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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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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部分内容）

第一章
初见人民军队
革命工人报1014期
1999年7月18日

我穿过飞机的窗户向外望去，望了足足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我完全惊呆了。穿过高高的云层，与我们的航线相平行的，横亘着无边的无与伦比的喜玛拉雅山脉。雪白的山峰，刺破朵朵飘荡的浮云，几乎是在梦幻世界，我感到我突然来到了另一个星球。高耸的大地屹立云霄，不间断地向上伸展—而每一座高山都有自已独特的形状和特点，有的孤峰突起，直刺云天，有的簇拥一处，形成峰群；有的山顶白雪皑皑，有的山顶狂风肆虐，一片钢灰色。它们不断地蔓延、蔓延、蔓延。
我就这样来到了世界屋脊：尼泊尔——以珠穆朗玛峰、廓尔喀族人（尼泊尔的主要居民）和夏尔巴人闻名于世——被旅行者景仰、神往、高度赞扬的一个旅游地区，在这里你可以远足、欣赏美丽的风景、放松、休闲。对我来说，我计划着长途旅行、看看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我绝没有休闲娱乐之类的计划。我是在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建立联系的路上，我要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战士们一起跋涉，我要亲眼观察喜玛拉雅山“脚下”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取得第一手资料。
三年以来，我一直在读着关于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农村地区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报导，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我还读到毛主义者几乎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组织，自从1996年战争爆发以来有600多名游击队员和村民被打死。很明显，政府对人民进行了可怕的血醒镇压，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权利。然而全世界人民对这场战争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我明白这场斗争对于全世界革命者——对于支持反压迫斗争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关于这场革命的消息却很难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极少的消息都是非常珍贵也很吸引人的。这场事件需要深入的、面对面的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报导。
当我来到加德满都时，城市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定于1999年5月份举行的选举形成了尼泊尔反动政府和人民战争之间斗争的焦点。政府希望通过选举树立有力、稳定和民主的形象，他们希望加强新议会的力量以粉碎人民战争。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民拒绝参加选举。农村地区袭击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大城市里的革命者也在行动。每天我拿起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几乎都能读到几篇新发表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报导和社论。

到东部地区的路上

一天早晨我终于得到我去农村的首次旅程已经准备好了的消息。我们打算去东部地区，那里人民战争形势正盛。我接到只剩下几小时时间的通知并被告知只需带一个小包，因为我们要坐摩托车离开城市。
下午我碰到了我的向导和翻译：西娃。我们和两个愿意带我们到东部地区去的同志联系上了。乘坐摩托车沿公路离开加德满都仅仅是我在尼泊尔许多次向死亡宣战经历的第一步！做为一名徒步旅行者我早已习惯了容易引发肺病的对人有害的城市交通。而如今在街道拥挤的出租车和摩托车上呆了几天后，我又得经历等量的跌跌撞撞——弯弯曲曲地从人群中穿进穿出，迎着疾驰而来的其它交通工具快速前进，躲避着笨拙的母牛和受惊的山羊。
当我们离开了加德满都山谷后，我开始——也是第一次看到东部地区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很快三四层高的楼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越来越弯曲、陡峭、上升的道路散布的小砖房。黄昏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片不规则的绿色梯级的轮廓，包裹着农民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开辟的陡得惊人的梯田。
温度宜人，即使是坐在摩托车上被风吹打着我也仅仅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风衣（windbreaker），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但仍然有人地田地里劳作，路上还有许多行人。我们穿过几个在进行庆祝活动的人群，我眼睛的余光瞟到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穿的漂亮服装，我的耳朵捕捉到几秒钟轻快的音乐。驾驶摩托车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有许多结婚典礼正在举行，因为现在是尼泊尔人举办婚事的传统时间。
我们沿着公路停下来，即使到了现在，太阳已经完全消失在群山后面，还有一些儿童在通往山坡的陡峭小路上樊登、玩耍。我们焦急地等了一会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和事先约好的同志失去了联系。现在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我们只好等到天亮再尽力和他们联系。于是我们决定来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下度夜。吃过一顿标准的尼泊尔晚餐dalbaht（扁豆和大米）后，我们来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休息，我累极了，但又因为在自己是在和人民军队相见的路上，心中充满期望和激动而极其兴奋，我睡不着。
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但外面，街道对面，一间小作坊还开着门，一个人正忙碌地把金属镀在铁壶上。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有节奏地响着，夹杂着街道上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直至深夜。我们靠近一条车辆不断的主要公路，一整夜，吵闹的汽车和卡车嗽叭声闯入了我不平静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嗓音优美行人穿过街道时的轻快歌声就把我弄醒了，不久，街道对面铁匠工人又开始了他有节奏的砰砰声——而现在几乎还不到凌晨六点。当我出去走到旅店的后厅，我看到我们正挨着一条大河。我周围都是伸向远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山。当我一边品尝着尼泊尔传统风味的奶茶一边欣赏着风景时，我想到了我面前的奇特经历，也可以说是危险。同志们已经警告我说因为选举，现在是进入人民战争正在进行的地区的极其危险的时期。我们会小心前行，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遇到警察。他们告诉我说无论是何种原因，如果敌人发现在我们访问的村子里有毛主义者，他们就会把那一地区包围起来并发起攻击。

进入游击区

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入游击区，所以我们就准备在黄昏前到约定地点和我们的联络人见面。太阳正在落山的时候，我们在河上游离小旅店几英里的地方见面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步行，还要爬几小时的山路。当我们沿着道路停下休息时，白昼的几缕光线还在逗留，一些农村孩子很快围住了我们，脸上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达了一座强烈支持人民战争的村庄——现在党选择在这一地区进行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人们自豪地告诉我说，因为怕打死，警察都不敢到这儿来。游击队的哨兵们在保卫着这一地区。如果警察靠近了，警察要抓的人和地下工作者就会接到通知赶快离开。同志们知道我们将要来到，已做好工作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
当我们到达将要在那里休息和会见同志们的房间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很快地走进去，遇到两个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中一个是教师，我们将在他家住下。另一个是一位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坐下来喝着奶茶，他们向我讲了一些他们自己的情况和村子里革命工作的情况。有人端来一盈煤油灯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点东西。我注意到墙上装着电线，甚至配有灯泡的插座。显然，这所房子建造时建造者是期盼着这一地区很快就能铺设电路的。但这个村庄，和尼泊尔90%的地区一样，仍然没有通电。
那位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告诉我，这个村庄的人民以种田为生，主要种植玉米和蜀黍。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小的一片地，收获很小，他们仅仅能生产出维持家人三个或四个月的粮食。剩下的八九个月他们只好找些其它门路谋生。有些人开辟小片菜园，种点西红柿一类的蔬菜到城里卖。很多人被迫成年累月离开家乡到另外的地方到处寻找工作。
年轻的党领导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两个弟弟已到加德满都去打工，两个妹妹已参加了革命。高中毕业后，他到加德满都学习法律，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94年入党。他告诉我：“后来党需要我到农村地区工作，就在这时，政府的压迫也迫使我离开城市，转入地下。”
另一位党领导人做过20年教师。他过去曾在城市里教学，十多年前，他来到了农村。他自豪地告诉我说，他妻子也参加了革命。他有六个弟弟——一个在印度的工厂里做一名石油工人，一个在城市里开一辆货车运货。他的父母亲也住在这所房子里和他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共有两位同志领导着这个大约生活着两千人的地区的党的工作。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已经十年了，在1996年人民战争开始前已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党小组（党的组成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尼泊尔有许多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自称是革命者，但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通常简称UML）他们在1994-1995年期间实际上成了反动政府的领导者，过去在这里做过许多政治组织工作。但现在，我听说，这个地区的UML的成员和过去的支持者要么支持人民战争，或保持中立，要么离开了这儿。年长的地区党负责人又讲了他和UML在一起时的亲身经历。
“1980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就参加了UML，追随UML的政治路线，参加了学生运动，我梦想UML能为穷苦人和被压迫阶级做点事情。但它不这样做。他们实行资本主义的路线。1996年以后，人民战争开始了，我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联系上了，我们讨论、交流，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UML过去常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列毛主义，但当多党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并不付诸实施，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已经丢掉了毛主义者的称号。”
然后那个年轻的同志向我讲述了人民战争开始之后这里发生些什么。
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里的组织都是法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这些活动给了人民真正的希望和信心。党和人民军队揭露并处理了坏分子和威胁要告密的叛徒。这里面即有斗争又有武力强制。他们和间谍斗争阻止他们的破坏行为，如果他们不改，实用武力就是必要的了，就这样，人民开始发生变化。
“现在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斗争的必要性是大大增加了，同时还需要不懈的安全防卫工作。人民战争开始后，警察对这一地区的群众进行了搜捕和屠杀，许多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现在我们更有组织纪律性——我们要根据同志们的特长和能力，找到最好地发挥他们作用的办法。组织各处各样的群众组织的工作还在继续，如农民协会、妇女小组、青年团，党现在是在进行地下斗争，群众组织也被迫在半地下状态从事活动。”
1990年以前这儿实行的是称作村务委员会的君主制下的一党独裁体制，他们压迫人民。1990年，反对村务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实行多党合作的议会制度。年轻的同志继续讲解道：
“1990年以后，多党制建立起来了，人民本以为现在他们能够生活得好一点了，机会多一点了。但他们的愿望落了空，贫富差距甚至更大了。尼泊尔是全世界第二大穷国，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危机。这也是我被革命吸引并看清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平等的必要性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腐败堕落，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其它许多年轻人一样，这种情况令我沮丧。我看到这些政府官员也不爱国，他们成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仆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别无选择，只有参加革命。我渐渐认识到腐败、压迫和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动政权的统治制度。若不除去它，我们的任何理想都无法实现。”
这次简短的会谈结束之前，年长的同志想通过我转达他对美国人民的问候：“我想对美国受压迫人民和革命群众说：我要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声援，强烈要求你们团结起来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斗争！我们的运动是国际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成功。我们正努力奋斗为加强与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

