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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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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的危机与诺沃提尼的下台

1960年6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阶段。7月初，捷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指令草案。第三个五年计划指令草案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建设共产主义积累力量和物质源泉。该草案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极高的指标。

当诺沃提尼兴冲冲地向建设共产主义冲刺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内经济也随之一落千丈。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依托者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5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开垦荒地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1960年3、4月间，“黑风暴”（中央亚细亚沙漠地区因暴风而卷起的“沙雨”）使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400万公顷以上。1963年，哈萨克斯坦又有2000万公顷的耕地受黑风暴侵害，中亚地区4500万公顷的耕地受大风的侵袭。缺乏综合考虑的大规模开垦荒地，破坏了水土保持，以致伏尔加河、顿河、马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有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的淤积，5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袭波及几百万公顷。仅巴夫洛达州，就有150公顷沃土被风刮走了。1963年，苏联粮食严重歉收，以致动用850吨国家储备黄金向加拿大购买600万吨谷物，其中的140万吨就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追随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恶化了和中国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华贸易随之急剧下降。

  在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萎缩的同时，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趋于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通道也随之堵塞。

  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僵硬外交政策，力图通过谈判和协商调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955年9月13日，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两国同意互派大使，迈出了同西欧国家调整关系的决定性一步。

  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1895～1978）以“休假”为名，在美国停留近20天，呼吁苏美举行双边会谈。1959年9月15～28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苏美两国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苏联还正式邀请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春夏之间访问苏联。苏美两国关系似乎将朝着缓和、宽松的方向发展，但接下来的U—2飞机事件、新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一连串事件，苏美两国关系又急转直下，双方又剑拔弩张地对峙。

戴维营会谈苏美两国关系虽无实质性的进展，但毕竟是苏联获得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表明美苏两国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艾森豪威尔原定1960年6月初出席巴黎四国最高级会谈之后，正式访问苏联。艾森豪威尔访苏眼看就要成行，1960年5月1日发生了U—2飞机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中止了艾森豪威尔访苏，而且使东西方关系在苏美对话的大门打开以后的形势下重趋紧张，冲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生活。

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自1956年投入使用以来，由于能飞到23000米以上的高空以及优良的各项技术性能，一直飞临苏联领空侦察和拍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军事设施、导弹和核实验基地等情报资料。苏联虽然知道美国有此举动，但苦于截击机和地对空导弹都无法企及，只能吃哑巴亏。经过几年的努力，苏联终于使导弹性能有了新的突破，研制出了对付美国高空侦察机的地对空导弹。

1960年5月1日，美国U—2高空侦察机又进行侦察飞行。上午9时左右，U—2飞机在苏联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导弹击中，驾驶员美国空军上尉弗·加·鲍尔斯在飞机爆炸前的一刹那被弹出机舱，跳伞着陆后被苏联俘获。5月7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了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并活捉驾驶员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于5月11日承认U—2飞机4年来一直是根据总统的命令飞行，以便充分了解苏联的军事工业状况。艾森豪威尔的自我辩解是：谍报行为虽然令人厌恶，但是十分必要。

    1960年5月16日，世人瞩目的东西方四国最高级会谈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召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各怀不同的心情走进爱丽舍宫这间当年曾是路易十四和他情妇的私人餐厅。会议开始后，赫鲁晓夫激烈谴责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指派U—2飞机侵犯苏联的无耻挑衅行为，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苏联公开道歉并宣布今后不再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面对赫鲁晓夫的激烈言辞，自感理屈气短，但只肯承诺在他任职期间（他将于1961年1月总统任职期满）停止这种飞行，拒绝作更多的承诺。虽经戴高乐竭力调停，双方都不肯让步，四国最高级会谈不欢而散。随着四国最高级会谈的流产，赫鲁晓夫也收回了对艾森豪威尔发出的访苏邀请。开始改善的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

1961年4月，美国策划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时机，在6月初举行的苏美两国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中再次提出，要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将单方面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苏联想以此种办法将美国和西方国家逐出西柏林。当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断然拒绝。尽管苏联进行种种恐吓和威胁，民主德国也在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筑起“柏林墙”，封锁通道，但肯尼迪作出强硬反应，在7月25日晚的电视讲话中声言，为维护柏林的利益，不惜一战。美苏双方的坦克在柏林墙的两侧对峙，柏林危机达到顶点。

柏林危机刚刚缓和下来，1962年8月，苏联又以保卫古巴为名秘密向古巴运送导弹和修建中程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美国还声称武装封锁古巴，拦截前往古巴的舰船，听候美国检查。苏联自知远洋舰队在加勒比海地区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只得按美国的要求从古巴撤回导弹。

    东西方关系的紧张使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贸易大幅度下滑，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困难。

    60年代初的国际条件固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不利，但造成捷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内部条件：继续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排斥市场的集中计划经济使捷的国民经济走进了死胡同。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生产要提高56％，其中机器制造业将提高76％；农业生产要求提高22.8％。农业投资由于严重不足，到1962年《红色权利报》就承认，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1938年的水平。1963年，国民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2％，工业生产下降0.7％。1963年捷克  斯洛伐克成了处于经济停滞状态的惟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社会引起了很大震动。

经济困难必然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政府总理西罗基从理论上说应对经济状况的恶化负责。1963年9月20日，西罗基被解除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政府总理职务，理由是“贯彻党的路线不力”。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雅罗米尔·杜兰斯基虽然保留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位，但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改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作——捷中央生活水平问题委员会主席。40岁的斯洛伐克人约瑟夫·列纳尔特接替总理一职。

面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所出现的经济困境，诺沃提尼也感到难以为继，希望有所变革。在国民经济处境危难的逼迫下，捷共中央启用44岁的改革经济学家希克，开始经济改革。

顶端 Posted: 2010-04-21 22:09 | [楼主]

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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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已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国家，怎能在斯大林模式这一棵树上撞死？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使早就怀疑计划经济体制的捷克经济学家们更加积极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们之中极有创新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希克。

  奥塔·希克1919年9月1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里森市，少年时就读于布拉格的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1936年从该校毕业后，进入布拉格的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捷克斯洛伐克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希克参加了抵抗运动。1940年被捕，在茅特豪森集中营里苦熬了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方始获释。1947年，希克进入布拉格政治社会大学学习，捷共将他作为一名党的青年干部进行理论深造。1952年，希克从布拉格政治社会大学毕业，进人捷共中央党校任教，很快成为一名有学术影响的青年教授。1958年，他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一书问世。此书一反苏联经济学界仅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差别去认识商品经济的旧思路，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去阐述商品经济的积极意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年，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并当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被任命为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主持、设计了经济改革方案。

    希克从50年代初参加《资本论》捷克文版的翻译工作开始，就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50年代，东欧各国在实行斯大林模式中，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种种困难，出现了连寻常人都难以理解的种种怪现象。希克以经济学家的学识和智慧、以捷克斯洛伐克普通公民的良知，求索其中的矛盾和解脱的办法。

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矛盾和斗争是世界总体矛盾和斗争的一部分，是世界性矛盾和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映。20世纪的世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政治经济体制、两种价值观并行实践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生活实行议会民主制，经济生活实行市场经济，奉行以人为中心以体现人的自身价值为追求的价值观。以苏联为主体、以斯大林模式为规范的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生活实行个人专制，经济生活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奉行以国家为中心以体现国家整体价值为追求的价值观。由于这样的根本对立，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产生截然相反的分野，20世纪就充满着彼此争斗的缤纷色彩。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症结问题在于不可能建立真实的价格体系，因而也不会有对利润的追求，也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当然也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他们的结论是：计划经济注定是无效经济。

  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则遵循列宁在1918年提出过的、斯大林后来予以发挥的思想，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在经济形式上应以产品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管理方式上应以全面的计划化取代无序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影子；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才不知经济危机为何物。苏联的经济学家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计划经济则属于社会主义的专利，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置于20世纪社会经济生活对立的两端。

