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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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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军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外国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将军官职业化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普遍原则固定了下来。在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今天，军官队伍职业化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条被世界主要国家所证实的普遍原则，军官队伍的职业化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军事职业化的相关概念

要阐明军事职业化的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职业化军队”，另一个是“职业”。

目前，国内外军事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未来的军队应当是职业化的，并把美国军队作为职业化的样板。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职业化军队”的概念源于“小型军队理论”，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世界大战争中，飞机、坦克等新式兵器的诞生及其战场上的广泛应用，直接催生了“小型军队理论”的诞生。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者认为，通过建立一支数量不多、装备精良的职业化军队，可以闪击战的方式迅速打赢战争。这种思想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一些当权者的拥护，因为他们害怕建立由工农群众补充的人数众多的军队。但由于这种理论过高地估计了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违背了现代战争建立大规模军队的客观要求，迄今为止并未被任何一个国家所正式接受。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在探讨未来军队改革的道路时，“职业化军队”的概念开始引起政治家们的注意。1990年，由最高苏维埃代表洛帕京少校提交的军队改革方案正式提出了建立“职业化军队”的设想。该方案以“洛帕京少校草案”而著称，但由于它过于激进，最终被最高苏维埃否决。俄罗斯独立后，“建设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再次成为响亮的政治口号。1996年5月16日，由叶利钦签发的第。722号总统令，即《关于俄联邦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的列兵和士官职位向职业化补充制度过渡》，正式提出了建立“职业化军队”的目标。然而，“职业化军队”自提出后就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一些军事理论家抨击说，整个社会对“职业化军队”问题都缺乏深思熟虑的认识。它的提出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能将军人职位的“按合同补充”简单地与“军队职业化”划上等号。

美国的军事理论界也不认同军队职业化的观点。在美国人看来，并非每一个按合同服役的军人都可以称之为职业军人。即使是军事职业化的积极拥护者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绝不是每一位合同制军人都能成为职业军人，只有军官才可以被认为是职业化的。他在1985年出版的《士兵与国家》一书中彻底否定了士兵的职业化，他指出“听命于军官的士兵与士官，他们是军事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职业化的军队管理者。它们既不拥有军官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军官的职业责任感。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仅限于操作武器装备，这种技能最多只能算作是一门‘手艺’，而不能作为终生为靠的职业。军官与士兵和士官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排除了他们从一种阶层向别一个阶层转变的可能性。尽管个别士兵和士官有时也能够取得军官军衔，但这只能是特例，而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成为一名军官所需受过的教育和训练，是一名士兵或士官长期服役无法达到的。”

在西方国家，士官的确存在着职业化的倾向，即经过多年培训并在相应职位上服役的士官可一直服役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甚至有时还可以用“职业士官”这个术语来称呼他们，但并非所有的军事专家都承认士官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比如，美国军事职业化方面的专家塞姆·萨尔基相就指出，“军事职业和职业军人的概念首先是指军官。职业士官和准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军人的职业化精神和形象以及军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由军官队伍决定的”。士官职业化与他们是应征入伍、还是按合同入伍没有直接关系。不仅美国人这样认为，就连欧洲国家的许多军事专家都不赞成士官的职业化。英国军事理论家哈里斯·詹金斯指出，“军队职业化只与军官相联系，由职业精神所养成的一整套军人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绝大多数军官都具备，在士官身上却很少见，而在士兵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今天，只有那些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军事职业的人，才有希望具备这种素养。军官的职业素养不是可以传授给他人的手艺和艺术，而是一种复杂的智力认知能力，它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全面的培养。”由此看出，所谓的“军队职业化”实际上指的是军官队伍的职业化。

在研究外国军队建设的经验时，我们发现东西方国家对“职业”一词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在俄罗斯等国，“职业”这个词首先是指“劳动活动的一个类别”，它要求具备专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根本。而在西方国家，“职业”一词源于拉丁语“professio”，原意是“宣布自己的事业、信仰”，在美国英语中这个词进一步引申为“公民庄重地宣布”、“发誓”。因此，美国人在讲自己的就业领域时从不使用“profession”这个词，但这个词却可与业余爱好相联系，主要是体育运动项目，如“职业足球”。由此可见，西方的所谓“职业化”是出于爱好、信念而为之献身的一种事业，“军事职业化”的含义也是如此。这与东方将“从军”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着很大不同，西方强调的是主动献身精神，而东方突出的是被动的行为。

二、军官职业化的时代背景

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期，它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二是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三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

