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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锤星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版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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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

　　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做出的简洁而无歪曲的阐释。毕竟，迄今无人在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的工作上做得比马克思更好。《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完整系统的基础所在。奥托·吕勒先生怀着高度慎重和对自己工作的深刻理解，精编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被删掉的首先是一些已无时效的例子和说明；继而是一些文章的引文摘录以及与这些文章作者们的争论。这些引文现在只属历史轶闻，作者也早被淡忘；最后，被删去的是大量文献如议会法令、工厂调查报告等。尽管这些文献对理解过去一个时代是多么重要，但它们在精述理论而非回顾历史的专著中是没有位置的。吕勒先生在删去这些材料的同时，做出一切努力以保留这项科学分析的发展脉络的延续性和行文论述的统一性。我们相信，其中的逻辑推论和思想辩证的转变丝毫未受违反。这本删节本有理由要求读者给予全神贯注、反复琢磨地细心阅读。为了帮助读者，吕勒先生还给文稿加上了简明的小标题。
　　在未入门的读者看来，马克思的一些论证，尤其在第一章亦即最难读的一章，似乎有着太过离题的推论，太多琐碎而不必要的分析，或太过“形而上学”。其实这种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对极为平常的现象缺乏科学性探讨而习惯了的结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商品已经成为生活中无所不在、行动有素且耳熟能详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昏昏欲睡，甚至不会试图考虑人为何会让出用来维生的重要物品以交换并无实际用途的一小块金或银。事情不仅限于商品。市场经济的所有范畴（各种基本观念）作为不言自明的事物，似乎毋须分析便得到接纳，仿佛它们是人类关系自然而然的基础。经济过程的实况仍然是人的劳动、原料、工具、机器、劳动分工，在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之间分配制成品的必要性等等。在人们头脑里所持有的各种经济过程的概念中，如“商品”、“货币”、“工资”、“资本”、“利润”、“税收”之类的名词只是半神秘性的意象。人们不理解也不能控制他们。为解释这些概念，一次彻底的科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一个人拥有一百万美元会被称为“价值”一百万美元。“市场观念”深入人们思想的程度比世界其它地方更甚。直到最近，很少有美国人思索经济关系的本质。在这个经济体系最为强大的地方，经济理论却继续极其贫乏，只在美国经济危机现时加重下，公众舆论才迟钝地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如何，对于经济发展，谁若不去克服不加批判便接受现成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想法的习惯，谁若没有紧随马克思的步伐得出结论认为商品最精要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有机体的基本细胞，那将被证明永远都没有能力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敏锐的现象有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解。

马克思的方法

　　人们把科学确立为对自然的客观再现的认知，却又顽强不懈地把自己摒除于科学之外，为自己预留各种特权，其形式是一种据称是超感性力量（宗教）或无时间性的道德戒律（唯心主义）的交相媾合。马克思把人类这种可憎的特权，斩钉截铁地永远剥夺了。他把人类视为物质自然的进化过程里的自然联系，把人类社会视为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发现经济的“永恒规律”。他否认有这种规律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经济制度承先启后的历史，每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自按其自身规律运行。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往往是由生产力，亦即由技术和劳动的编制的增长所决定。社会的变化达到某个程度，性质上是数量的变化，它并不会改变社会的基础，亦即不会改变财产的普遍形式。然而当成熟的生产力达到某一点，旧的财产形式已不能承载它，继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秩序的激烈变化，并附之以连串震动。原始公社被奴隶制取代并补充；奴隶制被农奴制继承，后者有着封建的上层建筑；城市的商业发展把十六世纪的欧洲带入资本主义秩序，由此经历了数个阶段。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般地研究经济，而是研究有其特定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为阐明资本主义的诸种特性，他才会附带一提其它经济制度。
　　原始农民家庭的自给自足经济，由于受到自然和传统两种力量的支配，所以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希腊人和罗马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受奴隶主意志统治，而奴隶主的“计划”反过来直接取决于自然规律和日常惯例。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中世纪的庄园及其农奴。所有这些事例，经济关系在的低层次是清晰无误、一览无遗的。但当代社会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它毁坏了旧式自给自足的社会关系和传统的劳动模式。新的经济关系已把城市与城市和乡村与乡村、省与省、国家与国家相连。劳动分工已盛行地球。这些社会联结把传统和惯例捣碎后，本身还没有构成为确定的蓝图，反之人类的意识和预见相去甚远，仿佛是背着人。随着劳动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团体间、阶级间和国家间的互相依赖，不是由任何人来指挥或管理。人们各为别人工作而互不相识，不问别人的需要，而抱着希望或甚至自信他们的关系将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调节。总的说来，的确如此──或毋宁说社会生活中的习惯使之如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主观意识内——在其意向或计划内——绝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社会一再循环的起因。早在科学对之做出严肃思考前，资本主义的客观循环已经化为公式。时至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一无所知。马克思探讨经济现象所用方法的整个力量所在，是他并非从一些个人主观看法出发，而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客观整体，由此出发来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就如一个实验博物学家探讨蜂巢或蚁穴。
　　对经济科学而言，有着决定性重大意义的是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而非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有何想法。社会最根本的基础，不是宗教和道德，而是自然和劳动。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由存在到意识，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这种方法既注视自然又注视社会，这两者都是进化的，而进化本身则是矛盾的力量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官方科学

　　马克思有他的前辈。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在资本主义成长之前，在它开始畏惧明天之前，已经达到其顶峰。马克思对这两位伟大的经典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可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错误是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状态，而不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从对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开始，揭露其错误和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进而展示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诚如罗莎·卢森堡非常恰当的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古典经济学的产儿，一个以母亲生命为代价的产儿。”
　　惟其在有血有肉的社会内而非脱离尘世的学者式封闭研究，科学才达到其目的。把社会扯向不同方向以至于支离破碎的所有利益的激情，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财富和贫穷的政治经济学——都施加影响。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掉头不顾，不对剥削制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却忙于对经济事项做贫乏的描述，忙于研究经济的过去，更糟糕不过的，是为了令资产阶级政权言之有理，干脆捏造事实。当前，官方教育机构所教授的资产阶级所极力宣扬的经济教条，其中不乏重要的事实资料，但这种教条完全无法把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串连起来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远景，并且也毫无这个目的。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死了。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才能得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知灼见。