  然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计划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已是尽人皆知的。尤其是东欧各国，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苏联以军事力量帮助它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强使实行计划经济，因而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深有切肤之痛，从5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寻求新的出路。东欧的经济学  家们大都从现实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出发，偏重于经济运行层次的研究，产生了姑妄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希克是其中的一员，是改革经济学中的佼佼者。

希克不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从理论上根本否定计划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实际操作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层面，实际地提出计划经济内在的缺损。他指出：计划经济下的计划管理已完全行政化，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对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调节作用；而计划手段又单一化，似乎只有指令性计划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加上计划目标只注重数量指标，忽视效率和效益。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无效经济。希克敢于直面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更不是为实现计划而生产。

因此，社会生产必须保证不断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满足社会对各类商品的质和量的扩充需求。社会生产还要不断调整，使资源配置合理化，提高生产效率。此外，社会生产也应尽可能地使生产量同需求量相适应。可是，斯大林体制的计划经济，仅仅局限于用行政手段平衡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这实际上是无视制约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多元因素，用行政手段主观地予以单一化，这种计划必然脱离实际，是无计划。希克认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在考虑到一切基本的、内在的经济联系的条件下，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某种全社会的、有目的的规定，并且要做到使计划中的经济活动同这种活动的未来的实际发展始终保持一致。”

希克在源于实践的对计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市场的新认识。

姑且不说人类社会自有商品以来就有了市场，而当代社会生活就是市场生活，很难设想社会生活可以离开市场。希克终于说出，把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希克认为，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关都只能提出一个总的生产增长计划，至于微观发展和技术发展的具体决策，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只能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主义应当有更完善的市场，完善市场的要素在于打破市场垄断，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如果排斥市场，必然出现重大的经济失误。

希克既肯定了计划的合理性，又肯定了市场的必要性，率先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在肯定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前提下，希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应当是多元的。在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中，既脱离私人资本，又脱离国有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应占有重要地位。希克称这种股份所有制为“中立资本”，这种中立资本属于“劳动者企业”。这种“劳动者企业”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而是资本以分成的形式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让企业的每个职工成为企业的共同占有者，资本也成为集体所有制资本。希克希望建立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股份制。希克把这种企业称为“劳动者企业”，它应是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形式。此时，希克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所有权和产权的概念，但已经若隐若现地区别所有权和产权的思想。

以中立资本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构成希克关于捷克经济改革的基本构想。

布拉格之春的意识是从经济改革绽发出来的，赋予布拉格之春以新的意识的是希克。希克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

顶端 Posted: 2010-04-21 22:18 | 1 楼

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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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管理能够完善吗？

希克的改革目标是追求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对希克的经济改革理论，捷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古斯塔夫·胡萨克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希克主张”，但是就捷共中央总的倾向来说，包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内，都希望有所变革以摆脱经济困境。希克的经济改革注重完善运行机制，这点尤其能被捷共中央所接受。捷共中央决定启用希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完善运行机制，使国民经济有新的发展。

以希克为主席的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以方向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增加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自主权；企业的收益和职工的收入都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益相联系，把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同经济改革相适应，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还提出企业干部知识化的建议，把企业逐步推向工人自治。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经捷共中央讨论，形成捷共中央《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于1964年10月公布。

《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除了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之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
二、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估计指挥经济的工作约占当时捷共机关工作量的2/3），把党机关的工作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工作；
三、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单位，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作用，弱化政治干部在企业中的比重和作用；
四、重新解决工会、工人和企业行政人员在工厂和企业的管理工作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对计划经济体制有带根本性的触动，仅仅是想在有限的程度上注入市场经济的活力，使企业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半转地、或者说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为此，必须削减党的机关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使企业员工的收益直接和企业经营的效益有所联系。《原则草案》距市场机制还很远，但在60年代中期的东欧，已经是对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大胆挑战，是当时东欧的一个既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现实出发，又是勇敢地承认和接受市场规范的改革方案，不过，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是供“讨论”的，到1966年以后才正式启动运作。

在捷共中央内部诺沃提尼虽也摆出一副急于改革的样子，实际上只想摆脱由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所造成的困境。而按照希克关于新经济体制的构想，是要让企业发挥经济自主的积极性，运用市场的影响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按希克的构想运作起来，势将打破官僚机构臃肿的中央集权制，拆毁经济领域里的行政专制体制。

按希克的构想，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独立单位。在这样的独立单位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干部，自然必须是富有各方面学识的专业人员。而目前充斥于企业领导岗位的政治型干部必将面临市场的挑战；尤其是今后选择企业干部也会从政治型转向专业型。企业干部结构的变化，势将动摇捷克斯洛伐克现行的专制体制。

按希克的构想，随着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走向市场，将影响庞大的国家机器结构和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结构。市场机制的运作，国家机关只需要保留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现行的对所有经济活动都发号施令的国家机关都会变成如马克思所说的“寄生赘瘤”。而且，在作为执政党的捷共的活动中，将会失去其很大一部分指挥经济工作的职能，庞大的党的机构的一部分也会显得多余起来。

    因此，捷共中央内部的很大一部分人虽然不反对改革，但是害怕损害自己的权力和权益，因此给实现具体改革措施设置种种障碍。设置障碍的主要做法是：仅限于对改革进行讨论，但不采取具体步骤；收集各种论点来说明某种改革构想是无法实现的，或者慢慢创造条件再实现。这样，《原则草案》一出台就遇到来自捷共党内的阻力。

    此外，《原则草案》本身也充满矛盾：一方面要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限定只能有10％的企业产品允许放开市场价格，强调计划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1965年1月，市场价格还没放开，捷共中央又紧跟着通过关于改进计划管理系统的原则，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应有计划发展，在经济运行中要发挥集中管理的优越性，强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这实际上是把《原则草案》中的市场机制要求，冲到爪哇国去了。何况《原则草案》在外贸、财政和银行信贷工作方面，几乎没有要求。《原则草案》所表现出来的骑墙态度，反映了捷共中央内部对改革的意见分歧。《原则草案》公布了一年多，而改革的各项举措实际成效很小。捷共中央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使全国群众对经济状况不满的情绪更加激化起来。

  1965年12月，捷共中央全会研究了国民经济状况，并且研究了即将召开的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重申1962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长远目标仍然有效，就是说，十三大要坚持十二大的方针。十二大的基本精神是恢复已经修改的国民经济比例，中止改革试验，恢复1958年以前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重新实行集中化；在计划指标上，又把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定为中心指标。捷共十三大的反复使捷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坚持改革的人感到，要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向前发展，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是难上又难。

顶端 Posted: 2010-04-21 22:33 | 2 楼

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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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新经济体制改革处处受阻、举步维艰、收效甚微，不仅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经济改革的期盼形成极大的反差，就连捷共的上层人士也对诺沃提尼的统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蓄积起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越出了计划经济的层面，越出了单纯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范围，从社会主义的本源上思考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使“布拉格之春”有了不同于50年代东欧各国社会骚动的新基础。

60年代初，哥特瓦尔德当政时期领导集团中的主要成员萨波托斯基和科别茨基已经去世。1953年起任内务部长的鲁道夫·巴拉克也被诺沃提尼作为大清洗的替罪羊，于1962年2月逮捕，开除出捷共。在捷共中央主席团里增补了斯洛伐克人列纳尔特和杜布切克。经过这番调整，诺沃提尼达到他当政15年中的权力鼎盛时期。但是诺沃提尼不思进取，在经济危机面前虽然也赞成改革，实际上是个十分保守又喜欢玩弄权术的人，缺乏政治家的起码气质。

诺沃提尼生于1904年12月10日，1921年加入捷共，1937年任捷共霍多宁州委书记。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德国吞并后，诺沃提尼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1941年不幸被盖世太保逮捕，监禁在茅特豪森集中营。茅特豪森集中营是德国法西斯迫害政治犯的最残酷的集中营之一。在严酷的环境下，诺沃提尼曾对难友说，如果能熬到出狱，他不想再过问政治，将专门照料家庭、住房和花园。不管诺沃提尼说此话时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总是他对政治斗争的艰危性估计不足的某种流露。

