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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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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民党海军的惨淡经营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新军阀的统治；然而，随着“统一”的完成，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也展开了剧烈的争夺。海军形成了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广东海军和电雷学校四大派系，分别参与了军阀混战和镇压人民的行动；同时，在各大军阀集团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缓慢地发展着。
　　
　　蒋介石利用海军中的派系状况，让其互相牵制，以便控制。然而，这样就使中国海军不能形成一支集中的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海防。中国海军虽然以日本海军作为假设敌，制定了海防计划，进行过演习，也增添了一些海防设施，但在“一·二八”凇沪抗战中却充当了旁观者，受到了国内舆论的愤怒谴责。
　　
　　
　　
　　一闽系的中央海军
　　
　　
　　
　　中央海军是指国民政府海军部能够指挥的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练习舰队、鱼雷游击队、海岸巡防队、要港司令部及陆战队等。因其军官以福建人居多数，所以又称做闽系海军。它的实力约占全国海军的2/3，是民国海军的主体。
　　
　　
　　
　　中央海军的机构及其建制
　　
　　
　　
　　1927年4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海军处，于9月19日正式建立。1928年12月，改在军政部下设海军署，陈绍宽（1889-1969，福建闽侯人，1908年在南洋水师学堂毕业，次年在“通济”舰任少尉见习官，1911年，任“联鲸”舰中尉二副兼教官。1912年，升“镜清”舰上尉大副，1913年，先后任“江亨”舰副长、“肇和”舰大副、“应瑞”舰航海正、“湖鹏”艇长，1914年，调海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副官，1915年底，代理“肇和”舰长，1916年，代理“海容”舰长，后赴日、美调查。1917年-1918年，在英国海军观察、观战。1919年，升任驻英海军中校武官，任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海军专门委员，海军留欧学生监督，国际海道会议中国海军代表。1920年，任“通济”舰长。1922年，升海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23年，升“应瑞”舰少将舰长。1926年，升第二舰队司令。1928年，任海军署中将署长。1929年，任海军部政务次长。1932年，任海军部上将部长。1935年，叙一级上将。1938年，任海军总司令。1945年，参加南京等地对日受降工作。1946年，被蒋介石排挤出海军，回乡清居。建国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被任命为署长。依照编制，原设总务处及军衡、军务、舰械、教育、海政5司。但初建时仅设总务处（下设文书、管理2科）、军务司（下设军事1科）、海政司（下设警备1科）。在上海的海军总司令部机构依旧。当时，中央海军所有舰艇共50艘，总排水量34261吨，编有：第一舰队，辖巡洋舰“海筹”、“海容”号，炮舰“永健”、“永绩”、“联鲸”号，运输舰“普安”、“华安”、“定安”号，炮艇“海鸿”、“海鹄”、“海凫”、“海鸥”号；第二舰队：辖炮舰“楚有”、“楚泰”、“楚观”、“楚谦”、“楚同”、“江元”、“江贞”、“江鲲”、“江犀”号，水上飞机母舰（商船改装）“德胜”、“威胜”号，炮艇“永安”、“建中”、“拱辰”、“勇胜”、“公胜”、“诚胜”、“青天”、“义胜”、“正胜”、“甘泉”、“福鼎”、“利通”号；练习舰队辖“应瑞”、“通济”、“靖安”号；鱼雷游击队辖驱逐舰“建康”、“豫章”号，鱼雷艇“湖鹰”、“湖鹏”、“湖鹗”、“湖隼”、“辰”、“宿”、“列”、“张”号；海道测量队辖测量舰“甘露”号，测量艇“景云”、“庆云”号；海岸巡防队，辖巡防艇“长风”号。
　　
　　1929年初，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蒋介石试图利用这个会议削减其它各派系的兵力，在编遣方案中提出了取消各集团军和海军总司令部，一切军权收归南京国民政府的方案。会后，海军在上海改设海军编遣办事处，以杨树庄为主任委员，，凌霄为副主任委员，陈季良、陈绍宽、张群、曾以鼎、刘传绶、王烈、尹祖荫、黄绪虞、舒宗鎏为委员；下设总务局（局长刘华式）、军务局（局长任光宇）及经理分处（处长周兆瑞，副处长萧士豪）。当时，因杨树庄率部倒戈参加北伐有功，得以兼任福建省主席—职，在福州设立了海军总司令行营，上海方面事宜由练习舰队司令李经曦代行。
　　
　　编遣办事处只负责编遣事宜，而无指挥权，各舰队（含中央海军及东北、广东海军的舰队）的调动、军官任命等职权都丧失了。这样，就引起了海军将领的强烈不满。杨树庄和陈绍宽等人以“海军地位有国际关系，且海军行政事宜非海军总司令部所能兼任，其海军新建设计划尤须另设专部统筹进行”为理由，极力要求成立海军部，统一全国海军舰队。蒋介石起初是坚决阻扰，后来看到海军在1929年初的蒋桂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有助于他削弱其它实力派，遂转而同意成立海军部。
　　
　　1929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海军部，隶属行政院。6月，海军部在南京成立，海军署撤销。海军部部长为杨树庄（上将衔），政务次长陈绍宽（中将衔），常务次长陈季良（中将衔），总务司长李世甲，军衡司长杨庆贞（兼军务司长），军学司长吕德元，军械司长林献忻，舰政司长唐德炘，海政司长许继祥，经理司长罗序和（以上均少将衔），编辑处长佘振兴（上校衔），参事林永谟、任光宇（少将衔），造械总监郑滋穉，秘书处长陈培源（上校衔），副官处长黄显琪（上校衔）。部内成员来自原海军总司令部、海军署及北京海军部三方面，合计不到300人。海军部下辖：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兼）；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兼）；练习舰队，中将司令陈训泳；鱼雷游击队，少将司令曾以鼎；海军航空处，上校处长陈文麟；海岸巡防处，少将处长吴振南；航道测量局，少将局长刘德浦，厦门要港，少将司令林国赓；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兼）；海军学校，少将校长李孟斌；第一陆战旅，少将旅长林秉周；第二陆战旅，旅长李世甲（兼）。萨镇冰、李鼎新、林建章被聘为高等顾问，刘传绶、谢葆璋、何品璋、陈兆锵、周兆瑞为顾问。海军编遣办事处延续到1930年3月撤销，实际未起什么作用。
　　
　　在组建海军部过程中，汪精卫曾出面帮助海军说过几句话，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从此，蒋介石与杨树庄关系恶化，蒋介石有事常绕开杨树庄直接找陈绍宽办，给杨树庄难堪。杨知难而退，干脆不理部务，长住福建。1931年12月30日，杨树庄辞去海军部长职，专任闽省主席。1932年1月1日，陈绍宽就任部长，不久晋升上将。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恢复，在军委会第二厅下设海军处，王寿廷、王时泽、陈策先后任处长。海军部归行政院、军委会双重领导。实际上，行政院只是挂个空名，什么也管不了，海军部主要由军委会管辖。
　　
　　1934年2月，鱼雷游击队奉命撤销，各鱼雷艇移交给第二舰队，“建康”号驱逐舰划归第一舰队。以后直至抗战前，海军部及其下属机构再无大的变化。
　　
　　
　　
　　教育和训练
　　
　　
　　
　　海军部成立以后，十分注重培训各类专业技术和指挥人才。陈绍宽曾多次提出“训练人第一”的主张。
　　
　　1929年-1937年间，海军部成立留学生考选委员会，陈绍宽亲任主试官。招生面向舰上的青年军官，先后有邓兆祥、杨道钊、周宪章、张明萧、周应聪、陈大贤、高光佑、欧阳宝、华国良、陈瑞昌、林祥光、陈赞汤、高如峰、林遵、陈书麟、林夔、程法侃、林溶、蒋兆庄、姚屿、叶可钰、曾国暹、孟汉鼎、李慧济、张大澄、陈洪、韩廷杰、杨熙焘、林宝哲、曾万里、周伯焘、邢仑、吕叔奋、林继柏、郭懋来、李寿镛、郑海南、陈昕、陈荫耕、傅恭烈、丁杰、卓韵湘、刘宜伦、郑肇骥、龚栋礼、薛奎光、陈庆甲、刘永仁、高举、陈兆棻、黄珽、陈长钧、郑天杰、刘荣林、游伯宜、林葆恪、高声忠、郑昂、柳鹤图、常香圻、萨师洪、高光暄、魏行健、陈家振、郎鉴澄、黄廷枢、韩兆霖、张兆熙、周仲山、阙疑、邱仲明、林濂藩、何树铎、刘纯巽、廖士烂、欧阳晋、刘震、卢如平、蒋菁、王国贵、齐熙、夏新、陈粹昌、苏镜湖、程璟、陈尔恭、李孔荣赴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留学深造，其中有几人曾2次出国。
　　
　　在国内，充实和加强了各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海军军官和专业技术人才。
　　
　　马尾海军学校。为培养海军军官的主要学校，至抗战前共毕业航海生5届117名，轮机生3届31名。
　　
　　天津海军医学校。仅毕业学生1届（第16届）21名，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了。
　　
　　南京海军水鱼雷营附设无线电训练班。1930年-1934年共办了2期，毕业学员57名。
　　
　　海军引港传习所。到1930年11月，有216人经考试成为正式引港员。
　　
　　海军练营。1926年8月从烟台迁至福州马尾，训练枪炮、帆缆、轮机专业士兵。原有练兵480名，1934年猛增至1000名，分为舱面8个队，轮机3个队，电信2个队，信号2个队，鼓号1个队。至抗战前，有数千名专业水兵从这里分配到海军各舰队。
　　
　　海军大学。1935年2月开办于南京，专为训练舰长而设。特聘日本海军大佐寺冈讲军事学理论，日本海军法律顾问、法学教授信夫讲国际公法，其余课程由中国海军官佐讲授。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结束，2名日本教官被解聘回国。在筹办过程中，陈绍宽规定限制各舰舰长只能带各舰办公费2成来校学习。由于“公费”已成为舰长外快的主要来源，这就引起了20多名舰长的反对，他们以反对聘用日本人讲课为由向林森和蒋介石告状。陈绍宽一度辞职出走，引起海军内的混乱。蒋介石见势不妙，示意陈季良（当时代理部长）惩办了几个为首的舰长。在多数海军将领和行政院的慰留下，陈绍宽又回南京海军部行使职权。
　　
　　中央海军还计划在浙江象山新建—所海校，并已勘测完成，此后因经费等困难停工。
　　
　　陈绍宽在主持海军部期间，规定了各舰队在春、秋两季实行演习会操的制度，旨在演练官兵协同作战的技能，提高海军的战斗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5月至1937年5月，中央海军举行较大规模的会操演习达35次，每次参加舰艇几艘到数十艘不等。主要演练项目有攻防、阵法、护航、防潜、火炮射击、鱼雷攻击、航行救生、灯号、旗号、舢板、鱼雷防御、劫船、离船备战、太极拳、塞漏等。每次会操，海军高级将领陈绍宽、陈训泳、曾以鼎、王寿廷、陈季良等分别亲自督率。地点主要在江西湖口、南京八卦洲、大胜关、草鞋峡江面，浙江象山海面、福建沿海、浙东沿海、吴凇口至大通江面；大沽、青岛等地海面。
　　
　　海军还参加了一些大型的政治活动，展示了海军的阵容。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是1929年6月1日的孙中山奉安典礼。孙中山灵柩由火车运至浦口后，“威胜”号军舰披挂黑纱，敬运灵柩过江。“海容”、“海筹”、“应瑞”、“通济”、“楚有”、“豫章”、“建康”、“德胜”、“武胜”、“仁胜”、“正胜”、“湖鹗”、“列”等舰艇在江面列队拱卫。
　　
　　

日月中天照八荒

顶端 Posted: 2013-05-12 15:44 | 10 楼

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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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发展的十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一度曾设想扩充海军。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中称：“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吾国海岸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空军尚无基础。今后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2天后，即8月16日，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咸宁”号炮舰下水，蒋介石、张定璠、张群、杨树庄等出席了下水典礼。蒋介石登上军舰讲演说：“要挽回国家的权力，必须建设很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全在诸位将士身上，我们预计15年后就有60万吨的海军，做了世界一等海军国家。”
　　
　　陈绍宽开始也雄心勃勃地想实施发展海军的计划。1931年2月21日，他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时指出，建设海军治标办法为先购巡洋舰和潜水舰，治本则需建设60万吨之各类型军舰。还应在胶州湾、象山港、大鹏湾分别建设军港。
　　
　　但是，陈绍宽多次将造舰计划上报给蒋介石，均石沉大海。因此，中国的海军只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缓慢地发展着。
　　
　　在抗战之前的10年中，新装备海军的舰艇除了1932年从日本购回的“宁海”号巡洋舰（2600吨）之外，基本上都由江南造船船所制造。1928年，造出“咸宁”号炮舰（420吨）。1929年，造出“永绥”号炮舰（600吨）。1930年，造出“民权”号炮舰（460吨）。1931年，造出“逸仙”号轻巡洋舰（1500吨）和“民生”号炮舰（500吨）。1933年-1934年间，造出“海宁”、“江宁”、“抚宁”、“绥宁”号（均260吨）和“肃宁”、“威宁”、“崇宁”、“义宁”、“长宁”、“正宁”（均280吨）号等10艘炮艇。1937年4月，仿“宁海”号舰式造出“平海”号巡洋舰。“宁海”、“平海”2舰服役后，成为中国海军最先进的军舰。该型巡洋舰舰身长109.8米，宽11.89米，深6.71米，吃水4.04米；装配140毫米双联装主炮炮塔3座，76毫米高射炮6门，机关炮10门，鱼雷发射管4个，马力10000匹，航速23节，可携带水上侦察机1-2架。
　　
　　这一时期，海军部决定淘汰一些旧式舰艇，同时，对许多舰艇进行修理、改装，以提高作战能力。其中，对“建威”、“建安”2艘驱逐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威”、“建安”舰是福州船政局于1902年制造的。1930年初开工改造，1931年竣工。排水量由850吨提高到1050吨；原有100毫米主炮1门，76毫米炮3门，37毫米炮6门，鱼雷发射管2个，改装后拥有120毫米主炮2门，76毫米炮1门，57毫米炮2门，20毫米高射炮1门，7.9毫米机枪6挺。“建威”舰改装后更名为“自强”号轻巡洋舰，“建安”舰改装后更名为“大同”号轻巡洋舰。但这些措施，距60万吨的计划相差甚远，新造舰艇总排水量仅8000余吨，加上改建的也不过万余吨。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央海军系统共有舰艇57艘，44298吨，比1928年增加了1万吨。尽管这对于一个大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来之不易。
　　
　　
　　
　　海军防务计划
　　
　　
　　
　　1931年9月，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其鲸吞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从1933年度开始，全国开始了5年的整军备战计划。海军部积极研究和制定海军防务方针，针对日本海军实力和中国实际，在1934、1935、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中，具体制定和提出了海军防务计划和设想。
　　
　　首先在“要旨”中明确指出，战争初期，“日本必先征服吾国……而其所取之道，除北方局地外，实以海道为最便捷。何则彼居折扇之端，其所趋指恰如折扇之骨而辐射于吾全海岸也。……英美与日本在太平洋未决之期间，吾国必须与日本争夺中国海海上之交通。纵不能夺得而管制之，亦必须能于上述太平洋海战未决之期间与之争持不下，以阻滞其作战方针而扰乱之……”
　　
　　“日本为海军极强之国之—。吾国纵建设相当之海军，亦非其敌矣。然而果能建设相当之海军，再极力整理现有海军，则在彼与英美海军周旋于太平洋之期间，吾力必能歼尽彼之第二线之预备军，如彼之现驻于吾沿海沿江之预备役舰艇等者，其结果则海上及沿海之大道必尽归我管制而沿海及内地始胥安且也”。
　　
　　在“海军政策”中指出：“以某一国海军为目标，对于该国海军之自中国海侵入者，海军力在防御的攻势下，须能于中国海海上与之对抗而歼灭之，以谋获得中国海之制海权。”
　　
　　“在最近十年间，最低限度海军力须能一举歼灭某一国海军之驻于沿海沿江者及其临时增遣者之联合，力以谋于太平洋海战未决之期间，能完全管制中国海之交通”。
　　
　　“力谋与英国或美国、或英美两国之海军提携，列为外交政策之一”。
　　
　　“一面刷新现有人才，振作现有海军，—面建设相当新海军，用以达成管制中国海及与英美海军成犄角之目的”。
　　
　　“暂置主力（舰）不建，取小舰主义而侧重潜水舰及水上飞机以弥补无主力舰之缺陷”。
　　
　　“当决定海军诸势力之时，以能胜海上战斗者为主，而以夺得中国海海上之交通为第一，以保证沿海交通为第二”。
　　
　　在“造舰政策”中认为：“舰艇之诸性能，以适于在中国海海上之战斗为主，而合于防御的攻势之主义下之要求……海军飞机之型，就其能与舰队协同作战者之中，择其适当而优秀者充之。”
　　
　　“造舰计划”提出：“在求管制中国海之交通之大方针之下，为发挥防御的攻势之手段起见，造舰计划以日本驻华舰队为对象。”
　　
　　第—期5年造舰计划为：向导舰（2400吨）1艘、驱逐舰（800吨）16艘、潜水舰（600吨）21艘；水雷敷设舰（800吨）4艘、扫雷舰（600吨）8艘、水上飞机（轰炸）150架，以编成1个水雷战队，2个潜水战队，水雷敷设舰和扫雷舰各1队，3个航空战队。
　　
　　海军“作战计划”中规定：海军的方针是“以保持江浙沿海及扬子江之安全为主，闽厦及胶州湾等处海面次之”。“取防御的攻势之手段用以达成间接的或直接的陆海空军协同动作之目的”。“为达成作战方针起见，除应实施造舰计划外，全国航海舰艇悉集中于扬子江南口或其口外某群岛之中；全国航江舰艇悉集中于南京或江阴一带”。“开战之最初，航海舰艇及航江舰艇分别协同海军防御队及要塞扑灭扬子江口及扬子江内现驻之敌海军。轻快舰艇则在东海全部及黄海南部距岸50乃至100海里以内肆其活动，以攻击敌之军队输送为主，海上商船次之”。
　　
　　为彻底实施海军备战计划，还具体制订了“海军统一计划”，强调海军军令、军衡、军需及教育的统一。
　　
　　在“海军整理计划”中决定，第一期退役舰艇为舰龄在35年以上者。
　　
　　“海军区之区分及其警备”将全国海疆划分为4个海军区：第一区，胶州湾-鸭绿江口，在胶州湾内设警备司令部和潜水舰根据地；第二区，胶州湾-沙埕，在象山设军港司令部，在定海设潜水舰根据地；第三区，沙埕-厦门，在三都澳设军港司令部及潜水舰根据地；第四区，汕尾-东兴，在大鹏湾设军港司令部及潜水舰根据地。
　　
　　在“军港计划”中，拟定开拓胶州湾、象山、定海、三都澳及大鹏湾等处军港。
　　
　　在“教育计划”中建议，将现有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及广东海军所办的各海校合并调整，统一招生，培养各类海军人才。
　　
　　上述的分析和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真能实行，那么中国海军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国民党正集中主力忙于“剿共”，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无瑕顾及海军发展，特别是海军经费—直不足，新造舰艇费用无法保证，计划多数落空。1934年度海军经费支出为1070万元，而第一期计划新造军舰就需3亿元，新造飞机需2700万元。仅1931年造成的“民生”炮舰（505吨）1艘就用了150万元。拨给海军的这一点点可怜经费，只能维持官兵衣食和舰艇维修。当时，全国一年的军费在3亿元以上，海军最多占1/30。
　　
　　
　　
　　对外交往和交涉
　　
　　
　　
　　国民政府为了发展海军，开始频繁地参加国际交往活动，除了引进先进的海军技术装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教官、专家外，还多次派代表团、考察团出访。
　　
　　1928年10月，柏林举办万国航空展览会，海军制造飞机处主任巴玉藻前往参观，并顺道考察了英、法两国的飞机工厂。11月，海军又派遣了郑耀枢、陈兆俊赴荷兰考察机器。
　　
　　1929年6月20日，海军部长杨树庄同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在南京签订《海军援助协定》，达成了在英国训练中国海军军官，英国派遣人员帮助中国海军训练，中国准备购买英舰等协议。8月，海军海道测量局翁寿椿、蔡道铤、何传永三人去美国海道测量局实习。江南造船所学员杨元墀、王荣瑸、陈薰、周亨甫、马德树赴英国学习内燃机、涡轮及水管锅炉工程。
　　
　　1929年11月初至翌年10月18日，海军考察专员杜锡珪率秘书董显光、中校黄显洪、少校程嵋贤、随员高近宸出国专门考察海军状况。一行人从上海启程，先后到达日本的东京、关西等地，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华盛顿等地，英国的伦敦等地，法国的巴黎、马赛、土伦等地，德国的曲港、汉堡、滨市、威廉港等地及意大利，考察了海军舰艇、学校、军港、工厂、陆战队、医院、测量局、航空队和飞机场等，并就考察情况详细纂集报告书，分12篇全面记载了各国海军教育、组织、设备状况，对世界海军大势作了总结分析，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意见。全书共30多万字，分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察核，并颁发全军参考。
　　
　　1930年4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规定英国海军从威海卫、刘公岛撤走，军港和营房由中国海军派人接收。根据该约，中国政府外交次长王家桢、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徐祖善（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留学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对潜艇制造颇有研究，回国后担任海军飞潜学校校长（未到职）、海军部军事科长），率领东北海军陆战队1个大队乘坐“海琛”、“镇海”2舰于10月1日前往收回了威海卫。
　　
　　同年9月17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换文，将厦门原英租界交还中国。该租界自“五卅运动”后，已由海军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和交涉员刘先谦派出华警管理，并取消了原英国人的工部局。
　　
　　1931年5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国领海线为3海里，海关缉私界为12海里。戡界事宜交海军部负责办理。
　　