1.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军队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到19世纪初，军事领域所包含的专业已达数百种。这就需要培养一种负责协调各种专业间相互关系的专门人才。同时，随着军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综合程度越来越高，培养既精通军事的各个门类、又懂得如何进行协调的人才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军事职业化的诞生。从此，军官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职业，就逐步与政治家和警察拉开了距离。因为像封建社会那样成为一名既能领兵打仗、又能治理国家、还会维护国内秩序的专家，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2.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导致了将一生都贡献给军事职业的军官的出现。从此，欧洲国家兼管军事的朝廷大臣以及由贵族大地主担任的军事首长开始退出历史舞台。18世纪以前，主要由终生服役士兵组成的人数较少的军队，开始被应征士兵组成的人数众多军队所取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赋予了所有公民为国效力的义务。在服役几年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原先的平民生活中去。此外，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的官兵关系。18世纪以前，雇佣兵是军队的主体，他们多为社会败类，是被社会抛弃的阶层，他们既没社会地位，也不被社会所信任。军官刚好相反，它们出身贵族，拥有特权地位。进入19世纪后，军队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兵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成了全体公民的代表；而军官队伍则成为一个按知识和能力标准选拔出来的专业集团，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与社会生活联系较少。

3.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最终确立，自然会要求军队最大限度地贴近社会。军队民主化、军官实行选举制，就是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形式。比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民军的军官都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新型军队的军官也是经选举产生的。当然，军官选举制与军官职业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就像按贵族出身来任命军官一样，同样是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民主关于社会各阶层在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政治体制中都拥有平等代表权的要求，彻底地摧毁了封建贵族阶层在建立军官队伍方面的特权。正是由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确定军官队伍构成上的权力斗争，使双方被迫做出让步，最终让军官队伍按照新的原则来任用。

三、军官的职业化特征

在西方，职业人员通常是指那些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人员，如卫生、司法、教育、军事等。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整个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军事职业人员负责为公众提供安全保证等。一般来说，职业人员都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称职(拥有专门知识、受过专门培训)；二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归属感(属于某一社会群体)、自制和自我完善能力。同时，这三个特征又各有其具体内容。军官职业具有任何职业都具有的上述三种特征，但每一种特征根据服兵役的特性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1.称职。称职与否是衡量职业化程度的一种尺度，也是社会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应遵从社会文化传统，具备熟练运用所学知识造福于社会的能力。要做到称职，职业人员必须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学识。

军官要具备军事职业所需要的素养。首先是要接受广泛的人文教育。因为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组织和使用暴力的方法都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知识就像法律知识一样，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学等领域相互交叉，并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军官要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必须通晓相关领域的知识，并能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军官要经常与人打交道。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地了解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动机，而这些只能通过广泛的人文教育才能获得。因此，如果说接受人文教育是从事医生和律师职业前提的话，那么它也应当成为职业军官培训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2.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指的是所从事职业的社会重要性，以及这种职业所具有的垄断性。它要求职业人员对待所从事职业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就业，而要比普通人多付出一份社会责任。因此，作为职业人员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服务于社会和忠于使命作为就业的主要动机，而不能将获取报酬作为主要目的，否则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职业人员。

就像其他职业人员一样，军官爱军习武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对自己所选择职业的热爱，以及通过履行职业来造福社会的责任感。在西方发达国家，军官并不属于高收入的职业，然而它仍然吸引着大量优秀青年从军报国，原因就在于此。可以说，在任何国家物质刺激对军官的职业动机都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选择军官职业的人，不同于向雇主提供劳务的雇工，谁给的报酬多就为谁服务。同时，他们也不像因一时的爱国热情而从军的义务兵，缺乏持之以恒地不断完善自我、熟练掌握管理军队的知识与技能的愿望。

3.“归属感”和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愿望。职业人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作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的“归属感”，或称“团队精神”。拥有某种职业的人，会始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功能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具有特定的道德规范和效率标准。这与非职业人员有着较大不同。这种“归属感”是职业人员在特定氛围中长期合作共事的结果。出于这种“归属感”，职业人员通常都具有在职业生涯中加强自我约束、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职业水平、追求职业发展的愿望。

对于一名军官来说，他指挥的军事单位越大，所需具备的职业素养就越高。一个只能带领一个摩步排的军官，他所具备的职业素养是较低的，最多也就是刚刚迈入职业化的门槛。而一名能指挥一个空降师或核动力潜艇的军官，他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素养的职业军官。能够指挥有陆、海、空军部队参加的合同战役的将军，他的职业素养就达到了军事生涯的顶峰。