1945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诺沃提尼走出集中营之后，担任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1946年自然地成为捷共中央委员。

1948～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风云激荡，接连发生“二月事件”以及清洗克里门第斯、什林格、什维尔莫娃、盖明德尔、斯兰斯基等8大冤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也因而腾出许多空缺。像苏联、东欧这样的国家，在斯大林体制运作顺利的年代已经走上高层政治仕途的人物，要么往前冲，要么掉下来，很少能保持不偏不倚、不升不降的平稳状态。诺沃提尼在这几年里从捷共中央委员、国民议会议员，上升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捷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的高位。诺沃提尼的迁升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干出众，而是由于他积极地“揭发党内的敌人”并狂热地外展“反斯兰斯基分子”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检察院保存着诺沃提尼“选购克里门第斯床单和中国瓷餐具”的文件。原来克里门第斯、斯兰斯基等高级官员被处决之后，他们的财产被贱价拍卖，活着的高级官员享有优先选购权。克里门第斯担任外交部长时，诺沃提尼曾到他家做客，十分喜爱克里门第斯家的一套中国瓷餐具。于是诺沃提尼就选购了克里门第斯的床单和中国瓷餐具。诺沃提尼此举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不高。

诺沃提尼在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初，在和他的兄弟喝咖啡时两手托着脑袋说：“我不称职，我干不了，我没有这份能力。”诺沃提尼确实才疏学浅，也没有多少文化素养，任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时，大多数干部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一个政治家。因而担任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就在权术上多下功夫。他曾在私下谈话时说：“不必要求人们同意你，但必须要他们喜欢你，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尊敬你。”诺沃提尼使周围的人喜欢他、尊敬他的办法之一是：下令在伏尔塔瓦河畔靠近奥尔利克城堡的人工湖附近，为最高级领导层修建了一片别墅群。这些具有西欧现代化水平的别墅专供主席团委员、苏联驻捷大使及其他首脑人物享用。而他自己则在离开别墅群的高地上，按乡村农舍的式样建了一幢专用休养所，把这所孤零零的房子取名为“老鹰窝”。

    诺沃提尼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在多年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拼盘知识使他不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的问题有稍为深入的认识，自然也不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今后的发展提出方向性的意见。从本质上说，他是希望循着斯大林体制的老路走下去；在赫鲁晓夫改革的触动下、加上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的压力使他转向赞成经济体制改革。可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加上改革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他又想退回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新的起点上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挫折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提出新认识。

以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为代表的50年代东欧民族民主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反对苏联干涉、要求“俄国人滚回去”。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人对苏联的干涉想得更深、更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多少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义应当包括正义和自由、不受阻碍地交流思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把以往的大清洗、把苏联的干涉和强制推行斯大林体制都同违背社会主义的正义和自由联系起来。当经济改革受阻之后，他们就在新的起点上向捷克斯洛伐克的现行体制提出挑战。每当这种时候，民族问题又往往成为挑战的缺口。

    首先叫阵的是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1964年2月开始，斯洛伐克的综合性文化刊物《文化生活》、《文化创造》和《源泉》
相继发表有关阐述社会主义本义问题的文章。《文化生活》还连载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拉·姆尼亚奇科创作的、激烈反
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小说《迟到的报告》。《迟到的报告》把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是作为少数人的暴行，而是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本义的歪曲。布拉迪斯拉发出版社很快将《迟到的报告》印成单行本发行。对这样的苗头，诺沃提尼是敏感的。他立即下令解除《文化生活》主编帕·斯特夫切克的职务；将姆尼亚奇科调离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并且禁止他竞选国民议会议员。1964年4月，《红色权利报》公开指责斯洛伐克的报纸是“抗拒的和思想上敌对的”。

    反对诺沃提尼的政治火苗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扑灭的。1964年5月2日，3000来名青年学生聚集在布拉格岁！”“打倒盖世太保！”等口号拥到瓦茨拉夫广场，继续举行游行示威。1964年10月11日，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又涌到瓦茨拉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一名青年爬上脚手架的顶端高喊：“谁拥护共产党？”，下面的人群齐喊“没有人！”游行者用这种方式发泄对诺沃提尼政权的不满情绪。

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已经在更深的层面上反对诺沃提尼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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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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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政治之花

  在希克提出经济改革的系统理论、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社会上政治风云涌起的时候，捷共党内另一名新秀姆利纳日从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法理依据并成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之花。

  兹德涅克·姆利纳日生于1930年6月22日，1946年春还不满16岁的他，抱着年轻人特有的、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激情加入捷共。当时，苏联是东欧革命者公认的冲击旧世界的中坚堡垒，斯大利则是中坚堡垒的核心。姆利纳日半懂不懂地吞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这时的姆利纳日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姆利纳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机关工作， 1950年9月，姆利纳日被捷共中央作为青年干部中的精英，选送到苏联去留学，并被指定为捷留苏学生党组织的负责人。姆利纳日进了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研读法律。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接连掀起了大清洗的狂飚，大清洗运动也把在苏联留学的捷留学生卷了进去。在留学生中，捷共中央也号召党员要“勇敢地、大胆地揭发党内罪恶的破坏者匪帮”。姆利纳日作为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党组织负责人，理所当然地要响应号召，他给国内审查什林格和什维尔莫娃委员会写过“揭发信”。但是，根据捷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留苏的捷留学生应“擦亮眼睛”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暗藏的敌人”。姆利纳日因为是捷克留学生中的最高领导人，被作为寻找的聚焦点。姆利纳日被揭露出：“在对苏的态度上觉悟很低”；“工作方法同党内的帝国主义主要代理人斯兰斯基有相同的特点”，等等，他被解除职务并等待布拉格的判决。

1952年12月，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萨波托斯基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西罗基来到莫斯科，参加在莫斯科的捷留学生会议，处理“揭发敌人”的工作。

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把所有曾经写过揭发信的人统统找来，在表示了对大家的关心之后说道：“党送你们出国不是来学习写这种信的。你们不应该互相猜疑，而是要相互信任，努力学习。”在缓和了一下气氛之后，萨波托斯基接着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真正掌握知识，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你们在这里生活，看到了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你们知道，我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活不下去的。当你们内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大问题，要努力去理解这种现象，理智地解决问题。”显然，萨波托斯基的这段话是有所指地为姆利纳日开脱，因为姆利纳日曾多次以嘲讽的门吻谈论苏联物资的匮乏、商品质量低下、人民物质生活贫困等等。最后，萨波托斯基就留学生中的“揭发内部敌人”工作宣布：“这一切都算告一段落，准也不要再向中央写信了。没有理由从目前提出的怀疑中对任何人做出结论，这也是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意见。”萨波托斯基的讲话，可以说是大出捷克留学生们的意外，不过也使捷克的留学生们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再也不要人人自危了。对于姆利纳日来说，由于捷共最高领导人的出面保护而免受无妄之灾，这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党的信仰。

姆利纳日在苏联留学的五年对苏联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感触极深，使他加深了对斯大林体制不可救药的认识。 1954年冬，姆利纳日在莫斯科市检察院实习。当时，莫斯科检察院规定每周有一天“接待日”，听取劳动人民的申诉。每逢接待日，总有成百人排着长队，怀着申诉冤屈、讨回公道的真诚企望，虔诚地等待，但实际上这种接待日只不过是一种“演戏”。