　　1932年3月，法国政府声称七洲岛应属越南。海军部予以驳斥道：“七洲岛即华语西沙群岛，确属我国领土。前清宣统二年年间，粤省当局曾派舰到该地树旗鸣炮，正式布告中外，至民国二十年四月香港远东气象会议开议时，安南观象台台长法人勃鲁逊及徐家汇法国天文台主任劳积勋亦向我国代表申请，由中国建筑西沙观象台，依法律上之解释，该地为我国领土，毫无疑义。”该声明对于侵略我国领海的企图是一沉重打击。
　　
　　法国驻津领事于1933年派人强行拆毁了天津海军医学校房舍。海军部虽据理力争，但终未能恢复该校。
　　
　　1934年-1935年间，中国海军部会同外交部、内政部编审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详细标明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岛、礁、沙、滩的名称和位置，并重申它们均为中国领土。
　　
　　1932年的中华民国海军编制：
　　
　　最高机构为海军部，下辖：
　　
　　总务司：辖文书、管理、统计、交际科；
　　
　　军衡司：辖铨叙、典制、恤赏、军法科；
　　
　　军务司：辖军事、军医、军港、运输科；
　　
　　舰政司：辖机务、修造、材料、电务科；
　　
　　军学司：辖航海、轮机、制造、士兵科；
　　
　　海政司：辖设计、测绘、警备、海事科；
　　
　　经理处：辖总务、会计、审核科；
　　
　　第一舰队：辖“海容”、“海筹”、“宁海”、“逸仙”、“大同”、“自强”、“永健”、“永绩”、“中山”、“普安”、“定安”、“海鸥”、“海凫”等舰艇。
　　
　　第二舰队：辖“楚有”、“楚泰”、“楚谦”、“楚观”、“楚同”、“江元”、“江贞”、“永绥”、“民权”、“民生”、“咸宁”、“德胜”、“威胜”、“江犀”、“江鲲”等舰。
　　
　　第三舰队：辖“海圻”、“海琛”、“肇和”、“同安”、“镇海”、“永翔”、“楚豫”、“江利”、“定海”、“海鹤”、“海青”、“海鸥”、“海骏”、“海燕”、“海蓬”等舰艇。
　　
　　第四舰队：辖“福安”、“海瑞”、“海虎”、“广金”、“舞凤”、“江大”、“江巩”等舰艇。
　　
　　练习舰队：辖“应瑞”、“通济”、“靖安”等舰。
　　
　　鱼雷游击队：辖“建康”、“豫章”、“湖鹏”、“湖鹰”、“湖鹗”、“湖隼”、“辰”、“宿”、“列”、“张”等舰艇。
　　
　　海道测量局：辖测量、判图、海务课、引水传习所及“甘露”、“皦日”、“青天”、“景云”、“庆云”、“武胜”等舰艇。
　　
　　海岸巡防处：辖东沙观象台、各报警台及“海鸿”、“海鹄”、“勇胜”、“诚胜”、“顺胜”、“义胜”、“公胜”、“仁胜”、“长风”艇。
　　
　　厦门要港司令部
　　
　　马尾要港司令部
　　
　　海军编译处
　　
　　海军学校
　　
　　江南造船所
　　
　　马尾造船所
　　
　　厦门造船所
　　
　　海军航空处
　　
　　海军练营
　　
　　海军水鱼雷营
　　
　　海军警卫营
　　
　　海军军械所
　　
　　海军南京、上海、马尾、厦门、天津医院及湖口养病所
　　
　　海军上海无线电台
　　
　　各地海军煤栈
　　
　　注：第三、第四舰队名义上属于海军部，实际上分属于东北和广东军事当局。
　　
　　
　　
　　凇沪战争隔岸观火
　　
　　
　　
　　日本陆军于1931年在东北发动了“九·—八”事变不久，日本海军又发起凇沪战争（后增派陆军）。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在中国就驻有大批兵力：台湾有海军高雄警备府，长江流域为第一遣外舰队，旅顺等地设置第二遣外舰队。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又先后抽调了“大井”号巡洋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夕张”号巡洋舰，第十五、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及不少陆战队官兵到沪。日军正式向凇沪发动进攻时，有军舰24艘，飞机近10架，陆战队1800多人。而中国海军舰艇布防却非常分散，在上海高昌庙仅有“通济”号练习舰，“华安”、“普安”号运输舰，“景云”号测量艇，“民生”、“咸宁”号炮舰，“诚胜”号炮艇。另有“长风”号巡防艇驻吴凇，“宿”号鱼雷艇驻崇明。其余舰艇则分别停泊在南京（16艘）、通州（3艘）、马尾（4艘）、厦门（2艘）、象山（1艘）、石浦（1艘）、温州（1艘）、镇江（1艘）、江阴（1艘）、大通（1艘）、芜湖（1艘）、定海（1艘）、汉口（2艘）、三都（1艘）、九江（1艘）、青龙港（1艘）、新堤（1艘）、簰州（1艘）。
　　
　　1月28日，凇沪战役打响后，中国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各界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奋起抗战，使日本海军力图重演“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不战而溃一幕的希望破灭。正在上海指挥的中国海军部政务次长陈季良和代理常务次长李世甲在研究时局后认为：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全面抗战，政府当有命令，海军一定遵从，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如果是局部冲突，那我们就要慎重考虑。上海的海军财产尤须加以保护，海军江南造船所、海军军械库、海军飞机制造厂、海军医院、海军测量局、海岸巡防处、引水传习所、海军电台等单位倘被破坏，恐怕若干年也恢复不起来。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做好准备，等待命令，不宜轻举妄动。
　　
　　1月29日上午，陈季良收到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少将司令官盐泽幸一的以威胁口吻的信件。内称：今晨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上海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纯系地方性质，希望尽速解决，日方决不愿意扩大，至日中双方海军，仍望维持友好关系，幸勿误会。陈季良等人对来信不敢置信，也不敢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只是下令在高昌庙的舰艇和海军警卫营（营长叶宝琦）实施戒严，注意防卫，对日方来信不予答复。当日，陈绍宽在南京也收到盐泽幸一和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营沼大佐的信各一封，内容与给陈季良的信相同。
　　
　　1月31日，为了策应凇沪的进犯，日本海军第二十三驱逐队3艘驱逐舰驶至南京江面，会合原在南京的日舰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2月1日晚，日舰集结在下关江面，向南京城内开炮。陈绍宽立即打电话给军政部长何应钦说：我八卦洲江面驻泊有“海容”诸舰，军政部所属南京各要塞炮台是否一致行动，向日舰炮击？何应钦指示：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你们听候命令吧！10多分钟后，日舰炮击停止，蒋介石也未下达命令。
　　
　　次日上午，日本海军武官营沼来到海军部，称昨晚炮击之事纯属误会，并表示歉意。此后，日本海军仍在下关等处挑衅。2月2日，何应钦给海军部急电，要求“海军各舰应先令集结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并择要预事敷设水雷及障碍物等制止日舰之任意活动”。陈绍宽随后通令海军各部：扼守各要隘，军舰官佐要维持海防，保护治安等。
　　
　　2月2日，日本海军对凇沪的侵略升级，下令组成第三舰队专门进行凇沪作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指挥第一遣外舰队（舰艇20艘）、第三战队（巡洋舰3艘）、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1艘、驱逐舰10余艘）、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加贺”、“凤翔”号）、上海特别陆战队、“出云”号海防舰（旗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等部。在绝对优势的敌海军兵力面前，中国海军始终未敢下决心参战。
　　
　　2月初的一天，1艘日本商船闯入中国海军的高昌庙江防警戒线，守卫在江南造船所的哨兵开枪自卫，毙其船长福田。日军早图沪南地区，遂即向中国海军挑衅。日本海军向中国海军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方面惩凶、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并限24小时内答复。陈季良接到通牒后，与李世甲商量。他们一致认为，上海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不发一言表态，莫溯高深，我海军在上海只有几艘在修的舰艇和1个警卫营（实际为2个连），没有力量和敌人作战，如果能够不使战火燃到沪南，对地方和海军都不无好处，我们应忍小愤以待时。于是，李世甲通过友人李择一与日本海军驻沪武官北岗大佐联系，基本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其中包括赔款2万元。
　　
　　2月中旬，十九路军官兵和上海民众武装因战争急需，要取用海军仓库中贮存的大炮、弹药和钢板，陈季良告以须向上级请示后才能拨给；倘经向海军部取得提单，也可照拨。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抗日军民的正当要求。
　　
　　3月初，凇沪战争结束前，在长江流域的日舰竟达50余艘，并出动了飞机和数千名陆战队官兵。日本海军在作战中死亡149人，伤700余人，日本海军的猖狂侵略与中国海军的冷漠观战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这样，设在吴凇炮台的中国海军海岸巡防处还是毁于战火。3月18日，陈绍宽在接见记者时说，沪变后国人对海军之督责，纯出爱国热情，至深感惭。海军非畏暴日，实因未奉命令，不敢妄动。而经费困难，亦为最大难关。这些解释不无道理，但是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爱国军民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海军却厢岸观火，这不能不说是民国海军的一大耻辱。对此，上海各界人士极为不满，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发唐等人曾联名呈文弹劾海军部长陈绍宽。
二东北海军的演变
　　
　　舰队组成东北海军学校
　　
　　中苏同江之战江防舰队的覆灭及伪满海军始末
　　
　　海防舰队南移和崂山事变 “薛家岛事件” 三大舰南下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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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海军的演变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成为国民政府统辖的仅次于中央海军的一支海上武装。南京海军部虽然一直想“统一”东北海军，但蒋介石坚持要“分而治之”，以“张学良不同意海军统一”为借口拖延，故“统一”未能成功。1928年，吴思豫出任青岛市长时带了1个团的宪兵到青岛，与东北海军发生冲突。宪兵逼水兵向其令旗致敬，海军纠察队也逼宪兵向海军旗敬礼，最后双方大打出手，甚至抬出了机关枪。蒋介石得知后斥责了吴思豫，撤走了宪兵团，才稳住了东北海军。以东北海军为第三舰队的计划在海军部建立时就已拟定，但东北海军直至1933年丧失了江防舰队和3艘主力军舰之后，才接受了这个番号。
　　
　　
　　
　　舰队组成
　　
　　
　　
　　1928年以后，东北海军由于吞并了渤海舰队，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东北海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沈鸿烈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总司令部设在沈阳，设有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军衡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等机构。
　　
　　东北海军编制为：海防第一舰队，舰队长凌霄，辖“海圻”、“海琛”、“肇和”号巡洋舰，“同安”号驱逐舰，“镇海”号练习舰兼水上飞机母舰；海防第二舰队，舰队长袁方乔，辖“永翔”、“楚豫”、“江利”号炮舰，“定海”号运输舰，“海鹤”、“海鸥”、“海青”、“海骏”、“海燕”、“海蓬”号炮艇；吉黑江防舰队，舰队长尹祖荫，辖“江亨”、“利捷”、“利绥”、“利济”、“江平”、“江安”、“江清”、“江通”、“江泰”号炮舰。此外，东北海军还设有东北航警学校、航空队、陆战队、东北航务局、海军江运处、航政局、水道局、造船所、海事编译局、海军农场等单位，机构比较完善。
　　
　　
　　
　　东北海军学校
　　
　　
　　
　　1923年4月，沈鸿烈在葫芦岛创办了东北航警学校，归属于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校内所设课目与海军学校相同。由于该校不受北京海军部管辖，为避免麻烦，采用“航警”二字。沈鸿烈是留日海军生，因此六任校长中有五位是留日生（凌霄、刘田甫、吴兆莲、黄绪虞、王时泽），校内教职员中不少也是沈的同学。该校是模仿日本海军士官学校的制度开办的，教材也多译自日文课本。设有国文、英文、数学、化学、测量、船艺、鱼雷、通信、陆战等课程，学制4年。在建校时期，学校经费没有预算，实报实销，比较宽裕。1930年，航警学校改属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管辖后，才正式打出“葫芦岛海军学校”的旗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迁往威海刘公岛。1933年8月，学校划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管辖，迁至青岛后改称青岛海军学校。1929年-1937年7月间，共毕业了航海生3个班，计86名，轮机生1个班，计33名。
　　
　　东北海军还在海军学校内附设有学兵队，培养专业士兵。其中，学兵队又分为帆缆队、轮机队、信号队等。学兵队组织仿照日本海军，所学课目类似马尾海军练营。每年招收学兵300名，共毕业8届学兵，分配在东北海军各舰艇及机关服役。
　　
　　东北商船学校，创办于1927年，校址在哈尔滨。这实际上是东北海军的预备学校，校务理事由沈鸿烈兼，海军中校参谋王时泽任校长。教官中除少数教基础课者外多为海军军官，学生享受公费供给，并编入海军军籍。学校开始设驾驶、轮机2个专业，后增设领航、测量专业。驾驶专业招过3个班，其它仅招了1个班。学制3年至4年半，课目有航海术、运用术、船艺、江道学、水路测量学、气象大意、造船大意、国文、俄文、数学、应用物理、国际公法、机械管理、引港术、军事学、兵式体操等。毕业生除少量留在东北航运部门外，多数编入了东北海军。1932年初日本关东军侵占哈尔滨后，学校停办。未毕业的部分学生于1932年4月转到青岛海军学校继续学习，有22人于1934年8月毕业。
　　
　　
　　
　　中苏同江之战
　　
　　
　　
　　同江位于我国东北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1929年5月27日，国民政府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36人。7月11日，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督办吕荣寰下令解除苏方铁路局长、副局长职务，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苏军向中国绥芬河边境进行炮击，在黑龙江中，苏舰扣华船2艘。中苏武装冲突由此爆发。8月13日，东北海军陆战第一大队和陆军第九旅第一团在绥芬河兆北镇首次与苏军交火。
　　
　　10月12日晨，驻守在同江地区的中国东北海军江防舰队（舰队长尹祖萌）遭到苏军黑龙江舰队（一说极东舰队）和陆、空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参战的苏联军舰有“雪尔诺夫”号、“列宁”号、“杜洛斯基”号、“克拉士诺芝纳锦”号、“别得诺达”号等5艘。前3舰较大，都在950吨以上，另外苏军还有4条武装轮船配合作战。苏军共有152毫米大炮4门，120毫米大炮18门，并有飞机10余架助战。中国江防舰队有8艘江防炮舰，即“江亨”、“江泰”、“江平”、“江安”、“江通”、“利绥”、“利捷”、“利济”号，只有“江亨”舰为550吨，“利济”舰为360吨，其余均在200吨以下。另有“东乙”号武装驳船。东北海军江防舰队共有120毫米炮5门，又没有空军支援，实力远逊于苏军。
　　
　　战斗从凌晨五时半开始。苏军大举进攻，苏军舰炮发射炮弹2400多发，使中国军舰和岸防工事遭到严重损环；江防舰队“利捷”号中弹沉没，“江泰”号被炸毁，代理舰长莫耀明阵亡，“利绥”号受重伤后撤往富锦。在作战中，“东乙”驳船上的120毫米大炮因发炮太多，炮膛炸裂后放水自沉。“江安”号锅炉中弹爆炸沉入江中。“江平”号也中弹起火。中国各舰尽最大努力投入作战，共发炮约600发。苏联舰船有3艘中弹沉没，2架飞机被击落。苏军舰队司令及4名军官中弹身亡。
　　
　　在中国军舰被摧毁后，苏军飞机和舰船又集中火力掩护步兵400多人在三江口地区登陆，并对中国阵地发起冲击。驻防该地的东北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泗亭）和陆军1个营协同抵抗，击退了苏军首次进攻。苏军调来援兵近3000人，绕到下游10余里处，迂回袭击守军侧翼。苏军冲入守军阵地后，双方进行白刃格斗，守军大部分战死，阵地被苏军占领。
　　
　　午后二时许，苏军进占同江城，次日退出。10月30日，苏舰又沿松花江上驶，炮击富锦城和绥滨城。“江亨”舰因兵员大多调到“东乙”船参战，无力应战，同几条驳船一起自沉航道，以阻挡苏舰继续上行。2天后，苏军从富锦撤回。
　　
　　在同江之战中，中苏两国军队各伤亡700余人。其中，中国江防舰队损失300人，舰船几乎全部丧失。这是中苏唯一的一次海军交战，规模虽不很大，但兵种齐全，有舰艇、飞机、陆战队，形成海陆空立体作战。
　　
　　中东路事件解决后，尹祖荫辞去江防舰队长职务，由东北海军参谋长谢刚哲代理。1930年-1931年间，在同江战斗中沉没的舰船大部分先后打捞出水，拖到哈尔滨修理后，重新组成了江防舰队。
　　
　　
　　
　　江防舰队的覆灭及伪满海军始末
　　
　　
　　
　　1931年10月，日本军队向东北大举侵犯之时，江防舰队长谢刚哲不在哈尔滨，由尹祚乾（1885年生，湖南芷江人，日本东京商船学校和海军炮术水雷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北京海军部科长，江防舰队“江亨”、“利济”等舰舰长，江防舰队总教官兼补充大队上校大队长等职）代行江防舰队长职权。江防舰队仍用无线电和已撤到青岛的东北海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沈鸿烈派出1名中尉队长化装潜入哈尔滨，命令尹祚乾与日伪军维持关系，侦察其动向，等待时局转变徐图恢复。当时，蒋介石正在活动请求“国联”出面主持“正义”，企图迫使日本撤军。而日本对苏联也有所顾忌，故暂缓北进。
　　
　　1932年1月26日，依兰镇守使李杜率部千余人进入哈尔滨，与滨江镇守使丁超所部合组自卫军抗日。因江水封冻，舰艇不能活动，江防舰队官兵也不熟悉陆战，于是抽人组成了海军炮队，抽出8门迫击炮协助作战。这个炮队在击退吉林伪军对哈尔滨的进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后来日军动用大批飞机和步炮兵来犯，自卫军寡不敌众。2月5日，李杜、丁超率部撤出哈尔滨。次日，哈尔滨陷落。江防舰队官兵按预定计划，已把大部分枪炮连夜运往江北转送马占山处，舰艇原准备炸毁，因尹祚乾阻扰而未执行。后来，尹祚乾率“江清”等5艘舰艇投敌，有一二百官兵不愿附逆，上岸参加了抗日部队。
　　
　　伪满洲国建立后，以投降的5舰为基础成立了江防舰队，隶属于伪满军政部（军政部内设舰政课）和顾问部，以尹祚乾任少将司令官。江防舰队司令部内设有幕僚参谋长、参谋、副官、教育长、人事长、轮机长、军医长、军需长等官佐。舰队下辖各舰船、补充队、电信所、修船所、医院、兵营及虎林、富锦、黑河等3个办事所。1937年7月，伪满军政部取消，另设治安部，江防舰队和在营口一带的海上警察队统统划归治安部。1939年2月，江防舰队被纳入陆军体系，改称“江上军”。海上警察队管理渤海、黄海防务，亦被称作海防舰队。这支海上武装部队，比江防舰队要强些。
　　
　　伪满江防舰队辖有：“定边”（290吨）、“亲仁”（290吨）、“利绥”（275吨）、“顺天”（270吨）、“养民”（270吨）、“江平”（200吨）、“江清”（210吨）、“利济”（200吨）、“江通”（150吨）、“大同”（60吨）、“利民”（60吨）号炮舰，“济民”（20吨）、“恩民”（16吨）、“惠民”（15吨）、“普民”（16吨）号炮艇。
　　
　　伪满海上警察队辖有：“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755吨，为伪满洲国最强的军舰，由退役的日木海军驱逐视“樫”号改建）、“海王”（800吨）、“海风”（200吨）、“海龙”（200吨）号警备舰，“海光”（50吨）、“海瑞”（50吨）、“海荣”（50吨）、“海华”（50吨）号警备艇及一些10吨以下的小艇和武装巡逻帆船。此外，海上警察队还编入了1个航空分队，先后装备了日本诲军的水陆两用飞艇、“八七”式轻型轰炸机、二式水上侦察机、千鸟型客机、KR-1型水上飞机、“九○”式水上侦察机、“九四”式舰载轰炸机、“九四”式侦察机等共20多架。
　　
　　伪满海军的兵权全部控制在日本海军和关东军手中。日本军方在尹祚乾投降前，曾保证江防舰队原有的编制、人员、规章不变，日军只派遣1名顾问驻司令部工作，增加舰队经费由伪满洲国政府承担。但到后来，日军却派到司令部少佐、大尉军官各1名，每艘舰还派有1名指导官及1名报务员，掌握了一切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官兵。海上警察队更是充斥着大批日本海军人员，它在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主持下建立。宫部担任队长，并有300名左右的日本海军官兵把持了几乎所有的要害岗位。在东北，日本海军还成立了特设机关，后改为驻满洲海军部，指挥日本海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动。
　　
　　伪满海军除了补充队以外，没有建立海军学校。从1934年起，伪满海军陆续派人到日本受训或参观。留学人员分别进入日本商船学校和海军炮术、水雷、通信、航海学校学习，有的在横须贺海兵团、军港、舰艇、航空队训练。
　　
　　伪满海军常参加演习校阅活动。江防舰队于1935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仪式，接受伪满皇帝溥仪检阅。1933年和1942年，海上警察队在营口海面也举行过“盛大”的观舰式。一般在每年4月-10月的江河解冻期间，江防舰队部要出动舰艇配合伪军“讨伐”抗日联军，其活动范围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嫩江、牡丹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及兴凯湖流域。江防舰艇曾同马占山、赵尚志等抗日部队交火，每年都要发生几十次战斗，但规模均不大。抗日战争后期，由于东北抗日军队力量削弱和转移，江防舰队的作战次数大为减少，主要承担巡逻、运输任务。在封冻期，江防舰队官兵组成了—支冰上装甲车队，拥有3辆装甲车，经常执行冰上巡逻任务。海上警察队主要配合日本海军旅顺警备府在海上巡逻和警戒，其航空分队则频繁出动支援日伪军与抗日武装作战。
　　
　　伪满海军的广大下层官兵不甘心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1932年10月19日，“利济”舰奉命护送日伪军补给船从富锦去同江。20日，“利济”舰返航。21日凌晨一时半，军舰驶至高家屯上游，舰上值更的水兵郑义宽、周万才等人突然举行起义，击毙了日军指导官中川中尉及报务员渡边少尉，抛尸江中。少校舰长范杰（1896-1980，福州人，曾在黄埔水师学堂、烟台海校及吴凇海校求学。1918年11月，加入广东护法舰队任“肇和”舰实习生，后为“海圻”舰候补员，“飞鹰”舰枪炮副，1923年，到东北江防舰队，历任“利绥”舰副长、“江通”舰长等。起义后，在第三舰队司令部任参谋，抗战时，先后任总队副、参谋、“同心”舰副长等职，1947年，任葫芦岛航政处主任，1949年12月，参加人民海军）及大部分官兵闻讯后加入了起义行列。之后，48名起义官兵向街津口方向撤退，带走了舰上的4门炮，6挺机枪，52支步枪和手枪，参加了在坚持抗战的李杜部队。
