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滇工作十一年 —— 陇体要遗著 CNzK-,   
发布日期：2021-09-17 12:37: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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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 陇贤君 Q)v8hNy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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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和龙志舟（即龙云）主席认识过 ?p`}6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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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年）我离开云南到上海升学，从读书以至做事，总是在上海市或江苏省范围内，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国军对日作战撤出上海后，我才回到久别多年的家乡。回云南后，党务工作及行政工作都做过，共计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中，有八年，我是龙云主席的直接部属。所以对来滇工作前，我和志公认识的经过，有略述的必要。 &c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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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五岁时，在成德中学读书，有一天，一位在省立中学读书的朋友龙泽浦（浦，应为溥，后改名龙雨苍，云南名将，昭通炎山松乐人，1935年病故）君邀我一起去一家旅店，介绍我认识他叫四哥的一位军官（就是这里所写的龙云主席），我记得他这位四哥，对我很亲切。告诉我说：“我到过镇雄，认识你伯父（即陇维邦，前清时任镇雄参将，民国后因人因地关系，仍用清朝官制，驻镇雄。），他们那些老军官不知道什么叫步枪口径，还是我告诉他，才把呈报上级公文编好。” ;$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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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问了我家乡的一些情形，已记不清楚了。最后说：“今晚无事，带你们去公园（昆华医院旧址）看京戏去。”龙雨苍会唱京戏，并且唱得很好。正投其所好，高兴极了。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后直到志公（志舟）任次飞军（次应为佽，佽飞军时为云南都督唐继尧的警卫部队）大队长后，又见过几次。我对志公的印象有点与众不同，当时年轻说不出所以然来，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一是对人有亲切感，有吸引力；二是说话和态度有果断和勇敢的军人气概。 9,,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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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任次（应为佽）飞军大队长，官阶虽不高，但在昆明已是赫赫有名了。那时卢永衡（即卢汉）也在昆明，住在一家外省人开的公寓里，龙雨苍的二哥龙天如（又名龙泽浩）也住在那里。我和天如也是朋友，常常去那里玩。卢永衡在烟床上谈天，摆龙门阵，很风趣。志公偶尔也回来坐一坐，但态度相当严肃，更不会倒在床上吸两口。不久，卢永衡被任为联帅府副官。我们还陪他去广生行做新装。我想他的新职是志公推荐的。我中学毕业后，得一位幼年时的老师英国人（即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士柏格里）介绍，到香港进入圣士提反书院。上课只有三个月，就患了很严重的肺出血病，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医生要我回云南休养，我又回到云南住了半年，当时志公已升任第五军军长，公馆在翠湖旁边。志公和李夫人（即龙云二夫人李培莲）结婚我去参加过。龙夫人和一位姓杨的住龙公馆，我也常去，成了不需要通报的常客。有时见面很少谈话。我的身体渐渐复元，我就离开昆明到上海去了。

二、在上海时我与云南有关的两件事 YT: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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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上海党务工作，还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上海时期，国民党只能在租界半公开活动。民国十六年（1927年，即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记载的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党，我全程参与了。我们一部分人在上海党务工作关系很深，并且有相当基础。当时中央负责党务的领导，为某种原因（我写一篇《我与国民党》将详细叙述，这里从略）要把我调离开上海。裴存藩君奉委为云南省党部书记要员时，我也奉派为委员之一，我立即辞职不干，有意违抗中央命令，说起连志公也不知道。 