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实习生来华: 技术转移之外的政治象征 0iYo&q'n  
1964 年 2 月，春寒料峭，无锡庆丰纺织厂却开始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动员。数月 前，该厂接到为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棉纺厂培训实习生的任务。当 1 月份周恩来 访阿，阿方用“毛泽东联合纺织厂”命名棉纺厂后，培训工作被视为在帝国主义和修 正主义环伺下帮助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不久，厂党委成 立特别筹备小组，为实习生提供最好的生活、医疗条件，由于援阿棉纺厂更为现代化，技术人员要在两个月内完成繁重并且至关重要的教学准备。动员工作还包括 一项意在清除“危险分子”的措施，厂方通过摸查发现全厂五千名干部职工中有大量 不良分子，28% 的骨干干部有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工人俱乐部则因男女关系混乱 而被戏谑为“豆腐店”。2 月份之后，三次大规模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陆续开 展，干部职工被要求认真对待这项为最亲密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培养建设栋梁和革 命种子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席卷全厂的审查也开始，工人们被要求相互检举揭 发个人问题，负责具体培训工作的老师傅、干部、厨师、教员和翻译是审查的重点， 凡有问题者均被视为“危险分子”并调离岗位。1960 年代，在中国最为现代化的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兰州等地，肩负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任务的中国工厂大部分进行了与庆丰厂类似的动员，这昭示出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任务的特殊性。 中国培训外国实习生政策源自 1950 年代中苏实习生培训计划，从 1951 年到 1958 年，8063 名中国实习生赴苏接受技术培训，归国后在经济建设上起到重要作 用。1953 年年底，中共中央便将实习生培训视为一种可以迅速实现国家间技术转 移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援助途径加以推广。为了帮助朝鲜战后重建以 及援助越南抗法，中国自 1953 年开始大量接收朝、越实习生，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 内，至少有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 33 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 国家的五万多名外国实习生来华受训。1956 年，第一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来华接受农业、手工业技术培训，中方为此建 立专门的接待和培训制度。?瑏瑠 1959 年初，中国决定向阿提供总价值 850 万元的三个成套项目，实习生培训工作相应加强。就在这批阿实习生即将启程之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剧变。1960 年 7 月，中苏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冲突，惟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明确支持中共，苏阿关系随即恶化，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开始缩减并拖延 援阿项目，而此时恰逢阿尔巴尼亚酝酿第三个五年计划，面对苏联刁难，阿尔巴尼亚 转而求助于中国，9 月，阿方提出援助要求。出于反苏考虑，中国决定援助 25 个价值 5． 5 亿旧卢布的成套项目，次年 4 月 23 日，双方签订援助议定书。中国给予的成套 项目大部分属于新建，阿尔巴尼亚国内具备管理、操作能力的技术干部和工人极为 稀缺，因而，实习生培训工作就显得十分关键和紧迫，当日，中阿签订了《关于专家、 技术人员和实习人员的待遇条件的议定书》，中方将根据援助进度大量培训阿尔巴 尼亚实习生。从 1962 年开始，阿尔巴尼亚被列为最优先接收实习生的国家。尽管数量远不及 1950 年代来华的朝、越实习生，但正如庆丰厂的情况证实的 那样，这批实习生因为凸显的中阿政治友谊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代表。中苏分裂之后，在中国看来，中美苏已鼎足三分，美苏“冷战共存、和平相处”，企图“包围依旧坚 持马列主义真理的中国”。中国意图在中阿关系上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 家关系模式，以展现一个团结于资本主义世界和修正主义集团之外的真正亲如兄弟 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在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中，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不同于以 “重利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国家关系，它应当建立在 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之上，双方不讲求利益或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等 级关系，以此来争夺那些在中苏间摇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中方的规划中，阿 尔巴尼亚实习生已不仅仅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更是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种 子。