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中还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小农阶级的均贫富思想,而平均地权等政策又来源于美国的单一税理论,兼具中西元素。在以上三个方面,民生主义都极具中国特色。所以说,民生主义确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K zWo}tT 'R7 \ 4.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成败 2*:q$ c ->cL)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老师课堂上介绍的五四时期几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温和改良特征与先前宣传灌输的社会主义概念大不相同,从而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有一些同学的期中讨论就将重点放在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试图解释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中的一种温和方案,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历史的主流。 Cr.YSWg)4 C96/ 中国的基尔特主义者不是仅仅抱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所谓产业自治的观点,却也不是资本主义者。他们觉得资本主义是切实的目前该做之事,而社会主义是遥远的理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只是为了宣传他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充当了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一方论者的主角。二者分歧的核心在于,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以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失败了,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国家”阶段,推翻了后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却无法越过开发实业、发展经济的阶段。消灭了私有制,却没有其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又如何能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实业,只好引进没有效率的苏联模式。 k#].nQG z#*.9/y\^R 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基尔特的驳斥并不算有力,其理由:第一,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在全世界成为潮流和趋势,但这与中国按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李大钊的驳斥即是可笑的:“要看中国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看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世界如何,中国当然要追随潮流”。第二,尽管中国国际地位落后,国际环境严峻,时间上不允许渐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罔顾国情,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好”的观点更是混淆了实然与应然。资本主义的确存在弊端,比如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快乐,会导致两极分化,但这也不意味着要采取社会主义。引用他们的对手陈独秀的话,采用已造成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只是“无谋”。李汉俊说:“俄国革命说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因此中国没有犯这种错误的必要。”但这并不是必不必要的问题,跨越历史阶段反而是犯了错误。 $YSXE
: 8z9{H 对于一些主义思想的成功案例,我们习惯上有一种解释方式,叫做“符合国情”。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有违中国国情吗?其实,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把握了一些中国的命脉,如张东荪就提出中国当时的国情就是贫困至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发展实业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首要是让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反而没有结果。 q(KjhM f"ezmZI 可是最后为什么基尔特主义者的观点没有被付诸实践呢?同学们概括了三点原因:首先,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发展经济的根本。没有国家独立,妄论发展经济。依附国外是没有出路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更是第一迫切需求。中国内忧外患,既要推倒压迫人民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也要赶走外来的殖民者,这都不是能靠温和改良的路径来实现得了的。基尔特主义的这种温良性质决定了它适应不了中国当时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情需求。其次,社会环境不需要这种温和的主义。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展开了五四运动。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率先成功的案例,这对崇尚激进的青年是很大的鼓舞。只有主张革命的观点才能吸引激进青年,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调和色彩,对崇尚激进的青年来说,吸引力还不够强大。最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传播者并没有对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停留在浅层的译介上。基尔特主义者没有展开深入的研讨,思想不够强势,从者既不多,他们最后又转向发展实业,反对空谈主义,更使得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研究搁浅。而且传播者对这种理论的传布并没有精心的策划、组织,他们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为之成立政党,开课,组织学会为之宣传,甚至有专门的“宣传部”,铺天盖地地宣传以争取支持者。张东荪甚至认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更无其所谓工人政党,没有在乎中共宣传的力量,温和者往往吃亏,使基尓特如坛花一现。 @aIgif+v kBo:)Vej4 有同学指出,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基尔特主义者的观点没有市场,但是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基尔特主义者的很多观点却与改革开放不谋而合,现在借鉴其某些思想观点,反倒有利于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Vyys[MMY8 NAR6q{c 5.关于中国托派的评点评论 aFnel8 ~t6q-P 中国托洛茨基派也引起了同学们广泛关注。1928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组织初现雏形。随后他们大力宣传托洛茨基思想,造成了中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陈独秀。这个名称的来历是陈独秀等人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所谓分阶段的“不断革命”。