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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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奉命回滇工作，而是参加了汪精卫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又名改组派（详情另文再述），当各方反蒋领导的中央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奉派赴昆明与龙志公联络。我想龙公素来视我们如子女辈，即使不接受我的意见，也不会加害于我。也就不顾一切秘密回昆明去了。正值蒋介石的代表王柏龄在昆明，成了省政府上宾，声势赫赫。听说有点左派间谍嫌疑的人，都关了起来。我的任务当然达不到。但是志公还是很亲切的接见我，食宿都是省政府招待。走时还送我旅费，并没有说过一句敷衍我的话。这种气质，是当时一般官僚政客所没有的。龙志公在这些地方，我认为他有他的政治主张，所以不同一般官僚政客。他当时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才能统一，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只有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许多次反蒋政变，云南总是毫不动摇的支持蒋（桂系有过反蒋历史，川系表现为摇摆）。到抗战时，他又把多年来云南自备的精良武器和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全部调出，不存一点私心。我想这种情形，就从私的方面着想，他与蒋的关系，再亲密不过了。

三、担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前前后后 {oZ]1Qf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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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回云南，和志公见面，我还没提出任何要求，志公就考虑过我的工作问题。听说曾经想要我到六十军军部任政治部主任。但没有对我谈起过。不久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应是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我是上海市代表，我就从昆明到汉口开会去了。大会有个决议，组织国民参政会。会员二百人，每省市推荐六人由中央圈定三人，其余由国民党及各党派推荐。我记得共产党占七名，毛泽东也占一个，但是从来没有来出席过。云南推荐的六人当中，我是一个，国民党中央圈定了罗衡、李天培和我。 & 3a+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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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激。上海作战时，我是无锡县长，其辛苦与困难，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得到这样崇高又清闲的职务，我已心满意足，不愿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pYg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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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果夫重任中央组织部长，忽然发展我为云南省党部书记长，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进退维谷。志公是省党部主任委员，事前中央未征求同意，已经有点不太好（其他各省大多如此，所以中央没有顾虑到）。就我与志公关系来说，事前不向志公陈述，突然而来，是说不过去的。事前我要是知道，我决定向中央辞职不就。但是以我与陈果夫的关系，既然发展了，是不能辞退的。明知是一件失败任务，也只得自己去承担。 Bd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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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后不久我去重庆见陈果夫，请示如何与地方当局相处。如果有点为难的情形，我就要求辞职。陈果夫说：云南重要事务，蒋直接处理。在滇工作同志应当尽力的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求好，不要发生不愉快事件。我只得回来做一个连公文都不看，只盖章的书记长。我的苦衷，无法向志公解释。事实是如此，解释也没有用处。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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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没有要求中央把我调开，也是很宽厚的了。只把主任委员图章交给张西林，张西林用了一个对党务一点不懂的四川人张某作党部秘书（即张佐丞），主任委员章转交给他，所有文件我看后又交给秘书看，最后执行。这只是给我一种精神上的难堪。事实上，公文来了，我只是照例盖章，我从来不看的。 xSf3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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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重庆，忽然接到蒋介石在公馆宴客的请柬。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宴会。到会的人只有十几个，有的不认识，有的是与党务有关的同志。蒋顺着次序与每个人讲几句与他的工作有关的话。我坐在蒋右侧，最后轮到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就要回到昆明去么？