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A.C.谢尼亚夫斯基 著
Z,:}H6Mj9 赵振英 摘译
%~E Oq\& 《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h4|$ 2006年2月28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举办了题为《苏共“二十大”：在
苏联和苏维埃制度历史命运中的作用》的圆桌会议。会议组织者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共、苏维埃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对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严重后果。为此，与会专家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会后历史学博士谢尼亚夫斯基根据提交的报告撰写了会议综述。该综述刊登在俄罗斯《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1期。现将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dz,4);Mg 谢尼亚夫斯基在题为《苏共“二十大”在历史中的分量》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变以及当时在俄罗斯发生的国家和民族灾难迫使历史学家重新看待20世纪全部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甚至惰性十足的历史科学也较快地从那个时期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当时许多作者因揭露“极权制度的弊病”和填补（通常用阴暗的调子）苏联历史的“空白点”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几乎被挤压到17世纪的状况时，对苏联历史进行“骑兵式攻击”的做法如今越发显得极为简单化和不理智，而国家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并不能帮助俄罗斯成为与西方权利平等的伙伴，美国正从各条战线上对俄发起全面进攻。对“民主”和“自由”幻想的逐渐破灭使许多产生迷茫的历史学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当代的祖国史并承认，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和永久的同盟者，只有永久的、根本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o B` v' 在此情况下应重新研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极端自负的“秘密报告”及其掀起的批判斯大林的热潮使这次代表大会非比寻常。报告人极其简单并出于私利地把与20世纪30年代镇压运动有关的十分复杂的整个过程“混为一谈”。而且赫鲁晓夫把本应由包括自己在内的苏联党和国家全部领导人负责的失误、失败和罪过全记在斯大林一人账上。该报告彻底动摇了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按照谢尼亚夫斯基的意见，此举预定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使俄罗斯遭受了无法补救的损失。尽管苏联动员型的发展模式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个时期，正是这个优缺点兼有的模式是俄罗斯国家存在的历史因素，使苏联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拥有足够的竞争实力。
TFYp=xK( 历史学博士Ю.П.茹科夫在题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悄然”完成的国家政变》的发言中指出，当代罕有人超出报告的范围分析它。赫鲁晓夫报告中的内容无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反科学的方法使该报告有可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以及冷战中被人利用，因为报告把“大清洗”作为20世纪30-40年代苏联所固有的，几乎是主要的现象提出来，宣布斯大林时代是血腥的暴政时代，而赫鲁晓夫是开创崭新的民主化时代的人物。一种占优势的观点认为，正是赫鲁晓夫使在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引入死胡同的国家开始走出困境。实际上早在1953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就准备召开讨论个人崇拜问题的中央全会，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不要把个人崇拜的责任归咎于逝世的领袖，而是归咎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党干部。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主要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贝利亚不允许召开全会。赫鲁晓夫在1954年还下令刊登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颂德的社论。因此，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是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方面“解冻”的“奠基人”。但党内权贵（赫鲁晓夫是这些人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不愿支持马林科夫提出的路线。尤其是1953年仅提高了执行机关一些官员（从部到区执委会领导人）的工资（用发“信封”的方法），而党的机关干部的物质状况没有触及，他们感到自己被漏掉了。赫鲁晓夫于是增加了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津贴，此后在1953年9月他们一致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放弃了刚宣布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从此，马林科夫开始在政权机关中受到排挤。茹科夫强调早在1944年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就准备了一个中央全会草案，根据该草案，党仅剩下宣传职能，但该草案被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否决。赫鲁晓夫和党的机关干部担心在人民中有威信的马林科夫重新恢复这项政策，故极力给予党的机构最大限度的权力，并破坏政敌的威信。
ur JR[$p 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解除政府首脑职务，并指责其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担心有威望和影响的反对派（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团结在一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打出了“斯大林牌”。在严厉谴责20世纪30年代中期针对党的领导人的镇压运动后，他做了两件事。首先向代表们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受到侵犯。其次，警告“斯大林的近卫军”，若建立针对新领导人的反对派，他们将永远被指责为同情斯大林的行为和同情发动大清洗运动的人。社会被分裂成“反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是这次代表大会造成的后果。斯大林主义者坚持认为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陷入分裂。茹科夫的结论是，苏共“二十大”是“走向分裂的第一步”。