托派并不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要分清各阶段革命的性质和策略,不能冒险,时时坚持无产阶级性质,不搞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由于不断攻击中共的路线并向中共示威,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1931年5月l日至3日,正式成立了全国性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不容于国共双方,既遭受中共的排斥,也遭国民党的围剿,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要求,也屡遭中共拒绝。随着一次又一次骨干被捕,群龙无首状态下内部分裂内斗,中国托派政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希望化为泡影。随着中共取得政权,中国托派又建立了潜伏组织,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地下组织,由此被中共彻底取缔。在能搜索到的史料中,苏共、中共都极尽所能对托派进行了妖魔化、污名化,对中国托派实际作为的评价有些偏颇。 (> al-vZ6A }%|ewy9|CW 其实托派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是最坚定的,中国托派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依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不断革命,主张全球一起革命,反对一国特色,听从第四国际,讲国际主义,这一点应该说是忠实于马列原教旨的。托派否认斯大林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成功,共产主义可在一国实现的所谓“创新”,这与中共后来的继续革命论也是有区别的。其次,否定工农联盟,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所有阶层的“革命性”都加否定,只承认工人阶级有“先进性”,农民则是“落后的一群”,而此话最初也的确是马克思说的。由此托派反对农村包围城市,认为那是利用落后势力夺权,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而坚持城市中心,甚至议会斗争。第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主张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只承认无产阶级有革命的资格,有专政的资格,认为泛化的“人民专政”是混淆了阶级阵线,也因此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进而攻击国共合作,攻击联蒋抗日,政治上他们是永远的反对派,且很坚定,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全球同步实现共产主义。 8dczC GcBqe=/B! 同学们对托派的评价是:首先,认为他们的存在尴尬而不合时宜,由于立场过激,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革命转型期依然追求世界革命理想,钻牛角尖较死板,不妥协不讲究策略,反对“机会主义”,因而失去了发展机遇,其人数始终很少,在中国没有形成实际上的政派。抗战时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均有代表,托派却独缺席;其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研究较认真执着,学理上功绩卓著,翻译了不少文献,写了些文件,但书呆子气十足,在实际斗争方面则屡遭败迹,奉行马列斗争哲学,左得不能再左,脑子不转弯。中国托派大多是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识分子,文化素质高,以文字为生计结成帮。他们执着于传播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有大部头著作,但影响力有限,败给了左联的“普罗文学”,连鲁迅也公开发文骂他们。托派虽有坚定的拥趸,却不知权变,以致于坐穿牢底,而名声并不佳。第三,人人自以为是,好斗好胜,忽视政党共同利益,内斗严重。中国托派像一个没有铠甲和武器的斗士,只想着如何斗争,没有考虑到保护自身生存和发展。托派曾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但他们毕竟被开除出党,却又无法建立第二共产党与之争锋。中国托派本身内部分化严重,各小团体之间亦交锋激烈,导致组织涣散,过分讲究独立思考,具有“文人革命”党同伐异的通病,最后是一事无成,下场可悲。 .GrOdDK$ns Zy}tZ RG 就托派的成败而言,同学们认为他们既成不了大事,也就不足为训。中国托派思想极左,对革命充满狂热的执行欲望,在民族危亡之时为革命亦不惜挑动阶级矛盾,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托派否定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取消主义,抗日战争是革命失败,则其世界革命又能有何意义?因此,有同学认为中国托派“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他们虽是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对主义矢志不渝,绝不服软,但不顾国情,不顾一切地斗争,实际上会葬送马列主义。中国托派是纯情的理想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在中国特殊环境下,主义是不能保持纯粹的,至少不能是原装,但这个度的掌握在哪,也值得深思。 7~7L5PRW ,d#*i 二、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缠绕 2JfSi2T 5J5?cs-! 现在当人们提及社会主义时,常常会把它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本次讨论的第三部分,正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关系来展开的。 ![_x/F9 7L!JP:v 1.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对孙中山的影响 XNz+a|cF idI w7hi4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个大杂烩,既包括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也包括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权主义,还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饱含大汉族本位的民族主义。然除其民生主义具有社会主义底色外,其民族主义后来也深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在阐释“民族主义”时指出:“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益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甲、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乙、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之自由平等之地位。”至此,孙中山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实为“大汉族主义”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被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所取代。学者郑大华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在1923年后能够提出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而取代以前的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主要是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对此不少同学是认同的,孙中山晚年的社会主义观由欧美式转向苏联式,其政治话语和革命策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观也转向了。 I|@+O# UL+Txc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吸纳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