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与根治：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维度

作者简介：杨楹(1964- )，男，四川中江人，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制度伦理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0 EGMI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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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清理了理论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倾向，将已有的研究概括为经验实证主义、先验道德主义、浪漫主义、法权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等五种基本范式，并简要勾勒了每一种范式的内在学术理路;在此基础上，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角，强调在全面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将自然界“功利化”和简单对象化，凸显自然界的“有用性”，从而形成对立、对抗性的思维逻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成为人类必须直面的“全球性问题”。文章提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几种主要范式，各自有其价值原则和合法性，但是，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将之置于马克思批判、解放的整体理论逻辑中来加以审视，才能探寻其谜底和终极之因。而马克思则强调正是居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动机所固有的单纯的外在“对象化”逻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异化状态的自身无解，为此，马克思提出必须以承栽更为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可从根本上解构“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峙性，从而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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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人与自然;范式;功利化;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L<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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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是“人与环境”关系的原初状态，该关系进而演化为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系列嬗变本身，指示着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深刻影响，由此，生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形态。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就“生态环境”本身已成为一个人类生活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引发了不同的学科综合诊断和探究。这一系列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对现代性生产方式的反思与批判，并力图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人类最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化解二者之间的恶性关系，根治“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 .+d.~j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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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就其研究路向、思维逻辑及其价值原则等多维度所表征出来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范式。 ]#sF p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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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经验实证主义范式。该研究范式以描述生态环境遭遇破坏的事实及其程度，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甚至国际关系以及个体身心、精神等诸多层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起点，以宣导生态环境、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为理论动机，以推出具体的措施和手段，解除或改变当下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状况为其价值目的。 2{}8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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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研究范式，首先以大量的数据材料为根据，对“生态环境”各个构成要素被破坏的真实状态，做出明细而翔实的“事实判断”，坚持坚实的“事实”路线，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恶性状态的严重性，并由此警示当代人类的生存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力图探究“人”与“自然”矛盾紧张关系生成之因。如此，构成了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逻辑进路和运思原则，客观上促使人类正视，并力求矫正处于困境中的人类生存状态，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向友善型转换。但是，这一研究范式，只是将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予以掀开，并未找寻到引发、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如此，其开出的“疗治”处方，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从而使整个研究范式落入直观的窠臼，未能深度地挖掘出“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历史性内涵与真谛，也未能探寻到彻底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有效之路。 p}e1!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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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先验道德主义范式。该种研究范式从利益主体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合法性质疑入手，以利益主体的道德优先性为前提，以解构利益主体之有限性所具有的天然局限性为逻辑主导，以利益主体的道德自觉为中介，从而解除利益主体本然具有的时空限制，即历史性、社会性生存的限度，强调现实的、受制于一定历史和社会的利益主体以利益的人类性为目标，以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对局部性和个体性的超越为价值指向或旨归。 xg;I::hE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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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研究范式，高扬利益主体的道德自觉，以及因道德自觉而促成其利益边界和利益本体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存在特定时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族群”、“国家”都可以以人类整体性的“类”利益为指向和旨归，解构其自身利益的先在性，从而实现价值从局部向整体，从个体、族群向“类”主体的移位，如此，通过利益主体的道德自觉，超越人类在自然环境问题上的“各自为政”，形成了人类的整体利益链和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规范不同的个体、族群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 T0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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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研究范式，以利益主体“应然”的道德状态为其根本的支点，倡导道德理想主义，无视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利益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分配差异之历史事实，如此，这一研究范式，难免最终陷入一种环境乌托邦和道德理想主义之中。 ^B?b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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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浪漫主义范式。该种研究范式以当下人与环境关系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事实起点，以“前现代”历史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想象性关系状态为“原型”、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状态为批判的尺度，对人类在现代生存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则进行深刻的反思，以节制、节欲为道德律令要求个体、族群和人类整体，以教化人们质朴的环境观念、环保习惯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手段，以每一个个体都成为环保的积极实行者为路径，从而实现其所描绘或构造出来的一幅田园美景，即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画面。 ;O~k{5.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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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种研究范式，着眼于现代生存所带来的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和解决的矛盾，以“前现代人”与自然关系为理想状态、为模本，强调人类应该控制欲望、限制需要，进而从宽泛的“人性”贪婪批判为其精要，提炼出人类发展、膨胀着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形成剧烈的矛盾与冲突，否定现代人类的生存原则、生存逻辑中存在的“恶”，如此，从其价值立场上来看，是从整体上对现代生存的批判和反动。其根本的问题，是未能深刻地透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恶变的根源和症结，因此，也未能找到超越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现实之途，如此，该种范式最终难免陷入与道德先验主义相类似的“乡愿”。 Kl/n>q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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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法权主义范式。该种研究范式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权利”本质为分析的主轴，以“法权”的明确性、边界锁定为目标，以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权之“平等性”为价值准则、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主旨，探求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尖锐化之原因。 IzI2w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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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种研究范式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环境越来越严重地遭遇破坏，其根本的症结在于不同的生存与发展主体之法权关系的混乱，大量的个体、族群和民族越权、侵权。如此，要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就必须以明确的“法权”来进一步规范、限制利益主体的权利无边界的扩展，从而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与冲突的深度扩散。 {A`J0ol<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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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批判、建构主义范式。该范式以生态恶化为事实起点，进而追问生态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本质和终极原因，进而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立场与原则，建构具有未来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该范式中，就其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又呈现出不同的路向和特征之差异。 