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
coc :$Sr% l)91v"vJ 莫斯科近日召开了联共十八大。会上斯大林所做的阐述新国家理论的政治报告值得注意。斯大林的思想创新无疑并非来自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形势所迫。不久前几位官方理论家出于惯性思维重复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逐渐消亡”等马列ABC，旋遭撤职并被批倒批臭。对梦想“再活五百年”的当权集团来说，国家消亡的前途太难忍受，必须修正。
1s#GY<< 抛开上层考虑不谈，
苏联的社会实践处处抵触马列正统。工人拴在工厂里。农民关在集体农庄里。护照制度。取消自由迁徙权。工人上班迟到等同刑事犯罪。别说批评中央，哪怕对首长们低眉顺眼的本事稍不到家，也算大逆不道。国境被边防军和公安铜墙铁壁般围护起来，任何国家无出其右。旅居苏俄的外国人被当局系统地流放处决。所谓“世界最民主”的苏联新宪法的实质如下：每位苏联公民在规定时段有责任投票拥戴斯大林及其亲信指定的统一候选人。出版物、广播、宣传、鼓动、国民教育完全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据官方证实，近五年开除了五十万党员，其中遭枪毙、投入监狱集中营或流放的具体数字，我们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至少十几万党员分享到了与数百万党外群众类似的命运。对这些人及其亲属来说，很难相信苏联国家正在消亡。官员们让别人憋闷得要死，自己可没打算消失；相反，国家机器绷紧神经全力戒备的疯狂程度，人类史上见所未见。
hHqsI`7c 与此同时，当权集团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依官方解释，国家正走向十全十美的共产主义；谁敢犯嘀咕，贝利亚就会说服他。然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麻烦也在于此。依马列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对国家本质的其它定义均属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理论造假，早被马克思主义拆穿无遗。那么在“消除了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是什么呢？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止一次为圆满解释这个问题挠头跺脚。当然，公安早就把所有提醒当局遵守马列国家理论原则的人下了大牢，但还不够；需要对当权派的专制现状进行多少像点样的理论诠释，该诠释以两种方式进行。五年前十七大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解释说，与“旧统治阶级遗留势力”——特别是“托派残余”——的斗争，需要警察国家的存在。同时他们又说这些留遗残渣简直微不足道；又警告大家说上述残余的顽抗特别“坚决”，故必须以极端的严酷性和警惕性与之斗争。这套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一般地弱智：为何与虚弱无力的旧统治阶级“残余”斗争就得建立极权的国家机器，而推翻整个旧统治阶级只需苏维埃民主出现？无人回答。
F#\+.inO 事到如今，上届党代会炮制的那套国家理论也不中用了，被当权派抛到一边。五年来清除“托派残余”的工作进展巨大，党、政、军和外交机构因此陷于群龙无首。事态如此严重，以至于党代会上斯大林被迫担保不再搞一锅端清洗以抚干部人心。此担保半文不值：波拿巴独裁的特性，决定了它被迫继续从精神到肉体吞噬社会。不过，总书记实在没法坦诚相告，只好发誓从此不搞清洗。既然“托派余孽”和“旧社会残余”已彻底除净，请问国家为何存在？斯大林答道：“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困及其危险性，使国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以其擅长的神学行文口气，用多种花样表达同一个意思：“在国内，军事镇压的国家功能已消亡和消退了……（同时）充分保留着保卫苏联免遭外部攻击的国家功能。”“至于军队、镇压机关和侦察部门，他们已把自己的利刃转向外部敌人，而非用于国内。”
B*Q 让我们暂且相信这是事实。假定保存并加强中央官僚机构的必要性来自——并只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但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力。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最终消灭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若专政机关非但不消亡反倒日渐凶悍，至少意味着社会主义尚未建成。既然资本主义的包围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留享有若干特权的官僚机关，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能在身受围攻的单个工人国家里充分建成。