你回去前，来见见我。” YJ0[B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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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到侍从室去登记，很快就传见了。问了一点党务情形。只指示一件事说：滇越铁路员工，应去组织起来。我答复蒋：滇越铁路员工，全部是越南人和法国人，只有少数中国人是翻译和车站售票员，没法子组织工会。 04"h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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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我说：“你和龙主席的关系怎么样？”这个突然而来的问题，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想了一下答复说：“我在中学读书时，龙主席还是中级军官，我不止是认识他，而且很熟，后来我到上海进大学，参加了上海党务工作。龙主席执政后，我没有回云南，因此生疏一点。”蒋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谈话就此结束。 WV% 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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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接中央训练团通知，要我去受训（已开学一个星期）。那时训练团在南温泉政校。我去报到时，果夫告诉我说：蒋先生前晚打电话来，要你来受训。本来你是排在下一期的。我问为什么？果夫没有答复。只问我说，某人回云南去了没有？后来从侍从室方面打听得知，志公派来向蒋报告汪精卫离滇经过的某君，他顺便向蒋言及，我在昆明不能和志公相处，请中央撤换。蒋将信将疑，要我暂时留在重庆，看志公有没有正式表示。受训期满后，志公没有表示，我又回昆明，做我只盖图章的书记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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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在旁的省份，蒋决不会管。这说明两点：一是果夫说，云南的事蒋直接处理；二是蒋很尊重志公的意见，一定要接受的。 ?\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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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家骅凭戴季陶的关系一定要来做几天组织部长，果夫让他来接试试。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书记长撤换，委赵公望来接任，这是党部内部问题，志公也没有过问了。 iOyYf!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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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党部后，省府曾经派我协助曾养甫办理滇缅铁路修建工作。我组织十八万工人完成了此项工作，这是云南省政府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但是我在整个督办公署庞大的组织里，在金钱上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曾养甫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养甫先生十年前去世，我和他的家属至今仍有往来。 r3-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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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又借用滇缅铁路技术人员协助陆子安（即陆崇仁，字子安，彝族，云南昭通巧家人，先后任民国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1951年病逝）先生修建云南民营碧石铁路（即碧色寨至石屏）。因修筑滇缅公路成功的原因，志公又任命我为云南省公路局长。云南省公路局在云南习惯上是直属省政府，其地位仅次于厅长（不出席省政会议，李宗黄代理主席，始通知列席）。志公对我如此关切，实在使我难以忘记，志公对我说，不要嫌公路局小。几十年来我担任的工作中，省党部不说了，公路局是我最没表现的一个机构。 0Nfj}sXC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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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哪一年记不起来，省党部的问题又来了，朱家骅的组织部干不下去，果夫又要人来接手。对于云南省党部，并没有调动朱的意思，知道党部还有缺额，又派了蒋公亮来补充。这时赵公望和他有关的某些人，不知如何挑拨，弄得蒋公亮不能到职。事情虽小，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大。果夫即派了吴开光来昆明解决蒋公亮到职问题。同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开会选举中央委员，顺便请志公推选云南的候选人。吴开光和我商量，我就根据从前果夫告诉我，要把中央和地方关系做好的原则，主张把省党部从新改组，书记长一职就地取材。在县党部书记长中，有一个同志叫李国贤，学识和能力不比现任的某些委员低。据我所知，他和龙绳武（即龙云长子）关系很好，他从来没有对外表示过，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绳武也没特别谈起过。