m.&"D>\t 历史学博士Ю.B.阿克休金在提交的报告中集中谈了国内外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响。代表大会后不久向700万共产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宣读了赫鲁晓夫报告原文。人们对报告反应不一。例如，格鲁吉亚发生骚动。3月9日在第比利斯8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言者要求重新审查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些人提出为贝利亚恢复名誉，把赫鲁晓夫撤职，并传出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的声音。在国内其他地区对代表大会的反应是矛盾的。意见相差很大：从认为不该这样做和完全不接受批判“个人崇拜”到要求宣布斯大林是罪犯。
flS_rY5 后斯大林时代社会心理环境有如下特征：受过对“伟大领袖和导师”虔诚和崇拜传统教育的人中的主要部分不准备改变评价。一个同时代人回忆说：“在莫斯科人们对斯大林的怀念和爱戴着实令我吃惊。”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政治学系和法律系进行的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社会意识的改变和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决议的贯彻是很难的。相关调查按照既定的方法在1994-2004年间询问了15000人，让他们回忆这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的问题是：你怎样评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指责？34.9%的被询问者相信和赞成赫鲁晓夫。不相信赫鲁晓夫和不赞成报告的占39.7%。他们回答说：“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是父亲，怎能对此信以为真？”“是的，是有过个人崇拜，但是，要知道个人也是存在的。”11.5%的被询问者意见模棱两可。有些人随时代跟着反斯大林的一般趋势改变看法。对当时情况未发表意见的占3.8%，2.8%的被调查者称对此事一无所知。由此可见，苏联社会从整体上没有准备实行非斯大林化。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赫鲁晓夫忽然停止批判斯大林并采取了倒退的步骤。按阿克休金的意见，来自赫鲁晓夫盟友的反对意见、中国同志的劝说、担心事件失控和不按既定方案发展而走
波兰和
匈牙利的道路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显然，某些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是从赫鲁晓夫的这种行为开始的。
Sp./*h\} 取消镇压制度是“解冻”时期的积极后果之一。历史学博士Г.M.伊万诺娃在题为《苏共“二十大”与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撤销》中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逝世后即开始改革劳改营制度。1953年3月古拉格继任者就力图把镇压制度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大赦，120万人（占全部囚犯的53.8%）从劳改营和教养院释放出来，104个劳改营、1567个教养院和劳改营分队被取消，古拉格的工作人员减少了18万人。到1954年春，许多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活动家被平反。1954-1955年间，许多管理劳改营的机构和分支机构被缩减和改组。
=(P k7{ 早在“二十大”召开前，由波斯佩洛夫任主席的委员会研究了克格勃保存的档案文献并且在1956年2月9日提交了详细的报告，报告里引用了1935-1940年，特别是1937-1938年间因“反苏活动”而被镇压和枪毙的苏联公民的数字。在激烈地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实际上要解决米高扬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待过去？”同后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样，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也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报告首先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党的、苏维埃的经济和军事领导干部的大规模镇压。关于古拉格和数百万失踪者以及仍在苏联集中营里过着可怜的半饥饿日子的不同职业、宗教和民族的苏联公民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但是赫鲁晓夫报告关于“彻底纠正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的总调子预先决定了继续从根本上改革劳改营制度。然而，给数十万在劳改营活下来的囚犯恢复名誉（首先在司法方面）和给许多人党内平反这个过程拖延了好多年。
fK; I0J 1956年10月27日苏联内务部颁布《将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改组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教养管理总局》的命令，这在国内逐渐建立起正常的惩戒制度。该制度仍带有共产主义制度所有弊端的痕迹，但已非骇人听闻的运用强迫劳动和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制度。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年是取消古拉格的一年。
p.RSH$ ] 历史学副博士B.A.舍斯塔科夫在题为《苏共“二十大”与社会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去世后国家能否走渐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即在保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共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按照允许市场价格形成和竞争的西方模式发展。苏联的精英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意识到革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当时发展模式面临着选择：或重新考虑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模式中吸收市场调节，或接受丧失经济活力的现实。
,ek0)z.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严重下降。经济增长仅靠减少人民福利保证。1953年国家面临新的饥饿威胁，住房和对工业品的需求问题突出。应该承认执政精英的经济知识水平不高，未意识到完善经济机制的客观需要。后来，随着镇压机器被拆除，劳动的消极动机（害怕惩罚）明显淡化，另一种极重要的刺激劳动的消极因素——饥饿也已成过去。尽管马林科夫宣布了新方针，经济发展仍按老办法进行，管理主要靠组织行政手段，同西方的军事对抗促使国家一切经济的发展完全服从军事工业委员会。
