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拉维亚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 级别: 贵宾/顾问/元老 精华: 4 发帖: 6327 爱心: 3631 点 金钱: 476562 卢布 好评度: 2 点 国籍门派: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线时间:2451(小时) 注册时间:2007-11-26 最后登录:2022-08-18 | 布拉格的政治之花 Qf@iU%G Cq\I''~8 在希克提出经济改革的系统理论、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社会上政治风云涌起的时候,捷共党内另一名新秀姆利纳日从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法理依据并成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之花。 LchnBtjn !p[`IWZ 兹德涅克·姆利纳日生于1930年6月22日,1946年春还不满16岁的他,抱着年轻人特有的、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激情加入捷共。当时,苏联是东欧革命者公认的冲击旧世界的中坚堡垒,斯大利则是中坚堡垒的核心。姆利纳日半懂不懂地吞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这时的姆利纳日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姆利纳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机关工作, 1950年9月,姆利纳日被捷共中央作为青年干部中的精英,选送到苏联去留学,并被指定为捷留苏学生党组织的负责人。姆利纳日进了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研读法律。 "HlgRp]u /k6fLn2;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接连掀起了大清洗的狂飚,大清洗运动也把在苏联留学的捷留学生卷了进去。在留学生中,捷共中央也号召党员要“勇敢地、大胆地揭发党内罪恶的破坏者匪帮”。姆利纳日作为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党组织负责人,理所当然地要响应号召,他给国内审查什林格和什维尔莫娃委员会写过“揭发信”。但是,根据捷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留苏的捷留学生应“擦亮眼睛”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暗藏的敌人”。姆利纳日因为是捷克留学生中的最高领导人,被作为寻找的聚焦点。姆利纳日被揭露出:“在对苏的态度上觉悟很低”;“工作方法同党内的帝国主义主要代理人斯兰斯基有相同的特点”,等等,他被解除职务并等待布拉格的判决。 &leK}je [ ZnfNQl[ 1952年12月,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萨波托斯基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西罗基来到莫斯科,参加在莫斯科的捷留学生会议,处理“揭发敌人”的工作。 Yc;ec9~ euQ.ArF 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把所有曾经写过揭发信的人统统找来,在表示了对大家的关心之后说道:“党送你们出国不是来学习写这种信的。你们不应该互相猜疑,而是要相互信任,努力学习。”在缓和了一下气氛之后,萨波托斯基接着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真正掌握知识,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你们在这里生活,看到了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你们知道,我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活不下去的。当你们内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大问题,要努力去理解这种现象,理智地解决问题。”显然,萨波托斯基的这段话是有所指地为姆利纳日开脱,因为姆利纳日曾多次以嘲讽的门吻谈论苏联物资的匮乏、商品质量低下、人民物质生活贫困等等。最后,萨波托斯基就留学生中的“揭发内部敌人”工作宣布:“这一切都算告一段落,准也不要再向中央写信了。没有理由从目前提出的怀疑中对任何人做出结论,这也是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意见。”萨波托斯基的讲话,可以说是大出捷克留学生们的意外,不过也使捷克的留学生们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再也不要人人自危了。对于姆利纳日来说,由于捷共最高领导人的出面保护而免受无妄之灾,这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党的信仰。 XUmR{A ; Lql_1 姆利纳日在苏联留学的五年对苏联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感触极深,使他加深了对斯大林体制不可救药的认识。 1954年冬,姆利纳日在莫斯科市检察院实习。当时,莫斯科检察院规定每周有一天“接待日”,听取劳动人民的申诉。每逢接待日,总有成百人排着长队,怀着申诉冤屈、讨回公道的真诚企望,虔诚地等待,但实际上这种接待日只不过是一种“演戏”。 e;ty !)] =k{`oO~:9+ 一个寒冷的冬日接待日,姆利纳日作为实习检察官和值班检察官一起参加接待。几位来自距莫斯科大学20来公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申诉团诉说:一年多以前,为了保证新大学用电,发电厂把他们好几个村子的电都停了。当时,电厂说这只是临时性措施,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未恢复供电。代表诉说:为此,他们多次写信,还直接跑电厂、法院,但是谁都不理他们。申诉团中的一位庄员比较激动地说:现在,他们都在点煤油或松明子照明,一旦引起火灾,该谁负责?值班检察官根本不理诉说的内容,却被庄员的最后这句话惹火了,接着出现下面的问答: '~Q2!F 值班检察官怒冲冲地:“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电?” XsL#;a C 集体农庄庄员:“1938年。” -JV~[-, 值班检察官:“好吧,在这以前你们点什么?还不是松明子?这说明你们不是不会使用松明子。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我们就把罪犯抓起来,依法制裁!”说完,让民警把申诉团赶出门外。 =SBBvnPLI JhX=l-? 看到值班检察官差不多都是这样用5、6分钟时间打发一位投诉者,姆利纳日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事后,姆利纳日婉转地问值班检察官:像庄员用电一类问题,检察院是否能从中做点什么工作?不想值班检察官像老师教育小学生似地说:“如果插手这类事,检察长就要到莫斯科市委去挨一顿批评;检察长回来再让你挨一顿批评。管不得,这种事情复杂得很。”然后,值班检察官像是自我解嘲地说:“反正这些人早就习惯点松明子了。”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姆利纳日的心,他既为值班检察官对待劳动人民申诉的这种漠然态度而寒心,更对苏联司法制度的装模作样而愤懑。以后,姆利纳日几乎一亮灯就想起当年苏联检察官接待劳动人民申诉的那一幕。 GEe`ZhG, J/ W{/E>; 1955年夏,姆利纳日在苏联度过了整整5年,从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布拉格。已成为“法律专家”的姆利纳日,尽管在苏联到处遇到与想象中的苏联相矛盾的事情,但他仍然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一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忠实信奉者。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对此,姆利纳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那些并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为了赶浪头才参加党的人相比,斯大林式的极权专政的柱石,亦即那些坚定分子,才是阻碍改革党的政策的巨大障碍。赶浪头的人只要时机对他有利,就会改变立场和态度,而坚定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只有等到他确信改革必要时才会同意改革。但赶浪头的人很难成为推行改革的人,因为在倡导新事物的初期往往对他们的功名不利,甚至要冒风险。相反,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只能是那些有觉悟的人,但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内心矛盾的发展过程。”