劳动价值规律

　　在当代社会，交换是人的基本联系。任何劳动产品一进入交换的过程，便成为商品。马克思从考察商品开始，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推断出那些在交换基础上客观地自我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的。惟有从这个方向探求，才有可能解开基本的疑团——在这个人们只为自身设想而不为所有人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经济体，是怎样产生出其相应比例的。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农民把商品带到市场，贷款者或银行家拨出一宗借贷，店主提供一批货物，工业家兴建厂房，投机家买卖股票证券——他们个个都自有打算，自有私下计划，自有对工资和利润的盘算。然而，由于这些无序的奋斗和行动逐渐形成某种经济整体，这种经济体诚然并不和谐，反之更是矛盾的，然而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生存乃至发展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这便表示，那些纷扰完全不是纷扰；它是以某种方式自动调节着，若不算是有意识的话。理解这种把相互不同的经济层面囊括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机制里的经济体，便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有无数的繁复规律统治着相互不同的经济层面——工资、价格、土地、房租、利润、利益、收贷和股票市场。不过，所有这些繁复的规律，最后归结起来化为一个由马克思发现并探寻到底的单一规律，这便是劳动价值的规律；这个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调节器。价值规律的实质十分简练。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任由市场处置的劳动力大军，他们生产各种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社会分工造成了产品以商品形式存在。商品以一定比例进行交换，最初的时候是直接的“以物易物”，之后是用黄金或者货币之类的媒介进行交换。商品最基本的性质是等价交换，人们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基础和衡量尺度。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被驱赶，出现了劳动的分工，然而社会并未因此趋于瓦解，因为商品的交换必须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活动场所，通过交易或回绝，来决定商品是否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因此决定社会上各种必要商品的分配比例和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的供需。
　　其实，真正市场上那些实际操作过程纷繁复杂，是无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的。劳动价值也会出现振荡现象，价格在其上下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其进行了阐释。
　　全部价格的总和总是和全部价值的总和相等。这是由于，最后归结起来，只有经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才会经由社会安排并付诸使用，而价格不可能突破此局限，就是托拉斯的垄断性价格也不可能。劳动若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便是洛克菲勒也无从进帐。

不平等的剥削

　　然而，商品之间的交换若是按照投资在商品上的劳动数量进行，在这种平等的交换中，怎么会出现不平等？马克思通过揭露众多商品中一种商品的特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商品叫做“劳动力”。它是一切商品之本。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和所有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按照投资在劳动力上的劳动数量来计算的。例如维系劳动者的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过，消费这种商品——劳动力——就是工作，亦即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些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数量，比起劳动者本身所取得的数量和他花费在维持其生存的数量，要庞大得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剥削劳动力。这样，剥削就成了不平等之源。
　　产品中的一部分是用来维系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马克思将这一部分称为必要产品；将工人生产超过这个必要产品的，称为剩余产品。奴隶肯定是生产剩余产品的，否则奴隶主便不会保留任何奴隶。剩余产品肯定是由农奴生产的，否则农奴制便对土地贵族毫无用处。而在更大程度上，雇佣劳动者也在生产剩余产品，否则资本家便无需购买劳动力。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所在，都只是为了争取剩余产品而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局面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持有通往教会、法庭、科学和艺术的“万能钥匙”。
竞争和垄断
　　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们，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竞争决定；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大企业比起小企业，更享有各种优势，技术、金融、编制、经济，还有相当重要的政治上的优势。资本愈多，能剥削工人便愈多，便必然要在竞争中胜出。这便是资本密集化和集中化无可变更的基础。
　　竞争对技术进步起刺激作用的同时，不仅逐渐耗竭着中间的层分，也在自我消耗。一批为数越来越少而力量越来越庞大的大资本家领头人，逐渐在众多中小型资本家的残骸半残骸上冒出来。就这样，从“诚实”、“民主”和“进步”的竞争中，生长出“有害”、“寄生”和“反动”的垄断集团。垄断集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伸张自身势力，至本世纪初，已经具有明确的形态。如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权威的代表已公开承认了垄断集团的胜利。前美国司法部长荷马·S·卡明斯抱怨说，竞争的抑制作用已经逐渐转移；在很大范围内，甚至仅作为一度存在过的状况的朦胧提示。不过，在诊断预测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早已指出垄断是资本主义的内核中的固有倾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世界仍把竞争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
　　垄断消灭竞争，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解体。竞争曾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推动力，并且是资本家的历史依据。由于同样的原因，消灭竞争，标志着股票持有人演变为社会寄生虫。竞争须有若干自由：自由的气候、民主和商业都会的政体。垄断则要政府越专断越好；也需要关税壁垒、“属于它自己”的原料的来源和市场的活动场所（殖民地）。垄断性资本解体后的遗物，是法西斯主义。

财富集中和阶级矛盾的增长

　　资本家及其拥护者在人民和税务官的目光下，用尽一切办法掩饰其财富集中的真正程度。资产阶级报章无视于显而易见的事实，仍企图维护资本家投资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分配的幻觉。《纽约时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仍有三至五百万名雇有劳工的不同雇主；而尽管联营股份公司无疑代表着庞大得多的集中资本，比三至五百万名个别雇主要多，但美国仍有着“五十万家有限公司”。这种玩弄整体和平均数字的手法，只是想掩饰而非揭露事实真相。
　　从大战开始到一九二三年，美国的厂房和工厂指数从一百降至九十八点七，产品生产总额则从一百升至一百五十六点三。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那耸人听闻的数年繁荣中，似乎人人都大发其财，商业机构的数量却从一百降至九十三点八，而生产则从一百升至一百一十三。不过，受臃肿肉身束缚的商业机构的密集性，却远不及其灵魂──所有权的密集性。不错，一九二九年美国是有三十万家有限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正确评述相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是，这三十万家中的两百家，亦即全部数字的百分之零点零七，直接控制了全部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点二的资产；四年后，比例更跃升至百分之五十六。罗斯福时代的比例相信只会有增无减。实际控制这两百家最重要有限公司的，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美国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间，最大十二家有限公司做出的决定，相当于对美国一大部分产业界做出指令。这些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成员的数量，和美国共和政府的行政分支即美国总统内阁成员的数量大致相等。不过，这些董事会主席无法估量的强大权势却是内阁成员望尘莫及的。
　　在银行和保险业制度里，同样能观察到相同的过程。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不仅吸纳了其它同业，甚至也吸纳了许多银行。银行的总数，主要在所谓“合并”的形式下减少了，亦即这些银行在本质上被吸纳了。营业额快速增长。在众多银行之上，冒出了一个超级银行的寡头集团。银行资金和产业资金合并成为超级金融资本。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假设产业和银行以同样的速度迈向集中化——实际上，集中化的发展速度正在增加——那么，在紧接而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垄断资产阶级将会把全国经济囊括殆尽，不剩分毫。
　　这里用了美国的统计数字，乃是由于这些数字更准确和瞩目。本质上，集中的过程在属性上是国际性的。在整个资本主义各个不同时期，经历危机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所有政治统治方法，通过和平时期乃至武装冲突时期，财富大量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上的过程一直不间断进行着并将一直进行下去，永无止息。在世界大战的年代，当各个民族流血捐躯，当资本主义国家被国债压垮，当财政制度已滚入穷巷并把中产阶级一同拖垮，寡头们从血腥和乌烟瘴气中铸造出空前庞大的利润。在战争岁月里，美国最大几家公司的资产增加了两倍、三倍、四倍或更多。其红利暴涨达百分之三百、四百、九百或更多。
　　在一八四○年，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付梓前八年，法国著名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述《论美国的民主政体》一书中写道：“庞大财富趋于消失，小富数量趋于增加。”
　　这段文字被重复了无数次，最先是作为对美国的参照，后来则用来参照一些较年轻的民主政体，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他当时诚然已经是错误的了。然而，财富的真正集中在美国内战后才正式开始，其时已是托克维尔的临终前夕。本世纪初，美国百分之二的人口拥有全国超过一半的财富。到一九二九年，同样百分之二的人口已拥有全国五分之三的财富。同期三万六千户富裕家庭的收入相当于一千一百万户中等和贫困家庭的收入。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萧条年代，垄断性企业已无需公众施舍，反而更高踞在普遍衰落的国民经济之上。持续下来，由新政发酵而生的颤颤微微的工业复苏，又让垄断资产阶级刮去一大勺油膏。失业人数在最低时是从两千万减至一千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最上层的富贾——不超过六千人——积累了多到荒唐的红利。这些数字，是美国副司法部长杰克逊在就任反托拉斯助理司法部长期间提出来的明证。
　　富有学者良知和相当保守的经济学家费汀南·伦德贝里在他那部引起轰动的著作中写道：“当今美国系由最有钱的六十个家族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和控制，由不多于九十个次富家族支撑。”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大约三百五十个处于第三阶梯的家族；这类家族年入超过十万美元。居支配地位的是前六十个家族，它们不仅支配着市场，同时也支配着全部政府机构。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一个在金元民主制下的货币政府。
　　“垄断性资本”的抽象观念，就这样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内容。其中的意思就是，一个庞大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财富，经一小撮家庭由血统和共同利益维系而成的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来差遣。人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集中规律，出色地通过了检验。