　　
　　次日下午，尹祚乾和日军驻富锦部队长中村带着4艘舰艇前往同江讨伐，限2日内把日军尸体及舰上武器交还，后因江水即将封冻，伪舰只得悻悻而退。
　　
　　李杜对范杰等人的起义极为欢迎，他任命范杰为海军江防筹备处长，并拨出250名官兵交给范杰组成炮队，配合路永才旅对日伪军作战。
　　
　　1933年2月，路永才被日伪军诱降，范杰只得带领部队进入苏联境内避难。苏联将他们送到中西伯利亚的格互斯克，休整了3个月后回国。
　　
　　1945年8月，布苏联军队打击下，伪满江海防武装部队解体灭亡，残余舰艇、飞机及枪炮装备被苏军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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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舰队南移和崂山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占领了沈阳的东北海军总司令部，破坏了部内的文卷和设备。沈鸿烈正遇父母双亡，不在司令部，因而幸免遇难。9月20日，沈鸿烈等人化装搭车入关，转往青岛恢复东北海军机关。泊在辽东沿海的海防舰艇也南驶烟台、威海、青岛等地。虽然海防舰艇未受损失，但失去了东北的财源。
　　
　　在1931年11月的天津事件和1932年初侵占山海关的作战中，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球磨”号巡洋舰等出动参战，并派陆战队登陆。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又威逼关内，平津形势严峻。东北海军“镇海”、“海鸥”、“定海”、“永翔”、“楚豫”、“江利”等6舰艇奉命进驻大沽口，协同陆军严密布防，准备抵御日军来犯。1933年5月，《塘沽协定》订立后撤回。
　　
　　1932年春，东北海军内部发生了“崂山事变”。当时，海防第一舰队长凌霄正带领“海圻”、“肇和”、“海琛”、“镇海”4舰在青岛崂山海面训练。该舰队在下清宫设有训练处，陆上辟有操场、球场。凌霄和一些高级军官们生活上一直养尊处优，开销很大。东北沦陷后，东北海军经费大为减少，东北籍官兵怀念家乡，军心动荡。凌霄与“海圻”舰舰长方念祖、“海琛”舰助长刘田甫、“肇和”舰舰长冯涛、“镇海”舰舰长吴兆莲等人共同商议夺取青岛、烟台、威海、登州、龙口等地的行政权，以发展海军的陆上势力，增加海军饷源。这个建议颇得官兵们的赞同，但沈鸿烈以军人不宜干涉政治为由加以拖延。于是，凌霄等人决心搬去沈鸿烈这块拦路石。一天，沈鸿烈来崂山指导舰队训练，凌霄等人趁机将他软禁于下清宫内，迫使他发出称病辞职、推荐凌霄代理司令的电报。张学良接到电报后，察觉可能有诈，遂一面回电慰留沈鸿烈，一面派胡若愚来青岛调查实情。
　　
　　广大官兵尽管对夺取青岛等处地方行政权、解决饷银的主张十分拥护，但不满意凌霄等人扣沈的作法，尤其是航警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他们认为，沈鸿烈是老长官，凌霄是老校长，方念祖是教育长，大家在一起共事多年，有问题应该协商解决，采取这种作法是不道德的。因此，“海圻”舰水兵第一分队副长关继周、第二分队副长张振育、鱼雷副长张凤仁计议组成了一支有20多名身强力壮水兵的敢死队。在关继周指挥下，敢死队员携带手枪上岸，迅速解除了岸上警戒哨的武装，突然冲进了下清宫，使正在打牌的沈鸿烈、方念祖等人吓了一跳。当监视沈的军官和卫兵被缴械后，关继周对沈鸿烈说：“请司令回舰主持一切。”沈鸿烈连帽子也未戴，就随敢死队登上了“海圻”舰，舰上立即升起了将旗。
　　
　　沈鸿烈随即把主谋的凌霄、刘田甫、方念祖、吴兆莲、冯涛等人遣送回原籍。凌霄后来担任了浙江外海水上警察厅的大队长，抗日战争期间投降日军，曾任汪伪政府海军部部长，日本投降后被判死刑。
　　
　　沈鸿烈对搭救他的人十分感激。“崂山事变”平息后，关继尉等人得以晋级，各舰舰长也被撤换。沈鸿烈这时又兼任了青岛市市长，军饷有着，海军士气又振作起来。这一时期，日本海军正在入侵凇沪地区，驻青岛的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也蠢蠢欲动。为了防止日舰的侵犯，东北海军作了一定的准备。由于中国舰艇航速慢，不易接近敌舰，因此，海军官兵组成了敢死队，将鱼雷装在运木柴的筏子上，以便顺流袭击敌舰；着重加强陆上防御，一旦海上失利，就退到岸上抵抗，并派陆战队监视日本人居住集中的街道，以防不测。日本海军看到中国方面有了准备，加上在凇沪卷入了大量兵力，也就没敢在青岛动手。
　　
　　1932年10月，军阀韩复榘同刘珍年在山东大打出手。东北海军奉命派“海琛”、“镇海”、“楚豫”等舰封锁了烟台、龙口、威海卫，给刘珍年部以极大威胁。刘珍年兵败后被赶往闽浙，韩复榘部也撤回原处。11月，东北海军陆战队分赴福山、登州、威海、蓬莱等地维持地方治安，并监督刘珍年部由砚台搭船离境。
　　
　　
　　
　　“薛家岛事件” 三大舰南下广东
　　
　　
　　
　　薛家岛位于胶州湾南部，与青岛遥遥相望。岛湾可停大小舰艇，是夏季避东南风的良港。1933年夏，东北海军舰艇正在这里训练。
　　
　　自“崂山事变”后，以航警学校一期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军官们自恃“救驾有功”，在沈鸿烈任市长后向他提出索取港政局长、公安局长等职位的要求。沈鸿烈劝他们不要作此“妄分索求”，但在金钱方面予以优待。这些青年军每月军饷仅几十元，然而从沈鸿烈处一年内就“借去”七、八千元之多。即使如此，不少人还是不满足。
　　
　　这时，东北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激化。原来，东北海军中主要有旧东北航警学校一期生和旧渤海舰队军官两大势力。沈鸿烈为了拉住原渤海舰队的军官，将他们一律官复原职，有的还得以提升。这样，较高级的军官职位多由旧渤海舰队的人担任了。而中下层军官则以航警学校一期生为多，掌握了各舰实权。原渤海舰队上尉副官董沐曾到东北海军后深得沈鸿烈青睐，不久就升为中校副舰长，“崂山事变”后又取得军衡处长的职位。他凭借自己掌管的人事大权，计划把航警学校一期生全从船上调到陆战队去担任较高职务，用明升暗降手法来剥夺对手的舰上实权。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还有一次，沈鸿烈在“海圻”舰训话时讲：“我听说，东北籍青年军官有投奔伪满洲国的倾向，但我并不相信。”这时，董沐曾就用目光睥视着东北籍军官。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薛家岛事件”的首谋者是关继周。他在“崂山事变”中救沈出力最大，在官兵中很有威信。关继周以吸大烟为名，在青岛德县路瀛洲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找老同学商量对策。当队“镇海”舰即将从大沽撤防回青岛，沈鸿烈必然要到舰训话。在“镇海”舰担任二副的航警学校同学冯志冲自告奋勇，愿意单独执行绑架沈鸿烈的任务。他们计划劫持沈鸿烈后，迫使他排斥董休曾等人，由航警学校毕业生掌握人事权。
　　
　　6月24日下午，沈鸿烈先去栈桥视察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场后，准备赴大港向“镇海”舰官兵训话。沈鸿烈让副官史复生打电话要船时，冯志冲驾驶着一艘汽艇靠上了码头。沈鸿烈刚上船，冯志冲就启动了机器。但一阵大浪锨起，汽艇未能及时出航。等汽艇离岸时，史复生已赶到，他纵身跃上汽艇，见冯志冲神色异常，就站到他的身边严密监视。汽艇开出不久，冯志冲掏出手枪想把史复生制服。哪知史早有防备，挥起一拳将冯打入海中。冯志冲在海里举枪向艇上射击，但未击中。史复生保护着沈鸿烈上了“镇海”舰，冯志冲被抓获后供出了实情。
　　
　　沈鸿烈回司令部后，得知此事涉及到很多人，其中不少是他的亲信。于是，他立即下令于当夜处决了冯志冲，并把此事全推在冯志冲一人身上，不打算再深究他人。
　　
　　关继周得知冯志冲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预先联络的两个陆战队连长发生动摇，关只得直接打电话给沈鸿烈，要求放人。沈鸿烈答这“已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忍痛将冯枪毙。”
　　
　　冯志冲被杀引起了关继周等人的愤慨。他们觉得，沈鸿烈对制造“崂山事变”的人员资遣回籍何等宽大，而对救命恩人却如此无情，于是决定带舰出走。
　　
　　6月25日晚八时许，“海鸥”艇送上岸休假及各舰购菜人员回舰。关继周等人突然宣布“海圻”、“海琛”、“肇和”等舰实行戒严，只让他们认为可靠的人上舰，而“海鸥”艇上包括3舰舰长在内的不少军官被拒绝登舰。接着，他们打电话给沈鸿烈，提出种种要求，被沈鸿烈拒绝。于是在当晚九时左右，“海圻”、“海琛”、“肇和”这3艘东北海军最大的军舰驶离青岛，开始了南下的航程。
　　
　　由于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姜炎钟在广东海军中有不少烟台海校的同学（如陈香圃担任黄埔海校教育长），所以姜炎钟提出去广东，其他人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去处，只好同意。沈鸿烈多次拍发电报请3舰返航，但他们置之不理；沈又派飞机前往海上搜索，也毫无踪迹。7月5日，3艘大舰驶入了珠江，受到广东军政首领陈济棠的欢迎。
　　
　　3舰到广东后组成了粤海舰队，设司令部于广州惠杏西路；姜炎钟（原任中校副舰长）任舰队少将司令，吕相阳（原任少校，他与马崇贤两人奉沈鸿烈之命南下说服3舰回归，但吕见3舰没法说服，便让马崇贤回去复命，自己却留下了）任上校参谋长，张振育任中校副官长，穆鸿猷任中校军衡长，黄玉珍任中校军需长，谭刚任中校轮机长，冉鸿翮（原少校）任“海圻”舰上校舰长，唐静海任中校副长，关继周（原上尉）任“海琛”舰上校舰长，张凤仁任中校副长，杨超仑（原上尉）任“肇和”舰上校舰长，李宝琳任中校副长。由于离青岛时不少人未能上舰，空缺很多，因此南下的人大都得以升官。3舰的反沈投粤，增强了陈济棠的实力，使东北海军的一些人也达到了升官的目的。
　　
　　3艘大舰的南下，使东北海军实力大减，沈鸿烈被迫辞去东北海军总司令职务（专任青岛市长）。7月5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改组东北海军为第三舰队，归华北政务委员会暂时管辖。原东北海军参谋长谢刚哲任第三舰队司令，盛建勋任参谋处主任，齐耘涛任副官处主任，张复生任军需处处长，曹树芝任“镇海”舰舰长，李信候任“永翔”舰舰长，晏治平任“楚豫”舰舰长，马学贤任“同安”舰舰长，孟宪愚任“江利”舰舰长，谢伟清任“定海”舰舰长，张楚材任威海教导总队队长，张赫炎任陆战队第—大队长，李润青任陆战队第二大队长，戴文骏任航空大队长，刘襄任青岛海校校长，刘华式任编译局长，李国棠任长岛办事处长，李静任驻京办事处长。据9月2日谢刚哲到北平后报告称：第三舰队尚有“军舰大小13艘，航空飞机8架，教导团300余人，陆战队2000余人，除少数驻在青岛市郊、胶澳区外，其余多在舰上”。10多年来，由于东北海军有相当实力，闽系海军一直未敢向北问津。3大舰南去之后，南北僵持局面被打破，中央海军的舰艇也敢于北巡黄海和渤海了。
三风云变幻的广东海军
　　
　　广东海军司令部——第四舰队第一舰队——第一集团军舰队
　　
　　粤海舰队——广东省江防司令部
　　
　　四蒋介石的嫡系电雷学校
　　
　　
　　
　　
　　
　　
　　
　　三风云变幻的广东海军
　　
　　
　　
　　广东海军的实力比较薄弱。北伐战争中北洋军阀海军纷纷归附国民党后，它的地位也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尽管如此，作为一支地方性的海军，在广东的军阀纷争和内战中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此期间，广东海军的番号在内战中更换频繁，人员和舰艇变动也很大。
　　
　　
　　
　　广东海军司令部——第四舰队
　　
　　
　　
　　1927年11月中旬，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后，任命冯肇铭为广州军事委员会舰务处处长，掌管海军。冯肇铭上任后，先撤了“飞鹰”舰舰长舒宗鎏的职，但新任舰长黎钜镠登舰时却被舰上官兵拒之门外。几天后，舒宗鎏驾驶“飞鹰”舰绕避虎门炮台，出走汕头，与拥护李济深的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等取得联系，共同反对张发奎。
　　
　　12月下旬，黄绍竑率军回师广州。张发奎离城出走后，冯肇铭也随之离去。1928年1月4日，李济深回广州复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两职务，任命陈策为广东海军司令，舒宗鎏为海军副司令兼“飞鹰”舰舰长。
　　
　　1929年3月21日，李济深赴南京开会，因不同意蒋介石的讨伐武汉案而被软禁于汤山。3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特派员，前往广东说服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但是陈济棠心虚，不敢贸然回广州，只是在陈策陪同下于“海虎”舰上宣布就职，把粤军将领召到舰上谈话。直至31日，陈济棠才离舰上岸行使权力。从此陈济棠主持了广东政务。4月，陈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担任由广东海军改编的第四舰队司令，并准备带舰队赴西江对桂系作战。5月8日，副司令舒宗鎏、参谋长陈锡乾、秘书长袁柳溪等不满陈策的举动，率领“飞鹰”、“中山”、“海虎”、“江大”、“江汉”、“自由”、“宝壁”等舰在南石头集中，宣布反对陈策，拥护桂系。9日，粤军出动飞机和炮队对各舰轰炸炮击，军舰支持不住，升起降旗。但不久之后，军舰驶回广州沙面停泊，又改挂戒严旗。由于其周围有外国舰艇，粤军无法攻击。于是，陈策到沙面同各国领事交涉，并与各舰代表协商归降条件。10日，陈策与各舰协商成功，陈策向各舰提供善后经费30万元。舒宗鎏等起事者领得10万元后在美国领事保护下离舰出走。陈策先收复了“中山”、“飞鹰”、“海虎”、“宝壁”、“自由”、“澄江”6舰，接着又于11日和12日分别收复了“江大”、“江汉”、“江巩”、“江固”4舰，事态遂告平息。陈策这才乘“中山”舰到西江与桂军交战。
　　
　　击败桂军之后，粤军得以扩充，同时陈策也在竭力发展第四舰队的实力。陈策从香港购回了1艘1200吨的商船，改造成为军舰，取名“海瑞”号。又接收了李济深执政时期订造的“坚如”、“执信”、“仲元”、“仲恺”等4艘炮舰，战斗力得以增加。当时，大亚湾海面商船常常遭劫，香港当局以此为借口常派舰前来骚扰。于是，陈策派出1艘军舰和1个连陆战队驻防大亚湾，并在平海设立了报警电台。此后，劫船事件未见发生。
　　
　　1930年6月，第四舰队恢复了于1922年停办的黄埔海军学校，陈策兼任校长。复校后，共招生7期（第18-24期），毕业6期（第18-22期），其中毕业航海生116名，轮机生32名。该校于1939年停办，在校生转入东北海校或陆军炮校学习。
　　第一舰队——第一集团军舰队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软禁于汤山，然后又在南京一手操纵了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确认自己的独裁地位。但是，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激起了全国的反对浪潮。5月28日，国民党内的反蒋各派在广州成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另一个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任主席。6月2日，反蒋各派军队首领成立了广州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为常委。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改称第一集团军，广东的第四舰队也随之改称第一舰队，以陈策任总司令。广东空军则以张惠长为总司令。陈济棠手下虽有3个军及其它部队，但对海空军却指挥不灵。张惠长当司令是汪精卫推荐的，陈策的靠山是孙科。因此，广东形成了三军对立的局面。陈济棠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决心除掉张惠长和陈策等人。
　　
　　1932年4月，张惠长外出视察时，陈济棠下令撤去其空军总司令职务，改任他为第一集团军高等顾问，另以黄光锐代理空军总司令。随后，陈济棠又撤去陈庆云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陈策深恐自已的第一舰队总司令也保不住，于是立即将舰艇集中到黄埔，进入战备状态。这时，陈济棠电邀陈策到广州议事。陈策认为这是陈济棠设的“鸿门宴”，拒绝出席。为防不测，他于6月3日率领“中山”等舰首先冲出虎门，开至唐家湾。当天，陈济棠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组海军，第一舰队隶属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调任第—集团军高等顾问。随后，陈济棠派兵到黄埔去缴海军陆战队的枪，遭到抵抗，发生了激战。陈策闻讯后，即率舰队及陆战队主力前在诲南岛，在海口建立反对除济棠的根据地。6月11日，陈济棠委任邓龙光为舰队总司令，接收了舰队总司令部机关及部分舰艇。
　　
　　陈济棠决心用武力征服海军。他用重金收买了空军人员，并在雷州半岛集结重兵达7个团，以陈章甫为总指挥，征集大批民船，准备渡海作战。陈策则在海口针锋相对地宣布：“矢以不参加内战，—致对外”，“率所部陆战队、舰队移驻琼崖，努力抗日剿共工作，待党内公判”。陈策的呼声迎合了南京方面“统一军制”的打算，也顺应了全国民众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给陈济棠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陈策也加紧备战。6月4日，张惠长帮陈策购买了4架飞机，组成飞行队前在海南岛。后来，飞行队增至7架飞机。6月15日，为了解决军饷不足，海军“中山”、“海瑞”2舰运载3个营的陆战队突然在北海登陆，截去了该地贮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并提走北海中央银行现款20余万元，从容运回海南岛。
　　
　　陈济棠诡称，广东无内战，只是内部整顿。6月17日，他派梁公福团进击唐家湾，与驻守该地的海军4艘小炮舰及少量陆战队展开激战。炮舰还击后退往澳门。21日，陈济棠派“水东”号轮船运送步枪4000枝、子弹800箱、机枪6挺增援雷州半岛。不料海军侦知这一情况，“中山”舰急驶伶仃洋截获该船。陈济棠闻讯极为愤怒，决心消灭海军。24日，他派出2架飞机对海南岛、伶仃洋进行了侦察。25日下午，4架飞机前往伶仃洋轰炸海军舰艇，各舰艇用高射炮和机枪还击，飞机未敢低飞，所扔炸弹均未击中目标。次日晨，飞机再次来袭，舰艇抵抗后分散躲避，双方都没有损伤。与此同时，陈济棠第一集团军主力组成的攻琼军先头部队分乘百余条民船，在“广金”、“海虎”、“坚如”、“海维”、“海周”等5舰的护送下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出发，前去进攻海南海秀英炮台，并出动7架飞机轰炸海口等处的海军舰艇及陆战队。海军方面也出动飞机前在轰炸徐闻，并用舰艇拦截渡海船队。战斗持续了10多天，双方都有一定伤亡。7月5日，陈济棠的飞行队出动了10余架次，猛烈攻击海口等处陆战队及海湾中的军舰，遭到海军高射炮相应还击。攻琼军渡海船队也被海军发现，“海瑞”舰出击，1艘运兵帆船被击沉，多艘被击伤，船队溃退。
　　
　　陈济棠在渡海行动受挫后，命令空军连日轰炸海南岛。7月7日晨，机群从雷州半岛起飞，扑向在海口附近的“飞鹰”、“福安”2舰，前二次攻击未奏效。接着，飞机发动第三次攻击，2枚炸弹击中“飞鹰”舰，车房中弹，管路全被炸断，主机损坏，舱内开始进水。另一枚落在军舰的辅炮旁，却没有爆炸。“飞鹰”舰到下午沉没。这是在中国军阀内战中被击沉的最大的一艘军舰（850吨）。“飞鹰”舰沉没前，曾挂起白旗，但飞机仍用机枪扫射。“福安”舰冒险前来抢救伤员，于当夜送到海口医院。当时，陈策在香港，海南岛的军务由第一舰队总参议陈庆云暂时负责。陈庆云见其海军主力军舰被击沉，感到大势已去，海南岛难以维持下去，于是乘“福安”舰从海南岛南面航道绕行前往香港，海军官员多人也随舰同行。留在海南岛的陆战队4个团共7000余人暂由第一团团长陈籍（陈策胞弟）负责。
　　
　　7月初，陈济棠召开会议讨论海军问题，表示可以按胡汉民提出的方案办理。胡汉民的方案是：将广东海军分成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海防舰队司令由中央派出，江防舰队司令由第一集团军委任，海军陆战队调黄埔集训，其司令也由第一集团军委任。陈济棠表示，如接受此方案，他可拨款50万元，其中10万元资遣陈策出国考察，余下4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
　　
　　7月8日，蔡廷锴提出折衷方案：由广东省府每月供给海军经费200万元，陆战队开赴厦门，由十九路军收编，广东每月接济军饷10万元；主张中立的舰只由南京方面安置，拥护陈策的舰只开往福建，海南岛由第一集团军接防。在蔡廷锴调停下，双方接受了这个方案，于是，第十九路军派谭启秀部前往海南岛收编了海军陆战队，分批乘坐“公平”、“海顺”、“嘉禾”、“遇顺”轮船赴厦门。原计划驶往福建的舰艇中途变卦，“福安”、“海瑞”2舰先行驶回广州。接着，“执信”、“海康”、“平西”、“智利”、“江澄”、“西兴”、“珠江”、“飞鹏”、“江大”、“江固”、“湖山”等11舰也从香港返回广州。“中山”舰则于7月3日开到厦门，之后又在“海筹”舰陪同下，驶往南京。8月2日，“中山”舰正式纳入中央海军第一舰队编制。中央海军曾派鱼雷游击队司令王寿廷率“海容”、“永健”、“通济”、“楚泰”等舰同陈策协商收编广东各舰，但未成功。陈策不久也出国赴欧美考察海军，回国后曾担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军令处长。
　　
　　风波平息后，陈济棠下令撤销了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改设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部，委任张之英为舰队司令，李庆文为副司令。张之英上任后，为增强海军力量，向英国、意大利各订购鱼雷快艇2艘，并派官兵前往两国学习技术。同时，广东海军又设立练营，恢复了水雷队的建制。
　　
　　
　　
　　粤海舰队——广东省江防司令部
　　
　　
　　
　　1933年7月5日，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3艘大舰南来广东，要求陈济棠收编，并提出发给3个月欠饷，来粤后依海军部饷额按月发给（需14万元），各舰官兵不得更易等条件。陈济棠致电蒋介石请示得到批准后，于22日正式把3艘大舰编为粤海舰队，归第一集团军节制。29日，集团军舰队副司令李庆文乘“海虎”舰到赤湾海面将3舰引至黄埔停泊。后来陈济棠又任命姜西园（即姜炎钟）为广东海军司令兼粤海舰队司令，张之英为广东海军副司令兼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
　　
　　陈济棠对粤海舰队官兵颇有戒心，表面上重用，实则伺机分化，削弱其力量。
　　
　　当时，粤海舰队待遇高，军饷发的是大洋，广东江防舰队（即第一集团军舰队）军饷低，发的是广东毫银，引起江防舰队官兵对粤海舰队官兵的不满。
　　
　　粤海舰队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姜西园是烟台海校毕业生，他想扶植自己的势力，排斥航警学校毕业生。原来，多数南下军官拟推关继周为舰队司令，但关怕人家说他出走是为了升官，遂推辞不就，因而让姜西园当上了司令。姜首先把黄埔海校抓到手，亲自兼任校长，培养亲信。接着，又逐渐把航警学校毕业生从舰调离：“海琛”舰舰长关继周被派去海南岛考察后予以免职，“海圻”舰舰长冉鸿翮、“海琛”舰副长张凤仁调到岸上任教官，“海圻”舰副长唐静海调“福游”舰任舰长。陈济棠则顺水推舟，凡是姜西园请调离舰的一律批准，但对请示任命的却不同意，而另派自己亲信接任。1935年3月，陈济棠就委任方念祖为“海圻”舰舰长，陈浩为“海琛”舰舰长，马步祥为“海圻”舰副长，陈祖正为“海琛”舰副长，并以广东要人子弟经黄埔海校学习后补充3舰。
　　
