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CSCE会议的参会者。尽管说起来并不情愿，可有种感觉还是油然而生，平心而论，美国人的言辞态度要比他们的东方集团的对手温和文雅，自然穿戴得也整齐些，但前者的举止言谈里也透出一股恬不知耻、大肆炫耀的伪善，甚至将此当做一种与众不同的标记——只能用这个词，他们对当地的亲美者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种族宽容和关心的态度来，尤其是以此态度对待两位美洲印第安作家的遗产，要知道，那个地方本来是那些勇士们的故乡。——原注 kL"Y>@H  
    一透视：苏迪克的城市 HL%|DCo  
    献给奥拉 · 杜哈姆 L[tq@[(IJ  
    我深切地爱着你，却唯有藉文字倾诉。 auAwZi/  
    我亲爱的城市，你的斗篷随风轻舞， 10CRgrZ  
    吐露你幽淡的紫色魅力；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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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拿枪的人对此会说得更多。 2}rYH;Mx  
    ——雅罗斯拉夫 · 塞弗尔特《致布拉格》 t**MthnW  
    （爱伍德 · 奥泽斯 英译） qVE<voB8  
    我们要待在家，遥想这里吗？ +S@[1 N  
    ——伊丽莎白 · 毕肖普《旅游的几个问题》 %ZX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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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导游手册，也无法做导游手册使用。很难说它究竟是什么，单一的主题由各种不同的片断组合而成，我试图通过记忆和想象重建一座城市。这是一首写给恋人的感伤的情歌，却永远得不到回应……许多城市都有一种特殊而强烈的魅力，但没有哪座城市像布拉格那样，对染上思乡病的游子的内心能产生如此巨大、奇妙的影响——他思恋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故乡，而是他离开的那座建在伏尔塔瓦河上的城市。旧地重游，他会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离开过，却又因健忘、疏忽和不够忠实而愧疚。也许，这里所写下的，就是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的一个求和解的安慰性礼物，或者说是一封出自不忠恋人之手的道歉信。 S5[}kfe  
    约翰 · 班维尔 b1EY6'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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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布拉格，是在冬天。一月的雪，落满一城，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似乎雪花将这座城市的寂静涂得更重了。布拉格的宁静无处不在，真切可触。尽管时有笛鸣钟响，马路上喧声四起，人语嘈杂，但这些汇聚的声音一触及到背景上的沉寂，就好像触到一扇建在大厦高处的玻璃窗，通通被关在窗外，没了动静。旅程之初，有许多可资回想的印象，我得费些功夫以使那些浮光掠影不至于影响到我对那座金碧辉煌的蓝色大教堂的记忆——应该有所选择，而不能随心所欲。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冷战开始明显地转入温和相持的阶段，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已经呈现出结束的趋势了。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时候，曾经期望自己先前获得的有关东欧生活状况的种种说法能够有所改变，但结果大失所望——大部分传闻竟是确确之言，真是令人沮丧；不过，别的地方倒是让我常有惊奇之感。 :@~mN7O*  
     J.、G. 和我约定在特利斯特见面，两位女士在那个令人油然生出感伤之情的珠灰色港口足足滞留了两天才上岸——布拉格的雪在特利斯特就是雪泥。女人们盼着尽快离开，我到达的当晚就启程了，我们乘坐布达佩斯的火车，半夜在留比加纳换乘直达布拉格的卧铺。说是“卧铺”，却是名实不符，我们那节车厢，除了一个穿着细条闪光面料西装的大胖男人打着鼾声外，没有一个人躺下来睡觉。沿途，火车每到一处无名小站都要停下来喘口气，仿佛一匹病马站在黑夜中打着响鼻。好像经过维也纳的时候，我打了个盹儿吧？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线，两个身穿厚大衣的士兵携带自动冲锋枪，进车厢检查护照。他们眉头紧锁，坚定而谨慎地来回翻动护照纸页，似乎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让他们大为烦恼。他们带的枪设计得不太好，过于粗壮结实了，看上去不太好用，好像是用卡纸做的，拿来吓唬人。那个大胖男人还没睡醒，最后，他总算睁开眼睛坐起来，开始上上下下地摸衣袋，弄出一些证件来，他咕哝了几句什么，那两个等着检查的士兵彼此对视了一眼，笑了。我在结了霜的车窗上摸出一环清晰的指印，透过它看见外面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荒凉寂寞，寥无一人，闪亮的冰面上留着几块让人悚然心惊的印记。高架上有一座望台，明晃晃地亮着，灯光穿过冬夜的浓雾，宛若巨大的蒲公英。铁轨在远处闪着若隐若现的微光，一道道模糊不定的人影在交错的铁路线上像幽灵一样地滑动。我从窗边转回头，发现有人正用我旁边的燕麦色窗帘穗擤鼻子。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把它还给我，用一种听起来很像老式战争片中才有的低沉喉音诚恳地欢迎我到捷克斯洛伐克来。 >,x``-  
     我们住的旅馆——我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是一座光秃荒凉的水泥建筑，上面嵌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旅馆坐落在一条毫无特色的街道上，我后来在这个城市逗留期间再没找到过它，只记得它离温西斯广场不远。这家旅馆是专门为西方游客提供住宿的少数有正式批号的商业机构。我们所有人都曾受到警告说，我们被当局看做是兼职间谍，被非法的换钱者当做是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把美元的吝啬鬼，被年轻人看做是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和放荡小姐，尽管很有钱，甚至趾高气扬地自我炫耀，但却可能拿着几条牛仔裤到大街上去卖，只为了赚上几块克朗。的确如此，我们刚刚走进旅馆大厅，就有一个满脸堆笑的年轻人迎上来，他穿着皮外套，两手轻快地插在衣袋里，用一种古怪的英语低声问我们要不要换钱，他保证提供“全市最高汇率”。为了证明他的服务质量，他刷地掏出一厚叠砖头大小的克朗，转眼间又送回了衣袋。因为无法表达纸币的缩写“kcs”，我们就送了它一个昵称，叫“咳咳（kecks）”（ 直译就是“呕吐”）。我们是第一次遇见这个不乏善意的小伙子，他不危险，也无犯罪迹象，反倒有点儿经理人的派头，你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他们往往带着一种职业微笑，表达近乎天真、率直，在这种表达背后潜藏着一种不失自尊的恳求，他的微笑正表明他希望小小的愿望能够获得满足。可我们还是遗憾地拒绝了他的服务，这自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我们满怀暧昧的歉意继续往前走，因为未能回应这座危机四伏、穷困贫乏的城市向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求助而感到不安。在旅馆大厅的塑料棕榈树下，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杯冷咖啡，桌边坐着两个美得让人心疼的姑娘，她们穿着去年流行过的巴黎或纽约时装，手腕纤细，面色苍白，大大的眼睛周围涂满了青黑色的眼影，鼻翼轻翕，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是另一种服务——只能是又一次遗憾地拒绝。 NUh+ &M  
     显而易见，我肯定是最糟糕的游客。服务生放下行李，得了小费，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我独自面对暂时属于我的屋子，深感愕然和突兀，瞬间生出小小的惊慌：我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安身之地真是令人愤慨，根本不像住人的地方，反倒更像一个四方盒子，床被巨大的床单严严实实地包住，椅子从不曾有人坐过，写字台也不曾有人伏在上面写过东西，房间里的服务菜单夹在一个塑料皮的文件夹中，单薄、寒酸、粘腻，令人大倒胃口，碰都不想碰。那块辨不出颜色的地毯，很像一件破烂的西装，让人煞是难堪。坐了一夜的火车，我一直没睡，感觉头晕眼花，但旅途的兴奋仍未消退，我爬上床躺下，两手叠放在胸口上，使劲盯着昏暗的天花板，看着它的通风孔和仿造的小号枝型吊灯。有一团形似口香糖的东西粘在天棚上，可能是前个房客留下的一个结实的纸团。此时本来正是细细地思考布拉格简史的最佳时段，我却毫无心思，一翻身坐了起来，跑过走廊去找J. 和G. 聊天。 pYh\l.@qf  
     为她们两人安排的房间比较宽敞，比我的大得多，一层冷雾薄薄地悬在空中。面对巨大而死寂的无声威胁，她们连行李都没打开，J. 甚至还穿着外套。我们设想着早餐的样式。女士们浑身颤抖地说起在布达佩斯的格莱特经历的一次备受打击的早餐——她们掀开镍罐的盖子，有一只腰形盘，映到她们眼中的是一条灰色肿胀的半环形香肠，浮在油腻腻温吞吞一寸高的水面上。我们琢磨着是否应该出去找家咖啡馆坐坐，尽可能在附近找一处当地人常去的地方，地方不大却很舒适，不像这间屋子那样令人心生恐惧。我们设想着那里有灰蒙蒙的窗子，一台铜制咖啡机，架子上放着报纸，对这种地方，我们相当熟悉，可在旅馆附近却根本找不到。还需要消磨几个小时才能到中午和教授见面。女士们忍着饥饿的折磨，决定上床睡觉；我则拿起一本旅游手册到河边去散步。 WmuY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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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一位普通旅客更有好奇心。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部分场景就发生在17世纪初期的布拉格。我写的时候，不认为创造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城市会比在想象中重建17世纪初期的生活更困难——所有的虚构都是创造，所有的小说都在讲述历史——不过，我仍蛮有兴趣想了解那种逼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了解一下我的创造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我的小说因“对时代的捕捉”精确生动而颇得读者的盛赞，出于感激和客气，我从未对读者的提问做过回答，我明白，他们赞扬的是我运用想象力的技巧，他们认为我有能力说服他们相信那些事就是那样发生的。不过，幻想有时会让人渴望看到具体的事物，就像在梦中得获预言的人渴望知道现实中的结果一样。有许多奇特的例子表明，当我尽心尽力地虚构完某人某事后，它们就具有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另一部小说中，我虚构的一处多年前的场景实则是当今的波兰，我制造了——也许更恰当的表达是——我塑造了一个次要角色，一位军人，因情节的需要而出现在小说中，没想到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竟然确有其人。小说出版后，我收到了他的自传，是一位热心的波兰历史学家寄来的。虚构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b11/7  
    那天早晨，查理桥荒凉至极，几乎不见人影，以后来此观光的游客会觉得很难相信这事。一般来说，从早到晚，这座布满了石头雕像的桥面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雾气在河面上升腾，微微闪光，那正是16世纪某个时候，我的主人公天文学家约翰尼斯 · 开普勒乘游船从德国的乌尔姆市到达此地时的景象，他来这里是为了向皇帝展示星图的印刷件，他希望按照皇帝的名字把它命名为《鲁道夫星表》。在我的前方，朦朦胧胧地现出荷拉德卡尼城堡的影子，就像在那位离船登岸的天文学家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时一样，城堡雄伟而空荡，玛拉 · 斯塔纳小区在前方不远处，开普勒做鲁道夫的皇家数学教师时曾住在那儿。天哪，我竟然早已看到了这一切，真是让我惊讶不已。可我为什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呢？部分原因是，站在那儿衡量我的艺术创造结果，我被虚构本质的虚幻性所震动。想象一个冬天的早晨、一条河、一座城堡、一位夹着书刚从船上下来的游客，它们纷纷从书页的空间—— 一个充满暗示的世界里走出来，进入这个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这完全是一种创造的技艺，一个大型的比喻。你可以继续想象下去，继续讲故事，继续尝试着去模仿盲目的命运女神的作为。 _8e0vi!~2  
    关于布拉格的美，可写的实在太多，不过，我不敢确定“美”是不是描述布拉格的最恰当的词汇，这座建在伏尔塔瓦河边上的城市，神秘、混乱、荒诞且充满幻想，它是欧洲三座神奇而不可思议的都市之一，另外两个是都灵和里昂。当然，它也有可爱魅人之处，只是这种可爱魅人具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邪气。安吉洛 · 马利 · 里佩利诺在《神奇的布拉格》中有一首充满迷乱气息的颂歌《爱在这里》，他把这个城市描绘成一个诱人的女妖，一个放荡的女人，一个邪恶的女巫。“古董商喜欢卖弄她虚伪的沉静，她的幽寂似乎自古就被无数荣耀包围，那些凝滞不动的如画风景就像装在玻璃球中，这一切只增加了她的邪恶。她狡猾地通过拼写和字谜进入人的灵魂，那是她掌握的唯一钥匙。”里佩利诺的布拉格不是奇迹般地保存着宝贵的艺术珍品和古雅的艺术建筑的名胜之地，这些曾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城市极力宣传的东西，这些也是好莱坞电影关于莫扎特和萨莱里的幻想故事中的背景；里佩利诺的布拉格是那个“有暧昧的走廊和可恶的通道……仍然散发着中世纪气味的”城市。在谈及咖啡馆时，卡夫卡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它是犹太人的地下墓穴”，就像“小酒肆”、“老夫人”、“三颗小星星”那样的小酒馆，他有时会逃离那些“暗藏凶险的小巷，令人走投无路的窄道”，逃向“那些环绕在布拉格周围的绿色小岛，鲜花盛开之地，公园、凉亭、花圃……”。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布拉格，令人难以忘怀，神秘、沉默、而又混乱无序，于1948年被共产党接管拯救，20年后苏联入侵，采取铁腕政策，最终使其屈服，直到1989年革命，才采取了和平过渡的“天鹅绒政策”。如今到处可见美元的踪迹，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心爱的牛仔裤，麦当劳就开在查理桥边。哦，有什么不行的？布拉格也有同样的权利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大众消费。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吃便宜的汉堡包，就像可以自由地出版颠覆传统的诗歌一样。不过，说起里佩利诺，还是会觉得有些异样，他在罗马大学讲授捷克文学，于1978年去世，他告诉我们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他常常跑到德国，凝望东方，遥对着“波希米亚的重叠山峦”，仿佛一个忧郁的恋人思念他的远方情人，这处旅游胜地对他充满着无限诱惑。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热爱布拉格，她的混乱无序和她的神秘沉默都为他所爱。他喜欢引用1893年威廉 · 姆尔什季克在小说《桑塔露琪亚》中使用的那个奇异意象，这个城市让小说主人公联想到“一列嘶叫着的火车从她和那些新生的人群、那些新的牺牲者身上碾过，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地消失，重归大地深处”。 FiKGB\_]  