g-LM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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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批判和建构主义范式的学术路向来看，该范式主要从技术和价值两个维度而展开;近年来国外生态哲学的深度研究，从工具理性的反思入手，以技术异化及其结果的批判为主线，直追生态环境恶化的生产制度之根，强调必须实现现代生产方式自身的历史性变革，超越局部、私有化的生产逻辑，实现整体性的自我超越，从而为解除“人与自然”紧张关系和负面效应提供了具有价值的路线。应该说，该路径的反思、批判，以及依此所提出新的建构之路，是富有建设性的，值得认真对待和借鉴。 M/a40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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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克思哲学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路向，显然是属于批判、建构主义范式的。但是，马克思对该问题的反思、批判的深度、广度，要优于国外生态哲学，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独特的理论视域与价值立场，从而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历史生活平台，同时也为我们探寻解决现实性的可行之路。 ,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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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以上五种主要研究范式，仅就理论取向和研究逻辑的主要脉络而言，并不意味着这五种范式已经无缺地涵摄了研究的多样性路径，因为就“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当代最为凸显的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来看，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以及哲学等诸多学科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介入，并对之进行了聚焦性的探究，如此，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立体的会诊的研究态势，也由此根据各自的立场和原则，提出了具有价值性不同的解决方案，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理论谱系与良莠杂陈的学术生态。 =@ d/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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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研究范式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现代恶性关系的反思与研究，无疑常常会交织着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纠结。但是，无论是对持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之合法性的反思，还是对“去‘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可能的质疑，从其价值立场、价值目的与价值理想的高度来看，似乎都是力图追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冲突关系的历史起因、扩散的路径和逻辑，探寻有效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从而建构新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RPVd8P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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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应该追问“人与自然关系”作为一个生活世界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成为当代人类的一种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而不断调整人类的价值观，并通过制度、规则等手段，不断对之加以解决，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深层本质? e.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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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生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并非一开始就作为一种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从生活的时代语境来确认，我们必须明确“人与环境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人类自身生产出来的，换言之，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该问题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特质。直言之，该问题即是人类现代历史性生产、生活方式之必然，是现代性历史的宿命或魔咒。 zL!}Y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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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类生存的意义上来看，“自然”是人类永恒不可剥离的前提条件;但是，“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因人类自身的活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始终成为人类生活构成要素中的一个“变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67同时，马克思也告诉我们，“自然界”并非本然地就作为人类生存、生活世界的要素。在人类的生活历史中，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人通过其自身的劳动不断创造而生成的。恰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2]57，而正是“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仅在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58;“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2]75;如此，“人与自然关系”远比我们日常思维所直观、所构想的要复杂、丰富而深刻得多。因为“自然”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始端时就作为一种与人类自身历史相对的力量、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客体”而存在着，同样，人类也并非一开始就作为一种自觉的“主体”而与“自然”相对。 S Rb-e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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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析人类生活的历史嬗变，我们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浑然和谐统一状态之后，随着人类本质力量的增强与提升，随着“自然”不断去“祛魅”，“自然”才不断由其原初状态，进入人类生活，才不断地生成为一定历史阶段的“感性确定性”存在，因为“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3]330，“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它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383，也才历史性地形成了二者之间二元格局的关系状态;马克思在检讨人类最初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以游牧生存为例来具体说明之。他说，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原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而事实上，“人与自然关系”由相并不悖，至二元分裂、对峙，再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进而引发人类对“自然”在人类生产、生活逻辑中的重新审视、定位和评断，乃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事。因为只有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自然”才真正而全面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世界，“自然”也才真正而全面地进入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从而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图景。 wLa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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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现代性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断地扩展，促成了世俗化运动的全面展开，也生成了与“前现代”迥异的生产逻辑，以及依此而建立的现代生活方式。 }h+{>{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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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全面世俗化运动，引动了人类“自然观”的全面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向。在现代历史的视野和生产逻辑中，“自然界”蜕变为现代生产的“资源”，构成现代生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资料”)，其价值直接被过渡或兑现为“使用价值”，而衡量和评价“自然资源”的尺度，即是其“有用性”，如此，“自然界”被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完全“功利化”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自然被功利化的深度和广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得以急速地扩张，形成了现代生产逻辑中独特的功利主义的“自然观”。如此，在现代性的历史与价值的构架内，经过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解构和本质、属性还原，“自然”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个待人类利用和开发的“资源集合体”的总体性存在，自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成为被人类分解、切割、进而不断被转化为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被不断开掘的、潜在的“资源库”，这样，呈现于现代生产镜像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被径直简化成为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开发与被开发的外在性关系。概而言之，以“有用性”作为其根本的尺度和原则来处理“自然资源”，以“功利”为目的，“自然”丧失了它应该具有的“独立灵性”、“审美意味”，“自然”被压缩并单一化为仅仅满足人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需要的“物理世界”。 7U1^=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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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支配下的现代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有用性”为标尺，为了满足私有制下资本运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冲动和原则，现代性的生产方式不断地突破地缘性限制，向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换句话说，为了不断扩大资源的来路、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他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76。如此，随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该种生产方式，以及该种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价值原则，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性的原则，从而导致“人与环境”关系简单化，进而紧张化的全球化展开。加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以及在运用中取得的成功，更加促成与强化了人类以“驾驭”自然的姿态出场，人类毫无顾忌地凌驾于“自然界”，未能清醒地意识，并警示自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如此一来，在人类的生产历史中，尤其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有在晚些时候才显示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略了”。而“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益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为唯一的动力”。