马克思的教义是否过时？

　　由竞争、财富集中和垄断而来的问题，自然会带出下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和亚当·史密斯等人的理论一样，仅具有历史意义。抑或继续有着重大实际意义？回答这个问题所据准则很简单：若一种理论正确估计到发展方向并比其它理论更准确地预见未来，就会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已行之有年。
　　著名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事业初期，实际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后则修正了马克思学说的所有更有革命性的部分，特别是令资产阶级甚为不悦的那些部分。一九二八年，在松巴特迈向其事业终结之前，推出了用来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抗衡的《资本主义》一书；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可能是近年来为资产阶级经济辩护陈词的最著名书籍。桑巴特在本书中向《资本论》作者的宗旨致以唯心的赞许后写道：“马克思预言：第一，雇佣劳动者的悲惨迭增；第二，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集中’的出现；第三，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崩溃。这些状况，没有一种出现。”基于这个错误的预测，桑巴特对立地提出了自己的“严格地科学”的对立的预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方向上已经开始作出自我改造，它会继续沿着这个相同的方向，从内部自我改造，在其达到最高峰点时，将会变得越来越加平静、严肃和合理。”让我们试图沿着这条基本线索来验证谁正确吧：马克思的诊断是灾难，松巴特的诊断是平静、严肃和合理。读者会同意谁呢？该问题值得正视。

“悲惨迭增论”

　　所以，财富在一极的积累，马克思早在桑巴特之前的六十年写道，“会同时在相反的另一极，即生产出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产品的那个阶级的一极，积累下来的悲惨、困厄、奴役、无知、凶残和精神堕落。”马克思这个在“悲惨迭增”名目下的论点，一直受到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改良派的攻击；尤其在一八九六—一九一四年期间，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给予工人——尤其是上层工人一些让步时，更倍受攻击。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怯于自身罪行和十月革命，走上了宣扬社会改良的道路——其价值被通货膨胀和失业实时勾销——以致让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性改造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的增长，一九二八年桑巴特向我们保证道，“和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比率成正比”。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更为恶化；那时相当广大的某些等级的劳苦者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减少了。就这样，美国的工业生产在转入疲惫时期之前，从一九二○—一九三○年跃升了百分之五十，而同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换言之，虽然有桑巴特言之凿凿的保证，劳工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是大大减少了。从一九三○年开始，预示失业增加；至一九三三年，或多或少系统地对失业者予以补助，但失业者所得救济金仅为其损失工资的一半。所有阶级一道不断“进步”的幻想，至此销声匿迹。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被绝对下降取代了。工人大众开始节省开支，先是减少娱乐，继而是衣物，最后是食物。一般质量的物品、产品，先是被次等的品种替代，不久更是被最劣等的替代。按生活费用定期做出工资调整的规定条款这台自动楼梯急降，而各个工会看似束手无策，苦守这台自动楼梯一起降下。
　　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六，而美国拥有的财富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尽管如此，连罗斯福也承认全美三分之一人营养不良、衣物不足，生活在非人环境中。对于那些特权较少的国家，更有何话可说？上次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所谓“悲惨迭增论”。每个能干的统计学家，甚至那些记得算术基本规则的政治家，现在都承认当今社会的两极化在增加。
　　作为每个帝国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法西斯政府不过是帝国资本主义衰落反动至极时的化身；当资本主义的衰落把维持无产阶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幻想磨灭殆尽，法西斯政府遂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法西斯主义独裁就是公开承认贫困的趋势，而这是较富裕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仍试图用伪装来掩饰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以这么仇恨地迫害马克思主义者，正因其政权是马克思主义者诊断的可怕确证。当戈林以其刽子手和小丑的特有声调宣称枪杆子比黄油更重要，当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墨索里尼忠告意大利工人要束紧他们黑衫上的腰带，文明世界显出或是装出义愤填膺。但同样情形不也是在帝国主义民主政体内普遍出现吗？
　　每一处，都用黄油来涂抹枪杆子。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学懂束紧裤头并且没有黑衫。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数百万工人沦为乞丐，靠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至私人慈善金度日。
后备军和失业者的新次等阶级
　　产业后备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工厂货仓供应机器和原料或店铺供应成品一样必不可少。没有一支劳动力后备军，生产的总体扩张或资本对产业循环周期定期涨退的适应，便没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固定资本（机器和原始物资）是以牺牲可变资本（劳动力）而得到增加——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社会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也就愈大……固定剩余人口的数量也就愈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愈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
　　这个命题和“迭增悲惨论”融为一体，多年来一直被指“夸大其辞”、“带倾向性”和“蛊惑人心”，现在已成为事情恰如其分、无可责难的理论性反照。当下失业者再不能被视为“后备军”了，因为这群失业者的基本成员，已不再有被重新雇佣的任何希望。反之，这支失业队伍注定要被不断加入的新失业者扩充壮大。崩溃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整整一代从来没有工作而且也无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这个新的、介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次阶级，被迫依靠社会过活。据估计，在一九三○—一九三八年九年间，失业从美国经济中去除了超过四千三百万劳动力的年均工作量。考虑到在一九二九年繁荣时期顶峰时，美国的失业人数有两百万，而在此后九年间潜在工人人数增加了五百万，由此观之，在那九年里损失的劳动力年均工作量，必定是无可比拟地高出更多。被失业的瘟疫蹂躏至此的社会政体，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当这种疾病还仅有细菌般大的时候，已被正确诊断出来了。