    里佩利诺尽最大努力所做的就是在表述这个城市的时候，不会被它吸附消泯，不会让自我被这个世界异化，这也正是里尔克所说的我们生于此世的任务。仅靠一本旅游手册，走马观花地游遍一座城市的名胜古迹，你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它。可是，你又如何能完全认识像布拉格这样一个变化多端、令人无从琢磨的城市呢？布拉格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隐藏在美丽的老城广场上吗？——那里有咖啡馆和著名的钟楼；隐藏在周边的远郊里吗？——那里有沉闷的水泥建筑群，大多数布拉格人都在那儿过着非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时光的记录有如岩层的重叠，玄武岩层的普热米斯尔王朝处在最底层，上面是岩灰与金刚石合层的哈布斯堡王朝，然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花岗岩层，最上面就是当今疏松多孔的石灰岩……那么，哪一时期的哪一处地方所代表的才是其最美好、最真实的景象？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要真切地了解一个地方，就要到它的中心腹地去，你一定就会爱上那里。有许多城市在我面前展开了她们可爱的四肢的轮廓，而有多少个布拉格就需要用多少只眼睛去观看，不，还得更多的眼睛才行——布拉格简直大得无边。我满怀惆怅、郁郁寡欢地走回旅馆，冰雪让我的脸凉如玻璃。

                  我们三个人在女士们的房间里等教授来，大家都有点儿焦虑不安，或许是因为先前的期待过于强烈了吧。我们到布拉格是带着使命的。G. 认识一位年轻的捷克移民，最近刚到纽约，我姑且称他米洛斯吧。米洛斯想在哥伦比亚学建筑，在读期间，他一时还找不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他的父亲认为有办法帮助他，他有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卖掉，能卖不少钱，可是把这些珍贵作品带出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容易。我们是自愿帮忙的，打算把它们偷偷带出去。我和J. 、G. 在都柏林和加利福尼亚打国际长途商量这事，这看起来绝对是鲁莽的冒险之举。冬日的光线从铁幕后面照射过来，我们不免顾虑重重。那个时候，西方游客因最微不足道的走私行为被抓，一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故事在旅游者中非常流行，大使馆的领事或公使出面也无济于事。我经常沉湎于那种无聊的空想中，认为一间单身小牢房也许是最好的写作空间，不过，在东方的集体监狱中度过一段有始无终的日子，我对这种暗淡的前景实在不怎么看好。J. 和G. 向我描述的格莱特的那只香肠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总之，或许是因某种内在的联系，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像那只香肠一样因时间太久而布满渍点，抽抽巴巴，它不是漂浮在镍盘的水中，而是突然落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锡盘子里，旁边还有一块灰绿色的厚面包片……此刻想打退堂鼓肯定是来不及了，门外响起了教授轻轻的叩门声。 L;fz7?_j  
        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密密的短发覆在额前，那是北欧人的发型。第一眼看上去，难以确定他的年龄究竟是30岁还是60岁。他相貌英俊端正、近乎完美，长着一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面孔，却又带着某种特别的谦逊。即使此刻他站在我眼前，我觉得也很难完全清楚地认识他，似乎在原本清晰的记忆的印痕上，有一道裂纹突然迸裂开来。我想他一定用了许多年时间试图让自己不被那些当权者、警察、间谍和告密者注意，他表面的真实已经消失殆尽。他很像那种刚刚谢幕的演员，虽洗尽铅华，面孔却多少受到蚀损。他用一种郑重、细腻、颇富中欧风格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握手，带着忧郁的微笑，那种感觉不像是与我们初次见面，倒像是与我们做最后的道别。他的英语表达相当准确，微微有点儿口音。他用温和沉着的语气欢迎我们到布拉格来，似乎我们到的不是布拉格而是他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们多次听到这种具有归属感的语气表达，在知识分子圈里尤甚。这些艺术家、批评家、学者带着流放者的激情认为这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历史，虽然破败但仍然辉煌，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神秘，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观念，但许多珍贵的事物已经从他们的生命中被拿走了。我带了一瓶免税的爱兰尔威士忌作礼物，教授叫道：“喔，是詹姆森!”语气间透出他对这份珍贵礼物的熟识，似乎它来源于某个神奇的产地，就像中国的丝绸、撒马尔罕的香料。他从我手里接过酒瓶，动作灵巧优雅，同时带着真诚的感激。怎么说呢，就是“courtly”——彬彬有礼而不失尊严。这让我大为震动，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能如此恰当地合乎这种表达。 " "S&zN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两步，我关房门的时候留意到他无框眼镜后面闪动的不安，或者毋宁说闪动着警觉。他静静地握着威士忌站在那儿，双臂绷在两侧，灰色风衣一直扣紧到喉咙。G. 说起我们三个来到布拉格的使命，他听了，立刻竖起手指，贴在嘴边，让她别出声，然后指指天花板中间那只落满灰尘的灯具。这是布拉格的另一种姿态，总是带着凄楚的抱歉的微笑，对此，我们虽不陌生，却很沮丧。的确，在各个地方都藏着窃听器。 le6eorK8  
       我们走进大厅，教授认为在那儿谈话比较安全，当然也得压低声音才行。先前那两个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已经走了，塑料棕榈树下面的桌子上留着两只空咖啡杯，杯子边缘印着一道道红色的唇吻。教授说，有大约20张照片，他希望我们能把它们带给他儿子。我本以为是油画，原来是照片，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捷克大师采用原始的接触印相技术制作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教授不乏忧虑地说，如果我们觉得把这批东西带出国有些为难的话，一定别客气，他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把它们送到纽约。可是，很显然，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我们一定要帮他。他又带着那种痛苦而忧伤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清清喉咙，小心翼翼地用中指推了一下眼镜中间那道不太结实的金色横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饭，在那儿，既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见到他的妻子。这时，通往餐厅的两道门在我们身后打开，两个侍者从里面出来，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只浅托盘，上面摞着一叠用过的碟子，他们的脚跟与脚尖同时旋动，并列而行，仿佛老音乐片中那些举止讲究的男芭蕾舞演员。随后，两个人昂着头朝厨房的方向走去，毫不费力地托举着那堆高高的东西。房门打开的一瞬，我们瞥见了几处细节，房间里有一张主餐桌。那是一张圆形大桌子，可容6到8个人围坐。毫无疑问，我的记忆因偏见而夸张了我在那一瞥间的印象——许多猪挤在饲料槽前边。教授叹口气说：“俄国佬。”他们呼呼噜噜地大吃大喝，根本没把餐厅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两年后，在布达佩斯，我又见过他们一次，大约有12个人，当时，我很不明智地应邀去欧洲参加一个有关安全与合作的讨论会①，那是一个关于冷战的清谈俱乐部，现在肯定解散了。会议的原意是希望促进东西方作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但事实上，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表达着不满和轻蔑，而把其他国家的代表看成是无足重轻的三岁小儿不予理睬。苏联代表团是作家协会成员，领队是一个面色灰白、脸如刀刻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吸着变了质的香烟，一口糟糕的牙齿，午餐休息时间他们霸着咖啡厅里最大的桌子，边吃边说，连呼带叫，将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胜利感尽情地表露出来。当然，如今回想起来，我仍然纳闷，是否他们以及与他们相似的在布拉格餐厅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高叫压过别人的声音——因为那些贴近他们的耳朵悄悄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冷硬的内心早已知道——到卫星城进行一场短途旅行、到俄国郊外的别墅度假、在莫斯科狂欢纵饮、自由兑换外币等等，所有在极权国家被当做特权的东西，正在走向终结，一切很快就被新兴的黑手党阶层、犯罪集团和奢靡无度的总统家族的成员所控制。不过，迄今为止，这些代表仍然一个都没少，莫斯科的政客仍然伸着长长的猪嘴四处打探。尽管隔着两道半透明的门，在房门旋开轻合的刹那，他们一对一对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最后一个，肥头大耳，我们看见他坐在桌子的首位，后背冲着我们，贴在椅子下的脚套着一双粗肥的黑鞋，仿佛两只胖大的猪蹄，两条裤管拉起来，露出两只皱皱巴巴的灰色短袜和两块肥胖多毛的腿肚子，直到最后，他们全都消失了。

                 教授打算向我们介绍一些有关布拉格的事。我们非常感谢，同时也很担心在工作日的早晨这样拉着他谈话会耽误他的工作。他笑了一下，说，现在他的时间可谓绰绰有余。他解释说，他卷入了1976年底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人权声明即七七宪章运动，当权者曾下令逮捕摇滚乐队队员和艺术家，他本来是位艺术学教授，如今已被大学辞退。从这以后，他和妻子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过活，政府曾多次威胁要停止这种供应，倘若他坚持要和那些堕落的反革命集团继续保持来往的话。他认识瓦茨拉夫 · 哈维尔，后者那时还关在监狱里。1976年以前，确切地说，早在1968年以前，他经常在咖啡馆和小酒店里会见他的那些老朋友，他们在那儿的谈话曾被便衣警察监听过。教授时不时地就会被警察局传唤、审问，其实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早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用一种不乏倦怠和苦涩的幽默语气向我们解释这一系列过程。早晨会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通常在黎明时分，那时他还躺在床上，一个友好温和的声音问他是否介意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一幢大楼里去一趟，每次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是谈话。打电话的人会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谈次话，他根本不用担心，别太着急，车在外面等着，他好好准备一下就是了。然后，他立刻起床，收拾整理出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睡衣睡裤、干净的衬衫、换洗的内衣、袜子、剃须用品和最最重要的牙刷，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为他准备咖啡和面包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说，听起来有些奇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几乎不说什么话，只是忙着事务性的琐事，尽管事实上，他们两个都知道，也许这一去，他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有些朋友和熟人也这么被传唤过，“谈次话”，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教授告诉我们，到了那幢指定的无名大楼——它通常在城市中某个相当丑陋的广场上，他就会被关进一间窄小、无窗的房间，除了一张铁制桌子和一把呆板的椅子外，别无他物。他被指令填写一叠办公表格，将他自己及父母、妻子、儿女的种种生活细节都一一地陈列出来，他心里清楚，此时正有许多双眼睛透过他面前的那道墙上的双向微型装置观察他。随后，审讯者迈着悠闲的步子进来，神态轻松，面带微笑，同时也具有无限的威吓力。 8v6AfTo%  
         教授说，在押期间，在连续三天三夜或更长的时间里，6个审讯员每隔半小时轮流审问他，但他从未遭受过皮肉之苦。类似的秘密警察机构无处不在，无论是国家安全部还是情报局都备有大量资料。天鹅绒革命之后，许多文件被公开了，情报局的名册上竟有数万名密探，能开列出这么一张单子来也真是不容易。教授说，通常，他们会天南海北地闲谈一番，从他有可能谈及和愿意谈及的人或事入手，对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许多年以后，另一位捷克朋友，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家兼翻译家兹德涅克告诉我，1989年之后的一天，他在市中心散步，偶然看到街道对面有个人就是当年审问过他的审讯员，他想也没想，就冲那人大喊，声音穿过了拥挤的人流，他喊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似乎这是世界上他最想知道的、最重要的事。那个密探审问员怎么样，我问，希望听到他急忙竖起衣领，满面含愧地偷偷溜走。“哦，”兹德涅克耸耸肩膀，说，“他冲我笑着摆摆手，喊道：‘嗨，你好吗？’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uJa.]J~L=  
        这时，我们来到兹拉塔 · 乌里斯卡即著名的黄金巷，我们沿着荷拉德卡尼城堡外面的围墙走得很艰难，我不知道怎么到的那儿。事实上，我几乎不太能想起来我第一次在布拉格旅行时都乘过什么交通工具了。我们肯定坐过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尽管J. 有幽闭恐惧症，我们还是乘过地铁，地铁倒是异乎寻常地干净整洁。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起我们坐的那些交通工具。我们就那样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在某个空隙间，又去了什么地方。唉，记忆女神的神奇之舆是多么容易溜走啊! Q1!+wC   