作为技能和政治思想上表现优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在中国的互动和学习 象征了两国革命道路的融合，其中，中国的角色是师傅，阿实习生则是年轻的学生， 中方迫切地希望展现出好的一面，不仅是技术，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而，必须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u,V_j|(e  

从“兄弟”到“另类”: 实习生与中方的接触与摩擦 B6Kl_~gT  
从 1961 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肩负塑造两国劳动者友谊的重任成批来到中 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实习生与中国工人干部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设想的那 样亲如兄弟，最初，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与中国基层工人干部之间冲突不断。 其实中方早在 1960 年就零星地发现阿实习生“难搞”。于 1960 年在上海实习 的阿实习生被中方批评为“工作消极、爱享受、性情急躁、漠视纪律”。在北京的阿实 习生时常在各个饭店“乱串”，并“说东道西”。当更多的实习生来华之后，问题便集 中和系统地暴露出来。 尽管周恩来曾经要求外国实习生的物质待遇要适当，但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却 例外。1961 年，中方将第一批阿成套项目实习生的津贴定为每人每月 100 元，远超朝、越等国实习生的 45 元标准，也高于当时中国高级工人的收入，在 1960 年代初 中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实属破格。中方给予高津贴的主要目的是照顾 实习生的饮食营养，但实习生并不完全领情，他们认为工厂每月扣除的 60 元伙食费 过多，要求尽量在食物上少花钱，多发现金用于购买礼物和奢侈品，以便回国“炫耀” 自己在华的特殊礼遇，上海大沣厂的实习生在拿到第一个月的津贴时，就到南京路 上疯狂购买昂贵礼物。但同时，他们又挑剔饭菜的质量，怀疑食堂克扣伙食费，甚至 因为饭菜不好而抗议。 与生活上的特殊化要求相比，阿实习生工作上的问题更多。为了让阿实习生在 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多数基层工厂在实习生到来之前煞费苦心地制 订了极为详细的学习计划，但并非全部实习生对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予以理解， 尤其是那些有着高学历或是资深工作经历的实习生，他们觉得中国人拿自己当小学 生，因而在工作中随便敷衍，经常在粗粗地看一遍师傅的演示之后就宣布已经掌握 了通常需要反复练习才可以练就的技术，但考试的时候表现得却很糟糕。对于刚刚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带来的惨痛教训的中国人而言，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表现出来的骄 傲自满和轻浮冒进显然是危险的。 矛盾最为尖锐的则是夜自修制度和周末加班制度。中方安排阿尔巴尼亚实习 生进行夜自修，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及时掌握白天学习的内容。对于中国工人干部而 言，这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以便赶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必须做出的 合理的个人牺牲，但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却百般抵制，他们无法忍受中国工厂里不分 昼夜的劳作制度，虽然一部分实习生从开始便遵守了夜自修制度，但更多的实习生 要求取消自修，以便有足够多的时间准备晚上出去遛马路。由于实习工厂大部分在 大城市周围，因此他们坚持要求厂方周末放假并安排专车接送他们到繁华的市区购 物、散步。上海市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几乎每周末都会到市中心活动，在阿实习生 最多的 1963 年和 1964 年，人们总可以在南京东路、淮海中路一带看到他们的行踪， 以至于几个大型百货商店的营业员都能准确认出每个阿尔巴尼亚实习生。 即便是在被认为问题最少的政治态度方面，阿实习生也有问题。中方发现并非 所有的实习生都如公开宣布的那样在政治立场上鲜明、坚定地反帝反修，虽然这部 分实习生的人数很少，但在当时，这却是十分敏感的站队问题。1964 年，上海大沣厂 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实习生竟然对政治漠不关心，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只是口头上 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除了逛商店外，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最令中方头疼的是男女关系问题。在阿尔巴尼亚实习生集中的上海、江苏和兰 州，仅 1960 年就发生了数起实习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不轨行为， 1961 年之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与中国女性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有增无减，到 1963 年，公安部发现阿 实习生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比较突出。 