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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 » 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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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锤星

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版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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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列夫·托洛茨基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世界整个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普遍已达到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质财富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危机的条件下，行情性的危机使群众承受越发沉重的损失和痛苦。不断增长的失业又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并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都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已找不到自身出路。无论是在被迫孤注一掷搞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还是在资产阶级尚能在某一时期内耗费国民积蓄而维持民主主义奢侈生活的国家（英、法、美等），所有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都陷于迷惘，这种迷惘已接近一种意志麻痹症。“新政”虽在初期假作坚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形式的产生，也只有资产阶级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当前的恐慌远未结束，但它已表明“新政”政策和法国人民阵线政策一样不能给经济的死路开一个新出口。
　　国际关系并未出现一幅更好的图画，在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日趋紧张的局面下，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绝路，在这条绝路的尽头，个别的冲突与流血的地方骚乱（阿比西尼亚、西班牙、远东、中欧），势必融于燃遍全球的大火中。当然，资产阶级懂得新的大战对其统治权是致命的危险。但该阶级目前避免战争的能力比一九一四年前夜还低。
　　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类空话，是无知或故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爆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则灾难将威胁人类全部文化。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还是归结到其革命先锋队。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二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

　　无产阶级的经济、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关系已被社会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这是社会处于前革命状态的特点。使革命无法从前革命状态转变到革命状态的主要障碍便是无产阶级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胆怯并与之有无耻的关系，虽然大资产阶级已陷于垂死挣扎。
　　深深的不安困扰着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千百万群众一次次走上革命的道路。但他们每次都被自己保守的官僚机关拦住。
　　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以来已有多次英勇的尝试，企图把政权夺取在手并掌握社会的命运。但它自己的那些党（社民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却各自按自己的方法，尽一种制动机的作用。这便准备了佛朗哥的胜利。
　　在法国，“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特别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已显示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热诚决心。但负责领导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党、工团主义派）却在人民阵线的幌子下，得以（至少暂时）约束并拦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国，空前的静坐罢工浪潮和惊人迅速增长的产业工会运动，已不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工人一种本能的奋斗，这种奋斗要使它们自己提高到历史给予其的那些任务的水准。但就在此地，那些负领导责任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产业工会运动在内，也拼命压抑和瘫痪群众的革命力量。
　　共产国际的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世界，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中无耻的反革命作用，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困难。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人民阵线”所行的调和政策，势必使工人阶级变得无能，并为法西斯扫清道路。
　　一面是人民阵线——另一面是法西斯主义；这两者乃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政治资源。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两种资源都是应急之物。资本主义在法兰西共和国的红旗徽记下与在德国国社党卍字标志下，都同样在继续腐烂。只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打开出路。
　　群众所走的方向，首先由没落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由旧工人组织的叛卖政策决定。在这两个因素中，当然头一个是决定的：历史的规律到底还是强过官僚的机关。不管社会叛卖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勃鲁姆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莫须有冤狱——它们永远不能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往后随时间的发展，他们企图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绝望努力，将更清楚地向群众指出，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危机，已变成人类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只有第四国际才能解决。

三　最低纲领与过渡纲领

　　下一个时期——一个从事鼓动、宣传与组织的前革命时期——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毫无经验）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当前要求与社会主义革命政纲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当今条件中，并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古典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中活动，其政纲分成互相独立的两个部分：头一部分是最低纲领，该纲领将自己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体制内搞改良，第二部分是最高纲领，这一纲领承诺在未定将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并无可通的桥梁。而社民党实在也用不着这样一道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对它而言只适用于假日演讲。共产国际却在资本主义没落时代，开始追随社民党的老路；而此时，一般来说，已谈不到有系统的社会改良和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了；而且此时，无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每一个认真的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界限。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并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其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夺取政权。但对于所有策略问题，即使是最小的和部分的，若不尽可能加以注意，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的各部分、各层份、各职业和各集团，都应该被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目前这一时代的特色，并不是让革命政党放弃日常工作，而是让这种日常工作能与革命实际任务不可分离地一道而行。
　　第四国际并不抛弃那个旧的“最低”要求的纲领，只要这些要求至少保留其中一部分重大的有效性。第四国际不倦地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改良的胜利品。但它进行这种日常工作，是在正确的、实际的亦即革命的远景范围之内。只因群众旧的、部分的“最低”要求与没落资本主义破坏的、堕落的倾向相冲突——这是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的——故第四国际提出一套过渡要求的办法，这套办法的实质，在于那些要求将越发公开和坚决地打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旧的“最低纲领”被过渡纲领代替，而这个过渡纲领的任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系统的动员群众。

四　按实际情形规定工资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

　　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群众继续过着被压迫的穷苦生活，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还易于陷入赤贫的深渊。群众必须保卫他们的一口面包，假如他们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话。在此来列举那些个别和部分的要求，既不需要也无机会，因为这些要求都是在具体环境——各国、各地、各工会——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来的。但有两个基本的经济方面的苦恼，其中概括地表现出资本制度日益增加的不合理，即：失业与高涨的物价，却需要有一般化的斗争口号和方法。
　　第四国际对资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协的战争，这些资本家的政策大部分与其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无异，其目的是将军国主义、经济恐慌、通货制度的解体和其它一切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发生灾难的全部负担，都加在劳动群众的背上。第四国际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业和享受比较象样的生活条件。
　　无论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稳定都不能当作无产阶级的口号，因为这两者只是一根棒子的两端而已。反对价格的飞涨，尤其在战争迫近时其生长带着更毫无约束的性质，要反对这种价格的飞涨，只有在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工资的口号下才有可能。该口号的意义，就是集体的合同应保证：如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则工资同时自动增长。
　　无产阶级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时候，不能容许一部分工人越来越多地变成慢性失业赤贫者，这些人仅仅靠一个正在倒塌社会的一点残羹生存。就业的权利，是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留给工人唯一重大的权利。该权利今天已一步步从工人身上剥去了。要反对失业，不管是反对“结构性的”抑或“行情性的”失业，现在与公共工程口号一道，提出按实际情行规定工时的口号，正当此时。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应该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结到相互负责的团结中。在此基础上，那么一切现有工作，就应该在一切现存的工人中分配，并与此相应，规定工作周的长短。而人均工资则仍照从前每周工作发给的一样。有严格保证的最低工资，将随着价格的运动来转移。此外，任何其它纲领，在目前这个灾难时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厂主及其律师将出来证明这些要求“不能实现”。而较小的，特别是破产的资本家更要引证其账簿。工人们绝对排斥这种结论和引证。问题并不在两种相反物质利益间的“常态的”冲突，问题在防止无产阶级趋于衰弱、败坏和瓦解。这个问题是唯一有创造力和进步阶级的生死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的生死关键。若资本主义不能满足那些要求，即那些从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灾祸中不可避免生长出来的要求，那就只好毁灭它。“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实现”，在此情况下，是一个力量关系的问题，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不管该斗争得到的当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经过这种斗争，工人们将会充分了解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取消的必要。

