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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 论斯大林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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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大林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与实践

在人们的印象中，“斯大林太粗暴”[1]，他枪毙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头目，对各界干部和人员进行大清洗，流放了全部富农，迁徙了许多少数民族，鼓吹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但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掷得越多，两面出现的概率越相等那样，斯大林的理想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分崩离析的社会。我们对他的研究越深，越能挖掘出他思想的另一面。斯大林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乃至他在实践中的教训，对于我们都是有益的借鉴。

一

毛泽东曾经批评斯大林搞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2]。可见斯大林并不偏爱阶级斗争。1925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由于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苏联社会出现了稳定平静的局面。同年6月9日，斯大林在《问题和答复》一文中对苏联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一）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二）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三）农村贫民，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对于第一条战线的斗争，斯大林认为：“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比不上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无阶级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斯大林强调指出：“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抑制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

对于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斯大林指出：“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昂贵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斯大林接着说道：“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可见，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

对于第三条战线的斗争，斯大林指出：“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贫农，而首先是雇农；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这一条战线并不象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蔽的。这里的问题是富农－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抑制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然而，斯大林对于这一斗争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说道：“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因此，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3]

本文引用了这样一段如此长的话，就是因为斯大林的这一大段话几乎无人引用，所以也不为人知晓。的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故意挑起阶级斗争，激化矛盾，肯定有害于社会稳定，反而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而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教育的方法化解矛盾，才会有利于社会发展。以此观之，斯大林对苏联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这些在区别基础上建立的政策也是准确的。这些政策如果能长期实行，对于使苏联社会在正常、和谐的状态中运行，将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加速实现苏联工业化的任务十分紧迫，再加上国家机构的扩大，商品粮的供应出现了极大的缺口。1927年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928年1月5日，以斯大林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成立并于次日发布指令，要求如期完成收购任务。斯大林还最后一次外出巡视到西伯利亚，“施加布尔什维克压力”，要求按刑法第107条惩办不交出余粮的富农和其他投机分子。[4]各地又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粮食征集制那样，组织武装征粮队，挨家挨户强行征粮，甚至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征收了。国家和农民的矛盾又开始处于激化状态。

斯大林的不要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的思想之所以未能坚持实行，客观原因是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完全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随时受到侵略和颠覆的威胁，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容易激化同农民的矛盾。主观原因有：（1）没有处理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2）对中农和富农、十月革命前后的新老富农、新式富农（从事部分工商业）和旧式富农以及富农和地主没有加以区分，打击面过大了；（3）过分强调强制手段，忽略了经济、行政、宣传教育等手段。

武装征粮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斯大林很快发现了这一错误。1928年11月19日，他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指出:“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终究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5] 为此，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并对贫农和中农采取了预购制，从而缓和了工农之间的矛盾。

二

1913年，斯大林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就提出了“必须使国家民主化”[6]的号召。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及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国家民主化问题被搁置。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派别斗争，再加上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加速，民主化问题又被拖延。

在党内斗争形势缓和，工业化和集体化基本完成后，民主化问题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1936年底，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7]斯大林认为：“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8] 他还认为：“国家没有民主制，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9] 可见，民主制也是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斯大林指出：“实现活跃苏维埃的路线、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经选举产生的机关的路线以及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的路线。伊里奇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制的最高类型。”[10] 因此，在斯大林看来，只有实行普选制，才能“使群众看到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的愿望的体现。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在群众和政权之间建立不可摧毁的精神联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亲近的政权”[11]。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建设，经广大群众选举产生的政权，必然是稳固的和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权。政治稳定了，社会也就会稳定并和谐发展。

在斯大林普选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1936年苏联宪法，取消了1924年宪法的许多限制，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包括先前被剥夺选举权的“曾是剥削者”的人们，均有选举权，只有按照判决被剥夺选举权和患精神病者除外；取消了工人和农民之间在代表名额额度上的限制；各级苏维埃的选举均采取秘密投票制，取消以往的公开举手表决制。在斯大林民主化思想指导下，这部以斯大林命名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有人身、住宅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权利，有劳动、休息、受教育以及在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证的权利；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纠正了以往法出多门的现象；最高苏维埃代表非经最高苏维埃或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非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不受逮捕或审判；各级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并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