1964 年，此类事件在阿实习生较为集中的 城市均有发生。6 月 7 日，上海电缆厂实习生组长皮特里·卡拉米特里在中山公园 内与一中美混血儿发生性关系，被揪送公安局。大沣厂实习生哈鲁尼在三个月内对 数名女工和女翻译进行性骚扰，乃至在受到中方的劝阻后，他竟抱怨“阿尔巴尼亚男 的要姑娘走，她就挽着男的臂走了，中国就不好”。在南京，华东化工学院教员朱曼玲和南京化肥厂阿实习生捷尔卡数度私下幽会，并屡教不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比较集中的兰州化工厂也发现不少类似问题。 实习生的行为引发了中方干部工人的反感和厌恶。在上海大沣厂，工人们对实 习生使用生活津贴到南京路上大肆采购奢侈品的行为咬牙切齿，他们偷偷地讥讽阿 实习生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指责他们到中国来是为了发洋财，抱怨 实习生的高规格津贴是不平等的待遇，翻译甚至拒绝与实习生交流。管理干部也对 实习生不满，大沣厂培训办公室负责人曾气愤地要求工作人员对实习生“凶过他们的头”，并借用毛泽东的诗词挖苦实习生的骄傲自大如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中方干部们希望实习生早走早太平，并对实习生提出的要求加以抵制。女工们则十分害怕，她们进出结伴，相互提醒要防色鬼。很显然，在中方干部工人眼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形象已经从预想的亲密、勇敢、勤劳的社会主义兄弟，蜕变成脾气暴躁、无纪律、好逸恶劳并且不检点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另类”。 中方工人干部对实习生另眼相看的动机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对实习生优厚待遇 的嫉妒，也有因为实习生的到来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的伤害，同时还有民族主义 情绪。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找出造成中方干部工人将实习生视为“另类”的带有 普遍性的原因。 首先，中阿双方对“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概念认知迥异。在中方的主流价值观 中，“艰苦朴素、勤学苦练、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是一名 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 1960 年代，建立在社会主义教育基 础上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已经被构建成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 为核心的价值观之一，这种理念在经历了数次思想改造和教育的中方干部工人意识 中已经被普遍地内化为一种本能的自律，成功地主导了中国基层工厂中劳动者的日 常生活，形成了一种“舍己为人，不计酬劳”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衡量标准。在刚适应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底层劳动群众看来，以劳动者身份来到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实 习生“爱面子、爱享受、脾气暴躁、自私散漫”的言行被认为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倾向，实习生的品质与那些已经被提前隔离的“危险分子”几乎无异。 其次，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也部分地造成了双方的冲突。正如伊斯梅尔·卡达莱在《破碎的四月》中所展示的那样，封闭的高地环境催生了阿尔巴尼亚人直爽、易 怒的民族性格以及山民和客人间的人情认知，在他们看来，客人是异常珍贵并且可 以用鲜血去保护的; 当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来到中国之后，山民和客人的角色出现互 换，中国人则成为有义务用“鲜血”来捍卫自己的主人，因而，当要求遭到拒绝时，他 们则会以其民族性格中特有的直爽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 国人而言，却被理解为一种“喜怒不定、性情怪僻”的人格缺陷。 最后，男女关系上的矛盾显示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性问题上的文化认知差 异。阿尔巴尼亚人关于两性的观念要远比中国人开放，私人而亲密的异性关系可以 自由展现于公众视野中，夫妇情侣可以无所顾忌在街上挽手、亲吻，即便婚姻中出现 第三者现象，也只会被认为是道德问题。而在中国，公开并且过分亲密的两性关系 和婚姻中的第三者现象均会被视为旧社会妻妾成群的封建婚姻而遭到批判，即便是 男女之间保持相对宽松的私人关系也存在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人关于两性 关系的文化认知中，私人性质的男女关系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新友谊”的诞生 t`
"m@  
