫无顾忌，不分对象（尤其是在后期）而且手段残酷。然而这个组织的理论核心却和暴力初看上去毫无关联，它建立在一种宇宙论（cosmic）哲学之上。古兹曼常常高谈阔论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所谓万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质，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光辉道路”的一个令人炫目的说法是“一百五十亿年（不知所指为何，可能是指太阳系的起源？）的物质运动最?导向一个世界大同”，这个世界大同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政党和军队，也不需要民主的社会。如前所述，“光辉道路”早期的另一个理论家卡瓦塔也是个谈玄论道的高手，能在两小时内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直讲到秘鲁社会的阶级结构。

这种玄谈不是用博学来唬乡下人。从现代科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今哲学家所谈论的宇宙的“本质”、“本源”和“规律”等等命题是纯粹的假问题，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这种言说却具有准宗教性质，是盗用科学和理性的旗号去满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日益世俗化，而共产主义革命的反现代性就表现为它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准宗教政治运动，其宗教性的表现多多，而把整个运动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宇宙论的哲学之上则是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宇宙论哲学以发现了宇宙的终结起源和普遍规律自命，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智上的巨大满足。每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经过一番“探索”最终“发现”了这个宇宙真理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和宗教信奉者终于找到福音和上帝时相似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甚至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我有了一个世界观了！从此，他们自觉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别人根本不同，他们能把所有毫不相干的事件和现象，能把物质和精神，社会和自然用同一个规律去解释。而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不会令他们反思自己有什麽地方不正常，反而会坚定他们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感，这正是那种“上帝的选民”的心理。在实践上，这种高于一切人间戒律的“宇宙的终结真理”把这个政治运动的参加者从所有的道德顾忌中解放出来，正和历史上和现实中种种宗教圣战的残酷和不择手段一样。
因此，当人们为“光辉道路”把哲学玄谈和血腥暴力结合在一起而感到怪诞时，不妨想一想在延安，当思想整风运动借助着肢体暴力（有关延安整风中的暴力可以参看高华的专著或者过来人的回忆录，如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而展开时，毛泽东是如何通过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许多哲学演说把延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共同体，使无数青年“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的。也不妨想一想，在文革中，当武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达到中国历史上除公开内战外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毛泽东是如何在深宫禁苑中象历代帝王着迷于长生不老术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物质的无限可分这个他心中宇宙的根本规律的。再想一想亿万中国人是如何鹦鹉学舌一般高谈阔论“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这种正确的废话的。毛泽东对物理玄学的这种嗜好（他甚至干预到世界物理学界的讨论中，要独尊所谓“坂田模型”。而他对物理学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也博得了杨振宁之流的敬畏，在坂田和杨振宁等人的心中，毛成了启蒙运动时倾心于科学和哲学的开明君主。）是要满足他心中最大的奢望：发现并证实一个单一的根本的宇宙真理和普世法则，用来指导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成为现代的上帝，理性时代的上帝。翻一下文革中的报刊，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甚至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病症也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面前迎刃而解。但愿今天的中国人能有机会再读一读这些荒诞无稽的东西，更但愿他们不仅仅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非理性的疯狂。

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古兹曼不愧为安第斯山的红太阳，南美洲的小毛泽东。如果古兹曼的革命成功，“古兹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不但将为秘鲁的社会改造指明前进的方向，而且将成为秘鲁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哲学指南，取代天主教成为秘鲁人民的新信仰。

二。毛主席的光辉——秘鲁“光辉道路”

圣诞节第二天，利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登出大幅毛主席像。我西班牙文水平不够，一向不留意报亭，今天走过却不禁眼前一亮：那宽阔的前额，眼角眉梢透出来的沧桑，矜持的嘴和嘴下的痣都是中国人见得不能再多的。在一切生疏的异国骤然见到如此熟悉的面容，他乡遇故知般的惊喜之后不由地惭愧，没想到自己中国人却需要秘鲁人来提醒中国主席的诞辰。我赶紧买些报纸，回去查著字典用功。几天下来，除了西文长进，还很长了不少见识。原来，我们中国，中国的伟大领袖，竟然和秘鲁颇有源渊。在中国，愿意不愿意，我们习以为常地生活在太阳下，如今从地球另一半看到同样的阳光照在外国人身上产生的效应，于是得以使我对太阳和阳光从新的角度上产生了新的认识。