持枪哨兵的侧影

同志们告诉我说一支文娱宣传队今晚要为群众举行文娱演出，他们在努力想办法安排我和他们见面、谈话。出于安全原因，文娱宣传队将在天黑后节目刚好开始前到达，演出两、三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得在黑夜里很快离开，还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才能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和宣传队谈得太晚。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期盼，我对要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首次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再等上几个小时毫不介意。
教师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传统的尼泊尔晚餐，他们坐在地板上动手吃起饭来。饭菜很香，母亲一直在劝每个人都多吃点。他们取笑我不懂得尼泊尔吃饭的习惯，比如饭后洗手时，你应把水倒在手上，让水溅在你的空盘子里，而当别人给我递来一罐水时我把手直接伸了进去，每个人都笑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我们吃完饭后，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出屋子，周围一片黑暗。我们排成一队走上一条小路。我得用一把手电筒，然而，其它人却能不需要任何光亮就能沿着陡峭的石路攀登。他们毫不费力、生气勃勃，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熟悉、新奇。我发现每走一步我都得集中注意力、打开灯光这样我才能看得见我的脚要落下的地方。在漆黑的夜里，手电筒的灯光射出一道光柱，刚好能够照着我前进。我尽可能快地在这一小片光中移动。虽然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我的急促的呼吸声使我明白我们是在沿着一座大山向上攀登，越走越高。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达一片高地，人们已经开始在这儿准备节目。只有两盏灯笼朦胧地照着这片地方，很难看清周围发生些什么。但我能辨认出大约100多人坐在地上的轮廓。还有一些村民陆续来到山上。西娃和我坐在离聚集的人群不远的地方，几分钟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垫子。
我们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我喜欢这凉爽、空气清新的夜晚，喜爱这笼罩着聚会在一起的村民的期待气氛。看起来文娱宣传队还没有全来，虽然天实在太黑，我不能立刻辨认出周围移动着的身影，但我还是向黑暗中仔细辨认，想更好地看出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个人影直向我走来，走到我近旁，我伸手就能碰到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人民军队的战士——是一名身穿制服和军帽的年轻妇女的侧影，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很快，我开始辨认出更多来到这一片地方的身影，穿着制服，带着来复枪。一个战士站在外围，正好在我们后面，站岗放哨。其它人忙着准备节目。村子里的人继续沿着陡峭的小路爬上来。他们到达的时候，一名游击队员就奉命把灯光照在小路上，帮助人们走好登上山顶的最后几步。
节目在晚上9：30开始后，村民们仍在陆续赶来。黑暗中很难估计出有多少人，看上去大约有200人聚集在这儿观看人民军队文娱宣传队的演出。
和我谈过话的那个年轻的党领导人为节目致了简短的开幕词，然后他要求为烈士们默哀一分钟，所有人都站起来低下头纪念那些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之后是一位丈夫被警察杀害的年轻妇女上来讲话，她是一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呼吁妇女尤其要参加革命。
接下来那支队伍的排长做了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讲话。他阐述了拿起武器打败敌人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强调打败敌人最重要的力量在于群众。在这些讲话中间穿插一些文娱宣传队表演的唱歌和诗朗诵，一个传统尼泊尔小鼓敲击出轻快的旋律作为伴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尼泊尔人民战争创造出的革命新文艺，真令人兴奋！他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讲的是“烈士们的热血一定会激励人民。”
许多演讲者都强调人民群众需要参加并支持人民战争。一位同志告诉人们：“军队会保护人民，人民一定也要保卫军队。”演讲者也讲些战斗消息——警察和坏分子被杀，还有人民军队最近的伤亡情况。一位同志告诉群众说：“他们成群地杀害我们——我们也要开始成群地杀掉他们！”西娃轻声告诉我这句话指的是最近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一个事件，人民军队杀掉了几个警察。演讲者还提到另外一些警察被人民军队击败的消息。
还有其它演讲者谈到群众需要锻炼，提高新区人民的本领：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调解好争端，解决人民群众的种种问题，公平地进行管理。党还号召群众拒绝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提高警惕抵抗政府日益加紧的进攻。“反动派会也许会使这个村子血流成河，你们要做好准备。”

烛光下的采访

当我们晚上11点钟离开的时候演出还在热烈地进行着。下山回去的路途对我的血液循环系统要好一些。但我往下走的时候可得更加小心，以防被路上的石头绊倒。我又一次全神贯注，打开手电筒，这样我就能看到我的每一步，我争取跟上其它那些简直是在夜幕里非常轻松地跑下山去的同志们。我们又到回到了那所房子，走进去躺了下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两小时后，将近凌晨一点钟，一位同志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同志们，起来，他们到这儿来了。”
我立刻坐了起来，看到那一队人民军队的成员正在走进房间。周围完全是漆黑一片，除了两支小蜡烛，一支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东西。同志们排着队走进来，把他们的枪支靠墙放下。屋子很小，除了两个当地党的负责人和几个村民，还有大约十几个游击队战士，屋子里满是人。
有几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过来挨着我坐在床上，现在我可以看清她们到底多年轻了。她们漂亮、健壮，大约15到20岁左右。穿着人民军队的制服（缝着很多宽大裤兜的绿军裤，与之相配套的上衣），她们感到很自豪。帽子的顶部是方形的，带着帽檐，明亮的大五角星表明她们来自前线。我对面坐着这个队的队长，是一位我猜大约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很累，但又很开心地笑着向我致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向我讲了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的革命激情。她们几乎都来自穷苦农民的家庭。妇女们先讲，她们谈起她们村里的可怕的压迫和她们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经历。开始女游击队员们似乎有点害羞、迟疑。但随着她们依次的讲述，她们平静外面下的力量和决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们具有全世界十几岁女孩的共同特点：她们互相靠近坐着的姿势，说些悄悄话，互相帮忙扎头发。但她们同时也具有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生活、战斗在一起所形成的团体意识和纪律。我对她们献身革命事业的认真感到吃惊。
农民穷苦的生活条件，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政府的凶猛镇压逼使这些妇女走进了革命的队伍。第一个讲述的妇女告诉我说：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想：我们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受到如此的压迫？我过去常想：我们怎样才能解决家庭里和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就在那时，1995年的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起了拒绝参加选举的运动，党的一支文化小组来到了我们村。我开始明白解决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摆脱压迫的办法。我参加了文化小组，后来又入了党。那时父母亲禁止我参加文化小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1997年坏分子逼使我们转入地下。现在我就在人民部队的文娱宣传队员工作。”
其它队员被人民军队所吸引也是因为党的文化工作。有些妇女反抗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也有家人鼓励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警察残暴地虐待并逮捕她们家人的经历。一位父亲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告诉我说：
“1996年元月份，我还在读9年级，警察来到我们村把学校里所有进行文娱演出的同学都逮捕了。老师们也被逮捕了，我爸爸和叔叔早已入党转入了地下。500名警察袭击了我们村庄，几乎逮捕了所有的人——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我妈妈被捕了，我也被抓起来监视。警察们就是这样凶狠地压迫我们的，后来我参加了党的文化小组。由于穷苦大众受到如此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妇女受到的压迫，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找到一条把人民群众从这样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发现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就入了党。”
政府以为面对逮捕、酷刑和死亡人民会害怕、退却。而我却开始看到深重的压迫主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迫使人民更忠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一位老同志从一开始就为党工作，已经工作了12年。他被逮捕投进监牢关了26个月，出狱后他立刻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一位15岁的女游击队员告诉我他父亲是如何被关进监狱，她叔叔、婶婶和弟弟都被捕了。她说：“别无选择，只有参加人民战争，这样我就拿起了枪。”
最后一位发言的女游击队员是那位16岁的紧挨着我坐在床上的姑娘，她告诉我她们村对人民战争非常支持，她父亲1995年就转入地下工作。接着她讲述了警察的残暴压迫怎样地毁坏了她们村庄。她告诉我：“警察来到我们家恐吓我们，他们在村子里强暴妇女，逮捕了许多人。1997年，警察加强了对我们的压迫，现在村里26家，没有一家留下来的。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转入地下。”
有些年轻的游击队员是通过革命学生组织参加了党。在被政府逮捕或盯上之后，他们中许多人转入了地下。一个年轻小伙子告诉我说：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政治运动，成为一个地区革命学生组织的书记。我参加人民军队的文化小组，明白通过人民战争是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1998年反动政府向我提起诉讼，控告我谋反。就在同时，党给我提供了一个入党的机会，现在我就跟随人民军队了。我忠实于我们政治路线，相信正如列宁所说，多党议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所以只有人民战争是解放被剥削群众、把他们从奴隶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参加人民军队的原因。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对最终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个年轻人补充道：“我参加了学联，通过学校的文化小组知道了党的纲领。我开始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为党作部分工作。这时政府对我提起诉讼，我被捕了，并被关了15天。反动派给我罗织了许多罪名，现在我是在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文娱宣传队后，在这个排里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文娱宣传队到过东部地区，向群众举行文娱演出。同时她们也有军事任务。一位同志解释说：“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还要参加对反动派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侦察出像警察和暗探一样的坏分子，无论何时党一向我们下命令，我们就要调查情况，判断我们在执行任务中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有时队员们还到田间和人们一起劳动。有时我们还帮助村民解决村子里发生的问题，例如为争吵的人们讲和、给受冤屈的人们主持公道等等”
和每位游击队员依次谈过话后，一个地区党的书记给我讲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战争的，她说：
“我参加了学生运动，1994年结婚。我丈夫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战争。1997年5月被打死，留下我和一个3岁的儿子。我结婚后，担任一个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去年5月我被捕了，关进监狱。当我丈夫被杀时，我发誓要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我发誓要接过他手中的枪。现在政府一直在搜捕我，我被迫从事地下活动。”
在文艺演出时是她号召妇女尤其要参加人民战争。当我问起她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强调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时，她回答说：
“据说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力。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文娱宣传队离开的时间就快到了，另一个地区党的书记，一个年青的小伙子，作了最后的发言：“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了解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代表参加这场人民战争的党和人民，向您表达衷心的感谢！我们向美国革命共产党表达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愿望。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
现在已是凌晨3点钟了，文娱宣传队还要在漆黑的夜里穿过村庄，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离开前，队长告诉我她们要送我一件礼物。游击队员们站起来，拿起来复枪，挨着床在屋里那一小片地方排成一队。有人下了一道命令，她们文刻立正姿势、肩挎步枪，目视前方。队长走上前来，我也从床上跳下来，向前走了两步，他伸出手来，我看到他握着一把Khukhuri：尼泊尔农民用的确一种刀刃如剃刀般锋利的弯刀。现在被游击队员们用来反抗他们的敌人。他把刀递给我说：“我们愿把它送给你，这是我们人民战争的标志。”我很受感动，我接下了它，讲了几句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要和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群众团结起来这样的话。由于带着这种武器我们不能旅行，有人帮我拿下了，并答应说当我回到加德满都时再送还我。
队员们现在必须得离开了，他们都排成队向我和西娃告别。每一个游击队员都依次上前向我致以革命的红色敬礼——“lalsalaam”，首先他们握紧拳头举起右手，然后伸出双拳放下，接着向我伸出双手紧紧地握手。像我到现在为止碰到的所有同志那样，她们两手把我双手紧紧握着，充满了自信、力量，十分庄重。当这些年轻的战士向我告别时，我突然想起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年轻的生命每天都充满了危险。她们如此无畏、如此自信：她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必将取得胜利。
队员们迅速排队离开了房间，当他们走到外面静悄悄地离开村庄时我几乎不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突然，房间一下子空了，更暗了，只有我们床边一点微弱的烛光。我眨眨眼睛，凝视着几分钟前还是挤满绿军装的房间。我对自己说：是的，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几个小时你是在和人民军队交谈。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一大早就要离开村庄，于是我们吹熄了最后一点飘动的烛光，躺下来尽量睡一会儿。