中方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问题心知肚明，公安部、外经部等主管部门评价阿 实习生“思想认识片面、生活要求高，作风散漫，男女关系不严肃”。 中方内部的调 查显示，1960 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实习生案件，阿实习生占 20% ，远高于朝鲜、越南两 国的 3‰和 5‰—7‰，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首，考虑到相对较少的人数，阿实习 生中的“问题分子”比例极高。 1963 年中阿双方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交涉。10 月，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阿大使 馆，提醒阿方加强实习生的选派工作，同时，中国外交部也要求驻阿使馆留意每批来 华实习生的政治情况。阿方主管部门积极配合，12 月 13 日，中阿双方负责人会面商 谈，中方建议阿方加强实习生的思想教育和守法教育，阿方决定由阿驻华使馆出面 直接负责实习生的教育工作。双方还决定建立密切的联络和协调机制，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教育部和各级外事部门将与阿方负责实习生事务的专员保持直接和定期的 联系。 然而，中阿双方的外交协调和阿使馆采取的内部教育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1964 年发生在上海、南京、兰州等地的一系列严重冲突事件令中方感到问题严重， 而此时，中阿两国关系不断升温。1964 年 6 月，中方发现自年初周恩来访阿之后，阿尔巴尼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显著变化，阿方在意识形态上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和阶 级斗争观念，实际上是向中共的反修路线靠拢。因而，对于中方而言，在阿实习生中 建立“社会主义兄弟友谊”已不仅仅是保证技术转移的问题，更是事关中阿两国政治联 盟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已经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 1965 年 3 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座谈协 商对策。会议分析了造成中阿双方矛盾冲突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负责培训工作的中 国干部没有意识到“培训工作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而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在于思想政 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被认为是改善阿实习生培训工作的优先重点，主管部门 要求基层培训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以此启发实习生“建设社会主义 的积极性，培养热爱劳动、刻苦钻研的习惯，养成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进而“巩固和 发展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革命性”。尽管中方已经注意到了两国相异的民族性格 特点、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是造成矛盾冲突的原因，但这只被视为“一般问题”。 这次会议确定了“政治优先”的培训新方针，它改变了 1950 年代中期确立的以“技术为主， 思想政治辅之”的外国实习生培训方针，并对 1963 年 8 月全国实习生会议确定的“施 加影响是付( 副) 产品”的目标做了修正。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中方将建立 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视为反苏的一个重要措施，除了要求实习生“反修反 帝”、拒绝苏联的影响外，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实习生的世界观成为中方施加影响的主 要目标，而这得到了阿方的支持，霍查曾在此前后公开赞扬中国技术人员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的专家”。 既已确立新方针，下一步便是树立典型。中方主管部门在这次座谈会上表扬了 一对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及其结晶: 作为徒弟的阿实习生在 8 个月内迅速达到了通 常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实现的中国四级工水平，还学到了师傅几十年来积累的绝技 和硬功夫。徒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在男女关系上屡屡犯错的实习生哈鲁尼，师傅则 是大沣厂的技术工人周根富。哈和周的“亲密关系”最终被列入了榜样的名单，成为 1965 年之后中方在个人层面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典范。 最先需要处理的是男女关系问题。在华外国实习生的男女关系问题主要有正 常的恋爱关系和“不正当男女关系”，对于前者，中方并未禁止，陈毅曾于 1962 年批 准柬埔寨实习生与中国女子结婚。不正当的私下的男女关系则被要求严加提防，中方分析这种男女关系的产生不仅仅是实习生的问题，更是中国姑娘的主观意愿，公安部 1963 年 9 月的调查证实与阿实习生私下来往的中国女子在政治和生活作风上 多数有问题。 考虑到这会严重损害新中国形象以及中阿之间日渐特殊的国家关 系，公安部被迫低调处理，甚至阻止内部人员研究对策。但实习生的表现却让中方 意识到低调处理难以解决问题，尤其是 1964 年上海电缆厂实习生组长皮特里·卡拉 米特里和大沣厂实习生哈鲁尼的表现，两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均系“惯犯”，他们在 事发后拒绝教育，态度顽劣。 