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151 爱心: 4367 点 金钱: 7416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3-28 | 强化了政治生态的不断颠覆风险。 ,=ju^_^sA 革命自具天然的正当性,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因为革命常常是当权者顽固拒绝与新兴精英和社会大众妥协的产物。但革命很容易遗忘发起革命的初心,也就是兴利除弊、分享权益、共享权力。尤其是革命者常常将自己反对革命对象的偏狭与不公的政治正当性加以独占,在革命胜利之后并不认为应当改弦更张,而以自己独占权力为政治正当性的唯一保障。这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异化,将本来可以借助革命手段加以优化的政治生态僵化、固定在难以改良的政治情形中。于是,建构良好政治生态的丰富手段就必然处于绝对短缺的情形,人们对良好生态的渴求也就处在望梅止渴的尴尬情景之中。 6jal5<H 历史地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1840年以来持续长久的中国革命不断塑造的结果。中国革命将古今中西、本末内外的社会政治诸要素高度聚集起来,呈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恢宏历史场景。但正是由于革命将政治生态的一切构成要素霎时汇聚起来,反而让这些要素的自主磨合变得非常困难。革命领袖登高望远、洞察一切、明察秋毫的政治禀赋,让政治生态的诸要素磨合显得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然而,被遮蔽的政治生态诸要素磨合,并不因革命领袖的宏伟气势被淹没掉。相反,古今中西、本末内外的政治生态诸要素,因为处在政治权力的压制情形中,各自蓄积着能量。一旦获得释放自身力量的契机,就会引发难以整合的政治生态危机。晚清中国的状况是一次证明。民国的最终失败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的巨大挫折不过是又一次印证而已。当代中国政治生态中诸要素,尤其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国与西方的对峙,仍然尖锐交错地作用于中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各要素之间的有效磨合,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现代政治生态,还必须假以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方有可期。 VF-[O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优化明显可见。这一优化,从前述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可以知晓。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终于走出了晚清以来的革命氛围,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境地。在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中,曾经长期被权力强行中止的自主磨合得以重新启动。首先是中西的尖锐对立宣告结束。中国的现代政治生态自然不是西化的结果,而是中国自身现代转变的产物。但西方国家的现代经验、尤其是现代政治生态基本面目,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变必须借重的。只要超越中西对峙的偏狭心态,对中国而言,在建构现代政治生态时对西方经验该拿来的拿来、该改造的改造、该抛弃的抛弃;只要不陷入你是我非的对立情绪,对中国而言,在建构现代政治生态时,就能够甄别有利于中国建构这一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如此,再复杂的政治生态建构,都可以简化为人们可以熟练驾驭的事务。曾记否,长期对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发挥阻碍作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面对立的政治思维,一旦在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没计划之后,就发挥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作用,这对中国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政治生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EA:_PBZ 但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简约主义的化繁为简的。简约主义胜在简而驭要,但在操作中常常失之于大而化之。[8]本来,面对复杂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应当把握住关键要素,从而保证政治生态的良性机制,并为进一步改善政治生态储备资源。但这种以简驭繁、扼住要领的优化政治生态尝试,也可能陷入因小失大、不得要领的窘迫状态。 ^*NOG\BK@ 由于众所周知的两个原因,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向好性受到严峻挑战。其一,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建构的首要任务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几代领导人都明确强调的一点,“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9]这是与革命的动荡态势完全不同的高压维稳局面。高压维稳,自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事情。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说是高压维稳的一个结果。但高压维稳不利于政治生态诸要素的自主而有效的磨合,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对良好的政治生态发生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在政治高压中,一切基于理性、民主、法治才会出现的良性政治态势,都会受到高压维稳的强力抑制,以至于难以发挥它们改善政治生态的应有作用。 BhyLcUBuB 其二,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中,被激发出最强有力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在党”。这一命题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政治理由。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由政党组织直接建构起来的国家,政党与国家的边际界限,不会像国家建构之后才出现政党的那些国度那么清晰可辨。由于建构国家的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权力,全方位影响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因此,断言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由于这一定势,注定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好坏取决于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但中国共产党具备良好的组织生态,进而以良好的组织生态塑造优良的国家政治生态,并不是一个顺流而下、毫无阻力的事情。对一个由将近9000万成员组成的巨型政党来讲,组织生态的优化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事情。前述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就是明证。更为重要的是,当组织生态得以优化之后,从组织生态推向国家政治生态,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因为政党组织的高度纪律性,相对容易保证其组织生态的优化尝试奏效。但一个非组织化的庞大社会,很难受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组织生态的塑造。 T2T?)_f / 生态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改善生态结构,需要首先具备稳定性支持的既成生态。否则,由于既成生态中反抗变化与促使变化两种因素的力量变化,就会引发生态系统的突然改变。假如一个生态结构的稳定域发生变化,甚至是出现导致一个既成生态结构死亡的稳定域,那就会中止既成生态结构。“社会系统有时会经历‘开关式’的跳跃变化,从一种稳定域跳到另一种稳定域。”[10]寄托于单一执政党稳定性的中国政治生态稳定性,是一个以小组织支撑大体系的稳定域。