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197 爱心: 4375 点 金钱: 7462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5-05 | 立马改弦易辙,恩宠儒教“卫道士”,靠儒教的“述而不作”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歌功颂德,维护得来不易的家天下。这几乎形成封建社会的“周期律”。两千年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儒教罪莫大焉! &3/`cl[+ Sp[9vlo8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墨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发展理路。 aKMX-?%t4 t'F$/mx. 子宫子著文论原墨的哲学思想体系,原墨的中心概念是“一同天下之义”的“义”。“义”的内涵与外延是“利”,是舍弃儒家的私利而为公利。“义”为“名”,“利”为实,“名实耦”,义利合。而“义自天出”,天又“兼爱”,人尚同“天志”,从而“兼相爱交相利”。此即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精神)的脉络理路。 ~"S5KroN Fe[6Y<x+: 古时的“义利之辩”,实乃儒家爱有差等的“私天下”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公天下”的对决。孔墨二人皆栖栖皇皇以救世之弊,“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然二人之伦理思想及政治主张绝不相同。“仁”与“义”分别为儒、墨之中心思想。前期墨家著作中,“仁”与“义”别无二致。“兼即仁矣义矣”,可证墨子所谓“仁”与“义”在某种意义上实可相贯通。墨子尝以为,君子之择取仁与义,并不在于知否仁义之名,而在于践行仁义之“实”。所以墨家要“取实予名”,言利为义。后期仁之涵义已与儒家大异其趣。“仁人之事者”行义也!“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xmiUN,| rX$-K\4W 言利于公,则“兼相爱交相利”,言利于私,则“别相恶交相贼”。在这里有一个哲学“悖论”,既然人的“本质”是义,人生是义的历史积淀,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怎么会出现“别相恶交相贼”的不义状态呢?根据西方牛人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私有财产导致人性“异化”造成的。比老马更牛的子墨子抛出了“兼以易别”的绝招。“兼以易别”就是对异化的扬弃。人类社会还要靠“兼相爱交相利”改变现实、“招财进宝”。根据墨子的观点,“义”即为“良宝”。“万事莫贵于义”,“义”完全可以理解为直观的社会主义。 q2
7Ac;y ^RnQX#+ 《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教是在与儒教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儒家以“干禄之学”为伦理基础,追求升官发财,满足一己私欲的眼前物质利益需要,所谓兴亡天下的匹夫之责也只是对皇家私天下负责。其急功近利心态与世界各地前资本主义时期贵族阶级的行径如出一辙,无“伦理底线”可言。而墨教的“自苦为极”、“其行难为”与清教洁身自律意义上的禁欲主义异曲同工。正如清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一样,墨教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顺理成章。 ANPG3^w _,^f,WO~ 墨子尝问儒者:“何以为乐”?答曰:“乐以为乐”。这等于说,因为享乐,所以享乐。所以儒教是一种极端利己的功利主义。逢官必贪,贪腐有“道”, 穷奢极欲,却只是“为享乐而享乐”。人生观不过如此。前资本主义正是受这种单纯的逐利动机所驱动的。而墨教评判“乐”的伦理标准应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墨教伦理属于一种“实用”的古典理性主义。“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乐”与“非乐”反映了儒、墨两家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的价值伦理观。既是韦伯意义上的“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行为标准。墨教非儒、非乐,非的是儒家贵族阶级的奢侈享乐。是与现代社会反对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堕落一脉相承的。所以当代执政党之反腐倡廉,可以看作是墨教非乐、节用理念的历史迴声。墨子说:“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还不够。还要重建宗教。当务之急,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法制、法治建设。 >> cW0I/` Y#lAG@$ 墨教的宗教价值观与他的实用主义“义利观”并驾齐驱。在政治上执“有义不义”,在信仰上执“有祥不祥”,有祥为福,不祥为祸。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为“福”。反之则为“祸”。有财不分贫,为不祥;居高位而不让贤,同为不祥。昔陶朱公治家数致千金、居官数至卿相,自谓“久受尊名,不祥”,急流勇退,三聚三散其财。司马迁称道:“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此为墨教最牛的践行个例。。 xLIyh7$t q[/g3D\G 像陶朱公这样的“社会主义先行者”的身影在历史典籍中比比皆是。历史为他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仗义疏财。这是一个通透着墨教“义利”伦理观念的中国民间专用词。点点滴滴,把散落在民间的社会主义精神像珍珠一样贯穿了起来。钱穆先生也好造句,称之为“通财共产”观念。古代社会不但有这种通财共产观念,也有以践行通财共产观念的社会组织。墨家社团自不待言;唐时发自民间的商帮、漕帮;宋时范仲淹所创义庄制;元、明、清后又有会馆制,都是这种通财共产制度的滥觞。社会主义精神因此大放光明。 pW ~;B*hF pXNhU88 古时,早在墨家之前,就存在一个“侠士群体”也即武士团体。其可与儒士群体齐名。晚周时,无论文士武士,均可称为“士”。以卖艺为生。所卖技艺才能大致分为文武两途。所谓“文能安邦,武能治国”。