由此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有过人之处。当时绳武在云南声势当然为大家所重视。李国贤并不以他们的关系来夸耀，而绳武会与他事业毫无关系的、毫不起眼的县党部书记长有这样好的关系，绳武的智慧和志向，可见一般。我提议把赵公望免职，提升李国贤为书记长，加委绳武为省党部委员。果夫接受这个意见，吴开先把这个意见，告诉志公，志公同意了，到最后决定的那天开先（应为光）还在客厅里喝了志公的香摈酒。 68SM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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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云南省有些人背后骂我这样那样，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李国贤对党历史了解不浅，能力可以说超过某些委员，龙绳武没有任何其他党派的关系及反党思想。他在云南是一个有力量的优秀青年，他来为党工作，是为我们党增加新的力量。好在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表面上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件事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卢永衡（即卢汉）集团，把我恨得要死，卢永衡甚至于表现在辞色上来（下面再述）。 _`\INZ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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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事看来，中央决策要员中从好的方面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蒋对云南看法已经有点两样了，证明果夫说蒋直接处理是不错的。 Vu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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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改组不久，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重庆召开了。这次选举中央委员，旧的中央委员当然是候选人。新的候选人，要自己报名。最后候选人名单，送请蒋决定。云南已由志公推荐（有龚自知、李培炎），与我同时的朋友，已有很多做了中央委员。我对此并不热心，同时云南已有好多人，因为挤不进去了，也就没有报名。候选名单送到蒋那里去时，蒋把李培炎叉了，有人说在云南要另换一个人，蒋就指定我做候选人。在场的人都知道陇体要没有报名，而报名日期，今天截止。当即以总裁命令，报名延长一天，通知我去办报名手续，我当然高兴，但是我想总裁不会看重我，必有原因，一问才知道，要我补李培炎缺。我不只没有报名，还请果夫去说请总裁大局为重，我希望下一届当选，这样才把李培炎留下。 :s5g6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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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调出的第一批部队，是卢永衡率领的六十军。接着五十六军，其最主要的将领，在昆明是公开反对卢永衡的，有人认为是志公对卢的一种不完全信任的表示。卢永衡名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事实上指挥不动。卢心里不痛快是事实。但这位反卢的将领，一离开云南境界，与中央的某些将领联络后，连他的老上司龙志公也反对了。凡是与龙卢两公有关的干部，一概被排挤出去。使得志公心里很反感，认为这是中央对云南不信任的一种恶毒做法。实际上蒋当时是全国几百万大军的统帅，对云南两个军，特别照顾之不暇，绝不会有这种意思的。外面这样说，龙志公是不是这样想，我不敢断定。 )v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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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种传说，是李培炎代表志公和四川的某些将领联络，拥龙志公将来做西南领袖，川人某君在昆明左右工作，实际上等于川方代表李培炎之子李宗清常住成都遥控指挥。此事是否确实我不清楚。我想真要有其事，不必特务人员去侦察，四川的有关将领，自己都会向蒋报告的。我想不要李培炎当选中央委员，大概是给他一个警告的意思。 j0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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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最大的对手在北方。西南若有问题，则大局不可收拾了。先下手解决云南，或许是蒋无论如何的办法，此事我想很少人事前知道的。

四、我与卢永衡（即卢汉）的关系 Y[!a82MT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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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和卢永衡已经很熟，前面已经写过。离滇后就没有什么来往。直到他任六十军军长，到南京时，委员长要他到东战场（上海区）去看看。他在夜晚乘车经过无锡。我还招待他吃了一餐半夜饭。我还记得邱卫华和他在一起。算是我成年后，和他第一次来往，那是二十六年（即1937年）冬天，上海战事还在进行时的事。 6"Gp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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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1938年）夏天，我到汉口开会，六十军住湖北。