Y=(%t:#_ 斯大林逝世后最初几年，马林科夫对苏联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作了重大修正，但并非所有新领导人都赞同其支持农村和保持人民消费品生产直线上升的方针。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继续发展不能按照允许市场机制调节的西方模式走渐进现代化道路：苏维埃制度还拥有巨大而可靠的后备力量，保持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度的社会公正（贫困中的平等）。当时马林科夫敢于创新的经济方针与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一切逻辑相矛盾，使苏联的大国地位受到怀疑，国家失去成功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能力。因此马林科夫被党的上级任命的官员支持的赫鲁晓夫解除了职务。
@tVl8]y 历史学博士И.B.贝斯特罗娃在《“二十大”与军事政策的改变：国际和国内方面》指出这样一种情况，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本人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谢皮洛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在代表大会发言中强调美国军国主义是世界战争危险的主要策源地，而冷战是西方“保持高水平的军事工业和榨取巨额利润的手段”。在莫洛托夫、朱可夫等人的发言中提出应增强苏联的军事实力以抗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必须从本质上改造苏联的武装力量——给军队装备原子和热核武器、导弹、火箭武器。他们的主张得到与会者赞同。1954-1958年是苏联历史上少有的时期，此间减少了军费开支，将军事人员减少到120万，而消费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长了。在军事上优先发展导弹、电子技术和核武器，而1959年后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开始减少，但始终是增长的。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技术协作积极发展。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张，向这些国家提供武器是出于政治目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亏本的。“二十大”并不意味着国内军事建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代表大会创新之处就在于宣布了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但60年代初发生的一些事件使苏联和西方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 n=< Y 历史学博士Ю.П.博卡列夫报告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与地缘政治》，分析了在俄国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认为，无论是专制的农奴制俄国，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以及“民主化”和“公开性”时期的“苏联帝国”都不能令西方满意。俄罗斯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建设潜力使之害怕。西方特别痛恨斯大林不是因其残酷的镇压行为和实行集体化，而是因他乃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大国之创立者。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且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参加者。斯大林使苏联各族人民恢复了对自己力量和创造精神的信心，故他令西方憎恨。由于正确地选择了地缘政治方针，苏联的国际地位在斯大林死后得以继续巩固：签订了《华沙条约》，建立了平衡的两极世界地缘政治体制，从而限制了爆发超级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和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在50年代后期苏联的地缘政治状况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第一，报告严重损害了苏联在世界社会各界的心目中的威信，而在冷战条件下反苏分子可利用其破坏苏联的威信并贬低共产主义思想。其次，报告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退党。第三，报告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失去了东欧卫星国对苏联的忠诚。第四，赫鲁晓夫分裂了苏联社会，出现了得到西方支持的保护人权运动。总之，共产党人给了自己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
-}KW"#9c 苏联各族人民缺乏统一的价值观是苏联解体的客观基础，而赫鲁晓夫报告是统一的价值观被破坏的开端。该报告损坏了把苏联人民联合在一起的领袖形象。在普通人意识中，领袖应具有神圣性和一贯正确性。任何地方的历史活动家的官方形象与其真实经历都是不一致的。因此，事情不在于斯大林本人被指犯有许多罪行，而在于斯大林的形象被破坏，使几代人意识中出现了真空从而迷失了方向。赫鲁晓夫报告是为了彻底损害斯大林作为国家领袖和军事统帅的形象。赫鲁晓夫报告企图给斯大林树立一个懦夫和外行的形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实际上是为损害、吓唬和排挤自己党内那些指责他“唯意志论”、脱离集体领导原则而且外行的战友。因此，我们遇到了世界史上少有的现象，即为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
M|IgG:a;T 尽管对讨论的问题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差别，但所有发言者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的后果极其矛盾。为巩固自己权力而斗争的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个人方面决非大公无私的，并未代表党的机构的利益。仍存在争议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苏共和苏联是否必要，报告的必要性经常用需要废除古拉格这种镇压制度来论证。此论据相当缺乏说服力，因为“二十大”召开前绝大部分在押犯，包括政治犯已被释放，而“二十大”后仅是结束了废除古拉格制度的过程。不应忘记赫鲁晓夫时期又出现了许多镇压现象，包括对新切尔卡斯克暴动的血腥镇压。赫鲁晓夫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混乱曲折的“左倾”路线促进了寡头政治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夹杂着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并使苏维埃制度停滞了整整几十年。“圆桌会议”参加者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的命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沉重打击，破坏了苏维埃制度的“承重结构”。显然，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仍将继续。
[ 此贴被镰锤星在2008-01-08 19:4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