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军事职业化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用的，不受地域、时间变化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职业军官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所具有的职业素养是相同的。同样，在19世纪确立的军官职业化标准，到20世纪和21世纪也仍然适用。职业知识和技能标准是超国界的，它是联系各国军官的纽带，尽管各国军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差异。

四、军官职业化的不同发展道路

普鲁士是世界公认的军官职业化鼻祖。1806年10月，普军在耶拿一奥厄施泰特会战中被新型的法国军队打败。此后不久，普王腓特烈二世命令冯·沙恩霍斯特将军研究战败的原因，并提出军队改革的方案。经过近两年的潜心研究，沙恩霍斯特向普王递交了改革报告。他指出，法国军队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征兵制。军队开始由应征入伍的爱国公民组成，而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主要由雇佣兵补充。因此，整个社会把战争视为国王和政府的事，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事。然而，沙恩霍斯特等军事改革者对世界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却并不在于军队补充制度的变革，而是开辟了军官的职业化之路。他在报告中指出，“将战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军事天才是危险的。法军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像拿破仑这样的天才统帅，以及他选拔军事天才的天赋(拿破仑把许多20多岁的人提拔成了将军和元帅)，而在于法国由普通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在受教育程度、组织性和不断完善自我军事素养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对手”。

1808年8月6日，普鲁士政府发布了有关军官军衔授予方法的命令。这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军官职业化的基本标准：“从今往后，授予军官军衔的唯一依据：平时是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战时是勇敢精神和对上级下达任务的出色理解能力。因此，全国所有具备上述素质的人都有权担任最高军人职位。军队原来的一切阶级特权和优待全部取消。所有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拥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者，对候任军官的教育水平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是最高的要求：拥有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分析性的思维能力，受教育程度应不低于古典中学或中等军事学校的水平。当时的军事教育制度规定，候任军官第一阶段以接受普通教育为主，重在培养分析能力，然后才是学习各类军事课程。

普鲁士军事改革者不仅制定了进入军官队伍的职业标准，还详细规定了军官晋升的准则：军官晋升必须严格遵守考试制度(书面考试、口试、野外考试等)；不通过这些考试，任何军官不得晋升。1810年，普鲁士正式创立了著名的军事学院，用于培养总参谋部军官。任何一名想进入总参谋部的军官，都必须在部队服役5年以上，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此外，当时的军官制度还规定，军官必须进行自修，特别是自修外语和训练翻译能力，以便浏览外国军事文献。后来担任普军总参谋长的著名军事家冯·毛奇(老毛奇)就掌握了6种外语(丹麦语、土耳其语、法语、俄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将英国人编著的12卷本《罗马帝国兴衰史》翻译成了德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俄土战争史1828～1829》。普军总参谋部还以集中的方式撰写和向部队下发外国军事报刊评论，军官特别是总参谋部的军官要定期出国研究国外的军事经验。总之，普鲁士军官要始终了解国外军事发展的前沿问题。

普鲁士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完善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根据1814年9月3日颁布的《军事法》，所有成年的普鲁士男子(20～40岁)都应在军队中服役5年(先在常备军中服现役3年，然后转入后备军服预备役2年)，退役后还要担任14年民兵。为避免使军官陷入对应征士兵的训练与复训之中，普鲁士还建立起了常备士官制度和人数众多的士官队伍。经过士官学校培训的军人必须以士官身份服役12年。在此期间，他应定期接受考试和测验。服满12年兵役的士官可以领取专门证书。凭借这个证书，他到地方部门后可以得到妥善的安置。久而久之，普鲁士军官队伍中原来的贵族精神开始让位于军事精英精神。到19世纪后期，按出身划分的军事贵族已经被按教育和战功形成的军官阶层所取代。古典的普鲁士军事学派就此诞生，并对后来世界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普鲁士模式成为欧洲特别是美国建设职业化军官队伍的样板。到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军官的职业化进程。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数美国。在现代军事发展日趋复杂化的情况下，美国的著名军事院校如西点、安纳波利斯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其军事课程所占的比重也并不大。然而，就普通教育水平和毕业文凭的社会承认度来说，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又不亚于美国任何一所最著名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和耶鲁大学。此外，研究外军、关注国外军事发展动态、通过考试晋升等做法也被美军继承下来，在许多方面还根据形势变化做了进一步发展。