他常在汉口，我们同住一间旅店，可以说天天都在一起。我成他唯一的可以到处玩玩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位懂日文，写一笔魏碑好字的朋友，做他的秘书（曾同他一起到台儿庄战场上去）。他在武昌军官团受训，须要交一篇自传，还是我替他写的。我们无话不说。当时的卢永衡，有几点表现很好：（一）他与中央的许多高级将领只有普通来往，没有啥特殊关系。（二）彻底戒除鸦片，在有烟可吸的环境里，通宵不眠，也不吸一口。（三）对志公没有说过一句不敬的话，只希望云南继续出来的部队能和六十军配合。就说是六十军干部，也可以有升级的机会。他出发去台儿庄，我们送他上车时，他还提到此事。临行匆匆，我没有向他说我的关系，还不够跟他谈我与志公关系这一类的问题。台儿庄回来后我们在汉口见面，他还有点表示我不负责的意思，但仍很坦白的常在一起。卢永衡对我的好坏，可以由龙泽汇和我家族中的那个陇耀的态度看出来。当时两人对我都亲切极了。 &Yg/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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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云南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期间，在昆明常与卢浚泉（昭通炎山人）来往。在云南讲起卢永衡，就不能不谈到卢浚泉。浚泉为人很深沉。在他的外表与言谈间，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出来。我总觉得我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后，对我总有点两样。这是点很微妙的感觉。 ZYA(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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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衡抱病返滇，到昆明后，我和他见面，还是和在汉口一样。问他说：“要喝咖啡吗？我这里有，比汉口的好”。过了一个时期情形就不对了。彼此间好像有了距离。对任何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坏话，什么原因总想不出来。我想大概是浚泉和他的同路人，对我有不满的地方。我介绍他的那位秘书受他的冷落，也就离开昆明，到重庆去了。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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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表面上还可敷衍，直到省党部再改组，赵公望撤职后，情形更两样了。举两个例子可以证明。我随军担任政院派的顾问团之一在越南。有一天绳武来越南，龙泽汇突然告诉我说：“龙绳武来了，那么你们两个有伴了”。我只好笑笑。又有一天我在司令官总部，突然卢对我说：“委员长有电报，要赵公望任教育厅长”。我说：“那很好”。就没有谈下去。他说这句话有意气我的。这说明他们早就把省党部视为异己机构之一了。在香港有一次绳武兄曾对我说：省党部改组后，卢永衡曾把他叫到卢公馆，卢睡在楼板上吸烟，告诉他，省党部这次改组是陇体要这些特务，要把云南搞乱的阴谋。要他报告主席，这更证明我的看法不错。 MjpJAV/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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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越南参加行政院派遣的顾问团，完全是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蕯福均先生签呈的意见，连交通部长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此时正想到赴京沪一带去玩玩，既不得去，到越南去吃点鱼虾，过点悠闲生活也好，所以就欣然前往。我去越南的时候，适逢昆明发生事变（即改组省政府，卢汉任省主席），卢浚泉他们认为我不知负有什么任务，多方打听我的口气，没有结果。我也借此机会，不在昆明，少许多麻烦。到后来卢浚泉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应当回去看看。我觉得我在越南快要成不受欢迎人物了。于是我把这部人员留在越南，一个人回昆明去了。

五、云南省政府改组问题和我个人的出处 n#Roz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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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如何改组，当然蒋有一定的方案，据我所知云南省府改组，三十四年（即1945年）七月就开始策划，是年七月七日举行全国工作竞赛颁奖大典，由李宗黄先生主持。会后第一次中央纪念周，邀李报告，蒋亦在座。报告毕，蒋问他“最近研究什么问题？”李答：“地方自治”。蒋复问：“你家乡的问题，你注意否？”李答：“列为第二”。李告诉我曾思量，何以有第二问。过几天李接侍从室蒋总裁七月十六日召见的通知。李告诉我说：“我在纪念周报告时，总裁频频点首，并掏出记事簿笔记，此次召见想与此有关，你回去把未来工作竞赛计划，做一报告”。我回答说：“恐怕是有关云南的问题”。李先生说：“何以见得”。我说：“现在远征军集中云南，正是解决云南问题的时候”。十六日进见回来，李找我去，告诉我：“你猜对了，以后要搜集有关资料，但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从此以后至多两周要召见一次。到九月二十九日蒋经国来见，对李说：“总裁关照最近有事相约，不要离开重庆”。十月一日深夜，军政部长陈辞修（即陈诚）派人通知：“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从西昌来转达蒋主席面谕，请明天上午八时飞西昌，由要事相商”。