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即指文武二“士”。“士”在社会上地位比庶民、贱民高,故与一般庶民分别称呼。侠士为帮人打仗的专家。通常认为,墨家即出自侠士团体,不但帮人打仗、还是“有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进而讲究“治国之道”。墨家团体因此初步具备宗教组织兼“政党政治”团体的雏形。晚周贵族政治“礼崩乐坏”,昔日在官家之礼官乐工、祝宗卜史今失职、加之失势贵族,凡此上层失业流民,多成为儒士;而原来从事农、工等下层失业流民,多成为武士或侠士。墨子、墨教代表此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像孔儒代表儒士阶层的根本利益一样。墨教兼爱、非攻,非儒、非乐,都可以看作是古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是墨教践行群体“贱民所为”、义利天下的革命实践。 KdR\a&[MA w'}s'gGE 先秦侠士秉承墨道义经,在历史的长河里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在沉寂了数个世纪后,终于又在一种新兴的民间精神载体:唐人小说中爆发。在众多的“纪实文学”、“平民史传”里,从来都是以“好侠尚义”为主角。叱咤风云,纵横江湖。后世之“侠义小说”、“武侠小说”之源起,流经中、晚唐之辉煌,实乃发轫于上古墨教侠义精神之遗绪。而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之所以深得国人喜爱,实因唤起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共鸣”,是墨教精神潜移默化、历史积淀于国人性格基因所致。唐代自中、晚期始,其社会价值取向,基本上也是以官方为代表的儒家、儒教与民间潜流暗涌的墨家、墨教此消彼长、并行不悖的趋势。国人的精神脉络,基本上也是在死气沉沉“三教圆融”的基础上注入墨教自强不息的活力。 ybJa: ` .`:~_OE 中国社会中有组成社团的广泛倾向都与墨家意绪有关。之所以说漕帮、商帮、义庄、会馆只是墨家团体的雏形,也即在于他们只传承了墨家墨学义利并举的重商、务实的传统以“通财共产”自救,却不具备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之历史使命。后世之青帮、红帮乃至以辛亥革命为标立的五花八门的帮派组织,都是墨家团体组织之遗绪,且都仅止于墨家团体的雏形。而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之历史使命,后来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肩膀上。从“农民协会”这种墨家团体的雏形组织到“结党联群”,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范畴,都是共产党人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墨教理念,并将其社会理想普遍化于人民大众以及社会团体的努力和创举。“社会主义精神”庶几彰显。 "|i1 AR:I m:Rx<E
E 纵观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庶几相似。饶有趣味的是,在近代中国,墨教伦理践行与新教伦理践行有过一次近距离对照的机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苏慧廉所属英国循道公会也是新教教派。他定居温州二十年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等,都是新教伦理浸润、资本主义精神奇葩绽放的特例。几乎在同时,钱穆所言的墨教伦理“通财共产”观念也大行其道。如荣德生修桥筑路,陈嘉庚创办学校,帮会组织之会馆制度也遍及江湖码头。其时中国GDP据说亚洲第一。有史家称其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包括温州在内的江浙经济独占鳌头。应该说,新教伦理与墨教伦理“相得益彰”。温州在改革开放(第二波现代化)后仍捷足先登是否与“资本主义精神”抢占先机有关?抑或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潜移默化造成的?执两用中,应该是上述“相得益彰”的结果。两者的结局,也颇具戏剧化的“同途而殊归”。有史家说,苏慧廉的新教试验田是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但墨教也好不到哪去。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之后,又归于沉寂。两者同时陷入中国“特色”的历史怪圈。原因只有一个,儒家权贵资本主义在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复辟。 R{}_Qb 08:K9zr 庄子说,墨教“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一个“化”字,最能体现墨教的神秘和力量。墨教在民间的“潜移默化”无疑又与墨子本人的能力和气质有关。墨教内在的逻辑性和推理理路是有目共睹的。韦伯关于“理性”在中国阙如的论调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墨经》尝认为,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应是在“理智”的指导下进行的,或取舍当下小利避免将来大害;或遭受当下小害而趋向将来大利。此即所谓“权”。“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正也”。“两而无偏”。墨教教义:人所取及所应取之利,非目前之小利,乃将来之大利;人所避及所应避之害,非目前之小害,乃将来之大害。人为所欲为、唯利是图只能为害他人戕害无辜伤及未来,是“偏伤之患”。只“见其可欲”而“不虑其可恶”;只“见其可利”,而“不顾其可害”。当下中国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是否就是一种“偏伤之患”?要扭转当下世界范围内道德沦丧、经济低迷的“熊市”为“牛市”,是否还要靠社会主义精神? 3wN4kltt >X
AB# 政党政治的学说经由西方老马传入中国,却因此勾起我们关于东方牛人墨翟的回忆。蓦然回首,资本主义精神所侵染的“美善之政”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大异其趣。恍然让我们想起,伟大的春秋时代,伟大的墨子的伟大的竞争对手说过的话:礼失求诸野。这一次,孔子也牛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