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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h4.A J_7 w _T/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Г．尤尔科维奇[1]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w? 0f[" ^Q#_ 20年代初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纳入其推广世界革命的进程之中。不过，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年青的
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国民党为另一方的这二者之间，却各有自己的动机。它们寻求解决政治、经济和
军事问题的政治思维习惯也各异。这些不同之处，加上十分特殊的中国国情，而莫斯科又并非总能客观地予以评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情况：被移植到中国土壤的“遗传性物质”远不能在各方面都按照该方案外国炮制者的计划发展。国民党武装力量的情况也是如此。武装力量的
历史与黄埔军校紧密相连。
$+80V{J# @ g#5d|U); 众所周知，建立军校以培养可靠军事干部的建议，是1921年12月由共产国际代表Г.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来的。1923年，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之后， 这个计划开始初具规模。到是年9月，孙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和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在广州开设军校一事达成了共识。[2]
M nD}i&k[ 0)|Z 7c& 1923年秋，华南已经有了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И.Г.格尔曼，В.Я.波利亚克，1924年1月25日Н.А.杰列沙托夫和А.И.契列潘诺夫也到了广州。[3]从国民党组织训练军事干部伊始，他们就积极参加工作。1924年1月24日，据大元帅关于组建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该校以黄埔军校而闻名)的命令，格尔曼，波利亚克，杰列沙托夫，契列潘诺夫和鲍罗庭同孙中山会见时商定，该校主要培养陆军军官。[4]П.А.巴甫洛夫以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到广州。据他的建议，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防务委员会，[5]巴甫洛夫担任委员会的军事顾问。[6]1924年整个一年里，苏联军事顾问团不断充实扩大：航空专家Д.乌格尔(列密),女性侦察专家М.萨赫诺夫斯卡娅(楚芭列娃)，海军战士П.И. 斯 密尔诺夫 ，沙尔菲耶夫，艾蒂金(勃拉依洛夫斯基)，Н.А.舍瓦尔金，炮兵专家Т.А. 别斯恰斯诺夫，军事工程师Е.А.雅科夫列夫，Г.И. 基列夫，格米拉，И.Я杰涅克(П.杰勃洛夫斯基)，机枪专家帕洛，И.齐利别利特，科楚别耶夫，Ф.Г.马采利克，В.П.罗加乔夫，В.А斯杰潘诺夫等。[7]1924年6月华南的苏联顾问团共有25人。[8]由于苏联同北京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广州的顾问们表面上是以个人身份—退为预备役的军人--受南方政府雇用的志愿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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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个人数不大的顾问团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考察时局和“友军”军阀部队的情况。在那里，如通常所见，人们对他们态度十分谨慎。他们允许顾问前去时，主要是想趁机要求财政援助。直到黄埔军校办成之后，是它的功绩才迫使将领们改变看法，觉得有可能请苏联顾问前来。
DZqG7p$u4i 20}HTV {v 苏联方面为黄埔军校提供了一些经费。据Р.А.米罗维茨卡娅从苏联军队档案中得到的信息，从1924年到1925年9月苏联一直为军校建校和开展工作拨款。[10]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财政报告和华南顾问团费用预算)，为支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顾问们在1924年的文件里就使用了黄埔教导团的名称) ,到1924年11月15日，共用去了275，000广东元。[11]11月15日至30日用去50,000元。国民党军队及其“友军”共用了112,744广东元，合90,195港币(二者比价为1．25：1)。这中间11月份还付给黄埔军校305，000广东元。[12]在财政预算的备注中说明，“黄埔或蒋介石将军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提出预算，但拨给他100，000广东元。这笔款是南方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庭定的。1924年12月又为黄埔申请了100,000元(从总数为127,244广东元中拨给国民党军队)，［1925年］1月也定拨这个数目。[13]
