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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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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易被忽视的近现代人物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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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
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
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
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
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
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
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
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
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买入现代国家行列；
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dang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贾静，原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原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

我们有没有媒体管制？有，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是不实事求是，是说瞎话。
但，我们的干部不应该愧疚，仿佛我们做了坏事。不是的，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
新闻确实应该自由，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但自由的新闻是怎样产生的？
真正自由的新闻，应该由不受资本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媒体产生，这些媒体不应属于任何一个资本垄断集团，不应属于任何资本所有者，不应属于任何因资本所有权而产生利益偏向的组织。这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
在当下，没有这样的媒体，也就无所谓新闻自由。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有者，赋予资本媒体以自由；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赋予无产阶级垄断媒体以自由；
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
邓力群——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对同志们说几句》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
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
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刘西元，原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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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
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
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
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
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
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
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
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对岸打这一仗，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导地位。
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赤越确实不安分，对对岸不尊敬，对岸要教训一下李巍，也是很自然的。毕竟，对岸支持者国际上300多个赤色组织，在家门口受气，岂非堕了威名？
不过，这都是顺带而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韩战时，推百万降军入韩而消耗之类似，只不过，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终于现中枢的军事人员，包括不太可靠的军事主官。
经过类似政变的中枢更迭，对岸更需要大规模轮换一批基层军事主官，以此加强对军力的控制。这是以战固忠的老套路，不过却很有效。
可以预见，这种套路线，战果不会如何辉煌，但战期定然足够漫长，以便顺利完成中枢对军力的整编与调整。这是可以定论的。”
——马鹤凌，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原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赤fei战情通报会上的讲话》

“中枢会妥协吗？这是当前华人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打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
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
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
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
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
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
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
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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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
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
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叶楚伧，原《民国日报》总编辑，原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
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
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
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了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
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
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
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
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有人说，杀人不对，太残忍、太血腥、太激烈。
我要说，错！不是不对，而是太对！杀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假学人真小人，才受mao匪蛊惑，充当赤色思想工具；
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心口不一的士绅，才随风而到，为虎作伥；
就因为杀得少，那些杂系军阀才左右逢源，视党国如儿戏；
就因为杀得少，我堂堂青天白日旗，才落幕金陵、忍泪山河！
今日不杀，明日mao匪就会入太，占了这中华最后一寸自由之国土，奴役我辈中华最后一部自由之国民。
以杀止难，吾所为也！”
——贺衷寒，原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原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原国民党交通部长，1951年《仁者杀人，谓之仁》

“大陆搞文化GM，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
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
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
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
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
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
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
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
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
等等。
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李斯翰，原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原洪门澳洲分舵干员，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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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开始大讲太宗理论了，开始淡化太祖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
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什么是太祖思想？
太祖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
因此，以太祖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
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
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
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冯晓阳，原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原《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
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yun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
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
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
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
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
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
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
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
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李明颜，原《大公报》政评人，原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
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
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
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
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原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
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
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
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
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
亏吃了，日子还得过。
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
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钱其琛，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部长，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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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辛苦了！
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敌人的持械封锁，你们坚持了下来，没有消沉，没有软弱，这是可贵的。你们都是英雄！
听说有的同志私下说，我们的船上有‘脏东西’，说人家查我们，也许是对的，等等。
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老百姓，可以随便猜随便说。如今不是不让人说话的年代。
但你们是军人，是共和国的军人。你们的使命是忠诚，你们的任务是服从。
在你们这里，怀疑与疑问，是禁区！”
——刘源，原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总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庆功宴上多说两句》