十月二日上午八时，经国亲自来迎接，九点钟同往九龙飞机场，李仅带我与随行吴映忠二人。下午一点半起飞，同机者有陈诚、蒋经国、关麟、龙涤波，由王总司令亲自驾驶，行政院长宋子文则另乘一机。下午二时半抵达。再次颁布政治改组令五项，军事改组令七项。而政治改组令是：（一）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龙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二）委员兼民政厅长陆崇仁另侯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三）任命卢汉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四）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五）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之前，派民政厅长李宗黄兼任主席。当晚飞昆明，仍是王总司令驾机，同机的只有关、龙二位。接机汽车，李先生和我与吴映忠分散，我命汽车直驱昆明防守司令部，住在卫兵连中，到三日凌晨始联系上。中央几位参与机要的人，都不一定知道，李伯英（即李宗黄）在昆明给卢汉的电报。有汲深绠短这类的客气语，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卢汉的想法，认为他或许只有主席之名。而实际上要到东北率领滇军作战。何以见得呢？他提出省政府组织名单是以缪云台为中心，财政建设两厅，是华秀升和金龙章，缪云台预备接替李伯英的民政厅代主席，留教育厅给中央指派的人。我想这个方案是他和缪商量过的，并且通过缪的支持者的同意的，缪以无党派而有点左倾的姿态对外，实际上是与党内某高层人士关系很深的。要是卢汉主席坐定了，缪云台的省政府委员马上离职，这时的缪云台，绝不会只做个云南省政府委员，卢上任时的省政府委员名单，有缪云台名单可以证明。我当时的看法，省政府主席一定是卢，云南局势须他来镇压，他不能与东北部队发生关系，中央若有意要李伯英先生来主滇，绝不会派他来打先锋的。 /\rq$W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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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昆明，准备把公路局交代后，请果夫帮忙在农民或交通银行弄个名义，到美国去读两年书。卢汉主滇，绝不会有我的份的，卢到重庆时，和他搭上一点边边的赵公望都跑去了，关心我的朋友们都说云南你应当有份，你为什么还不来重庆。我的主意已定，我还忙些什么。 T3./V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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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笑的有一位同果夫也有关系的肖某，来到昆明对李伯英先生表示好感，好像是果夫先生要他来看看。同时到处询问我和其他同事与陆字安的关系，到处招摇，弄得有一次遇着从前的代主席委员胡蕴山时，他们两位的表现，有点好像他们才是中央的正统的样子。我心里想，我有我的立场，你们这样的搞政治，真有点莫名其妙。

六、省政府正式改组 $-Pq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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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衡以主席的身份提出省政府委员名单如下：民政厅长李宗黄、财政厅长华秀升、教育厅长王政（蒋经国介绍）、建设厅金龙章、委员缪云台、张西林、胡英。这个名单到侍从室第三处后，是否委员长已经看过我不清楚。果夫将原件拿去访问卢汉，请他在建设厅项下多推荐一人，请蒋选择，这才把我的名字加进去。最后决定我任建设厅长，当时果夫关照经办的人，不得告诉我，我参加卢汉的省政府，是在昆明看报才知道的。 }b+Q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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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就职以至离开，先后共三年左右。这几年建厅任内，正值国内货币贬值，达于极点。省府连收支预算都拿不出来。没有钱，有计划的建设，根本谈不上。总算是卢主席还拨了前省府尚留下的一些现金（内容我们不知道），我向农民银行借了一些现款，做了一些水利工程。并开始建筑通思普区公路。在农业上，烟草推广和种子改良，多少有点成就。但严格说起来，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成就（记得在建水利工程时曾借用积股，我在民政厅任秘书兼第四科科长正管积股）。但我觉得在人事和组织上，我的建厅和以前的建厅比较，是有相当贡献的。公路局长从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我派了一位刻苦耐劳，对工程有多年经验的一位技术人员担任。此人有左倾的嫌疑，只搞技术，思想上也不去管他。水利局过去只是建厅内的一个小单位，局长是北大学文学的，和厅长是好朋友。我也把它改成有相当规模的一个机构，局长人选，较之公路局长更加理想。廉洁、能干、好学，都是他的长处。至于农业机构，过去分成许多系，直属厅长，大概是这样：可以在职员名额上，对厅的收支有点补助吧。我把它精简成一个机构，名“农业改进所”，所长是一个英国留学，对农业有著述的学者。这些机构，我相信只要有钱，推动工作，是没问题的。 pXh~#o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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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卢永衡主席的关系，这时是以礼相处。从前好朋友的友谊当然永不会恢复，对我仇视的态度也没有表现过，因为大家都是本地人，他亲共的一切行动都瞒不了我。蒋引退后，我们谈话时，半公开谈到他亲共的情形，他也无所谓。后来听说安恩溥他们去请陆介卿去劝他早点起义，以免将来功劳簿上分数少。