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逻辑凌驾于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之上时,社会主义政治的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新古典主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凯恩斯主义(政府作用)的话语重叠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观察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运行轨迹。
\"Np'$4eu 在当代的语境中,左翼和自由派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党、国家和经济这三个方面。党在夺取权力和巩固政权方面显现了力量,但在建立过渡性国家的过程中却时刻面临异化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或许有惊人的成就(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关系方面却不断妥协;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市场制度在俄国和中国等国家重新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将国家再度界定为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控制机器。这些状况与中共在1950年代后期对十月革命的经验所做的归纳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估计完全不同。当年的中共坚持认为:政党、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等等,恰恰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成就。
OSBE5 1956年与今天的局势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教训,并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同于西方左翼对于政党和国家形式的质疑,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而言,人民战争中的政党与未经人民战争的政党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延续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形式,而在于能否有效地形成让这些制度成功运行的方法。毛泽东说:“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109]当他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思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集中阐明的是武装斗争的战略,群众路线的方针,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建设的路径,区分敌我两类矛盾的辩证法,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的方式等。
hk~s1" 即便在今天,区分这两种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共产主义除了作为哲学假设,还包含着仍然可以激活的丰富经验;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应该而且需要对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进行总结,像当时的革命者们一样,不仅思考革命的原则,而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历史的和理论的总结。这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盲目而空洞地以革命相号召,像卢森堡批评的那样,将在特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当作革命的样板推荐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而是直面当代的条件和危机,探索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抽象地、两手空空地面向未来,也不是单调地、教条地重复群众路线、人民战争和党的建设的口号,并以一种反智的、专断的方式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凝固化。这是持续性危机的时刻,是19-20世纪的伟大实验成果正在耗尽其活力的时刻,也是孕育着新的、不同以往的知识的、经济的、文化的、交往形式的变革的时刻。在新的知识条件、社会构成、国际关系和经济状况之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过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激情、智慧与想象力,拒绝经济以分离的形式主导日常生活世界的宿命,摆脱少数精英以分离的形式控制大多数人生活的模式,让每一个人投身创造性的、集体性的和制度性的实践的路径。
N.fIg 因此,除了“假设”之外,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实践的课题,但在今天的条件下,这个实践的课题需要从理论探索——包括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分析——开始。
f~53:;L/ [=iq4F'7 参考文献
V; ChrmE [1] 这是一篇在匆忙中形成的文字,其中综合了我在《亚洲想象的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等论文中的想法和表述。这一点需要首先给予说明。
3TJNlS [2] 这是谢·亚·菲拉托夫在“1917年的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莫斯科科学-实践会议上的发言,刊于《1917年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一书,1995年莫斯科版。这里使用的是标题为《关于布尔什维克实验的争论》的译文,刊于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05、307页。
>uVG] [3] 这是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历史部编辑B.布舒耶夫对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国际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副主席亚·叶·拉比诺维奇的采访记录,刊登于1990年第16期《共产党人》。这里引用的是题为《1917年秋季的俄国》译文,见《“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25页。
Fax73vl|^a [4] 这是乌克兰国立卢甘斯克师范学院教授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福明刊登于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6年第10期的文章《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中的观点,引自同上书,第367页。
</fzBaTo [5] 同上,第351页。
3[c54S+(U [6] 这句话是列宁的原话,但作者按照自己的论述加以运用,见同上书,第352页。
z\\MLyS [7] E.T.博罗金:《1917年我国发生了什么事件?》,原载苏联《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91年第9期,译文见同上书,第137-138页。
aW"BN 5eM> [8] 列宁曾说:“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一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0页。
}\9qN! ol [9] Главная >Указы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9.412-рп,见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http://www.sohu.com/a/150648899_688065。(2017年11月3日登录)
}5A?WH_ [10] К 10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смысление во имя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引自同上吴恩远文。
M|\XFO [11]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http://www.sohu.com/a/150648899_688065。(2017年11月3日登录)
hfY2pG9N [12] 关于上述事件的每一项,俄罗斯学者之间都有不同意见。李燕:《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俄官方与学界的新动态》,《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3期。网络链接:
http://elsxk.hlju.edu.cn/info/1117/1843.htm。
-v]7}[
.[ [13]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Q<M>+U;t [14]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9.15 г. № 487PDF, 39.0 кБ,引自同上。
jWm<!<~ [15] В МИРЕ 14:22, 9 марта 16,引自同上。
P\Ka'i [16] 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J9o]$.e [17] 《普京在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式上的讲话》,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69703256931939&jumpfrom=weibo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7年11月3日登录)
:5dq<>~ [18]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0g1uM:; [19] 同上,第34页。
myPo&"_ x [20] 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4-35。
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3o1j l2n [21] 同上,p.36。
2nf{2edC [22] 同上,p.37
\X(.%5xC [23] Alain Badi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Bruno Bosteel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3, Number 3, Winter 2005, p. 481. (译文见阿兰·巴迪欧:《文化大革命:最后/最近一次革命?》,网载《文汇报》2013年8月11日)
RW3&]l= [24]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1-13、15-19、21-25页。
#e=[W)) [25] 同上,第15页。
Z*k}I{0,- [26] 马克思 :《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8页。
+UB. M [27]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174页。
i6[Hu8 [28]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同上,第222页。
rTx]%{ [29]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9卷,第6页。
cc@y [30]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518页。
*@D.=i> [31]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VH8,!# Q; [32]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7页。
+ 505 [33]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449页。
bkV_ ^8 [34]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上书,第423页。
+Ix;~ [35] 同上,第428页。
V%"aU} [36] 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俄国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即使想放弃份地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5页。
(u~@@d" [37] 关于俄国农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参见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页。
x]F:~(P [38]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未及面世,被沙皇检查机关没收并毁掉,只剩下一册,而且没有结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