　　一．红太阳照亮光辉道路

　　“光辉道路”（Ｓｅｎｔｅｒｏ　Ｌｕｍｉｎｏｓｏ）是秘鲁革命游击队组织，创始人名叫Ａｂｉｍａｅｌ　Ｇｕｚｍａｎ。Ｇｕｚｍａｎ原是亲俄的秘鲁共产党资深党员，但勤于独立思考，年久看出共产党没有作为。１９６６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打翻旧世界的威名远扬。Ｇｕｚｍａｎ开始研读毛泽东思想，终于相信这才是革命的出路。７０年代初，Ｇｕｚｍａｎ自行成立了新组织，大概出于希望多多得到毛主席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他将组织命名为“光辉道路”。秘鲁人不忘毛生日，主要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造就了光辉道路。

　　Ｇｕｚｍａｎ原是Ａｙａｇｕｃｈｕ省的大学哲学教授。Ａｙａｇｕｃｈｕ虽无湘江流过，却也大致处于国家的中心。Ｇｕｚｍａｎ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不仅弄懂了外因内因之辩证关系，更参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定下光辉道路的战略：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以游击队形式活动。此举可谓把毛泽东思想和秘鲁具体实际相结合，切中时弊，立竿见影。

　　秘鲁国家形若长方，略分三带。西边太平洋沿岸，地质气候如加州，是现代文明集中的地区，人口以西班牙后裔和西人与印第安混血占优。中间安第斯山区曾是印加古国的中心，现为矿产基地，是印第安人集居地区，普及教育水平很低，很多人仍只会说印加语。安第斯山以东是亚马逊流域大片的热带雨林，不仅交通通讯尚欠开发，那里印第安人星散的部落差不多都各操自己语言，政府管理几不可达，曾是世界可卡因原料非法生产的主要基地。
1991年藤森看出秘鲁人对本国人领导已失去信心，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移民背景。他利用大量印第安人也不会说西语，成功地塑造了自己是非西语群体更好代言人的形象。还有就是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中国人”的昵称，公共场合必如此自称，以加深人民的印象。日本虽富，秘鲁见到的只是汽车、电器等贵重货物。就人跟人面对面打交道来说，中国移民远比日本移民给秘鲁人的印象好得多。日本来的都是早年移民，多是农民并继续务农，没大起色。从中国最早到秘鲁的移民虽是苦力却迄今源源不断，而且凭吃苦勤劳起家，令中国餐馆在城市农村遍地开花。中国餐馆价廉物美，被称为“Ｃｈｉｆａ（吃饭谐音）”，而且好像用不了什么投资就可以赚钱。秘鲁人的民族特性按中国眼光实属好吃懒做，中国移民们这种轻易小康又有好饭吃的饭店老板形象极投人意。

　　藤森也确实有两下。他夹着一上台就中大彩而带来的动量，调动同时也成功地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日本一直在试图改变只富不贵的国家形像而久试无功，民族失落感却在南美通过藤森的政治成功得到充分补偿。大量的捐款投资源源而来，使藤森得以把通货膨胀从７０００％降至３％！从此藤森政府威信愈涨形成良性循环，政绩斐然：彻底解决了与厄瓜多尔历经百年、战火已燃的边界争端；历险镇静，把拖时二月余的日本大使官邸宴会上二百多国际政要被武装劫持为人质的危机化险为夷；遇难不惊，带领秘鲁度过９８年历史上最惨重的“圣婴”自然灾害；甚至迫使传统的可卡因原料生产转往哥伦比亚。

　　政功赫赫，使得藤森的地位已似乎不可动摇。在任期间，两次有影响的政治挑战，对手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和藤森自己的离心夫人，都被他轻易地化解在弹指一挥间。他甚至两次解散国会，并把高级法院一半以上的法官撤换。国际上，藤森也成了风云人物，吸引世界南北首脑会议到利马召开，世界各强国首脑云积，这是穷国小国乱国如秘鲁从不敢奢望的殊荣。一时间，拉美诸国人民最流行的政治抱怨竟变成“可惜我们没有个‘中国人’总统”！

　　藤森显然还有继续革命的精神，开始打造秘鲁或是他自己的国际形像。２０００年８月，藤森连任第三届后不久，向世界宣布秘鲁警方破获约旦向哥伦比亚游击队贩卖的大宗军火。不料，此举却是不仅画蛇添足，更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效果适得其反。首先，约旦政府公布证据，这些军火的原买家是秘鲁军方，并出示了藤森的左膀右臂、秘鲁秘密警察头子受贿的录像。接着，内幕进一步被捅了出来，原来ＣＩＡ插手此项军火交易，以制造美国武装干涉哥伦比亚内政的理由。藤森因此捋了虎须。很快，藤森自己和他的政府贪污受贿的证据谣言便到了满天飞的程度，就连保护客户最牢的瑞士银行也公布了假借秘鲁政府名义、好几千万美金的帐户。
　　同年１１月，藤森参加亚太首脑会议后突然神秘失踪，随后现身于血缘祖国日本，并从那儿向秘鲁国会辞去总统职务。秘鲁国会拒绝接受藤森辞职，坚持以道德败坏将其开除，后来更发出罪犯通辑令，要求日本引渡。而藤森却在日本建立网站，透过互联网络尽情地回忆太平洋彼岸辉煌的昨日时光，愤怒地逐条驳斥所有指责起诉，并郑重地预言秘鲁终将醒悟请他回去再拯斯民于水火。