日记

3月21日星期天

昨天《加德满都邮报》头版一篇文章冠以这样的大标题：“七名毛主义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据那篇短讯报导，那一事件发生在Banepa。我一面读着下面的部分，一面想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新闻报导都不是那么可靠。“当毛主义分子敲破据守房屋的墙壁向警方投掷炸弹时，炸弹爆炸，毛主义分子全部被烧死。据报道是当警方命令毛主义分子投降后，他们扔出了炸弹。警方说，大火延续了两个小时。”
由于我是在尼泊尔，一星期至少几次能读到关于警方打死毛主义者的报道，同时也有警方或坏分子被毛主义者打死和打伤的报道。每次我读到这一条条新闻时，我都对这些事情发生在哪儿感兴趣。所以今天早晨我打开地图，看看Banepa在哪儿。实际上它正在我们从加德满都到东部地区经过的路上。白天我对这件事没有想到更多——虽然每次我读到这些英勇的同志被害的消息时，对他们的思念一整天都会在我的心头占据一个位置。当我走过报架时，我再次读了一遍那篇新闻报道，对这些烈士的悲痛之情重又袭上我的心头。
傍晚，和我们一起去东部地区的一个朋友来了，他后来又回到过那儿和那儿的人们谈起过Banepa事件。他告诉我说在那场事件牺牲的人们是我们会见的文娱宣传队的同志。
这个消息给了我深重的一击，我惊呆了，我很快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忆起他们的面容。后来，半夜时分，我们一起坐在床上盘着腿，膝对膝。在烛光朦胧的房间里，他们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我集中精神回忆起那些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们的面孔：——那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当她看到她们的家人、朋友遭到警察逮捕、毒打、强暴时离开了村庄，她们的父亲、叔叔、母亲被迫很早就转入地下，就在刚才她们还向我讲述她们的战斗故事。而现在他们中的七位同志：四位男性，三位女性，在拒绝向警察投降之后被打死。烈士们的发生的事情深深地伤害了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我回想起了一位农村妇女给我讲的话：“杀害我们的同志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

3月25日星期四

今天我又得到关于Banepa事件的一些消息，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文娱宣传队中7名游击队员牺牲在那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说他们向警方投掷炸弹后被炸死。但这是谎言。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包围，拒绝投降，两方互相射击，接着警察就放火烧了房子。当同志们被迫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跑出来时，警察残忍地杀害了他们。朋友们还告诉我说这些同志的遇害是由于一个参加官员竞选的UML成员的侦察和告密。很明显，这是UML背叛革命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直接帮助政府搜寻并杀害革命者。
下午，有人给我送来了在Banepa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长着一张动人的小脸，那天夜里紧挨着我坐在床上，即使是在昏黄的烛光下，她的双眼也闪闪发亮。就是从这些年青人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尼泊尔的革命歌曲。他们教我第一次学会“革命敬礼”（“lalsalaam”），他们是和我进行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人民军队的战士。这些年轻的同志们生命如此短暂，却给了人们那么多东西。而现在，我深知他们将被人民群众记有心里，永远怀念。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尼泊尔中部地区位于加德满都峡谷（这儿由以首都为中心的政府统治着）和西部地区（这儿人民战争势力十分强大）之间。这儿最大的城市是博卡拉（Pokhara），许多旅游者都来到这里观赏著名的Anna Purna山脉并从这里开始远足旅行。这一地区还包括了广大的Terai地区。这块狭长的的平原地带沿着南部边境与印度相邻，它包括了另一个大旅游景区，著名的Chitwan国家公园。
同志们告诉我，在中部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更多。在山区，大多数农民还拥有一小块田地，但也有一些无地的给地主做工的——逐月或逐年得到用货币或庄稼给予的报酬。在Terai，农民做工主要是获得日工资（daily wages）。Terai的土壤十分肥沃，水资源充分，能够种植各种各样的庄稼。
但大约20%的人们没有土地，其它人仅有非常小的一片土地。
直至1960年代，政府和地主开始开垦这块土地的时候，Terai地区还覆盖着大片森林——因而这儿的土地被农民占有并耕作的历史还不长。
人民战争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还解放了一些包身工——被“卖给”地主或被迫工作还清债务以获取自由的农民。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干了50年包身工。他仅9岁的时候被从家中偷走，以21公斤粟的价格卖给了地主。党带领近1000人来到这个地主家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革命组织揭发地主这种剥削行为，并号召人民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人们要求地主要么支付这人50年的劳动报酬，要么象对待儿子那样给他财产。地主接受了第二个条件，被迫交出0.8公顷土地和约400000卢比。
和我采访过的东部和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看去很不是那么偏远——离城市和主要公路更近，旅游的人更多——也更易受到警察动员和行动的攻击。这儿和印度的交流（interaction）及受到来自印度（它正横越南部边境）的影响也很多。这儿的一些游击区离小城区更近，和城市里的革命工作有更密切的联系。

Terai平原的班

我采访了Terai的一个小城市，那儿同志们安排我和四个人民军队班的代表会谈——主要是班长。这些游击战士们冒险从农村来到这座城市里，我们也小心翼翼地旅行来到会见地点。
这些同志们领导的班的活动和西部一个重要地区（它正在发展为根据地）很接近。因此，同志们告诉我，他们班负担着很重要的责任来支持这些西部地区。除了在中部地区采取行动，他们还做支持工作，如向西部地区提供通讯员、武器并派遣专职人员。
和尼泊尔其它地方不同，Terai的气候很是湿热，蚊子很多。我们挤在一间小储藏室里，坐在地板上，膝对着膝。一台风扇给我们送来解凉的微风。但由于噪音，我们只能间或把它打开一次。
一个班长以讲述他班最初采取的行动开始了谈话：
“有几个班自人民战争发动后一直在工作，其它班于一年前在乡下建立。我们开始集中于宣传工作，墙画，海报和游行。我们有其它的目标，像夺取武器。但开始，我们不能做这个。一年后，我们能够夺取武器了。现在，最近3年来，我们班夺取武器行动比其它行动都多。”
“有个人不给他的劳力付工钱，还提供高息贷款。人民战争发动后，他从印度买来一支12孔步枪（12-borerifle），用这个威胁人民。他还对许多妇女性骚扰，所以我们决定对他采取行动。我们班12人，夜晚9点，我们来到他在的地方——森林里。我们分为四队——攻击队、擒拿队、预备队和保卫队。”
“我们发起突然袭击。他正睡觉，带着他的枪和60多名工人在那地方。我们攻击时，他的手负伤了，我们夺了他的武器。工人们试图向我班发起攻击，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毛主义游击队，我们讲解了他们的老板压榨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对工人们说，‘我们为你们而战，而不是那些暴徒。’他们都静了下来。”
这位班长接着向我讲述了一些他们采取的夺取土地的行动：
“我们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夺取土地。我们夺取了超过3公顷的土地，那儿政府种上了树。我们拔去树木清掉边界，把这块土地分给了无地的人们——他们现在依此为生。我们还从一些地主手里夺取粮食分给人民。接着党决定把这个印度卖办和大地主作为目标。他是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有很多仆人在他地里干活。我们说服许多在这人手下干活的穷苦农民去进攻他。”
“于是在夜里，在晚上10点钟，7名战士和近100个农民包围了他家。他正在2楼睡觉。我们喊道：‘我们是护林员。’他醒来，出来靠着栏杆，但并不下来。然后我们给出了真实的来历，说道，‘我们是和农民一起的毛主义游击队。’我们做了一个揭发他罪行的讲话，四名战士去夺取他收获的庄稼。我们打破了他仓库的墙壁，所有农民都冲了进去，喊着口号。”
“我们分了粮食——人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但即使这些也是他所有财富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行动口号是：‘农民运动万岁，新民主主义革命万岁，人民战争汹涌向前，农民组织万岁，粉碎地主所有制。’后来我们返回粮仓，带走一些高质量的稻谷。接着警察来到人们家里查找这些稻谷，但一家藏这个的也没查到。开始他们谁也没抓，只是吓唬人们。但紧接着，24小时内，群众中有6人被抓。”
“我们班12人采取的另一个破坏行动是用炸弹炸了一个地主的房子。当战士行动结束返回时，约150人包围了他们。人们以为我们是强盗。所以我们发表讲话向群众讲了我们的真实行为。但群众中有7人在给地主做保安，他们煽动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外来人’保卫‘我们的地盘’。他们说，‘毛主义者来自山里，如果他们来到这儿，就会取代我们。’这是在Terai地区，平原地带，印度边境，暴徒们突出Terai这些地方的不同——他们是印度裔和其它少数民族。战士们努力控制形势，告诉他们真相——所有人都应当支持人民战争——但我们的声音几乎不能被听到，因为所有人都在吼。战士们不能成功，决定撤离。”
当我班撤退时，群众愤怒地跟着我们，游击战士们不得不引爆一枚手榴弹以脱身。
“党没有预料到群众会做出如此的反应，所以只派遣一个小班采取了这次行动。这是我班的第一次经历。此后，我们尽量熟悉形势，这样我们就能矫正群众中错误的东西。经过几次讨论，我们为发生的事情分析出两个原因（矛盾）：一、缺乏对群众政治情况的了解。二、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之间存在着误解。山区人民和Terai人民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来到事发地点人们的家中和他们交谈。我们发现，实际上，人们并不反对毛主义运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做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保安们和地主的报复。”
“然而，这地方大数人们在支持人民战争方面摇摆不定，这取决于人民战争的强弱。于是党来到人民中，更加努力地做着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向三个地方发出警告，逼迫他们把土地返还给农民。地主们有治安卫兵、武器等等，非常强大，进攻他们比袭击警所还难。这一地区许多农民没有土地，不得不在地主的田里干活。一些人甚至不得不把家庭成员卖给地主。那些在地主地里干活的人仅得到能够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和衣服，其它人得到一些粮食。所以现在那些人希望成为自由劳动者，能从地主那里得到工钱。”
“在这个中部地区，党内只有2%的专职人员是Terai人。但党给予了被压迫民族自决的权利和自治区的保证。在这个纲领之下，Terai地区的Tharu族人建立了革命组织，‘Tharu banmukti Morcha’（Tharu解放阵线）。”
屋里有一位战士是Tharu族人，他给我讲了他是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
“我来自无地的人家，通过了解人民斗争的历史，我开始知道了革命共产党。人民反对村务委员会制度的活动使我受到鼓舞。当我参加了Tharu解放阵线后，我开始懂得地主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问题才能解决。那一时期，我在给一个地主干活并且参加了解放运动。我们要求土地和更高的工钱，因此和地主的关系很紧张。就这样我入了党参加了党的活动，从党那儿学得知识。现在我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感到自豪，我决定长期和党在一起，直至胜利。”