                 古老的黄金巷首尾两端都铺着圆石。一簇簇小房子沿护城河边的墙壁而起，是16世纪末鲁道夫二世为24位城堡守卫队员建的。人们会奇怪，为什么只有24个人？有关历史的最简单的叙述往往容易引起困惑。17世纪，黄金巷的房子主要是城里的黄金匠们居住，因此得名。让人好奇的小街有许多传说，例如，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就在这里建立实验室，毕竟，炼金术士也是金匠之一种，这也许可以解释街名来源混乱的原因吧。想到那些炼金术士和他们的蒸馏器皿挤在狭窄逼仄的小屋子里，这场景让人感觉很有意思，不过，我手中的旅游手册上却另有说法，它以一种显然是责备的口吻说，不管民间有什么样的传闻，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根本没在黄金巷待过，而是被禁闭在维卡斯卡巷，在圣维特大教堂的北面。哦，对了，对了，我们不久就去参观了大教堂。让我印象颇深的是，我从教授那儿听说，卡夫卡在黄金巷22号住过一段时间，如今，他的现代同乡，捷克大诗人雅罗斯拉夫 · 塞弗尔特① 就住在此处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大预言家德 · 特贝丝太太住在4号。还有更多的神奇……

                  真的，身在布拉格，怎么能略过卡夫卡呢？我们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去参观一下他的出生地。这个嘛，教授皱皱眉，说，咱们可以去看看那所房子，不过，那栋坐落在塔楼旁边的建筑最初是属于圣本笃教团的，1887年被烧毁，几年后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位于温西斯广场的一处新公寓楼，早期的楼房全都保存着，前门是石头做的。一块出自雕刻家卡雷尔 · 赫拉迪克之手的小标牌高高地挂在门边的墙上。1963年在里比利城堡召开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著名讨论会，1965年建立了纪念馆。那场讨论使官方接受了这位布拉格最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看做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堕落和冷漠予以尖锐抨击的批判者①。教授解释说，此前，从官方角度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卡夫卡这么个人的。捷克当局一直在禁销他的书籍，而且声明无论是那些书还是它们的作者都不曾存在过。对这种简单化做法你不得不佩服，这种试图完全抹掉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作品之举，真是令人恐怖和厌恶。 pz"}o#R"x  
          我们沿着陡然上升的街道一路前行，松软的雪块在我们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在这座山城，喧哗的雪声伴随着我们，仿佛某种扰人平静的絮语。我们沉默无言，追想着卡夫卡在他的祖国竟然被人活生生地抹掉那么多年，这听起来可真是……真是太具有卡夫卡的风格了，这让我们深感不安和抱愧。不过，教授看起来似乎不像我们那么不安，在那些日子，在想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想到它在苏联控制之下所处的困境、所受的限制与沉默，以及里佩利诺用一句文绉绉的短语“凯列班的统治”② 表达的轻蔑之情时，布拉格有良知的民众的尴尬是以一种极为微妙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你可以设想，对于所有被征服的人民来说，那是一种全民共有的痛苦，面对陌生来访者的眼睛，他们赧然无语。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悲惨的饥荒，当时乡村的情况近乎绝望——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又相继失败，经济陷入崩溃，实际上就是——饥饿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插上门闩，封住窗户，拒绝外界的关注，等待死亡降临。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不幸是无缘无故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无论是初次还是后来对这个城市的参观游览中，当布拉格的某些旧日相识在许多年后成为我的朋友，我仍然没有勇气自以为是地问他们，在1968年，是否捷克人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失败、对自己未能在苏联坦克进入之时奋力抵抗而感觉失望。可事实上，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那些正当花季的孩子们，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莎士比亚曾用美妙悲伤的诗句问道：“美如何能含怒而辩？她难道能比一朵鲜花更有力量？”那个时候，我们都想起匈牙利人6年前的起义，城市的废墟里、大街上、碎石路面都铺满了尸体。谁愿意遭受布拉格那样的命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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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每个人都渴望冲破缠绕着我们的忧郁气氛，开始说起城里那些仍然活着的作家，他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局无法否认。教授把我们带到一个文学酒吧吃午饭。它藏在老城广场和大河之间一条狭窄曲折的街道里，那是一个褐色的地方，窄长、低矮，里面摆满长条凳、三脚凳，还有烟熏的天花板——至少，教授是这么描述它的，它是虚构中的“金色老虎”吗？我立刻想起这是波希米亚人翻译的一本书，那是都柏林市波尔伯格街上一家爱尔兰小酒店。不管是不是“金色老虎”吧，那天店里可真是热闹非凡。爽快的酒吧侍者手里晃着一升装的皮尔森啤酒杯，一边将成堆的香肠和土豆分给遍布四处的喧嚷的客人。店主娴熟而严肃地经营着自己的买卖，让人不由得想起马戏团里的魔术师用魔棍和旋转的盘子变戏法的情景。空中缭绕着水蒸汽和烟雾，蒙了一层雾的镜子上有几道浅痕，映出侍者们成双成对地奔来跑去的身影。我们让教授把最好的或者至少是最有名的作家指给我们看，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位赫拉巴尔或者斯克洛夫斯基。教授向四处仔细地张望了一下，然后咳嗽了一声，用指尖推了推眼镜的间梁，现在我明白，这个动作意味着接下来将是满怀歉意的解释。今天的文学界没多少突出的分量。临窗而坐戴着围巾的那位，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式，却从未出版过什么东西，至今没人说起读过他的某部作品。坐在墙角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金发碧眼，依然美丽，据说和塞弗尔特有过绯闻。那个一头银发、神情倨傲、头昂得像只公鸡的家伙20年里一直热衷于将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翻译成捷克文，据说他是警察局的密探。那一位，就是正从房间那边向这边看的面色忧郁的老人是斯沃博达，是一位批评家和通俗小说作家，自1968年起，他的名字就被禁止印到出版物上。我对教授说，他无需感觉抱歉，在60年代初的都柏林，当大作家们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闯入麦克迪、派里斯或者爱尔兰人酒吧，希望能遇上布伦丹 · 贝汉① 或者帕特里克 · 凯文纳，可惜除了一些像我一样眼露烦躁之色的文学爱好者和某个行为乖僻、身无分文、企图蹭一杯酒喝的末流诗人外，我没遇到过任何名家。教授无力地笑笑。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说法，只把这当做一种善意的同情。生活，就像昆德拉的小说标题一样，在别处。 2`Ihrz6  
      午餐。啊，也许这正是谈谈捷克饮食风格的时候，然后才能说那些更有味道的题目。我的捷克朋友们，我非常在乎你们，不想得罪你们，所以，请明智地跳过下面的这两段——我事先可是提醒过你们的。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吃到过糟糕的饭菜。多年前我在伦敦一个朋友家吃过一盘通心粉，上面布满了牛腰肉丁，做得难吃极了，那是格鲁博小姐的手艺。说真的，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一个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可爱小镇有一家旅店，我曾在那儿面对一只热气腾腾的大盘子，上面是鹅肉片、捣碎的土豆和泡菜，三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级渐变的灰色度，而且还闪闪发光。一个绚丽的秋日下午，在奥加卡，我看见午餐的小盘子里装着还算悦目的绿色拉，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结果不知道是哪一只大肠杆菌竟然顺着我的消化道一路穿梭，像粒墨西哥跳豆一样忙个不停，贴着我的肠壁有三个月之久，时不时地在里面弄点儿事情出来。就不必说我在布拉格的饮食经历之惊险了，和它们也不相上下。事实上，有那么几年，我在那儿也吃过几顿美味佳肴。众所周知，人们对巴伐利亚的饮食评价甚低。不过，一般而言……据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捷克的饮食吧……那个……可真不比巴伐利亚好多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德国东南部雷根斯堡市的一家德式小酒店……算了，那是另一个故事，在另一个城市。① b`;Cm)@X!)  
              捷克人和巴伐利亚人毗邻而居，两国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共通之处，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莫过于布丁了。其微妙之差似乎只在于它们一个好像我们小时候叫的“纳可乐”—— 一种坚硬的弹子，一个好像那种被水浸坏了的网球，不过，它们的质地和口感应该相差无几。捷克布丁的黏度变化较大，从最一般的面包布丁到土豆布丁，通常会配上一种闻起来有股泔水味的白色泡菜，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水果布丁。也许捷克布丁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黏度了。这小东西坐在盘子里，又白又嫩，胖墩墩热乎乎的，倘若你胆敢举起餐刀去切它，刀锋肯定会被那股多情的黏力紧紧地缠住，布丁上切开的刀口会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刀刃一离开，切口会马上复原，粘合在一起。许多食物都可以给布丁做配菜，无论是最为普通的热狗还是较为厚实的煮熟的牛肉片。它也可以有单独为其准备的配菜，比如丝梅特纳，这是一种又酸又甜的调味酱。那天，在“金色老虎”——姑且是叫这名字吧——食物的简单粗陋令我们大为惊诧，盘子里只有几根苗条得让人忧虑的烤香肠，还有一块厚实完好的黑面包，被泛着气泡的金碧辉煌的捷克啤酒浸湿了，闻起来很像盛夏季节被热浪烘焙的草地的气味。当然，当然，除了这次，还有别的进餐时刻，噢，记忆女神转移了她的视线…… HTSk40V  
        午餐之后，我们觉得不妨去参观一两个画廊。G. 在旧金山的当代艺术展览馆工作过，对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颇感兴趣。教授又轻轻地咳了一声，又伸出指尖推了推眼镜横梁。主要的展览馆……包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家博物馆……从70年代起就已经关闭了，他如是说。关闭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倘若去询问布拉格的那些“不知名的权威们”，他们会用一套陈词滥调对付你，那些说法既不新鲜尖锐也不迂腐简单，反倒充满活力，不是轻蔑地不予理睬，就是言辞极为无礼，同时又小心地保持着表达的含糊，振振有词地宣称整理和修复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可惜，从未有过任何积极恢复的迹象。当教授与其他学者为近10年来艺术创作的停滞而忧虑时，他们受到警告的次数也便随之增加。 eK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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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艺术建筑时，教授要带我们去看看圣维特大教堂。我们再一次登上荷拉德卡尼小山，奋力爬行在花岗岩的台阶上，小说家古斯塔夫 · 梅利克会以其惯用的开玩笑的方式这么写：“四个人鱼贯而行，后面人的脑袋瓜顶着前面人的脚丫。”下午的太阳隐到了密云的背后，阴霾的天空飘落大朵大朵的雪花。在我们眼前，大教堂高耸挺拔，直插云霄，“美得疯狂”。菲利普 · 拉金喜欢把大教堂描绘成一艘长着尖塔顶的大船，搁浅、停靠在百塔之间，四周是气浪喧天的暗礁——那些珊瑚色的巴洛克式宫殿。大教堂也是出手大方的查理四世不惜重金给布拉格留下的一份礼物，1344年开始动工，到1929年仍未完工——不知是否有人曾认为这样的建筑物还有完工的时候。第一位建筑师是法国阿拉斯布市的马太。金色大门由三道哥特式拱门组成，上饰精细的边带，出自彼得 · 巴雷之手。仰头远视，整个教堂似乎正以飞快的速度刺向云霄，直入虚无之境。说到建筑物上的怪兽饰，另一位不为布拉格认可的儿子里尔克称其为“漫画、丑像”；对那些怪兽饰，我一直有种疼痛感。塞弗尔特在《登查理石桥远眺》一诗中写道： 6cOlY= bn  
    有些时候 城堡 <Vh}d/  
    和大教堂 hJ75(I *j  
    闪动着幽昧的奇丽 9[[$5t`8  
    那些砌墙的石 wWM[Hus  
    黑沉阴暗 H% FP!03  
    仿佛采自月宫 8_M"lU0[  
       我们走进教堂，刹时堕入巨大而悠远的寂静之中，无声的影子、古老的气息，冬日苍白微弱的光线从头顶的玫瑰花窗渗透进来，我无声地抬头仰望，褪色的玻璃窗显得过于华丽了。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地区》中，有一首《登荷拉德卡尼山》，写他在某一时刻体验到了一种现代人的恐惧，塞缪尔 · 贝克特将其翻译过来： (^58$IW71  
    在圣维特的玛瑙里 Ged} qXn  
    看到自己的样子 'ZAIe7i&  
    真是令人心惊 x#hSN|'"  
    那就是你悲哀欲绝的时刻 )!FheoR  
    就像大白天里 \/-4jF:  
    那个疯狂的拉撒路

     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教堂中厅的地板上响起，时不时地发出令我自责的回声。我走进圣温西斯的小教堂，那块游人本可以自由逡巡的地方，如今被一条天鹅绒带子拦了起来，对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道禁忌虽看着客气却不可忽视。葬在此处的是温西斯一世，一位值得赞颂的君主，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第四代国君，935年，他那可恶的哥哥博莱斯拉夫下令将其谋杀于这块圣地。旅游手册上说教堂内室墙裙上的“c1372”字样是用宝石镶嵌成的，果然如此；那个简洁精致的“c”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温西斯小教堂的北门有一只动物——别人告诉我那是一头狮子① ——嘴里紧紧衔着一口铜钟，据说国王被害时紧贴着这扇门。 gw$?&[wY  
           把教堂看做是慰藉和避难之所，对此，我一直深感惊讶。相反，对我来说，尤其是这个庞大的天主教教堂，似乎是一个只与痛苦的赎罪和流血仪式相关的毫无感情的纪念碑，峭硬、冷漠、无情，华莱士 · 史蒂文斯关于“古代殉道者的神圣沉默”的说法使其更显沉重。多年前，一个暮色微沉的黄昏，我曾在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旁听过一次唱诗班的彩排，当时，我吃惊地发现，我7岁的儿子因为恐惧站在我的旁边悄悄地哭泣。我尝试着安抚他的时候，想起童年，虔诚的母亲常常强迫我长时间站在这种地方。瞬间，我从一个父母都是无神论者的小孩子身上看清了一个景象：那些愁苦的雕像、褪色的玻璃窗上侧目而视的殉道者画像和色彩斑驳的一排排旗帜，以及雕刻而成的布道坛……一切都散发着狂热而令人惊惧的气息——拉金说的没错。儿子后来告诉我，最让他害怕的是唱诗班的领唱在歌曲的间奏中，对着话筒发出的一阵阵低沉的宣告与激励；它们听起来一定很像上帝在天上发出的怒责，厌倦而可怖。 q9c-UQB(!  