斯大林宪法确实是一部富含民主精神且获得世界好评的社会主义大法，如果能切实贯彻实行，苏联社会就有可能在正常、和谐的状态中运行。然而，宪法通过不到3个月，就在193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发起了大清洗运动。不过在10年后的1946年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的选民大会上说了一段至今令人回味无穷的话，他说：“我认为选举运动就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12]

三

怎样看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怎样处理这一对矛盾呢？斯大林早在1934年会见英国作家威尔斯时就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种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13]

斯大林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利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14]他还指出:“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15] 可见，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和损害个人利益的。当然，它也不会损害集体利益，只会协调二者利益，使它们都得到收益和发展。

虽然斯大林说了要保障个人利益，但在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特别是加速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的个人利益尤其是农民的个人利益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正如毛泽东所言:“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16]不过，斯大林注重经济发展，他使落后于欧洲的俄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他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刺激，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并在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享有许多优惠。因为斯大林十分明白:“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往高处走，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17]

四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必定还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文化，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化，是国家文化政策必须解决的大问题。1930年以前，斯大林的文化政策是十分宽松的。他在1929年2月指出：“‘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而竞赛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的情况下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成和定形。”[18]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只有无产阶级文化一统天下，如果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农民文化、小资文化、民间文化等实行扼杀政策，无产阶级文化就得不到借鉴和比较，其艺术性将会大大受损，也难以满足广大人民多样的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斯大林对禁止非无产阶级文化的举措并不赞同，他主张用和非无产阶级文化进行竞赛的办法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提高其艺术性，扩大其阵地。

当时，苏共党内正在批判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有些人就把这种批判引入到文艺界，指责一些艺术家是“右倾分子”。斯大林对此表示异议，他批评道：“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19]然而，由于布哈林是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20]，要打倒布哈林，不进行思想理论上的和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在长达一周的庆寿活动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始了。12月27日，斯大林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严厉批判了布哈林的经济理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发表《哲学战线的状况》的谈话，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批判；1931年11月，他又发出《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斯卢茨基的史学观点和该编辑部进行了严厉批判；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个艺术团体。在贯彻中央决议的过程中，对“拉普”和各文艺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展开了批判，各派别的刊物被停刊，各种文艺主张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所取代。从此，苏联的文化艺术结束了20年代繁荣活跃的局面，进入了此后大一统的单一化时期。

卫国战争后期和胜利初期，苏联文化艺术生活一度宽松活跃，斯大林不能容忍这种倾向，1946年8月9日，他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了《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文学刊物以及数十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随之而来的是苏共中央分别就文学、戏剧、电影陆续作出三个决议，严厉批判当前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倾向问题”。1948年初又对音乐界作出决议，讨伐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一大批音乐家遭到了无情打击。

斯大林晚年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他的看法，指出：“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21] 无疑，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毫无疑问，领导者对于科学问题也有批评的自由，也可以参与争论，但在批评和争论中，他不过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问题不在于领导者有没有参与争论和批评的自由，而在于他是否把权力和权威拿进来，以权压人，只有他批评别人的自由，没有别人批评他的自由。不幸的是，斯大林恰恰是这样做的。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大批判也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苏联的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而李森科学派则受到扶植。1946年1月，李森科又发表文章《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完全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李森科写信上告斯大林。凭借着斯大林对其报告的圈阅和审定，在1948年8月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李森科对摩尔根学派进行讨伐，诬蔑该学派是“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会后，该学派被禁止在学校授课，成员被撤职，实验室被封闭。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从此被禁绝。除生物遗传学外，量子物理学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数理逻辑、系统论、控制论、有机合成化学等都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被禁止研究和传播。这种情况致使苏联在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时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至今还有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他的这些思想或者没有见诸实践，或者没有贯彻到底，或者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言行不一。之所以如此，客观原因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反侵略，反颠覆，反复辟，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增强国力。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民挖得很苦”，把人民的裤腰带勒紧，把社会生活军营化，把思想文化革命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尽管他们有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些可贵的思想，但也仅是而已。对于这些思想火花，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应抹杀，而是应该把它们提取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同时，对于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应给予充分的理解。

顶端 Posted: 2008-09-10 16:54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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