山区的班

接下来谈话的班长讲了Terai地区以外的班的工作。
“在山区，高利贷商人是比大地主更主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夺取债券（土地证和债务）的行动。NGOs（非政府帮助组织，non-governmentalaid organizations）和农民之间也有矛盾。班里的大多数工作都是针对着解决这两个矛盾的。一次由十七名游击战士采取的行动目标针对着欧洲经济协会（一个国际性的NGO）和政府乡村发展委员会（VDC）的所在地。”
领导这次行动的指挥坐在我对面，他接过关于这次行动的话题接着讲道：
“部队由17名成员组成。目标是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选中目标后，战士们做了军事准备——得到武器，估量目的地的形势，比如何时来何时返，等等。那时EEC（欧洲经济协会）正在举行为期一周的训练，侦察组对此事做了报告，我们决定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发起进攻，侦察组估计那时，仅有四人在大楼里。”
“我班在一个地点集合，指挥向全班做了简短的谈话，然后每个战士也讲了他们自己对目标和行动的感受。我们把班分为袭击、夺取、保卫和后备队。还有一个巡逻队注意警察的动静。”
“然而，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情况并不像侦察班报告的那样。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参加者留下来等报酬，所以两座建筑物里的人更多——VDC房里16人，EEC楼上两人。一名战士回来报告说形势不利，所以全班驻留在大楼的附近等待着。正当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合计该怎么办时，我决定我们应当奋勇向前，拿下那两座建筑物。”
“我们包围了VDC的大楼，一位女战士把守着大门。我们向楼里的人们简要地讲了来历，说：‘我们是毛主义者，你们组织是我们的打击目标。’我们警告他们不要耍花招向外闯。与此同时我们包围了EEC大楼，我向房里的人做了简要的讲话，说我们不拿你们个人的物品，仅拿取EEC的财产和资金。一个EEC官员害怕了，向我们提供了EEC财产地点的全部信息。于是夺取队就能够夺取这个情报所提供的全部物资。夺取了EEC的财产和大楼后，我们回到VDC房前。”
“这个VDC里有许多支持毛主义者的人。但这个VDC的主席是修正主义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的一个成员。党曾以VDC的名义给他写信要求他给尼共（毛泽东主义）20000卢比的捐款——但他拒绝出。这个VDC里的一个官方书记也曾做过警察的侦探。”
“战士们打碎门，冲进VDC房内，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把VDC所在地作为打击目标。我们要求40000卢比，由于迟误，我们的要求比原始数字更高。我们命令那个侦探今后停止为警方卖力。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结束这次行动。外面聚集了约100人的附近居民，我们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之后，我们朝天鸣枪，高呼口号，如‘发展游击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和‘马列毛主义万岁’。然后，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点集合，对我们夺取的物质作了估价，总结了班和每个人的工作，然后就解散了。”
“这群游击队员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她实在是急切地要发言。她一开始讲话，我就能感觉到她的雄辩和激情，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她的姿势和充满了坚强与忠诚的面部表情。翻译看上去几乎被她的话惊呆了，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不得不用肘轻轻推他要他告诉我她讲了些什么：
‘我19岁，还没结婚，上学读到8年级。我成为党的专职人员已经两年了。我母亲和父亲在群众革命组织里。我是演唱革命歌曲的歌舞演员，但开始我并不真正地懂得它们。当一支文化班来到我们村时，我向她们学习。人民战争发动后，暴徒们迫使四个人转入地下，留在村里是危险的，所以我有点害怕。但我开始为党做通讯员。当警察企图抓我时，我离家转入地下。然后我学习了党的革命政治纲领。’
‘我知道一点俄国和秘鲁革命的情况。我知道那儿的妇女肩上杠着枪参加了革命。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一个班的战士，象其它妇女一样拿起了枪。’
‘我第一次经历了惩罚坏分子的活动。他是一个高利贷主，强奸了他姨妈，看到那么多妇女参加了对他的惩罚，我高兴极了。我拿着枪站在河岸上放哨。’
‘这是我第一次武装起来，所以我感到责任更重了。那时，我想起了燕妮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夫人）。当我们抓住这个高利贷主的时候，附近居民赶来观看，班长作了讲话，揭发了这个惩治对象的罪行，所有的群众都支持我班。我全副武装，村里的妇女看到这样一个女子都感到吃惊。班长告诉妇女们，这个坏分子强奸了他姨妈，因此妇女们该打他。于是我就踢了这个坏分子一脚，他嘴里流出血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惩罚阶级敌人是多么痛快。所有的妇女都警告他，对他讲，如果他再强奸其它人，她们决不会放过他。’
‘现在，我和班里的战士们在一起，我感到有责任同反动派战斗，解放妇女和所有的人民群众。我更感到有责任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尼泊尔。我看到那么多的妇女被人民战争深深地吸引了，我打算招募更多的妇女同志参加人民军队。’

第二章
村民的反抗
革命工人报1015期
1999年7月25日

在尼泊尔的农村，早上5：30或6：00以后就很难睡得着。公鸡开始啼鸣，已经起床的人们劳作时的沙沙声打搅你的睡眠。在睡醒前的半朦胧状态，我听到妇女在为新的一天开始生火，男人们做着到田间去的准备。有人给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我坐在床沿上品着茶，心里想着就在三个小时以前，人民军队的战士们还紧挨着我坐在这儿，向我讲述她们的经历。
大约早上7点钟，几个妇女出现在门口，我们招呼她们进来。她们是那个村的，渴望和我交谈。
从她们很小的时候起，这些妇女就在田里干活，为牲畜运水、割草。她们每个人都心酸地讲起通常不充许女孩子上学。她们每个人都乐观地谈到人民战争给了她们新机会——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为革命做贡献。一位妇女说：
“我们是文盲，由于我们的风俗传统，我们不能学习读书识字，因为据说女孩不应该接受教育。但现在我们开始了崭新的人民教育。以前我们只是在地里干活、给牲畜喂草料，或做些其它的家务劳动。我们逐渐明白的主要事实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压迫都是由于反动政府的统治。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在这儿做的事情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反动政府的剥削本质。今天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读书识字权利的被压迫妇女也要努力奋斗推动人民战争的前进，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
妇女们告诉我根据封建传统，大多数婚姻由父母亲安排，年轻人在谁将成为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上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妇女们说，一般而言，传统习惯歧视妇女。而现在，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位看上去20出头的妇女向我讲解新思想是如何确立下来的：
“由于有时理解不同，家庭中也发生斗争，如果父母亲通情达理，事情就很容易。但如果不是这样，妇女参加人民战争就很困难。而今天，在这个村子里，每个人都想要参加革命。只有两三家还没有参加。为了人民的利益，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团结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丈夫现在也开始做起像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他们以前从来不做的工作来。”
我问妇女们她们是否同意我为她们拍些相片。一开始她们似乎很害羞，但接着她们就开心地笑了，说可以。
当我为她们拍照时，我不禁想起她们是多么漂亮啊：她们的面孔、她们走动的身姿。我在尼泊尔呆了很长时间，看到过其它许多贫穷妇女：开始是在城市，后来是我们在农村旅行时。我的相机拍过蹲在一堆堆蔬菜或小饰品后面的贩主；我给过带着小孩沿街乞讨的妇女施舍过卢比；在农村，我和背着重物的农民妇女一起穿过小径沿着山间小路攀登。我看到过太阳再一次升起时把火生着的妇女的疲倦面容。
毫无疑问，这座村庄的妇女也一样贫穷，同样有过甚至比我在游击区外看到的那些妇女还要困难和贫穷的经历。但这些妇女的脸上带着完全不同的表情。游击区之外的妇女眼睛疲劳无力地看着我，而这里，妇女们充满自信，骄傲地抬起头来；她们移动的身姿看上去也不那么沉重。她们看上去很快乐，但同时又十分严肃。总而言之，她们使人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她们的乐观主义和对崭新未来的憧憬从她们的言谈中流露了出来。对敌人的仇恨使她们眼中充满了怒火。她们对革命的信心使她们对将要如何行动充满自信和力量。这是我和党的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游击队员们谈话时感受到的同样的风采和气质。