　　关于藤森的起落世界大报期刊评述如潮，主调结论是：再明智能干的领导人，恋栈权力过久的结果都只能是害国害己，正应了前人名言：所有政治生涯都终结于失败（Ａｌ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ｅｎｄ　ｉ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Ｅｎｏｃｈ　Ｐｏｗｅｌｌ）。三．没有太阳就没有阳光

　　政治舞台你上我下，大起大落，走马蓝台类转蓬，中国如此，秘鲁亦然。草莽英雄和政治强人在各自鼎盛时期突然垮台，其中极丰富的戏剧性令人扼腕，可以供爱看热闹的演义出安第斯篇章。我既非文人，更远政治，读到此却也不免掩卷沉吟，深思良久，若有所悟。时耶命耶？人的命运，世上的风云变幻究竟都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虽然秘鲁的这些风云人物和我们中国的毛主席多少关联，可真做一下对比，除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感叹，成功与失败的教训经验也让人觉得人生奋斗，把握机遇，各国略同，不同行业其理也略同。

　　毛出身农家，师范毕业，无任何提携。出得道来，党内党外荆棘丛生，阻碍重重，而终于突破而成功。Ｇｕｚｍａｎ可说是全学得毛泽东思想，并付诸实践，他起点高得多，也确实离胜利近在咫尺，却功亏一箦。如今毛泽东思想已不再被奉为战无不胜的法宝，Ｇｕｚｍａｎ的失败是否更是雪上加霜？可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用的是什么击败一切对手敌人？虽然说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列主义的发展，但是即使马恩列斯齐集中国领导红军，也不见得能走完长征。毛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想起纪念甲申三百年，而决不会早早把指挥部搬进敌人首都。所以，Ｇｕｚｍａｎ的失败是他自己的失败，就象毛的胜利是他本人的胜利一样。有毛泽东才有毛泽东思想，没了太阳也就没了阳光。说到底，革命，造反，打江山，得胜利，凭的是人的努力，实现的也是个人奋斗，主义思想不过只是工具。

　　藤森过度的集权，对国家随心所欲的成功控制，人民对他曾有的崇拜，其势也与毛相似。藤森身为现任总统，弃国家于不顾，羞辱逃遁，其逃亡以及日本敢收留也难说没有大国居中调停默许。而毛主席身后虽毁誉鹊起，其尊严却不倒。两位都因独裁而得到效率，本质差别在于，毛不用也用不着借用外国力量来巩固本国独裁，自立更生，技高一筹，志高更不止一筹。藤森显然腐败，毛却没有外国帐户，莫非无产者的独裁真是清高无私的专政？可是，秘鲁虽穷，人民收入却比中国高，我甚至不好意思实话告诉秘鲁人毛领导下中国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因此，表面形式尽管不尽相同，独裁的性质却都是把国家据为己有，置人民权益生死于次要而只求聚敛巩固个人地位、一己的权力，因此都是为了自己、都是自私的，无论独裁的结果具体是增加了独裁者私人的存款，还是丰富了个人的名声。

　　然而毛主席确实战无不胜，就是拿其他的风云人物与之相比，仍不免显得萤光月光，因此毛主席确实属于伟人。试想，如今骂毛虽成风尚，可曾有人敢设想把自己放在毛的位置上会怎么样？绝大多数人成不了毛主席，志向不同，能力也各异。但肯定的是，毛是人，每个人也都是人。我们生长在中国，有幸不幸，脱离不了阳光照耀和照耀后的烙印，而且受过照耀也并非可耻，却使我们亲身经历了毛的伟大。既然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与其对一位已不再会说话的人大施雄辩，何如因势利导，学学毛的长处，借鉴一下自己应该如何立身处世？毛有志向，有胸怀，有意志力，能成事且不轻显满足。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路，但也都是立下目标然后艰苦奋斗而终于或有所成。回首往事，过来不易，略感自豪也确实应该自豪。可既然毛是人，每个人也都是人，比起毛主席，我们自豪的限度是否太小，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可够资格？我们自己的目标是否还可扩大，何不学习毛主席迎风斗浪永不停步？说到底，骂人容易，学人却难；破坏容易，成事却难，成大事更难。