一个寒冷的冬日接待日，姆利纳日作为实习检察官和值班检察官一起参加接待。几位来自距莫斯科大学20来公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申诉团诉说：一年多以前，为了保证新大学用电，发电厂把他们好几个村子的电都停了。当时，电厂说这只是临时性措施，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未恢复供电。代表诉说：为此，他们多次写信，还直接跑电厂、法院，但是谁都不理他们。申诉团中的一位庄员比较激动地说：现在，他们都在点煤油或松明子照明，一旦引起火灾，该谁负责？值班检察官根本不理诉说的内容，却被庄员的最后这句话惹火了，接着出现下面的问答：
值班检察官怒冲冲地：“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电？”
集体农庄庄员：“1938年。”
值班检察官：“好吧，在这以前你们点什么？还不是松明子？这说明你们不是不会使用松明子。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我们就把罪犯抓起来，依法制裁！”说完，让民警把申诉团赶出门外。

看到值班检察官差不多都是这样用5、6分钟时间打发一位投诉者，姆利纳日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事后，姆利纳日婉转地问值班检察官：像庄员用电一类问题，检察院是否能从中做点什么工作？不想值班检察官像老师教育小学生似地说：“如果插手这类事，检察长就要到莫斯科市委去挨一顿批评；检察长回来再让你挨一顿批评。管不得，这种事情复杂得很。”然后，值班检察官像是自我解嘲地说：“反正这些人早就习惯点松明子了。”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姆利纳日的心，他既为值班检察官对待劳动人民申诉的这种漠然态度而寒心，更对苏联司法制度的装模作样而愤懑。以后，姆利纳日几乎一亮灯就想起当年苏联检察官接待劳动人民申诉的那一幕。

1955年夏，姆利纳日在苏联度过了整整5年，从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布拉格。已成为“法律专家”的姆利纳日，尽管在苏联到处遇到与想象中的苏联相矛盾的事情，但他仍然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一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忠实信奉者。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对此，姆利纳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那些并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为了赶浪头才参加党的人相比，斯大林式的极权专政的柱石，亦即那些坚定分子，才是阻碍改革党的政策的巨大障碍。赶浪头的人只要时机对他有利，就会改变立场和态度，而坚定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只有等到他确信改革必要时才会同意改革。但赶浪头的人很难成为推行改革的人，因为在倡导新事物的初期往往对他们的功名不利，甚至要冒风险。相反，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只能是那些有觉悟的人，但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内心矛盾的发展过程。”姆利纳日的这段话讲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积极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致性的道理，因为只有真正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的无私的人才能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古今中外皆然。

姆利纳日返回捷克后，起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总检察院工作，1958年转到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研究所，从事法学的理论研究。1959年，姆利纳日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学问题的理论文章，引起捷共中央领导的重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所长克纳普院士还专门找姆利纳日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更多地把自己的理论、思想介绍给读者，尤其是要让捷共中央领导了解。

1964年开始，姆利纳日进入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开始担任秘书，不久就成为法律委员会书记，成为捷共中央有关法律问题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捷共中央设立了诸如经济、意识形态、农业、青年问题以及法律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捷共中央书记处领导。捷共中央规定，这些委员会都作为捷共中央领导的咨询机构，实际上却成为捷共中央的“大脑”机关。因为各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捷共中央机关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或主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知名专家等；捷共中央的所有决策、决议，几乎都由各委员会草拟和提出，然后提交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段时期，姆利纳日逐渐形成了他的法制思想，在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66年，姆利纳日被任命为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委员会主席。1967年11月，他成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跻身于捷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为“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设计师。

  姆利纳日认为，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到60年代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了，作为镇压对象的阶级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政治问题应当是正确地体现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注意不要让人们局部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挤掉劳动人民的整体和共同需要。很明显，姆利纳日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把法制建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姆利纳日还提出评价有利或者不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评判这个问题的原则只能是：对任何问题作决定都要以专业知识为依据；应当让社会实践自身来表明，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姆利纳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应当保证这两条原则的贯彻；如果离开这两条原则，就很难判断化学工业是增长5％，还是降低5％对社会主义有利？也无法界定是华尔兹舞曲，还是爵士音乐更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姆利纳日提出：应当让专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时，应当让工会、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能真实地说出它们的利益何在。国家机关只有在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让局部利益得以兑现，才能判断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关于法律，姆利纳日说：“不能把法律解释为汇集到一起的随心所欲的规章条例。”法律可以限制人们的权利，但应当保证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条件表明自己的利益何在。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姆利纳日肯定共产党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党也不能因为过去在阶级斗争中有功，就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具有领导作用，党应当在新条件下不断地争取其领导作用。姆利纳日把党的领导作用比作乐队指挥，“不能以党去代替应当独立行事的国家和社会机构。”

姆利纳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作家卢·瓦楚利克的一部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斯大林体制下知识分子被强迫改造的小说《斧头》出版。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记者，他的最终结论是：“捷克人的所有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捷作家协会不顾捷共中央的反对，授予瓦楚利克1966年文学奖。另一位青年作家米·孔德拉创作了一部描写一名士兵，由于倾向于民主意识，被上级作为“政治上不可靠”而送去强迫劳动的小说《玩笑》，也于1967年出版。1964年被调离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姆尼亚奇科，用两年时间创作了一部书名为《权力的滋味》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青年时代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后来当上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竟蜕变成一个享乐腐朽的独裁暴君。姆尼亚奇科的小说《权力的滋味》的用意和寓意都十分明显。姆尼亚奇科这次不仅没有遭到惩罚，反而获得“功勋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6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照例举行节日游行。不过，这次的节日游行没有像往年那样欢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游行队伍也不再庆祝“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而是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只有死了的共产党员才是好党员！”等挑战性口号；游行队伍遇到警察就高喊“盖世太保！”当局只好出动大量军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了25名在游行中特别出众的人。5月25日，被捕的25名游行出众者分别被判处5～17个月的监禁。


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都表明诺沃提尼政权已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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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捷共于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诺沃提尼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局势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作出能够挽回危局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该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即是说，第四个五年计划将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诺沃提尼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不满情绪进行了严厉的、猛烈的攻击，从而与诺沃提尼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后退形成鲜明对比。诺沃提尼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捷克，“存在着错误的政治思想引起的某种不正确的风气，反映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持片面的、不客观的、否定的观点，也反映在攻击党及其政策上”。诺沃提尼指责大学生“对我们社会的价值持破坏性态度”；某些文艺刊物刊登“虚伪的、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文章。诺沃提尼在说到捷克斯洛伐克高等学校中的马列主义教员时，更是愤愤地说他们“受到否定一切的观点”的影响，所有这些思想混乱“导致宣传同资产阶级立场相联系而虚构出来的人道主义，主张不加批判地、妥协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思潮或形式”。诺沃提尼表示：“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迅速改变和克服毒害全体青年的这种思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重申：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长远目标是正确的，仍然有效。1962年12月举行的捷共十二大提出一个空洞的长远发展目标，但是决定中止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强调执行经济政策和完成经济任务的责任和纪律。可见，捷共十三大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改革试验。

与诺沃提尼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相对照的是，就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希克在布拉格就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与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希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捷克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惟一办法就是自我革新。也是在这前后，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社，组织了50几位美国主要工业家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应他们的要求，会见了希克并进行了坦率的交谈。美国工业家们的深刻印象是：从希克身上发现了一种已经很强烈的自由市场倾向。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28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建筑学家，在哲学研究所拉多万·利赫塔的带头下，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尖锐地指出了世界性新科技革命到来时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问题，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不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要把国家拉回到粗放式工业化的斯大林方法中去。

  1967年，按捷共中央排定的时间表，全国正式启动1964年10月公布的《原则草案》，推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一起步不仅未能解决原有的经济困难，反而加剧了日用必需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等现象。全国普通劳动者在改革中几乎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明显得益，这就招致群众更大的不满，要求实行更大力度的经济、政治改革，在国家体制上，直接提出了实行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局势更加激荡不宁。

1967年6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把全国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都引向诺沃提尼。

1967年6月27～29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在布拉格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400来名作家。捷共中央书记伊日·亨德利赫、弗拉基米尔·考茨基、捷克政府教育部部长伊日·哈耶克也出席大会。