中国执政党成员的极端复杂性可能会产生的催变能量,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不能不看到,正是取决于这一高度复杂性,组织稳定域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系统稳定并不是天然吻合的关系。假如部分强有力的组织成员在政治理念与行动模式上与整个组织既成稳定域发生裂变,稳定域的“开关式”跳跃就再正常不过了。中国自然尚未出现这样的跳跃,但苏联的相关变化,足以提醒人们对之加以高度关注。 a<pEVV\NB~ zS\m8[+] 三、中国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 [eF|2: 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处于一个强演替性的状态。这种强演替性,是中国疾速发展的现实所注定的状态。 ,E(M<n|. 从理论上讲,生态演替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一般而言,由于一个既成生态各要素的随机组合方式不同,它所经历的系统变化也就不同。对同一个生态系统而言,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引发的该生态系统的缓慢而有序的变化,就是生态演替。这样的演替,既受该系统的诸要素自然演化状态的影响与制约,更受该系统中活动着的人群、尤其是领袖群体主观意图的引导与控制。因此,为了驾驭该系统的演替过程,人们必须学会对该系统进行生态演替管理。生态演替是一个会经历生长、平衡、衰亡和重组变化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生态系统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但也一定会因为生态演替中正反馈与负反馈的相互作用,不仅会遵循四个阶段的渐次递进关系,而且会因为负反馈作用的增强,在可能条件下保持系统结构新生性的同时,逐渐或迅疾走向系统自身的更新。[11]在政治生态演替中,由于人为作用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人类好坏价值判断对政治生态演替的关键作用,对生态演替的管理就变得十分重要——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点上,将政治生态稳定在最有利于人群活动的状态,是政治生态演替管理的基本着眼点。 8r.MODZG/ 比较而言,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演替不同,由于政治生态中人为作用的首要特质,它受制于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自然演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受生态演替管理活动的影响极大。一旦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活动着的人们、尤其是领袖群体认定这一生态结构不良,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良的时候,政治生态的演替就会因此变得非常剧烈和难以驾驭。这是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的鲜明体现。在一个既成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人们受政治价值观念的驱使,会将自己认为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改良该生态系统的精神驱动力,同时会将自己怀抱强烈期待的政治制度理想模式作为改良既成政治生态的行动框架,以期成就一种最佳的政治生态模式。这个时候,政治生态的强演替定势就无可避免。 w@N)Pu 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之施以有效的生态演替管理,可以促进既成生态系统中活性因素发挥优化该生态结构的作用,从而维持该生态系统的稳定域,保持该生态系统的蓬勃生机;如果对该生态系统演替失于管理,就会对这一生态系统发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置该生态系统于死亡的毁灭性结果。由此可以说,对一个呈现出强演替性特征的政治生态系统进行演替管理,管理的精准尺度与有效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iy(+} 从实践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强演替性呈现,似乎又强于当今世界的其他政治生态系统。这是受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以及该生态系统处于一个剧烈的改革状态所决定的情形。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视角看,中国的改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系统戛然而止,无法维持其稳定域,出现了内驱外逼双重动力驱使下的结构性变化。但现代的政治生态并未系统生成,更是长期无法成熟落地。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系统的三个基本困难长期未能有效克治:一是晚清的帝国逻辑与新生的民族国家逻辑的对立冲突迄今尚未化解。二是民国的党国逻辑与现代的立宪民主国家逻辑之间的对峙至今未能调和。三是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主权逻辑与政党领导一切的权力逻辑之间的错位尚待理顺。当这三个关乎中国现代政治生态系统良性建构的问题叠加到一起的时候,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演替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就可想而会了。 9mv6 前两个政治体(晚清与民国)累积的政治生态优化的难题尚未解决暂且不表,仅就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态系统而言,由于建政初期未能完整确立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生态结构,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一些基本要素之间,一直处在相互冲突、难以彼此适应的状态。举其大端,就有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执政党按照政治意志还是法律规则治理国家的问题,政府是按照长官意志行事还是依法行政的问题,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结对导致的发展障碍问题,粗放型经济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赎买性忠诚催生的普遍腐败问题等等,都对人民共和国的优良政治生态发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一些问题,属于建政之初就存在的老问题;一些问题,则是集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结对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系统稳定域都发挥的是负反馈作用。近代以来的历史沉积问题,加上人民共和国的新老问题,相互叠加,经年累月,堆积如山,积重难返。 + L5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兴利除弊,保持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勃然生机。但是,由于积弊难改,非大黄猛剂,不足以起沉疴。因此,中国的改革力度必须空前强劲,才能够化解窒息政治生态生机的种种弊端。但在化解政治生态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弊端,由此注定了化解政治生态弊端的前后相继之处境。这就是人们感知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力道总是趋强的原因。 j,_{f =3;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是化解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匹配造成的经济发展停滞问题。但这样的权宜性改革,并不足以从根上解决中国政治生态诸要素不相适应的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人人都面对治穷的问题,因此致富的意欲遮蔽了此外的一切欲望。集权政治与发财致富的冲突远未呈现给世人。但这种配置模式的两种结构在关系上是很难磨合的。因此,自198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总是磕磕绊绊。对中国的既成政治生态系统而言,集权政治是维持这一生态系统的预设条件,这就让市场经济仅仅成为单纯聚集财富的活动。两者搭配在一起,就意味着权力与财富的内在勾连关系是铁打不动的——以权力谋求财富而对权力愈显忠诚,以财富巩固权力愈见谋财的极端重要性。于是,腐败的发生与蔓延,就必然浮现于中国的既成政治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