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浩然

                                                                                                陈建功 `H6kC$^O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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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去世的前几个月，有文学界的朋友告诉我，浩然已经不认得人了。朋友说，在医院里见到浩然的时候，他呵呵地笑，一边使劲转着眼珠，明显是努力地在记忆里搜寻。可怜他搜寻不着答案，最后那笑变得很尴尬。说到这，我们不由得唏嘘感慨了一番。一个人，倘若我们领略过他鼎盛时代的风采，再看他暮年的无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悲凉来。这种悲凉，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年月，大概因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顾，才越发滋生出来。 FCEFg)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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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浩然再陷入那样的尴尬，我也怕自己滋生悲凉，一直没有去看他。 !N1D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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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几天，遇到北京作家协会的朋友，问起浩然，他们的回答更令我悲痛，说他已经算是植物人了。那时候，我便想应该写下一点什么。固然因为他给过我关于小说的启蒙，他对我的好，随着他渐渐的远去，越发走近我的心头；更因为他是一个被人误解、引发争议的作家，甚至也不乏遭遇泼来的污水。 7].Fd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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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和观点都颇为有趣，叫做“历史是一个巨大的筛子”，大意说，历史对于个体的人，永远是大而化之的。文章历数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举出他们的历史评价和他们作为具体人之间的差异，令我思考久久。是的，有一些人，似乎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和我们真正认识的那一个，却有天壤之别。就拿浩然来说，不管怎么说，只一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似乎也把他打入“文化专制”同谋者之列。我并不否认他曾经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如日中天，也不否认他的作品和思想在那个时代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到了乾坤朗朗之日，他就一定要下地狱吗？上个世纪的80年代，拨乱反正之后，浩然的确差一点下了“地狱”，幸得北京的大多数作家多少有点侠肝义胆，讲起浩然来，冷静而客观。大家纷纷举证，证明浩然在“四人帮”肆虐的时代，没有助纣为虐，甚至还有消极和抵制，才使之在那个“文革”思维方式未泯的时代逃过一劫。 LY^p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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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东兴隆街接触过他并获得他指教的我，也是举证者之一。 #Hr>KQ5m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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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浩然的时候，是1973年，我24岁。当时我是北京西部一家煤矿的采掘工人。说实在的，我在那煤矿混得不算好，被怀疑有“参与反革命集团”的嫌疑，遭遇了调查和批判。不过幸好我还有点“一技之长”。那个时代，会写文章已经算是很大的本事了，不然我们那党支部书记怎敢让我这个“反革命嫌疑”替他写学习“九大”的辅导报告？又怎么敢捉刀于我，派我写一首虚张声势的诗歌，让老劳模上台朗诵？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文革”已经闹得人厌倦不堪，废弃多年的文艺，忽然被当政者重视起来了。随之便有了上海《朝霞》杂志的出版，有了好几个城市工人文学写作活动的复苏。我想大概自己也算矿区里知道一点文学的人，于是便以“戴罪之身”，被派往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那时的出版社，全被如此冠名），参与一本“工业题材”小说集的写作。 4`7:g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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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花市东兴隆街51号，据说是北洋时代海军部的旧址，那是一前一后两栋洋楼，当时大概应算是“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招待所。入住后我才发现，《艳阳天》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浩然，正在这里写《金光大道》。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他好像在写讴歌英雄人物的长诗，《向秀丽》或是《刘胡兰》之类。浩然和学鳌住在51号院的前楼，后楼还住着几个人物，当时和我一样，为集体创作“小说集”或“报告文学集”而来。他们年岁稍长，学历稍高，当时也无籍籍名。不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中的几位忽然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骁将，随后陆陆续续成为了知名的作家。他们是陈祖芬、理由、郑万隆、张守仁、陈昌本、孟广臣等等。我记得，在东兴隆街51号时，还见过刘心武，他没有在此住宿，时不时来找编辑谈稿子。此后在这里又认识了后来任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东方红炼油厂当工人。大概也是应召而来，写什么文章吧。 @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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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住在后楼的我们来说，前楼是高不可攀的。那时浩然刚刚写完《一担水》等几个中短篇小说，发表在复刊的《北京文艺》上，到东兴隆街是开始《金光大道》的写作了。当时的作家们，几乎都被打倒了，浩然在我们眼里，确是一身金光。而后，因为同在一个小小的食堂里用餐，渐渐熟稔起来，越来越觉得他平易而亲切。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原来院子里的写作者，几乎每个人都曾拿着自己的习作去向他请教，不出三两天，他就会敲开某一位的房门，要和他“交换意见”。我这才醒悟，由于自己的内向和羞怯，诸友蜂拥而去，而我已“瞠乎其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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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拿去请浩然看的，是一首短诗。交给他时，是周六的下午，周一我从家里回到东兴隆街时，读到了他留给我的字条，大意是说，他不太懂诗，因此把我的诗推荐给李学鳌看。学鳌认为很好，已经拿到《北京文艺》，应该可以发表了。据我所知，网络时代，在博客微博上发布自己的诗歌短文，是举手之劳，到纸媒报刊上去发表，仍为难事。