1965 年 3 月，“内紧外松，抓苗头”被明确为新的应对方针。在此前后，与阿实习 生有“来往”并且被证实是勾勾搭搭的中国女子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罚，南京市将她 们调离工作单位，并且是“越远越好”，甘肃省委也对此类问题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 施。 同时，保卫部门开始严格限制中国女子与实习生的私下往来，也即“抓苗头”。上海大中华造纸厂的保卫干部在发现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职工家属李某与阿实 习生私下联系后，立即要求李与其断绝往来。兰州化工厂的保卫干部尽量限制该厂 女职工与阿实习生的接触，以至于阿实习生误认为中方在阻止中阿友谊。同时，阿 实习生与中方女性之间的公开接触依旧存在并受鼓励，中阿双方一致主张在双方人 员之间多搞一些公开的集体活动而非私人接触。负责培训的工厂单位经常组织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的中国工人与实习生接近，这些集体活动包括 参观工厂和革命遗迹、集体联欢、反修学习、讨论国际问题等，为数不多的男女之间的交流内容几乎都和政治有关，而关于私人问题的谈话则尽量避免，这种公开的男女接触被认为是为了建立亲密无间的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在中方的观念中，这种革命的男女关系是要远离两性和私人情感问题的。 第二项塑造新友谊的重要措施是“四结合”。中方认识到老师傅、翻译和教员是 实习生日常接触最为密切的人群，“四结合”就是要求他们构成以实习生为中心的人 际关系圈，以便集中力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对实习生施加影响。 管理干部要 求参与“四结合”的人员准确地把握基本的政治立场，既要防止对实习生的缺点无原 则迁就、讲究一团和气的“小国主义”和“个人主义”，也要根除在实习生面前表现 得高高在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另外，消极对待实习生的做法也被认为是“缺乏阶级 感情”而加以制止。老师傅、翻译和教员被要求杜绝带有个人感情的做法，而要采取 “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阿实习生的行为: 他们确实存在一些个人问题，但与其反修 反帝的政治立场相比，这些缺点是次要的。前文提到的中国师傅周根富就曾被告知 与哈鲁尼交朋友时要抛弃个人己见，为两国的友谊而奉献。除了政治立场，老师傅 也需要掌握策略，战争年代积累的重点突破和统一战线的方法被应用到实习生的工 作中去，在所有实习生中，组长、支书和一些积极分子成为交朋友的重点，在遇到问 题时，要想方设法地使实习生内部分化，要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影响落后 分子，以达到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瑏瑠 为了配合核心圈的工作，长达三个月的思想教育和交朋友被列入培训工作的第一阶段。老师傅、翻译、教员和部分先进分子被安排与实习生进行日常接触，他们通 过各种集体活动主动接近实习生，培养与实习生之间“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感情。尽管少数人员并不擅长人际交流，但大部分人如实地执行了命令，这项特殊任务在当 时有一种十分明晰的目的: 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培养技术和政治上均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人才。核心圈之外的普通职工也被要求配合这项工作，以此为目的群众运动被 发动起来，对外经委要求基层培训单位建立机制性的针对职工的教育工作，要“从内到外，先内后外”地开展国际主义教育。 老师傅和实习生之间的“个人友谊”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从 1964 年底开始，中方尝试安排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访问老师傅家庭。访问的程序被精心规划，中方主管 部门会提前对每个师傅家庭及其周围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采取包括清理卫生和限 制社会上游散的“危险分子”在内的措施。访问过程中的互动也被精心设计，群众被 安排在老师傅家门口列队欢迎并营造气氛，中国师傅及其家属要按照事先准备的讲 稿发言，通常情况下，老师傅需要向实习生讲述自己的家史，它往往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旧社会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的悲惨经历以 及这个家庭在新中国政府的照顾下重获新生的过程。为实习生准备的便餐超过了 一般普通中国家庭的接待标准，这是为了展示中国工人殷实的物质生活和热情好客 的情操，同时也为了让实习生亲身体会到，只要能像师傅那样勤劳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牛肉和面包”早晚会有的。 中方在塑造个人友谊方面的种种努力得到了阿方的支持，对外经委发现 1965 年 以后来华实习生的“政治质量”有明显提高。以政治任务的方式推动个人层面的友 谊制造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积极作用，现有的材料显示“文革”时期最初几年内来华的阿实习生无论技术学习还是政治都表现得比之前要出色，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 不轨行为也鲜见于档案，并且随着中国援建的项目陆续完成，实习生不仅完成了部 分的技术转移工作，同时也成为在双方公共媒体上塑造中阿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 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重要角色。