亨德利赫生于1913年12月28日，1934年加入捷共，任克拉德诺州州委常委。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后，他转入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被捕，关入茅特豪森集中营，直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才获自由。亨德利赫1946年成为捷共中央委员，1951年任捷共中央书记，1958年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任捷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亨德利赫青年时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当过新闻记者，是诺沃提尼时代捷共高层领导中有学识的成员之一。从亨德利赫的经历来看，他是在诺沃提尼时代成为捷共中央的核心圈人物的。从亨德利赫本人的真实思想来说，他倾向于改革，实际上对希克、姆利纳日等经济、政治改革设想给予了某种支持，使他们的设想能与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见面；但在公众场合，亨德利赫是诺沃提尼的坚定支持者，尤其不能容忍知识分子中在当时被认为是“越轨”的言行。在公众形象中，亨德利赫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在诺沃提尼倒台以后，亨德利赫明白自己的处境，平静地要求退休。苏军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以后，在胡萨克统治年代他和其他的普通退休老人一样，经常漫步在布拉格街头，会向熟人提一个诙谐而有寓意的问题：“怎么，你们还骂60年代吗？”1977年5月病逝。

出席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另一名捷共中央书记弗拉基米尔·考茨基，生于1920年12月13日，1938年加入捷共。捷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是领导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捷共中央委员。战后，1952年出任《红色权利报》主编，1958年成为捷共中央书记。考茨基在青年时期也当过新闻记者，研究过逻辑学和数学，俄语、英语、德语都很熟练，了解世界的情况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是捷共中央领导层中富有学识的人物。斯大林体制使很多人的心灵被扭曲了，考茨基是捷共中央领导层中被扭曲了心灵的典型。考茨基的内心是主张、赞成文化应当按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发展，不应用行政命令横加干预和制订种种“规章”加以规范。考茨基的房间里甚至不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作品，而是悬挂现代派印象主义的作品来装饰。考茨基在政治上倾向于欧洲共产主义。他曾期望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能同欧洲共产主义有某种契合，认为如果得不到这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将很难有成效。考茨基的这一思想，表明他把社会主义的改革看作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各国共产党，不管它是否能和执政党相互支持和理解，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要环境。

    但是，考茨基在公众场合完全是一位诺沃提尼极权专政的维护者，因为他是在诺沃提尼时代才上升到显赫的位置的。考茨基不满足于捷共中央书记的位置，他极想进捷共中央主席团，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正由于此，考茨基才违背自己的良知，充当诺沃提尼在文化界的杀手。考茨基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的这一习性：1968年8月苏军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虽然他也认为苏联的武装入侵是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的，但他却在1969年捷共一月中央全会上首先提议：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谴责苏军入侵的决议。

    出席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育部部长哈耶克生于1913年6月6日，自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初，他就被投入集中营，直到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他才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1946年，哈耶克到布拉格查理大学担任教授。从1952～1965年的13年里，他担任过捷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捷驻英国大使、捷外交部副部长、捷驻联合国大使和常驻代表等外交方面的重要职务，1965年被任命为教育和文化部部长。1967年3月，诺沃提尼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将教育和文化部一分为二，哈耶克留任教育部部长。哈耶克被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他们的朋友。

诺沃提尼指派亨德利赫、考茨基、哈耶克三人组合，参加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既体现捷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高度重视，也希望大会能细心体会捷共中央的意思，自觉遵守诺沃提尼的文艺和政治方针。亨德利赫在会前，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孔德拉和瓦楚利克商讨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的写法。亨德利赫坚持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其主要精神应当贯彻这样的思想：存在着两种艺术：一种是只供少数有闲阶级享受的艺术，一种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拥有的艺术，只有后一种艺术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捷作家应当为创作和繁荣后一种艺术而努力。孔德拉和瓦楚利克都反对把这一思想作为贯串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的红线，几次商讨都是不欢而散，这已经预示着代表大会将会有一场风浪。到此时，捷共中央已无法停止或延迟代表大会的召开，只能硬着头皮让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希望亨德利赫和考茨基这两位意识形态的铁腕领导人的亲自坐镇，能对代表大会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但是，在布拉格捷交通部礼堂举行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无视诺沃提尼的意愿，终于成为反对诺沃提尼统治运动的转折点。

代表大会开始后，孔德拉的发言直接对着诺沃提尼的方针和地位并极具火药味。孔德拉的发言连以往一直习以为常的八股式开场白也没有，一开始就对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复国以来的文艺发展作一个总的评价。他说：“捷克文化最大的繁荣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是，这一发展首先由于纳粹占领，然后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中断几乎长达1/4世纪之久。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同周围世界隔绝，它的丰富的内在传统被破坏，它竟沦落为一种枯燥无味的宣传工具，这是一个悲剧，其后果将使捷克民族永远脱离欧洲文明。”孔德拉面对400多名作家代表，无视坐在主席台上的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继续说道：“我知道，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教育水平甚至成见等等的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时期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仍看作是比冲破禁区为更大的美德。”台下对孔德拉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上的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神情严峻。

亨德利赫还没有等轮到在大会上正式讲话，就和代表们激烈地争辩起来，严厉批评孔德拉的发言。在会议厅外，他甚至抓住瓦楚利克的上衣，指责他同纽约的捷克流亡分子有秘密联系。

瓦楚利克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首先说这次代表大会不是作协成员决定要开会就召开的，而是在统治集团宽宏大量地批准开会之后才召开的。统治集团这样做是希望我们报以尊敬，但我主张让我们自己像个大人、像个上了点年纪的人那样行动吧！瓦楚利克接着激烈地批评了用人和干部选拔制度，批评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只能是庸人当道，真正有才华的人从舞台上消失。这种干部选拔制度造成文学方面情绪压抑、精神委顿、虚无主义；文化方面的成绩恰恰是不顾我国统治集团多年来如此倒行逆施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成绩简直是从它们那儿诈骗出来的”。

瓦楚利克接着尖刻地批评了书报检查制度并对这种制度的存在总结性地说：“我们老是讲争取自由，这使当局感到气恼，但它就是不理解，只有在那些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着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去改变人的眼睛。”瓦楚利克最后说：“当我批评统治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上更为激烈的事情是帕·科霍乌特在批评了捷政府在1967年6月5日发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持阿拉伯人的政策之后，竟然朗读了亚·索尔仁尼琴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但被禁止在大会上宣读的信。当科霍乌特在朗读索尔仁尼琴的信的时候，亨德利赫气得脸色铁青，穿上上衣，退出会场。此事招来苏联政府的抗议，认为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

亨德利赫在大会上两次发言，严厉谴责作家们的不负责任言论，说：党把文化当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党的政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努力加以发展。但是更多的作家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极端缺乏民主，压制自由”；认为党“践踏文化的发展”，使文学“成了政权和市场的牺牲品”，以致“民族生存本身也受到威胁”。捷共中央禁止在《红色权利报》上刊登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但是捷共中央仍然无奈地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模棱两可、可以各自作出解释的决议。决议宣称：“对于一个政治制度的最大控诉莫过于缺少伟大的文化。”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决议写道：“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使它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中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以保卫自己。这样，社会主义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经济总结，就同解放人们之间的关系、争取更大的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文化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得越是充分，它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越是努力促进，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是巩固，越是经得起考验。”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6月30日，诺沃提尼在布拉格捷共中央党校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讲活。诺沃提尼讲到刚刚闭幕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压抑不住满腔愤懑地说：“有的代表说，我们在过去经历了‘第二次黑暗时代’，对于这种诬蔑，我们是决不容忍的。”“那些人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国家的内外政策，主张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否认阶级斗争。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在两条阵线壁垒分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正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进行着。”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结果表明诺沃提尼的统治已处于舆论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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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共中央九月全会

现在，摆在诺沃提尼面前的是三大难题：经济问题、知识分子的强烈对抗、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民族矛盾，面对这三个死结，诺沃提尼几乎一个都解不开。由于解不开这三个难题使捷共中央领导内部原就存在的分歧更趋明朗化，分野也更加清楚，双方对这三大问题的形成和解决办法出现了带根本性的对立。