　　1935年4月，陈济案借助姜西园的手控制了3舰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一集团军舰队，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李庆文为参谋长，黎钜镠为副参谋长。
　　
　　3舰大权易手后，姜西园感到无力同陈济棠抗争，只得安心当官。可是3舰官兵对此异常气愤，尤其是从6月起，陈济棠将3舰的军饷由大洋改为广东毫洋，更是火上加油。许多东北籍官兵表示一定要打出广东，死也不能死在广东。6月15日，“海琛”舰轮机长陈精文、“肇和”舰枪炮副长李和春、副舰长李宝琳和张凤仁等人，到在广州东山的唐静海家中密商，决定驾舰离粤。尽管虎门要塞有岸炮百余门，航道很窄，水面仅数百米，但他们也顾不了许多了。因“肇和”舰正在修理主机，不能行驶，他们只好先带“海圻”、“海琛”2舰行动，并将“肇和”舰原东北海军官兵接来同行。
　　
　　会后，各人按计划先安排好家属，立即回舰准备，只有李宝琳顾虑重重，回家躲了起来。行动人员先把陈浩等陈济棠安插到各舰的广东籍官兵解除武装看押起来，于午夜从黄埔启航。“海琛”舰起锚时，因双锚链缠到一起，费了一些时间。这时，陈浩的勤务兵招铿越窗逃走报信，张之英闻讯后立即命黎钜镠带人到黄埔用武力阻止2舰出走，机枪子弹象雨点一般向2舰泼来。军舰一边启动，一边用舰炮还击，岸上火力被压住后，2舰迅速通过了第二浅滩和车歪炮台，到达莲花山附近江面。这时，因天黑视线太差，又遇退潮，领先的“海圻”舰偏离航道搁浅，“海琛”舰前去用缆绳拖带，也一起搁浅。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立即同其参谋长缪培南等商议对策。陈济棠想派飞机轰炸，舰队参谋处长关秉衡提醒他说：如派机轰炸，非沉即伤，全国舰只无多，损失甚大。鉴于从前炸沉“飞鹰”舰，港侨震动，认为失当，不若派机侦察，加以劝导。陈济棠考虑后，立即派飞机前去侦察。
　　
　　这时，天色已明，2舰官兵深恐飞机趁机轰炸，便采用缓兵之计。舰上—面用无线电同陈济棠联络，说舰队内部出现分歧，已不准备出走，请派代表来谈判；—面派吴友甫等3人作代表，去黄埔接洽。不久，潮水上涨，2舰分别脱浅，但白天很难通过虎门，便暂时抛锚待机。陈济棠表示同意2舰官兵悔过，但限于当天下午二时前军舰必须驶回黄埔或将舰上一半人员送回黄埔。2舰打算拖到天黑行动，并作防空准备。二时过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3架一批轮流前来扫射轰炸，2舰官兵使用所有高射机枪和火炮对空还击，并起锚游弋。炸弹不少落在军舰前后，但无一击中。四时之后，天气骤变，风雨大作，飞机全部返回，空袭解除。“海圻”舰也从商轮上找来了有经验的引水员。
　　
　　于是，2舰向虎门前进。在距虎门炮台约8000米时，2舰集中10多门大口径火炮向两岸炮阵地猛射，将探照灯全部打灭，使炮台火力难以瞄准。战斗从晚十时打到17日凌晨一时左右，2舰终于冲出虎门。在激战中，2舰没有大的损失，仅“海琛”舰2条固扼支索被击断，1名枪炮军士长被震死。2舰经伶仃洋来到香港南口外，派人联系后驶至九龙海面抛锚，补充煤水，并放回了扣押的广东籍官兵。
　　
　　在香港停泊期间，李宗仁的代表苏博云、日本驻广州领事田中等人前来说项，均遭谢绝。后来，国民党特务邢森洲来舰送来蒋介石的电报称：“两舰径驶首都候吾为要，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2舰官兵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决定投归南京。
　　
　　2舰经休整后，离港北上。当军舰驶至汕尾海面时，遇到中央海军部次长陈季良率领的“宁海”、“应瑞”、“海容”、“海筹”、“逸仙”等舰的炮击。2舰觉得既然已投奔中央海军，就没有还击。“宁海”舰舰长方莹不愿自相残杀，也故意使舰炮打偏，没有1发炮弹击中2舰。2舰遂回驶香港，“宁海”等舰也尾随进港，并要2舰卸下炮拴，随“宁海”等舰一同北上，被2舰严辞拒绝。就这样相持了半个多月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派军委会海军军令处长陈策来香港接2舰北上。陈策事先请求空军护航，以防陈季良的舰队截击。2舰在甲板上划了大白圈，作为飞行员识别标志，中央海军各舰也奉命撤离，为2舰北上让路。
　　
　　7月9日，陈策带2舰离港北上，路经浙江镇海时稍事休整后，于12日抵达南京。2舰名义上重新编入第3舰队，实际上直辖于军政部。唐静海升任“海圻”舰上校舰长，刘乃沂任中校副舰长；张凤仁升任“海琛”舰上校舰长，吴友甫任中校副舰长。其余官兵也论功行赏。第三舰队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与2舰联络。2舰在南京江面的停泊处始终与闽系的中央海军各舰相隔3、4海里，互不往来。
　　
　　在“海圻”、“海琛”2舰出走后，陈济棠对广东海军进行了清洗，免去姜西园副司令兼海校校长职务；解除“肇和”舰武装，所留官兵听候编遣，另从海军练营调人进驻“肇和”舰；“肇和”舰舰长杨超仑调任司令部上校参议，以方念祖为“肇和”舰舰长；资遣海军官佐40人、水兵346人离粤。
　　
　　1936年7月，陈济棠被蒋介石搞垮，余汉谋出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主持广东政局。张之英也随之下台，余汉谋委任冯焯勋为江防司令，第一集团军舰队也改称广东省江防司令部。据1937年2月统计，广东省江防司令部辖有：“肇和”号巡洋舰（2600吨）、“永福”（2330吨）、“福安”号运输舰（1700吨）、“海瑞”（1200吨）、“海虎”（680吨）、“广金”（457吨）、“舞凤”（200吨）、“江大”（274吨）、“江巩”（344吨）、“坚如”（225吨）、“执信”（222.5吨）、“安北”（316吨）、“仲元”、“仲恺”（2艘均60吨）、“飞鹏”（98吨）、“平西”（89吨）、“广安”（83吨）、“光华”（113吨）、“湖山”（130吨）、“凇江”（68吨）、“珠江”（62吨）、“金马”（100吨）、“智利”（104吨）、“江澄”（90吨）、“利琛”（80吨）、“江平”（90吨）、“海鸥”（69吨）、“绥江”（70吨）、“西兴”（61吨）、“安东”（65吨）、
　　
　　“海强”（200吨）等28艘炮舰，另有第1、2（12.5吨）、3、4（18吨）号鱼雷快艇4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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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蒋介石的嫡系电雷学校
　　
　　
　　
　　蒋介石对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和广东海军虽然加以利用，但总不放心，他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嫡系海军采取代各派海军。为了培养海军骨干，蒋介石决心以准备抗日为理由，先办—所海军学校。执行这个使命的是欧阳格（江西宜黄人，1915年底于吴凇海校毕业（烟台海校十期生），1917年随程壁光南下护法，参加过反对陈炯明的作战，后任海校副校长，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要策划者。1938年马当会战后，因有人指控他贪污和保存实力、不战而退而被捕。1940年8月在重庆被枪决）。
　　
　　欧阳格不是福建人，因故曾被中央海军开除。1931年他从美国海军参谋学校结业回国后，想回海军任职，又遭陈绍宽冷遇。因此，欧阳格与闽籍海军将领结怨很深，成为闽系海军的政敌。这一点恰巧被蒋介石所看中，欧阳格就成为承办电雷学校的合适人选。
　　
　　1933年，在考试院长戴季陶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支持下，欧阳格征用了镇江西门的北五省会馆旧址和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开办电雷学校。学校设置的课程与海军学校基本相同，学生穿海军服装，但学校直辖于参谋本部，而不属于海军部。
　　
　　电雷学校校长初为欧阳格，教务主任冯涛，下设教务组和事务组。学生队和学兵队带队军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调来的，教职员则是从广东海军黄埔海校、东北海军青岛海校以及中央海军中不满闽系的人员中招来的，福建人一个也不用，就连学生和学兵也没有一个福建人。教官中聘有德籍顾问劳威等。
　　
　　学校开办时，参谋本部把其所辖的江阴电雷大队划归电雷学校。这个大队是1902年由清朝海军设立的水雷营演变而来的，装备有视发水雷数百具。学校还从浙江外海警察局拨来“海静”号巡逻艇1艘，购买了“镇海”号驳船及“01”号汽艇。经改装后，均供学生和学兵们练习布雷之用。
　　
　　1932年，电雷学校在南京招考第一期航海班学生50人。其中，高中毕业生32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18人（其中有后来任台湾海军司令的黎玉玺）；同时，招收了学兵300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电雷学校于1933年1月正式开学，学生所学课程除增加的电雷课外，其余全是海军学校的课目。学兵所学的专业有帆缆、轮机、枪炮、鱼雷、通信等。学兵设立学兵总队，下分航海大队、轮机大队及通讯队。
　　
　　1934年12月，第一期学生和学兵同时毕业。毕业学生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在从四川军阀刘湘处接收来的“同心”、“同德”号浅水炮舰上实习。9个月实习期满后，挑选出杨维智、刘功棣赴英国，黄震白、胡敬端赴德国学习快艇战术；赵汉良、孙苏赴美国学习鱼雷技术；齐鸿章、崔之道、黎玉玺、汪济、姜瑜、王恩华、李敦谦、傅洪让等赴德国学习鱼雷快艇技术。这些留学生除孙苏留下监造快艇和水雷外，其余的都于1936年底或1937年初随从英、德两国购买的鱼雷快艇回国。第一期的其余毕业生及学兵多数分在学校的各部门工作。
　　
　　1935年3月，电雷学校又在南京招考了第二期学生55名、学兵300名入校。学生先被送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半年的入伍训练，于1936年2月返回镇江，继续学习海军课程。
　　
　　1936年5月，电雷学校迁往江苏江阴县的黄山港，并改隶于军政部，正式名称为军政部电雷学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1936年10月9日，蒋介石曾到电雷学校视察并讲话），欧阳格改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德籍顾问回国后，改由意大利海军顾问来校授课，并有一些意大利人充当工程师和技术员。学校迁到江阴后，已负有作战使命，学校编制大为扩充。校本部设立办公厅及教务、训练、军务、财政、经理5个组。下辖学生大队、学兵总队、快艇大队、鱼雷大队、工厂、医院及直属舰船等。
　　
　　快艇大队由4个中队组成：“岳飞中队”辖3艘德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岳22”、“岳253”、“岳371”号；“史可法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史34”、“史102”、“史181”、“史223”号；“文天祥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文42”、“文88”、“文93”、“文171”号；“颜杲卿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颜53”、“颜92”、“颜161”、“颜164”号。直辖舰船有“策电”、“同心”、“同德”号练习舰。1937年1月，又用一艘商船改装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这是电雷学校最大的军舰，为1080吨。水雷主要是从英国和德国购回的“S”、“H”式2种。在江阴，除有军港外，还开挖了洞库，可供鱼雷快艇进入隐蔽。此外，学校还向英国订购了2艘快艇母舰，即“戚继光”号和“谭伦”号，后因抗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36年6月，马尾海军学校第四期轮机班学生晏海波等30人因违反校规被开除。欧阳格得知后，收容了其中非闽籍学生12人，成立电雷学校第一期轮机班。该批学生于1937年3月学习结束后，被派往德国留学。后来这些人成为抗战后迫使陈绍宽下台的重要力量之一。
　　
　　1937年3月，第二期学生48人及学兵200人，乘“自由中国”号舰进行远洋航行训练。该舰舰长由主任教官刘勋达担任。“自由中国”号舰出长江口后向南航行，经我国各港后，又驶经香港、海防、顺化、西贡、新加坡、槟榔屿、泗水、山打报、坤甸等地。返航时，“七·七”抗战已开始，军舰无法回到江阴，只得在香港驻泊，学生和学兵由主任教官冉鸿翮、总训练官马步祥等率领经陆路回到江阴，立即上艇实习，不久就分派战时任务。
　　
　　1936年6月，电雷学校在南京招考第三期新生132名。接着，又招第四期新生134名，还招了数百名学兵。第三、四期新生均于8月间集中在镇江旧校地接受军事训练后又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受训。
　　
　　1937年8月，第三、四期学生迁往江阴新校舍开始正规学习海军课程，并担负江阴的防空作战任务。11月，上海沦陷，日军进逼江明。电雷学校先迁移到江西星子县，后又撤至湖南岳阳的南津港。
　　
　　1938年7月，欧阳格被扣押后，电雷学校交由海军总司令部接管。除第二期学生和学兵毕业外，第三、四期学生不愿到闽系海军学校学习，陈绍宽也不愿接收他们。原拟将他们遣散，后几经周折，改由搬到四川万县的东北海军学校收纳。但其中大部分人已自行离去，剩余的230人编为东北海校第五期航海甲班和丙班继续学习。这样，电雷学校存在了6年后，于1938年烟消云散了。
　　
　　虽然电雷学校开办时间不长，仅毕业学生108人，学兵500余人，但因该校是蒋介石亲自授意举办的，其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中仍有一定地位。欧阳格常对学生们说，电雷学校是海军中的黄埔军官学校。
　　
　　电雷学校和中央海军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常常发生磨擦。欧阳格任电雷学校教育长后，军政部把他的简历送到海军部铨叙，原拟授予他海军中将。谁知海军部回复说，欧阳格的资历只够一名少校。欧阳格闻讯后勃然大怒。一次，他在训话中说：“陈绍宽给我少校，我照样干我的中将教育长。”在—次授勋仪式上，当陈绍宽接受勋章时，欧阳格攻击陈绍宽受之有愧，理由是龙潭战役前，海军对孙传芳渡江北撤未加阻挠，直到领到饷款后才转过炮口攻打孙传芳。陈绍宽也对电雷学校隶属军政部、却穿海军服非常不满，认为该校官兵应穿陆军服。经过几番争执，电雷学校官兵虽然保住了海军制服，但水兵帽的“中华民国海军”字样被改为“电雷学校”4字，军官们必须佩带“电雷学校”的证章。
　　
　　1935年，电雷学校的“同心”舰驻泊重庆时，一艘外舰舰长前来拜会“同心”舰舰长池敬樟，被他拒绝。那位外舰舰长认为有违国际礼貌，引起交涉，一直闹到外交部和行政院。欧阳格撤了池敬樟的职。陈绍宽认为这有损海军名誉，要求取消电雷学校。结果，行政院命令电雷学校不准再穿海军制服，校舰不得再挂海军旗和长旒。电雷学校官兵听说此事后十分气愤，后经欧阳格多方活动，才保住了水兵服，但必须加佩绣有水雷标志的臂章。中央海军向日本订购了“宁海”舰之后，欧阳格也借机大肆攻击了一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欧阳格连夜从南京返回江阴，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学生和学兵紧急戒严，防止陈绍宽趁机消灭电雷学校。直到蒋介石回南京后，欧阳格才取消了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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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战突击队
　　
　　
　　
　　作为国民党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海军曾多次参与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在这点上，它与陆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不同的是，海军是一个掌握了较先进武器装备的军种，在内河湖泊及沿海地区有较强的攻击力，因而起到了陆军无法起到的作用。
　　
　　
　　
　　军阀火并的急先锋
　　
　　助蒋讨桂
　　
　　1929年，蒋介石同桂系军阀在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展开了大混战。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河北、湖北、湖南、广西诸省，并与广东的李济深结成联盟，实力很强，对蒋介石威胁也最大。而且桂系又是1927年8月逼蒋下台的主谋，蒋介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首先在河北扶植唐生智东山再起，把白崇禧赶走。接着，又扣住李济深，分化粤、桂之间的联盟。等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1929年3月26日发出了对桂系的讨伐令。海军分别在长江和两广战场上为蒋介石效劳。
　　
　　在长江战场上：3月27日，陈绍宽奉命率领第二舰队14艘舰艇参加对桂军作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海军舰队司令。海军的任务是，“游弋于九江、汉口间，极力妨害敌人之行动，并援助第一军之作战及渡江”。
　　
　　3月29日，陈绍宽带领“楚有”、“咸宁”2舰护送蒋介石及其总部人员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游，于次日抵达九江。蒋介石在九江设立行营。陈绍宽又调“诚胜”艇担任运输，“江贞”、“湖鹗”、“公胜”等舰艇赶赴前线。
　　
　　4月1日，蒋介石乘“楚有”舰到黄冈指挥作战。“楚观”、“楚同”等舰向刘家庙发起攻击，“江贞”、“公胜”等舰在兰溪、蕲春、武穴间与桂军飞机发生激战。
　　
　　4月3日，陈绍宽率“楚同”、“江贞”等舰继续攻击刘家庙，“楚观”等舰在团风一带掩护陆军登陆。
　　
　　4月4日，蒋介石乘“楚有”舰驶抵鄂城，海军舰艇再次攻击刘家庙。“楚观”、“楚同”、“江贞”、“咸宁”4舰在谌家矶江面遭到桂军野炮射击，激战终日后，桂军被迫退却，海军攻克刘家庙。
　　
　　4月5日，蒋系陆海军进占武汉，蒋介石乘“楚有”舰到汉口视察。陈绍宽派出“江犀”舰向上游金口、嘉鱼一带侦察。
　　
　　4月6日，海军“楚同”、“楚谦”、“咸宁”、“江犀”4舰追击桂军，占领了金口、嘉鱼等地。
　　
　　4月8日，舰队越过新堤、城陵矶，驶抵岳阳。“楚观”、“德胜”、“诚胜”、“勇胜”等舰艇也随后赶到，“楚同”舰奉命回防湖口后方。
　　
　　4月10日，“咸宁”、“江犀”、“江鲲”3舰继续向荆河、沙市进展，一面压制桂军火力，一面电催陆军加速西行。
　　
　　4月13日，“江犀”、“江鲲”两舰在鄂西马家寨水面同桂军激战。陈绍宽率“楚有”舰兼程增援，郝穴、马家寨、观音寺等3道桂军的防线先后被海军突破。18日，海军进到离沙市仅5里的观音寺，桂军第四路总司令胡宗铎、第五路总司令陶钧乞降。蒋介石派孔庚前往招抚。21日，胡宗铎等通电下野，在湖北的桂军全部投降。
　　
　　4月23日，陈绍宽率“楚谦”等舰进驻沙市，并分派舰艇赴宜昌一带巡逻，监督残余桂军的收编和遣散，直至湖北战事平息。27日，“咸宁”、“江鲲”2舰护送蒋介石从岳州返回汉口。
　　
　　在两广战场上：4月9日，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率领“海容”、“应瑞”2舰自上海经厦门赴广东，准备改编广东海军，统一对桂军作战。5月上旬，广东海军内乱很快被平息，陈策仍控制着广东海军，内乱的主要成员舒宗鎏被资遣离开舰队。
　　
　　5月4日，桂军向广东发起攻势。桂军“鸳江”、“靖江”2艘炮舰掩护20多艘满载士兵的民船，从梧州沿西江而下，直指肇庆。13日，桂军黄旭初部又从肇庆乘舰船沿西江东下三水。广东军香翰屏部与陈策的第四舰队联合阻击桂军。桂军支持不住，向西回撤。1艘桂军炮舰被击沉，“鸳江”、“靖江”2舰被俘虏，运兵民船20多艘受损，伤亡官兵2000多人。
　　
　　17日，桂军主力进至广东靖远、芦苞一带，与粤军发生激战，第四舰队驶往芦苞参战。19日，粤军发动反攻。“中山”、“江大”等舰艇奉命由马口炮击桂军，配合广东陆军进攻。21日，粤军在西江、北江前线大获全胜，桂军退往四会。24日，陈策率第四舰队进占肇庆、禄步，桂军退往悦城。28日，“仲元”、“仲恺”、“执信”3舰进攻柳州。30日，“中山”等5舰进驻封川。
　　
　　6月1日，陈策指挥“中山”、“江大”、“江固”、“江巩”各舰对界首、鸡笼洲、狮子山等炮台猛轰，使桂军遭到很大伤亡。次日，第四舰队陆战队与陆军范石生部相继进占梧州。
　　
　　6月6日，在完成作战任务后，第四舰队回师，于9日返抵广州。
　　
　　在西江、北江激战的同时，拥护桂系的粤军徐景唐部从5月8日起与拥护蒋系的粤军在广九路交火。15日，第四舰队的“广庚”船护送蒋系粤军第八十五师副师长文鸿恩等人前往海丰收编徐景唐部2个团。18日，中央海军“楚泰”、“江元”2舰从厦门赶来，配合第二总队总指挥张贞部攻击徐景唐军，于次日占领梅县。23日，中央海军增派“海容”、“永绩”、“永健”等舰驶抵汕头海面，威逼徐景唐于25日前撤出汕头。24日，徐景唐率部开始撤离汕头。
　　
　　迫降直鲁联军
　　
　　1928年9月，直鲁联军在冀东溃败，张宗昌逃往大连。张宗昌手下的渤海舰队全被东北海军接收。1929年2月19日，张宗昌率残部数百人从大连乘日本轮船回到山东龙口，企图直整旧部，东山再起，结果很快就被蒋系军队击败。4月26日，张宗昌带着残兵败将乘坐“同源”号等7艘舰船离开龙口逃往庙岛群岛。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闻报后，立即率领3艘军舰前往跎矶岛附近海面监视。
　　
　　4月30日，东北海军“海圻”等舰进逼庙岛群岛的大钦岛、跎矶岛、长山岛等处，迫使张宗昌残部3000余人于5月1日全部缴械投降。随后，东北海军又将其用船运到山东日照等地遣散。张宗昌被迫再次逃往大连。
　　
　　中原作战
　　
　　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及桂系军阀展开了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投入兵力在110万人以上。
　　
　　4月23日，陈绍宽陪同蒋介石乘船到达武汉，布置军事。
　　
　　5月下旬，桂张（发奎）联军出击湖南，蒋系何健的第四路军节节后退。海军立即派“楚泰”、“顺胜”2舰艇前往长沙、岳州一带游弋，使桂张联军无法在沿江作战或利用水路进兵。
　　
　　6月3日，第四路军在岳州、城陵矶、临湘等处渡江后撤。陈绍宽急令驻宜昌的“咸宁”舰和驻监利的“公胜”艇赶往洞庭湖和湘江，连同上述2舰负责掩护，阻止桂张联军尾追。
　　
　　6月4日晚，陈绍宽乘“楚有”舰离开南京上驶。途中，他指令“威胜”、“江鲲”2舰分守九江、武穴、蕲春、黄石港一带江面，保障长江交通线；“江元”、“民权”、“德胜”3舰守卫武汉，以安定人心；“义胜”艇来往于武汉、城陵矶、岳州之间，担任运输任务。6日晚陈绍宽抵武汉。
　　
　　6月7日，陈绍宽乘舰驶往新堤，得悉桂张联军已由长沙向岳州、城陵矶前进，遂于8日拂晓赶至岳州。
　　
　　6月8日晚，“顺胜”炮艇奉令潜入长沙江面，突然用大炮向市内桂张联军猛轰。该艇沿铜官、靖港、湘阴等处向岸上扫射，并俘获正在渡江的桂张联军20人，引起了极大震惊。“顺胜”艇偷袭成功后于9日上午返回岳州。
　　
　　6月9日，陈绍宽令从下游赶来的“咸宁”炮舰再次袭击长沙。但桂张联军已在营田岸边布防，安设大炮多门。当“咸宁”舰路经营田时，遭到岸上炮火阻拦。“咸宁”舰同岸上大炮激战了1小时，击毁桂张联军大炮数门后，于当晚驶回岳州。这—天，陈绍宽调整了部署，以“义胜”艇防临湘，“诚胜”艇守城陵矶，“楚有”、“公胜”2舰艇驻新堤，掩护第四路军回撤，
　　
　　6月11日，“义胜”艇驶到岳州上游之南津港时，正碰上桂张联军在铁路桥上成队行军。“义胜”艇马上开炮、扫射，桂张联军无处躲避，死伤甚多。
　　
　　6月12日，“楚泰”、“诚胜”2舰艇复往城陵矶、岳州一带继续攻击，“楚有”、“公胜”2舰艇仍守临湘、新堤等处，“咸宁”、“顺胜”2舰艇在嘉鱼、肖家洲一线常川巡弋。
　　
　　6月13日，陈绍宽亲率“楚有”、“义胜”2舰艇突袭临湘、城陵矶、岳州。经1天激战，桂张联军于当夜撤退，海军于次日晨占领城陵矶，午后又攻下岳州。陈绍宽命令“楚有”、“楚泰”、“义胜”等舰艇担任警戒，“诚胜”艇入洞庭湖追击，并派陆战队上岸维持市内治安。
　　