中产阶级的衰落

　　资本集中的统计数字也同时显示出，中产阶级在生产中所占比重及其在国民收入里分得的一份，一直在持续下降。至于小有产者，或被大有产者并吞，或降到更次一级的地位而丧失自主性，受人奴役，牛马不如。不错，同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催生了一支人数有所增加的所谓“新中产阶级”——技术人员、经理、服务员、文员、律师，医生等——大军。可是，有关该阶层人数的增长，即使在马克思当时也无秘可言的了。这个阶层和老的中产阶级没有共通之处——后者是自身生产材料的所有者，拥有经济独立的实质保证。至于“新中产阶级”，则比工人更直接地依赖资产者，很大程度上这个新中产阶级是工人的监工；再者，人们已经察觉到，有为数不少的“新中产阶级”是生产过剩造成的冗员，其后果将是社会地位的降格。
　　“可靠的统计数字显示出，”一位人士指出，“为数甚多的产业单位已彻底消失，而作为美国生活的一个因素的小商人，正被渐进性消灭。”这位人士，与我们之前引述过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卡明斯一样，都是与马克思主义者毫不相干的先生。不过，尽管马克思早已有言在先，桑巴特与他的前人后辈一起提出反对：“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的集中仍未曾出现。”在如此的论句、不负责任和无诚信下，不啻令人难以分辨哪方论据更有说服力。和每个理论家一样，马克思首先是把每个基本的趋势按其纯粹的方式个别孤立出来，不这样做，便根本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不过，马克思本人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具体分析来观察生活的各种现象的；这些现象是各种不同历史因素浓缩而成的产品。物质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下降速度，又或者，行星的轨迹会备受外来的干扰；这些事实，都不会使牛顿定律无效。
　　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所谓“顽固性”，人们必须记住，中产阶级最终命运的两种趋势，即它的没落和从破产演变成无产阶级的过程，不是沿着均匀的步伐或相同的幅度进行的。随着机器盖过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的破产越是持续下去，其超过它们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愈大，以至到了某些交接点，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必会停下甚至反溯而行。
　　就像生理学规律在生长中的有机体所得结果会迥异于消亡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律亦此，它坚持发展中的或是解体中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律各有差异。这种差异，在城乡互为关系的差异里分外鲜明地显示出来。美国农村人口的增长相对人口的总体增长较低；直到一九一○年，农村人口的绝对增长一直继续，超过三千二百万人。在随后二十年里，尽管全国总人口急速增加，农村人口反降为三千零四十万，即减少了一百六十万。但在一九三五年，农村人口再度回升，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比一九三○年时多了二百四十万。乍看起来，这种逆向过程令人费解，但这个现象一点也没有违反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是以农村人口减损为代价的事实。同样，也没有违反另一个趋势，即中产阶级是愈趋原子化了，这种原子化趋势并且极其尖锐地展现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在危机最尖锐的一九三○—一九三五年中，农村人口增加：事实很简单，几乎二百万城市人口——干脆说，就是二百万名饥饿的失业者，迂回到乡村去，即回到被农夫弃置的小块土地或亲属的农场去，以让被社会摒弃的劳动力能派上用场，有助于自然经济生产来拖延半饥馑的生存状态，而非完全的忍饥挨饿。
　　因此，问题不是小农夫、手工工人和店主的稳定性，倒是其处境凄惨、全然无助。中产阶级不仅远非将来的保证，而且是昔日不幸和悲剧的遗骸。资本主义不能一笔勾销这个阶级，就试图令它要多低下就多低下，要多悲惨就多悲惨。当农夫的，非但得不到他的小块土地应得的租金，得不到资本投资的利润回报，甚至也得不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同样地，市镇上的小人物，也随经济的生而生，经济的死而死，庸庸碌碌，苟活于烦恼中。中产阶级之无产阶级化，不仅是由于赤贫化所致。这种状况，令人难以找到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社会而反驳马克思的理由。

顶端 Posted: 2008-08-31 03:42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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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机

　　过去几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叶，资本主义拥有压倒性优势，其周期性危机看上去只是偶尔的小烦恼。在对资本主义乐天信念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道：民族的和跨国的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只是预示着对市场的管制，而这只不过是最后崩溃前回光返照的征兆。桑巴特说危机已“一去不返了”，大战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已经让我们今天的“危机问题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仅仅十年后的今天，类似论断看上去已成笑柄。相反，马克思的预测却越发凸显出其说服力。人的器官可能因为若干次意外疾病中沉淀的毒液而积重难返，同样，因其本质，垄断资本主义亦已腐朽。
　　可真令人出奇，资产阶级新闻界半心半意地反对垄断，却又诉诸这些寡头以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讥讽地评说，六十个家族若操纵着美国的经济生活，“就是显示出美国的资本主义远非‘没有计划’的……而却是很好地组织起来。”如此评论真令人不知所云。
　　资本主义已不能将其任何一种趋势发展到底。正如财富的集中没有取消中产阶级一样，垄断也没有消除竞争，只是破坏了它，把它搞得一团糟。所有六十个家族并不是按“计划”生产的，这些计划的各种变体计划完全无意协调各经济部门，倒是有意损害其它垄断集团和全民族的利益来提高本垄断集团的利润。这些计划互为交错，在最后结算中，只会加剧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垄断独裁和混乱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却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
　　继桑巴特郑重推测出他那对危机这个难题全然漠不关心的科学一年之后的一九二九年，美国便爆发了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繁荣后，一下子滑落到极为可怕的衰竭的死胡同。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人预想出如此巨大的震撼！美国的国民收入在一九二○年首次升至六百九十亿美元，但在次年即降至五百亿美元；换言之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以后几年又恢复了繁荣，国民经济再度上升，一九二九年达到了八百一十亿美元的顶点，但旋即在一九三二年跌至四百亿美元，亦即跌了一半多。若以一九二九年的劳动力和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准，当时“只有”二百万失业者，在一九三○—一九三八年九年间，人年均工作量损失了四千三百万人次，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三百三十亿美元。若这些都不算是无政府状态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算是？

“崩溃论”

　　自马克思去世至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成就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的心脑差不多要彻底臣服了。逐渐进步的观点（“进化论”），真是从此稳操胜券，一往无前，而革命则被视为野蛮时代的残留遗骸。马克思的诊断，例如资本主义的高度积累、阶级斗争恶化、危机深化和资本主义的破产，并未被加以改进以让这些诊断更为准确，反之，却受到本质上截然相反的论断抗衡，例如成为较平均地分配国民收入、阶级矛盾软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日渐改良。在那个经典年代，最有才华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希望给政治民主体制逐步注入社会主义内容。这就奠定了改良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另一种代行的诊断。这些预测，现有多少言中的呢？
　　垄断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是连锁的危机。每一次危机就是一次大灾难。为挽救局部的个别的灾难而动用的关税堡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支出和负债，给下一次的、更深更广的危机打下了基础。为争取市场、原料和殖民地的斗争，令军事灾祸不可避免。一句话，就是为革命灾祸做准备。真的，要同意桑巴特说的所谓“年迈的资本主义会与年俱增地更加‘平和、安静和合理’”，实在不易。说资本主义在丧失其最后一点理性的痕迹，也许恰当一些。不管怎样，“崩溃论”毫无疑问压倒了和平发展论。