在军官职业化的进程中，俄罗斯也没有置身事外，然而它却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俄罗斯军官的职业化进程首先与米留金有关，1861年米留金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任命为陆军大臣。就像19世纪初的普鲁士军事改革一样，米留金改革也是从推翻当时的封建军事制度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都已进人“全民军队”的情况下，沙皇俄国的封建军队仍由强行征集的农奴补充。在这种“职业化”的军队中，士兵终生服役、军官全部由贵族担任。军官的升迁主要由他在军官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在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这支军队实际上已不适于作为战争工具，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俄军遭受惨败就是一个明证。

在米留金担任陆军大臣的20年间，为了在俄罗斯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军官队伍，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像沙恩霍斯特一样，米留金认为，军官职业化的基础是军事教育。改革之初，米留金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局面。统计数据表明，在1825～1855年间接受过军事教育的沙俄军官只有30%，实际情况可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因此，米留金的军事改革不仅直接根据军事教育程度授予军官军衔，而且还改革了整个军事教育体制。只提供初级和中级教育、靠严酷的惩戒来培养绝对服从精神的老式武备学校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立的军事中学。它由平民教师任教，主要任务是教授人文和自然科学。军事中学的毕业生有权进入新建的军事学校学习。这些军校在教授军事课程(战略、战术、筑城学等)的同时，还要教授外语、文学和自然科学。与此同时，米留金还开设了四年制的士官学校，用于提供中等继续教育。从1874年起，米留金开始改革军校的招生制度，士官学校和某些军官学校不仅招收贵族学员，还接收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代表。其初衷是建立一支受过多层面教育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军官队伍，以胜任领导由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员组成的人数众多军队的职责。

根据米留金的倡议，1874年1月4日，沙皇俄国在军事改革方面迈出了更具决定性的一步，颁布了普遍义务兵役法。米留金的军事改革是根据军事职业化原则建立俄罗斯职业军官队伍的第一次尝试，遗憾的也是最后一次。而在20世纪初，军事职业化原则已被世界主要国家的军队作为一项普遍原则固定下来。1881年，主张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奉行保守倒退的政策。他解除了米留金的职务，军事改革进程也因此发生了逆转。新式军事中学被解散，传统的武备学校重新恢复，但这时已经没有来自平民阶层的代表。无论是武备学校还是军校，人文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在教学大纲中被删减。军事课程的要求更加苛刻，并重新实行了体罚。武备学校和军校实际上重新又仅对贵族开放，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要想跻身军官队伍，唯一的出路是报考士官学校。但这条道路却异常艰难。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通常只授予上士军衔，而要获得准尉(从1884年起是少尉)或少尉这个初级军官军衔，他们还必须在军队中服役若干年。即便取得了军官军衔实际上仍作为士官使用。武备学校和军校的毕业生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教育，他们与贵族军事集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到精锐的近卫部队服役和进人军事学院学习。与普通军官不同的是，近卫军官在晋升上享受着一系列优待。比如，在近卫部队中，在大尉与上校之间没有中间军衔，当近卫军官转入陆军部队后，可立即晋升军衔而不受衔龄的限制。近卫军官的生活方式也与陆军军官有着明显的不同，只是军官集团的对抗被沙皇军队的高压政策掩盖了而已。

这种等级森严的军官制度，自然不利于培养诸如称职和团队意识等职业化精神。而对于出身社会其他阶层的军官来说，军队中充斥着不劳而获的特权军官阶层，也不利于他们发展职业化的另一种要素——对自我教育和完善军事素养的追求。而这在西欧国家是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从19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军官的职业威信不断衰落。当时，大多数军官的物质状况也普遍不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工资与欧洲其他军队相比要低得多。因此，许多军官开始到边防军、宪兵和内务部等薪水更高的部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十月革命后，军官职业化被作为资产阶级军队的经验而予以摈弃，军官职业化进程因此再次遭遇挫折。据有的材料介绍，到国内战争结束时，工农红军中的“前沙皇军官约占34%，前士官生占13%，上过苏联军校的指挥员只占10%，而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指挥员超过了43%”。后来，绝大多数沙俄军官或者被赶出了红军队伍，或者在肉体上被彻底消灭。到卫国战争初期，他们只剩下了区区几百人。为了培养无产阶级的军官队伍，20世纪20—30年代，苏联(俄)军校开始大量招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入学。到卫国战争开始后，七年制学校的毕业生不经考试就可直接入学。军官素质不高，就靠增加军校毕业生的数量来弥补。1938年，苏联共有75所军校，到1940年迅速增至203所，在校学员扩充到24万人。由于职业素养不高，苏联军官队伍在战争中付出惨痛代价也就不足为奇了。卫国战争之初，红军共有68万名军官，战争开始一个月后又从预备役中征召了68万名军官。而整个德国军队(不仅仅指苏德前线)到1941年的12月1日逼近莫斯科之际，总共也只有14.8万名军官，其中职业化的基干军官只有2.3万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俄国军队的军官也只有4.1万名。据苏联国防部统计，在历时四年的卫国战争中苏军共牺牲和失踪了近100万军官，其中仅尉官就牺牲了92.4万人。