五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争取部分要求和过渡要求的斗争中，工人现在较之以往更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法国和英国工会运动有力地增长，充分地驳倒了那些极左理论家的说教，那些理论家曾教训人们说：工会已“失去用处”。
　　在所有斗争中，每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都站在最前线战壕里，即使这些斗争仅仅涉工人阶级最温和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那些群众的工会，去增强他们，提高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不可调和地反对任何想把工会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用“强迫仲裁”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企图和其它每种警察监护权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罢）。只有站在工会内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改良派（斯大林官僚的改良派亦在其内）的斗争．宗派主义者企图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会，而这些工会就是党的再版，这表明其实已放弃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现在必须确立这条坚定不移的规则：投降派一类人离开群众工会而孤立，简直等于背叛革命，这种行为绝不与第四国际的精神相容。
　　同时，第四国际绝对排斥并唾弃工会的拜物教，它是工联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共同特性。
　　一，工会，就其任务、组织和征募会员的方式说，不应也不能提出一个完成的革命政纲，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创立各国的革命政党，作为第四国际支部，乃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
　　二，工会，即使是最有力的，其所包容的人数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中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而且其中还以较为熟练和报酬较优的层份占优势。工人阶级中较被压迫的大多数，只是在工人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才插话式地卷入斗争中。在这样的时机，必须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个斗争群众的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建立苏维埃。
　　三，一切过去的历史经验，连同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新鲜经验，都已证明，像这样只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的工会已发展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相妥协的强烈倾向。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期中，工会的负责官僚为了使斗争变成无害，力图使自己成为群众运动的主人。这件事，在单纯的罢工斗争时期中，尤其在震撼资产阶级财产原则的群众静坐罢工的场合中已发生了。在战争或革命中，当资产阶级已陷于特别困境的时候，工会领袖往往变成资产阶级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不仅应经常努力刷新工会的领导，在紧急关头，勇敢坚决地提出富于战斗精神的新领袖，以代替那些只会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机政客，并应利用所有可能时机，建立一些与群众反资产阶级社会斗争的任务更为切合的独立战斗组织；必要时就是直接与工会保守机关决裂亦所不惜。满怀教派的虚构以背朝向群众组织固属罪戾，而消极容忍革命的群众运动隶属于公开反动或假装“进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下，其罪戾亦不少。工会本身并非目的；它们只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六　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性质，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和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谨防以因循态度应付变局，就像慎防一种疾病那样，领导者应敏捷地反映群众的创造精神。
　　静坐罢工是这类创造精神的最新现象，它已走出“常态的”资本主义程序的界限。在罢工者的要求外，暂时的占领工厂给那个偶像——资本主义的财产，以一记打击。每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资本家还是工人？
　　假如静坐罢工是插话式地提出那个问题，那么工厂委员会便给它以有组织的表现。由所有工厂的受雇者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工厂行政的意向相对抗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评论其主子，称福特之流为“经济的保皇党”以区别于其它“善良”、“民主”的剥削者，我们反对这种区分。我们提出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作为同样反对第一与第二两类剥削者的斗争中心。
　　工会官僚将反对工厂委员会的建立，这是其一般规律，正如全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反对每个勇敢的步骤一样。
　　但运动范围越广则越容易冲破这种反对。在“和平”时期，凡是排外性雇佣制企业（排外性雇佣制企业，只雇用工会会员。——译者）已成立起来的地方，工厂委员会形式上将与普通工会机关相一致，但它将会更新成员并扩大机能。但工厂委员会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变成代表工人阶级中通常为工会所不能推动那些层份的富于战斗性的人。正是从这些受压迫较轻的层份里，才会产生出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队伍。
　　工厂委员会一出现，事实上的两重政权便在工厂中建立起来。由其实质上看，它代表一种过渡状态，因为它本身包含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制：资本家的和无产阶级的。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在这里，即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之间，它们若不给直接革命开路，也会给革命之前开路。工厂委员会这一观念的宣传既不早熟，也不虚矫，这一点已被蔓延于若干国家的静坐罢工浪潮充分证实了。这种形态的新罢工浪潮在不远的未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必须及时发动一个赞成工厂委员会的宣传运动，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七　“业务秘密”与工人监督生产

　　建筑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完全过去了。它的继起者——独占资本主义，不但未减轻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相反，还给它加上一种特别痉挛的性质。“统制”经济、由国家“监督”工业和“计划”经济这种必要，现在至少在口头上，已差不多由当前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党，加以承认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谓“计划”经济主要的就是一个为军事目的“有计划”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准备以官僚“计划”的小勺掏干无政府状态的汪洋。工程师和大学教授们大写其“技术政治”的论文。当他们胆小地做“调整”试验时，那些民主政府却碰到了无计可施的大资本怠工。
　　那些“改良”先生，一走到托拉斯及其业务“秘密”的门前，便在虔诚的战栗中猝然停下，这种情形最恰当地显出剥削者与民主“监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这里，业务的“不干涉”原则支配一切，个别资本家与社会之间来往的帐目，乃是资本家的秘密，而与社会无关。提出业务“秘密”这一原则的动机，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那些托拉斯彼此并无秘密可言。目前这个时期的业务秘密是独占资本主义损害社会利益整个阴谋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生产手段的私有主还能把剥削、掠夺和混骗的奸谋瞒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一切限制“经济保皇党”的专制权的计划，将永远成为可怜的滑稽戏。取消“业务秘密”是走向真正产业监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资本家有知道工厂、托拉斯、产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全部秘密的同等权利。首先，那些银行、重工业和集中化了的运输业就得放在检查的锤子下。
　　工人监督的直接任务应将社会的借贷款、由个人的营业开始，加以分析；判定国民收入中被个别资本家和全体剥削者所吞没的部分；揭露银行和托拉斯的幕后买卖和欺诈；最后，把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赤裸裸追求利润而不自觉地浪费人类劳动力的真相，向一切社会成员暴露出来。
　　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能干这种工作，不管人们愿给他多大的权力。全世界的人都已看清，罗斯福总统和勃鲁姆总理没有任何能力违抗他们本国“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阴谋诡计。打破剥削者的反抗需要无产阶级的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实施真正的生产监督，才能请到真诚献身于人民的专家如会计师、统计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这些人当然只是来做顾问而非“技术统治者”。
　　反失业的斗争，若不号召广大群众并勇敢地组织起公共工程，便无从考虑。但公共工程对社会，和对失业者本身一样，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一个适用于许多年的总计划之一部分的时候，才能有一种不中断和进步的意义。在此计划范围内，工人就会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击而关门的私人企业当作公众事业重新恢复起来。在该场合内，工人的监督就会代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个很初步的经济计划——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的观点看——假如没有工人监督，也就是说，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洞察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公开或隐藏的泉源，仍旧是不可能的。代表个别企业的各个委员会应举行大会，选出与各托拉斯、各产业部门、各经济区域以及最后整个国家产业相适应的各项委员会。这样，工人的监督便成为计划经济的一所学校。根据监督的经验，无产阶级将准备在那个可能实现的时候到来时，就直接管理国有化了的企业。
　　有些资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间的层份，有时会自愿向工人打开其帐簿——他们往往拿这个来证明减低工资的必要——工人对这些资本家的答复，便是他们对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记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一切剥削者的总清账。工人们并不，而且也不愿拿他们生活条件的水准来迁就个别资本家的困境，因为这些资本家本身就是自身制度的牺牲品。工人的任务是要在一个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础上，改组全部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假如业务机密的取消，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则工人监督便是走向以社会主义指导经济这条道路的第一步。