f9#zV2ke] d}O\:\}y 给黄埔军校的巨额拨款证明，黄埔军校在苏联方面的计划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些计划却未能符合国民党代表人物的打算和他们对黄埔军校的期望。
x+Yo#u22 b|_e):V| 苏联方面强调军校的作用，将其视之为新式干部的摇篮，让其成为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骨干。苏联军事顾问那些年写的文件里，经常遇到“渗透“一词。“我们”向某个将领部队的“渗透”应当给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式干部进入这些部队开辟道路。”[14]鉴于一个“左倾的”国民党才应当成为未来
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 顾问们就把工作重点集中在扩大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对军阀军队的影响上。
&h/r]KrZ u UjjAGZ 施行影响的代理人可以在任何一所国民党机关控制而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工作的军校里培养。 所以向军阀军队的“渗透”就是从他们的军校开始的。[15]“骨干干部”创造性活动开展之前，可以先从事积极的破坏性活动-“瓦解”不可靠的或者敌对的部队。[16]
d dgDq0N1j `dm* vd 然而，此后的事态表明，国民党的本意却是急切希望缔造和发展本党的“核心”力量。华南军阀势力后来受到镇压和被缴械，大多数情况下是“外来”势力—利用在军校基础上建立的“核心”部队--所为。不言而喻，不能把“核心”和“骨干”对立起来。我们要说的是对军事建设的观点中某种互相交叉又互动的倾向。
uqc G3Pi at?I @By 所以，无论苏联顾问，还是国民党领导都明白组建可靠的武装队伍的必要性。据米罗维茨卡娅的资料，在1924年4月中旬，苏联顾问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其内容是：1、建立党军(直接隶属国民党的军队)；2、利用苏联顾问为教练组建党军部队； 3、由这些部队统管“现有一切军用物资”。[17]1925年5月5日，苏联政府有一个决议谈到国民党的建军问题，其中责成伏龙芝向广州派遣一批教练员，为组建国民党新军拨出必要的资金和武器。[18]
My>q%lF=fw O\Huj= 华南苏联顾问团在许多方面满足于俄国国内战争和红军建设的经验。红军从一开始组建就形成了一支统一指挥的集中的军事力量。那些名义上作为国民党“友军”的军阀部队，与红军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友军”事实上乃是由中国旧式军队的残部组成。 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像俄国军队那样被全歼。受到收编的起义部队、匪军和以这样或那样形式重新组建的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着原有的传统，战法和政治游戏规则。
48 - j 'u.Dt*.Uq 其规则之一就是各军队间“一言为定”式的联合，军官们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苏联顾问们起初并不透彻理解这个特点。例如П.А.巴甫洛夫就曾计划从“友军”每一个师里抽出一个团，对其进行“特殊训练和教育”，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建立“党军”的问题。[19]这样一来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培养的“骨干”也许就有用了。这个计划显然是不可行的：任何一个中国将领都不会让权，不会允许别人染指他“自己的”军队—那是他政治势力的依托和致富和工具。
;87PP7~ 76D$Nm 巴甫洛夫在1924年7月不幸逝世，加伦取代了他的位置后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1、“从各师选取有
文化的士兵，开设4-6个月的训练班，结业后再把他们送回部队；2、对机枪手和炮手进行同样期限和同样计划的集训，这样将领们就有了初级军事专家，而顾问们和国民党也就在军阀部队中有了新式的干部。据加伦的建议， 据前几期士官训练班的经验，将领们应当坚信这样的训练班和集训对他们有好处。[20]加伦的计划要比巴甫洛夫的计划更加现实，但是也同样显露出重用新式“骨干”的特点。