这么说，斯大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了替苏联波拿巴政权（存在的意义）辩护，他顺手推翻了自己的主要理论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J|xPp) 说来说去，除了不自觉地自揭昔日实用主义“理论”的荒谬可笑外，莫斯科“新思维”无用至极。为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工人国家无疑需要军队、指挥系统和侦察部门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国家需要将军、元帅和上校之类的官阶及其特权享受呢？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那时苦行僧式的苏俄红军中尚未出现职业军官集团）的一道中央军委特别命令指出“军内……存在不平等——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情况下毫无根据的，过分的，有时简直是罪恶的”。命令的结语部分认为“不强求立即消除所有特权分子的所有优越地位，因为这是（目前）无法执行的任务。但必须有系统地使上述特权现象保持在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上。尽可能短时间内消除所有与必需军事工作无关的特权存在，因为它们正侮辱着——也不可能不侮辱——红军战士们的平等与同志情感”。这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基本路线，如今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无论客观原因何在（帝国主义抑或内部波拿巴篡权者的罪过），既然国家干部组成的统治集团（无论军人抑或党政文官）正在巩固壮大，就表明苏联社会正远离（而非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Fk&A2C}$b 侦察机关的情况同样如此。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视侦察机构为国家的精义。“侦察机关不可缺少”，他如此教导党代会代表们——其中与国家安全沾边的人差点占了一多半，“以便发现和严惩外国情报机构派往我国的特务、杀人犯和破坏分子”。谁都不否认侦察机关抵挡外部反苏活动的必要性，关键是侦察机构与苏联公民的彼此关系处于什么状态。无阶级社会的各部分必然和谐地由内部团结精神与凝聚力联系在一起。在克里姆林宫眼里，所谓团结精神就是“铁板一块”，斯大林的党代会报告曾对此大谈特谈。然而，特务、破坏分子和怠工者的存在需要同情者和掩护者。一个社会，凝聚力越强，对既有政治秩序越认同，反社会分子的回旋余地越少。为何苏联国内——照斯大林所言——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甚至超过了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总不能把帐都算到万恶的帝国主义头上吧！通常病菌的活动不仅取决于自身毒性，更取决于人体抵抗力。为何在“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帝国主义能找到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包括最高层官员）？换句话说，为何社会主义社会的党政军领导、政治局委员和无数执政党党员成了特务和破坏分子？最后，既然苏联的社会弹性度已如此之低以至需要全能的侦察机关保命，而侦察机关主脑也都是些“内奸特务”，先后被放逐枪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还能指望谁呢？贝利亚？他能威风几天？
iM s(Ywak] 实际上，格别乌消灭的主要是当权派的政敌而非帝国主义间谍。斯大林的新提法，无外是把平时的信口胡诌“升华”为“理论创新”而已。那么，官僚阶层掩盖真实目的而把处于对立面的老革命污蔑为特务的原因何在？帝国主义围攻一类理由难以解释类似行为，原因得从苏共内部去找，从苏维埃社会的组织结构里去找。
I 6F $@ 让我们先从斯大林那儿找起吧！“镇压职能消亡以后”，党代会报告中他没头没脑地宣布，“国家出现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并与窃贼和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分子斗争的任务”。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防范外国特务渗透，还在于对付国内窃贼；这伙贼如此神通广大，以至于需要极权独裁制度，以至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要考虑此因素。很清楚，只要一群人偷盗另一群人，就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尖锐的贫困和不平等，正是它们激发了偷盗现象。这里我们开始接近事物的本质。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非常严肃的历史因素，其本身就是国家存在的最好解释。不平等始终需要警卫，因为特权需要保护，而无权势者的反抗需要惩治，这便是历史意义上国家的全部工作！
