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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

级别: 高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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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门派: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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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后期鲜为人知的席卷全国的的退党浪潮

根据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局统计的数据，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党员人数达到的最大数字是19487822人，这是1989年2月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的。但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党员数不增反降，出现退党浪潮。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时，报告公布减少党员42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2%。
　　退党潮流席卷每一个基层组织。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说：“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科姆地区党委书记科尔希科夫谈到共和国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道：“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27.5%。”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1989年至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营、连没有了党的组织。
　　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就更糟糕。连续几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有4人。该地区一位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了。”
　　这种情况在苏联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布尔什维克党自成立以来，党员数都是增加，没有减少过。国内战争结束后，从1924年5月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于1986年2月召开二十七大时为止，每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党员数都是大幅度增加。1981年二十六大至1986年二十七大期间，党员总数平均每年也递增1.7%。但从戈尔巴乔夫主政的第三年——1988年开始，党员增幅即开始下降，二十七大召开后前三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
　　在苏共组织分裂、退党浪潮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苏共二十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1990年7月12日进行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当大会宣布叶利钦被提名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叶利钦马上高举代表证宣读了退党声明。接着，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西方评论，“苏共高层从此分裂了”。
　　在这次会上，除戈尔巴乔夫以外，二十七大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落选。他们中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等。
　　20世纪初，俄国有一幅革命讽刺画——《社会金字塔》：在双头鹰皇徽下面的椅子上，端坐着皇帝和皇后，旁边写着：“我们统治你们”；下面站着三位大臣：“我们管理你们”；再下面站着五位行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我们愚弄你们”；再下面站着一群来势汹汹、全副武装的官兵，一个举起指挥刀，前面士兵持枪射击：“我们射击你们”；再下面在一座客厅中的宴席上一群权贵在痛饮：“我们吃你们的”；最底层是被压得腰弯肩斜、死去活来的劳苦大众：“我们为你们工作”，“我们养活你们”。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末叶的苏联共产党内，又形成了一座新的权力金字塔：
　　塔尖——苏共中央总书记；
　　塔顶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般30~32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般450人左右；
　　塔干部分——区委以上各级党委的委员会成员和党的机关干部，约52.5万人；
　　塔基部分——普通党员约1476万人。
　　在这个金字塔中，对权力的分配是：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政策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地方党委会虽有极大权力，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只在自己主管的地区内，二是只在中央指示的范围内。所以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集中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手里。
　　众叛亲离的顶层、等待观望各有图谋的中间层、作离散状毫不起作用的底层——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党和党的权力结构。所以当危机发生时党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皮霍亚在他的《苏联政权史》这部著作中评论说：“当金字塔倾覆的时候，人们发现，基层党组织的1500万共产党员，维护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悖的自己的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从1978年至1991年，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代表组织，分裂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着行业集团和等级制度集团具体利益的政治派别。政治体制改革计划的失败，早在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党内切实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自苏共十大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实际存在着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从内部破坏了苏共作为苏联political传送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早就灭亡了，远远早于1991年8月它被取缔之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取缔行动已经是‘打扫卫生’的行动了，实际上已经不会引起苏共普通党员的激烈抗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