“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破裂 cK+TE8ao  
中国师傅、工人和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在中阿两国的媒体中继续塑造牢不可破的 “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同时，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与实习生建立真实的个人友谊 愈发困难。 唐某是南京磷肥厂卡尼龙材料车间的一名工人，因曾有反革命言行，厂保卫干 部十分留意唐与实习生的接触，1965 年 5 月，唐在玄武湖划船时与实习生支部书记 合影，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即便是对于政治清白的普通工人而言，与实习生私 下接触也需要谨慎，该厂一名汽修工因为经常同一个实习生接触，保卫干部在并未 了解其动机的情况下，将他列入了黑名单。保卫干部还特别关注一些实习生出没的 公共场合，以便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密切关注实习生居住的招待所门前的空 地，因为经常会有职工在那里与实习生合影，而有些人“是不可靠的”。厂外人员与 实习生的接触则让中方的管理者更为敏感，上海电缆厂发现有个懂外语的职员用阿语“勾搭”实习生后，就立刻派人去调查，发现此人在大学时期就常与苏联等国学生私下交往，并有劣迹，派出所很快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教育。 对于实习生而言，围绕“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互动开始逐渐失去吸引力。1965 年前后，在训人数较多的兰州化工厂出现了令中方颇为尴尬的 21 名阿尔巴尼亚实习生集体要求提前离开中国去意大利的问题，在这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吸引力显然超 过了社会主义中国。另一方面，以政治优先为方针的实习生培训方式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技术传授效果，中方在 1967 年之后开始缩减接收规模，并尽可能地改为派遣 技术专家赴阿进行就地培训，以满足阿国内不断增长的技术工人需求。 1970 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进程的开启，中国开始改变与西方直接对抗的政策， 中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政治任务和被宣传的意识形态共同性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兄弟友谊”在遭遇中阿两国革命道路分裂的情况下即刻破裂。 1973 年是“文革”开始后中国计划接收外国实习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在所有计划 来华的 4278 名外国实习生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只有 512 人，仅为越南的六分之一。 此时，来华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已无法享受精英式的待遇，他们的物质待遇已 经和苏丹、锡兰等第三世界国家实习生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巴尼亚实习 生已不再肩负塑造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重任，他们的实习期限大多被缩短到两到六 个月，以完成基础性的操作训练，外经贸部则要求培训期间对实习生采取“内外有 别”的策略。 在随后的几年中，不再肩负塑造中阿两国社会主义兄弟友谊任务的阿尔巴尼亚 实习生开始在中阿冲突中扮演反面角色，在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最为集中的上海地 区，实习生和中方人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尼克松访华后，阿实习生与中方人员之间氛围异常。冲突首先在放映电影和电 视的问题上出现，这种在 1960 年代被用来在中阿人员之间增进友谊的宣传途径此时 已经成为双方矛盾爆发的窗口。1973 年 12 月，上海吴泾煤气厂举行工人活动时播 放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新闻短片，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全部离席抗议，令中方十分尴尬。而此类“退场抗议”的事件已不是第一次，早在 1972 年 6 月，阿实习生 的抗议就引起了中方高层的注意并采取了防范措施。尼克松访华引起的风波过后， 阿实习生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要求中方放映意在影射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电 影，中方不得不谨慎提防。 围绕播放电影、电视的暗斗折射出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很显然，阿实习 生与中方之间的友谊已荡然无存。1976 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七大上公开反华之 后，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激化，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在阿使馆的组织下采取各种方式对 抗中方。1977 年 7 月，在上海冶炼厂，实习生多次在市区公共场合集体唱阿尔巴尼 亚革命歌曲示威，此类事件愈演愈烈，使得中方人员“想想就有气，看看就触气”。 在 1978 年年初，实习生与中方人员之间的敌视更甚，甚至连以往作为形式的欢 送典礼也经常变得不冷不热。7 月，最后一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因为中国决定停止 援助而提前回国，中阿之间经过二十余年塑造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很快湮没于 历史的记忆中。