资本主义的腐烂

　　对社会而言，市场控制不管多么昂贵，人类到了某一阶段，大约是直至世界大战期间，透过局部的和全面的危机得到了成长、发展和丰富了自身。对于那个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仍是相对进步的因素。可是，到了现在，价值规律的盲目操作拒绝进一步提供服务。人类文明走到末路，止步不前。尽管技术思想又一次获胜，物质生产力仍然停滞。对基本经济部门不做新投资的结果，是建筑行业的世界性萧条，这是最清晰无误的没落症状。资本家干脆是不再相信他们自己制度的未来。由政府刺激建设，意味着当加税和缩减“自由自在”的国民收入，尤其当政府新的主要建设是直接为战争用途而设计的。
　　在人类活动最古老、并和人类最基本需求联系最密切的领域——农业，紧缩（政策）带有特别恶毒和低劣的特性。私有制以其最反动的方式——小地主对农业发展设置和障碍，已不能再令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满意，它不无频繁地诉诸立法和行政措施的援助，人为限制生产；这种做法，可以令处在没落时期的手工行会艺人胆战心寒。历史将会记载，最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政府补助减少种植的农夫，国民收入因而被人为减少。结果不言而喻，占人类压倒性多数的饥民人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继续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尽管在经验和科学支持下具有宏大的生产性的可能性，却未在日益腐朽的危机中出现。为了保卫一个陷于毁灭、疯狂的社会秩序，保守派认为那是明智的政治；他们谴责向这种疯狂做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毁灭性的乌托邦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新政

　　为把资本主义从历史性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的两种方法，是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这两种方法以各种面貌出现，在现今世界范畴上拼过你死我活。法西斯主义为了阻止无产阶级斗争复兴，遂把捣毁劳工组织、破坏社会改革和彻底取缔各种民主权利，作为其纲领的基础。在拯救“民族”和“种族”的名义下——这些名义是由腐烂的资本主义专横地塑造出来的——法西斯国家的官方政策，把败坏工人、令中产阶级贫民化予以合法化。
　　新政的政策，是企图用贿赂工人和农民贵族的方法来拯救帝国主义民主，在广泛的范围，该政策适用于富国，所以，在此意义上，是典型的美国政策。政府试图将此政策的部分支出转嫁到垄断者肩上，劝诫他们提高工资、缩短劳动工作日，从而提高人民购买力，扩大生产。莱昂·勃鲁姆欲将此训示转用到“法国小学”，但枉费心机！法国的资本家和美国的一样，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利润而生产。法国的资本家一向就预备为生产设限，甚至可以毁坏已制造出来的产品——若其国民收入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份。
　　新政纲领计划自相矛盾之处，从下面可见一斑：政府一方面向大资本家谆谆训诲，谓患寡不患多；另一方面又向减产者发放奖金。其混乱之极，无以复加。你们能做得更好吗？——政府用这个挑战驳倒批评者。所有这一切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局面是绝望的。
　　从一九三三年起，亦即过去六年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向失业者共发放一百五十亿美元救济金。此数杯水车薪，代表着工人丧失工资的极少部分。但从另一方面看，考虑到下降的国民收入，这却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在经济相对复苏的一九三八年期间，美国的国家负债增加了二十亿美元，跃到三百八十亿美元的新点，比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最高负债点还要多出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九三九年初，国家负债再进至四百亿美元的新点。接着会是什么？债台高筑，对子孙后代诚然是个负担。然而新政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过去世代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只有十分富裕的民族才能够用这么穷奢极侈的政策来自我纵容。但即使这样的民族也不能无限期依靠挥霍上几代家产过活。成绩虚构而国家负债实质增加的新政策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极度反动以及爆发一场帝国主义的劫掠扩张。换言之，它是朝着与法西斯主义政策相同的道路走去。

反常还是正常？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认为“美国在形式民主而实专制，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反常状态之一”；他说：“美国这片由大多数人统治的土地，直到至少一九三三年时（！）是由垄断者操纵的，而这些垄断者反过来受到一小撮数量上微不足道的股票持有人的操纵。”该诊断，除掉暗示随着罗斯福上台，垄断集团的统治会停止或减弱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过，伊克斯所称为“历史上最反常的状态之一”，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常规。强者支配弱者、少数人支配多数人、剥削者支配劳动者，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规律。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分野，只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幅度要巨大得多残酷得多。在美国，封建历史的缺席、富庶的自然资源和拥有活力充沛、富于事业心的人民——一句话，所有能预兆民主体制不间断发展的先决条件都已具备，被很多人视为异想天开的财富集中因而能在这块大陆上进行。
　　伊克斯部长答应为工薪阶层向垄断寡头讨回公道，他信口开河说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当今总统罗斯福阁下的先行者。“实际上，所有我们祖国这些伟人所以名垂青史，”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这么鼓吹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地同财富及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做斗争。”当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屈不挠的斗争”到头来结果还是财阀统治。
　　伊克斯先生毫无根据地声称此战必胜，又告诉民众：“联邦政府无意与开明企业家为敌，新政的敌人只是那六十个保守的寡头家族，他们将其它商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这位权威发言人并未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民主的保障下，在伟大先贤的努力下，这些保守分子仍能让其他开明企业家屈从其淫威。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福特家族以及其它许多大家族，并非合众国入侵者，与科特兹入侵墨西哥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都是从“人民”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说得更精确些，是从“开明的产业家和商人”中生长出来，沿着马克思预测的脉络而成为资本主义天然的顶点。既然一个年轻力壮、处于全盛期的民主政体也不能制衡处于初始时期的财富集中的过程，那么，还有可能叫人相信——哪怕是相信一分钟——一个衰败中的民主政体，足以令已臻至极致的阶级对抗软化吗？无论如何，按照新政的经验，这种乐观无法产生。身处政府理事会高位的罗伯特·H·杰克逊在反驳大商家对政府的指控时提出数据证明，罗斯福在位时，资本大亨们所得利润远超他们自己在胡佛总统时代不曾梦想的高度；由此可见，罗斯福打击垄断集团的成效，无论如何也不曾逾其前辈。
　　尽管改良主义者感到自己应该去保卫资本主义基本原则，但改良主义者因其本质使然，证明他们自己无力用经济管辖的措施来驱策他们的法律。他们除了说教还能做什么？伊克斯和其它内阁成员和新政宣传者一样，最后都以呼吁垄断资本家勿忘礼仪和民主政体原则收场。这和望天求雨有何分别？马克思对生产资料拥有者的看法无疑要科学得多。我们从《资本论》读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灵魂是资本的灵魂。但资本只有一个单一的存在目的……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的行为要是由个人品格或内政部长的感情抒发来决定，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也不可能有簿记或资本主义经济学。然而簿记行业继续鼎盛，并且还是赞成历史唯物观的强有力论据。

司法空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美国司法部长卡明斯说：“除非我们毁灭垄断，否则垄断会找到方法来毁灭我们的大部分改革，以至到了最后，会降低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卡明斯一方面援用令人瞠目的数字以证明“财富过分集中和经济控制的趋势是清楚无误的”，同时亦不得不承认用立法和司法手段打击托拉斯的斗争迄今仍毫无结果。他抱怨说，当涉及到“经济结果”的事情，“很难去证实一个阴险的意图”。这正是问题所在！尤有甚者，是反托拉斯的司法斗争更带来了“乱上加乱，混淆不清”。这个巧妙的迭句，颇为恰当地表达出民主国家的法制在打击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时是多么无助。没有根据能希望卡明斯先生的继任人墨菲先生更有幸能解决这些难题；正是这种装腔作势，见证了空谈在经济思想活动和经济领域是多么无助。