          但我知道，倘若此事发生在几百年前，我的儿子站在这个地方，除了敬畏和好奇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之情。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灯火通明，几乎成了不夜城，外界事物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感觉造成冲击，荧光频闪的银幕、巨大的广告牌、流行音乐、层出不穷的香水、质地精良的织品与光滑柔软的皮货……走出世界，走入教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约翰 · 怀兹达在《中世纪之秋》的首页上写道： }/Qj8l.  
          500年前，所有的事情较之于当代，其形态都更为确切清晰。忧与喜、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大，无论忧伤还是喜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每种经历都是明晰而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宁静与喧哗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夏与冬的对立，这种对立远比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更为强烈。在现代都市里，我们难以找到完全的黑暗和绝对的沉寂，总有一缕淡淡的灯光或者一声遥远的呼喊打破那种纯粹。 TgK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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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维特大教堂在许多年前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奇异创造，金色的入口金光闪烁，雄伟的大门与高耸的窗户在开合间变换着来自天国的光线。幽昧的颜色、响亮的声音、薰香的气味、上千支燃烧的圣烛，还有钟声……怀兹达写道：“每日钟声敲响，似乎都与圣徒有关，它用众所周知的声音宣告着悲哀与欢喜、宁静与焦虑、召集与训告。” .UvDew/Y  
         里佩利诺啧啧有声地评论说：“在布拉格小说家笔下那些病态的人物形象中，大教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梅利克那部阴森而不乏滑稽的小说《格来姆》①中，一个重要的场面就发生在圣维特大教堂里，在“细弱的蜡烛味和薰香”之间。甚至连一向对超自然事件无动于衷的扬 · 聂鲁达，在记述玛拉 · 斯塔纳地区淳朴山民的言行时，也被山上与众不同的灰石头所吸引，回来后，他注意到石头的坚实并未受到任何削弱，相反，“在每个礼拜堂，你都能发现它与敬拜的神香和塑像配合得相当默契”。在聂鲁达的小说《圣温西斯的弥撒》中，叙述人回忆自己当年做服侍圣坛的男童，他和朋友们都知道一件事，每天夜半——还能是别的时间吗？——当钟声在教堂里回响之际，就是圣徒温西斯重回教堂，在高高的圣坛上做弥撒的时候。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藏在已经上了锁的教堂里，想要一睹圣徒温西斯的鬼魂做的弥撒。夜晚，最后一缕光线消失了，午夜降临，“一块仿佛蛛网的东西在教堂中厅的上空飘浮，闪着银色的微光”，孩子霎时被巨大的恐惧攫住，“我感觉黎明前的黑暗与寒冷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含混不明的情绪突然向我袭来，然后它就被一种更猛烈的力量击碎——那就是恐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可我就是害怕，我的内心幼小、脆弱，根本没有自我支撑的力量”。 7c8`D;A-K  
        布拉格作家都喜欢吓唬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代人尤其如此，他们酷爱神秘与怪异。如里佩利诺所言，他们的小说“一再重复那种令人深感压抑的感觉，这源自于西班牙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16和17世纪的哈布斯堡皇室，包括鲁道夫，都曾接受过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们的教育），芜乱不堪、令人胆寒的伤口，破裂的肢体，喷涌而出的鲜血，这个神秘景象是恐惧的来源”。他从一本听起来不太靠得住的、出自吉利 · 卡拉斯科 · 赞 · 利沃维科之手的《曼弗雷德 · 马克米林的小说》1907年中，找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生动的例子： a3,A_M}M'  
       每次凝望墙上的十字架，我都感觉身后站着什么东西。令我异常恐惧的是，我从前凝望而感觉毛骨悚然的那个十字架，如今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悬荡于黑暗中。 z`,dEGfh^  
       无论方式如何不同，桥总是护送着那些或悠然漫步或匆促奔行的人们的脚步，将他们送至彼岸，走向目的地，走向人生终点。跨越溪谷与河流的桥拱，有的高些有的低些，但不管走过的人是否注意桥拱的起伏，他们都会循着自己的路线走向下一座桥，事实上，他们正努力克服自身的平庸和弱点，以使自己能够接近健全完整的神明。无论我们能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能否为桥的出现而心怀感恩，就像面对桥上的圣像时所想的那样，还是根本看不到桥的神圣的存在甚至将这一切都置之度外，桥都像一条通道，在神明面前聚合，又在神明面前穿过。 fh`}~ aQ  
       桥以自己的方式将大地与天空、神明与凡人聚集在一处。 <`NtTG  
       今天，站在查理桥上，置身于满脸紧张的游客和心情不佳的观光者之间，眼前的风景似乎少了许多应有的色彩。桥上风光能令人想起海德格尔精神化的界定，但世俗化的界定可能更适合当今世界遗产城市之一布拉格的真实情况。 x+v&3YF
 
      河流、桥、人类社会…… V`G^Jyj  
      费塞拉德城堡坐落在峭壁之上，自1085年起，普热米斯尔王朝统治了50年，当时费拉提斯拉夫一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王宫。1140年以后，普热米斯尔皇室搬到布拉格城堡的后面，即河的左岸，在此地建立了皇权中心；后来，查理四世大兴土木，重建城堡，修建要塞，迄今为止，这些强大坚固的堡垒依然有迹可寻。15世纪，几次胡斯宗教改革战争使查理的建筑艺术品损失了大半。此后，费塞拉德城堡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城，商人和手工匠人住在这里，这里逐渐地被历史的压路机推压碾平，为另一个城堡开辟了道路。这种接二连三的衰落和破败带来一种明显的停滞和压抑感，即使在鼎盛时期，这里的喜庆气氛也比意气消沉的老城和忧郁沉闷的玛拉 · 斯塔纳城堡稀薄得多。费塞拉德尽管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却不大。到达那里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地铁站出发，途经之处有典型野兽派特征的庞然大物——文化宫赫然耸现，还有同样令人不快的科林斯式旅馆，亦属于那种沉闷之作，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它们都虎视眈眈地俯瞰着一所监狱——旅馆里的客人可以看到囚犯们在放风时间绕成圈儿忧伤缓慢地蹒跚而行。离开这个恐怖之地，进入纳 · 布坎斯，这是布拉格又一条令人难以理解的荒芜、倦怠且凶险的街道。这儿有塔波门，那儿是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圣马丁圆顶教堂是罗马风格的珍贵建筑，仍然行使着教堂的功能，是我进过的最小的教堂。此地为安葬了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梅塔那、作家卡雷尔 · 恰佩克和扬 · 聂鲁达而自豪，斯梅塔那曾根据丽碧丝和那位强壮的农夫的传说创作了一出歌剧。行走在冷寂无人的小公园里——捷克语把公园叫作“sad”（ 英文意为“忧伤”），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用在这儿似乎尤为合适，不太适宜的是此处的居民是四对巨大的石头雕像，都是出自约瑟夫 · 米斯尔贝克之手。另一群居民住在附近的墓地，它们不仅有丽碧丝和普热米斯尔，还有扎博伊和斯拉沃伊，我的《旅游实地指导手册》认为后面两个人是“古老传说伪造的神秘人物”。1945年，人们把石像从原来的帕拉斯基桥搬到了这个地方，同年2月帕拉斯基桥受到美国炮弹的损毁。这是桥的另外一种特性，正如海德格尔在一首不出名的颂诗中所言：不幸之极，它们那么容易受到炮火的攻击。 b"Jr_24t3v  
      对于最后一次参观费塞拉德的经历，我究竟能清晰地回忆起多少呢？我草拟了一份清单：沙石小径上落满潮湿的枯叶。一位母亲带着刚学走路的孩子穿过公墓走向一条伸向远方的小路，似乎两边的墓碑是超市中一排排的售货架。一位修女走进圣马丁的圆顶教堂，点起一支蜡烛，脸上洋溢着喜悦纯净的微笑。仰望冬日里树上萧条的黑色枝丫，可以看到教堂黑色的尖顶。一个嗓音柔和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毛衣，坐在小广场的桌子边，兜售着进入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门票——但事实上，对教堂本身我并没有多少记忆……从历史的观点来思考，就像给一个故事赋予一个快乐的结尾，其实就是决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问题。黑格尔在德国耶拿大学论述绝对理念时，听见窗子下面拿破仑和他的骑兵正在鏖战，他把这个小小的科西嘉人想象成一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想的却是他的痔疮，同样，仍然是这些痔疮可能成为滑铁卢战役惨败的主因之一。事物各有因果。在不断的解构过程中，事实很容易受到影响。不规则几何的创始人伯努瓦 · 门德尔洛特思考的问题是—— 一条海岸线的精确长度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说欧洲海岸线最终的精确度是几千几百英里呢？如果我们使用码尺作为测量单位，计算的数字会远远地小于我们用英寸进行的测量。想一想所有那些大海湾、小湾、入口、沙丘、岩石、泥土的纹理、原子、电子、核子、基本粒子、超弦理论……这么一想，立刻让人头晕目眩，根本找不到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因此，只能听之任之，既往不咎。历史是巨大的画面还是微小的笔触，是壮丽的风景还是落满尘灰的历史记载？爱尔兰的历史学家正在忙于研究在修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展开的热烈辩论。修正主义者想要对古老的虔信忠诚进行新的阐释，他们指出，也许1840年的那场饥荒并不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错误，也许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并非像我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是光荣的流血牺牲；而传统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学家把许多史料当做一种民族建设的工具，对曾经的历史，他们坚持一种诗意的、民族主义的解释。在费塞拉德墓地，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斯拉维——即万神庙，19世纪90年代初由建筑师维尔建造，那些雕像模仿的是“喜乐之乡”和“哀痛之乡”的风格，包括大约50个民族英雄的遗体，还包括新艺术画家阿尔方斯 · 穆乔和音乐家扬 · 库贝利克。 &w:0ad|  
      在斯拉维的这些纪念碑里，我们偶然发现了年轻的安东尼 · 伯吉斯的同学，那位曾经鼓励他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和妓女们调情鬼混”。

              我想提的问题是，历史学家、游客和散文作家全都在同一件事上纠缠不休——“真正的”布拉格到底在哪儿、又该如何定位，实际上，可以说只有这么一件事。我记得那些落在费塞拉德高地小路上的枯叶，是什么让落叶给那个地方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魅力？当我想起黄金巷，在我眼前清晰地闪动的是我第一次和教授一起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块积聚着，变成灰色的冰，而不是卡夫卡1916年秋末至冬天写作《乡村医生》及其他短篇小说时的那座房子。圣维特大教堂阴郁的辉煌在我的脑海中只有微光闪动，相比之下，某个下午的记忆却不可思议地异常清晰。那天下午，我离开那座拥挤的建筑物和那群声浪喧天的游客，撑着一把雨伞，带着一卷儿导游报，走进杰尔卡街。没想到，那里竟然悄无人迹，我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在圆石路面上的回音，追随着一个似乎明确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我并未遇到什么特殊人物，也未看到任何不同寻常的景物，那为什么我独自漫步的印象竟会如此深刻而顽固地扎根在我的记忆中呢？新凿的白色石头铺砌的标志和靠着教堂东墙堆放的装满灰浆的袋子，让我想起苏迪克在20年代为重修的圣维特大教堂拍摄的出色组照，是因为这个吗？我不知道，正像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欧洲海岸线的精确长度一样。我能知道的不过是，我看见自己站在那儿，看见午后那盏泛着银珠色的灯，鹅卵石路面上闪着微光，一个日本人皱着眉头察看地图，一条脏兮兮的狗迈着小步跑过去，寻找着某个对它来说极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些让我们能记住的东西，似乎，这才是我们运用出色的视觉记忆精确地捕捉并存留的事物，冲洗之后，一切都褪去了，前景只留下虽模糊却真实得令人悚然的细节。 s.a@uR^  
        如果不把布拉格看做地方而是看做人，不关注它的壮丽景色而关注伟大的人物，那会怎么样？1355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 1316~1378年）将布拉格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北罗马”，从此开始了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并吸引了欧洲各地的艺术家和学者——包括诗人彼特拉克——来此游历和定居。查理是卢森堡公国约翰的儿子，约翰是一位盲斗士——双目失明的战士？——死于克烈思战役。查理于1347年被选举为德国君主，1355年接受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他开始着手从意大利和教皇手中转移权力，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中心地带建立自己的王国。1356年，他的黄金诏书①为皇帝设立新宪法，制定了皇权选举制和选帝侯的权限，声称选帝侯拥有领地的独立权。布拉格在查理统治时期扩张领土，家畜市场（ 即今天的温西斯和查理广场）曾被合并到新城，建设工程开始于圣维特大教堂，并创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是一个极为慷慨开明的君主，才智超群、知识渊博，同时还是一位富有活力的鼓动家和行动者，但我至今仍无法完全明白他。我对他的想象只能源于那些高高在上的雕像群，它们或者面色虔诚肃穆，或者镀着一层黄金，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对我来说，他那双目昏盲的老父亲倒是更为真实，这位好武喜斗的老人手执利剑，站在克烈思的土地上，向围绕他的无边黑暗奋力劈去。 ,rOh*ebF  
       在布拉格的历史上，最能代表老布拉格的历史人物就是鲁道夫二世了。这个生性忧郁的疯子上过各种各样骗子的当，但却成了天文学家第谷 · 布拉厄和约翰尼斯 · 开普勒的坚定的资助者。鲁道夫二世生于1552年，这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最为混乱的时期。他的父亲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费迪南一世的儿子，即查理五世的兄弟，娶了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别急，别急，我们用别的方式再说一遍。鲁道夫二世的父亲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是皇帝费迪南一世的儿子，后者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兄弟，即哈布斯堡王朝的建立者——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的老爹都是王朝建立者。马克西米利安娶了堂姐妹玛丽亚，即查理五世的女儿。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意味着鲁道夫的父母亲的血统使其成为疯子乔安娜的曾孙!①所以不必奇怪鲁道夫的人格特征有缺陷。不过，尽管如此，家族成员对疯子乔安娜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人们对如何在树型族系稠密的枝条之间为她确定合适的位置一直拿不定主意，常有抱怨。 4\j1+&W   
       鲁道夫二世11岁时，在母亲玛丽亚的坚持下，他匆匆离开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的宫廷和那些慷慨友好的亲朋，到他母亲的兄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家中去生活。在那儿，他被当做欧洲的一个天主教君主接受一种更为严厉的现实教育。当时的欧洲对新教改革有一种憎恶之情。在马德里的7年中，用里佩利诺的话说，鲁道夫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西班牙人，学会了各种风俗礼仪和虚伪的君主政权的各种伪装。固执、耍阴谋、讲究宗教仪式的排场、猜忌、迫害异教徒、火刑审判台、对君王权力的无边幻想、对拥有土地和海洋的虚荣心——这就是他的学校教育”。对于鲁道夫这样一个喜欢幻想且对精神生活极为在意的人来说，这种教育经历无疑是灾难性的。鲁道夫对炼金术和文学艺术的兴趣远大于对欧洲政治权力和阴谋诡计的热衷，正是因此，阿希米波多才成为布拉格的怪异风格大师并成了鲁道夫的主要宫廷画家。不过，里佩利诺深信西班牙的教育对这位年轻君主的个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它加重了他那病态的羞耻感，他渴望独处，这为他日后的妄自尊大和迫害情结埋下了种子，这些东西后来严重地困扰着他。”西班牙对鲁道夫的宫廷影响极大，当这个受过耶稣会士教育的年轻君王代替老一辈执政时，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天主教徒。这个新起之秀受到罗马和马德里的支持，成为残酷迫害新教改革者的工具，鲁道夫时代之后，曾出现著名的“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波希米亚地区，那些狂热的天主教教徒被看做是“西班牙人”。 1B$8<NCQ=?  