结语 </{Zb.  
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缔造社会 主义兄弟友谊的目标。当我们思考其失败的原因时，首先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公共 外交行为从一开始便被视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使其成为革 命外交路线之下一种特殊的公共外交行为，当中国于 1970 年代末放弃革命国家的角 色之后，这种公共外交行为必然走向终结。尽管今天此种公共外交政策已不存在， 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容忽视。 首先，革命外交路线之下的公共外交行为的基本特征在于以追求单一的意识形 态共同性为前提和目标。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是以中阿社会 主义国家联盟为前提的，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则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中方之所以一 开始就计划让这种个人层面的友谊成为塑造新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一个重 要环节，是因为实习生能以社会主义建设栋梁和革命者的身份成为中阿之间兄弟般 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关系的具体政治象征。而当中阿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之后， 公共外交的作用已不存在，相反，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扮演了敌人的角色。 其次，革命外交路线之下的公共外交行为过分追求意识形态利益，难以实质性 地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实习生与中方人员最初爆发的一系列冲突表明，除意识 形态因素外，不同的民族性格、两性文化和劳动价值观等非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公共 外交政策所需要考量的，而中方却基于意识形态目标的考量，对问题采取了政治化 和简单化的理解，这注定了这场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缺乏稳定的 社会情感，远离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尽管群众运动也被发动起来了，但对 于那些与实习生密切接触的工人干部而言，制造友谊的动机更多地来自于国家意 志。换句话说，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已经被意识形态 绑架，事实证明，它难以实质性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解决公共外交中出现的主要因为民族性格、社会文化 价值观差异等一系列非意识形态因素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时，应该采取更加艺术的手 法; 就更为宏观的层面而言，我们需要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更为巧妙地调和国家整体 目标与群体、个体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防止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带来负面作 用———尽管宣传意识形态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

此文让我想起中学时一位同学告诉我的事。 ;7lON-@BI  
他舅舅是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经常同这些实习生在一起。他说，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脾气很暴躁，打乒乓输了就用乒乓球拍猛敲乒乓桌。他舅舅就对他们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可以这样？ 6P1s*u  
相反，朝鲜实习生都很规矩，也很勤劳，经常帮助工作人员打扫卫生。

Quote:

引用第5楼lifen于2022-09-22 09:37发表的  : +0pI}a\  
此文让我想起中学时一位同学告诉我的事。 lMFR_g?r  
他舅舅是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经常同这些实习生在一起。他说，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脾气很暴躁，打乒乓输了就用乒乓球拍猛敲乒乓桌。他舅舅就对他们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可以这样？ [3m\~JtS  
相反，朝鲜实习生都很规矩，也很勤劳，经常帮助工作人员打扫卫生。

]8p{A#1  
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