八　没收资本家个别集团的财产

　　没收财产的社会主义纲领，亦即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并消灭其经济统治权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绝不应阻碍我们于时机许可时，提出要求去没收工业中若干维系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门或没收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财产。
　　就这样，对那些民主派先生关于美国“六十家族”或法国“二百家族”的独裁所作的可怜怨诉，我们便提出没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式资本主义君主财产的要求加以答复。
　　恰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要求没收那些在战争工业、铁路和极为重要的原料来源等方面握有垄断权的大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昏头昏脑改良派的“国有化”口号之间有如下区别：一，我们拒绝赔偿；二，我们提醒群众提防人民阵线的煽动家，这些煽动家奢谈国有化，实仍为资产阶级代理人；三，我们号召群众只依赖自身的革命力量；四，我们把财产没收问题与工农夺取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财产没收这个口号不仅要在我们的宣传中以较为全面的方式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动过程中以部分的形式提出，这样提出的必要性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各种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准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同，而且要经过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只有发生了全面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才能把没收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提上议事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就是准备无产阶级去解决这个问题。

九　私人银行的没收与信用事业的国家化

　　帝国主义的意义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与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时常高踞其上，把经济的实际指挥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就其结构说，银行以一种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资本的整个结构；它们使各种垄断的倾向和无政府的倾向结合起来。它们组织起新奇的技术、巨大的企业、强有力的托拉斯；也组织了高物价、经济恐慌和失业。如果银行的指挥地位仍留在掠夺性的资本家手里，那么在反对垄断的横暴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两者的破坏工作是互补的——的斗争中，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为了依照一个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计划而建立一个投资和信用之统一化的制度，必须将所有银行合并成单一的全国机构。只有没收私人银行并集中整个信用事业于国家，才能提供国家的经济计划以必须的和实际的，即物质的资源——不仅是纸上和官僚式的。
　　没收银行绝不包含没收银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单一的国家银行能给小存款者远比私人银行有利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银行才能给农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条件。即：低利贷款。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经济——首先是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由单一的金融机构指挥的情形下，将会给工人和其它所有劳动者以实利。
　　但银行国家化，只有当国家政权本身由剥削者之手完全转到劳动者之手，才能产生这些有利后果。

十　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兵——无产阶级武装

　　静坐罢工是群众方面发出来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对工人的组织（包括第四国际）而发。一九一九—一九二○年意大利工人依照自身创意占据了工厂，这样便给他们的“领袖”送来一个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信号，那些“领袖”们对该信号不屑一顾。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静坐罢工不能说是意大利式的工厂占据；但它们是走向这样占据的决定性步骤。目前的恐慌能把阶级斗争弄得极度紧张，并使它更迫近于总解决的时刻。但这并不是说革命情势指瞬间即至。其实它的到来是由一连串的震动表现出来的。这些震动之一便是静坐罢工的浪潮。第四国际支部当前的问题，就是在如何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去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质和节拍，并及时地以更果决和富于战斗精神的组织手段，去使群众斗争获得成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意味着资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锐化。静坐罢工的新浪潮，能唤起而且无疑要唤起资产阶级方面的坚决对策。大托拉斯的机密参谋部已做好准备工作了。若再不留意这些阴谋使革命组织与无产阶级再受到不意的打击，那可就悲惨至极了！
　　无论哪里的资产阶级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军队为满足。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要在厂中维持一批军事化的罢工破坏队和私人的武装打手。此外，眼下还要加上美国式纳粹党的各式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机初次迫近的时候，便动员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队伍（包括军队中的这类队伍）。英国工人压力刚刚再度变得强了一点，莫斯莱爵士的队伍便两倍、三倍甚至增加到十倍，从事向工人做流血进攻。资产阶级自身已很明确地知道这件事，即，在目前这一时期中，阶级斗争是不可抗拒地倾向于转变自身为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国、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例子，给大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教训，较给无产阶级官式领袖的教训大得多。
　　第二及第三国际的政客与工会的官僚一样，对资产阶级的私家军队自觉地闭上眼；因为不这样，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就连二十四小时也不能维持。这些改良派系统地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资产阶级全身武装起来而工人们手无寸铁的时候，民主政治的神圣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国际的义务便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卑颜屈膝的政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社民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他们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叫得越响，则在实际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万劳苦群众为后盾的工人武装战斗队，才能有效打败法西斯。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在自由派的编辑室里而是在工厂中发动并在街上结束。工厂中的罢工破坏队和私家配枪打手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则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核心。这便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联系每个罢工和街头示威，宣传建立工人自卫团的必要。必须把该口号写在工会革命派的纲领上去。而且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须在从青年团体中着手组织自卫队；训练其熟练使用武器。
　　群众运动来一个新的高潮，则不仅应能增加这些队伍的数目，而且应按照邻属、城市、区域将其统一起来。工人运动对那些工贼、匪党和法西斯的正当仇恨，必须给予组织上的表现。必须提出工人民兵的口号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和出版不可侵犯的认真保障。
　　只有借助于这样系统、坚执、不懈、勇敢又常站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鼓励和组织工作，才能在其意识中，连根拔除驯服和消极的传统；才能训练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劳苦群众示范的英雄的战士队伍；才能使反革命的武装歹徒遭受一系列策略性挫败；才能提高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信心；才能在小资产阶级眼前挫抑法西斯主义的气势并开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
　　恩格斯曾给国家下了“配武装者”的集团的定义。无产阶级武装是与其解放斗争伴随而生的一个必然因素。无产阶级决心要武装的时候，便会找到武装的道路和手段。而此方面的领导权自然落在第四国际各支部身上。