前推到40年前，时年24岁的我，能在《北京文艺》发表我的诗歌，岂不是天降的惊喜？坦率地说，今天重读，那不算一首好诗，我也曾撰写过文章，由这诗反省自己初入文学之门的肤浅和功利。这首名为《欢送》的短诗，讴歌了“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新生事物”，而恰恰这处女作发表的时候，险些也当上“工农兵学员”的我，因为有“反革命言论”，被取消了推荐资格。或许，正是这作品发表的喜悦和大学遭阻的屈辱同时降临，才使我获得了1982年的感悟。当时我写道：“……那时的我，是一个被时代所挤压，却拿起笔，歌颂挤压我的那个时代的‘我’；是一个对存在充满着怀疑，却不断地寻找着理论，论证那个存在合理的‘我’；是一个被生活的浪潮击打得晕头转向，不能不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0x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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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和学鳌的帮助，就是我抓住的第一根“稻草”。 AA um1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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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救命的稻草”，却也是“救命的绳索”呀。不管我现在和将来对这首诗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什么评价，浩然和学鳌的扶持，都是没齿难忘的。 rBZ0(XS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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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还指导过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比如，对我的第一篇习作，他批评说：“你这个短篇要从猿写到人啊？”他告诉我，短篇小说，要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就像截取大树的年轮，用以反映社会和时代。后来我知道了，这说法并非浩然所创，而是出自某位理论家之口。但对于初涉创作的我来说，真如醍醐灌顶呀。 auTApY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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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出来的是几千字，你准备的，应该很多很多。写短篇，不一定要求准备出人物小传，但写中篇长篇，是一定要先写出人物小传的……” bgjo_!J+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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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你的人物围着故事转，要让你的故事，围着人物转……” 64>o3H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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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的笔下，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栩栩如生，语言活泼生动，早已令我折服。他向我传授的道理，都由我的习作而发，因此，每一次都切中要害，使我豁然开朗。 ~sSlfQWM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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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观察，在那个时代，在外人眼里“如日中天”的浩然，活得也并不轻松。 #y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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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在东兴隆街时曾经应召赶往大寨，那时我们就听说，江青正在那里巡视，大放外国电影，也大放厥词。浩然去了几天，很快就回来了。有一次我在东兴隆街51号的院子里碰到他，无意中和他聊起大寨之行，浩然皱着眉头，一脸焦躁地说：“……哎呀，别提那个女人啦，精神病！真让人烦呀，那是个疯子，可惹不得！还说让我出来当什么文化部长，我哪能给他们当那玩意儿去！”我说：“那您怎么回答他们？”他说：“我敢说什么？我只能说，江青同志，我干不了。我也不是当官的材料，我是个作家，我只想写作，只要让我拿好我的笔，给我时间，我就感激党感激社会主义啦！……你猜怎么着？她的脸一下子挂起来啦，挂就挂吧，我也不能松这个口呀……” TnqspS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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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他搪塞“入伙”的最好借口。当然，他也有搪塞不过去的时候。比如受那位“首长”之命，和另一位诗人一道，前往西沙“慰问”海军部队，还写了《西沙儿女》。他自知这是“命题作文”，题赠我这本书的时候，苦笑着说，没办法，我对海边的生活毫无积累，只好用“散文诗”式的叙述遮遮丑。我笑笑，还真的理解为是“生活积累”的问题。 gG^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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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他，也包括那时刚开始创作的我，并没有明白，这样的文学，已经成为了“阴谋政治”的使女和弄臣。 s^b2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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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西沙儿女》中，写到“庐山仙人洞”照片激励起战斗勇气云云，今再读之，不能不哑然扼腕。是谁，让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留下了历史的败笔？对此，正如后来浩然自己说过的，他也曾深刻地反省过。至于反省了什么，可惜我没有和他交流过。在我看来，或许因为他从文以来，目睹了太多作家的灭顶之灾？他是软弱的，胆小的，为了护住手里的一支笔，他尽可能逃避一切——逃避功名官场，也逃避“违拗”的罪名。当然，他总有逃避不开的时候，因此也不能否认，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他也有“聪明”的一面——为了保护自己，他不能不迎合。为了这“聪明”的迎合，他最终要付出代价。 t .&Y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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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毕竟有过那么多气节昂昂风骨铮铮之士，老舍、傅雷、遇罗克、林昭……面对他们，每一个苟活者都应该感到惭愧。在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至少，正直的作家应该保持沉默。 IgOo2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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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浩然的遗憾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浩然的弱点，我还是希望人们给以更多客观的、宽容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