伽利略被惩处时，伽利略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

顶端 Posted: 2008-08-05 01:04 | [楼主]

乌克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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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儿童的集会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被带到一座在茂密和森林和梯田之间被群山环抱的一间房子。我们走进去登上二楼，在那儿还能看到太阳最后的几缕光线。几位同志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年轻的人民战争的支持者开始对我讲述这座村庄的情况。他才18岁，和我在农村碰到的大多数人不同，能说很好的英语。他告诉我们他在努力学习要成为一名医生，这样他就能够为村庄的人民服务了。他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是在这个地区牺牲的一些烈士。
“Rawati Sapkot，25岁，1998年牺牲时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他在人民军队里工作了一年半，在一场森林里突然发生的遭遇战中被一名警长杀害，四名游击战士遭到大约十二名警察的袭击，Rawati和另一位班里的战士遇难。”
“Bhim Brsed Ssarma，20岁，遇害时才高中毕业，刚刚结婚。在另一场和警察进行的遭遇战中遭难。在那次战斗中11名游击队员受到100多名警察的进攻。除了Ssarma之外都逃脱了，Ssarma牺牲时，在人民军队里才3个月。”
“Sabida Sapkot，21岁就成了一名烈士，她刚刚高中毕业。为了参加人民军队，她不得不反抗家人的意愿，自从她参加地下工作后就再也没见到家人的面，因为他们不支持她的行为。”
“Binda Sharma，25岁，1998年被杀害，为参加人民军队也对家庭进行了反抗。她丈夫不支持——现在仍不支持——人民战争，实际上现在在做加德满都的警察侦探。6年多来，Sharma承受的就是这种事先安排好的婚姻。但忽然有一天，她在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工作后，逃离了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
年轻人接着谈起了人民战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他说：
“这个村庄有60到70户人家，大约80%都支持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爆发前两星期，一个警察被杀了，接着警察们就逮捕了70人。整个村庄遭到了150多名特种警察的突然袭击。一名警察被打死，两天后，我们现在谈话的这所房子遭到了袭击。警察朝天开了六枪，当地人民开始反抗。警察们用警棍攻击了许多人，房中有两人被逮捕。五天后他们又袭击了整个村子。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他们挨家挨户抓人，仅仅八九岁的孩子、上至70多岁的老人都被捕了。警察来这里抓人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男警察掠夺妇女。总共有60-70人被监禁，罪名都是他们杀了一个警察。实际上，当时那个警察只是‘失踪’，只是在后来才发现他死了。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因为此事有15人现在还有监牢里，不做任何审判。”
“所有这些都真正影响了这座村庄的人们，使他们非常支持反对警察的武装斗争。所以当人民战争开始时这里的人们积极响应，采取了很多行动——包括办墙报、传发党的报纸、举着火把游行。头一星期就有15至20人转入地下工作，有些人被警察抓去。现在这个村庄有大约15人仍在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我父亲。”
“在三年人民战争中这个村庄不断地涌现出许多革命活动，事情已经有了发展。有反对坏分子的活动、举行了许多游行、办了许多墙报和壁画。党为烈士们举行追悼会，召开许多群众大会讲解人民战争的目的号召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人们入了党、参加了人民军队，警察也相应发动了多次袭击，逮捕了很多人。这座房子就被袭击了5次。”
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这个房间，屋子里挤满了蜷缩在一起的人们。其它人拥挤在门口，伸着脖子听我们谈话。他们对一位来自美国的革命者感到好奇，渴望谈谈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情况。一位刚刚到达的妇女说她想向我提一些问题。所以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成了被采访者，她问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多大了，我有几个孩子等等。但她很快就谈到了她心里真正想了解的问题：“美国革命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向她讲了美国革命者的工作，和人民群众发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她对在美国发动武装斗争的前景如何很感兴趣。当我向她描述美国警察野蛮地对待和屠杀人民时，这位妇女立刻问道：“你们组织了反抗警察的活动吗？”
随着更多村民的到来，房间显得更小了。我们决定吃晚饭，然后在楼上更大的房间里继续聚集在一起开会。我们的晚餐很丰盛，有木豆、炖鱼和咖哩土豆。然后所有人都来到一个看上去像一间房子的谷物仓。我们坐在紧挨着一堆堆玉米的草席上。我扫视一眼聚集在一起的50个左右的人们，注意到她们大多都是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他们看上去都在12岁以下），还有几个老人。那个接连向我询问美国情况的妇女以下面的话开始了她的提问：
“我们感谢你的到来，并向你表达我们的团结之情。我们面临着许多种压迫。今晚这次会议主要由妇女参加的原因是所有的男同志都转入了地下，今晚赶不回来。因为有警察我们不能在白天举行这次会议。在监禁期间，我们被强暴和毒打。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和为反抗压迫而战的党一起进行反击。我们妇女不得不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工作，因为反动派的压迫，我们生活非常困难。”
“他们杀害仅5岁的孩子和90岁的老人、他们强奸10岁的姑娘和70岁的老太婆。他们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甚至抢走老人的财产。他们挨家搜捕把人们关进监狱。为正义而战反被警察盯上迫害的例子太多了！选举中，他们强迫我们出来投票，虽然我们不愿意。他们粗暴地侵犯了我们的人权。有人出来讲话，疾呼政府按照法律和宪法办事，结果遭到追捕直到被抓。妇女们也被近转入地下。有时候丈夫和妻子离开一两个月，警察就来审问、强奸他们的妻子。”
“由于反动政府制造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也感情强烈地明白：拿起武器和他们战斗，成功地发动人民战争建立起新型人民政权的必要性。只有除掉反动政府，我们才能从这种非人的待遇和压迫下面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支持并参加人民战争的原因。我们支持人民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人们的能力，储藏粮食和货币，送给离开村庄、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们。”
“即使他们杀害我们的人民，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战斗。我们对他们的能力不断提高更好地战斗充满希望。我们也真正相信：警察对我们同志的屠杀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我们坚定的相信人民战争一定会胜利。代表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我们向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了解我们的生活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也为你的精神所鼓舞。”
其它一些村民也起来讲话，但大约一小时后，会议必须结束，因为人们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使用一点灯火。他们保证对这次会议严守秘密，不让敌人发觉。然后人们排队和我握手。令我尤其感动的是一些小姑娘——看上去九至十岁的样子，有意穿过成年人挤到我身边，不是向我致以更传统的尼泊尔“Namaste”礼（像祈祷者一样双手抱拳），而是举起拳头向我致以革命敬礼（“lalsalaam”），然后她们用她们的小手紧紧地坚定地握着我的双手。

第三章
袭击Bethan
革命工人报1016期
1999年8月1日

尼泊尔是一个偏远的国家。大多数农村只有靠一种形式的交通——步行才能进入。全国总共仅有8000英里的公路。其中还包括3000英里完全不适宜于任何交通工具的线路——尤其是因为尼泊尔地区崎岖不平的山地特点。没有水路交通，仅有短短30英里连接着东部Terai地区Janakpur和位于印度边境Jayanagar地区的铁路。在农村，当我问起人们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长距离时，他们从来不用距离来回答我。他们总是回答需要几小时或几天——这意味着步行走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在尼泊尔只有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一条是Mahendra高速公路，东边从印度边境的Kakarbbhitta开始，西边到印度边境的Mahendranagr结束。另一条是Prithvi高速公路，连接着加德满都和位于这座大城市西部的Pokhara。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路上不断的穿梭来往。公共汽车也是人们在这些数量有限、分支延伸到农村去的公路上来往的主要交通工具。
基础设施的极度缺乏又一次反映了尼泊尔地区的极度贫穷。对人民群众来说，缺少优良的交通工具不仅仅是“不方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些公共汽车——几乎都是印度制造的——又旧又破。这样的交通工具加上不合格的公路、陡峭的地形、车上的过分拥挤，结果就是频繁而又可怕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造成许多死亡。我在加德满都邮报上已读过好几篇关于公共汽车相撞的新闻报导。
同时，农村地区偏远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缺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公路给政府派遣大批武装部队镇压人民战争带来了困难。
我们在一辆东部地区公共汽车出发前半个小时上了车，大多数乘客已上了车——至少是那些希望有个座位的。头顶的架子上（bin）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包裹，走道上也塞满了一袋袋的谷物和盛着像是煤油或者其它液体燃料或油类的大箱子。我幸运地得到一个坐位，否则我就得坐在一袋蜀稷或者一箱燃油上。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有人在往汽车上挤。汽车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绝大多数是男人，妇女很少。有些人服装整洁，看上去好像刚刚从城市作客归来，或者也许现在移居到城市，回家去看看。许多年轻人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而有些人炫耀地穿着更传统的尼泊尔宽松裤子和上衣。一个非常穷的小男孩，他好像已经独立谋生了，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
当我们离开时，身子被挤得紧紧的。一位照料婴儿的妇女，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孩坐在我旁边过道的一袋谷物上，努力使自己保持平衡。和车上的其它人一样，我们互相挤压着，她几乎就坐在我膝盖上。汽车非常准时地出发了，直到天色很晚我还能看见我们前进的道路：尘土飞扬、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地向一坐陡峭的山上延伸。总是很短一的直路极少，有许多发卡一样的转弯。汽车歪歪扭扭时停时进（infitsandstarts）的爬上山坡，每隔大约15分钟，为了使汽车能够爬上一段段陡峭的道路，十多个乘客不得不下来到路上，减轻汽车的载重。三个年轻的向导在前面为汽车引路——有时他们和汽车并行敲敲汽车的侧壁，提示司机汽车有掉下山坡的危险。有时汽车完全停下来。就这样，按时间表三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的路程花了六个多小时。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几位同志正在等候迎接我们，我们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沿着一条石径向前走去。我们走在高高的山上，天上繁星密布，但还是很暗。在黑暗中走了大约45分钟后，我才能辨认出我们是一个村庄里，弯弯曲曲地穿过一个个院子，跨过一堆堆干草、绕过一些躺下休息的公牛，我们到达了我们将要住下的房子，主人立刻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吃完饭后，天已经很晚了，但同志们还想在睡觉前和我稍微谈一会儿。我们的到来使他们很激动，以致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开始谈话。
我们是在东部地区的一个地方，人民战争开始时这儿进行了一些非常进步的活动。党的工作在这儿也进行得非常有力。一位同志解释说，这人村庄位于一个拥有十五万人口正在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地区边缘，他说，5到7个小时内他们就能发动一场5000千人的群众大会。在这样的场合，没有援兵，警察是不敢来到这儿的。当他们赶到时，大会就结束了，人民也已疏散。
我们在这座村庄住了几天，但出于安全考虑，白天我们只能关在屋子里。几个人过来和我谈话，我知道安排这样的访谈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人只能在夜里行动，就这样还得冒着生命危险。交流是困难的。许多不同因素都得考虑进去——整个地区的安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家，前来交谈的人，我们能在不唤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下在一块地区呆多长时间。我们甚至在去外面侧所的很短的时间里也得极其小心。这儿的人民战争发展迅猛，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镇压加紧了。我们住的房子已经被警察袭击了好多好多次。
和加德满都相比，90%的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尼泊尔人民的生活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日常生活辛苦而又循规蹈矩。他们的一天开始得很早，早上5：30左右，妇女就得起床为家人烧茶。成年人到田间去干劲冲天活或做些其它家务事，直到上午10点左右，这时他们回来吃饭，在那个时候孩子们去上学。这以后人们整个下午都出去干活，直到太阳西沉落在地平线上时才回来。晚餐通常很晚，在8点钟左右，到9点钟时，每个人都准备睡觉了。
我们住的这所房子是一座三层楼的砖制结构房屋，地板很脏，简陋的木楼梯，关闭的百页窗窗户。在这5个房间里住着许多人，这个家里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几个已长大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是儿子们的家人，每一家都有几个小孩。父亲的妹妹们也住在这所房子里，其中一个是寡妇，另一个离开了丈夫，因为他一直在打她。
我算了一下这所房子里住了16人，这意味着有两三人必须睡在同一张床上。而我夜里是有自己单独的一张床的。还有许多其它方面这家人都非常好客和大方。他们很穷，但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他们的一切——不停地问我们想吃些什么，虽然他们家人自己吃饭都十分困难。
在房子的第一层做饭——房间的一角生着炉火，旁边铺着草席让人们坐下来吃饭。一般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是妇女和孩子。“家里的母亲”整个时间都坐在旁边招待人们吃饭。一楼的另一角是一群小鸡的“领土”。二楼和三楼是小小的卧室，大约10平方（英尺）大小，也许刚够放下相隔几步的两张床。一切都很简朴、贫穷。但很整洁。
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户人家就这样过着他们每天例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常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有时也听我们的谈论。每个人都是那么地渴望谈话和倾听，每个人都是那么积极地参与支持人民战争的事业，这令我吃惊。甚至小孩子也呆在谈话人们的旁边听。妇女们更害羞，但最终，每个人都过来做了自我介绍。