顶端 Posted: 2008-08-31 03:31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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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工农同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伙伴，便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是同一阶级的两部分。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产业工人的过渡要求纲领，只要在某些地方稍做更改，亦即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种种不同的层份形成：由半无产阶级以至剥削者。据此，产业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将阶级斗争推广农村。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其同盟者及其敌人之间画出界线。
　　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性，在农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匠和小老板）的境况里表现的最奇特。这些阶级，不管在数目上如何强大，实质上总是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尽可能具体地订出一个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应适应各自国家的条件的。进步的工人应学会对其未来同盟者所提出的问题，做明确和具体的答复。
　　显然农民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却需要低利的信用贷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价钱而买到的农业机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运输条件和给其农产品以一个公正的市场的组织。但那些银行、托拉斯、商人却从各方面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抑制这种掠夺。小农选举的委员会应在全国舞台上出现，并应与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联合在一起，把对农业有关的运输、信用和商业活动的监督权夺到他们手中。
　　大资产阶级虚伪地引用工人的“过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转变成一个楔子，插入工人与农民以及工人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与产业工人、公司职员和政府雇员不同，他们不可能要求工资按物价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对物价高涨的官式办法只对群众的一种欺骗。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却能以消费者的资格和工人一起闯进有关规定物价的政治活动中。对资本家关于生产费用、运输和交易费用的悲叹，消费者可以答复说：“拿出你们的帐簿给我们看；我们要监督价格的规定。”这种监督机关应是物价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则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组织、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妇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这个手段，工人便能向农民证明，物价高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在工资抬高，而是在资本家的超额利润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过度浪费。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和迫其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是他那块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中恢复社会主义纲领的令誉，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集体化的办法，这些办法的推行，并非为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官僚的利益。
　　剥夺剥夺者的意思，并非指强迫没收手工业者和小老板的财产而言。相反，工人监督银行和托拉斯，甚至把这些企业国有化，能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信用贷款、购买和发卖创造较他们在无管束的独占企业支配下可能获得的无比有利的条件。对私人资本家的依赖将代以对国家的依赖。劳苦群众越是坚强地把国家操纵在手，那么这个国家将越加顾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种种不同经济领域的监督，将由他们自己决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体耕作，对他们是否有利；何时实行和实行怎样规模的集体化。当农民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产业工人应经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经过工农政府，向农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们应视此合作为当然的义务。
　　无产阶级并非向一般的“中等阶级”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的被剥削层份提议建立同盟，以反对一切剥削者，包括“中等阶级”的剥削者。该同盟绝不能基于强迫，只能基于自由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应由一个特别的“协定”使之巩固起来。这个“协定”也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十二　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内部政治生活，都被战争的威胁所笼罩。一个逼近的灾难，已给人类中最广大的人群带来强烈的忧惧。
　　第二国际有恃无恐地重复它在一九一四年的可耻政策，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中奏第一把提琴的是共产国际。只要战争的危机一有具体的轮廓，斯大林主义者便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立即成为所谓“保护祖国”的积极鼓噪者。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便完全落在第四国际的肩上。
　　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已有系统地写在国际书记局的提纲中（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战争与第四国际》），该政策今天仍有其全部效力。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它对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利用战争问题——较其它任何问题都多——以抽象的名词、概括的公式、残缺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中立”，“集体安全”，“武装保卫和平”，“国防”，“反法西斯斗争”等等。所有这些公式归根结底还是还原到这一事实：战争问题，即人民的命运，已落在那些用尽阴谋诡计以反对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统治参谋部、他们的外交部、他们的将军的手里。
　　第四国际深恶痛绝地排斥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光荣”、“血统”、“种族”。这些抽象观念在民主阵营中和在法西斯阵营中起着同样的作用。但深恶痛绝是不够的。我们还须以测验的标准、口号和要求去帮助群众辨明这些招摇撞骗的抽象观念的具体内容。
　　“裁军吗？”——但全部问题在于谁裁谁的军。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战争的裁军，便是工人裁资产阶级的军。但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须武装自己。
　　“中立吗？”——但无产阶级却绝不愿在中日战争或苏德战争中守中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要保护中国和苏联吗？”当然！但并不靠那些要把中国和苏联通通扼死的帝国主义者。
　　“保卫祖国吗？”——但资产阶级把这个抽象观念了解为保护其利润和赃物。假如我们先把我们本国的手脚捆起来不让令其侵犯人家的祖国；假如我们国内的工农已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国家的财富已从区区少数人手中转入人民手中；假如军队已变为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的武器，我们就准备保护祖国以抵抗外国资本家。
　　必须把这些基本观念分解得更具体更细致，而且要按照事变的进程以及群众思想的趋向加以解释。此外，还必须严格地把外交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的和平主义，与木匠、农业工人、女佣的和平主义区别开来。前者的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烟幕；后者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一种混乱表现。当小农或工人谈及保护祖国时，他们的意思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和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御侵略、炸弹和毒气。资本家及其新闻记者把保护祖国理解成抢夺殖民地和市场，贪婪地增加各该“国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从头到尾是一种欺骗。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爱国主义中，却有这些成分，即：一方面是对破坏性战争的仇恨，另一方面又是对其自以为于己有利事物的执着——这些成分，我们都必须懂得怎样把握住以便做出必要结论。
　　第四国际以上述见解为其出发点，支持每一个即便不充分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在某种程度把群众引向积极的政治活动，能唤醒他们对资产阶级阴谋诡计的批判并增强他们对这种阴谋诡计的监督。
　　例如，我们的美国支部便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在宣战问题上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采取了批评的支持。毋须说，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统治者挑起战争，当这些统治者要战争的时候。必须对这一点提出明确的警告，不过群众对全民投票的建议虽存幻想，我们却要进一切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进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运动越是广泛地展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就越会迅速地离开它；共产国际叛徒就越会彻底地丧失声誉；而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就越会尖锐。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从十八岁起无论男女都有选举权。凡是明天要被召去为祖国而死的人今天就应有权投票。反战争首先就应以青年底革命的动员开始。
　　必须从各个角度来阐明战争问题，看当时战争问题在哪方面影响到群众，就从哪方面来说明。
　　战争是一宗大买卖，尤其对军事工业是如此。因此，这些“六十家族”便是头等的爱国者和首要的战争挑拨者，工人监督军事工业是反对战争“制造者”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派的口号，征收军事工业利润税，我们以没收军事工业利润和军工奸商财产的口号来对抗。在军事工业已“国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国，则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有全部的效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与对个别资本家同样不信任。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人、一个铜板！
　　不要军备计划，而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计划！
　　工人组织应完全脱离军队警察的控制！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从那些贪得无厌的、无情的、背着人民玩阴谋的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其对人民命运的操纵权。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一切条约和协议必须对所有工人农民公开；
　　在工农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实行工农的军事训练和武装；
　　设立军事学校，以便将那由工人团体选出的劳动者训练成司令员；
　　以民兵代替常备军，此民兵应与工厂、矿山、农场等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贪婪政策的继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其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各阶级间斗争的形势，并部分改变了其手段，但并未改变目的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支配着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质看，未来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国际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内容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这场斗争的基本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你们自己国内”，或“你们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祸害较少”。
　　但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数还是帝国主义受害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无疑将利用战争挣脱奴隶的枷锁。他们的战争可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在于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同样的责任，也适用于对苏联或在战前战时可能产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个帝国主义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遭受失败，都是祸害较少。
　　不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能经过他们本国政府来援助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不管那两国在这一时期内的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假使两政府那时正缔结着暂时的、其本质是不可靠的联盟时，则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继续站在本国政府的阶级反对派立场上，用自己的方法——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援助那非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不仅进行鼓动反对他们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动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国家；有时要实行抵制与罢工，有时则放弃抵制与罢工等。）。
　　在战争中援助殖民地国家或苏联，无产阶级丝毫不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苏联的热月官僚相结合，可赢得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可增强第四国际在那些地方的威望与影响，并增强其力量，以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苏联的反动官僚制度。
　　在战争爆发之始，第四国际的支部将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场战争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国群众的头上的，并推使其站到政府机关方面。国际主义者必须逆流而上。但新的大战带来的灾害和贫穷将在头几个月之内就远超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流血恐怖，这会很快使人清醒。群众的不满及其反抗将飞速增长。第四国际的支部将站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过渡要求的纲领将获得迫切的实现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将全部毕现。
　　在未把人类弄得枯竭或浸没在血泊中之前，资产阶级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来污浊世界的大气。今天的反犹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临死痛苦的更恶毒痉挛之一。
　　不可调和地揭露种族偏见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义的特别是反犹运动的内幕，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战争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基本口号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十三　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现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中，十月革命后则被确定地接受。最终说来，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通俗名称。该名称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它着重指出了构成苏维埃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同盟的观念。
　　当不肖门徒的共产国际妄想恢复那个已为历史埋葬了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时，他们给“工农政府”的公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内容，用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坚决排斥这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诠释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认定无产阶级的党若拒绝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则它和农民的同盟，便干脆成为资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一九一七年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它国家中“人民阵线”的情形一样。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九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与孟什维克跟自由资产阶级破裂，并把政权夺到他们的手中。在此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答应在反对资产阶级时，给予那些充当工农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的援助，但坚决拒绝加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替该政府负政治责任。假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和国外帝国主义破裂，则其创立的“工农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正因为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才全力反对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已经证明，而西班牙及法国的经验又再度证明：即使在很顺利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也不能建立一个工农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府。
　　但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破裂，把政权夺到你们手中！”对群众已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顽固的不愿夺取政权，在七月那些日子中，暴露太甚，因此在群众舆论前，确定地宣告了其死刑并准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是把无产阶级从旧派领导中解放出来，这种旧派领导的保守主义，与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破局的大爆发完全矛盾，它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控告那些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主要罪状便是它们不愿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半死身体割裂开来。在此条件下，系统地向那个旧派领导提出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叛卖性质的最重要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能得到我们同意，只有按照它于一九一七年被布尔什维克提出时的意义，即，把它当作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而绝非按照后来不肖门徒给予它那种“民主的”意义，把它从一座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们要求一切以工农为基础并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走向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予其反对资产阶级反动以全部的支持。同时，我们围绕在那些过渡要求的周围，进行不懈的鼓动。这些过渡要求，照我们的见解，应该构成“工农政府”的政纲。
　　由那些传统的工人组织来产生这样的政府是可能的吗？上面已经说过，过去经验证明：这是极度靠不住的。但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如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的影响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其意愿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的更远一些。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不容置疑：即使某时某地这种极度靠不住的变态变成现实而依照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被建造起来，它也只是代表真正无产阶级独裁道路上的一个短促插话。
　　但我们毋须多事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口号的鼓动，在一切情形下都有巨大的教育价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这种价值）并非偶然。这个一般化口号完全是遵循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发展的路线（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裂和解体，民主制度的塌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积极和攻势的政治活动）提出来。因此这些过渡要求的每一个要求都引向同一个政治结论：工人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传统政党决裂，以便联合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想事先预见到群众革命底动员的具体阶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上，以批判态度来确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号去帮助工人争得独立的政治活动，加深这些政治活动的阶级性，破除改良主义及和平主义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准备以革命夺取政权。