　　6月15日，陈绍宽带领“楚有”、“顺胜”2舰艇向长沙推进，沿途攻克营田、芦林潭、湘阴、靖港等地。当晚，“顺胜”、“诚胜”2艇进至长沙附近的三叉矶进行侦察。次日晨，“楚有”等3舰艇向长沙铁路桥、新河一带猛攻，适遇从城陵矶、岳州退到此处的桂张联军。联军遭到攻击后，立即溃散，逃伏田野，至天黑后才远遁。“湖隼”鱼雷艇随后也赶来参战。
　　
　　6月17日，陈绍宽率各舰艇继续攻击，发生激战。“顺胜”艇烟囱和机件被击坏。傍晚，“咸宁”舰亦从岳州赶来助战，打到晚十时，桂张联军无法支持，撤出长沙，海军遂掩护第四路军占领该市。
　　
　　6月18日，“顺胜”、“诚胜”2艇分赴长沙上下游各港搜索散兵游勇，并向湘潭追击。次日，陈绍宽又令赶来的“民权”舰驻防长沙，其余舰艇分路向湘南搜索前进。随后，海军奉命除少量舰艇留守外，其余舰艇回师，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参加“剿共” 镇压人民武装起义
　　
　　
　　
　　镇压南昌起义军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起义军进军广东。
　　
　　9月23日，起义军解放潮州。24日，起义军克服汕头，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1个团担任警备。国民党汕头军政头目姚雨平等仓惶出逃，登上“飞鹰”舰驶出汕头港。
　　
　　9月27日，广东海军派遣“飞鹰”、“民生”、“安平”、“海通”等4艘军舰前往汕头，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开炮，配合陆军反扑。
　　
　　9月28日午后，“飞鹰”、“民生”、“安平”各舰又向汕头驻扎的起义军开炮10余发。海军陆战队百余人在汕头妈屿口登陆，被起义军击退。此外，国民党军事当局又急调炮舰10余艘，分两路准备进攻汕头；陆战队2个营乘“涵江”号轮船经厦门在浮宫上岸，进入漳州。“飞鹰”等舰还在石角等处海面掠夺民船10多艘，准备运送登陆部队进攻起义军。
　　
　　9月29日，“飞鹰”等舰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下，又向汕头的起义军发动猛攻。陆战队300余人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在汕头登陆与起义军警卫团展开激战，再次被起义军击退。
　　
　　9月30日，国民党海军舰艇与帝国主义军舰又发起新的攻势，并掩护步兵在石炮台、海关前、揭阳码头登陆，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虽然发高烧达40度，仍带病指挥作战。这时，1艘苏联运送军火接济起义军的轮船已到达汕头海面，但被国民党海军和帝国主义的舰艇阻拦，无法靠岸。起义军终因得不到补充而失利。敌陆海军重新占领了汕头。
　　
　　进攻广州起义军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了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官兵和工人、农民在广州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市区。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跑，张发奎避入了广东海军江防司令冯肇铭的座船——“宝壁”舰，黄琪翔上了“江大”舰，薛岳登上“江固”舰。军舰上的电台立即进行联络，调集军队前来广州镇压起义军。
　　
　　当日下午起，江防各舰联合英美等国军舰一起向珠江北岸炮击，掩护第五军李福林部抢夺城外制高点观音山。起义军用迫击炮向敌舰还击，在观音山同敌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在敌军强大的舰炮火力轰击下，起义军战士伤亡剧增。血战到13日，敌军在军舰掩护下，分3路从珠江南岸渡江攻入广州市区，起义失败。
　　
　　争夺长沙之役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击败2倍于己的敌军，进占长沙，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党派军急调“咸宁”、“勇胜”2炮舰驶入湘江，在美、日等国军舰的配合下，掩护陆军第三十一、第十五、第十六、新二十二等师部队合围红三军团。红军炮兵奋勇还击，同敌海军展开了激烈炮战，数次击退敌舰。
　　
　　8月5日，红三军团在于敌以重大杀伤后撤出长沙，开赴湖南平江、浏阳地区继续斗争。
　　
　　福建“剿共”作战
　　
　　参加“剿共”作战次数最多的是在福建的国民党海军。1929年7月，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亲自乘坐“普安”舰从马江驶至厦门，指挥舰队和陆战队镇压福建沿海的工农武装斗争。
　　
　　同年夏季的一天，莆田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二○七团在团长陈兆芳、政委陈天章领导下，袭击了驻药石镇的海军陆战队1个排，击伤3人。
　　
　　1930年7月，福建海军陆战队1个营袭击了沃柄—带的红军，红军团长黄琨牺牲。
　　
　　12月，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在民团配合下进攻麦斜岩，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八团官兵奋起反击，同敌军激战后撤退。
　　
　　1931年间，陆战队第二独立旅在崇安县的长涧、四渡桥、兴田、赤石街、顺昌县的坑口等处多次同工农红军及游击队交战。次年，方志敏率红十军一部奇袭赤石街，俘虏陆战队2个连长，缴获了2门迫击炮及不少枪枝弹药。
　　
　　1932年10月-12月，海军陆战队2次联合民团向合山、长龙红色根据地进攻，均被红军连江游击队击退。
　　
　　10月，甘棠人民举行暴动，歼灭海军陆战队1个排，缴枪20多枝。12月，陆战队出动了1个团兵力配合陆军向透堡乡进剿。在包袱山和白鹤岭的几次作战中，造成红军游击队的重大伤亡。
　　
　　1934年1月初，福安赛歧人民举行暴动，驻该地的陆战队1个连闻风而逃，避入三都岛。1月9日，海军当局调用1艘军舰运载陆战队前往镇压。
　　
　　堵击工农红军长征
　　
　　1935年2月，海军部派出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前往汉口，指挥在川、湘、鄂水域的舰艇，封锁江河，配合陆上部队阻止红军渡江北上抗日。
　　
　　据海军部统计，国民党海军奉命出动参加“剿赤”作战的舰艇次数为：1930年，189次；1931年，77次；1932年，74次；1933年，45次。4年内总计385次之多。
　　
　　
　　
　　扼杀“闽变”
　　
　　
　　
　　凇沪“一·二八”抗战之后，第十九路军被调入福建“剿共”。因作战一再失利，第十九路军损失不少，官兵们产生了厌战情绪，纷纷要求继续抗日。
　　
　　1933年11月20日，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领导下，并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海军老将萨镇冰（74岁）被聘为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后又放任命为延建省省长。（革命政府将福建划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4个省和福州、厦门2个特别市）
　　
　　驻闽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旅长杨廷英）、第二旅（旅长林秉周）名义上也被纳入革命军的序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要求马尾要港司令李孟斌率舰一致行动。但李孟斌却按南京方面命令，把“江元”、“楚观”2舰开赴三都岛，以避革命军飞机的轰炸。革命军随即进驻马尾、厦门两地的海军要港司令部、造船所、航空处、炮台、练营等处，扣住了“海鸥”、“景云”、“庆云”3舰，但“庆云”舰不久即绕道逃走。海军陆战队也奉命开到三都集中，其中一部扼守宁德、罗源一带，海军鱼雷游击队司令王寿廷也于22日率舰赶到三都，会同李孟斌布防。
　　
　　11月24日，海军奉令封锁闽浙沿海。先后到达三都的舰艇有“逸仙”、“中山”、“永健”、“永绩”、“楚有”、“楚泰”、“楚观”、“江元”、“江贞”、“江宁”、“海宁”、“抚宁”、“绥宁”等。这些舰艇在福建海面游弋，切断了革命政府的海上交通线，对福建革命政府构成了很大威胁。此外，海军还派出“江宁”、“绥宁”2艇与温州、瑞安驻军联络，并准备了“定安”、“华安”2艘运输舰随时出动运送陆军赴闽作战。日、美、英等国舰艇也在福建海面云集，企图配合镇压“闽变”。
　　
　　11月28日，南京海军部宣布，从本日起对福建进出口船只实行检查。同日，粤海舰队的“海圻”、“海琛”2舰也开到汕头，监视革命军的行动。
　　
　　12月中旬，蒋介石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协助下，由浙、赣2省分3路向福建进攻，对革命军形成夹击之势。
　　
　　12月23日，李孟斌率“楚有”、“楚泰”2舰进击长门和马尾，革命军撤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海防缺口被打开。
　　
　　25日，海军调“宁海”、“应瑞”、“海筹”等大舰到吴凇口外鸭窝沙待命，准备南下福建。在闽各舰继续攻击革命军。
　　
　　29日，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乘“海筹”舰驻在三都，统—指挥闽口、厦门2要港司令部、各要塞、海军陆战队及所有驻闽舰艇的作战。
　　
　　1934年1月3日，福建人民革命军闽东警备司令邱兆琛率3个独立团增兵连江，进攻罗源、宁德，在飞鸾岭、白鹤岭遭到海军陆战队的阻击。革命军占领罗源后，次日又被陆战队夺回。革命军后撤，陆战队乘势攻击丹阳、连江。
　　
　　1月8日，海军部命令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督促所部作好战斗准备，并加派王寿廷带领“逸仙”、“中山”、“江宁”3艘舰艇及1个营陆战队从三都开往厦门，与驻厦的“楚谦”、“楚同”2舰及陆战队会合，于10日正式接收厦门市，人民革命军驻厦门的特务营、宪兵队被海军改编成陆战队。
　　
　　11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由沪乘“宁海”舰南下，于次日到达三都海面，命令各部向福州推进。13日，海军舰队和陆战队逼近福州市区。
　　
　　15日夜，海军陆战队先头部队冲进福州城内，但人民革命军一部仍留在城内。经萨镇冰从中斡旋，到16日中午才全部撤出。陆战队3000人随后入城。在连江、罗源的革命军闻知福州失守后，也分别撤走，两地均被陆战队占领。
　　
　　对此，“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以此次海军迅赴事机，戡定闽疆，均下令嘉奖”。
第四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凇沪抗战袭击“出云”
　　
　　三阻塞江阴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江阴封江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退守南京
　　
　　四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马当保卫战湖口陷落
　　
　　鄱阳湖布雷田家镇、葛店血战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湘北会战两次挫敌
　　
　　长江游击漂雷战
　　
　　五设防川江拱卫重庆
　　
　　六青岛撤守和东南沿海保卫战
　　
　　青岛沉舰厦门马尾抗登陆
　　
　　浙粤沿海防御
　　
　　七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闽系与电雷系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戴笠染指海军
　　
　　八对日受降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收复南海疆域
　　
　　九汪伪海军的组建及其覆灭
　　
　　
　　
　　
　　
　　
　　
　　
　　
　　一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凇沪抗战袭击“出云”
　　
　　三阻塞江阴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江阴封江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退守南京
　　
　　
　　
　　
　　
　　
　　
　　第四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鲸吞中国、称霸东亚的欲望不断膨胀。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五相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国策基准》，提出日本今后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日本参谋本部根据这—“国策”制定了1936年度国防方针：以美苏为目标，同时准备应付中英。努力加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制敌机先，迅达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战争目的，并准备长期战争。对华作战初期的用兵纲领是：击破中国的野战军和主力舰队，占领华北及上海附近，并制压长江水域。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国内早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5年扩军计划，海军于1937年初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制定了包括建造世界最大军舰的庞大的造舰计划。1937年这一年，造舰吨位达52400吨。
　　
　　至1937年，日本海军已拥有舰艇308艘：战列舰9艘，练习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6艘（1艘在造），一等巡洋舰12艘，二等巡洋舰25艘（2艘在造），水上飞机母舰5艘（2艘在造），潜水艇母舰7艘（2艘在造），敷设舰6艘，海防舰7艘，炮舰10艘，一等驱逐舰85艘（2艘在造），二等驱逐舰29艘，一等潜水舰37艘（2艘在造），二等潜水舰25艘，水雷艇12艘，扫雷艇12艘，特务艇20艘（1艘在造）。总排水量1204132吨。海军航空队拥有飞机1220架。
　　
　　日本的侵略，咄咄逼人。国民政府的“忍让”妥协政策一再失败，于是也开始逐步计划全国的整军备战。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尤其是从1933年度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采取了一些备战措施，制定了国防方针，同时还制定了整军备战的具体指导要领。
　　
　　军事上，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准备：整编陆军，加强海空军，健全各兵种，实行征兵制，普及国民军训，整建交通，构筑国防工事，筹备防空设施，开发资源，发展军需生产。到“七·七事变”时，中国陆军为：步兵182个师又42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4个团，还有其他特种兵及保安队；海军为：第一舰队，辖“海容”、“永绩”等12艘舰艇，排水量为17484吨；第二舰队，辖“楚有”、“江元”等19艘舰艇，排水量为9359吨；第三舰队，辖“定海”、“永翔”等14艘舰艇，排水量为14919吨；练习舰队，辖“应瑞”、“通济”2舰，排水量为4360吨；还有巡防、测量舰及总部直辖20多艘舰艇，排水量1万多吨；加上江阴电雷学校的雷快艇以及闽粤沿海、长江内舰艇船只，共120艘，总吨位68895吨；空军为：轰炸机第一、第二、第八共3个大队；驱逐机第三、第四、第五共3个大队；侦察机第六、第七2个大队，攻击机第九大队，总部直辖4个中队，共12个机种，314架飞机，另外还有教练机、运输机等。战争初期中国可能使用的兵力，约为总兵力的半数。
　　
　　此外，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还研究制订了防御作战计划。1935年拟定的《改定海军作战计划之草案》中，规定海军作战方针为：切断敌海陆军联系，阻敌长驱直进，然后以游击方式与敌相持；海军战务区分：首取攻势，肃清长江，二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三取攻势防御，争持东海、黄海。1936年底，参谋本部奉令拟订《一九三七年度国防计划》，由次长兼军委会铨叙厅长林蔚具体负责，1937年1月提出甲、乙两个方案，2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等审查后，送庐山由陈诚转呈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海军作了分析，规定了中国海军的部署及任务。认为，日本在军力、国力都占绝对优势，“掌握绝对的制海权”，进攻中心“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杭州湾迤南沿海各要地，预料只有局部之攻击……”中国海军就质而定，不能于远海歼敌；就量而言，也不足以防卫各海口，所以“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具体行动：（1）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迅速集中长江，先与空军和要塞配合扫除江内敌舰，再与要塞协力担任长江下游防守，协同陆军作战；（2）第三舰队开战前务必迅速集中长江，防守长江下游；（3）各舰队严整战备，防止敌海军突然袭击；（4）各要塞慎密防范，准备随时应敌。镇海-乍浦-海州各区要塞，南通-江阴-江宁各区要塞，受所在区野战军指挥。海军要塞严密防守海岸，粉碎敌军登陆企图。江防要塞于宣战时，配合海空军迅速消灭江内敌舰，再封锁江面，并为野战军阵地之依托，支援野战军作战。
　　
　　国民政府在制订的国防计划中，要求在中原、徐（州）海（州）、苏浙闽粤沿海及晋绥等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从国外购进一些重炮配置。1933年10月31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组，指示：“江海各要塞以江阴与江宁两要塞为中心，乍浦与镇海为南区，海州与通州为北区，芜湖与马当为西区，江宁要塞之范围，应西至东西梁山与东至镇江，皆划入在内，可先定一中南北各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理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计划之图案与详细之方案，如现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然后再照所定之策，逐步施行。”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要其赶筑武汉要塞。
　　
　　国民政府还制订了《扫荡上海日军据地计划》，旨在先发制人，迅速摧毁日军根据地，占领沿江要地，阻止日军登陆。
　　
　　“七·七”事变后，上海方面的日军也加紧活动，不断增兵。日本军舰在长江下游和沿海频繁游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沪西—带举行夜间演习，又借口水兵宫崎贞雄在上海宁波路失踪，提出交涉。7月20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本田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的空中飞行，遭严词拒绝。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队长大山勇夫和1名士兵开车闯入我虹桥机场警戒线滋事，被当场击毙。事发后，日方佯称要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际却在继续增兵上海，补充大量军需品。8月10日晨，日本海军第十六驱逐队抵沪。11日晨，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到沪。日本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其精锐第一联合航空队分别进驻济州岛大村机场和台北机场；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航空母舰也侵入我国东海的马鞍群岛海面，随时准备对凇沪地区发起进攻。至13日止，日本海军在上海已有舰艇30余艘，陆战队4000余人，加上武装日侨，兵力达1万多人。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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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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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益紧张的战局，7月11日晚九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22次卢沟桥事变的汇报会，研究对策，并向海军部下达指示，要“不失时机，撤除长江之灯塔、航标”，“江阴新炮限期完成”，从速“妥定海军使用计划”。7月17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由柏林打回电报，要求率海军人员回国，参加抗战。
　　
　　陈绍宽是于1937年4月2日赴欧洲访问的。5月15日，英王乔治六世将举行加冕典礼。3月12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陈绍宽为副使的代表团赴英。随员有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驻英公使郭泰祺，海军部军务司少将司长林献炘，巡洋舰副长周应聪少校，林遵上尉，以及中少尉航海员和见习官蒋菁、邱仲明、王国贵等10余人。陈绍宽此行的任务，早利用这次机会到欧州各国考察并联系引进海军装备。离沪行前，陈绍宽召见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告知：“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当前往德国向德国海军购买潜水艇6艘和潜水艇母舰1艘，此事已由蒋委员长通过德国顾问向彼方海军商有头绪，成约之日有电告你。”陈还说，组建的中国海军潜水艇舰队，在国外进行短期训练，先以这次随行的官员为备员，然后从国内选派官兵前往充实编制，由李世甲负责。在这之前，蒋介石曾派欧阳格到意大利活动，打算购买潜水艇，遭到墨索里尼的拒绝。陈绍宽参加加冕庆典之后，转赴柏林，与德国海军接洽。德国国防部长以出售现役舰艇“有碍国体，未便从命”为借口，予以拒绝。但表示如用商业方式签订契约，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代为建造。陈绍宽遂与德国防部签约，购进大、中、小型潜水艇共6艘，潜水艇母舰1艘，鱼雷多枚。签约之后，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陈绍宽只身飞回南京，派王致光中校等赴德负责监造潜水艇，后中德断交，合约随之失效。
　　
　　这时，中国海军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海军部派曾国晟中校和周应聪等把在沪的海军机关、眷属，尤其是技术人员撤往内地，并在上海大量购买制造水雷所需器材，分批分路内运。海军部对所辖的57艘舰艇（排水量44038吨）下达命令，“楚泰”舰和“正宁”、“肃宁”、“抚宁”3艇协同闽江口要塞扼守；“公胜”艇协防珠江；“诚胜”艇警戒山东，协助第三舰队；“普安”、“永健”舰留沪，保护海军各机关、造船所，其余49艘舰艇陆续驶入长江待命。