把昨天带回到今天

　　对于罗斯福政府任下的前预算案总监路易斯·W·道格拉斯教授谴责政府“在一个领域攻击垄断的同时，又在其它多个领域扶植垄断”的说法，人们除了同意外，别无二话。可是，就事物本质来说，却又不会有另一种局面。依马克思的见解，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垄断资本家是统治阶级现时最强大的部分。政府无从对垄断进行一般性打击，亦即无从打击它依其意志进行统治的阶级。当政府打击某方面的垄断时，便必须寻找其它方面的垄断盟友。当政府与银行和轻工业界联盟时，它有时能向重工业界的托拉斯施予打击，尽管这样做并不会令后者停止赚取惊人利润。
　　道格拉斯没有拿科学来和官方空话针锋相对，却仅仅拿出另一种空话而已。他把垄断之源视为来自保护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并据此发现拯救社会的方法不在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降低关税。他预计：“除了恢复市场自由，”否则“其它所有机构如企业、言论、教育和宗教的自由能否生存便成疑问。”换言之，要是不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那么，不管在何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生还的民主政体必将让位给革命专政或法西斯专政。然而，没有内部的贸易自由——亦即竞争，国际间的贸易自由无从想象。而在垄断的支配下，竞争自由无从想象。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先生和伊克斯先生一样，也和杰克逊先生、卡明斯先生、乃至罗斯福先生本人一样，并未费神向我们开出他打击垄断资本主义的药方，同样，并未开出打击革命或极权政体的药方。
　　贸易自由就像竞争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繁荣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把昨天带回到今天，是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现在余下的唯一药方：给中小产业家和商人带回更多自由；改变货币和信贷制度以利于中小产业家和商人；将市场从托拉斯的主宰下解放出来；消灭股票交易所的职业投机家；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等等，无边无际。改良主义者甚至梦想限制应用机器，禁制技术，因为这些东西干扰社会均衡，引起忧虑。美国一位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就这类倡议尖酸地评论说，最保险的做法显然是回到快快乐乐的阿米巴虫阶段；若这样做不行，也可以当只心满意足的猪。

密立根和马克思主义

　　可是，不幸地，这样一位科学家：罗伯特·A·密立根博士，也是一样往后而非往前看。在他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以“保卫科学”为名所做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科学得到最迅速应用的过去五十多年来，人口中‘获利的受雇者’比例有稳定增长。”这种用保卫科学的伪装来保卫资本主义，不能说是快快乐乐的。过去半个世纪来，恰好正是“时间的联系破裂”、经济学和技术互为关系尖锐变易的时期。密立根所指时期，包括了资本主义衰落的起始和资本主义最繁盛的时期。
　　对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衰落的状况三缄其口，就是为资本主义开脱。密立根博士对我们说，没有提高生产类别的话，任何分配制度都无法满足人的需要。毫无疑问！密立根拿这种顺手拈来的扯淡拒斥社会主义，但这种言论即使是对亨利·福特也难以增光。可惜这位著名物理学家没向数百万美国失业者解释他们如何可以参与提高国民收入。泛泛空谈个人主动性和提高生产力的救赎恩宠之类的抽象说教，肯定不能为失业者带来工作，不能填补预算赤字，也不能把民族商业引出末路。
　　让马克思得以脱颖而出的是他多方面的天才和理解各个不同领域内在关联所衍生的各种现象和过程的能力。他不是自然科学专家，却是最先赏识该领域伟大发现的重大意义的人之一，达尔文主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卓越，更多是借助于他的方法而非智力。资产阶级科学家或者会认为其思想比社会主义优越，不过，密立根的例子无异于再次证明资产阶级科学家在社会学领域仍是夸夸其谈的庸医。他们需要学习马克思的科学思想。