自正式实施新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希克制订的《原则草案》将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提高19％，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基础没有触动，各联合公司在计算成本时都尽量往高打，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通过下放管理权让生产企业拥有更大的灵活性，结果使生产成本越算越高，1967年第一季度的日用商品批发价格实际提高了20％，造成市场上日用商品价格猛涨，企业利润也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商品的短缺现象依旧存在。

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现象更加严重，它反过来又阻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劳动者对捷共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移植斯大林模式，消灭劳动力商品。

捷克斯洛伐克也和苏联一样，把消灭劳动力商品看作是劳动者获得解放的标志，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坐标。希克也尚未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草案》也没有触犯这一禁区。捷克斯洛伐克1960年宪法规定，保证每一个公民有劳动权，于是政府部门就编制计划，用行政手段分配劳动力；劳动者也态度冷漠，层层欺骗，生产效率低下。

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自然阻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突出地反映在住房问题上，住房短缺几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悲剧。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奥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青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经结婚的夫妇因为没有房子，夫妻也只能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能有孩子，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家庭”。这种状况几乎招致全民的不满，全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设住房给忘了。”

经济改革如此艰难，连希克也感到估计不足，因为希克原估计经济改革会遭到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界或社会上的恶霸们的反对。到1967年5月，希克承认自己早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他曾对一名来访的外国记者说：新经济体制只是在一些企业中和一些小事情上被采用，阻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害；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把它当作儿戏，但是到了明天，政府被迫必须进行改革，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面对知识分子的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诺沃提尼几欲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但是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敢贸然坚决行动。他甚至对亨德利赫也十分不满，认为他过于容忍。1967年9月1日，诺沃提尼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招待捷军事学院毕业生。诺沃提尼在讲话中    说：自由主义正在全国泛滥，目前迫切需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种现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允许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

就在诺沃提尼讲话后的两个星期，捷共中央候补委员扬·普罗哈兹卡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托·马萨里克逝世30周年的文章。文章热情赞扬马萨里克能始终容忍和自己相左的意见，因而他始终是一位得到人民拥护的导师和教育家，他始终和这个民族的坏习性进行不断的斗争。文章无异是对诺沃提尼9月1日讲话的公然蔑视。

民族矛盾虽然从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复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但是，由于经济濒临困境和知识分子日益激烈的反对，使民族矛盾趋向激化，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捷克斯洛伐克国土西部是一个三面隆起的四边形捷克盆地，盆地内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0米以下，居住在这里的是占全国人口65％的捷克人。从历史上来说，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是跟维也纳、西欧联系在一起的。1867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接受匈牙利自由主义贵族提出的方案，组成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的两个“历史省”。捷克曾是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捷克历来是把民族的精英送往维也纳，大贵族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

    捷克斯洛伐克国土的东部是西喀尔巴阡山脉较高的地带，构成斯洛伐克山地区。斯洛伐克山地的北面被沿波兰边界的塔特拉山和贝斯基迪山包围，山地区大部分在海拔1000米至1500米之间，山地的南面向着匈牙利平原。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伏尔塔瓦河流经首都布拉格，汇入易北河的上游拉贝河；流经东部的国际河流多瑙河，注入黑海。斯洛伐克属多瑙河流域，布拉迪斯拉发是多瑙河航线上的最大港口。居住在斯洛伐克山地上的、占全国人口30％的斯洛伐克人，从奥匈帝国时代开始就倾向于帝国的第二首都布达佩斯，倾向于东欧。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西部捷克主要是工业区，东部斯洛伐克山地主要是农业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投降，多民族的二元帝国分崩离析。当时的斯洛伐克要想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几乎不大可能实现，斯洛伐克人从马萨里克及其同僚那里，争得在联邦内享有自治权的许诺，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是在马萨里克时代，斯洛伐克从来就没有享有过自治权。捷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斯洛伐克是抵抗运动的主体部分。1943年成立了抵抗运动斯洛伐克委员会；1944年8月，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反法西斯占领的斯
洛伐克民族大起义。

    战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成为斯洛伐克民族情绪和民族利益的表达者，很多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为此遭到镇压。克里门第斯于1952年被处决；就连古斯塔夫·胡萨克也于1951年被捕、开除出党，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60年代初，诺沃提尼采取措施，大幅度削减斯洛伐克的地方权限。斯洛伐克的机关直接依附于布拉格的中央部、局。在共和国最高法院中，没有一个斯洛伐克人；在派往国外的318名医生总数中，只有14名斯洛伐克人。诺沃提尼的儿子主管的一个专营艺术品的“阿尔委亚”公司，选购、经营的艺术品，99％都是捷克艺术家的作品，只有1％是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作品。

60年代以来，在清算以往的大清洗中，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情绪又重新激越起来，知识分子对诺沃提尼的激烈情绪是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情绪交叉在一起的，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尤其反对诺沃提尼。1967年8月，诺沃提尼偕夫人到斯洛伐克视察，希望缓和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在视察时发表演说，说斯洛伐克问题已不存在了，自1945年以来斯洛伐克地区在中央的帮助下欣欣向荣，提出“联邦制问题”更是错误。他的演说，不仅绝口不提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他的视察不仅使广大的斯洛伐克人十分不满，就连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杜布切克、比拉克等也极度不满。比拉克曾当面指着诺沃提尼说：“你没有权力侮辱斯洛伐克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诺沃提尼气得立即返回布拉格。

全国日趋紧张的形势明显地集中反映为以上的“三大问题”。1967年9月，捷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研究论这“三大问题”，希冀有所突破，挽回诺沃提尼统治的颓势。

1967年9月26日、27日，诺沃提尼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

关于经济问题，全会讨论了1967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情况的报告，对于造成的经济困难没有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而是强调加强中央的集中计划管理。希克要求实行地方分权，进一步让企业走向市场的计划，实际上是被否定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全会作出强硬的处置：全会取消普罗哈兹卡捷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将瓦楚利克、姆尼亚奇科等4名激烈分子开除出党；孔德拉、科霍乌特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捷克作家协会对捷克作家出版社的控制权，将大部分编辑调走或撤职，削减作家出版社的纸张供应。亨德利赫在全会上说：“我国社会的伟大的集中的努力，正在受到那种脱离阶级内容和社会主义内容去侈谈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说教的破坏。”

在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坦露了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是捷共中央关于政治、经济方针的分歧。杜布切克站出来谴责诺沃提尼对知识分子的强制措施，切尔尼克也反对镇压知识分子。

杜布切克在全会上指责经济情况的恶化是因为没有认真按《原则草案》规定的办，而是处处阻挠《原则草案》的贯彻。杜布切克更具体地说：计划规定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8％用于斯洛伐克，而实际上用于斯洛伐克的投资不到22％。杜布切克要求建立一种投资基金，以便合理地分配现有资金，纠正愈来愈损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九月全会不仅丝毫无助于缓和捷克面临的三大问题，反而使捷共中央主席团内部从对政策方针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壁垒分明的对立。党中央向全国600个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没有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增加，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极为不满。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根本谈不上，势将出现严重的政府危机。10月30日，捷共中央又举行特别全会，诺沃提尼希望以严厉手段消除中央主席团内部的分歧。但实际形势的发展对诺沃提尼更为不利，提出了要诺沃提尼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十月特别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诺沃提尼要求全会通过一项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州、县的领导人确认，只有服从重新确立的捷共中央的领导才能结束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其实，决议所要求的“重新确立捷共中央领导”，就是要求重新服从诺沃提尼的领导。诺沃提尼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

特别全会没有按诺沃提尼的要求去讨论，而是对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尤其是对着诺沃提尼，指责他“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不民主”；在民族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已经出现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全会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发展“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全会还提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不应当由一个人兼任。