姆利纳日的这段话讲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积极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致性的道理,因为只有真正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的无私的人才能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古今中外皆然。 8)wt$b DtF}QvA 姆利纳日返回捷克后,起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总检察院工作,1958年转到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研究所,从事法学的理论研究。1959年,姆利纳日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学问题的理论文章,引起捷共中央领导的重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所长克纳普院士还专门找姆利纳日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更多地把自己的理论、思想介绍给读者,尤其是要让捷共中央领导了解。 jd:B \%#![ PDP[5q r 1964年开始,姆利纳日进入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开始担任秘书,不久就成为法律委员会书记,成为捷共中央有关法律问题的主要发言人。 P8I*dvu _ ax|1b`XUr" 当时,捷共中央设立了诸如经济、意识形态、农业、青年问题以及法律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捷共中央书记处领导。捷共中央规定,这些委员会都作为捷共中央领导的咨询机构,实际上却成为捷共中央的“大脑”机关。因为各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捷共中央机关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或主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知名专家等;捷共中央的所有决策、决议,几乎都由各委员会草拟和提出,然后提交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段时期,姆利纳日逐渐形成了他的法制思想,在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66年,姆利纳日被任命为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委员会主席。1967年11月,他成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跻身于捷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为“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设计师。 >/^#Drwb!i FWY2s(5p 姆利纳日认为,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到60年代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了,作为镇压对象的阶级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政治问题应当是正确地体现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注意不要让人们局部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挤掉劳动人民的整体和共同需要。很明显,姆利纳日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把法制建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40YGFO (OmH~lSO. 姆利纳日还提出评价有利或者不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评判这个问题的原则只能是:对任何问题作决定都要以专业知识为依据;应当让社会实践自身来表明,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姆利纳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应当保证这两条原则的贯彻;如果离开这两条原则,就很难判断化学工业是增长5%,还是降低5%对社会主义有利?也无法界定是华尔兹舞曲,还是爵士音乐更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S$[k Q|Am 9[Qd)%MO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姆利纳日提出:应当让专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时,应当让工会、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能真实地说出它们的利益何在。国家机关只有在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让局部利益得以兑现,才能判断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b,<9 rU2iy"L 关于法律,姆利纳日说:“不能把法律解释为汇集到一起的随心所欲的规章条例。”法律可以限制人们的权利,但应当保证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条件表明自己的利益何在。 0X9Y~TM% nE|@IGH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姆利纳日肯定共产党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党也不能因为过去在阶级斗争中有功,就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具有领导作用,党应当在新条件下不断地争取其领导作用。姆利纳日把党的领导作用比作乐队指挥,“不能以党去代替应当独立行事的国家和社会机构。” <Q5Le dN J|~26lG 姆利纳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作家卢·瓦楚利克的一部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斯大林体制下知识分子被强迫改造的小说《斧头》出版。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记者,他的最终结论是:“捷克人的所有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捷作家协会不顾捷共中央的反对,授予瓦楚利克1966年文学奖。另一位青年作家米·孔德拉创作了一部描写一名士兵,由于倾向于民主意识,被上级作为“政治上不可靠”而送去强迫劳动的小说《玩笑》,也于1967年出版。1964年被调离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姆尼亚奇科,用两年时间创作了一部书名为《权力的滋味》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青年时代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后来当上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竟蜕变成一个享乐腐朽的独裁暴君。姆尼亚奇科的小说《权力的滋味》的用意和寓意都十分明显。姆尼亚奇科这次不仅没有遭到惩罚,反而获得“功勋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yL1CZ_ Cifd21v4 196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照例举行节日游行。不过,这次的节日游行没有像往年那样欢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游行队伍也不再庆祝“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而是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只有死了的共产党员才是好党员!”等挑战性口号;游行队伍遇到警察就高喊“盖世太保!”当局只好出动大量军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了25名在游行中特别出众的人。5月25日,被捕的25名游行出众者分别被判处5~17个月的监禁。 ~cqryr9 @i%YNI5* aGoE,5 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都表明诺沃提尼政权已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