      嫉妒、妄想、抑郁症、无药可医的忧郁情绪……深深地困扰着鲁道夫，尤其当他眼见时光飞逝，展望人生的终结之地时，这种前景更令其惊恐难耐。鲁道夫是一个具有强迫症的收藏家，他搜集了无计其数的护身符，堆满了布拉格城堡大大小小的房间，他希望这些东西能筑起一道防御之堤，帮助他逃过死亡的追逐。各种各样做工粗糙的工艺品和废物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混在一起。这个内心脆弱的人继承了强大的权力，他常常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沉湎于那些小玩艺儿，雇佣所有的手工匠人在珍珠、果壳、樱桃核、琥珀片、鸟蛋、鲨鱼齿、胆石等的表面进行雕刻和装饰。倘若没有如此巨大的耗资，也就不会有如此浩大的成果。他从维也纳购买了一幅油画《十字念珠》，是他最欣赏的艺术家之一阿尔布雷赫特 · 丢勒创作的，由四个强壮大汉每人抬一只角一直抬过阿尔卑斯山。 %vUUx+  
      里佩利诺对鲁道夫的收藏癖很感兴趣，他说：“在许多奇异古怪的物品中，我需要提及的是……一把铜制的椅子，无论谁坐到上面都很像一个囚犯；一只音乐钟，一只镀金的小盖子上面雕刻着打猎场景中奔跃的鹿群；一支管风琴，可以自行演奏小曲和组曲；鸵鸟标本；用以煮沸一剂毒药的犀牛角杯；用耶路撒冷的粘土制作的还愿章；来自希布仑山谷的一块泥土，是耶和华神用以制作亚当的原料；一只巨大的曼德拉草根好像一个小人儿，靠在柔软的天鹅绒衬垫上，仿佛一个可爱的小东西躺在玩具床上……所有这些都属于人造假人格来姆、机器人和卡夫卡的奥德拉德科族系。”不过，这还只是最基本的样品。里佩利诺继续搜集，对鲁道夫的奇珍异宝室里的古怪玩艺进行了一番整理，汇编出一份“无系统的库存清单”： 7/K'nA  
         蜥蜴的石膏模型和其他银质的动物复制品，海泡石、玳瑁壳、珠母贝、椰子、彩蜡质的小雕像，埃及泥质小雕像、精美的玻璃镜和铜镜、眼镜、珊瑚、装满艳丽羽饰的“印第安”盒子、用稻草装饰的“印第安”匣子……“印第安”绘画或者说是日本绘画，光润的银色和金色的“印第安”坚果核及其他颇具异国风情的物品，还有大帆船等等都是从印第安航运来的，一个彩色石膏的女人体是布拉格超现实主义者的最爱，琥珀和象牙块是用来掷骰子的，一只黄色琥珀的头骨、琥珀高脚玻璃杯、风笛、波希米亚碧玉镶嵌的“风景画”，一张珐琅银质小桌，玛瑙、碧玉、黄玉和水晶，一幅镶在一只乌木框内的银质画，一只用东方雪花石膏制作的浅浮雕，漆石、镶嵌画、小银塔、上覆银盖的水晶高脚玻璃杯，一只黄玉玻璃水瓶是为鲁道夫特制的，星彩石玻璃水瓶，用波希米亚玛瑙制作的水壶有一只金手柄，狮子形的黄玉饮水容器、镶嵌红宝石的金质餐具、泥水罐（ 其中一些盖着红色丝绒），有一群小雕像的珊瑚船、镀金的木船、镀银的精致小船、饰以水晶的珠宝首饰盒、饰以珍珠母的首饰盒、银质琵琶、青金石薄片、犀牛角、象牙号角、艳丽炫彩的刀具镶嵌着金子和宝石，精美的瓷器、丝绸的碎片，各种球状物包括一只银质鹰头、球形手镯、测量仪，威尼斯的玻璃酒具、希腊神话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古老的头颅、希腊神话中得伊阿尼拉和马人的银像、各种颜色的纪念章、马约利卡陶器、结构标本、马具、马刺、马笼头、粗砺的木头马鞍、圆顶的大帐篷、紧身衣等等，都是土耳其骑兵在突袭、跟踪时留下的物品，标语、枪头、项圈、各种金属牌、鸵鸟蛋做的高脚杯、军刀、凶残的匕首、步枪、短剑等刀具类的东西，还有迫击炮的碎片、手枪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动钟或音乐钟，无数的钟表、钟表、钟表。 EJNHZ<  
        卡特琳娜回到屋里，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她只介绍说他们是罗莎和阿利克斯，我露出美国式的表情，小心地等着弄清楚他们究竟是谁。从他们那身毫不出众却不乏魅力的旧衣服、那种漫不经心和含糊的态度上，我确认他们当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是大学教师，或者中学教员，甚至也可能是作家。罗莎是那种虽年过五十仍能保持良好形象的女人，看起来似乎只有二十多岁。她们年轻时的影子仍未从她们身上消失，纤长的脖子、娇弱的脚踝、温柔动人的微笑……她身材修长，头长得很像莫迪里阿尼那些神情萧索的模特儿中的一个，有一种令人心动的憔悴。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毛皮大衣，有几处地方的毛已经掉光了，她一开始拒绝脱下大衣，抱怨说房间太冷，的确如此，我和她握手时，她苍白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冰凉，似乎她是一个娇小、灵巧、骨骼精美的造物，刚刚被冻得要死。她把灰色的头发在后面拢成一束，使头发不会过于散乱，在脸前面飘忽来去，仿佛在水里，我突感惊惶的是，这令我想起了投进柳树边河水中的可怜的奥菲丽亚。在另一方面，阿利克斯纯粹就是一个契诃夫。他像罗莎一样高，甚至更瘦削，一张淡灰色的长脸，似乎正在苦修；在我的印象中，他戴着夹鼻眼镜，不过，记忆常常是不可靠的。他有一双叉开的大脚，需要刮刮胡子，下巴上的短须闪着银色的微光，脸颊凹陷的地方尤为动人，那是上了年纪的标志。在我旁边，罗莎半坐在沙发的软垫上，微微斜着身子，两只可爱的手拢抱着膝盖。此刻，她由奥菲丽亚变成了埃迪特 · 西特韦尔，只是少了些皱纹和痛苦的表情。她不断地发出低微而沉重的叹息声，每次似乎都要连成抱怨或者变成悲苦呼号的哀求。我那时想，她正处在某种可怕的精神或心理崩溃的边缘，在这房间里，似乎没有哪个人从她忧伤的迹象中看出了这一点。阿利克斯站在书架边，两手抱着双肩，皱着眉头，我猜想，他正透过那些小圆石的空隙，读着架子上的各类标题。他从进到房间一句话也没说过，他好像认识扬和菲利普，连我这个陌生人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也没说一句话，不过，他的沉默似乎不是出于无礼，而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似乎他不得不说的每件事，他都已经和每个人说过了，他的善良仁慈使他不忍再重复，免得让大家有负担。 SZ:R~4 A  
       与此同时，卡特琳娜在洗涤池边刷洗出两个杯子，为新来的两位嘉宾倒上最后一点儿梅子白兰地。阿利克斯一开始不想喝，他的嘴唇扭动了一下，弄出一个微笑来，他彬彬有礼地抬起手，把手掌按在胸前，摇摇头，但卡特琳娜又让了一次，最后，他拿过杯子，脚后跟啪地一声并拢，微微地鞠了一躬——或许，这又是出于我的想象？罗莎熟练地敲敲装酒不多的杯子，它看着比一口气喝进去的量要多些。她皱紧眉头，仔细盯着面前的杯子，那神情很像一个刚从祭坛上领完圣餐回到座位的人。不过，我有印象，她曾侧过肩膀非常热情地向菲利普打招呼，却对扬很冷淡，因为他用一种相当不客气的方式假装没注意到她。我自然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看明白，房间里的这两个人不会再为我做任何解释说明工作了，而我仍然不知道罗莎和阿利克斯究竟是谁。晚会邀请的客人？可这能算是晚会吗？卡特琳娜的亲戚？叔叔、婶婶？或者是她的父母？谈话东拉西扯地进行着，轮到阿利克斯和罗莎时，都是关于捷克的话题。阿利克斯仍然什么也没说。我一直支撑到最后，喝尽杯子里的最后一滴白兰地。现在，所有的酒都喝光了。我偷偷地瞥了一眼手表，已经8点半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这么描述——就在这个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大群喝得半醉的布拉格人唱着歌儿，挥舞着酒瓶子拥进房间，口袋里塞满了香肠，我则从肿块团团的沙发上蹦起来，一直跳到天亮。天亮的时候，阿利克斯和罗莎已经走好长时间了，卡特琳娜大笑着，把扬和菲利普推出门去，转回头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她的闺房，我们并肩躺在床上，我是彼得 · 费什，她是埃娃 · 巴多克，然后……然后……然后可惜什么也没发生。卡特琳娜开始煮咖啡，罗莎最终接受建议，脱下了毛皮大衣，扬开始断断续续地讲他在美国的另一个故事，为自己的笑话大笑不已。以前我从未发现扬的笑声竟如此狂放。随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喝上咖啡。有那么一会儿，卡特琳娜的感冒更厉害了，她朝加热器凑近些坐下，轻轻地喘着气，不断地擤那只红肿可怜的鼻子，她把湿漉漉的手纸攥成纸团，一扬手，扔进如今已近满溢的壁炉架。罗莎用捷克语和她说了一句，听起来好像是责备，她皱着眉头，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昂着头走进厨房，把咖啡壶嘭地一声放到炉子上，随后又打了一个喷嚏。罗莎举目向上看了一眼，便走过去找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暗藏愤怒的语气争辩着什么。扬看看菲利普，菲利普耸耸肩。这时，阿利克斯在这个晚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表现出他的兴趣，为了将注意力从争吵的女人们那儿转移过来，他小心翼翼地坐到罗莎刚才坐的位置上，在我的旁边，用无可挑剔的都柏林口音满怀渴望地问我是否想“出去喝一杯”。这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或者曾经是一位英格兰-爱尔兰文学教授——在那些日子，我在这个城市遇到的大多数学者都被解职了。他曾到爱尔兰去过。他把他曾访问过的地方称为圣地：“艾莱丝大街……都乐巴莱……阿兰岛……”他曾经见过布伦丹 · 贝汉。我说，那么，你一定和他“出去喝一杯”了？不过，贝汉看起来已经喝不少杯了，他在酒吧里呼呼大睡。阿利克斯说，爱尔兰人非常好非常友善。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曾跟他讲过詹姆斯 · 乔伊斯的一个笑话，但他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屁士’① 艺术家？”在斯里郭，一位老船夫向他保证说在这个地方除了他没人听说过因尼斯弗瑞湖岛，可是当游客让他带他们到那儿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船划到瑞特岛代替那个地方。我说确实是这样，叶芝老年的时候曾找过因尼斯弗瑞，却没找到。阿利克斯教授温和地笑笑，摇摇头。我问他是否真想让我陪他出去喝一杯，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异常急切。他又笑了，说这次十分遗憾，这正是维亚叔叔心绪不佳的时候，在布拉格没有吉尼斯黑啤酒。我说我并不在乎喝什么，我只想喝点儿什么。他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玩儿，就冲我眨眨眼睛，在我胳臂上轻轻地捅了一下，把我当做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K;AbE  
         这时，我们身后的争吵差不多结束了，罗莎走过来，看起来受到了冒犯，满脸不悦地穿上皮大衣。阿利克斯冲她说了些什么，使她表现出对我的关切，嘴角露出淡淡的怜悯之情，我猜自己对饮酒习惯的玩笑说法被她曲解了。阿利克斯和我庄重地握握手，陪着罗莎走向门口。在门边，他们两人略略停顿一下，我觉得这有点儿情节剧的味道，罗莎此时完全就是个西特韦尔。我回头看看卡特琳娜，门在她身后敞开着，她不太高兴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不过还是走了出来，送他们离开。我们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去渐远。菲利普说：“老天，我觉得我的亲戚们可真糟糕。”我问，罗莎和阿克利斯是卡特琳娜的父母吗？菲利普瞧瞧我，又看看扬，他们又嘿嘿地笑起来。我听见楼下的大门打开的声音，卡特琳娜和“假定的父母”勉强地道过晚安。一阵风从楼梯的平台上吹进来，带来一股强烈、刺激的冰雪的味道。卡特琳娜回到屋中，对我们这些男人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走到洗涤池边开始气哼哼地刷洗杯子。菲利普和她说了几句话，她耸耸肩，仍然背对着他，什么也没说。扬站起身，冲着我和房门口扬扬眉毛，拿起他的皮夹克。晚会似乎结束了。我穿上大衣，以为菲利普也会穿上外套，可是，菲利普，大块头菲尔，却仿佛要留下来。我和他，我们两人再次握手，说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在都柏林、纽约或者萨拉托加温泉村。卡特琳娜走到门口和我们道别，我向前倾身，想吻吻她的脸，不料她后退一步，打了个喷嚏，微笑着说抱歉。 -6^Ee?"  