　　
　　
　　
　　二凇沪抗战袭击“出云”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陆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向日军发起进攻，双方在凇沪地区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激战。
　　
　　中国海军的实力与日本海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国大本营于8月20日颁发蒋介石签署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令》中，针对敌情明确规定海军当前的任务是：“以闭塞吴凇口，击灭在吴凇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并以一部协力于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纵有牺牲，亦在所不辞。”
　　
　　早在8月11日，“甘露”、“皦日”、“青天”3艘测量舰就奉海军部令破除江阴下游航行标志，“绥宁”、“威宁”2炮艇，将西周、浒浦口、铁黄沙、龙潭港、福姜沙等处航行标志次第毁除。驻沪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指挥驻沪海军固守阵地，协同陆军作战。14日，将运输舰“普安”号等几艘船只沉塞黄浦江的董家渡，征用6艘轮船沉塞江南造船所附近的航道，又将14艘商船沉塞十六铺，在黄浦江烂泥渡附近又沉塞4艘收缴的日本商轮。到17日晚，在黄浦江内构成了三道防线，同时布放了一批水雷，以封锁凇沪各航道、港汊，阻止日军乘舰溯江上犯包抄我陆军后路，使日军妄图速战速决，一个月占领上海的计划落空。
　　
　　8月14日，设在江阴的电雷学校改编为江阴江防司令部，欧阳格任司令，徐师丹任参谋长。当即派快艇大队长安其邦率领“史102”和“文171”号2艘鱼雷艇驶往上海奇袭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胡敬端、刘功棣两艇长受命后，对艇进行了伪装，于当夜启航。2艇只开动副机从江阴内河入江，昼隐夜行。途中，“文171”号发生故障，停机抢修，迟—天到达。“史102”号按计划于15日晚到达龙华，胡艇长在水泥厂与先期到达的欧阳格等人进行了简短的研究，决定仍按原方案单艇出击。第二天，在与友军取得联系后，安其邦、胡敬端等在英租界外滩一带侦察“出云”舰及附近情况，发现十六铺封锁线外有敌炮舰巡防，外滩江面停泊多艘各国军舰和商船，环境比较复杂。这时，“文171”号也赶到，欧阳格为慎重起见，决定仍派“史102”号单艇出击。
　　
　　晚上，“史102”号从龙华开动副机，悄悄地驶出十六铺附近的封锁线后，开动两部主机，冒着敌舰的炮火，全速向下游冲去。但江面观察困难，驶至外滩陆家嘴附近仍看不清“出云”舰的位置，再推迟发射鱼雷就有可能丧失战机。于是，该艇向预定的方位发射了2枚鱼雷。这时，快艇也被敌炮弹击中，只好冲驶搁浅在英租界九江路外滩码头外档，把武器装备卸弃江中，人员泅水隐蔽在码头下面，等到夜深人静才游上岸。这时，事先安排好的接应人员将他们接到租界内的惠中饭店，以后又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历时月余才辗转返回江阴。8月20日，何应钦致电欧阳格，谓：“南京路外滩一役，我快艇官兵壮烈殉国，深为钦佩。虽未获成功，但已减敌舰骄横之气焰。尚望再接再励，整饬部署，以竟全功。”
　　
　　中国海军的这次袭击，使日军极为震惊，一连几天搞不清这次袭击来自何方。20日起，日本海军飞机向凇沪海军机关轰炸。海军驻沪司令部、造船所、军械处、电台站、飞机制造处、警卫营住地、仓库码头等先后被炸毁。正在造船所修理的“永健”号炮舰与敌机相持几日，炮弹告竭，致被炸沉。这是在抗战中损失的第一艘中国军舰。22日，日军出动12架飞机到江阴电雷学校进行报复性轰炸，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1架“九四”式飞机。26日，“皦日”舰在通州遭到了3艘日舰的围攻，被击沉。
　　
　　中国海军在上海继续进行秘密敷设水雷的工作。9月7日晚，日军登陆的浦东新三井第三、第四码头以及趸船和2艘汽艇被炸毁或炸沉。后敌军改用海军码头登陆，又被炸，军用品多被炸毁，并炸沉运输汽艇。其时，敌“出云”舰停泊在其昌码头，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住舰指挥，中国海军再次组织袭击。19日凌晨，派特务兵王宜升、陈兰藩等携水雷3具，泅水炸伤“出云”舰尾部，周围日海军铁驳船4艘、小火轮10艘遭重创，防御物均被炸毁。时逢日本海、陆军和外交首脑于军事会议闭幕后回宿舰中，受惊不小。翌日，军舰急忙驶出港外。11月3日，中国海军移炸敌海军第十一战队旗舰“安宅”号，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特务兵越过几道警戒线，迫近敌舰时，水波震动，被敌舰哨兵发觉，以机关枪扫射，2名特务兵失踪。
　　
　　随着沪战的进行，日本海陆军援兵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侵入中国的日本军舰增至120艘，其中运输舰、病院舰70艘，航空母舰4艘，分泊山东、吴凇、杭州湾，战斗更加剧烈。
　　
　　中国海军把存沪的高射炮大量供给浦东陆军组设饱队，扼守要隘，到后来吃紧时，海军警卫营也投入了当地军警作战，以高昌庙为警戒线。11月11日，敌军猛犯南市地区。该营死守阵地，陷敌重围，伤亡惨重。高昌庙失陷后，海军各机关被占领，警卫营奉命与陆军第五十五师官兵坚守到最后才突围而出。
　　
　　由于中国海军在沿海及上海附近各港汊择要敷设水雷，加上黄浦江上的3道封锁线，使敌舰艇屡被炸伤炸沉。直至高昌庙失陷，日本海军仍不能前进。中国海军在撤离凇沪战场时，用自制地雷把苏州河沿岸桥梁、梵王渡铁路桥等破坏。从9月下旬以后，中国海军的对日作战主战场已逐步转移到长江航道。
　　
　　
　　
　　三阻塞江阴拱卫京畿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地处宁沪之间，与北岸靖江隔水相望。长江下游江面一般宽约3至4公里，到此逐渐狭窄，仅有2公里左右。南岸山陵起伏，地势险要，可以控制整个江面，是扼守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的要冲，所以历代都将此作为必争之地。清朝政府在此设立炮台，并驻军把守。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到此视察。江阴可说是通往南京和长江上游的门户。
　　
　　“七·七”事变爆发后，凇沪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加强要塞守军，由海军在江阴封江防御，阻止日军溯江西犯，威胁首都。谁知在这紧要关头，消息不翼而飞。
　　
　　
　　
　　情报走漏江阴封江
　　
　　
　　
　　陈绍宽从伦敦飞回南京后，于7月27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认为，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要求有关各部采取配合行动。第二天上午，汉口方面的日侨突然紧急撤退，正在装货待发的日本商轮临时卸下货物，让大量侨民涌上，随身衣物大都没有携带，有的就餐未毕就赶赴码头。中国方面这才得知东京连夜召开商议，决定将长江中、上游所有日舰、日军、日侨立即向上海撤退。消息传来，国民政府大为吃惊，知道情报走漏。原来，担任27日行政院会议记录的简任秘书黄浚当晚就将此绝密消息透露给日本驻南京使馆。日本得此情报，立即采取了上述行动。于是，汉口、芜湖、湖南、重庆等地的日侨，在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率领的驱逐舰、炮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下，由长江中上游驶达上海。在撤离的同时，日本海军派出第二、第三舰队到中国海上集结，准备大举入侵中国。
　　
　　形势越来越紧，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的舰艇陆续开入长江，分布在汉口、九江、湖口、南京下关和草鞋峡等港口，火力较强的“平海”、“宁海”等10余艘舰艇在草鞋峡升火待命。与黄浦江董家渡的阻塞行动构成犄角之势的江阴封锁线，本应从速进行，就可以把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八重山”号等10多艘舰船封锁在长江内，作为与日本谈判的“本钱”。但因最高军事当局迟迟不决．致使坐失良机，刚好在封江前让其逃脱。
　　
　　8月11日下午，蒋介石知战争即将爆发，遂亲自打电话令陈绍宽要其执行封江任务，防止敌舰以突击方式直抵南京。11日晚海军部下达了向江阴进发的命令。是夜，陈绍宽亲自督率陈季良的第一舰队驶赴江阴进行封江。第一批用来沉塞的是军龄较老的8艘舰艇，即“通济”、“大同”、“自强”、“武胜”、“德胜”和“威胜”等6舰及“辰”、“宿”2艘鱼雷艇。海军还向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用20艘船只，依次下沉。沉塞工作于12日完成。
　　
　　随后，中国海军又继续征用“公平”、“万宰”、“泳吉”3商轮沉塞，并把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各地的日本趸船8艘拖往江阴堵塞。9月25日，为增强防线力量，中国海军再次抽出“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吨位最大的军舰沉下构成另一辅助线。沉船总吨位达63800多吨。后又从苏浙皖鄂各地征用石子3000多方和大量柳枝，装入185艘民船和盐船陆续填下，弥补空隙。计有10多艘舰艇和1千多人参加，工程费时2月。然后，海军在阻塞线外侧敷设水雷区，主力舰则驻扎内侧，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为了加强江阴封锁线，海军部派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主力舰列阵前沿，曾以鼎司令率第二舰队随后支援，接应第一舰队。各舰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敌舰。中国海军这一战略，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海军的优势，其舰艇只限于在长江口地区活动，不能实现溯江西上一鼓而下南京的战略。为此，日本海军决计要突破江阴封锁线，遂派出精锐的航空兵轰炸中国舰队，扫清前进阻碍。中国海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爆发了抗战中闻名的江阴大战。
　　
　　8月16日，日机开始分批向各舰空袭，列阵的4舰用高射炮、高射机枪和江阴要塞的防空武器构成火网，迫使敌机不敢接近封锁线。22日，“宁海”舰击落1架敌机。第一舰队4舰与日机周旋1个月，日机终不得逞。9月22日，日本海军派出第二航空战队（“加贺”号航空母舰载飞机42架）和第二联合航空队（为陆基航空兵，有战斗机24架，轰炸机30架，攻击机12架）到江阴上空攻击中国护防舰只。日军飞机首先围攻“平海”舰。该舰官兵集中火力浴血奋战，历时6个小时。舰长高宪申正在全力指挥作战，腰部突被一弹片击中，伤势甚重，仍忍剧痛继续指挥。高射炮见习生孟汉霖、高昌衢中弹阵亡。炮手周壮发正瞄准发炮，一块飞来的弹片猛地横贯左臂，但他仍使出全身气力坚持发炮。其他34名官兵也伤亡惨重。他们共击落击伤日机5架。是役，“平海”、“应瑞”2舰受伤。
　　
　　翌日晨，38架日机又分批从四面围攻，以“平海”、“宁海”为重点轰炸目标。双方再度展开猛烈对战，各舰官兵抱着与舰共存亡的信念，坚守岗位。“宁海”舰伤亡极大，航海员林人骥等人立时阵亡，舰长陈宏泰亦受重伤。枪炮官陈嘉桪、军需员陈惠、枪炮员刘崇等裹伤力战，见习生孔繁均见炮手负伤，仍冒险疾进，发弹甚多；机关枪指挥见习生刘超，见高射机炮发射过多，出现障碍，立即在极度危险的露天炮位且战且修，至枪架被击断纵轴时，毅然又提起炽热的无架机枪向日军射击。副长叶可钰见陈舰长身负重伤，立即代行指挥全舰作战。
　　
　　由于连日的战斗，弹药告竭，更多的日机麋集，“平海”、“宁海”2舰先后被炸中要害，军舰逐渐倾斜沉入江中。这场激战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2舰沉没后，陈季良移驻“逸仙”舰。
　　
　　25日，“逸仙”舰在江阴执行防守任务。10多架日机猛扑过来轮番轰炸。由于前几日的战斗，炮弹消耗殆尽，官兵仍然顽强抗击，用舰首主炮击碎2架日机，其余飞机仓皇逃走。该舰负伤后大量进水，堵塞无效。海军部立派“建康”号驰往救援。这场战斗，“逸仙”舰死14人，伤8人。不久，日机又来报复，遂被炸沉。“建康”号在龙梢港与日机遭遇，全舰官兵用高射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日机分前后两队实行夹击，舰中8弹，舰长齐粹英、副长严又彬、航海员孟维洸在望台上被炸伤，其余阵亡7人，受伤27人，军舰多处被炸坏，各舱同时进水，倾斜下沉。陈绍宽命曾以鼎率“楚有”舰赴江阴接防。“楚有”舰到江阴后，28日、29日连续4次遭日机袭击，炸中要害部位，18人负伤。于是开往六圩港附近，一面抽水塞漏，一面御敌。日机追踪投弹，“楚有”舰于10月2日下沉倾覆。第二舰队司令部遂移驻江防司令部。
　　
　　中国的几艘主力军舰在江阴一带被炸沉后，日机仍在不间断地轰炸。但海军官兵不避艰难，各舰艇官兵忠于职守，又击落击伤10余架日机。“青天”、“湖鹏”、“湖鹗”、“江宁”等艇也先后在龙梢港、鳗鱼沙、鲥鱼港、炮子洲等处被炸沉。13日，“绥宁”艇在十二圩负重伤。25日，“应瑞”舰在采石矶与日机激战后沉没，阵亡15人，负伤59人。
　　
　　江阴封锁线保卫战，中国海军舰艇和官兵损失惨重。国民政府军委会鉴于单凭军舰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决定海军退守长江两岸，将舰炮卸置岸上组建炮队，对敌舰实施腰击。10月29日，海军奉命逐步拆卸重炮，首先组成海军太湖区炮队，任命罗致通为队长，下辖5个分队，共210名队员，配置在江阴、浦东、太湖各处，队部驻扎苏州；并调“平明”、“捷胜”号巡弋湖内，以防日舰由吴凇口顺水进入太湖。9日，海军又组成镇江区炮队，并扩充了江阴炮队。在江阴炮台总台部下分设第一、第二炮队，担任巫山、六助港防御，封锁江面，构成保卫江阴封锁线的第二道防御阵地。
　　
　　
　　
　　撤离要塞退守南京
　　
　　
　　
　　11月5日，日本第十军以3个半师团的兵力，在其中国方面舰队（辖第三、第四舰队）的掩护下避开乍浦中国海军炮队的防御区（1937年，海军拨舰炮2尊，在乍浦装置炮台并配以炮队），从防守薄弱的金山卫登陆，守军侧背受敌。于是，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凇沪地区。
　　
　　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即兵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左路沿太湖以南经泗安、广德向芜湖进攻，以截断陆路交通；中路沿京杭国道沿宜兴、溧阳、句容向南京进攻；右路沿京沪铁路攻占无锡、江阴、镇江等地，进攻南京；同时，海军拟沿江西上，突破江上封锁线，进攻南京，并截断水上交通。所以，江阴要塞是日军必争之地。
　　
　　江阴要塞是海陆军共同防守，要塞司令许康，江防司令欧阳格，均归江防总司令刘兴指挥。要塞是由参谋本部城塞局派出的工程处负责，计划由德国顾问指导设计施工。以君山、黄山炮台锁住江面，东面的狼山、福山为屏障，构成东南扇形阵地，筑有永久国防工事。整个要塞装备100多门火炮。7月下旬，军政部兵工署又赶运到8门德制8.8厘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炮，弹药、观测、通讯设备齐全。4门装在东山，4门配置肖山。这种火炮被命名为“甲炮”（此种炮共购进20门，江阴和江宁要塞各置8门，武汉外围的白浒山配置4门。番号为：江宁要塞甲一台、甲二台，江阴要塞甲三台、甲四台，白浒山甲五台），射高6000米，射程9000米，平射最大射程14500米，在当时两用炮中算是较先进的；不久，又运来4门15厘米口径的加农炮，命名为“丙炮”，配置在西山，为丙一台。弹重50公斤，有穿甲、爆炸两种，最大射程2200米。这几组先进的炮，由陆军炮兵学校要塞科负责组织训练，德国顾问指导，海军炮队协力防守要塞。除了守备部队外，还调来陆军一○三、一○四、一一二、一一三师归刘兴指挥。
　　
　　无锡、常州陷落后，日军向江阴进逼，要塞处于孤立。海军将巫山炮位赶工装置，将12厘米舰炮4尊，配备炮队兵力77人，令其死守。11月30日上午八时半，5艘敌舰向六助港接近，队长陈秉清下令开炮，击中敌舰1艘。其余敌舰立即向海军炮台开炮，巫山台第三炮位被击毁，第一炮位受伤。双方炮战相持到十一时，2艘敌舰先退，其余3艘正在巡游之际，中国海军炮队抓住战机连续发炮，第7弹重创日舰，日军纷纷跳上小汽艇，其它2舰一面还炮拖护，一而分左右靠拢伤舰，夹拖下驶。
　　
　　12月1日，日本陆军进抵江阴县城，巫山下也发现敌便衣队，日军轻型坦克已出现在前沿阵地。下午六时，战况更紧，刘兴召集各师长、司令研究战局。因固守和撤离的意见不统一，刘兴向南京请示，南京决定撤防。
　　
　　海军炮队接到命令后，以猛烈的炮火支援陆军突围，一直坚持到了3日晚十时，在大部分守军撤离后，各区海军炮兵才毁炮破坏炮台，依次后撤。5日，要塞全部陷落。欧阳格、徐师丹等人从江阴突围过江，步行到达南京，在下关中国银行设立了司令部。
　　
　　12月上旬，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击。海军大多数舰艇在马当、湖口一线设置第二道封锁线。欧阳格奉命率领1个中队快艇配合唐生智参加南京保卫战。该中队为文天祥中队，是从黄山港撤至南京的，拥有4艘英制鱼雷快艇，中队长由“文171”号艇长刘功棣兼，“文42”号艇长黄云白，“文93”号艇长吴士荣，“文88”号艇长谢宴池。每艇配有2枚尾槽发射式鱼雷（直径45公分），2枚深水炸弹，4挺高射机枪。此时，鱼雷已压气调试，处于待发状态。全中队停泊在草鞋峡三台洞附近江边，用树枝、芦苇伪装隐蔽起来。
　　
　　欧阳格坐镇下关，通过电台与快艇中队以及海军联系，派参谋杨维智亲自把“如遇日舰立即攻击”的手令送到快艇中队。以后，每晚都派2艘快艇巡逻，监视江面。欧阳格命令快艇中队“必须击沉敌舰一两艘，否则必遭舆论斥责”，并且每天下午都电令快艇出击。中队晚出晨归，寻找战机，护卫着江面。
　　
　　南京保卫战进行到12月中旬时，局势越来越紧，南京城危在旦夕。日机在江面上疯狂轰炸舰船，守城部队开始撤退。12日晚十点多钟，欧阳格同杨维智乘一条帆船赶到快艇中队，命各艇横排成—列阵形，以最快速度冲过敌人火力网，在大通铁板洲待命。13日凌晨一时左右，快艇中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下关江面，向上游驶去。
　　
　　为了进一步摧毁中国海军，日本飞机整天在江面上空追踪轰炸，任何目标都不放过，12日下午三时，日机在南京上游约25英里处把美国炮舰“潘南”号炸沉，舰长休琪斯、美驻华大使馆秘书艾奇逊等50人被救，死伤15人。在芜湖的美孚火油公司油船“美平”、“美峡”、“美安”也被炸沉，英国的浅水炮舰“蜜蜂”号、“蟋蟀”号，商轮“瑞和”号当天早晨也遭攻击。
　　
四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马当保卫战湖口陷落
　　
　　鄱阳湖布雷田家镇、葛店血战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湘北会战两次挫敌
　　
　　长江游击漂雷战
　　
　　
　　
　　
　　
　　四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徐州陷落后，日军因在豫东受到黄泛区的制约，无法施展兵力，遂改变战略，调集主力沿津浦路南下，集中在长江—线，西攻武汉。日本海军为配合攻势，在突破江阴封锁线后，将部分舰艇开入长江，以第十一战队、第一、第十—水雷队等部组成扬子江部队实施溯江西上进击武汉的计划。
　　
　　为了保卫武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制定了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海军的任务是，破坏长江下游航运，配合陆军固守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日军，阻止敌溯江向九江集中，并在长江沿线各要点节节抵抗。海军投入了40多艘舰艇参加了武汉会战。陈绍宽先后以“咸宁”、“永绥”、“江犀”为旗舰，往来于马当、汉口、岳阳、长沙等地指挥。
　　
　　
　　
　　马当保卫战
　　
　　
　　
　　1938年春，正值长江水位上涨，便于军舰航行。日本海军乃集结兵力向皖赣进攻，大通、安庆相继失陷，马当、湖口地区告急，于是长江战况趋于紧张。
　　
　　马当位于赣东北，是通往江西、湖北的要冲。1937年12月，中国军队组成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南京失陷后，海军就加紧布防马当封锁线，将荻港至九江间航标逐次毁除，在官洲港道、东流和马当之间水道布设水雷800多枚。我海军在马当阻塞线沉船39艘，设人工暗礁30处，在娘山、牛山、鸡公嘴构筑坚固炮台第一、第二、第三台，共置舰炮8尊，配以海军新编炮队223人（队长陈永钦），以及1个团的海军陆战队。另派“宁”字、“胜”字各炮艇轮流在封锁线附近严密梭巡，监视日舰行动。
　　
　　3月27日起，日军开始向马当进攻。日舰队因被封锁线阻碍，无法西犯，便派3架飞机向防守封锁线的“义胜”炮艇攻击。炮艇望台中弹起火，官兵抢救5小时始熄。炮艇前段除弹药舱保存下来，其余均被焚毁。副长马世炳及1名信号员负伤。4月，日舰开始在大通、贵池活动，窥探马当要塞。海军派出游击队在香口、羊山矶等地施放定雷、漂雷，14日炸沉敌舰2艘，沿江防务得到暂时缓和。6月21日，日军舰艇40余艘开始向马当炮台迫近。次日，10多艘满载敌兵的汽船在军舰的掩护下，向炮台发起进攻。各台官兵沉着应战，当敌迫近时，突发子母弹，击沉敌汽艇3艘，其余迅速向下游逃窜。23日、24日，敌人增加兵力，双方相持不下。9架敌机向巡防的“威宁”炮艇轰炸，投弹40多枚。炮艇中弹，多处进水，并燃起大火。官兵一边堵漏灭火，一边顽强抗敌。3名士兵阵亡，艇长李孟元、轮机长傅宗祺等16人负伤。25日，日军在炮舰和驱逐舰掩护下又迫近马当，我炮台即与日舰展开猛烈炮战，日舰被我炮台击中起火，舰上一片混乱。日舰火力被我压制，无机可乘，纷纷逃窜。
　　
　　26日，日军海军陆战队从香口登陆，迂回进攻马当要塞，炮台附近出现敌军。日本陆海军立体夹击，形成包围态势。该日晨，中国海军江防守备队第二总队与敌激战，日军伤亡200多人。敌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施放毒气。27日晨，中国江防守备队的官兵在张公矶与敌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各中队长、队副大部阵亡，指挥所被围。总队长鲍长义率残部冲出包围。前来增援的第三总队2个大队在总队长康笔祥指挥下，与敌苦战3昼夜，粮尽弹绝，伤亡惨重，30日上午撤退。第三大队长、队副、2名中队长、2名中队副牺牲，炮多被炸毁。要塞经过5昼夜激战，伤亡惨重。王锡焘用电话命令海军炮队掩埋炮闩撤离。
　　
　　30日，马当要塞失陷，中国军队退守青山坝，继又退守彭泽。敌乘浅水炮舰越过马当，在娘娘庙登陆，青山坝方面敌军也沿公路推进，7月1日，我军被迫退出彭泽。2日，援军到达，曾一度收复马当部分阵地。但敌海军以猛烈炮火实施轰击，使我军无法固守；同时一面稳固已占领的马当彭泽一线阵地，一面沿公路越凉亭、徐家渡向湖口进犯。
　　
　　
　　
　　湖口陷落
　　
　　
　　
　　湖口为第二道阻塞线和布置水雷区，以中国海军陆战队、江防守备队第三总队、炮队第一、第二台协防。两台分设太平山、竹鸡山，配炮6尊，炮队140人，邱世忠任队长，曾以鼎坐镇指挥。6月21日，中国海军派舰艇布雷，投放900多枚，水雷线路密集。在马当激战之时，中国海军各布雷队加紧布雷工作，又布了300多枚，使敌舰无法进犯，只得改由陆军担任前锋，于7月3日到达湖口东马影桥。4日，敌陆军进至湖口，逼近炮台。中国陆军已奉令陆续后撤，各炮台所装系属固定舰炮，无法转向攻击侧背之敌，只好用轻武器据守山头。在飞机猛烈的轰炸下，日军源源推进，山头无法扼守。最后，守军忍痛卸下炮闩撤退。这时，中国海军陆战队已奉命派守粤汉铁路，只留下炮兵1连协同陆军守卫湖口，经过激烈战斗也损失殆尽。
　　