我觉得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请托了有名的面面周到的杨文清，代我向他说明请求辞职。他答应后，我正式办好交代，我回滇从政十一年，算是告一段落，我的从政生涯，也从此结束了。 +'/}[1q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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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去他家向他辞行。我们之间简单谈话，我觉得有略述的必要。我说：“我要离开云南了，以后恐怕很少有再见面机会，今天特来向主席辞行”。他说；“你又没有钱，到哪里去？”我说：“青年时，在外流浪惯了，我只有一个孩子和女人，就靠两双手也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先到香港看看再说，我有点讨厌美国政府，不想到美国去”。他说：“你可以向我辞职，我没有办法，你辞了职丢起就走了呀！”我说：“我看一切都完了！我的看法或许是错的，我看主席的政治生命也快完了。但在云南，主席是爱护家乡的，在主席的政治生命没有结束以前，还有一件事可以做”。他说：“什么事？”我说：“国民政府华北华中越失利，对西南的压力越大，搞得不好，云南在此次大变中，要流两次血。国民政府的压力下来时候流一次血，若共产党又继续胜利的话又流一次血。主席运用得好，云南人民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此一时代难关，这是政治家表现天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另谈别的话，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我讲这话的目的，是怕他听了那些提早立功的意见把局面弄得更糟。 P%sO(_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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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版《云南文献》十七期，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二十月二十五日出版74页）

陇贤君按：陇体要（1904—1989)，彝族，彝良县龙街人。芒部府瑞恩堂后裔。祖上陇舍（又名鲁阿舍）别居芒部野登坝，所以以地名称“野登坝家”。清乾隆辛丑年（1781年）陇元佐迁居彝良梭戛，以后家族繁衍，又称“梭戛家”。陇体要，1904出生。1916年，入昆明成德中学，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得一位幼年时的老师英国人（即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士柏格里）介绍，到香港进入圣士提反书院学习。1921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习政治，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陇体要服膺于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之学说，结合所习各派政治家言，时发宏论，为同学辈所钦服，被推为学生会代表，参加全沪学生总会，又被推为总会主席，因此加入中国国民党，献身于国民革命事业。适国民党中有人倡议党员从政，陇体要于取得学士学位后，入内政部任秘书，掌机要。旅膺选外任，授江苏省宝山县长，实验县政改革，任职年余，政教大兴，转任无锡县长。无锡为江苏大县，工商辐辏而科技生产实亦落后。陇体要首先整饬地方财政，裁冗废、兴学校、倡科学、励生产、引进技术、调整工商、兴修水利、扶持农业，卓有成效。1937年“八·一三”松沪战起，无锡适当冲要，军需频繁，陇体要调度运转，日夜无眠。及日寇侵入江苏，国军退守。陇体要动员群众，组织义勇，配合驻军，奋力阻击，坚持数月。日机肆横，县署全毁，陇体要被压于废墟中，得人救出，幸得不死。乃转辗流离，潜入敌伪占区，过武汉，奔陪都（重庆）。国民党当局以西南为抗日大后方，为沟通地方关系，1938年，陇体要授命回滇，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 E8-f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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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滇，调协奔走，日无暇晷。以后方交通，为时要政，当局选能，改任云南公路总局局长。陇体要日夕擘画改旧扩新，并力主修筑滇缅铁路，谋求国际通道，得当局肯定。以交通部长曾养甫为督办，组织滇缅铁路征工处。陇体要以公路总局长兼任副督办，驻弥渡指挥，实总其事。日莅工地，抚励民工，不数月而基础工程俱备。寻复督修羊街飞机场工程，如期完成。盟国空军，得以顺利使用。又授命兼任个旧至碧色寨的“个碧”铁路公司副督办，改进运输能力，加速锡锭出口，争取外汇收入。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省府改组，卢汉任省主席。陇体要又改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并兼任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副处长。陇体要为统筹全省建设事业，延聘专家，组织建设设计委员会。博采众议，先后维修松花坝水利工程，改建全省公路网络，组织农业管理处，改进生产，扩大烤烟种植及良种推广，调整工矿企业管理办法，促进省内外及国际贸易。筹组昆明公共汽车公司，开辟长途客货运输，秩序以进，百废略举。惟时国是纷纭，举步艰难，陇体要始终持正不阿，力主团结一致，抗敌为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历时四届，言多中肯。1949年中国大部解放，云南孤悬边陲，陇体要基于自身历史经历，恐难谅于人，遂辞别卢汉主席，取道越南，潜赴香港。闭户读书，不闻外事，但以教授汉英语文，赖束修以糊口。海峡内外，敦聘者日至，供不应求，1989年竟以病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