         街上的雪越积越厚。阿利克斯和罗莎的脚印已经全被填满了。扬把手插在夹克衣袋里，我们两个一起走进雪花漫舞的夜色中。我向他询问菲尔和卡特琳娜的事，扬抬起肩头挡住嘴，说：“她认为他能把她带到纽约去，给她一份工作，让她成为名人。”他能做到吗？我问。扬看着我旁边的人行道，在飞舞的雪花里，他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笑…… ^;$9>yi1  
         为什么我会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记住那个夜晚呢？一切都像菲利普 · 拉金满腹辛酸地看到的景象那样。事实上，在卡特琳娜那间宽敞、昏暗、冰冷的房子里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它却正是1989年革命之前布拉格的典型特征。那个场景的特殊性在于，它虽普通平凡却不可思议，既沉闷乏味又古怪奇异，对于西方游客来说，这正是那些被监禁者的生活特征。这群被监禁者，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难以抵抗的、庸俗的体制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流亡者，从偏右的索尔仁尼琴到为左派欢呼的约瑟夫 · 布罗茨基，他们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缺乏理智极为愤怒，简直就是出离愤怒。然而，在布拉格，像扬、卡特琳娜和她的父母（ 倘若那是她的父母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愤怒并不多，而只是厌倦、无聊、烦躁和不平。卡特琳娜厌倦了她的琐碎、庸俗的生活，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那只功能不良的加热器，水池里的玻璃杯，储量很少的冰箱，从楼梯吹进来的风……她渴望五彩缤纷、激动人心、冒险刺激；像教授的妻子玛尔塔从前一样，她想去美国，想要拥有所有美国所代表的事物。我不知道菲尔是否能把她带到那儿，我倒愿意设想她是用自己的钱去那儿的。今天，当我在纽约、伦敦或者都柏林遇到某个长得像埃娃的姑娘做着卑微的事情，我都很想知道，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她们每个人都异常美丽，在眼睛下面会有动人的黑色暗影，她们站在当地亚洲人开的食品店的冷冻柜台后面，柔弱纤细的手指揉搓着冰冻的生肉，修长美丽的双腿已经有静脉曲张的迹象。这时我会想起卡特琳娜，想起她厌倦的绝望的神情，我也会想起罗莎和沉默寡言的阿利克斯、玛尔塔和教授，以及那些我认识和更多不认识的人，想起他们伤痕累累的生活。我希望现在他们能过得快乐些，能活着看到独裁者的倒台，我仍然能听到我的朋友兹德涅克悲哀的叹息：“太晚了!对我来说太晚了!” 0*j\i@  
            哈温岛也叫哈汶岛，或简称为汶岛，从前属于丹麦，现在属于瑞典，我们姑且选择中间的说法，称它为哈汶岛。哈汶岛坐落在赫尔辛根东南部的俄莱桑，即哈姆雷特曾居住过的埃尔辛格，距布拉格400英里，是海鸥飞翔的距离。据说，这个名字来源于格林梅尔夫人的宫女哈汶妮德。格林梅尔夫人是该岛主人，传言她谋杀了两个兄弟，其中一个曾让哈汶妮德怀上一个孩子。这个名叫兰克的孩子长大后，就把他的姑妈投进地牢并饿死在那儿，他则代替她成为小岛的真正主人。13世纪，利欲熏心的哈特神父率领一群海盗中途停留在哈汶岛进行抢掠，毁掉了格林梅尔夫人在诺得堡、松得堡、卡尔松和哈默等地建造的四座城堡。在随后沉寂的几百年里，除了呼啸的暴风雪在海湾盘旋肆虐外，小岛一直保持着宁静和平。1576年，一个令人难忘的大人物留着光滑的胡须，戴着一只用来掩饰受伤的鼻子的金银合色的鼻甲来到这个礁石林立、景象壮观的地方，丹麦王腓特烈二世把该岛作为礼物，授权他在此建造了尤兰尼堡大天文台，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i%MR<M  
             1546年，第谷 · 布拉厄出生于丹麦贵族之家。布拉厄是丹麦贵族家室中第一批离弃天主教改宗基督教的家族。1523年，第谷的祖父泰格 · 布拉厄死于保卫路德教徒的马尔莫围攻战，这场战役使丹麦全民改宗。1537年，路德派大主教克里斯丁三世在王位的加冕典礼上授予泰格的哥哥阿克塞尔统帅权。第谷 · 布拉厄两岁时，被他的叔叔约尔根 · 布拉厄及妻子英格 · 奥克塞丝（ 当时丹麦女子婚后仍保留父姓）从他父母在纳德斯鲁的城堡拐走，如今，这个地方划归瑞典所有。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第谷曾有过一个孪生兄弟①，出生之时便死了，但第谷的父母竟对这场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暴力事件听之任之，没有任何争辩。似乎，约尔根知道第谷的父亲能理解这事，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儿子，而约尔根夫妇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唯一能分享后嗣之福的办法。第谷晚年对此事的看法很达观，他认为唯有约尔根和英格夫妇才会在财产上慷慨大度地支持他，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 ^ '_Fd  
            布拉厄本是一个尚武家族，然而，幸运的是，因为这次诱拐，第谷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接受影响。奥克塞丝的姑母英格家系的人偏好文化学习。英格 · 奥克塞丝的哥哥彼特是丹麦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是国务政要，掌管高官的任免。英格像她哥哥一样喜欢思考，是一个思想者。许多年里，她和丹麦国王腓特烈的姐姐安妮公主（ 既属丹麦亦属德国萨克森）保持着活跃的通信关系，书信记录了她在炼金术方面的工作。炼金术几乎是专属男人的研究领域，不仅因为这种研究对女人来说有危险，还因为沉湎于这种秘密技艺的女人容易被人当做巫婆受到责难。① 无疑，英格对她侄子的教育很具影响力。在文法学校毕业后，第谷先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他当时的座右铭是——“仰望天国之光”。三年后，他到莱比锡继续读书。维克多 · E . 托伦新出的第谷传记中写道：“当时，伟大的漫游是丹麦贵族阶层标准的教育模式，第谷沿着比莱斯和奥克塞丝提供的路线到国外学习，而未采取布拉厄家族去国外打仗的方案。”

          在德国温特堡的时候，他在路德的母校读书，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被迅速送往北方尚属安全的罗斯托克市。1566年10月28日，就在罗斯托克城，他目睹了一次月蚀。第谷在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之后，认为这预示着土耳其苏丹伟大的苏尔曼之死，于是很不明智地发表了一首拉丁语的六步格诗宣告这场即将发生的事件。不久，有关苏尔曼之死的确切消息就传回来了，只不过他死在月蚀前6个月。可见，月蚀并非预示死亡而只是一种变形。两个月后，在圣诞晚会上，第谷同另一个住在罗斯托克市的丹麦学生曼德尔 · 帕斯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者是布拉厄家的一个远房表亲，他在晚会上嘲弄第谷写的那首有关苏尔曼之死的尴尬的预言诗。决斗中，第谷的鼻梁被砍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幸运的是，他未受感染，经过一段痛苦的疗养终于恢复健康。他回到丹麦的家中，自己做了一次修复手术，用金子和银子混合的肉色金属遮盖疤痕，从此他随身总是携带一只小银盒，里面装着一种粘合药膏。这只珍贵的金银鼻甲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平常只用一只铜制鼻甲代替。 Vkqfs4t  
        第谷很早就对天文学感兴趣，在莱比锡读书的时候他就“偷偷地买、悄悄地读天文学著作”。显而易见，英格姑妈可能对此有过私下里的鼓励，因为有关星星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喜欢舞枪弄剑的布拉厄家族的兴趣所在。17岁时，第谷已经按照亚历山大城托勒密画的各种星图进行了精密的测算，然而，往往是然而——那个时候，托勒密和那些根据哥白尼日心学说设计出普鲁士星图的近代学者仍是最受崇敬的人。第谷的测算仪器只有一只小型天体球，“比一只拳头大不了多少”，他用一根细绳把它悬挂在夜空之下，用一颗行星和两只恒星为其定位，然后根据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验算行星的位置。 X.rbJyKe  
       第谷对于精密度的热情表明他具有成为科学家的伟大素质。他不像哥白尼、开普勒、牛顿那样是一流的理论家，他也不像伽利略那样是一个天才的技术专家，但他却看到了精确地测定和记录观察结果的必要性。在莱比锡，他买到一只天文半径体，尽管它比一只木制直角校准器还小，但比那只用细绳吊着的器具成熟合用多了。不过，这只半径体只能精确地测量到弧形的一度，而第谷要寻找的是弧形的更微小的测量数值弧分，即1/60的弧度。① 1596年春天，在德国的奥格斯堡，他周游欧洲各国回来。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在大街上闲谈，告诉对方他急需一只略大一些的精密仪器。幸运的是，这场谈话被当地一位商人兼天文学爱好者听到了，这位慈善家名叫保罗 · 海因泽尔——每个善良的人都配叫这个名字，他出资用橡木和黄铜建造了一个巨大坚实的四分仪，也可以叫它大象限仪，半径长度为5.5米，它大到足以一下子容纳40个男人在里面。后来证明这座仪器并未给第谷带来他所希望的成功测量，不过，利用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观测努力表明，理论的应用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这也让科学界开始注意到第谷，并使他拥有了天文学家的名声。 2]r5e;  
      35年里，第谷一直在积累星座的观测资料，别忘了，他可从来没借助过望远镜，因为当时还没发明出来呢。这些资料最后为开普勒进行天文学革命打下了基础。100年后，牛顿说他能看得更远是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①，而第谷未能自由驾驭的东西却让开普勒有机会借此窥测宇宙深处的光辉。第谷提供的精确可靠的数据资料使开普勒垂涎欲滴，在令人瞩目的1600年，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布拉格，希望能从大丹麦人的星表图中分一杯羹。开普勒本人绝非一位完美的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他视力不佳，一只手有残疾；而且，他对天体的实际运行的兴趣也远不像哥白尼那么大，他一辈子观测过的行星不超过6颗。但开普勒和哥白尼全力关注的并非表面现象，而恰恰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更高一级的真实。① yKmHTjX=  
               第谷 · 布拉厄不是这样。在他十几岁之前，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习惯于分辨夜空中璀璨的群星”。这种谦逊的表述进一步证明了这件事：1572年11月11日夜晚，他发现了一颗“新星”。那时，他住在赫维德修道院，那是一座改宗后的西多会修道院，距他在纳德斯鲁（ 现在瑞典南部）的家庭所在地不远。他从炼金实验室出来，步行到修道院去吃晚饭，他仰望天空突然停下脚步——那些上了年岁的天文学家一定都患有慢性“颈”挛症——一道闪电越过他的脑海，在仙后座附近的星群中，有一颗从未出现过的新星。当代天文学家断定这颗“新星”很可能是一颗“超新星”，是一颗“白矮星”因自己的重力压迫发生衰落分解，在太空深处引起一场巨大爆炸的结果。出于好奇，第谷对这颗星进行了为期数周的目测记录，可惜唯一的观察资料丢失了。也许就像那些老掉牙的书本上经常写的那样，对这种粗心行为的一种解释是，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注定要与其共同生活的女人——柯尔斯顿 · 约根斯达。这是“一个从纳德斯鲁乡村来的女子”，也就是说，她是平民身份的女人，这表明一个出身于布拉厄家族的男人是不会娶她的。然而，她却是配给第谷的那个人，他至死都对她忠心耿耿，与她生养了一群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麻烦的孩子。尽管这样的联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人们仍想知道，门第高贵的布拉厄家族对青年第谷的单身女友是怎么想的，能否认可她成为他法律上的妻子。据第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埃尔 · 加森迪所言，“第谷所有的亲戚都因柯尔斯顿的卑微出身而被别人轻看，这让他们异常烦恼，只是因为国王的亲自干预，对第谷的激烈指责才未过分株连他人”。 {@s6ly].  