　　7月4日，湖口失守，但江上封锁线仍威胁着日军，敌舰艇不时触雷，所以不敢贸然西进；7月9日以后，日本海军扫除部分水雷，一些中型军舰才驶至湖口。适电雷学校奉令取消，将适用于作战的13艘鱼雷快艇移交中国海军总司令部，设立了快艇大队部，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有：“文42”、“文88”、“文93”、“文171”号、；第二中队有“岳22”、“岳253”、“岳371”号；第三中队有“颜53”、“颜161”、“颜92”、“颜164”号；“史23”号直属大队。海军总司令部鉴于长江战事紧张，从速修整了一批快艇，向停泊湖口江面的敌舰袭击。在敌密集炮火封锁下，“文93”号发射鱼雷击中敌舰，快艇被击伤返回，艇上官兵全部负伤。17日，“史223”、“岳253”号2快艇再度夜袭湖口敌舰，可惜中途被陆军补助工程处所设阻网缠绞车叶，“史223”艇沉没，“岳253”艇受轻伤。
　　
　　敌舰屡遭我快艇的威胁，遂又派飞机四出搜索。7月21日，日机轰炸在蕲春附近的快艇停泊基地，“文42”、“文88”艇受震损伤。8月1日，“岳22”、“颜161”艇奉令待发时，被敌机侦悉率队来袭。“岳22”被炸沉，“颜161”受伤。月底，广东战事趋紧，为了加强广东沿海防守，海军总司令奉令把鱼雷快艇移交广东江防司令部配用。这样，快艇袭击武汉下游敌舰的计划中止。
　　
　　在派快艇袭击敌舰的同时，海军不断在长江流域实施布雷。在湖口、九江以上各重要水道，派遣小火轮实行划区布雷封锁。7月下旬敌军加紧西犯，活动频繁，九江方面展开了保卫大武汉的前哨战，陈绍宽曾亲乘“湖隼”鱼雷艇到前线视察战况。不久，该艇赶赴前线执行任务时在兰溪与敌机遭遇。大批日机采取环攻战术，虽全艇官兵英勇抗击，但炸弹击中艇身，沉于长江。
　　
　　7月25日下午，九江失守。同时，敌军在江北进攻瑞昌、宿县、黄梅，双方进行激战后，于8月初相继失陷。这样，长江沿岸战事更加剧烈，敌军舰协同两岸陆军齐头西上。中国海军改变布设固定水雷阻敌的消极防御战术，实行积极进攻方针，布放漂雷，顺流而下。对此，日舰很难对付。但时，执行此项任务非常艰险，必须侦知敌舰停泊或经过的地点，到距舰仅几公里的江面冒险进行敷布。此举炸沉炸伤多艘敌舰艇，取得明显的成效。
　　
　　
　　
　　鄱阳湖布雷
　　
　　
　　
　　鄱阳湖为通往南昌的重要水道，军事价值至关重要。为防止日军深入江西腹地，西渡匡庐，确保马当、湖口后方安全，海军调遣“宁”字号炮艇和配有武器的大小火轮多艘担负湖防，于6月分别在鄱阳湖口和姑塘从速布雷。日军侦知我军有戒备，即以飞机肆扰惯技，向我巡防各舰艇轰炸。26日，9架日机轮番轰炸在湖内白浒镇巡弋的“义宁”、“长宁”号炮艇。“义宁”艇长严传经殉职，官兵伤亡颇重，艇体炸坏几十处，机器损坏。29日，“崇宁”炮艇与敌机发生激战，被炸伤撤离，与“长宁”号奉命开赴浔田一带，由“海宁”艇驶往接替。30日，各艇在鄱阳湖口的兔子山、鲇鱼山、姑塘等处布雷阻塞。
　　
　　7月1日，“长宁”号被7架敌机炸沉。同日，“咸宁”艇在九江水港布雷，之后向上游田家镇驶去，在火焰山附近与突然窜出的7架敌机遭遇，炮舰一边应战，一边继续上驶，锅炉舱、弹药舱、士兵舱、头目舱全部中弹起火，进水甚猛，舰身迅速下沉，但官兵仍顽强射击，2架敌机终被击中起火，其余5架落荒而逃。“咸宁”号缓缓开到武穴，暂靠前日清公司码头救护伤员扑火塞漏。此时，10架飞机报复而至，舰上官兵伤亡枕藉，战况惨烈，舰身又中弹多处，与停泊的码头船一起下沉。
　　
　　中国海军的强行布雷，给敌舰艇深入鄱阳湖和西进构成极大威胁，迟滞了其行动。湖口失守后，鄱阳湖内的中国舰船处境孤立，形势险峻。担任防守的“海宁”、“平明”号炮艇仍奉命往田家镇运雷敷设。7月9日，敌小型军舰进至姑塘，“海宁”号迅速开赴吴城丁家山扼守，严加警戒，敌舰不敢继续推进，又派飞机攻击，官兵伤亡很大。仍幸存的官兵自动组织起布雷队，担负起鄱阳湖布雷任务。海军总司令部亦派遣负责军官前往南昌具体布置。到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时，他们赶运100多具水雷布设在鄱阳湖、赣江各水道，增加了防御力量。
　　
　　
　　
　　田家镇、葛店血战
　　
　　
　　
　　田家镇、葛店位于武汉以东，长江沿线。田家镇为武汉前哨，葛店为主要防线。海军在田家镇它山、象山编组田一台（辖第一、第二分台）、田二台（辖第三、第四分台），装炮8尊，队长彭瀛，全队197人，以此构成了第三道防御线。在武汉门户葛店黄家矶、白浒山设立武汉区炮队，装炮19尊，队长方莹，队员205人。蒋介石亲自急电田家镇各将领，要求全力守住武汉的最后屏障。
　　
　　海军奉命先行毁除九江至汉口各航行标志。在马当、湖口吃紧时，为保卫沿江两岸作战联络，特将田家镇-半壁山、蕲春-岚头矶、黄石港-石灰窑、黄冈-鄂城划作四大主要雷区，各区附近分别划成补助雷区，共布雷1500多枚；同时在江两岸适当地区构筑掩护阵地，并加紧筹划在团风、阳逻、谌家矶各段的封锁。海军一部分军舰驻防武汉，只派“中山”、“永绥”、“民生”、“江元”、“江贞”、“楚观”等8舰协同要塞防御。
　　
　　布雷小轮冒着敌机轰炸，不分昼夜布雷。“永平”、“楚发”、“三星”、“平明”、“远东”、“楚吉”、“万利”、“达通”、“飞鸢”、“临昌”等15艘船相继被炸沉，不少储雷驳船也被炸，66人阵亡。但漂雷别动队仍不断携雷前往前方敷设，过了富池，即潜伏鲤鱼山待机行事。别动队员决定待敌舰上驶巡弋时布雷，先计算好投放漂雷时间，当敌舰一离开铁丝保护网，即行袭击。
　　
　　9月8日晚十一时许，在鲤鱼山下游出现敌舰，上驶至龙坪、武穴之间向马头镇炮击。漂雷别动队于次晨六时出发，在离敌舰几公里处的日新洲江面炸沉2艘敌舰。这种漂雷顺流推进的战术，防扫不易，数量多，活动范围大，能直入敌舰密集之地，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9月初，日军准备大举西进，沿江日舰调动频繁。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遣布雷别动队，携带大量漂雷分途通过大通、贵池，准备出敌不意袭击下游敌舰，遏阻敌舰运输，切断敌人的供给，缓和田家镇紧张局势。9月5日，别动队到达大通与驻军取得联系，遂将封锁线临时开一水道，以便拖雷出口，进行布放。不意6日早晨，日舰向大通守军炮击，在羊山矶、五星山各处强行登陆。下午，大通失陷，多艘日舰驻扎港口密切注意我布雷队的活动，致使水雷无隙下布。贵池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雷队潜藏深山中砍木造船，用手工制造布雷设备，昼伏夜出。经3夜的努力，至9月11日晚完成布雷任务，并将布放大通方面的雷加布贵池。同时也派出海军炮队参加该方面的作战。青阳方面，海军派出监视哨探报日舰动态，以便及时布雷。蒋介石打电报给在汉口指挥的陈绍宽，嘉奖“海军各部努力邀击敌舰”，要其指令海军派指导员3组，每组军官1名，炮兵2名前往第三战区担任指导沿江邀击敌舰任务，并指示要经常交换炮位，以炮击敌运输舰船为主要目标。
　　
　　8月日军向田家镇发起进攻没有得手，遂改变顺江西攻计划，转而进攻广济，邀击田家镇之背，切断田蕲交通。9月7日，广济失陷，日军主力由广济西南推进，在武穴方面会合后，向田家镇进犯；同时以飞机、舰炮连日向马头镇轰击，掩护扫雷。15日，马头镇失陷，长江南岸遂陷入困境，武穴一带陆上难以控制。于是，日军开始大量扫雷，江防马上吃紧起来，田家镇江面形势告急。
　　
　　18日，2艘日舰逼近晒山，被中国要塞炮兵发炮击中左右两舷后带伤撤退。20日，敌加强攻势，利用雨雾迷朦之际，由6艘军舰掩护，11艘汽艇向炮台发起登陆进攻。我炮火予以压制，敌又派出4艘炮舰和驱逐舰增援，双方展开猛烈的炮战。21日、22日，敌又派汽艇进玫，我军以子母弹炮击，击沉8艘，敌只好撤退。23日，敌以沿江正面被我炮台扼守，进展困难，改派汽艇在上巢湖偷渡。我炮台发觉，又击沉2艘敌汽艇。
　　
　　敌军由北岸屡犯田家镇要塞受挫，遂改攻南岸富池口。24日晚，南岸守军撤退，富池口失守，使北岸田家镇要塞失去策应。敌在富池口高地安装炮位，田家镇要塞炮台完全暴露在敌炮火下，日军遂趁夜扫雷。我要塞立即调77毫米野炮2个连、105毫米轻榴弹炮和75毫米高射炮各1个连于13日、14日赶赴江南增援。25日，敌以陆海军全力猛攻要塞，第一、第四分台被炸毁，日军汽艇虽被击沉多艘，但仍愈逼愈近。26日，马口湖失守。是晚，田家镇全部被包围，东南敌军从上洲头登陆，北面敌军占领黄谷脑，距我炮台不足3000米，西面敌军与我守军隔湖在东址一带拉锯，南面敌军已推进到半壁山。27日晨，陷入重围的守军冒看弹雨坚守着阵地，又击沉插入黄莲洲的2艘敌汽艇，这一天敌以重轰炸机每组3至5架不等反复轰炸。我核心工事大部被毁，备炮5门被炸坏。晚上，敌军10多艘汽艇乘南北岸互相炮战之际，猛袭炮台。守军立则组织力量用机关枪向敌密集扫射，迫敌退却。敌不甘心，又组织7、8百人在飞机掩护下，连续不停地向核心阵地猛攻，迄夜未停，双方伤亡极为惨重。敌军再次向守军核心阵地侧背猛攻，肉搏数次。28日又是一天恶战。
　　
　　9月17日至28日，日军平均每天向中国要塞发射炮弹500多发，投弹千枚以上，要塞核心的海军工事全毁无遗，部队伤亡惨重。28日晚七时，日军发起总攻，守军通信断绝，双方展开混战。至29日晨三时，田家镇失陷。撤退之前，坚守的海军派出官兵冒险在半壁山以下加布水雷，在田家镇大批施放漂雷。
　　
　　田家镇一失，葛店就成了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海军沿江层层布雷，使敌舰半个月不能继续西上。葛店防线由田壁工程处负责，聘外籍工程师设计，交外商何培树公司承办，海军监工，构成了大规模的视发沉雷工程（由于外商承办工程缓慢，海军根据合同任务距设计要求差距过大，不予接收。后奉军委会令（实际上是外商通过宋美龄从中说情）才予以接收）。海军官兵在敌机轰炸下工作，殉职甚多。
　　
　　10月下旬，敌采取迂回战略，从三面包围葛店。22日，敌舰由三江口上驶，触雷沉没2艘，其余不敢再行，改用舰炮向葛店炮台轰击。陈绍宽于24日清晨由武汉赶到葛店部署作战。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轰炸，到午后，日军在赵家矶登陆，被我炮火击退，击沉4艘汽艇。25日晨，日军沿汀桥镇和富店公路分兵进攻要塞，以汽球测位指挥炮击，飞机轮番轰炸。时武汉撤退已经完成，葛店在战略上失去坚守价值，乃决定撤退。官兵们在各炮台坚持到下午五时，海军炮队将炮闩拆除，于当夜撤离。
　　
　　葛店失守，武汉三镇遂告沦陷，但海军舰艇始终在武汉上游警戒布防。24日，日机在金口至城陵矶江段轰炸，“中山”、“楚谦”等舰艇与敌机展开恶战。“中山”舰在金口江面从上午九时与敌机开始接触。到下午三时许，6架敌机成一字阵鱼贯向军舰冲击，全舰集中火力对空射击。敌机高速俯冲投弹，“中山”舰舰尾、左舷首先中弹，舵机转动不灵，锅炉舱继之被炸，进水甚猛，堵塞无效，不及3分钟已进水4尺多，炉火熄灭，锅炉无汽，舰体渐向左倾，舰首又中弹着火。舰长萨师俊在望台沉着指挥，脚被炸断，臂部也负重伤，但仍坚守岗位，下达各种命令。他竭力向全舰官兵呼喊奋勇杀敌，并命将军舰设法搁浅，以保全舰体，修复再战。机器炸坏后，不能行动，前舱冒火，水龙设备被炸毁，灌救工作非常困难。军舰随水移动，旋转不定，已无法驾驶，船尾舵机失灵。萨舰长仍坚守望台，不肯离开。几个官兵强抬舰长上了舢板，他仍大呼杀敌不止。这时，1架敌机又扑过来，用机枪疯狂地扫射，萨师俊中弹，舢板覆沉。“中山”舰此时已倾斜40度，突然又昂起舰首，随即沉没。43岁的萨师俊以及中尉航海员魏行健，航海见习生周福增、陈智海，轮机军士长黄孝春以及士兵王兆祥等23人殉国。是晚陈诚率总部留守人员乘“永绥”舰入川，“楚谦”、“勇胜”、“湖隼”冲出重围，“楚同”在嘉鱼附近被炸伤。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
　　
　　
　　
　　当武汉激战之时，武汉上游荆河湘江也在加紧设防，以阻止日军继续西上。海军总司令部把城陵矶作为荆湘之门户，划为要塞区，并下令组成洞庭湖区炮队，以罗致通为队长。炮队280人，在临湘矶、白螺矶、洪家洲、杨林矶、道人矶等适要地点分设炮台，装置舰炮25尊，并着手计划两河各段节节布雷封锁。
　　
　　荆河方面，于7月间布防筹备就绪。金口、嘉鱼、新堤、临湘、道人矶、城陵矶各地为武汉上游首段，作为布雷区域。又划定监利以上、郝穴以下各区掩护阵地，勘择要点，配备各种防御工事。在洞庭湖方面，布防岳阳、鹿角、磊石山、营田、芦林潭、湘阴、益阳、常德、安乡等处，设置雷区。在金口、城陵矶、岳州、长沙四地驻扎海军舰队担负防御。
　　
　　日军对我军防守仍施以惯技，先派出飞机轰炸，企图消灭海军舰队。7月20日，27架敌机向岳州方面空袭，专以舰队为目标。日机分批从高空俯冲投弹，各舰组织火力，与陆炮配合构成防空火力网。相持1小时后，日机不支逃遁。“民生”、“江贞”2舰伤重，舰舱进水，机件损坏亦多，遂移位搁浅。“江贞”舰副长张秉燊殉职，“民生”舰副长林赓尧负伤，官兵伤亡数10人。其他舰只均有损伤，3艘载有海军器材配件的民船损失更大。“民生”、“江贞”2舰抓紧修复后，“民生”继续防守岳州，“江贞”派往参加武汉保卫战。10月21日，“永绩”、“江元”分别在新坝、岳州遭日机空袭，激战后，“永绩”重伤搁浅，“江元”舰壳多处被炸坏，官兵有人伤亡，但机器未失灵，后强行驶离脱险。
　　
　　25日，武汉失陷，陈诚坐镇“江犀”舰，指挥武汉上游荆、湘两河继续抗击，命宝塔洲、新堤、临湘矶、道人矶、城陵矶、簰洲、监利、藕池间各段加速布雷；察勘陆上地形，选择构筑防御阵地，划为辅助雷区；派布雷艇船逐段撤除荆湘河航行标志，饬令城陵矶等处海军炮台严密防范。
　　
　　日军占领武汉后，派一部继续推进，从蒲圻进至路口铺车站。不久守军奉令后撤，将受伤的“民生”、“永绩”、“江贞”舰自行焚毁。11月8日午后，临湘矶发现日舰，我临湘矶、杨林矶2炮台立即炮击，将敌击退。敌军派飞机多架低空投弹，炮位损失很大。翌日，敌机又轮流在洪家洲炮台上空投弹，压制和吸引我火力，同时派兵乘橡皮艇从炮台背后芭蕉湖登陆，我陆军见后路被包抄，纷纷撤退。海军炮队限于射角无法炮击敌艇，只得临时组织机、步枪抵御。同一天，道人矶附近也发现敌汽艇，炮台失去作用，于是迅速拆掉炮闩向后转移。11日，“义胜”、“勇胜”、“仁胜”3炮艇和“4”号、“6”号驳船满装水雷前往石首、藕池口等处途中被敌机发现，遂跟踪投弹，艇船全部沉没。
　　
　　由于日军的加紧进攻，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前往宜昌，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前往沙市，亲自坐镇指挥作战。
　　
　　封锁湘江计划，由湖南省政府征集船只交海军执行。11月9日，海军尚未拿到船只城陵矶已失守。12日，岳州放弃。海军总司令部为防止敌舰深入，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毁除，在白玉圻、营田滩等处布设水雷190多枚。同时，在11日、13日把湖内的“通胜”炮艇、“江平”、“俞大猷”轮船及“2”号、“10”号铁驳船共7艘艇船横沉营田滩附近，在南抵长沙、西通常德的交叉江面，筑成封锁线。布雷艇在洞庭湖内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范围内布下400多枚水雷，使敌多次进攻受挫，无法在湘、沅各江活动。海军人员在石首一边布雷，一边还把从长沙征集的20多艘小轮下沉堵塞。19日，在监利布放漂雷，在宜昌水道进行堵塞，并划定宜昌东、西两处重要地区为沉船堵塞地点。在宜昌以上、巴东以下港道进行勘测布雷外，还建成5处舰炮阵地。
　　
　　入侵的日军舰艇遭我水雷攻击，感到威胁极大。11月，日本海军山崎大佐和桑原中佐的报告书，评述了日舰常常困于中国海军密布的水雷，进展受阻的情形，对中国海军布雷人员的勇敢表示惊异。日本军事作家菊池吉川等在日本杂志《话十二月》期刊中也以同样的评语承认日舰惧怕水雷。
　　
　　武汉弃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海军总司令部也于1938年7月经岳阳迁湘阴。10月又迁辰溪。随后，陈绍宽下令迁重庆办公（海军医院和水雷营留驻辰溪）。重庆三面环水，如同半岛，军事防御，水重于陆，川江前卫在于荆河，咽喉在宜昌。
　　
　　海军在荆河建立7个布雷队，使用深雷、定雷封锁。薛家声任总队长，归曾以鼎指挥。在藕池、沙市等处安置固定水雷，在监利、郝穴等处控置漂流水雷，曾以鼎率第二舰队驻守宜昌，在石首布放漂雷500多枚。1939年5月，海军将趸船下沉，加强石首阻塞线，并配以竹缆连系阻塞。9月25日，在塔市驿布漂雷50枚，并多处设置监视哨待机。10月，敌艇在尺八口一带不断活动，海军又在石首用大量障碍物构成一辅助工事，以确保石首阻塞线。1940年3月，敌舰进犯。从3月16日开始至5月间，海军布雷队在二洲子、朱家河附近，观音洲上游布放漂雷70枚。敌舰为防我海军漂雷袭击，在观音洲用铁索系网设防御网，也被我海军彻底破坏，使敌海军始终不能越过荆河水道，攻取宜昌，威逼重庆。6月份，日军只得以陆军迂回宜昌。海军布雷队在砖娇、红花套布放漂雷，又在石首、藕池等处加布定雷1900枚。待敌攻占宜昌后，海军于29日晨又进到宜昌对岸布雷，击退强渡的敌军，基本控制了荆河松滋到洪水港一段。
　　
　　1941年4月至6月，中国海军又阻止了日军打通沙市至岳阳、岳阳至宜昌间长江运输的企图；10月1日，中国海军配合陆军反攻宜昌，连日布放漂雷6次共44枚，使敌舰不敢出动，从而保证部队渡江，迫使敌陆军不能协同。中国军队于10月10日攻入宜昌，捷报传来，举国沸腾。海军在荆河布雷的成功，受到了赞誉。
　　
　　
　　
　　湘北会战两次挫敌
　　
　　
　　
　　日军占领岳阳后，由于水路被阻，不能乘势攻略长沙，军事计划难以实现。长沙通湘江正流，据全湘襟要，控南北机枢，敌计攻克全湘，积极南进，打通粤汉铁路，长沙势在必取。中国军队为确保西南后方，准备反攻，长沙势在必守。
　　
　　1939年9月，日军由新墙、扬林、通城三路举兵南犯，直攻长沙，海军舰艇奉命在岳阳策应。我海军针对敌军动向，先后在湘江、沅江抢布水雷2000枚，在湘阴以北芦林潭一带设置雷区。日军在汉奸引导下，从岳阳乘小艇、民船迂回绕过雷区，断我在磊石山、霞凝港布雷队的后路。布雷队布雷之后，分别将布雷轮“六胜”、“江安”等自毁，由陆地返回湘阴。日军因避雷区，首尾不能兼顾，兵力分散，给养断绝，被炸毁10多艘汽艇，只得撤退。第一次湘北会战告捷。海军官兵陈宏泰、曾万里、郭鸿久等33人分别受到嘉奖。
　　
　　10月，我海军整理各段雷区，又在营田滩、白玉圻、沉沙港各处重布水雷300多枚。12月，编成挺进布雷队2队进逼岳阳，27日在白螺矶布放漂雷40枚，于新堤击沉敌运兵船数艘。1940年3月初，岳阳敌海军开始积极活动，布雷队于3月至5月又在营田滩、鹿角上游加布390多枚，迫敌收敛。翌年9月，日军又发动第二次湘北大会战。9月17日，敌海陆军自岳阳南。以陆军由新墙进兵，渡汨罗江逼近长沙，取水陆会合包围之势。但因布雷区坚固，日舰无法冲破，以至陆军已越湘阴以南，海军犹逡巡于营田之北。我海军在湘沅两江又抢布1000枚水雷，28日在营田炸沉敌扫雷舰。日陆军孤军深入，海军无法支援协同，乃加派空降部队扰我后翼，但兵力有限，造成第二次进攻受挫。
　　
　　
　　
　　长江游击漂雷战
　　
　　
　　
　　抗战初期，中国海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辖121艘舰艇，自沉25艘，被日军击沉88艘。到1939年1月，中国海军只剩下小型舰艇15艘，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川江一带。这时，国民政府也无力建造新舰。
　　
　　日军占领宜昌后，无力量再继续推进，长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上海至武汉的长江水路成为日军运输兵员、粮食和军事物资的主要途径；中国海军受命骚扰日军运输，切断水上交通。1939年11月，海军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布雷总队下辖5个布雷队，分辖11个分队。第十一分队直属总队，刘德浦任上校总队长，队长由林遵等人担任。每队配电台一部。各队先由福建抽调官兵300多人编组训练，然后开赴第三战区敌后，担负封锁长江任务。1940年，海军为加强敌后作战，尤其注意游击战术，将长江中游划为三大布雷游击区：监利至黄陵矶，鄂城至九江，湖口至江阴。1月，海军又重新修正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编制，扩充组织，增加人员，刘德浦仍任总队长，叶可钰、何传泳任总队附，杨希颜、严智、郑震谦、陈挺刚和林遵分任5个队队长职，并在水雷制造所大批训练布雷人员。4月，在鄩鄂区增置布雷游击队，由曾国晟督率，林祥光、沈聿新、周仲山和薛宝璋为4个队的队长，配合第九战区作战。
　　
　　海军布雷队坚持敌后，历尽艰险，成为海军打击敌舰船的主要力量。6月，林祥光率所部在龙坪镇江面炸沉满载军事物资的敌“西美丸”号运输舰，以及驳船、汽艇各1艘。林遵率部在贵池、两河口、黄石矶冒险布雷，击沉敌舰1艘，汽艇4艘，小火轮1艘。赵梅卿等在湖口击沉“凤朝丸”大型运输舰和汽艇1艘，击伤“吉阳丸”运输舰。从1940年1月20日到10月，刘德浦部在第一游击区炸沉敌舰46艘，炸伤3艘，以及汽艇43艘，小火轮2艘，运兵商船6艘。
　　
　　1940年2月3日，日军舰队报道部部长在南京发表谈话，谓扫雷工作效果有限，长江开放后，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云云。5月，日军侵华舰队司令训令各舰艇航行要旨四项：(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领航；(三)舰船夜间不得行驶芜湖、九江间；(四)舰船过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驶过。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吉川时常撰文告诫海军警惕水雷袭击。日本读卖新闻记者若月也在军舰上被水雷炸死。日军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5月，日军抓住布雷谍报员陈木生予以严刑拷打，最后活活锯死，抛尸江中。
　　
　　1941年，海军对各布雷总队进行适当调整。1941年9月1日，第一布雷总队成立，下辖7个大队，总部设在长沙，负责配合第九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的作战，先后以陈宏泰、周宪章、张日章为总队长。10月，第二布雷总队成立，总队设在江西上饶，系由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辖7个大队14个中队，各大队长分兼第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中队长，刘德浦任总队长（1945年4月，刘德浦继李世甲任闽江江防司令，9月任厦门要港司令），郑震谦、杨希颜任总队附，负责配合第三战区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其中，第一、二、三、五大队为漂雷队，第四、六、七大队为定雷队。漂雷队在长江中游南岸皖赣两省敌后活动，定雷队在沿海港口、江河湖泊活动；温州、宁波、台州、漳州、泉州及闽江口等均由定雷队负责，分属所在战区野战军指挥；1942年11月，第三布雷总队成立，总部设于湖北藕池口，辖7个大队，由原7个布雷队改编，负责配合第六战区在荆河一带的行动。薛家声任总队长，林秉来任总队附。第四布雷总队与第三布雷总队同时成立，也辖7个大队，由原海军布雷队在川江的6个漂雷队改编，建制相同，以严智任总队长兼一大队长。
　　
　　海军所用水雷多由海军湖南辰溪制造厂自制（武汉陷落前，海军在辰溪建立水雷制雷所，设备比较完备，可制造各式水雷，曾国晟任厂长），由火车、汽车运至皖赣鄂湘布雷队所在地，再用人力或畜力运入敌占区，临时雇佣民船投放。
　　
　　中国海军的布雷给敌军舰船构成有力威胁，在沿海港口迫使敌舰艇不敢在布雷区停泊和登陆。1941年9月7日至10月12日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海军江防独立总队（总队长唐静海）、陆战队独立第一旅（旅长林秉周）及海军布雷第一、二、三、五、六大队等部均参加布雷。1943年5月上旬至6月下旬的鄂西会战，11月1日至次年1月5日的常德会战，海军布雷队在津市、牛鼻滩间水路加布水雷624枚，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舰艇与陆军的协同作战。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多次到前线巡视，部署指挥。布雷队在沿江以各要段为重点，更番出布，收效甚大。1941年3月4日，蒋介石亲自给海军下手令，要求以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资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饬各战区长官对布雷队以特别保护。
　　
　　日军为了消灭布雷队，采取先发制人，意在消灭布雷队官兵。9月，敌在贵池增防，沿江增兵。该地区布雷队探悉后，全部出动。28日，第一、第五布雷大队从岭上舒出发，抢渡秋浦河，欲寻民船实施布雷，但—无所获。大队长林遵下令布雷队员泅水推雷入江布放，他率先跳入水中，且泅且推，至中流向敌舰布放。返回岸上时，陆军掩护部队已撤，大队长程法侃、林遵等36名官兵被日军包围。海军总司令部得报，非常焦急，急令该区所属的谍报人员出动，探查下落。第三战区长官部得此消息大为震怒，下令所属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救出布雷队，严令原掩护部队如能将布雷官兵救出，可将功折罪，否则严惩不贷；并张榜悬赏，救出大队长1员赏1千元，队员5百元，队兵1百元。军委会也电令第三战区积极营救。10月2日，第三战区派部队强渡秋浦河，与敌展开激战，连日争夺据点，营救被围官兵。林遵等12人利用此时机，分别于5、6日晚冲出包围。其余人员下落不明。