战后，苏联军官队伍的素质在整体上有了较大提高，军官的学习时间显著增加。尤其是建立了学制4～5年的高等合成军队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制也达到了3年，开辟了营、团合成军官的成长之路。总参军事学院学制则为2年。但所有军事院校除教授马列主义等人文课外，其他全部是军事和军事技术课，而且因袭卫国战争经验的色彩很重。外语教学课时也极为有限。由于全面的书刊检查，学员失去了研究外国军事文献的机会。

总之，世界军事建设的经验在苏联和俄罗斯一再被忽视。如果以职业化的标准为出发点，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军官职业化进程在米留金改革时期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到目前始终处于衰落状态，只是不同时期衰落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五、军官队伍建设的教训

“军队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也是被历史证实的普遍真理。无论什么国家、无论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军队都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作为军队核心的军官队伍也不可能完全保持中立，西方国家所谓的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只是相对于政党政治而言，是指军队不应被多党政治中的某一个政党所单独控制，它应接受代表着多数政党利益的议会和国家最高执政当局的控制。问题是，在军队和军官队伍必须忠于宪法制度、忠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共同前提下，军官的选拔与晋升到底应坚持什么样的标准。要知道军官作为一个专业集团，拥有自己的职业价值取向，应当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来实现军阶的升迁，而不是依据社会地位来分配军官职务。否则，军官将不再追求提高自身军事素养，也不再按职业标准谋得晋升，军官队伍素质就会严重退化，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定将面临危险。这种后果，俄罗斯近代军事发展史足以说明问题。

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迅速发展、军队开始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情况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仍然按照贵族出身选拔军官。这种做法实际上剥夺了新兴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跻身军官队伍的平等权力和管理军队的机会。这不仅破坏了俄罗斯军官职业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招致了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彻底灭亡。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沙皇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官生在起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明证。

十月革命后，在建立无产阶级军官队伍的过程中，苏联军事领导人又错误地坚持了以阶级出身划线的原则，对军官队伍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1996年，时任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科科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做了如下的描述，“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或上校，他们几乎占据了所有方面军司令或军长的位置，就更不用说红军的参谋长们了。第二类是中尉和少尉，他们成了集团军的司令和军长，如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勃列维奇。第三类是司务长，如布琼尼、铁木辛哥等。在这三类人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深的仇视。到20年代末，有司务长们做依靠的尉官们决定对将军和上校们进行清算。图哈切夫斯基摧毁了斯维钦的军事学派。他断言，“这些前沙皇将军和军官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们武装力量最大的悲剧就是像有斯维钦这样造诣的军事理论家及其整个学派在1928～1929年被消灭。1937年，这些尉官们又遭到了‘司务长’们的清洗。司务长们后来也被清洗掉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事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要知道，军事学院是培养干部的熔炉。他们应当具有某种传承性，就像参谋部和高级指挥机关一样。传承性是指教学大纲、图书资料、文献方面，它们可以将知识一代代地传授下去。当这根线断了以后，下一代军事指挥员只得从零做起。而到了战前，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的流血。”

战后，苏联的军官队伍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然而，随着政治特权阶层的形成，“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也开始渗透到军队当中，出身成了军官晋升的潜规则。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某军校学员毕业，担任上校职务的父亲特来向儿子表示祝贺，并鼓励他安心服役、报效国家，儿子表示不负厚望，一定努力将来当一名将军。父亲听后略显沉重地说，“孩子，你当不了将军，只能当个上校”。儿子疑惑不解，父亲解释说，“因为将军也有自己的儿子。”这虽不是普遍现象，但这种践踏平等竞争等职业化原则的政策导向，无疑会严重地挫伤军官完善自我、提高职业素养的积极性。据俄总统下属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称，经过10多年的改革，俄罗斯的军官政策与前苏军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影响俄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对俄军建设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如果说，21世纪大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21世纪大国军队的竞争就是军官素质的竞争。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经验，根据国情军情实际，推进我军军官队伍职业化的进程。（陈建民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