      这种干预的根本原因无从知晓。不过，第谷作为天文学家的名声却在不断增长。1576年5月23日，腓特烈二世亲笔签署一份文件将其派往德国和其他诸侯盟国，第谷在这件事上深受鼓舞，腓特烈二世在这份文件上授权给“我们敬爱的第谷 · 布拉厄……哈汶岛上属于我们的土地，所有属于王权治下的居民、仆从，所有的租金、税务……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使用和掌管，不算租借”。这样的恩惠，一般人都会想，这个丹麦人不会拒绝的。但他却犹豫再三，和朋友、同僚仔细探讨，听取他们的建议，起码，他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知道了一件好事。第谷的老朋友物理学家约翰尼 · 普拉丁斯在写到皇帝的供给时，概括性地总结了大家的感觉：“这是阿波罗的期待，尤拉尼亚的推动，墨丘利及众星宿的命令。”① 对于像第谷这样的天文观测者来说，他自然要服从神明们的旨意。 5oOs.(m|*C  
      但他并未草率前往。他用了数月时间调查研究他的新领地，甚至在整个海岸线步行测量岛屿的周长，发现是8160步。他似乎也把对上帝的敬畏放进了土著居民的心中。在岛上唯一的村庄里，到处是拥挤凌乱的茅草小屋，他们捕食金枪鱼，或者在哈汶岛上不多的几块散地上耕种。从一开始，他在那些野蛮人中就有了一个坏名声——傲慢而贪婪。基蒂 · 弗格森把这些写进《大人物和他的小狗》一书，第谷“在哈汶岛的居民及其后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并不是那个时代智慧的启蒙者，而倒更像古代的格林梅尔夫人那样不乏神秘和恶意”。岛上居民世代自治，并不欢迎这个新主人的到来。他选择在岛中心的一大片土地作天文观测台的地址，这立刻让他站到了居民的对立面，在此之前，这是他们的公用牧地。这种不容抗辩的高压行为并不是腓特烈二世在授权文件中的精神原旨，他曾吩咐第谷“要注意法律和当地农民的应得权益，既不要纵容他们的违法行为，也不要用任何新的课税或非常规的改革加重他们的负担”。 m-qOyt  
      如果说在那儿有什么属于非常规的改革，那就是尤兰尼堡天文台了。第谷构建的观测台、炼金实验室、官邸及行政中心都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楼里面。他是根据罗马建筑师维特里威和16世纪建筑师帕拉提奥的理念进行设计的，后来帕拉提奥对建筑物整体与部分的比例关系的和谐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同时代人的木版画中可以看出，天文台位于弗兰克斯坦城堡和大信号台的十字交叉口。第谷在这里工作了20年，建构了巨大的天文仪器，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对他的天体图之全面精确和欧洲当时建造尤兰尼堡的科技水平感觉神奇和不可思议，甚至在奇迹渐衰之时亦如此。第谷的资助人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他的继位者克里斯丁在花钱上极有节制，第谷不断增加的巨额投资工程尤兰尼堡大大地消耗了国库资产。这时，他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一项来自国王授权的调查对他提起诉讼，指控他虐待当地农民；紧接着，与乡村女子结合25年的婚姻问题再次被提出来，随即是对其孩子合法性的认定问题。绝望无奈之际，第谷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起的，这是需要离开的时候了，1597年6月，第谷带着全家老小二十多人乘船赶赴德国。

            此后的18个月里，第谷和等待他抚养扶助的家人生活在动荡不安中。在此期间，第谷花费大量精力试图获得克里斯丁的好感与照顾，却毫不奏效。最终，第谷对祖国完全失望了，他开始转而关注布拉格，它是欧洲地理和政治的皇权中心。他以前和鲁道夫的宫廷内侍及贴身顾问们有过接触，知道鲁道夫皇帝对科学和神秘艺术感兴趣。最终，1599年夏天，皇帝传其入宫的圣旨来到，第谷及其随从动身赶往南方，在哈布斯堡，布拉厄家族坐上了一辆辉煌的“新车”。看起来似乎晴空万里，第谷对未来满怀新的希望与期待。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一天夜里，第谷豢养的一头爱畜麋鹿在城堡附近漫步时，发现了一条通往楼顶的路，它在楼板上喝到一盘啤酒，结果喝醉了，一下子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脖子。第谷失去了心爱的动物，大为伤心，也许就像鲁道夫从非洲狮之死中所领受的一样，第谷也从这次事故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甚至包括受过教育的人，第谷也很迷信，据加桑迪的说法，他异常害怕代表不祥的兔子和老女人，无疑，麋鹿之死让他深受刺激。 l%`~aVGJ  
         不过，布拉格的欢迎会还是大大满足了他的期望。7月初，他到达布拉格，可能就寄住在位于诺维 · 斯维特（“新世界”大街）的格里芬客栈①，它坐落在荷拉德卡尼城堡旁边，距皇宫很近。当然，身为贵族的第谷不会在一个小客栈里驻留太久的，况且，从附近的卡布沁修道院传来的钟声也让他时时感到头疼。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迫切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来安置他从哈汶岛带来的庞大的观测仪器。他来到布拉格市的第一天，就在宫廷花园中受到鲁道夫私人秘书约翰尼 · 巴威兹的欢迎，对方语气温和地向他致意，并传达了皇帝对他的问候。几天后，他受到鲁道夫本人的亲自接见。第谷在信中向他那位声名狼藉的表兄弟腓特烈 · 罗森格兰兹② 描述了这一光荣时刻，极现骄傲之色。鲁道夫在私邸接见他，这当然是特殊礼遇的标志，“他背对一张桌子，坐在房间的长凳上，除我们之外，别无他人……甚至连一个随身的侍从都没有”。不过，尽管第谷可以把皇帝的单独召见渲染为一种特殊的礼遇，他还是细心地指出，这种出现在皇家内室无人相扰的情况与皇宫外面的纷扰正成对比，求见者和侍卫的缺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此时城里正是瘟疫肆虐之际，人们认为有些城堡的守卫队也被传染上了，而且，众所周知，鲁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忧郁症患者。第谷用拉丁语交谈，他还呈递上科隆主教和梅克伦堡公爵的引荐信，鲁道夫仁慈大度地没有打断他的谈话去读信，“这种宽容让我不由得将信上的内容说得更加详细，要知道，就当时而言，我的到来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合宜的，他答应支持我和我的研究工作，他说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这让他的整个脸庞闪动着仁慈的光辉”。这个老天真那天的心情一定好得不得了。在信的第二段，他描述这个时刻是安详从容的：“我无法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的语调真是太轻柔了。”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在酷暑难耐的盛夏，在低语的房间，皇帝坐在长凳上，眼睛总是湿润润的，下巴低垂，对面是那个身材高大、眼神火热的金发碧眼的丹麦人，留着两撇黑胡子，戴着流行的皱领和一只闪光的金属鼻甲。 sZokiFJ  
         接见结束时，第谷从房子里退出来，秘书巴威兹被皇帝召进去谈话。他后来转告第谷，那位从不错过任何事的皇帝曾从窗口俯瞰他到达城堡，这位目光锐利的收藏家想知道那个附加在他的马车车厢上的机械装置是什么。那东西看起来很像一种计程表，是第谷自己设计制作的。第谷让他的儿子把那个东西送到宫中，巴威兹把它拿到了皇帝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他的主人也有一两个类似的装置设备，不过，当然了，不像这个这么大，制作方式也不一样。第谷立刻要把它当做礼物呈送，但鲁道夫却说他只要一个按照第谷的设计制作的成品就满足了。巴威兹也向第谷保证说，皇帝对他是极为看重的，他决定为他提供年金，并为他和家人提供合适的住处。第谷欣喜不已，终于有一位皇帝知道如何对待一个天才人物了。 _$v$v$74^  
         尽管鲁道夫是个反复无常和疑心很重的人，但他的确是位极为坚定的资助者；尽管炼金术的必然失败表明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全然虚妄，但他仍顽固地支持他的魔法师和通灵巫师“投身于”——怎么说呢——是“炼金术士的试验器皿”还是“炼金术士的无底深渊”？无望的重复，甚至是背叛，都无法动摇他对巫术的魔力及功效的坚信。大博士约翰 · 迪说：“谁能明白鸟的话，谁就能使用起初亚当的语言。”里佩利诺告诉我们说，1584年，约翰 · 迪到达布拉格时，是带着著名的爱德华 · 凯勒一起去的，后者在其他那些自吹自擂、不可信任的家伙中，能用迪的那面魔镜召唤魂灵，博士声称一只喷雾的石英球是天使乌列送给他的。凯勒是爱尔兰人，至少是爱尔兰后裔，官方的记录把他的名字斯耐梅 · 舍思科误写为斯耐姆，“爱德华 · 凯勒，贵族出身，出生于英国爱尔兰王国的科纳哈古郡，人称其家族为伊梅米”。布拉格人把凯勒当做江湖骗子，而不完全是谄媚之辈。他的真名叫塔尔博特，他并非出生在科纳哈古郡，而是在伍斯特市。1580年，他因伪造罪被捕，在兰开斯特市受罚被削去双耳。没有耳朵，再加上鼻子被钩起来，一对粉红色的眼睛，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他的形象的丑恶。在游历英国期间，他在一个威尔士小酒馆发现了一份神秘文件，来自一个神奇的墓地，还有两只小瓶子，分别装着红色和白色粉末。文件用一种无法破解的文字写成，但凯勒确信文件里面的处方就是点金石。他带着羊皮纸和小瓶子到达伦敦莫莱克区约翰 · 迪的实验室，成为这个伟大人物的助手。看起来，迪博士好像和那位未来的皇室资助人一样容易受骗。不过，迪自己早已声明，他在格莱斯通堡废墟找到了某种长生不老药。① U*T :p>&  
                  1583年，谢拉兹宫廷官、天主教徒、大地主奥伯拉特 · 拉斯基去英国的旅行途中拜访了在莫莱克的迪博士，在迪的水晶球里出现一个幽灵，他预言拉斯基会继承波兰王位。拉斯基既震惊又感激，立刻邀请迪和他的助手到波兰。不过，这两个人不久就离开了那儿，也许，匆忙离开波兰克拉科夫的，还有另一位失望的资助人——拉斯基从未戴上过波兰王冠。1583年，鲁道夫从维也纳坐车回到王宫。一年之后，迪和凯勒就来到了布拉格。早在得到鲁道夫的赏识之前，迪就已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魔术师，20年前，他拜见过鲁道夫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象形文字》献给他，这次，他进一步用欺骗手段将水银变形为黄金，又与凯勒联手召唤水晶镜里的灵界之王，皇帝立刻上当。一时间，似乎只有迪才有资格直接与皇帝对话。布拉格的天主教团对这位被开除教籍却大得女王赏识的英国魔术师深表怀疑，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他可能是一个基督新教徒，但事实上，迪不过是一个不受教条规范的普世教徒。1586年，也就是到布拉格的两年后，迪受到罗马教廷大使的谴责，被称之为“魔鬼”，鲁道夫毫无办法，只好将其驱逐出境，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但迪受到富裕的贵族罗泽姆伯克的保护，在其位于泰布尼的庄园住下来，1594年，他回到英国。鲁道夫则很轻率地让凯勒代行迪的执事。 x/ P\qI  
          凯勒为皇帝提供的服务可谓尽善尽美，获得了大量金子去购买酿造厂和制造厂，并在城里购置了大量房屋，其中一间，据传说，就在不吉利的家畜市场，如今这里是查理广场，浮士德博士曾在那儿住过。浮士德之屋依然屹立，在卡尔洛沃大街40号。① 不过，命运女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就在凯勒的地位如日中天之际，紧接着便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591年，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鲁道夫的一位侍臣，他试图逃走，但皇家卫兵还是抓住了他；在又一次斗剑后，他被关进克里沃科拉特城堡。他在那儿过了两年半，有天晚上，他贿赂了监狱看守，拽着一根绳子从牢房的窗口逃走。可惜绳子断了，他掉进了护城河，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还摔断了一条腿。鲁道夫大发慈悲，允许他重回布拉格，但那条腿已经感染，只好截肢，装上一条木头假腿。此时，他身无分文，他的波希米亚妻子也已经把她的珠宝首饰当光了，最终，鲁道夫还是把这个叫花子又送进了监狱，这次是在莫斯特城堡，在布拉格上游80公里处。尽管有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大臣威廉 · 谢斯尔的外交干预，也没把他救出来。但凯勒从未灰心过，他试图再施诡计，但绳子又断了，他再次掉进护城河，摔断了另一条腿。把他拖回监狱后，他喝下妻子偷偷带给他的那瓶毒药粉，也许，可以理解，她正急不可耐地等着做寡妇呢。凯勒死于1597年11月1日。①那时，鲁道夫经历了一次不祥预感的震动，凯勒死后不久，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又一个稀奇古怪的外国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第谷留着两撇胡子，鼻子上戴着金属镶片，在身材矮胖的皇帝看来，肯定像一个北欧海盗；而令第谷最感惊奇的却是，他竟然能在皇宫中受到如此热情和慷慨的接待。当然，这位丹麦人作为天文学家的名声早已传开，不过，凯勒可是先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赏识然后又得到迪博士担保的。①不管怎样，鲁道夫确如其所言，提供了资助，并让第谷及一大家子人住进了前任代总理雅各布 · 库兹的房子——库兹已经去世。第谷把这儿描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神奇宫殿（库兹按照意大利样式建造了它，有一处迷人的私人场地，总计花费超过两万德拉斯）”。这座大房子建在荷拉德卡尼西面的山顶上，如今，房子早已不见，在谢尼宫附近，耸立着第谷和开普勒两人的巨大塑像。秘书巴威兹向第谷炫耀宫殿之繁华，但第谷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注意到了房子上的塔不够大，他从哈汶岛带来了一些天文仪器，它连其中的一台都容纳不了。无疑，巴威兹已经习惯于和鲁道夫那些生性骄傲又喜怒无常的客人们打交道了，他暗示布拉厄先生也许更愿意选择偏远些的皇家城堡。似乎可供选择的有皇帝最喜欢的狩猎休息地布朗迪和一处建在山边的房子，那座山距布拉格市区约40公里，需要坐6个小时的马车。贝纳克城堡坐落在肥沃佳美的平原上，吉泽拉河环城而过，城区以“波希米亚的威尼斯”而闻名，因为河水泛滥时，整座城就在水上。第谷大为喜悦。在这个内陆的欧洲中心，这里就是另一个哈汶岛。8月末，布拉厄一家搬进了贝纳克，第谷架起了他的第一台观测仪器。①