　　四．毛主席的光辉

　　秘鲁之行快结束时，我想去Ａｙａｇｕｃｈｕ一游。除了游览景色，说实话很想见识一下真正的革命者，可受到秘方朋友极力阻拦而犹豫。一天下午，光辉道路袭击，就在我办公室外边打死一名警察。那天，我赶篇论文，在办公室里开夜车不觉天亮，意外地发现朝阳满窗如血色鲜红，定睛望去，原来确是鲜血溅在磨砂玻璃上未曾拭去。我顿时颓然，打消了念头。出到外边，遥望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光辉照耀在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上，我凡夫俗子的心胸里不由得也生出了情怀。可惜，长吐一口胸中浩气之后，却没能咏出沁园春，只想起了颂歌。该怎样歌颂毛伟大领袖？道是：
　毛主席的光辉
　　　　嘎啦呀西若若
　　　　照到了雪山上
　　　　依啦强巴若若

　　　　……

　　（本文说故事引出感想，无意记录评价历史。）

三。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追忆“光辉道路”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支支游击队。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游击战术，试图推翻所在国的政府。当时的西方媒体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都称作“毛主义者”。

如今，除了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外，“毛主义者”们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国际先驱导报》请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再次为我们翻开那一页历史。在那个风云变幻、鱼龙混杂的年代，“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之广，也许远远超出了今天很多人的想像。

中国外长只能搞“地下活动”

《国际先驱导报》：当时的秘鲁反政府武装主要有哪些？

朱祥忠：秘鲁当时有两支影响比较大的游击队，分别是“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其中“图帕克·阿马鲁”主要是印第安人的组织。“光辉道路”是从1970年从秘鲁共产党里分离出来的，其领导人古斯曼本来是秘共的领袖之一，此人思想非常左，虽然他宣称拥护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他们和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术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常搞暗杀、绑架、抢劫银行等恐怖活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可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革的时候中国也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下，因此他们那个时候对中国比较友好。“四人帮”粉碎后，他们就认为中国变“修”了，是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把中国大使馆也列入了他们的袭击名单。经常往使馆院里扔炸弹。我们的使馆人员每次被炸后就在院子里的弹坑旁边写上日期，我1988年去的时候一看，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写满了日期。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他们就表现出了恐怖组织的一面。

朱祥忠：对，利马基本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遭到过他们的袭击。美国、日本就不用说了，苏联也被认为是在搞修正主义，就连古巴和朝鲜也因为向秘鲁政府出售武器而被炸过。

8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我们当时出去活动都不敢走一个门，每次必须从不同的门出去以免被人摸到规律。大使的车出去连国旗都不敢挂。围墙的铁丝网加了有好几米高。

1987年我陪吴学谦外长出访秘鲁，当时使馆和秘鲁安全部门都接到消息说“光辉道路”要针对中国外长制造一次国际事件。本来安排吴外长住谢拉顿大酒店的，国内和使馆商量临时改在了海军俱乐部，甚至连吴外长自己都不知道变动。中外记者找不到人采访，利马的大小媒体干脆报道“中国外长失踪了”。那时候街上巡逻的都是坦克、装甲车，每天的行程必须临时决定，吴外长还开玩笑说：“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我们还要在这里搞地下活动。”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朱祥忠：一开始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有一些误解，因为这些人整天搞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西方就以为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后来这些人连中国使馆也开始炸，我们虽然处境比较危险，但因祸得福，反而澄清了我们和这些恐怖活动的关系。

其实“光辉道路”在秘鲁人民中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他们的成员主要来自秘鲁最贫穷、最下层的农民或者山区群众。他们抢劫银行的钱都分给穷人，因此得到了很多穷人的拥护。组织规模最大的时候达到了3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只要给每个地方的省长、议员发一个命令“必须在X月X日前辞职”，这些人就会一律如期辞职。只要命令哪个城市的商店必须关门，这些商店就都会关门。秘鲁曾有70%的领导人因此辞职，国家机构几乎瘫痪。

《国际先驱导报》：那一度这么嚣张的组织是如何盛极而衰的？

朱祥忠：1990年藤森上台，把镇压反政府武装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以前的总统都是派警察，只有藤森敢直接调动军队。自从1992年古斯曼被抓后，“光辉道路”领导核心被破坏，后来虽然有一些活动，但大多还是不成气候。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朱祥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学习中国的革命经验的。比如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国家，人民的觉悟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以前周总理曾经劝说当时的智利总统阿连德，说你们现在还处于民族革命阶段，不要硬搞社会主义革命，阿连德没有听，后来果然失败了。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曾经对这些组织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但事实上，当时有很多人和组织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却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顶端 Posted: 2008-09-16 03:58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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