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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信徒

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兼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国防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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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的“时佩普间谍案”

这是一件奇特的“间谍案”，22年前，“时佩普间谍案”曾轰动世界。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断断续续生活了十七八年，然而丈夫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是个男性。今年6月30日，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病在巴黎去世，由此这个案件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

    两个成年人相识、相恋、肌肤相亲，断断续续生活了十七八年，有家庭、有儿子，然而丈夫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是一名男性！这样一桩奇事，又和间谍战、好莱坞大片及主流媒体聚焦关联在一起，怎能不引人瞩目？

    2009年6月30日，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这段尘封的神秘历史。

    男主角伯纳德·布希科，虔诚的天主教徒，1944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布列塔尼地区的瓦恩镇，1964年刚刚从阿尔及利亚调到北京，在法国驻华使馆当一名最低级的雇员——会计记账员，此时年方20。

    “女主角”自称时佩普，时年26岁，身材小巧玲珑，相貌清秀。有人说“她”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亲戚，也有人说“她”其实祖籍山东，总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因为“她”居然会说法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在那个年代已属凤毛麟角。

    1964年，圣诞节前两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会上两人相识了。于是开始了隔三差五的交往，理由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对在中国的跨国恋人用滥了的词：学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会之后，时佩普便一直以男装扮相出现，然而布希科坚信，对方是个值得自己追求的东方女性。这对年轻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1965年5月，两人同居了。

    3个月后，时佩普告诉布希科，自己怀孕了，这让布希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两个年轻人整天商量“应对之策”，却无一可行。不久时佩普让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经流产，不知该伤感还是释怀的布希科很快一年合同期满，由于工作表现平平，他未能获得续约，不得不离开中国。临行前时佩普告诉他，自己又有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后辗转了多个国家，但无时不关注着远在中国的爱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时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惨世界》中的词句写道：“一个加弗罗什在期待寻得自己的父亲。”布希科兴奋莫名，他明白，这是暗示自己已有了一个儿子。

    布希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母子俩。因此他竭尽所能寻找再回中国的机会。1969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时佩普，但并未见到自己的儿子，据说这个长得太像外国人的孩子被送去乡下，以免在“文革”的特殊氛围中遇到不测。由于遍布“警惕的眼睛”，这对情人根本无法厮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会，无非是长凳对坐，无言相视而已。

    1972年春，这样的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他再次失去了，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此时他也未见到自己的儿子，但他发誓一定要见到。

    1973年，布希科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终于见到了7岁的儿子，一个蓝眼睛的混血儿，很像他也很粘他，对他带去的新奇礼物感到好奇和兴奋。

    次年布希科在法国有了一位同性伴侣，名叫蒂埃里·图雷，两人过起了“夫妻生活”，这让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国情人更像一名“前妻”，但他对儿子的思念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愈益强烈。

    1975年布希科被派往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在那里他和时佩普母子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他给母子俩寄各种必需品和钱，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去中国探望。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4年，1979年，他再次丢了工作，回到法国，重新和图雷共同生活，时佩普母子暂时从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几年后，时佩普再次联系到他，出于对儿子的责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两人来法。1982年9月，母子俩来到巴黎，和布希科团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布希科十分喜爱儿子，甚至带着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议下，儿子的名字由母亲所起的“时嘟嘟”，变成了十足法国味的贝尔特兰·布希科。

    1983年7月，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将他们两人逮捕并送上法庭，指控两人犯有间谍罪。

    布希科对这一切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在乌兰巴托任职时，的确向中国方面泄露过使馆信息，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因“里通外国”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检控方指控的间谍案主犯是时佩普，指称“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国使馆人员，为中国间谍机构服务，但布希科予以否认，他称是自己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的，而且由于中法关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法国通讯社、报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报副本，谈不上“叛国”。

    时佩普同样否认自己是间谍，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完全被惊呆了的布希科无法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固执地认为，是检方和警察在说谎，在故意打击他的意志，迫使他认罪。6个月后，当他和时佩普当堂对质，对方用冷静的口气证实自己是男人时，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医学报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彻底崩溃，并企图割喉自杀未遂。