十四　苏维埃

　　上面已经说过，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部两重政权的要素。因此，其存在只有在群众不断增长压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种条件对反战斗争的特殊群众团体、物价委员会以及运动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而言，也同样真实，因为这些团体一出现就证明阶级斗争已溢出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界限之外了。
　　但这些新的机关中心很快便会开始感到它们不够和缺乏团结力。在保留资产阶级政制的条件下，任何过渡要求都不能充分实现。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还增加其焦急、坚持和压力。被压迫群众中越来越新的层份会抬起头，带着自身要求前进。从来不蒙改良派领袖一顾的千百名劳苦过度的“小百姓”将不断敲打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这个运动。农业工人、那些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中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主妇、知识分子中无产化的一层——所有这些人将找寻统一和领导。
　　那么，就算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怎样使种种不同斗争的要求和形式协调一致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经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把一切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现在尚无人提出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且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来也委实不可能。苏维埃并不为一个先天的党纲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剥削者敞开门户。凡是卷入斗争主流中底一切层份的代表，都穿过这些大门。这种组织随着革命的进展而扩大，其内容则一次次更新着。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大民主的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是过渡要求纲领中最高的一项。
　　苏维埃只有当群众运动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才能生长。苏维埃宛如一支轴心，在其周围联合着万千劳苦大众，从事反剥削者的斗争，这些苏维埃自从出现的头一刻钟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又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如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造成一个两重政权，那么苏维埃便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两种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它们之间难免冲突。社会的命运全靠冲突结局如何。假如革命失败，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就要跟着来临。假如胜利的话，那么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性的社会改造就要发生。