生产力的可能性和私有制

　　一九三七年年初，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致词时，表达了意欲把国民收入提高到九百亿至一千亿美元的愿望；不过，他却没有提示究竟怎么做到。这个计划按其本身是十分温和的。在一九二九年时，失业者约有二百万，国民收入已达到八百一十亿美元。按照既有生产力的趋势，不仅能够绰绰有余的达到罗斯福的计划，还可以相当大幅地超过之。机器、原料、工人，样样具备，更不用说人民对产品的需要了。若在万事具备下此计划仍不能实现——而确是无可实现——那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扩充生产的需要之间产生出无法调和的对抗。由政府赞助、著名的“生产力潜力全国性调查”根据零售价格作出计算后得出结论说，一九二九年用于生产和各类服务的开发总数约九百四十亿美元。而生产力全部实有的可能性要是都得到使用，这个数字更会提高到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四十三点七万美元，足够让每个家庭享有体面和舒适的生活水平。必须补充的是，“全国性调查”的结果是根据美国现有生产编制计算的，而这些生产编制是从资本主义“无政府”的历史中生成的产物。假如这些装备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上重新装置的话，则生产的计算结果会相当大幅度地超越上述数字，能让所有人在极短的工作日基础上享有高度舒适的生活水平。
　　所以，拯救社会无需限制技术发展，无需关闭工厂，无需鼓励农民破坏农业，无需把三分之一工人变成贫民或拥护狂徒当独裁者。所有这些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名而行的耸人听闻之举全无必要。急切而必需的措施是剥夺那些寄生虫对社会产品的支配权，并在合理计划的指导下，重新组织社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扫尽社会中的污秽，治愈其顽症。所有自食其力者都应拥有一份职业，工作日应逐步缩短，社会成员的日常必需品必须保障。那个时候，“资产”、“危机”、“剥削”之类的词语将成为“历史名词”，人类将最终跨越一个历史的门槛，真正的人性将绽放光芒。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的、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丧种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主张并非个人偏好或臆想，命令或者训斥根本无法重建这个社会；从一方面来说，历史发展的内核决定了生产力必已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从另一方面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却又受到价值规律的摆布。某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上冥思苦想，对马克思的学说置若罔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必然而仅仅具有可能而已。这是一种言之无物的钻牛角尖。显而易见，马克思无意暗示社会主义会无需经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努力自行来到——这种想法简直荒谬绝伦。马克思预言，由于经济崩溃，资本主义发展势必告终——该崩溃当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除了把生产资料社会化，别无他路。生产力需要一个新的组织者和新的主人，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毫不怀疑工人阶级经过付出错误和失败的代价后会达到对局势的理解，并迟早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把经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资料加以社会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已不仅通过理论也通过苏联的实验展示——尽管该实验仍带有诸多局限性。不错，资产阶级反动派狡猾地拿斯大林政权作为稻草人来反对社会主义。但事实上，马克思从未说过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更遑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苏联民众继续生活困苦，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骑在全民族及其苦难之上，铁腕官僚横行无忌——所有这些都不是推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造成的结果，而是被围困在资本主义包围圈内的苏联的孤立和落后的结果。即使条件如此不利，计划经济也能在劣境中展示出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各种名目的资本主义拯救者，从民主派到法西斯，为防范“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而企图对资本巨头的权力加以限制，或起码予以变形伪装。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其中许多人甚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改革企图的失败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有人都无法展示其资本主义拯救良方只不过是反动举措和无望空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断，从而在另一方面得到确证。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自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大萧条时期开始大行其道的技术统治的计划，是在正确的前提上确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只有通过把处于最高科学水平的技术和为社会服务的政府联合起来，才有可能令经济合理化。惟当技术和政府从私有制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个联合才有可能。伟大的革命任务正是从这里开始。为了把技术从私人利益的小集团阴谋中释放出来并把政府置于为社会服务的位置，就有需要“剥夺剥削者”。惟有一个有兴趣于解放自身、反对垄断性剥夺者的强大阶级，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惟有与无产阶级政府的步调一致，合格的技术专家阶层方能建设一个真正科学的、真正属于全国民的经济，亦即社会主义经济。
　　要是能在和平、渐进和民主的道路上达此目的，自然最好。可是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会毫无抵抗地让位于其继承者。民主政体在它处在年轻力壮的盛年时既然也证明无力阻止富豪统治，夺取财富和权力，那么，有可能期望年老破败的民主政体会有能力变革由六十大家族不受约束的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吗？理论和历史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是社会政体转移的先决条件。即使在美国，没有内战亦无法废除奴隶制。“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迄今仍无人能够推翻马克思就阶级社会的社会学而提出的这条基本原则。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打开一条通路。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北美洲共和国在技术领域和生产组织形式上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在未来，全人类而不仅是美国人将在此基础上建设。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国家里，社会进程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步伐，这取决于各个特殊的历史条件。美国一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的技术，而另一方面其经济思想不论右翼或左翼却是极其落后的。约翰·L·刘易斯的见解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致相同。若考虑到刘易斯所处位置的性质，其社会作用虽不能说是反动，与罗斯福相比可是保守多了。在某些美国人的圈子里，人们倾向不做任何科学性的批评，干脆用一句“非美国的”来否定、摒弃这种或那种激进的理论。可是，做出区别的准则又在哪儿？
　　基督教义连同对数、莎士比亚诗歌、公民和人权意识以及其它不无重要的人类思想产物被一同输入美国。今天，马克思主义也被归入这个类别。
　　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斯把以下这些罪名加给本文作者：“极端的非美国的教条狭隘性……”然后运用很懂得怎样和对手周旋的杰斐逊的机会主义精神来对付俄国的教条主义。华莱斯显然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即一个民族所以采取妥协政策，并非出于某些非物质的民族精神作用，而其实不过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一个迅速致富的民族，因其具有充裕的物质储备而能在相互敌对的阶级和党派间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当社会矛盾尖锐，妥协的基础亦会随之消失。只因美国具有用之不竭的处女地、无尽的天然资源和看似无穷无尽的发财机会，才免于“教条狭隘性”了罢。真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然而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妥协精神也无法阻挡内战。无论如何，构成“美国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现已日益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劳工界的圈子和资产阶级界的圈子一样，当马克思发现的价值规律在每个人的思想中发挥作用时，作为解决日常性实时任务的经验主义思想似乎已经足够派上用场了。可是，同一个规律在今天已经陷于不可调解的自相矛盾。它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削弱自身基础。妥协的折衷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前辈实用主义已经远远不敷应用；相形之下，把马克思主义贬抑成“教条”的否定或轻视态度，就变得日益空洞、反动以至十分可笑了。相反，是“美国主义”的传统思想已经成了无生命力的僵化“教条”，除了引起错误和混乱，别无用处。在此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应用到美国，则益发具有生命力和针对性。《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虽取材于各国尤其是英国的材料，它却是对纯粹的资本主义、广义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所作的一项分析。当资本主义以处女姿态成长、无历史土壤的美国无疑最接近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恕我冒昧，华莱斯先生：美国是按照马克思的见解而非杰斐逊的原则而发展起经济的，正如承认美国是按牛顿定律来绕太阳转动，也不至于冒犯到这个民族的自尊。马克思在美国愈是受到漠视，其学说在当前就愈激发起人们的兴趣。《资本论》给美国的痼疾提供了无可指责的诊断和不可更易的症候预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比胡佛和罗斯福、格林和刘易斯的思想见解更富有一种新的“美国主义”味道。
　　不错，美国现在是有大量关于美洲经济危机独具创意的著作；不问这些著作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反正通常都缺乏这点——只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是就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毁灭性趋势提供了一幅客观的图像，则他们的考察看起来就像是马克思理论的直描。不过，当这些作者顽固地自我约束，不做任何定论而自限于暗淡的预测或使用“国家必须理解”、“公众舆论必须考虑”之类庸俗劝谕时，保守传统原形毕露。这些书籍，犹如钢刀缺刃、指南无针。
　　不错，过去美国是有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是三种怪异类型。第一类是那些被逐离欧洲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尽其所能但得不到任何反响；第二类是孤立的美国团体，如迪里昂派。这类人随着事态发展并亦因自身错误，最后成了小宗派；第三类是被十月革命吸引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具有异国情调但无关美国的学说而施以同情的业余爱好者。所有这三类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开始出现。在此方面，美国亦一如其它方面，将在几步跳跃里就赶上并大大超越欧洲。进步的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结构将在学说的领域内铺平道路。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理论家将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马克思将成为美国先进工人的导师。《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将是他们接近完整的马克思的第一步。

资本主义的理想镜子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英国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仍未受到挑战。商品经济的抽象规律在资本主义达到最高度发展的国家内自然而然地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即是最少依靠过去的影响而得到体现。马克思的分析虽然注重英国，但其眼界却不局限于英国而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他把当时所处的英国用来作为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里最好一面镜子。
　　英国的霸权现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追忆。作为资本主义始祖的优势早已转为劣势。英国的技术和经济结构已经陈腐过时。这个国家继续凭借业已成为昔日遗产的殖民帝国在世界上占有地位，而非凭借进取性的经济潜力。这一点恰好解释了张伯伦用基督慈悲的态度来对付法西斯分子在国际间的强盗行径，这种态度令大家目瞪口呆。英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意识到其衰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无法兼容其世界位置，一场新的战争必将带来大英帝国的没落。法国“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质上与英国异曲同工。
　　德国恰好相反：她利用了自身历史落后性在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期中带来的便利，用全欧洲最完备的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由于民族根基浅、天然资源少，德国动力充沛、源于必需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各种势力的所谓均衡状态中演化成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因素。希特勒癫痫般的意识型态不过是德国资本主义癫痫的倒映而已。
　　比起德国，除了为数众多的无法估价的历史角色的优势，美国的发展具有不可计量的广阔得多的领土和丰富得多的天然财富。北美洲共和国在本世纪初把大不列颠英国抛开老远之后，成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坚固堡垒。深植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所有潜能，在那里找到了最高的表达形式。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个行星再也不能找到一处地方能超越它在美元共和国达到的成就；这个共和国已成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最完美的镜子。
　　正如马克思宁可引用英国的统计数字如英国的议会报告和“蓝皮书”等等作为其陈述依据，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在这篇简略导言里主要以美国的经济政治经验为据。无需赘言，要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援引相应事例和数字并非难事，但这么做不会带来质的增加，所得结论也会相同，差别只在那些事例会更少些震撼性罢了。
　　正如一个法国金融家贴切指出的，法国的人民阵线经济政策不过是美国新政的“小人国改编版”。显而易见，在理论分析上，与巨人打交道比和小矮人打交道无可估量方便得多。正是罗斯福的大规模实验显示出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刚好制止了奇迹的发生。符咒和祷告从未停止，但奇迹就是不来。显而易见，资本主义若能重生，只会发生在美国而非别处。但重生没来。巨人不能达成的事，小矮人更难达成。我们在美国经济领域漫游的意思，就是要为这个简单结论打下基础。