在这次特别全会上，杜布切克的讲话成为反对诺沃提尼的最强音。杜布切克指责诺沃提尼的行为“像一个独裁者”；“蓄意破坏改革”；任意干预斯洛伐克的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杜布切克还责难亨德利赫“擅自改动了党中央主席团早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内容，损害斯洛伐克的利益”。杜布切克最后把问题提到带根本性的高度，实际上已向诺沃提尼14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提出挑战，他说：“这已经不再是个斯洛伐克的问题了，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问题。在讨论经济分立之前，我们必须讨论政治分立，从上面分起，从党的领导分起。”诺沃提尼早就称杜布切克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集团的头领”，此时更直呼杜布切克的名字，说杜布切克既然对过去这些事务的处理方式提出了异议，那么斯洛伐克可以自行其是，只是别再指望得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帮助。诺沃提尼抓住扩音器，指责杜布切克和支持杜布切克的人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斯洛伐克的中央委员们都坐不住了，他们都站在杜布切克一边，要求对捷共的结构、工作方法以及党和国家的关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说：这不仅是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使共产党重新得到全国人民信任的一项基本要求。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问题不仅是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也反对诺沃提尼。会上几乎一致指责诺沃提尼“保守”；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裹足不前；民族问题上对斯洛伐克人不平等。会议上，几乎都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摆脱苏联的控制；要求发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议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不能由一个人兼任。最后，会议喊出了一个令诺沃提尼心惊的声音：诺沃提尼应该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布拉格总统府西班牙大厅举行的这次中央特别全会，虽然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提纲，连通常那样的决议也无法提起，到后来已经完全离开了诺沃提尼事先安排的议程；诺沃提尼已经根本无法掌握会议了；对他来说，会议只会愈开愈糟。诺沃提尼宣布休会，理由是党的领导人要去参加在总统府另一个大厅举行的、筹备庆祝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的活动。诺沃提尼是想以此来平息一下激昂的情绪，也让自己有时间考虑应付目前局势的对策。

诺沃提尼采取了一项非常愚蠢的做法：下令掐断了杜布切克到布拉格处理公务时住宿的“布拉格饭店”房间里的电话线；派秘密警察盯他的梢，这使杜布切克更为愤慨。

就如何看待形势以及改革是一往向前，还是退回到捷共十二大的原路上去，党中央主席团内部明显分成两种意见。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胡迪克，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列纳尔特等为一方，他们被称作“传统共产主义派”。他们几乎全盘肯定以往的内、外政策，坚持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把目前出现的不稳定形势说成是“有些人不关心党的统一，只想利用大学生和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来牺牲诺沃提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切尔尼克、杜兰斯基等为另一方，坚持激进的改革主张，并把矛头对准诺沃提尼。他们在中央主席团以外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改革道路上产生的尖锐分歧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综合危机的集中反映。

顶端 Posted: 2010-04-21 23:29 | 6 楼

摩拉维亚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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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沃提尼失去了靠山

    苏联一直关注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布拉格的大使馆、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十分活跃的领事馆以及从在莫斯科各党校学习的捷克高级党政干部那里，包括从东欧其他经互会国家的共产党那里，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报，观察局势的发展与变化。当然，其中的主渠道是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大使馆几乎把历次捷共中央全会的讨论和分歧、知识分子和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大学生游行等情况，详细汇总报告克里姆林宫。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更是步步小心，生怕发生由于大使馆的疏忽而出现的问题。

    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1915年生于乌克兰，1940年加入苏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只是一般从事哲学和教育研究的干部，在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始跃升为苏联政坛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以乌克兰党中央科学文化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出头露面。契尔沃年科矮胖、秃顶，有点近乎赫鲁晓夫，但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是个沉默寡言、好从眼镜后面看人的哲人型人物。1956年，他被赫鲁晓夫提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多次跟随赫鲁晓夫出访。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他作为陪同人员，随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中国的十年庆典。随后，他被苏联任命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要职，1961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下台，契尔沃年科被作为赫鲁晓夫的亲信，免去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奉召回国。勃列日涅夫对契尔沃年科还算网开一面，1965年4月，任命他为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心里明白，虽然仍旧当大使，实际已被降级，而且苏联一直把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经互会里顺从的小伙伴。

契尔沃年科到任后，恰逢捷克斯洛伐克涌起要求改革的春潮。契尔沃年科向对这样的驻在国局势，更是处处谨慎小心、生怕出错。他居住在布拉格的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里，基本上只跟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苏派接触，更不敢自作主张。契尔沃年科已看出诺沃提尼的艰难处境，希望勃列日涅夫来稳定局势。10月的捷共中央特别全会后，契尔沃年科亲自给克里姆林宫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勃列日涅夫尽快来布拉格，以便亲自决定在当前捷共内部两派极端对立的形势下，怎样做才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诺沃提尼也知道碰到真正的麻烦了，十分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加重自己的分量。他曾含蓄地向契尔沃年科提出，希望得到苏共中央一如既往的支持。契尔沃年科确实是把诺沃提尼当作一位明智的兄弟党领袖，建议苏共中央在他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1967年11月初，诺沃提尼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希望借机同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见。但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安排单独会见诺沃提尼，使诺沃提尼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就有一种失落感。

  鉴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愈来愈动荡不宁，契尔沃年科请求勃列日涅夫尽早来访以帮助诺沃提尼度过难关。经过与诺沃提尼的紧急磋商，克里姆林宫宣布：应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的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于1967年12月8日到捷克斯洛伐克休息和打猎。勃列日涅夫的突然来访，除了诺沃提尼最亲近的几名亲信之外，其余的捷党政领导人几乎都感到突然，一时气氛十分紧张。杜布切克方面的人很清楚：如果勃列日涅夫支持诺沃提尼，他们要么和莫斯科公开对抗；要么放弃改革，继续让捷克斯洛伐克在诺沃提尼统治下苦挨。

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勃列日涅夫也在准备。几个月来，虽然汇集了大量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报，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的人都难以决定在捷最高人事中的变动。临行之前，勃列日涅夫曾问主管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助手：“他们那里谁是第二把手？”助手回答：“在目前形势下，人事上还看不清楚。”勃列日涅夫说：“那好吧！”就没有再说下去。勃列日涅夫并无绝对支持诺沃提尼的打算，主要原因是他想起诺沃提尼的靠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后，诺沃提尼曾表示婉惜，勃列日涅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外，勃列日涅夫也觉得诺沃提尼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诺沃提尼不赞成苏联在捷长期驻军。

12月8日，勃列日涅夫来到布拉格。他没有休息，更没有去打猎，而是紧张地同诺沃提尼会谈，会见捷的各方面党政要人。在那几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除杜布切克回到布拉迪斯拉发工作之外，其余的人都在布拉格。勃列日涅夫会见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时，多次问起杜布切克，但对是否支持诺沃提尼，却不吐露丝毫口风。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当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勃列日涅夫站起来说：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关于捷共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尤其是使诺沃提尼愕然。原来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之后，发现诺沃提尼已陷于孤立，因而不愿做他的政治担保人。勃列日涅夫在回国途中，特地在布拉迪斯拉发作短暂逗留，看望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杜布切克。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特殊表示。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闪电访问及态度，改革派的中坚、当时还是捷共中央委员、林业和水利部部长的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说：“当我们得知有人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访时，我们担心的是，他为什么要来。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他的观点时，大家都很高兴。”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使诺沃提尼的心都凉了。诺沃提尼只好孤注一掷，以求一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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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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铤而走险，诺沃提尼画虎不成终类犬

    诺沃提尼自从1953年9月4日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至1967年秋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出现了上下呼应的倒诺沃提尼运动，诺沃提尼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已达整整14年了；诺沃提尼兼任共和国总统也已整整10年了。10几年里，不能够说诺沃提尼一无是处。10几年了，如果他确有才能，已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施展抱负；但是，10几年的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践已足以证明，诺沃提尼是一个既不会透视历史，也不会洞察现实，且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趋势的感应超乎常人的迟钝。到了60年代后期，他根本无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跟上世界潮流发展的问题；不，实际上，他根本不想解决。世上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何况诺沃提尼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独裁者的气数已尽，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勃列日涅夫也不愿保他了。如果他还能有常人的理智，最体面的选择是主动提出辞职。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传统和社会风尚、文化积淀是倾向西欧的。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西欧社会除西班牙的佛朗哥等个别独裁统治者之外，在政治舞台上也大都或按一定游戏规则，或根据某种法定程序“按时上、下班”，习已为常，诺沃提尼统治捷克14年后离开最高领导者的岗位，完全属于正常。