                  第谷马上着手启动皇帝提供的慷慨的建设方案。几周之内，庄园管家卡斯帕 · 冯 · 姆尔斯坦就向巴威兹发去紧急警报——那个丹麦人正在大肆地革新庄园。与皇家行政部门的一系列争吵一直延续到第谷去世，甚至此后仍有余波。还有其他一些难缠的事，第谷搬进贝纳克之后一个月，因为城里再次突发瘟疫，皇帝只好离开荷拉德卡尼到更为安全的乡下躲避；瘟疫自然也传到了贝纳克，周围地区的死亡人数已达两千，布拉厄家的女人们惊恐万分——第谷很不屑地如此评价她们。在她们的催促下，他只好暂时放弃正在建造的新的尤兰尼堡，退居到30公里外河流下游的吉斯特城堡。那正是1600年初，是约翰尼斯 · 开普勒到达布拉格的时候，因这次事件，他们推迟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会面。 2V*<J:;wb  
         很难再想出有哪两个人物能像开普勒和第谷 · 布拉厄之间的差别这么大的了。开普勒，一位年方25岁的年轻人，出生于1571年12月27日下午2∶30，极为精确；出生在德国西南部森林周边的魏尔市，在符腾堡公爵领地，这是一个“自由城”。这个家族很混杂，祖父舍伯德曾做过一段时间魏尔市长，父亲叫舍伯杜斯，约翰尼斯 · 开普勒在对其父简短的描述中，说他是“一个占星者、耶稣会士、结过婚、患有忧郁症、邪恶”。开普勒的父亲是一个专职雇佣兵，喜欢吹牛，虐待妻儿，最后抛弃他们，跑到低地国家做阿尔巴公爵的打手去了。开普勒的母亲卡塔丽娜才智敏捷，但性情冷漠，像儿子一样，她喜欢自然界，对草药和自制药物的兴趣最终让人把她看做巫婆，并试图起诉她。约翰尼斯从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8岁那年被送到农场工作，致使病情加重，最后因符腾堡公爵的开明政策，被送回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17岁时，他进入图宾根大学读书，受教于著名的迈克尔 · 马斯特林，一位深受大学者第谷 · 布拉厄崇敬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J-Fqw-<aFJ  
         开普勒既是虔诚的新教徒，也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那位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认为宇宙并非以地球为中心，而是一团永恒、无形的火焰，这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革命学说，后者提出太阳是行星运动的中心。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当时那种宗教压制的氛围中，学习掌握这些信条是极为大胆的。① 他也广泛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和神秘主义哲学家、库萨红衣主教尼古拉斯的作品。尼古拉斯有预见地指出，一百年后哥白尼声明的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观会得到证明。三年级，开普勒被大学当局直接安排到奥地利南部格拉茨做学校教师。在他到达格拉茨时，因为使用不同的日历，他无端地失去十天，想到自己的一生将埋葬在斯捷里亚这样一个落后、偏远之地，开普勒不寒而栗。然而，他仍顺从了当局的安排，1594年22岁时成为中学教师。他主讲高等数学课，还包括天文学。他是一位让人恐惧的老师，第一年还有几个学生，第二年就一个都没有了。他还是省际数学教师，尽管听起来似乎位置很高，但只需要他在每个新年开始之际从星相角度对本城本地进行一番简短的预言。开普勒对占星术的态度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称其为“天文学的愚蠢的小女儿”，另一方面，终其一生，为他自己、为家庭尤其为他的孩子们，他不断地投入在占星术的研究中。他密切关注那些星图的同时，又不太情愿地搜集数据，目的是避免不祥的预言。 $7\hszjZ  
         1595年7月19日，开普勒记下了这个日子，可以说，这是他作为科学家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他在格拉茨中学的教室里上天文学课，在黑板上画出一个简图以标明木星和土星在运行中相接近的轨迹，也就是说，每隔大约20年，木星就会赶上土星并超过它，在行进中它们会出现一个交汇点。在黄道带上这些交汇点之间的距离会有些微变化——请注意，实际上，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复杂——在黄道带的运行环中可以依据那些交汇点画出一系列的三角形，这些在里侧的三角形将依照某种神奇或者说是神圣的目的形成一个略小的圆环……哦，当然，这里有一个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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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几年，已经成了天文学家的开普勒仍然沉迷于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为什么是6颗行星——在他那个时代只知道6颗行星，为什么轨道与轨道之间是以这样的距离呈现出来的。这一切一定出自一个计划，一种理性的设计，就像几百年后，爱因斯坦所强调的那样，上帝不拿这个世界掷骰子。① 对于开普勒来说，毕达哥拉斯的行星系统说是一支庞大无比的乐器，它的巨大而沉默的琴弦正合乎和谐的几何法则。可以确信，他像大多数天文学家一样都追溯至太古时期。开普勒的天赋及其令人惊叹的创造性思考使他不断地提问、探究，并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他之前，宇宙学家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按照事物看起来的样式描述它们的位置状态，并尽量准确地描绘出它们在未来的可能情形。开普勒是第一个致力于解释而不是描述的天文学者。他不仅想知道星辰如何运转，而且想知道它们为何如此运转。一定有一个计划，一个方案。 JI92Dc*o  
         在格拉茨教室讲课那天，他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你完全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夏日，太阳光射进尘灰满布的窗子，粉笔的微尘在透明的空气中旋舞轻腾，困倦难耐的学生们在书桌前垂着脑袋，一个孩子迷迷糊糊地伸手捅捅鼻子——开普勒眼中看见的却是那个外环竟然比内环长一倍。土星和木星是太阳系中两颗最靠外的行星，就像他所知道的，木星轨道大体上有火星轨道的一半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式难道真是几何中的第一图形三角形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能根据其他的几何图形的大小找出别的行星运行的轨道之间的关系式吗？他在余下的夏日时光里，试图找到那些可能的图形，他一直摆弄各种三角形、四边形和五边形，那样子很像贝克特笔下的莫洛不停地把几块骨头从一个口袋折腾到另一个口袋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他发现他必须放弃两三种体积。在几何学中，有5种且只有5种有规则的或者说完美的立体，从6面相等的立方体到20面体。这些形状的特征就是，它们可以被放在一个球体中，这样它们所有的转角接触的都是球面，球体也能被放在它们里面，这样球面也会接触到每个面的中心。完美之极。开普勒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大秘密，这就是行星系的结构，这就是巨大世界的座标格。像他所思考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会有6颗行星，因为创造宇宙的上帝是在5种完美的立体上建造太阳系的，以太阳为中心，每一颗行星在其中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 9K{0x7~  
        开普勒毕其一生来证明他的理论，尽管事实上这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错的。甚至在他最重要的发现——行星们并不是按照完美的正圆运行，而是按照椭圆形运行，而且他已经发现了引起天文学和物理学革命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即便如此，他仍执著于那个美妙的观念，并求助于某些可耻的数学技巧，企图消除不能自圆其说之处。1595年夏天，那个发现带给他的最初冲动就是，找到可用的、最精确的行星观测仪。他马上想到了第谷 · 布拉厄。然而，一直过了四年多，他才有机会见到那个丹麦人；而且，又过了一年半，第谷去世后，像开普勒喜欢自述的那样，他这只“小家犬”才有机会吃到第谷那块汁足肉厚的行星图。那时，他已是一位已婚男人，有一个继女，他的妻子名叫芭芭拉，和他相遇时年仅23岁却已经两次守寡。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在发表他的天体理论时，他采用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题目——“关于奇妙而匀称的轨道运动、星等数、运行周期的测算、图示、几何体的5种规则的宇宙学绪论暨宇宙奥秘简论”，简而言之，就是“宇宙的奥秘”。 8SMa5a{  
        16世纪末叶，住在斯捷里亚省的新教徒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反改革宗教的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格拉茨的天主教掌权者们实施严酷的宗教镇压。1599年夏天，开普勒的女儿苏珊娜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死在襁褓中，开普勒拒绝给婴儿举行天主教葬礼，从而导致罚款。同年秋天，谣言四起，任何路德宗教徒搬离该城，其财产和所有物都将被充公，如果传言是真的，就意味着开普勒一家将失去芭芭拉的相当可观的继承物。乡村和城市街道上相继发生数起宗派主义者的暴动事件，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开普勒满怀越燃越烈的渴望，不顾一切地赶往布拉格，在那儿，大丹麦人第谷 · 布拉厄独占丰富的天文数据却不知如何使用。开普勒给老恩师马斯特林的信中写道：“他和大多数有钱人一样，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他手中的财富。因此，你必须耐心地从他手中抠出那些财宝，软硬兼施，毫不保留地公布他所有的观测结果。”稍后，1601年，开普勒从布拉格给意大利天文学家安东尼奥 · 马吉尼写信，说起他到那儿的理由：“深深影响我的是，我希望完成自己对天体之和谐观念的研究——某些东西，我已经深思许久，要完成它，要么第谷有能力重建天文学，要么我有机会使用他的观测结果。”尽管开普勒的视力不佳，但他的眼光却相当锐利清晰。 |CjdmQ u  
         1600年初，开普勒的机会到了。他认识了家境富裕、知识渊博的巴隆 · 约翰尼 · 弗兰德利克 · 霍夫曼，他是鲁道夫皇帝的贴身顾问，刚到格拉茨出席斯捷里亚省的会议，正要赶回布拉格，准备为他提供一次帮助。巴隆性情和善，尽管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对身为路德教徒的开普勒的艰难处境却深感同情。而且，巴隆自己还是一位业余天文学爱好者，读过开普勒的著作，非常钦佩他。他与第谷 · 布拉厄也相交颇深，认为两个人应该见一面。开普勒需要朋友的引见，因为他曾犯过一系列令其尴尬的愚蠢错误，对那位桀傲不驯的丹麦人也有着潜在的极深的误解，包括发表过支持某个叫尼哥拉斯 · 莱莫斯 · 巴尔的声明，这个人的拉丁名字是尤阿斯，有一语双关之意，即拉丁语中的熊。他曾在哈汶岛做过第谷的临时助手，后来出版了一个天体系统图，第谷发表激烈声明，指出他在抄袭自己的研究成果；第谷之所以陷于此境，其实并不是他不想发表研究成果，而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圈子及其家族中，写作出书被认为是不合绅士和骑士名声的举动。不过，第谷还是原谅了年轻的开普勒的过犯，慷慨大度地写了一封信邀请开普勒到布拉格，向他保证说：“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在我这儿，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幸运的追随者……不过你的朋友在不幸的环境下并不曾放弃过为你提供建议和帮助的机会，而且，他更愿意让每件事都能尽善尽美。”开普勒并未回复这封信，他只是带着它，一路直奔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