Tirtha Gautam同志

人民战争爆发后，警察袭击、逮捕、残酷地迫害Kavre地区的人民。Tirtha Gautam是其中的一位同志，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国。
下午，这位著名烈士的弟弟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Tirtha牺牲时年仅33岁。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同志。他是东部地区党支部（party’s Sub-Regional Bureaus）的一位成员，Kavre-Ramechhap地区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和军事指挥官。他在人民战争准备发动前即没有参与该地区主要的游击活动也与之没有联系。出身于下层中农家庭的Tirtha Gautam在1988年完全参加革命前是一位教师。到他牺牲时，他已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党龄的革命共产党员了。在党内反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日子里，他总是站在革命路线的一边。
Tirtha Gautam是在指挥一扬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进攻时牺牲的。Bethan坐落在非常落后的一个山区，在加德满都东部60英里左右。这是人民战争爆发以来对警察哨所首次成功的袭击。
1997年1月3日，在漆黑的夜里，特萨率领他们班的二十九名战士参加了战斗。这次英勇袭击的故事令人想起毛主席的名言：在一场人民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装备着自制的枪支和炸弹，游击队包围了警察哨所并命令警察投降。警察们躲在房子里开始射击，一场持续几小时的激战开始了。特萨同志头部被击中很快就牺牲了。这激起了他们班战士更奋勇的进攻，他们最终成功制服了敌人。两名警察被打死，另外两名警察受重伤，游击队夺取了4支来复枪和几百发子弹。
除了Tirtha Gautam，班里还有两位战士：Dilmaya Yonjan同志，一位年轻的妇女和Fateh Bahadur Slami献出了她们的生命。班里的战士高喊着：“马列毛主义万岁”和“人民战争万岁”的口号，抬着倒下同志们的尸体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发动了凶恶的反攻——侦察机在远处深山老林的上空盘旋，警察们在那一地区实行野蛮的“梳蓖”行动以搜查游击队，但毫无用处。
在党对第一年武装斗争的总结中，袭击Bethan被称为英勇的军事功绩和敢于牺牲的最好例子。这是党的人民战争的第二个计划中单独一次对反动政府的最沉重的打击。三名英勇的游击队战士的牺牲对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这场成功的袭击激励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反动政府胆颤心寒。这也标志着人民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正因为此，党认识到了在人民战争第一阶段的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
那天晚上Tirtha Gautam的遗孀，30岁的Beli Gautam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10岁的Delip和8岁的Tanka来看我。当他们坐下被引见后，我代表美国被压制人民和革命同志向Beli和她的家人致以悼意。我对她说，像他丈夫那样勇敢的同志代表了最优秀的人民，是未来的希望。
Beli Gautam说话很困难，她告诉我她嗓子有病。但我能看出她也十分害羞和安静。当我问她对革命有什么想法时，她说：“人民战争和党的工作很好，它们正在向前发展。”接着10岁的Delip，带着超出他幼小年龄的自信和信念，他挺直地坐着，正视着我们，有力地大声说：“母亲告诉我们要沿着父亲的道路前进，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也一定要参加战斗。”Beli告诉我，她还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2岁，年幼的还太小不懂事，大点的那个已经要求参加人民战争的战斗了。
警察已经多次袭击她们家了，有时是在半夜，声称他们是来搜寻枪支弹药的。有一次，就在Tirtha牺牲后，警察来了，问那家人说：“现在我们已经打死了Tirtha，你们想怎么办？”他们也许希望人们感到害怕会说以后不再支持人民战争了。然而年幼的Tanka说：“你们杀害了我父亲，我也要杀死你们！”警察很快地以反动的、嘲弄的口吻问道：“嗯，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把步枪递给他说：“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吗？”，令他们吃惊的是，Tanka接过枪，上上了子弹，向警察显示实际上他确实知道怎么使用了。
Delip告诉我，还有一次，警察来到她家，把所有东西都搜个底掉天，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吉它，他们问：“谁在玩这个？”就把它毁坏了。他还给我讲到一次警察威胁要逮捕他爷爷，奶奶上前一步反抗地说：“如果你们有胆量，为什么不现在就开枪把他打死？”这时警长一棍打在奶奶的嘴上叫她闭嘴。
这家人离开前，Tanka给我们唱了两支歌，第一支是他自己写的。他年轻的嗓音优美又充满真情。歌声中带着一点忧郁而无无畏的调子。它讲了他父亲是怎样在袭击Bethan警察哨所的战斗中遇害，是怎样留下了未完成的使命，Tanka发誓要把警察哨所烧成的灰烬带给党。第二首歌的音调取自一支尼泊尔儿歌，Tanka加了上自己的歌词。他唱到了警察、人民面临的压迫，并宣布人民对所有这一切的回答是：“把Gautam的枪交给我！”指的是他已牺牲的父亲。
当Tanka唱完后，Delip说当警察向那班战士发起进攻时，他爸爸是那么勇敢。现在人们一看到火光，就记起了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英勇袭击；当他们听到像雷声一样的响声，他们就想起了Bethan游击战士的枪声。所以每天当人们看到这一类标志时就想起了那次事件，想起了他如此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爸爸。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两个小男孩转过身来把小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向我致以革命敬礼。
人民战争开始发动的时候，组建了两种形式的军事组织——战斗队和防卫队。开始，战士们没有经验，只装备着一些单发土枪和一些khukuries（一种农民使用的尼泊尔传统弯刀）。但是在三年人民战争期间，军队的建设有了质的发展。现在人民军队的军事力量分为三种——主要军事力量、辅助军事力量和基本军事力量。在当地活动的民兵是基本军事力量。大约由9人组成的游击队，将来要发展成排，是辅助军事力量。现阶段人民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排，由27名游击队员组成。把这些排发展为师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东部地区的一支排队将在我们居住的村子附近举行群众大会。按照时间安排。他们将在深夜到达。我和翻译西娃将有机会和他们谈话。
吃过晚饭几个小时后，有人来通知我们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排成一队动身了。很快，我看到一群人在房子右边被明亮的灯笼照着的土地上。当我们靠近时，有人提示我和西娃绕着房子走到左边去。其它的人都直接加入到了聚集的人群中，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向前移动，几乎是跑了起来，由于激动，我的心砰砰直跳。我们绕过房子，就在我们前面是人民军队的一支排队，他们背对着我们，排列成整齐的队伍。
当我们接近时，有人清脆响亮地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游击战士立刻立正，把来福枪抬到肩上。这支排队站成两排，我们沿着中间形成的通道走下去，向着明亮的灯笼下几位正在等候我们的同志走去。当我走到前面，同志们依次欢迎我——他们把花环戴在我的脖子上，把礼物送到我手中。每个人都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向我致以“Namaste”（尼泊尔传统的问候）和革命敬礼（redsalute），一位年轻妇女——区党领导人很快把我拉到她身边紧紧地拥抱着。排长也热烈的拥抱我。在这段时间里，一个队员飞快地跑来跑去用一台小型闪光照像机给我们拍照。
我们走进屋子，脱下鞋，进入为这次会见准备的小房间。两张床之间摆着一张桌子，装饰着鲜艳的桌布和两瓶花。西娃和我坐在房间一边的一张床上，其它人挤在另一张床上。大多数队员守候在外面，只有两个队员跟着我们进来了——一位年轻小伙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我左边，肩上扛着来福枪守着门。区党领导人走进来守在我们的右边，排长从腰带上解下手枪，把它放在我们前面的桌子上，坐在她旁边。
大家作了正式的介绍，我发现对面床上紧坐在一起的十多个同志主要是当地党领导人。门口的两位游击战士也作了介绍，他们每人都和我紧紧地握手。我代表美国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们向大家问候，表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团结之情。区党领导人也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同志们为烈士们默哀了一分钟。接着三名队员进来为我们唱了一首革命歌曲。西娃轻声地在我耳边做着翻译：
生活不稳定，
我们会死今或明，
我们会分手，希望再相会
烈士这么多呀
我们是无产者，有枪和伟大的前景
我们不喜欢相互分离
战争流血不安全
我们告诉爸和妈
不要哭泣，这是枪声
人们倒下了，还有烈士，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
人民的历史终将胜利
为了死者，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为了死者，与敌人战斗
由于我们时间有限，我要求同志们把话题集中在三件事情上：1）人民战争发动时这个地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2）他们面对的政府压迫；3）当前为建立根据地所做的努力。
区领导人告诉我人民战争发动前这一地区党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他们能够执行党发动武装斗争的第一计划并取得很大成功。她解释道：
“党做着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做公开的群众工作，使人民知道政治情况。我们在干部中很好地做了许多拿起武器必要性的政治工作。这帮助我们取得了从群众自发斗争到武装斗争的飞跃。”
“当党提出进行武装斗争的计划时，我们选择敌人的象征——警察、封建地主、买办、帝国主义作为打击目标。党与一直在拖延武装斗争而想在政府中做官的修正主义作了长期的斗争。党对人民的经济、政治形势作了综合研究与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穷苦大众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自由。阶级斗争要求受压迫人民拿起武器，由于政府压迫，人民群众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现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们和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很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君主制度统治了尼泊尔200年，200年来人民一直在与压迫统治阶级作斗争。现在我们站在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前沿。”
“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们对一个警察哨所发动了袭击，对剥削人民的地主进行了斗争。我们完成了武装斗争的第一个计划后，党又给了我们下一个计划。第二计划是发动游击战，我们计划夺取武器。我们成功地袭击了Bethan警察哨所，在那次行动中两名警察被打死，我们夺取了200发子弹和一些步枪。三名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包括Tirtha Gautam，他是区委会书记和队长。党把这次行动作为第二计划中主要的一次行动记录下来。第三计划的目标是把游击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时我们能袭击另一处警察哨所，夺取了两支步枪和200发子弹，没有损失一名游击队员。”
在最后两个月里，党实行了第四战略计划，选择一些地区发展建立根据地。区领导人讲了这个计划是如何在这一地区实施的：
“在第四计划期间，我们袭击了本地区一警察哨所，打死一名警察，夺取4支来福枪，一支是美国制造的。我们还袭击了一个警察哨所，杀死三名警察，夺取四支步枪，我们这边没有伤亡。这次行动是为了记念Bethan行动中牺牲的烈士们。总起来，我们失去了一些队员和政治领导人——总共有25名烈士。但与此同时我们杀死了14个敌人——侦察、坏分子还有六名警察。”
“我们指定一些地区发展根据地。我们在这些地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清洗敌人。如果有警察哨所，我们努力拿掉它们——袭击它们，夺取枪支把警察驱逐出去。第二件事，如果有侦探和通风报信的人我们也要除掉他们，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要被消灭。第三件事是消灭封建地主，在主要地区，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到。另一件事是我们询问所有政府乡村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谁要当选，谁要罢免。我们呼吁人民群众拒绝参加政府的选举活动。”
“我们做这些事情时得到了大约75%人民的支持。我们来到乡村发展委员会主席那儿，要求他们参加新型人民政权，没有一个拒绝辞职的。我们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和管理新型人民政权上。在这些地区我们在妇女、农民、学生、儿童中组建了不同的群众组织——目的是把每一个人都组织起来。”