“近来党内的焦点，莫过于抗日与联共。现在看，这似乎是大趋势。
不过，我等微末小员，倒是有些异见，不说不快。
抗日自然是要抗的，但何时抗，如何抗，怎么抗，抗到何种程度，似应谨慎；
联共却绝不可行，赤共之于我，腹心巨患也，彻骨深毒也，掘我有产主义之根基也，毁我礼义廉耻之华夏道统也，焚我学人商贾立世之箴言也！
赤祸之巨，远甚日人：
日人入镜，至惨不过又一满清也，鼎器中原，归循道统，入吾诸夏，变其本源，此亡国而保天下之遗幸；
换之赤祸浸染，江山变色，黔首劳工起而执政，智者贵者低眉顺目，则乾坤倒持，纲常无序，是乱文之后发也。
日人威胁，近且缓；共祸之灾，远且急。
望诸君明察也。”
——陶希圣，原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原《中央日报》总主笔，1937年9月《大祸与小祸之辩》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
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浙江省主席，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
这也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
惧什么呢？
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
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
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
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
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
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
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
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
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
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
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
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者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
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
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梅贻琦，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原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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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
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
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
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东北并入苏联，讲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讲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
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
一，东北并入苏联
二，北朝鲜并入我国
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高岗，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

”他（指潘汉年）不是完人，他当然会犯错误。
谁是完人呢？恩来不是，老总（指朱德）不是，连主席（指毛）也不是！
犯了错误就改嘛，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都可以给改正的机会嘛。
就是原则错误，也还有治病救人一说，这是主席说的嘛。
他（指潘汉年）有错误，我也有。我（当时）领导他嘛，他错了，我就不可能全对。
战争年代，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错误，主席也不是一直正确嘛。
这个无需避讳，也不用总挑出来骂。骂得多了，就是泼妇行为，是诋毁！“
——饶漱石，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委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65年1月《我的几点不解》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
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
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积极的联合实体呢？
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
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凯丰，原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原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原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
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
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
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
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
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
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王稼祥，原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首任驻苏联大使、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
为什么要学土改？
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
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
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
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
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
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
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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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
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
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
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
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
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
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
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
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
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
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
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我们这些人，被人成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
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
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
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
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
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于右任，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原中华民国审计院院长，原中华民国检察院院长，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
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
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
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
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
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
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
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
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
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
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
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
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
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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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
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
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
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
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
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
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
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
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
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
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
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
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
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
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
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
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
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
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
什么问题？
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
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
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由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时其他买卖比不了的！
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
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
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低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
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
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由行动，指望谁？
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秦基伟，原云南军区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最近，叶利钦骂我们，美国人也骂我们，骂我们贪得无厌、趁火打劫，同志们很气愤。
人家骂得对不对呢？要我说，是对的。
我们确实很贪嘛，单我批条子，就从收了300多人，都是顶尖的专家。
据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也批了不少，有的还是咱们的大使偷偷带回国的。
我看，这个要嘉奖嘛（全场笑）。带回一个专家，比带回几卡车军需更要紧嘛。
截止到今年，咱们收容了多少人，这个是机密，不能对同志们说……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级不够嘛（全场笑）
这就是趁火打劫，我们要承认。
谁让你自家乱了（指苏联解体），自家打得热火朝天，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不许邻居沾点小便宜？
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善邻，还是标准的恶邻，差点跟咱们兵戎相见的恶邻嘛！
当然，今后的局势，谁也说不好。
研判所（指国际关系研判中心）有人预测，咱们和老大哥，还有接近的时候。
毕竟嘛，美国人还虎视眈眈嘛。
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门清净了，咱们再合好。
至于当下，该伸手，我们还是要伸手，这就民族利己主义。
谁说无产阶级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7月《骂就由他骂》
注：
1991——1994年间，中国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混乱的时间，先后吸收原苏联军工复合体领域技术人员、武器专家等超过5000人（据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为7429人），由此引发俄罗斯国内军工领域的严重人才匮乏。
1993年2月，叶利钦曾就此，专门向中国表达不满，并要求中方“释放被绑架的俄罗斯公民”。中方回应“中国没有权利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自愿来华的外国公民入镜”。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
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
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李卓然，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