“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3]300-384,385。 Dq[Z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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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地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出现的历史性病变，生成为渐次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导的、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的现代性生产方式;随着该种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张，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也就历史性地不断得以凸显。简言之，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科学技术实证化自然界，以及人类在此历史阶段形成的单一、简化、功利的“自然观”，即从生产制度、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等多层面的错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变异与扭曲化，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带来所谓人类必须直面的“全球性问题”。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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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一历史性生成的问题，马克思超越了实证主义、先验道德主义、浪漫主义和法权主义的理论视域和价值立场，展开了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与未来性建构，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探究中具有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的独特研究范式。 ?1.W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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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现代性状态的审视与判断，决不仅仅是一种事实判断，其判断内蕴着深刻的价值性，体现了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整体性颠覆与超越的价值原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此，就要求我们必须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批判与建构，纳入马克思批判解放理论的整体构架中来加以审查，只有这样，方能准确地把握住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性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意蕴与价值指向，以及由此展开的现实超越建构之路。 O|AY2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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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研究和审视范式，由于其价值立场、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等诸多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结论与不同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总括起来，可以提炼出“缓解”与“根治”两种具有不同内在分野的路向。 ]|_UpP8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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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及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五种不同审视范式所形成了对“问题”的诊断，以及由此开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应该说对于我们解决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这诸多的解决方案中，由于寻因之直观或现象层面，因此，实证主义、先验道德主义、浪漫主义和法权主义范式，都应该是属于缓解或适度的限制，而不是“根治”“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性的范式，应该说这是它们共同的理论缺陷。 8pXqgIb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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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缓解范式类型所倡导的一些理念、观念和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手段和方法，对于我们缓解不断恶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确具有镇痛的功能，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譬如，强调从观念和思想上批判和消除“消费主义”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的浪费和压力，要求人们自觉节欲;强调从思想道德层面，教化人们，使之在环境问题上实现道德自觉，促使人们在“环境问题”上具有道德担当的优越性;强调通过教育，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观念，从而降低生活的环境成本;强调应该强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环境上的法权原则，实现环境问题上“责权利”的统一;等等。这些思想和观念，以及实践手段，从性质和功能上来判断，都可以化归为“治标不治本”之列。 -P:o ^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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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一种思想倾向，我们必须对之正视，那就是反人类主义的“物本主义”至上的思潮，具体表现为绿党、绿色和平主义者等强调生态、物种至上、物种平等的原则。该种思潮，其初衷应该是善性的，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合理性原则，但是，由具有一定善性的价值出发点，到演变为最后的反人本、反人道的价值原则，这是与人类文明“以人为本”这一根本的价值原则相悖的。 M(U<H;C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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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克思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贯彻的功利主义价值逻辑和对抗性思维逻辑，导致二者关系的历史性病变与恶化的历史性解析，将“人与环境关系”异化之因的追问，直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提出唯有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以整体上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优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替代之，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唯一有效的现实之途。 ('z:XW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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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在解决“人与自然”对立性、对抗性关系上，提出既优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又能够替代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道路，即超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对抗性社会的“共产主义”。 +5x{|!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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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始终是处于一种异化的分裂与对抗状态。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2]66。同时，这种“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85。这样，使得人通过占有自然对象，才似乎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外在性的占有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史无前例地紧张和对立，从而引发二者关系的分裂与恶化。 EC/=Jl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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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他追求和强调的是“当物按人的方式通(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时间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2]86。如此，也就消除了人对自然界的功利主义立场和原则，解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性关系。而要真正实现和达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历史状态，彻底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与异化实质，就必须整体上实现“共产主义”，结束人类的“史前史”，因为只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人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81。这样，在该种社会制度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的自然界。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83。 rrP_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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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根治”“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异化状态，从而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本之策。此策之所以具有根本性，绝不是立足于道德应然、道德理想主义，也不是局限和满足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界被破坏之诸多现象的描述，更不是以“前现代”田园景象为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范本，而是根植于马克思基于深刻的唯物史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判断，基于对现代性异化劳动而派生的异化生活样态的整体性批判，基于现代性生产方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病态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现实扬弃，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共产主义”所承载的乃是一种比现代性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更为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①。 8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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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L<Q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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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生态学的社会主义也推导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更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化纳入到历史进程和实际行动中，这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扬弃是在新的社会模式的建构中进行的。 'Px}#f0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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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F:V$,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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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_S DW  
N c(f+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