参加战争

接下来我和排的两支小队谈话。他们大多都年轻，要么十多岁，要么二十多岁，但也有几个老同志，有两三个甚至40多岁了。他们几乎都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都曾经历或目睹了警察的压迫和残暴。有几个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两个年轻人来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受到压迫是他们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许多游击队员都反复地说，他们拿起武器的原因是：想除去反动政府的人们别无选择。一位年轻人说：“作为年轻人，参加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责任。”紧挨他坐着的一位34岁的同志也讲述他所受到的压迫逼着他参加人民军队：
“我对党和人民军队产生兴趣是当我对我国的形势——没有医疗保健、没有工作，即使是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也找不到工作——进行分析之后，我问，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存在？我开始明白这是因为从多个方面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我开始明白应该进行阶级斗争，穷人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将排除一切困难把贫苦大众组织起来。”
“接着我遇到了党，它开始了人民战争，我参加了人民军队。我参加人民战争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动政府不给我们和平运动的机会。当人民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政府压迫人民不惜破坏自己的法律。就这样，反动政府使我们无路可走，只好发动人民战争。所以为了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自由，我参加了1996年发动的人民战争。”
这支小队只有几个妇女，她们也渴望讲讲她们是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她们告诉我她们被人民战争所吸引是因为她们看到毛主义者为妇女的解放而战斗。第一讲话的是一位18岁的姑娘，她说：
“我从人民战争发运动时起就开始和人民军队一起工作。在此以前，我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我来自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家庭。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你想消灭不平等、妇女受到的巨大压迫和夺取我们土地的印度扩张主义者，你别无选择。所有这些除了与反动派战斗别无解决办法。所以在我心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必须拿起枪来。”
“社会的状况就是男女之间不平等。儿子能够得到父亲的财产，女儿们则不能。如果结婚到丈夫家生活，也受到压迫。所以我们不能自由。就人民军队和党而言，他们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工作。妇女不会拒绝这场革命的任一方面。我确信我们为之战斗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会为妇女提供平等权力。”
几个游击队员提到他们为烈士们的英勇行为激励，也胆大了起来。一位四十岁的老队员说：“我来自Bethan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我没有机会受到教育，于是我来到城市做工。我在加德满都时开始了解共产主义，我和许多革命者谈话，坚信我应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参加了学生运动，会见了几个领导人，接着就参加了党的青年组织。”
“我在袭击Bethan警察哨所那天参加了人民军队。我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上的压迫，而是由于本地的民族压迫。我们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不能用我们的母语读书，受到印度教政府的压迫。所以现在我对我们能够建立平等的和扫除一切由反动派制造的歧视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充满很大希望和决心”
一名18岁的姑娘讲了袭击Bethan对她决定参加人民战争的影响：“人民战争发动时，我在家中并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我那时在8年级，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民兵。我和一位在Bethan袭击中牺牲的一位烈士关系很密切。她是革命学生运动的朋友，当人民战争开始后，她感到她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当我的朋友参加袭击Bethan警察哨所的行动时，她想，如果她要牺牲这对妇女组织将是一个损失，这是她的职责。”
一位18岁的姑娘被袭击Bethan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她说：“我有责任为被压迫人民而战——在国内形成新的形势，在那儿，人民不再受到剥削。肩负着这样的重任，我们必须推翻这一制度，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我要一直战斗到那一时刻的到来，只要我身体里还流着最后一滴血。我被Tirtha Gautam烈士所鼓舞，他说成为一名烈士而获得永生强于庸庸碌碌地活着。我遵守着这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为人民群众的自由而战，我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现在已过早上3点了，对每一个人来说时间都太快了，我们必须结束。区领导人和排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把我拉在胸前，通过这短短的身体接触传达了他们这场斗争完全的严肃性、所具有的生死性质以及我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很快就悄悄地离开了。
喝了几杯茶后，我们等了一会儿，然后我们也走出去来到一片夜色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手电筒，我们必须在暗中快步前进。一位同志伸出胳膊为我引路。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一切都完全听从那位同志的指引。我的脚在每一步都令我觉得奇怪的地面上飞快地走过。我被小径上的枝蔓绊了几下，但我的向导好像知道怎样通过他胳膊一个轻微的动作为我准确地指路，我为自己在看不见自己走过的地面上能走得这么快感到奇怪。
当我们到达我们的下一个住所时，一位老人把我们领进屋，指引我们睡在两张为我们腾好的床上。西娃很快就睡着了——现在是早上4：30分了，但我很长时间也不能睡着。
几小时后，我们起床了。我向房屋的老爹爹为我们安排住处表示感谢。他说，“不用谢，这不算什么只要我能为斗争作点事情。”那家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饭，然后很快有人来把我们带到山上，在那儿我们可以搭上公共汽车。当我们出发时，我向四周看了看，第一次看到我们在黑暗中走过的路途。我们在小村里穿插前进，经过坐在外面工作的妇女，一堆堆等着晒干的小麦，躺着吃草的牛羊——出发了。接着，我们走向了广阔的玉米地，那里的小路非常的窄，仅有足够的空间在一行行珍贵的粮食作物中间步行前进。
我穿过碧绿的梯形的原野向远方望去，看到一大队人正在这片土地上干活。这就是我昨天会见的队员们，他们在为建立烈士纪念碑清理土地。
真是不可相信，当我们到达山顶的路上时，公共汽车正好停下来，我们上了车，现在我只有瞬间的机会和他们挥手告别，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加德满都总罢工