q|R$A8)L.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部分，斯大林报告中最重要的地方是那些空白点。报告称苏联工人与职员数从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二百万升至一九三八年的二千八百万。众所周知，“职员”阶层不仅包括合作社伙计，也包括人民委员理事会首长。工人和职员被混在一起计算，目的是——正如苏联官方统计一直做的那样——避免大家发现官僚阶层（特别是其开支）的臃肿。
2dBjc{ 斯大林宣称两届党代会之间的五年里，职工工资年度总额从三百五十亿卢布增至九百六十亿卢布，即增长近三倍（卢布购买力的变化暂放一边）。然而，职工内部各阶层是如何分配的呢？总书记闭口不言，但告诉我们“一九三三年，产业工人年均工资是一千五百一十三卢布，一九三八年增至三千四百四十七卢布”，这里出人意料地单列工人。可惜，把“工人”年均工资（三千四百四十七卢布）乘以工人与职员总和（二千八百万），就会发现九百六十亿卢布的总数与斯大林公布的“工人工资总量”完全吻合！为粉饰工人的处境，“首长”不惜漫天撒谎，这号谎言就连稍有职业道德的资产阶级传媒也说不出口。官僚们吹嘘的“工人年均工资三千四百四十七卢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意味着——若去掉购买力变化的因素——把杂工、技术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程师、企业经理和人民委员的收入加在一起平均计算，而这也不到三千五百卢布。五年来，高管和工程师的工资涨了多少？杂工又涨了多少？党代会报告只字不提。通常只有最下贱的资产阶级辩护士才会一味用平均工资来粉饰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现在几乎已放弃这种老手法，因为已难再骗倒谁；但它却成了苏联当权派的心爱法宝！社会主义社会一条基本原则恰好是生产信息高度透明——“社会主义等于精确和全面的核算”，列宁教导说。“社会主义等于假大空”，斯大林反驳道。
uWerC?da 不过，若当此平均数字已包含最高级“职员”（即当权官僚阶层）的收入，那就大错特错了！除去相对不高的正式工资，所谓“负责干部”还从中央与地方党委金库中领取秘密薪水，使用公配汽车（甚至存在特种汽车厂，专为“负责同志”们生产优质汽车）、头等住宅、别墅、疗养院和医院。为满足其虚荣心，到处大兴土木修建所谓“苏维埃宫殿”；他们还可任意支配高校和剧院的活动。这些巨大收入（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支出）自不包含在那九百六十亿卢布里面。尽管预先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仍不敢在报告里提及工资合法总量的具体分配，我们无法从他嘴里得知工人与职员、杂工与技工、小职员与高级管理层之间如何分配工资。不必怀疑，已知工资总量的大部分必然属于为官僚充门面的高薪劳模、工程师等等。
;JR_z'< 利用平均数字（其毫不可信）回避收入分化程度；把工人与职员阶层混为一谈；把职员阶层与高干阶层混为一谈；回避众多秘密工资奖金的存在；论及“工资中等水平”时只谈工人而“遗忘”职员因素，即为官方粉饰现实的几大手段。官僚们利用上述卑污手段的目的无外是欺骗工人和世界并掩盖特权集团不断增长的收入。
<e' l"3+9( 如此看来，所谓“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窃贼偷盗的侵害”，几乎总意味着保护官僚阶层免受劳苦大众的侵害。需要补充的是，官僚阶层的秘密收入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亦违背自制法律，属于百分之百的偷盗。除上述事实上合法的偷盗，干部们还有种种非法偷盗行为，斯大林对此被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蛀虫们正是当权派的最佳社会支柱。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官僚窃贼和人民财产浪费者的保护伞，这道理论公式比官方解释更接近真理。
Hbz,3{o 5 斯大林在国家的现有社会性质上扯谎，就像他在工人工资水平上扯谎一样；两件事上他都以特权寄生虫代表的面目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度，想大张旗鼓美化不平等和新权贵的出现以及各色特权的增长，就必须给群众灌输铺天盖地的谎言，同时施加日益严酷的迫害。
:<E\&6# oC 需要澄清的是，贪污和偷工减料作为专断官僚主要的收入来源，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剥削；但从群众的利益和现状的角度看，这简直比任何“正统”的剥削还坏。官僚阶层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有产阶级，可它身上集中放大了有产阶级所有恶习。鉴于剥削阶级生产关系在苏维埃国家无法成熟发展并直接抵触十月革命形成的社会生产基础，现存国家机器时常带有政治痉挛的特征；换句话说，为保护当权派的系统偷窃，国家机器不得不采取间歇性社会劫掠的手段。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产生了波拿巴政权的系统性强盗行为。以为这种国家机器会自己和平“消亡”，等于迷失在理论癫狂症的世界里。波拿巴集团必须粉碎。苏维埃国家需要复兴。只有那时，国家消亡的前景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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