宗主国和殖民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上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字面意思去看这个见解。每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无疑都有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不协调加深的过程；然而，人类所有发展中必然经历过的、有着自然和历史性原因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变得尤其尖锐，并使不同经济类型的国与国之间产生了从属、剥削和压迫的千丝万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已全面地经历过马克思做过详尽分析的从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进至工厂的有系统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从外部侵入落后国家，一方面破坏着自然经济的原始形态，另一方面把受到破坏的自然经济纳入西方的世界性产业和银行制度之内。在帝国主义的鞭子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觉自己被强迫拉离某个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滞留地在某个水平上。印度的发展并非英国发展的复制本，她是后者的增补本。可是，为着理解如印度之类落后的附庸国的多重性的发展形态，就有必要时刻记住马克思从英国的发展中得出的经典蓝图。劳动价值的规律一视同仁地指导着伦敦投机者的算术和远在天边的海得拉巴的货币兑换交易，两城之别，只在于后者所采用的是更简单更少些使用手腕的方式。
　　发展的不平衡给先进国家带来莫大利益，尽管程度不同，但其继续发展是在损害落后国家、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至少是令其无从跻身资产阶级贵族行列。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财富不仅来自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也不仅来自劫掠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来自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性掠夺。通过对其他民族的剥削，资产阶级的剥削得到补充，他们的权力加强了。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从而能从殖民地得到的超级利润中拨出一部分来稳住其本国无产阶级尤其是上层无产阶级。若非如此，就压根儿不可能有任何方式的稳定的民主政权。在其扩充了表现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已变成、并会继续维持一个只有最具贵族派头和最能剥削的民族才有资格享有的政府形式。古代的民主建基于奴隶制；今天的帝国主义民主是建立在抢掠殖民地的基础上的。
　　形式上几乎全无殖民地的美国，却是历来所有国家中最有特权的。来自欧洲的富于进取的移民侵占了一个无比富庶的大陆，把土著居民杀尽灭绝，掠夺了墨西哥最好的土地，把狮子之国的世界财富扫入囊中。从那时积存下来的肥脂，沿至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今天仍然大派用场，得以润滑民主的齿轮和轮胎。
　　新近的历史经验以至理论分析表明，民主发展的速度及其稳定性与阶级矛盾的紧张程度成反比。在特权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之类国家），由于不能产生相当数量和稳定的工人贵族，民主从未真正发展起来，故而较易向独裁屈服。不过，资本主义每况愈下的瘫痪状态也正在给最有特权和最富裕的国家准备相同的命运；差异仅在于时间先后而已。工人生活条件无法控制的恶化，令资产阶级赋予工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哪怕这个权利局限在资产阶级议会架构之内。任何人若对法西斯主义取民主而代之的过程以其它解释，都不过是唯心蒙骗和自我蒙蔽而已。
　　帝国主义在毁坏资本主义旧有宗主国民主的同时，又妨碍着民主在落后国家的兴起。在新时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没有哪个国家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在农业关系领域——这个事实，完全是因帝国主义所致；帝国主义已成为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的主要绊脚石。垄断寡头及其政府掠夺落后国家的天然财富，并蓄意压制落后国家工业的独立发展；同时又向这些国家内最反动、寄生的和半封建的本地剥削者提供财政、政治和军事支持。当代世界经济最恶毒的瘟疫是人为地保存农业野蛮状态。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解放斗争，越过了中间介入阶段，将其必要斗争转化为反帝斗争，从而把自身和宗主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联成一线。至于殖民地的起义和战争本身，比以前更激烈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根基，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复苏的奇迹比先前更渺茫。

世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达成的两项历史功绩，一项是把技术置于高度水平，另一项是把世界各个部分由经济纽带联结起来。有条理地利用我们这个星球上资源的物质先决条件从而得以保证。但资本主义无从完成这个迫切的任务。各个划地为牢的民族国家及其关税所和军队继续成为病祸隐藏扩散之地。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而让一度是进步的历史因素变成不可忍受的遏制。帝国主义战争仅是生产力反抗国家界限的爆鸣而已，因为国家界限对生产力已限制过度。所谓绝对主权的计划，和回到一个自足的、设下界线的经济体毫不相干；它看起来不过是把民族基地改造就绪，以能随时投入到一场新的战争。
　　人们一般相信，自《凡尔塞条约》签订后，地球上的势力范围已被分割干净。但新近的众多事态提醒我们，我们的星球仍有许多土地不曾受到抢掠或充分抢掠。意大利奴役亚比西尼亚，日本试图吞占中国，德国厌倦等候昔日殖民地重投怀抱，遂变捷克斯洛伐克为殖民地。意大利强行进入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半岛的命运现在岌岌可危。美国对“外来者”包围拉丁美洲竖起警觉。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仍是为争取殖民地而斗争。无论世界如何被分割得细致无遗，分割过程永不停息；重新分割世界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交易的关系里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再度成为当前要处理的问题。这就是目下各种重新备战、外交动荡和战争结盟的实际理由。
　　把迫在眉睫的战争当做民主思想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来显示的所有企图，都属于庸医骗棍或傻瓜。政治形态有所变化，但资本家胃口依旧。假如英吉利海峡两岸任何一方明日建起法西斯政权——这个可能性谁也不敢否认——巴黎和伦敦的独裁者将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几乎不会放弃他们对殖民地的侵占权利。无可抗拒地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危机而至的，是为重新分割世界而拼个死活的绝望斗争。
　　局部的改革或七拼八凑的修补无助于事。历史的发展已来到其中一个关键性阶段，即只有广大群众的直接干预来能扫除所有反动障碍，新的政权将奠定基石。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亦即先从一个民族开始继而在全世界把理性引进人类关系的领域。此过程一旦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国扩散到另一国，其威力将远远超过今日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势头。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的榜样和援助下，势必被卷入社会主义的涡流。彻底腐烂的关税闸门将要坍塌。令欧洲和全世界四分五裂的各种矛盾，将会在社会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框架里、在欧洲以至全世界找到自然而然的、和平的解决方案，获得解放的人类将把自己提升到最完整的高度。

写于墨西哥，科约阿坎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

顶端 Posted: 2008-08-31 03:4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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