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精华: 0 发帖: 7195 爱心: 4375 点 金钱: 7460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5-03 |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作了这样的概述,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300页)换言之,西欧各国包括农村公社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完全解体,资本主义从这种解体中迅速发展起来,西欧各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阶段及其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后,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就是存在于“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 hdi/ k!9[\ [③] 从方法论上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0页)这实际上也就是说,“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还不能直接用来诠释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Mr5E\~K>s [④]“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民粹主义者。由于他在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与马克思相当接近(在俄国范围内),故而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例如,1870年3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一文中说:“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一书的作者——引者注)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4页)再如,1873年7月,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9页)。 cJ6n@\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D{Zjo)&tF' [⑥]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e?Pzhha [⑦] 笔者之所以认定“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是马克思所预设的“历史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中的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构成要素,其根据有二:一是,从社会形态基础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所预设的“历史环境”的其他主要构成要素如“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胜利”、“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论证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就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可能性。二是,20世纪初期以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只有“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起真正的社会主义。 7e{w)m:A [⑧] 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只“限于西欧各国”的多次强调,就构成了这种科学规定。 e|`QW|9 . [⑨]目前学界有种观点,即:马克思在其晚年强调的还是西欧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战略,对于俄国革命的判断只不过是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所作的一种策略变通,因此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对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果真如此吗?马克思似乎有“先见之明”,他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就回答了后人所提出的这方面问题。在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强调:“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显而易见,在晚年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着对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从而也同时存在着“两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正确考察马克思这两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间复杂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全面把握他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一般与特殊间的区别和联系的思想。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在对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肯定包含着他对“西欧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战略”的考虑,但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这种考虑置于他关于“两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来认识,而绝不能得出马克思“对于俄国革命的判断只不过是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所作的一种策略变通”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为了“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努力“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的马克思来说(同上,第464页),实在是太轻率了。 ,rvw E [⑩] 笔者以为,恩格斯在1894年1月所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总结了马克思和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并对“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从方法论上作了这样的概括:“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459页)。 %gF; A* [11] 这里所说的“没有对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和普遍间的联系及区别加以进一步的集中阐述”是指:马克思没有把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和普遍间的区别和联系,从他为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预设的“历史环境”中提炼出来加以阐述。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和普遍间的区别和联系,是寓于马克思为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预设的“历史环境”中的,而“历史环境”则是可变的。 \S[7-:Lu^ [12]“纠缠于马克思词语上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就会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是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还是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论述,视为他关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还是从非资本主义发展而来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论述。 XHX\+&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Rn\e%7 [14]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生前虽然没有看到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相关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序言》俄文版第2版序言中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论说,以及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结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对他和马克思相关思想的阐述,他们是很清楚的。因此,本文关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相关思想中的延伸和分离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 2D5S%27, [15]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页。 N36<EHq [16]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B.wRZDEvc [17] 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79页。 5h"moh9tG [18]《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Axwj [19] 迄今为止,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1905年以后的分歧和相关争论由以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不过,本文这里并不打算继续深入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而只想就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问题陈一管之见。 :YL`GSl [2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1914年后基本持与普列汉诺夫相同的观点,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在许多方面支持列宁。卢森堡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也与列宁有所不同,因此,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和“特殊”的分离过程,不仅仅涉及到普列汉诺夫、列宁两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过,因本文叙述逻辑的需要,故暂时舍去了考茨基、卢森堡、布哈林、托洛斯基等人的相关思想在其中的作用。 Im
NTk [21]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王荫庭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203页。 IoEITKd [2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ADtL [2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D * [2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FME&vUh/ [25]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与“特殊”间联系被的“分离”,意味着“普遍”与“特殊”各自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w{ lC, [26] 列宁在1922年11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文章。在该文中,他对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所遇的困境以及对摆脱这种困境的努力作了总结,其中包括他对很快下决心实现“新经济政策”原因的说明,他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9-720页)。 {uurM`f}: [27]《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 1d;jx [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积极成果”,视为包含着制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成果在内的广义的成果。例如,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