“北洋诸公，交替秉政，其为时人称道者，云：尊崇学人，惠泽教育。此偏颇之论也。
北洋敬学者，非国民启蒙之学、国民普遍之学，乃精粹掇拔之学、士绅一隅之学。
北洋之际，两府为学拨款，累年不下百十万。
其十之四五归于高等大学堂、大学校，十之二三归于大学教员、学人之平日开销。
唯入国民普及教学、小学堂、启蒙诸师长者，十中无一。
此尽天下蒙学、初小之财，供高位学人之用矣。
吾南京诸公，当戒之矣！”
——叶恭卓，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原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原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原北平国学馆馆长，1931年《北洋之教育优劣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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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其人，
有儒道兴替之才，无近世强国之能；
有权谋波谲之断，无挥洒治政之略；
有混一宇内之志，无共和兴邦之资；
有忠孝纲常之念，无代议政治之学
有再兴诸夏之魄，无寰宇角逐之气
简而言之，袁公之为伟人，
居旧时代，任王朝更替，唯中华独居，则可为开国雄主，治政明君；
居新时代，逢列国革新，眺泰西强盛，颇不足以创典章、立宪政、强工商，为吾之彼得也。”
——金邦平，原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原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原耀华学校校长，1924年《袁氏之为政事散记》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
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
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
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
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
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
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
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
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
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齐先勇，原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原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
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
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
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
但每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
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
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
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
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李一清——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原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
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
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
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
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欧阳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市长助理，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
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
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
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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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反对蒙古独立？
有人说，你在转进前，就已经同意了，都和赤俄签约了，还进行了外交担保，如今却反对，很明显是‘敌人赞同的，我们就要反对’嘛！很无趣的。
是的，在大陆沦陷前，我们同意了。那时我们同意，是寄希望于赤俄就此满足，不再支持mao共，不再破坏国府的戡乱行动。如今看来，我们过于幼稚。赤俄亡我之心，非只不死，且愈加炽热，愈加高涨。
这为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形势，要改弦更张，要浪子回头，重新维护我青天白日旗帜之完整，维护先总理念兹在兹之国家统一，维护领袖深望之汉唐旧疆！
mao共之承认蒙古独立，公允而论，时势之必然，不承认，则无以立国秉政。
我之复反对蒙古独立，则体现中国虽暂时中分，然必有一为政者，持统一之念！
待我付领袖之志，反共姑壤，中兴民国之际，则可持今时之论，不虞有破坏国约之诽。”
——于豪章，原中华民国第十军副军长，原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参谋长，原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81年1月《论吾军人之维护统一之信念》

"那边进行了热核轰轰轰，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
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
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
我告诉大家，不算！
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
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
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稳定局势靠什么？讲道理没用的，人家愿意听道理，就不会上街，更不会砸门（指众所周知的“6.2砸门事件”）。
有人说，我们改嘛，反官倒，我们也反；反贪污，我们也反。当年的‘三反’，我们杀了十几万干部，又不是没反过！
改肯定要改，不改，我们就变成老蒋了。但光改不行，你一边改，人家一边打上门。你还没改完，人家的刀把子已经横在脖子上了。
我们不怕小孩子们（指学生），不怕一些个陈景润们（指单纯处于理想的学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后面的那股风，那股邪风，那股从49年就开始吹的邪风！
我们改着，但抢也要拿着。护好门户，顶上枪栓，家里整顿。过个几日，打开房门，我们还是我们，干干净净，接着干革命！”
——王首道，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89年5月19日《抓紧枪杆子，再说其他》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
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
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
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
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
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
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任荣，原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军区党委副书记，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

“最近气氛不太对，说怪话的不少。
有人跟国外媒体一个调调，说咱们逼得太紧（指1995、1996年中国两次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让那个小岛子里团结了，适得其反。
这是屁话！
它团不团结，是它的事。中央怎么处理，轮不到它说三道四。
它团结也好，不团结也好，提两国论就是挑衅，就是反叛，就是要打击。
几个导弹就团结了？好啊，都团结起来，把目标集中起来，让我们认清谁是同胞，谁是敌人，我们的法宝是统一战线，朋友多就多统一，朋友少就少统一，没有朋友，就打出朋友来！
50年前我们不怕，如今有枪有炮，我们难道就怕了？
所以说，是屁话！”
——固辉，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96年《统一思想，从内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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