苏联、东欧在这方面却是另一种情况。苏联的列宁、斯大林都是因病逝世，自然生命和领袖地位同步结束。尽管列宁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开始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整个半身瘫痪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医生从医学科学角度出发已经严禁列宁参与政治活动。实际上，列宁也分别于12月23、24、26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对自己身后的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作了安排和最后的嘱咐。这些口授的信已习惯地称作“列宁遗嘱”。这些口授的信是断断续续的，说明列宁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地步了；但是信的内容深刻，对问题的认识和提法都一针见血，逻辑严密，说明列宁的思维仍然迅速、敏捷。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列宁在明知自己已无康复、重返政坛的可能；而且由于自己的这种状况，活跃在政坛上的“亲密战友们”对他的说话也是或阳奉阴违，或各取所需，而列宁恰恰只字未提辞去苏联人民委员会       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的事情（当时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是斯大林，当时的总书记并不具有后来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职务含义。列宁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政治局开会时已习惯形成的政治局会议主席。列宁病重后，此位置由加米涅夫代理）。活着的列宁“亲密战友们”，当然谁也不便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列宁自己为什么不主动提出来呢？

当然，可以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新经济政策刚刚实施，无论是国家或党都面临严峻的形势，无论从哪方面说都需要列宁这位领袖等等情况来解释。不过，华盛顿胜利地领导了北美独立战争，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后，他在担任了两届联邦总统之后，于1796年9月19日在费城的一家普通报纸《美国每日新闻报》上刊登了告别演说，决意在第二次连任总统期满之后，退出政坛。告别演说是华盛顿积8年任职总统的经验、教训，集内外政策之大成，对美国人民提出忠告，对国家未来提出希望。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震动了美国上下，普遍表示婉惜，有的人甚至流出眼泪。美国1787年宪法只规定总统每任4年的期限，至于连任的次数并未限制，何况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严峻，18世纪即将结束，19世纪即将来临，全国上下都希望华盛顿连任。但是华盛顿决意退出政坛。正是华盛顿的二任引退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罗斯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情况，连任4次总统。由于这一例外的出现，1947年美国第80届国会把总统连任的次数限定为两次，载入美国宪法。我作这番历史的比较，不是说列宁在这点上不如华盛顿，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列宁是否在彻底否定“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时，无意之中在领导人物的任职问题上开了另一种先例？因而苏联要更换赫鲁晓夫的职位时，只好采取宫廷政变式的“逼宫”了。
诺沃提尼已主政捷克斯洛伐克14       年之久，即使已面临四面楚
歌，也绝不引退。

东欧各国的领袖们在这方面都没有对“苏联模式”提过意见，波兰的贝鲁特、匈牙利的拉科西、诺沃提尼的前任哥特瓦尔德、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和契尔文科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民主德国的威廉·皮克，等等，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如果不是自然死亡，要想更换职位，就要戴“反党活动”之类的帽子，被搞下台。这样，诺沃提尼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了。

诺沃提尼使出来的杀手锏是历来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统治权位时的惯用手法，即：密谋策动军事政变。

还在勃列日涅夫来访之前，诺沃提尼就已经在准备了。诺沃提尼在1967年12月4日，就布置在布拉格周围举行军事演习。军事演习过后，诺沃提尼暗示捷共中央机关的武装部（第八部）部长米罗斯拉夫·马穆拉、捷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谢伊纳少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上将等人，在捷人民军高级军官和党的高层领导人中串连，想乘勃列日涅夫来访的东风，以苏军为援手一举将倒诺沃提尼的人统统抓获；然后召开中央全会，宣布他们是“民族主义阴谋反党集团”，进行处置。他还以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态度为强心剂，鼓动军事政变。可是，勃列日涅夫到达布拉格后，并不支持诺沃提尼，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

  勃列日涅夫回国后，诺沃提尼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军事政变。此时，他也顾不上事先向克里姆林宫请示，决定于12月16日将驻扎在布拉格以北25英里姆拉达军营的第一装甲师及第十三步兵师开进首都，逮捕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之所以把行动日期选择在12月16日，是因为捷共中央预定在这一天开会，诺沃提尼预感此次全会将提出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诺沃提尼虽然心急火燎，但是具体部署军事政变的将军们提出，四五天时间来不及部署部队和动员预备役部队，必须推迟几天。诺沃提尼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中央委员会全会必须延期。在这种时候，诺沃提尼没有说出足以使中央委员们信服的理由去擅自更改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的开会日期，引起了改革派的警觉。他们也在多方做工作以解开诺沃提尼延期召开中央全会之谜。他们已怀疑诺沃提尼是否要采取什么意外行动！

果然，谜团被解开了。12月17日，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捷共中央委员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上将得悉了军事政变的计划。普尔赫利克生于1922年8月25日，1945年起成为职业军人。他1948年加入捷共，1956年晋升少将，1958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61年晋升中将，1963年晋升上将。他从1955年12月开始就担任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60年代中期是军队中坚决支持改革的人。他在得悉军事政变计划后，一面劝说各军区司令不要卷入这场党中央的争执，稳定军队；一面立即向杜布切克作了汇报。

  12月18日，杜布切克等改革派先发制人，立即召开党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在会上有根有据地指控诺沃提尼违背党章的基本准则，意图通过军事政变来建立独裁统治。杜布切克等人不给诺沃提尼以喘息的时间，接着在19日召开党中央扩大全会，公升了诺沃提尼的军事政变计划，使会议哗然。会上，大多数人要求诺沃提尼就此事向中央全会作出解释。这时，有人正式向中央全会提出，要求诺沃提尼下台。诺沃提尼佯称对这一阴谋一无所知，实际上是因为军队尚未部署妥当，而且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大将、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上将等高级将领都反对搞军事政变，因而使诺沃提尼不敢贸然行动。

他只得又施  缓手，宣布“准备过圣诞节，暂时休会”。19日的中央全会之所以没有立即把诺沃提尼赶下台，是因为在党中央主席团里反对诺沃提尼和继续支持诺沃提尼的双方出现僵持的局面。在党中央主席团里继续支持诺沃提尼的有：拉什托维奇卡、列纳尔特、胡迪克、西穆涅克，包括诺沃提尼，在主席团里拥有5票；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亨德利赫、杜兰斯基，也是5票，但是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无论哪一方都不足以压倒对方，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在党中央主席团里立即摊牌，于是就有了诺沃提尼的“准备过圣诞节”。

休会期间，诺沃提尼急于想在公众舆论中挽回影响，在新年演说中极力把自己妆扮成社会主义民主的维护者。但是，到这个时候诺沃提尼还出来东施效颦，只能招来舆论的嘲弄。在休会的几天里，诺沃提尼虽然竭力活动，效果却适得其反，促
使列纳尔特倒戈，转向杜布切克一方。

1968年元旦一过，1月2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复会。列纳尔特在眼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最后选择了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已变成绝对少数。1月4日，主席团就是否要求诺沃提尼下台进行表决。始终支持诺沃提尼的是：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和胡迪克。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主席团还作出一项决议：将共和国总统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立即复会的中央全会批准了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4年之久的诺沃提尼终于被推下来了；主席团还让诺沃提尼留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一决定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权转换上也是空前的：布拉格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改革派确以自己的实际政治行动表明他们将奉行新的游戏规则。

顶端 Posted: 2010-04-21 23:47 | 8 楼

曾沐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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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国社会主义模式强行在他国推广的先天不足导致，有着必然性

顶端 Posted: 2010-04-22 14:10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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