星期五我起得很早，急切地想亲眼目睹我在尼泊尔第一次遇到的总罢工（bandh）。前天晚上，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游击队员在农村采取了一些行动，所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加德满都邮报》。果真，头版标题新闻是：《毛主义者在Dang地区杀死7名警察》，邮报报导说这是“毛主义叛乱以来警方遇到的最大挫折。”
Newa Khala（Newar族人之家）——尼泊尔被压迫少数民族Newar族的一个组织——号召发起了一场加德满都峡谷范围内的总罢工。报纸报导说这是一场反对不断攀升的“恐怖活动、失业、物价飞涨”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恐怖活动指的是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活动）这则新闻还报导说政府内阁宣布因为毛主义者支持了这场罢工，也许就不会有“和平”，所以警察已经逮捕了参加这场罢工的80多人。
由于大多数店主都在关注着这场罢工，今天街道与往常相比显得非常不同。我邀一位朋友一起出去穿过城市散步。我们走在一条新路上，这是一条林立着许多商店的主要街道。几乎没有一家开门的，虽然有很多人在行走，却没有往常的公共汽车堵塞现象。有人告诉我说有些人没有参与罢工，如人力车工人、路边的小摊贩和药店。我们走过了一片昨天还挤满了行人和车辆的地区。现在周围仍有许多人在行走，但几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摩托车和人力车。加德满都——这看起来很奇怪——第一次可以几乎是安全地横过街道了。
在几个主要的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了尼泊尔的防暴警察——他们被称做突击队。他们的一小队人身穿防弹服，头戴钢盔、手提警棒站在街心。后来我又看到一些防护更严的突击队员。他们有的手持步枪，都穿着鼓鼓的防弹服（paddedarmor），不只是身体部分，还有腿前部。他们看上去像是奇怪的全副武装的曲棍球守门员。朋友们告诉我说已经逮捕了几百人，大多是在最近48小时内逮捕的与爆炸事件和这次大罢工有关的人。
我注意到在所有的街灯柱上都有高高地飘扬着的带有钢笔（pen）和星星微标的旗帜。朋友解释说这是毛主义学生组织的标志，这些旗帜是革命学生悬挂起来的。
几天前我就见到这个徽标，当时朋友带我去看加德满都的几个不同的组织。我急于想知道学生们能为这次罢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在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学校里，我们看到满是号召罢工的横幅。在学校附近的一面墙上，一幅大的很美的墙报画着：“政府在屠杀人民，政府在出卖我们的水资源（selling our water），接受过教育的人们反对警察，不同的党派和所有的学生都应当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签名是全尼泊尔自由学生革命运动，支持人民战争的毛主义革命学生组织。在一所法律学校（那里的学生几乎全部是男学生，他们都住校）那里布满了由反动的亲政府的学生组织写的标语。但那些标语很多都被撕掉、毁坏而被点缀着革命标语。
《加德满都邮报》今天的社论讲了“不断扩大的毛主义反叛问题”，那篇评论反映了政府不断增加的对农村地区人民战争正怎样在向城市蔓延这一问题的关注。这篇冠以《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的社论开始谈到了今周早些时候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家的爆炸案——“在最近几个月来，在相似的爆炸案中只是最近的一次动摇了这个城市。”它接着批评了“日益坠落的法律和秩序状况”，在个人住所里毫无安全保证，并指出政府还没有发现是何人实施了这次爆炸案的线索。
社论接着说：“这次爆炸案必须被视为是毛主义叛乱——政府不能通过武力对此加以控制——这个大气候中的一部分，这次叛乱的爆发有经济困难、贫穷、剥削、压迫等方面的基础，这是大多数尼泊尔人的命运。继任政府在民主时期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事实在这一国家的许多地区进一步为这次叛乱火上浇油。因而当政府不能对这些落后地区实行具有明显效果的政策时，很多人参加这场反对很突出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武装斗争是很自然的。因此这场民主恢复时期之前不为人知的反叛发展到今天对政权造成威胁的程度一点也不奇怪。”
这些日子里的尼泊尔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评论——由于人民战争的发展并争得了群众的支持，不仅是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城市地区。政府需要摆出“民主”的面孔——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前。但他们也通过选举以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名义企图集结对毛主义者发起罪恶进攻的力量。
下午，我走了两小时的路到Lalitpur去，在路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街上依然没有行人。如果我仅仅是第一次来加德满都，我也许会以为这些事情很“平常”——从表面上看是不容易感觉到一场群众政治抗议运动正在举行。同志们告诉我说在城市里，反政府的情绪是很普遍的，有许多对人民战争的支持。但政府也对公开表示同情毛主义者的群众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在这样的形势下，罢工是群众抗议的形式，这次抗议是那么地普遍，政府无法针对个人进行惩处。这使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变得容易了。

Newa Khala（Newar族人之家）

总罢工后，我想了解关于Newa Khala（Newar族人之家）——这次总罢工的组织者Newar民族协会的更多情况。我安排了一场和Newa Khala主席迪力普（Dilip Maharjan）的谈话，自我介绍和互相问候之后，迪力普（Dilip Maharjan）开始向我讲述九个月前组织起来的Newa Khala（Newar族人之家）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把本地Newar人在尼泊尔面临的问题分类，组织不同的斗争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尤其是把Newar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明白所受到的国家政权的压迫和镇压。我们主要集中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价值、Newars经济的下降和受别的宗教的社会歧视——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国家政权从许多方面压迫Newar民族。要明白这些，我们需要回顾尼泊尔的历史。尼泊尔分为不同的小王国，后来就被现在的国王通过封建中央政府统一了起来。Newars民族受到了中央国家政权的压迫。在此之前Newars有他们自己的王国、语言和文化。他们经济文化都很好，还通过商道和中国与印度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因此他们在这个峡谷中的地位还是高的。”
“Newars人有他们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但由于中央政府他们受到了歧视。Aryan和印度教被视为更高等级的宗教，政府对这些人更好，在机关、学校和所有的地方，尼泊尔语被视为国家语言，Newars族人被迫要使用尼泊尔语而不能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多数Newar属于佛教，而这里却是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尼泊尔语和雅利安人（Aryans）这些都被视为高人一等。就这样，通过法律和实践，Newars属于被压迫阶级面临着保持他们独立自主的困难。Newars人是加德满都峡谷中的本土人，却被Maruwaris（印度商业世袭阶级）所取代。Newers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参加军队和警察和参与政治的资格。就这样，Newars人受到了国家政权的歧视，我们想把这些公布于众，为保卫我们的权利而战斗。Newars人受到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干涉的压迫。”
“在加德满都城有个决定：人们可以使用Newar语去解决问题，如果人们不懂得尼泊尔语，他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在一年前左右，这个决定又被高级法院推翻，它们说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语言而必须使用尼泊尔语。现在我们只能用英语和尼泊尔语上诉。而且，Newar儿童得不到任何上学去学习他们自己语言的机会。”
我告诉迪力普说，在美国，受压迫民族也面临着有意的歧视和语言文化的压迫。我还告诉他为什么在双语教育、正确行动和学校里的种族教育方面，被压迫民族同政府对这些的攻击进行了斗争。
迪力普急切地想向我讲述这次成功的大罢工并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们决定号召这次行动：
“我们的看法是Newars人没有自治政府和自决的权利，不能够在现政权内保持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我们号召加德满都峡谷大罢工并向政府提出了15项要求，主要是要求政府实现我们自治政府和自决的要求。如果中央政府歧视Newars人，那么Newars人应当有权要求拥有自己的政府。我们要求不同政党和个人支持罢工，包括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尼泊尔联合阵线、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Mashal与团结中心。不同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支持这场罢工。加德满都峡谷中80%以上的人是Newar族人。
“为了这场罢工，我们准备了许多小册子，散发了100000份传单。我们挨家挨户访问，和各团体领导人见面建立起团结，制定计划，加强团结。我们的领导人在交谈中提出要求，等等。其它小组发表信件表示支持，包括当地组织。500多人被逮捕。（也许甚至更多，很难估计）。我们的成员和活动分子在散发传单和标语时被逮捕。一开始政府就实行恐怖，领导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对各个组织实行普遍的、不加区别的逮捕以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被逮捕的人还在监牢里。”
我问迪力普是否还有其它少数民族支持这场罢工，他回答说：
“我们和其它各被压迫民族组织有着兄弟姐妹们般的关系。我们的观点是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想和其它团体的斗争建立互相帮助的关系。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不是依据等级、宗教和团体，而是依据阶级斗争。我们的观点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通过阶级的方法看待被压迫人民。我们必须抗议以印度沙文主义名义实行的压迫。但这种沙文主义在本地人民中也存在，我们必须与之斗争。一些Newar人属于被压迫阶级。我们与被压迫阶级站在一起。沙文主义是通过印度教表现出来的。我们必须与被压迫者搞好关系，而不能与压迫者发展友好关系，即使是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压迫者。”
“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大力支持，大罢工开辟了我们的组织和本地组织走向一起的道路，我们向他们说，这是人民的要求，我们必须斗争。这是在这个峡谷中第一次组织的和Newar族人的要求有关的总罢工。”

这是美国《革命工人》报女记者李•奥内斯托（Li Onesto）同志1999年春受美国革命共产党委托，以该党机关报《革命工人》报特派记者之名，孤身赴尼泊尔西部山区，进行近五个月的采访后在《革命工人》报上陆续刊载的系列报道《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1）的一部分。

顶端 Posted: 2008-08-05 01:05 | 1 楼

风卷萨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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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尼泊尔的革命斗争能引发其邻国锡金的复国运动，成立民主的锡金民主共和国，让中国和印度之间保留一丝缓冲的余地。

地处亚洲北部内陆的图瓦人民共和国是地球人类历史第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土包括今天图瓦自治州、阿尔泰共和国和库苏古沦湖西岸。

顶端 Posted: 2008-08-08 01:08 | 2 楼

内德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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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简直是新殖民地

可以这么理解么

顶端 Posted: 2008-08-08 19:01 | 3 楼

风卷萨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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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锡金被印度的吞并本身不合法，是强行的武力侵略。对啦，锡金和不丹还有拉达克（印控克什米尔）都是千年前由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分别在喜玛拉雅山以南分别建立的三个主权国家，与印度既信仰不同也生活迥异，且无法被古印度文化融合。锡金在200年前和尼泊尔发生过一场主权战争，最后由中国清政府出面调停休战。此后，两国还一度致呈中国清政府想一同出兵帮大清皇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被清帝拒绝了。

地处亚洲北部内陆的图瓦人民共和国是地球人类历史第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土包括今天图瓦自治州、阿尔泰共和国和库苏古沦湖西岸。

顶端 Posted: 2008-08-11 01:52 | 4 楼

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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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人民解放战争万岁

顶端 Posted: 2008-08-31 22:25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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