十五　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结合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最起码成就所作斗争，与反对那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结合。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分成个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中国无产阶级在必须准备苏维埃前，还刚刚开始组织工会。就此意义说，本纲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至少对那些无产阶级已能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是完全适用的。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与民族独立，即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两种任务联系紧密。
　　简单地抛弃民主政纲，是不可能的。群众必将在斗争中超出这个政纲。国民会议（或制宪会议）的口号，在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国家，尚有全部力量。该口号必将同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初期，工人们必须用该民主政纲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才能号召与统一农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纲基础上，必须使工人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用革命的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就能够而且应该产生苏维埃。苏维埃在某一时期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它们对国民会议的关系，将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苏维埃与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决定。苏维埃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只有苏维埃方能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无产阶级斗争中，个别民主要求与过渡要求相对的比重，它们互相间的联系与它们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与特殊条件决定，在很大范围内，要由其落后程度决定。不过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能以不断革命的公式决定的，而不断革命的意义，已被俄国的三次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一九一七年十月）确定地指出过了。
　　共产国际已经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昭示过落后国家：它怎样能破坏一个有力的和有希望的革命。当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发生怒涛般的群众斗争时，共产国际未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同时又禁止苏维埃的创立。（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说，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可以代替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当群众已被国民党镇压后，共产国际却在广州绘成一幅对苏维埃的讽刺画。广州暴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游击战与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这时工业无产阶级完全是消极的。这样踏入死路后，共产国际却利用中日战争之机，一笔勾销了“中华苏维埃”，不仅将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也都臣服于同样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了。
　　共产国际既因结交“民主的”奴隶主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则同时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众的解放斗争，它背叛的方式，实比以前第二国际干过的更无耻。“人民阵线”与“国防”政策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将殖民地中的千百万群众变成“民主”帝国主义的炮灰。占人类大部分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旗帜，已经确定地转入第四国际手中。

十六　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共产国际的战略家曾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是走向台尔曼的胜利的一个步骤，这话今天听来已经古远得很了。现在，台尔曼坐在希特勒的监狱里已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用法西斯主义捆了意大利十六年。在整个这一时期内，第二和第三国际不仅无法领导一个群众运动，甚至无法产生一个严肃的，多少可与沙皇时代革命政党相比的非法组织。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从未提出过什么思想。）希特勒的“思想”从未真正吸引住工人。民众中那些一时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阶层，主要是中等阶层，也已经有充分时间来清醒了。今天某些隐约可见的反对派仅限于新教徒和天主教会的团体，这一事实不能用“种族”和“血统”这种半疯半扯理论的力量来解释，而应由民主派、社民党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可怕破产来解释。
　　在巴黎公社大屠杀后，黑色的反动几乎统治了八年。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劳苦大众沦于昏迷，差不多也这么久。但这两个例子的现象只是一种物力的失败现象，它是为力量关系所决定的。再说，在俄国失败的乃是一个差不多尚在起始阶段的无产阶级。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甚至尚未庆祝它的三周岁。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国的领导是由两大强有力的政党形成的，其中一个已存在了七十年，另一个也差不多有十五年。这两个党，有几百万选民相随，竟在战前便精神瘫痪，而且不经一战便投降了。历史上尚无堪与相比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非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溃的，它是被自己政党的胆怯、卑贱和背信弃义摧毁的。那么它现在对它几乎三代以来惯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为奇？希特勒的胜利反过来巩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国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只是社民党和共产国际罪恶政策的报应。秘密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还需要其前进层份自觉的热情。但那些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能希望人家给它们热情吗？凡是以亡命者领袖资格出现的，其中大多数或已堕落入骨，成为克里林姆宫以及格别乌的代理人，或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前任总长，它们还梦想工人们将来能以某种奇迹使其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难道还有一分钟可以想象这些老爷们能当“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领袖吗？
　　而且世界范围内的事变——奥地利工人的溃败、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都不能帮助德意两国内部发生革命高潮。因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报，多依赖于收听电台，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的电台所放送的，参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热月诳骗，已成为全能主义国家工人颓丧的一个最有力因素。在此方面，也像在别的方面一样，斯大林只是充当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的阶级矛盾，仍在法西斯制度下继续发展着，并正逐渐掘毁其基础。群众比以前更不满了。千百名不惜自我牺牲的工人，不顾一切继续着革命的鼹鼠工作。没有直接尝过那旧传统与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头。无产阶级革命的分子运动式的准备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义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但要想把潜伏的力量演变为公开的叛乱，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必须找到新的前途，新的政纲和毫无瑕疵的新旗帜。
　　主要的不利条件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想选择新的政纲是异常困难的。一个政纲是靠经验确证的。但在全能主义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恰恰缺乏群众运动的经验。将来多分要靠在某一个“民主”国家中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胜利来推动法西斯领土上革命的运动。由于一种财政或军事的大灾难，也能发生同样的效果。目前必须进行以宣传为主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只有在将来才能收获大规模的成果。但在这一点上，有件事可以确信：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斯国家爆发，将马上成为一股洪流，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会因为复活已死的魏玛宪法之类试验，而半途中止。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第四国际与那些在破产中苟延残喘的旧党之间，开始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德国流亡者的“人民阵线”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阵线中最恶毒最无信义的一种。实质上，它表现一种无能的渴望，希望与一个乌有的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假如此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过给无产阶级准备了一连串西班牙式的新失败罢了。因此，无情地暴露“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际的虚伪，是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四国际拒绝把民主口号当作动员反法西斯群众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这类口号在某些时机是能够尽一种认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义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在我们看来只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偶然的或插话式的口号，而并非资产阶级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一条民主绞索。这个运动只要多少具有群众性质，民主口号便立即与过渡口号交结起来。我们可以预想，工厂委员会的出现，将在那些旧式的例行公事者从他们办公室里匆匆出来组织工会之前；苏维埃普及于德国，将在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出现于魏玛之前．意大利和其它全能主义与半全能主义国家也不会例外。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陷于政治的野蛮主义。但它并未改变其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手里的一个工具，不是封建主手里的一个工具。一个革命的政纲应根据阶级斗争底辩证法，而不应根据那些受了惊的破产者的心理，这点对法西斯国家也一样。第四国际厌恶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装跳舞的方法。这些方法已使斯大林主义者，往日“第三时期”的英雄，轮流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国家主义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掩护他们那个不讨人喜欢的脸。第四国际经常而且到处在其自己的旗帜下出现。它公开向法西斯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提出它自己的政纲。全世界进步工人都已坚决相信，将来只有在第四国际的领导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及其代理人和模仿者。