x{;{fMN1 {|o WU8.l 顾问们还计划“逐渐向师长们发起攻击，以拉平各师力量，并把某一个师的剩余兵力编入另一个师”[21](着重是我加的--作者)。同时，打算改组军队的司令部，包括“设立一些组织和领导特种部队的部门”，“建成工程兵和联络部队”，在司令部内设立政治部等任务。
qIJc\,' u4hn9**a1 这话指的不仅是靠发展特种部队和技术服务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问题在于，军阀军队内缺乏对于20世纪武装来说通常应有的特种部队和技术服务的双重领导制。部队和联军既服从其所在部队的领导，又服从上述司令部内相应首长的领导。[22]这个体制能够保证对特种兵的集中供应和特殊设施的管理(联络、工兵技术等)，战役的重新分配和兵力与设施隶属关系改变等。在“友军”中实施这个制度，事实上剥夺了部队和联军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物资分配的权力，使之受到上述司令部更加严格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定能加强部队中政治部及其下属机关的建立。
B=O zP+ _|\X8o_ 为进行苏联顾问拟定的“友军”力量的改编，在1924年首先要求开展外交上的周旋和成功地使用上述新式的“骨干”。然而，接下来的事态表明，要想顺利进行改组，只能用直接向国民党的友军施加压力的手段。 由于有了黄埔军校，政府也就拥有了这样的手段。
YXp\C"~g &-*l{"7p+% 但是，在开始阶段，苏联顾问仅仅把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视为左右广东军政局势的一个杠杆，虽则是一个重要的杠杆。军校成功的榜样促进了在苏联顾问参预下相应院校的建立或现有军阀“友军”军校的改编。在黄埔军校开始工作的4个苏联顾问中，到1924年10月之后只剩下波利亚克和契列潘诺夫二人。“友军”军校中已经有苏联顾问在工作了，决定把契列潘诺夫调往黄埔军校。[23]华南苏联顾问团军事处的П. 尼洛夫处长在1924年8-9月间写给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武官的一个报告中写道，广州各军校工作至少还需要9个人—(滇军、粤军、湘军、桂军、黄埔和吴铁城的警官学校)6处各派2名。[24]尼洛夫说，“通过由一个训练中心—军校的检察机关-领导的军校……我们就有条件影响整个军队的训练。新的军官们将有新的眼光，因为他们在军校里已经受到并将要受到政治教育”。[25].
-1 dD~S$ WHx #; 关于对所有”友军“指挥人员(原文如此。--作者)实行统一教授和培养制度的问题，还是巴甫洛夫向国民党领导提出的。据他的倡议，在防卫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就设立了由蒋介石为主任的一个委员会，从事组织和实施军校监察计划的制定，巴甫洛夫为该委员会的顾问。他逝世后委员会的工作就停了下来。7-8月间顾问团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其工作。艾蒂金在该委员会内当了蒋介石的顾问，波利亚克为其助手。委员会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履行对军校的监察职能，最重要的是把训练工作统一起来。
8)S)!2_h $T K*w8@: 1924年7-8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该委员会，另设由三人领导的军校监察
机构，其中除蒋介石、汪精卫外，还应有一名苏联顾问。[26]顾问们就集中领导武装力量首先是军校所提的建议，最后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为6个军校设立一个军需部(杨希闵的滇军军校，黄埔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委员会成员有鲍罗庭，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和宋子文，由孙中山主持。该委员会集中管理和分配固定的财政。直接负责此事的，应当是大元帅直属的防卫委员会军需处处长。拟向该处长派遣由苏联顾问担任的“一名副手和顾问”，上述致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武官的报告中说，这件事容易做到，“因有一半的钱是由我国提供的”，防卫委员会军需处处长每月有100,000广东元，其中30,000给黄埔军校，其他军校，航空和警察学校所得款项微乎其微。不过，顾问计划中规定，军需处应当考虑把“支持［黄埔军校］的将领们”提供的款项用于军校开销，日后这些钱务必通过集中的军需机构拨到军校来。[27]但是关于经费的计算和集中分配将领们用于“自己”军队经费的这两两个计划未能实施。同时，1924年苏联方面把对“友军”将领们军校中的工作，视为与组建政府的军校同等重要的任务。
bkdXBCBx? b"X1 最早任命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顾问的是波利亚克，契列潘诺夫，杰列沙托夫。总顾问波利亚克直接与训练部王柏龄部长共事，契列潘诺夫和杰列沙托夫负责安排队列、射击和战术训练，同副校长何应钦将军共事。顾问们工作中的沟通因语言障碍而十分困难，他们不太懂英文和中文，无法“检查理论知识或审查教师的讲稿并做出必要的修改。”契列潘诺夫指出，“特别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独立授课。”[28]中国军官们对顾问们的建议，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何应钦和蒋介石努力配合，可王柏龄则为所有新措施的贯彻掣肘。按契列潘诺夫说，顾问们只好“夺回”直接向官兵演示操练动作或安排演习的“权力”……