    医学报告同时证明，贝尔特兰·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时佩普的儿子，而只是个有新疆血统的中国孩子。戏剧性的“不辨雄雌”一幕，不但让严肃的间谍案变成荒诞的花边肥皂剧，而且让检方原本的起诉依据不得不重新调整，最终两人在1986年5月5日双双被判处6年监禁。

    1987年，时佩普被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特赦出狱，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简出。而布希科在坐了49个月牢后被假释，1989年，他成为一名厨师学徒，从此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当有人认为他被时佩普所欺骗时，他叹道：“被欺骗总比骗人好些，我只遗憾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尽管几位当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调，但好事者终究不会放过这个离奇的故事。

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首先咬住他们，安排了一次对两人的共同采访。然而不论是布希科还是时佩普都不愿直面对方，沃特斯只能分别和两人对话，这场被称为“两个自说自话者的独白”的采访轰动世界，却也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高是更执着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别人合作了《中国特工处》一书，将这件悬案描述为惊天大阴谋；2008年中法关系趋冷，法利高的应时之作《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的中国秘密机构》，又以大篇幅重提这段往事，坚持甚至渲染当初自己的论断。

    最著名的要属电影了，1994年美国导演大卫·柯南伯格将这段往事翻拍成电影《蝴蝶君》，尊龙扮演的“女蝶”，其双重人格令人印象深刻。

    在结案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美国的大学和业余剧社经常上演由这段故事演绎的话剧，小报更是连篇累牍报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渐渐被冷落，直到今年6月30日，时佩普死讯传出，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此事有诸多让人不得其解的疑点或看点。

    首先，十七八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会不知道对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访中，布希科称时佩普用剧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是女性，只是从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并让他“保守秘密”；而时佩普则坚称自己从未骗过他，“也许是自己法语不好，表达不清楚产生的误会”。两人有过肌肤之亲，更“生过孩子”，可这也未能让事情穿帮，对此两人都闪烁其词，宣称是“东方的羞涩”让两人在亲密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节制”所致，而一些小报和谣言则绘声绘色地渲染时佩普的“东方奇功”。

    布希科在认识时佩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过一次异性性行为，不可能缺乏起码的性知识，但他本人有长期同性恋倾向，甚至在承认并资助时佩普母子的同时，与男人图雷以夫妻相称并同居。因此许多人怀疑，其实布希科并非不知道对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

    但时佩普的说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使真如他所言，“从未告诉对方自己是女人”，那么伪装怀孕、生子又作何解释？

    其次，“间谍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法国检方指控时佩普受中国情报部门指使，色诱外国使馆人员，骗取情报，“她”的“儿子”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新疆找来的：罗杰·法利高则绘声绘色地宣称，布希科通过时佩普和中国“秘密警察头目”康生直接接头。布希科则称，他是主动提供情报，且情报是直接交给时佩普的，目的是“保护母子俩免受红卫兵迫害”。而时佩普则否认自己是间谍，声称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对情报问题缄口不言。

    据资料显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中苏对立期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关系等方面的剪报、通讯、报道，属于级别较低的机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词，这一活动系1969年9月开始，他并未见到过中国情报机构的什么大人物。而从情报成色看，也的确配不上让康生出马的档次。

    当时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布希科其实本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结果被中方用美人计弄翻，成了双重间谍。

    也有接近时佩普的人透露，时佩普其实头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为布希科这个“使馆财务人员”是“使馆大干部”。而理由则是“连大使都要向他领工资”。也许事情原本再简单不过，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为了在“文革”中自保，并且过得好一些，便编造了各种离奇的谎言，骗得对方寄钱、寄物，最终如愿以偿移民法国。

    但这种说法有个最无法解释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贪小利，在那个特殊年代，杜撰一个混血孩子，并以单身母亲身份养上十多年，其付出并不比得到的少。

    不仅如此，时佩普声称孩子是“她”托邻居马大夫弄来的，并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在1966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耸人听闻书籍的渲染，如今的人们几乎很难分清其间的真实与虚构。

    这是冷战时期一桩离奇的间谍案，还是一出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当事人的缄默，使之始终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