十七　苏联与过渡时期诸问题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的资格从十月革命中出现。生产手段的国有，这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的前提条件，开展了生产力迅速生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它已由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反对工人阶级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越发成为一种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转变成全能的特权阶级——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就是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最有力的反驳了。
　　苏联就这样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一的性质：要么官僚制度越发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新的财产形式，并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要么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判的发生毫不足奇，并不把它当作克里林姆宫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把它视为热月的合法产物。它们是从苏维埃官僚内部无法忍受的冲突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些冲突又反映官僚与人民间的矛盾以及“人民”自身中正在加深的矛盾。这些审判流血的“疯狂”性质，可以测度那些矛盾的紧张性，由此也可以预知那个大结局行将到来。
　　那些拒绝回莫斯科的克里林姆宫前任驻外代表的公开发言，已用其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官僚中已发现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态：由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伊格莱斯·雷斯）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义（F·布田科）。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一贯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并非无由，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才能保证其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宿。
　　在这个所谓“没有阶级”社会的下层里，无疑也有酷似官僚分派的集团存在，只不过表现得较为缓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罢了，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的是集体农场中兴旺的部分，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数。但该层份却给那些以普遍贫困为代价而积蓄个人财富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提供了广大的基础，而且这些倾向还得到官僚的自觉鼓励。
　　高踞于那个越发扰乱社会平衡的高度矛盾的制度之上的热月寡头贵族，现在主要地已缩成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它以恐怖主义的方法苟延残喘。最近的司法罗织，其目的是在打击左派。清除右翼反对派领袖的目的亦此，因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右派集团，从官僚的利益和倾向的观点看，也代表一种左的危害。波拿巴主义的集团为了自存，同时又因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尔什维克的一整代，几乎一个不留地杀掉，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革命传统在群众中的活力，同时也证明了群众持续增高的不满。
　　西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昨天还把莫斯科审判验明为毫无参杂的纯金，今天又坚执地反复说明“苏联内部既没有托洛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派”。但他们却无法解释何以每次清党都是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危险斗争这面旗帜下进行。若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份已完成的纲领甚而一个组织来考察，那么无疑，“托洛茨基主义”现在苏联仍极端微弱。但它所以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就因为它不但表现着革命的传统，还表现着当今俄国工人阶级真正的反对态度。从克里林姆宫集团的观点看，工人们反官僚所积聚的社会仇恨，恰好就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它带着极为厉害和确有根据的畏惧心理，害怕工人深刻而模糊的不满与第四国际组织发生联系。
  　老布尔什维克一代和中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处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于官僚中的右派——资产阶级及其全国的同盟者。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即右派，将在下一时期以更大的决心，设法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使它更近于法西斯式的“西方文明”模样。
　　从这个前途出发，“保卫苏联”的问题便有了很具体的性质。假如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派——就称它“布田科派”吧，想夺取政权，那么“雷斯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阵于街垒的反对面。虽然它或许暂时做了斯大林的盟友，但它却不是保卫波拿巴主义的集团而是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保卫那一份从资本家那里夺来而变为国有的财产。假如“布田科派”确与希特勒联盟，那么“雷斯派”将在国内和世界斗争场上内保卫苏联以抵抗军事干涉。此外，采取任何其它路线都是一种叛卖。
　　这样说来，在严格规定的例子中，虽不可事先否认有和官僚中热月的部分建立“联合阵线”以抵抗资本主义反革命公开进攻的可能性，但在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还是在推翻热月官僚。它的统治多延续一天，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基础便多一天腐蚀，并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而共产国际正走上这个方向：它在绞杀西班牙革命以及败坏国际无产阶级斗志的行为中，充当了斯大林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和同谋。
　　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中的情形一样，官僚的主要力量并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幻灭以及他们缺乏一个新的远景。斯大林的政治机关，除了更为放肆的野蛮之外，与那些法西斯国家，并无甚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一样，将来多分要由国外事变来推动苏联工人的革命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已是反斯大林派独裁斗争最重要的部分。许多征兆已经显示出来，因为共产国际没有直接格别乌的基础，所以它的塌台将在波拿巴主义集团以及整个热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苏联革命新的高涨，将无疑在反社会不平等和反政治压迫的斗争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官僚特权！打倒斯达汉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工资平等！
　　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种斗争将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展开。
　　苏联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尔式普选权的虚构代替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现在不仅须恢复苏维埃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须恢复其阶级内容。正像过去曾禁止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把官僚和新兴贵族逐出苏维埃。在苏维埃内只能给工人、集体农场下层分子、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不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就不能使苏维埃民主化。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哪些政党。
　　根据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应恢复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的权利。根据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应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按照参加集体农场的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组集体农场！
　　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代替官僚的反动国际政策。公布克里林姆宫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在完全公开与坦白和正直的辩论光照下，重审热月官僚导演的所有政治审判。只有被压迫群众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治制度，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做进一步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起义，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官僚匪党！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八　反对机会主义与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莱昂·勃鲁姆的政见和政绩，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义派甚至从历史极为悲惨的教训中，也不能学到什么。法国社会党奴颜婢膝地抄袭德国社民党的政治，并得到相同的结果。在这几十年内，第二国际便一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缠在一起，事实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和它一道腐烂。
　　第三国际却在资本主义的恐慌已确定地把无产阶级革命放在议事日程上的时候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匍匐于“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前的政策——表明共产国际也同样不能进一步学到什么，亦不能改变自己。苏联官僚已在苏联成为反动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它也没有革命作用了。
　　无政府工团主义一般地已经过了同样的演变。在法国，列翁·茹奥的工团主义官僚，久已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义，一变而为资产阶级民主四轮车上的第五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中派组织，只是代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国际之“左”的附属物。他们已表明完全无能去弄清国际形势的真相，并从此得出革命的结论。它的登峰造极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这个党已在革命的条件之下，证明它完全不能追随一条革命的路线。
　　世界无产阶级所长期遭受的悲惨失败，已命定那些官式组织采取更大的保守主义，同时驱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路”。这正如通常在反动和衰落时期所见的情形一样，庸医和江湖术士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学习过去，干脆“排斥”过去。有些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另一些人又宣布布尔什维主义的垮台。有些人把那些出卖革命的人所犯错误归咎于革命学说；另一些人则大骂医药，因为它并未保证一种得心应手和大演奇迹的疗法。更大胆的人则答应去发明万应灵药，并预先主张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先知，正准备靠伦理的以毒攻毒之法复活工人运动。这些使徒多数在未抵战场前已把自己成功搞成道德的病夫。于是，那些久已湮没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前期的故纸堆中的药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下贡献给无产阶级。
　　第四国际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国际的官僚，向其中派扈从；向不改良的改良主义，与格别乌联盟的民主制度，并不和平的和平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向那些生来对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调和的战争。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而只是过去的腐朽残余。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将把它们一扫而光。
　　第四国际不寻求也不发明万应灵药。它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它当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实际、揭露失败真相以及自觉准备胜利的革命学说。第四国际继续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因为他是第一次向无产阶级演示如何夺取政权的。第四国际扫除那些庸医、江湖术士以及那些不请自来的道德老师。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会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阶级自觉，而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使他们决心在斗争中做自我牺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压迫者在压迫者前表示畏缩和卑屈；凡是破坏群众反抗和不满精神；凡是以领袖意志代替群众意志；以强迫代替说服；以蛊惑和罗织代替真实的分析方法，都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出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反面的斯大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敌。
　　正对现实；不要寻找最少抵抗的捷径；以真名呼实物；把真理告诉群众，不管真理怎样；不要害怕阻难；凡事从事到大都要真诚：把我们的纲领建立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行动的时刻一到便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原则。它已表明自己能逆流而上。就要来临的历史浪潮将把它高高举起。