"" UyfC[ ~B[e*| d 军校顾问团的成员定期更换。杰列沙托夫进了巴甫洛夫的班子，波利亚克参加了司令部的工作，所以他吸收了其他顾问直接前来工作。1924年秋天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内组建了特务班，从那时起，有关专业的顾问们就投入了这项工作。新到的顾问在黄埔进行了类似演习的操练，别斯恰斯诺夫，基列夫，杰涅克(П.杰勃洛夫斯基)，帕洛，齐利别利特，马采利克，罗加乔夫(奥利金)，斯杰潘诺夫等这些新到的人，前两个星期都是在黄埔工作的。[29]
rfonM~3?' -. *E<% 顾问们认为训练中最大的缺点是说的多，做的少，从而把“合理分配学科的时间”视为主要任务。例如第1批入伍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了实践课方面。顾问们遵照苏俄工农红军操典规定的方法，并没有要求把中国传统的队列和操枪方法予以改变，但是在战术(战斗保障，侦察，观察等)和射击训练方面还是以苏式操典的要求为依据。顾问们把重新安排教学时间的建议通过鲍罗庭直接告诉了蒋介石，建议才算被采纳。王柏龄怕顾问们向校长直接告御状，变得“听话”多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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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 顾问们在军校内还承担着其他特殊职能。(大概是1925年初写的)一份未标日期的报告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教练员在学校内发现了11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在招兵买马，为国民党右派做情报工作。于是［顾问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冲淡他们的影响并将其从军校中挖除”[31].
8Ay7I y`j_]qvt 军校从一开始就严重缺少武器。苏联军邮船《沃罗夫斯基号》于1924年10月8日驶抵黄埔，运来了8,000支带刺刀的长枪，俄国式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和10支小手枪，这才缓解了形势。[32]在《沃罗夫斯基号》的工作间里把炮弹截短，使之能够装到黄埔军校的日本式阿里萨卡式山炮上，并立即往炮上安装了瞄准器。[33]
d*tWFr|J- F %V|Aa 在运送武器的苏联舰只到来之前，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它们预先就决定了作为国民党政权重要军事保障的黄埔军校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当数1924年8月开始组建的教导团，以及是年10月的镇压商团军叛乱。
vP,pK=5 h2'6W) 苏联援助在黄埔教导团的建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只消说一件事就够了：苏联顾问们反复修改了组建计划，苏联提供了武器和组建教导团需用的经费、武器；教导团的建制也是仿效苏联红军的“三三制”(一个团3个营，一个营 3个连)，而不是中国过去常用的日本式“四四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教导团的想法是中国方面首先提出的。
=bh: U9 0y J299 mgB 上述尼洛夫的报告中说道，在没有通过巴甫洛夫关于从“友军”联军中分出部队之前，“中国人提出过一个建立3营制军官教导团的方案、预算和内容。”顾问们的结论是：这个同时组建战斗部队和军士学校方案的提出，“前提是对的—必须养成干部，使之成为改组过的军队的骨干。如果能够保证我们掌握对该干部教导团的领导权(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们就有了新的向军队渗透的条件。此外，有了这样的条件，教导团就将是一支可靠的部队，一旦需要，这支部队就能由已经形成的国民党左派指挥”。 [34]
62ru%<x = Vja 4WK* 顾问们把中国人提出的预算大大地予以缩减，结果其总额从511,546广东元压缩至231,400元，同时顾问们还建议把费用的一半给国民党。为配齐教导团的苏联教练员，军事顾问团领导要求再派遣两三个人前来(“况且我们要求派我们的参谋长去跟随国民党的指挥官”)。[35]
v9 \n=Z 4Wgzp51Aq! 11月，第1批学员毕业时，教导2团就开始组建。为培养军士教导团的正常训练未能安排。[36]事实上这与其说是教导团，莫如说是主力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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