十九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历史组织的叛卖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已有种种不同的教派情绪和集团，生长或再生出来。它们骨子里是反对争取部分要求和过渡要求，即，反对在工人阶级的目前情况中，争取其基本利益和需要。在宗派主义者看来，准备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他们主张不理睬“旧”的工会即不理睬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仿佛群众能生活在实际阶级斗争环境之外似的——他们对改良派组织的内部斗争淡然置之——仿佛我们不干预群众的日常斗争便能将其争取过来似的——他们拒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区别——仿佛群众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觉得有所不同似的。
　　宗派主义者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和黑。他们把实际简单化，以使自己不受诱惑。他们拒绝在西班牙的交战阵营间做区别，所持理由就是这两个阵营都有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必须在日本和中国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拒绝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原则性的不同，而且因为苏维埃官僚采取反动的政策，他们拒绝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以保卫十月革命产生的新财产形式。他们自己不能找到门路接近群众，却大骂群众不长进以至没有革命观念。
　　这些毫无生气的政治家，一般都用不着那座以过渡要求为形式的桥梁，因为他们根本无心跨到彼岸。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诵千篇一律的贫乏而抽象的词句为满足。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变是评论的机会而非行动的机会。既然那些教条主义者，与普通的荒唐鬼和奇迹家一样，每走一步都在现实前跌倒，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永远愤激的状态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断打滚于小阴谋中。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惯常实施一种专制制度。宗派主义政治虚脱症补充了机会主义者虚脱症，如影随形，显示它并没有什么革命远景。在实际政治中，宗派主义者无论何时，总与机会主义者，尤其与中派主义者联成一气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许多从第四国际桌子上偶然捡些面包屑来滋养一下的宗派主义团体和派系，过着一种“独立”的组织生活，他们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胜利机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平心静气地让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但宗派的倾向将来也会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出现，而且在个别支部的工作中会产生很坏的影响。和他们再也不能妥协，一天也不能。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归依第四国际的一个基本条件。谁不去找并找着到群众中去的道路，谁就不是战士，而是党的累赘。拟定一个政纲，并非为编辑部或讨论俱乐部的领袖着想，而是为数千数百万人的革命行动着想。肃清第四国际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和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是革命成功的一个起码条件。

二十　开辟到女工之路！开辟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领袖们”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可耻的破产和莫斯科司法骗局的暴露——这三件事合起来给了共产国际一个不可救治的打击，而且偶然的给了其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重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党员将立即转入第四国际。较老的一代已经遍尝可怕的失败，将大批地离开革命运动。而且，第四国际决不想转变为一家革命的伤兵和幻灭的官僚政客的收容所。恰恰相反，为了预防眼下充满旧组织机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进入我党的可能起见，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手段：对非工人的，尤其是从前党官僚出身的候补党员，要延长对他们的考察时间；禁止他们在头三年内充任任何负责职务等。第四国际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政客和旧国际脓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而生，不愿损运动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们。革命工人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对其大开门户。
　　当然，甚至在那些曾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灭的。他们至少在下一时期将仍会是袖手旁观者。当一个政纲或一个组织衰亡时，负担该政纲和组织的一代人也与其一道衰亡了，革命运动要靠那些对过去无须负责的青年来恢复活力。第四国际特别关心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其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自身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最优秀分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亦此。
　　那些机会主义的组织，因其本性使然，其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上层，因此它们忽视青年和女工。但资本主义的没落却给那些靠工资过活的和管理家务的妇女以最沉重打击。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工人阶级内部最受剥削的层份中，因此应该在女工中，寻求支持的基础。他们将在此处发现热心、无我和决心牺牲的无尽宝藏。
　　打倒官僚和钻营禄位主义！开辟到青年之路！转向女工去！这些口号鲜明地写在第四国际旗帜上，站到第四国际旗帜下来！

二十一　站到第四国际旗帜下来！

　　怀疑论者问：但是创立第四国际的时机已经到了吗？他们又说“人工地”创立一个国际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变中产生云云。这一切反对论调只能表明那些怀疑论者不配建立一个新国际。他们几乎什么都不配干。
　　第四国际早已在大事变——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中生长。这些失败的原因就在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弃义中找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容一息中断。对革命的目的来说，第三国际已跟着第二国际死亡了，第四国际万岁！
　　但宣布它创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吗？……这些怀疑论者还不肯静下来。我们答说，第四国际用不着被“宣布”。它已存在并在斗争。它薄弱吗？是的，它队伍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它还年轻。他们主要还是些干部。但这些干部却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之外，在这个星球上自下尚无一个革命派真正够得上这个名字。我们的国际在数量上虽仍微弱，但在理论、政纲、传统以及在其干部的无比历练上是强有力的。谁在今天看不到这一点，那就让他立即站一边去吧。到了明天，事情就会更加明白的。
　　第四国际今天就已受尽斯大林派、社民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法西斯应得的仇视。在任何人民阵线中，没有也不能给它留一点位置。它不可调和地向一切拴在资产阶级裙带上的政治集团宣战。它的任务——废除资本主义统治。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结构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讨论上充分自由，行动上完全一致。
  　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团结在第四国际内的先进工人，向其阶级指出此危机的出路。他们贡献一份纲领，此纲领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和全世界一切求解放的被压迫者斗争的国际经验之上的。他们贡献出一面毫无瑕疵的旗帜。
　　各国男女工人们，走到第四国际旗帜下来吧，它是你们行将胜利的旗帜！

顶端 Posted: 2008-08-31 03:32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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