　　
　　抗战期间，侵华日本海军总共被击沉击伤舰船艇321艘，绝大多数为水雷攻击所致，所用水雷均为海军自制，包括定雷9种，漂雷3种。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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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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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防川江拱卫重庆
　　
　　
　　
　　武汉弃守后，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战时陪都，据守川江天堑作长期抗战。1939年3月，海军在宜昌至巴东成立了宜巴区要塞第一、第二总台，下辖4台、9个分台，择石牌、庙河、浅滩、牛口为安装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55尊。另于红花套设第一直属台，装舰炮4尊，以方莹、曾冠瀛为总台长。10月，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巴万区要塞第三、第四总台，下辖5台，择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为安装阵地，配备舰炮及野炮、山炮47尊，以程嵋贤、刘焕乾为总台长。四个总台编配官兵1203人。另在第一、第二总台内各编配烟幕队2队，第三总台编配1队。水上防区以荆河为前卫，设立川江漂雷队，队长叶可钰，下辖6个分队，分属石牌、庙河、浅滩、牛口、巫山、万县6个要区。各舰分驻宜昌、巴东、万县、重庆，除担任江上防御外，还协同当地守军防空作战。陈季良率第一舰队（1939年，第一舰队剩下“江元”、“楚观”、“楚谦”、“楚同”、“克安”、“定安”、“甘露”、“义宁”、“威宁”9艘舰艇）驻万县，曾以鼎率第二舰队（第二舰队剩下“永绥”、“民权”、“江鲲”、“江犀”、“湖隼”5艘舰艇）驻巴东指挥。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敌舰无法突破荆河雷区，但设在石牌的第一总台距宜昌仅10余海里。陈绍宽乘“永绥”号旗舰赶赴石牌部署。敌机开始不断向各台轰炸，守军一面还击，一面加强伪装。8月22日，在巴东附近的杨家沱击落敌机1架，“甘露”测量舰派兵俘获敌机械师2人。9月3日，大队敌机攻击“甘露”号，将其炸沉在巴东附近的台子湾，士兵4人阵亡。随后“江鲲”、“江犀”舰又遭攻击，2舰以猛烈的炮火打退敌机。翌日，“湖隼”鱼雷艇被炸伤。14日，“7”号驳船在巴东被炸沉。
　　
　　1940年11月6日，日军攻取南津关，并出动飞机连日空袭，炸伤运输舰“克安”号。翌年2月，敌当阳会议决定以宜沙兵力沿长江北岸西攻。3月5日，敌分3路挺进，攻势猖獗，宜昌敌军大量南渡，配合北岸行动。海军川江漂雷队奉令开始出击，在第一线石牌方面每隔十几分钟即漂放水雷1次，共放30余枚，使横渡敌军屡遭攻击。10日，日军攻占平善坝，我陆军后撤。但要塞各台全力扼守沿江正面，敌海军被阻于荆河口前进不得。平善坝靠近石牌，敌海军被阻，致使与陆军无法协同，11日放弃平善坝，向宜昌撤退。是役，敌无获而退，深恨海军作梗，于是不断派飞机集中轰炸各台。8月24日，驻防巴东台子湾的“江鲲”、“江犀”舰与敌机展开激烈空战，2舰要害中弹沉没，士兵负伤9人。
六青岛撤守和东南沿海保卫战
　　
　　
　　
　　青岛沉舰
　　
　　
　　
　　“八·—三”凇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限于兵力，没有立即在山东沿海发动进攻。但为策应华北和凇沪作战，日军也开始在山东进行频繁挑衅。1937年8月15日，驻扎青岛的日本舰队借口2名水兵挑衅被守军击毙，要求登陆。国民政府青岛方面发言人声明：“如日军登陆，华军惟有奋战保土。”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编成第五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兼所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驻青岛等地的海军第三舰队归属该集团军战斗序列，由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青岛市长沈鸿烈指挥。
　　
　　12月，华北日军进入山东。12月2日，日舰集结崂山湾，青岛局势紧张。18日，日军参谋本部在决心攻占济南的同时，命令华北方面军发动青岛作战。为防止日本海军从青岛登陆，沈鸿烈和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议定，于12日将“同安”、“永翔”、“镇海”、“定海”、“楚豫”等舰艇上的装备卸下，连同征用的1条商船一起沉于青岛港和刘公岛航道，并毁除航标，布设水雷。中国第三舰队官兵以卸下的舰炮编成舰炮总队，加强要塞防务。18日，日军总攻山东，中国守军奉命炸毁青岛日本商人投资达3亿元的纱厂。25日，日军渡过黄河，占领青城，与中国军队在小清河北岸激战。日军由青城兵分2路，向青岛和济南进攻。26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封锁青岛，日舰随之逼近。28日，敌占潍县准备包抄青岛。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海军第三舰队和陆战队一起撤离，开往徐州。31日，守军全部撤退。海军第三舰队沿途在禹城与敌激战，击毁1辆装甲车。在临沂，海军1个连官兵与1个中队日军遭遇，歼敌几十名后迅速撤退。
　　
　　1938年1月8日，日本海军在青岛港外集中12艘军舰。10日，敌海军陆战队在青岛沙子口登陆，第五师团也随后进入青岛。敌海、陆军部队为争夺青岛曾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后陆军退出了青岛市区。
　　
　　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官兵由徐州南下，月底全部抵达武汉，改编为江防要塞司令部，谢刚哲任司令，下设3个江防要塞守备总队，驻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以后又转战宜巴沿江两岸。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第一、二大队撤往山东内地，改编为特种兵总队，后属庞炳勋的第三军团指挥，陆战队司令为张赫炎。1938年3月14日又划归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指挥。海军第三舰队建制至此不复存在。
　　
　　
　　
　　厦门马尾抗登陆
　　
　　
　　
　　福建与台湾遥遥相望，日本对之垂涎已久。战前，日本海军大将阿部曾在我国沿海勘察，并在汕头、厦门等地设立海军陆战队出张所。针对日军的紧逼，中国海军部于1937年6月密令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密切注意敌军动向。
　　
　　福建最高指挥官是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辖有陈琪的第一○○军2个师又2个旅，地方10个保安团编组的保安纵队，以及受双重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李世甲兼），厦门要港司令部和马尾要港司令部。马尾要港司令由李世甲担任，防守闽江一带，辖有“楚泰”炮舰（舰长程嵋贤），“抚宁”（艇长蒋元福）、“正宁”（艇长郑震谦）、“肃宁”（艇长郑畴芳）等3艘炮艇，以及闽口要塞总台部（总台长毛镇才），统辖礼台、划鳅、烟台山、金牌山、北岸等7个炮台及鱼雷台1座，共装要塞炮37尊，鱼雷炮2尊。划鳅台为前卫，礼台为左翼，烟、金为右翼，电光山为主台，北岸为后卫，崖石为侧卫，以此互为犄角。以陆战队1个团掩护要塞。厦门要港与马尾要港级别相同，司令为少将简任级，设有总台部，下辖胡里山、磐石、白石、屿仔尾炮台和青屿鱼雷台等，以陆战队1个营掩护要塞。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军部认为沿海形势益加严重，饬李世甲部侦察报告情况。陈绍宽从英国回国后，命马尾要港司令部从速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确保乌江、长门地区。8月中旬，由福建省建设厅指定闽江工程处具体负责设计构筑要塞线，工程师为高长暄（后改郑策）。8月25日下午五时开始执行阻塞，征用了三北等航业公司“靖安”、“闽江”、“建安”、“宁安”、“同利”、“济发”等轮12艘以及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缉私船和35艘大型帆船，装满沙石在闽江口长门外福斗岛至壶江岛之间的主要航道上横列一线下沉，到10月中旬完成。闽江有3个航道，即长门、乌猪和梅花白头屿。沉塞后，在长门航道填筑了55个阻塞石垱，乌猪填筑14垱，梅花白头屿填筑62垱。整个工程浩大，直到1939年冬才全部竣工。
　　
　　1937年9月上旬，日机协同军舰进攻厦门、汕头，均未得逞。随后，又集中兵力猛攻厦门，袭击泉州港口。中国海军各机关、陆战队被炸，要塞各台也时遭袭击，但登陆之敌都被守军击退。9月18日，海军马尾要港将川石、马尾间所有航行标志破除。10月26日，日本海军占领金门，并进犯五通、何厝、泥金。守军调拨部分大炮移置五通、何厝，予敌舰以重创。1938年2月，林国赓调海军总司令部任军衡处长（林国赓与防守厦门的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发生矛盾，黄以部署防务为名，请林到师部商谈，随将林扣押，并将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包围缴械，令团长林耀东率部开赴同安。陈仪得报，令黄涛立即放人，悉数归还枪械），高宪申接任。
　　
　　5月10日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舰艇31艘（包括航空母舰、水上飞机母舰）和飞机10多架进攻厦门。敌军先向何厝猛攻，掩护30多艘汽艇在五通附近登陆。中国海军香山、霞边2炮台还击，敌机和军舰以炮火击毁2炮位，何厝、江头、禾山相继失守。同时，敌驱逐舰从正面进攻厦门港外的白石炮台，一部敌军从海边的黄厝、塔头登陆，围攻胡里山、白石、盘石炮台。敌军几十架飞机不断轰炸，守军弹尽援绝，被迫后撤，总台长张元龙失踪。11日午，日军占领厦门。高宪申奉陈仪令转移漳州待命，当晚在嵩屿收容部队。时厦门对岸的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手中，盘石炮台长邓宝初率本台余部渡海支援。敌军再次发动猛攻，守军拼力苦守，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炮台弹药库和炮备件全部被炸毁，无法继续抵抗，最后退出厦门。所有驻厦海军人员撤到马尾，与马尾要港司令部合并，厦门海军的7个机关单位全部裁撤，高宪申奉调重庆海军总司令部。
　　
　　厦门既失，福州受到威胁。5月23日，敌舰向梅花、黄歧、北菱各处炮击，飞机亦出动轰炸。5月31日，扼守闽江封锁线的“抚宁”、“正宁”、“肃宁”炮艇迎战敌机，敌不支遁去，“抚宁”也中弹下沉。6月1日，敌机大编队再袭，“正宁”、“肃宁”负伤下沉，各艇剩余官兵改编为闽江巡防队。停泊在马江南港的“楚泰”舰也被炸伤，拖进乌龙江，在螺州乡港汊内伪装，卸下舰炮，于马江下游的红山构筑临时炮台，加强闽江防御。
　　
　　此后，中日双方一直在闽江口、川石、福斗方面对峙，激烈的炮战不断。7月，陈绍宽赶赴福州视察各台，并召集官兵训话，部署战事。1941年4月18日晚六时，敌海军第二遣支舰队及第四十八、第十八、近卫师团各一部和伪军千人在马祖海面集中，100多艘运输舰船及其它军舰多艘，汽艇10多艘分泊于闽江口至川石、连江一带海面。中国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下令各台和陆战队第二独立旅第四团准备作战。翌日晨三时，敌军乘闽江口大雾，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2路进攻福州，一路由连江县镇海筱埕登陆，一路由长乐县漳港登陆。福斗岛、琅岐岛的2个连陆战队守军损失殆尽，其他守军主动撤退。连江县城失陷后，长门炮台被包围，通信断绝，守军被迫自毁大炮和弹药库。下午三时许，敌3艘驱逐舰和4艘汽船向川石、芭蕉尾前进，各台合力炮击，击伤1艘驱逐舰，击沉2艘汽艇。20日下午，福州失陷，马尾地区四面受敌，李世甲奉令撤退，将马尾造船所忍痛自毁，“楚泰”舰自沉。
　　
　　5月1日，陈绍宽电令撤销马尾要港司令部等建制，任李世甲为闽江江防司令兼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以谷口至闽清口为防区，由海军陆战队担任防卫，所有水警大队和水警巡艇队均由其指挥，并调布雷队入闽。从此，海军配合陆军行动，一直坚持作战。同年9月，李世甲指挥陆战队反攻，3日收复福州，5日再复马尾，6日进攻长门地区。10月，驻闽海军进攻川石、琅岐、壶江敌伪军。5日晚海军陆战队由长门渡江，分向琅岐、金沙进攻。6日晨八时，收复嘉登岛，伪军何荣冠、陈承平反正，改编为闽口守备队。25日，又由金沙向壶江攻击，下午收复该岛。26日，分由福斗、壶江渡海围攻川石，敌闻风逃去，川石岛随即克复。1944年10月4日清晨，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
　　
　　1945年5月28日，中国海军再渡汇合陆军收复福州、马尾和长门。
　　
　　
　　
　　浙粤沿海防御
　　
　　
　　
　　凇沪战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令苏、浙、闽、粤各港口征集舰船培塞，计有60多艘船自沉。浙江方面，海军在乍浦设置炮位，派陆战队第三团进驻衢州、金华布防。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宣布下午六时起封锁长江口到汕头的海面。9月5日，日本海军又将封锁范围扩大到全部中国领海（其它国在华租界海区不在内）。浙江海域是日军封锁的重要一环。
　　
　　日本进攻武汉后，中国海军执行第二期计划，派布雷队入浙。1938年10月，中国海军布雷封锁富春江，11月封锁瓯江。同时，海军总司令部由青阳抽调海军炮队携炮5尊开赴温州，12月到达永嘉茅竹岭，择地安装炮位，名称是海军温州炮队。李葆祁为炮队队长，辖炮台部和2个分台，任务是协同温州守军作战。1939年3月至5月间，中国海军实施椒江布雷，并将飞云江、鳌江、清江各水道一律严密封锁，共布雷60多枚。4月22日至6月3日，重创敌舰2艘。1941年3月，温州炮队改为瓯江炮台，林建生为少校台长。设台部及第一、第二分台。4月，日军在进攻闽江的同时，向浙江急进。布雷队于12日在瓯江南水道、飞云江抢布水雷，阻敌前进。16日，敌由三江城登陆，围攻绍兴。17日布雷队与敌在岩峙遭遇，队长吴椿征等人战死，日军先后占领镇海、宁波、瑞安、永嘉。18日，敌小火轮拖10余艘民船，满载官兵和军事物资向浦阳江上驶，在虎爪山触雷沉没。20日，在茅竹岭的海军炮队陷敌重围，战至当晚，奉命把台炮掩埋或毁掉。由于中国海军加强布雷，致使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时，其海军无法深入协同陆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第三战区的行动。
　　
　　日军进攻广东，是为了切断经香港的援华补给线（援华物资的80%都是经由这条补给线进入中国的），从而一步步使中国军民屈服。同时，侵占广东也是其南进的一个步骤。为此，日本调遣大批陆海军进行大规模协同作战。战前，日舰就多次南下广东沿海实施侦察。凇沪大战后，日舰开始小规模进攻广东。
　　
　　1937年9月6日，日舰炮轰珠江口的赤湾，占领东沙群岛。13日，又轰击大鹏湾，海军陆战队登陆。次日，日舰又攻虎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和广东海军“肇和”等舰奋力还击，并出动飞机攻击日舰，共炸沉敌舰1艘，炸伤3艘。这是中日海军在抗战中唯一的舰队交锋，中国海军获胜。16日开始，日军频繁进攻，并派出飞机轰炸军事目标，先后将“肇和”、“舞凤”等多艘舰艇炸沉。翌日晚，广东当局宣布封锁珠江口，不许任何舰船通过虎门炮台。
　　
　　1938年春，中国方面在广州组织力量赶制水雷。到10月止，共造出2000多具（1939年后，海军总司令部也调拨水雷支援），同时增编11个水雷组，每组20余人，雇用10余艘火轮，百余条民船，以扩大布雷范围。在虎跳门、坭湾门、磨刀门、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门、三虎山、潭州、外海及大亚湾等水域均布了水雷。
　　
　　10月23日，第十一布雷组由组长刘友求率领在淡水河布雷，遭到敌机的袭击，布雷船被炸沉，全组官兵阵亡。
　　
　　从1938年开始，日军为在广东登陆作战进行了周密准备。9月19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攻占广州和编组第二十一军的命令。日军第二十一军下辖第五、第十八、第一○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日本海军为第五舰队，下辖第八、第九、第十战队，第二、第五水雷战队，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第二根据地队和高雄航空队等部，共有舰艇74艘，飞机100多架。8月下旬，日本飞机在广东南雄击败中国空军战斗机队，夺得制空权。10月9日，日本第二十一军主力分乘100多艘舰船，由第五舰队护航，从马公岛出发，于12日凌晨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上岸日军分路快速挺进，沿东江迂回包抄，于21日攻陷广州。日本海军分遣舰队配合第一○四师团由珠江口向虎门要塞猛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补给线被切断，激战2日后失败。
　　
　　珠江口等处雷区予敌以极大杀伤。10月22日，3艘日军汽艇在潭州水面被炸沉。24日，在虎门沙角的2艘满载敌军的渔船触雷沉没。25日，敌“长运丸”运输舰在珠江被炸沉。
　　
　　广州失守后，广东省江防司令部转进西江，封锁肇庆峡，主要任务是游击布雷。布雷队在韩江、西江、北江、东江、鮀江、邕江及北津港、广海港、斗山港和重要支流布放，阻止敌舰艇溯江内侵。
　　
　　日军占领广州后，又进而攻占了海南岛、汕头。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南宁的作战命令，准备于19日以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与海军第五舰队协同进攻。广西告急。海军总司令部立即派邓兆祥率测量队、布雷队赶赴梧州增援，与当地布雷队合作，担负西江水道勘测和布雷等任务。11月，南宁失守，布雷队在南宁附近的邕江实施布雷封锁。1940年3月间，布雷队在新会县猪头山江面布放漂雷，阻敌前进。
　　
　　在这一时期，广东海军在肇庆成立了水雷总队，后多次改编扩充。1945年7月，在南宁成立粤桂江防布雷总队，下设2个水雷大队，4个中队，12个分队及特务、通讯、输送等队。
　　
　　从1939年至1944年初，粤桂地区的布雷封锁，先后炸沉日舰艇15艘，并俘获伪海军广州要港司令萨福畴中将等7名重要官员。
七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闽系与电雷系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戴笠染指海军
　　
　　
　　
　　七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民国海军以地域划分为，东北舰队（即第三舰队）、广东舰队（即第四舰队）、福建海军所辖第一、第二舰队和江阴电雷学校。以学系划分，有马尾、青岛、黄埔和电雷系，各有所主，盘根错节，长期不能统一，直接影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海军主力长期控制在福建人手中。据1937年4月统计：海军部所属官佐2563人，闽藉为2130人，占83.43%。海军部本部官佐2341人，闽籍占1871人。
　　
　　抗战中，海军舰艇大都被炸沉或用于堵塞。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把与军政部并列的海军部裁撤，改为海军总司令部，隶属于军委会。海军机关亦大量撤并，陈绍宽改任海军总司令，常务次长陈训泳（陈训泳于1945年4月病故，由曾以鼎接任。李世甲任第二舰队司令。刘德浦接替李世甲任闽江江防司令）任参谋长，陈季良和曾以鼎分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
　　
　　
　　
　　闽系与电雷系
　　
　　
　　
　　抗战前，蒋介石就竭力压制、排挤闽系海军势力，扶植欧阳格的电雷系，同时借用第三、第四舰队力量与闽系对立。1937年8月，江阴封江前的军委会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闽系海军的“海筹”、“海容”等老舰用来沉塞，加强封锁。陈绍宽则提出还有其他部分老舰又将如何？于是军政部管辖的在南京江面停泊的“海圻”、“海琛”等舰也与闽系老舰一起下沉。
　　
　　江阴抗战开始，陈季良率舰掩护阻塞线。要塞江防归欧阳格管辖，对陈季良也时有为难，连陈季良乘艇靠岸，派舰测量水位，欧阳格也进行干涉，陈季良无可奈何。10月，日军飞机轰炸护防舰队，陈季良坐镇旗舰指挥战事。每次旗舰被炸沉或炸伤，他就换舰高悬司令旗。部属多人劝阻勿挂，以避免敌机轰炸，遭到陈的严厉训斥。陈季良在舰上被炸伤后，海军部即派曾以鼎率舰接替，令陈退往后方治疗。欧阳格则向蒋介石报告陈季良临阵脱逃，蒋介石极其震怒，当即打电话给陈绍宽，命令“就地枪决”。陈绍宽大为恼火，立将陈季良在江阴指挥作战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盛怒未消，大声地对陈绍宽说：“嘿！你去查明处理吧！”幸而当时一位德国总顾问带了一批人在江阴炮台观看战斗的情况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所看到的海空军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接电愕然，马上再打电话给陈绍宽说：“误会，代我安慰陈季良。”
　　
　　激烈的海空大战中，欧阳格在山上目击“宁海”、“平海”等军舰相继沉没，认为闽系海军主力消耗殆尽，遂颇为得意地对萨福畴说：“不料陈某的海军，竟也有今日。”大量舰艇损失后，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布雷。海军部派曾国晟负责制造水雷，欧阳格也提出制雷，请军政部批准承制500枚，并掌握全部制造经费，与海军部发生争执。最后军政部只得决定各承制250枚。
　　
　　
　　
　　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陈绍宽个性倔强，有一股拗劲，素不买账。马当失守后一个月，军委会下令追查海军的责任，陈绍宽看后大为愤怒，亲自拟稿回复，认为马当失守已一个月，在此前后并无1艘敌舰闯过封锁线；你们陆军未战先溃，不追究陆军责任，反而追究海军，是何道理？措词十分强硬。海军总司令部秘书王则璐认为，军委会的命令虽未必是蒋介石交办的，但如此呈复，后果总是不妙的。但在陈盛怒之下，王不敢提，就叫曾国晟进去劝说。曾用签条写了一段语气和缓的劝语，贴在陈绍宽手稿文字旁边。陈绍宽见后，撕下签条，厉声说道：“不准更动一字，即报上去！”陈绍宽对军委会经常表示不满，当着许多人也无所顾忌。军委会和军政部常把各地关于江防建议的函件推给海军总司令部，再转到水鱼雷厂处理，最后又回到陈绍宽手里。陈非常反感地发牢骚说：“如果有人向委员长建议只要坐在板凳上，两手执着蒲扇，扇一扇就可当飞机去打敌人，他也会信以为真。”
　　
　　陈绍宽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有一个过程。1929年6月海军部成立后，杨树庄担任部长，陈绍宽任政务次长，蒋介石比较欣赏陈，有事常置杨不理，直接找陈，陈对蒋也抱有希望，但不久就落空了。蒋介石扶植欧阳格为自己的嫡系海军，并造成第三、第四舰队的独立。因此，蒋陈矛盾逐渐产生，而且越来越尖锐，陈绍宽处境也就江河日下了。
　　
　　陈绍宽与何应钦龃龉也时有发生。何应钦是军政部长，掌管军费，其他部队对何是不敢得罪的，陈何之隙，是由扩建江南造船所一事引起的。陈绍宽1931年任海军代理部长兼江南造船所所长时，想扩建厂房，并在空旷的旧炮台原址建海军医院。于是同军政部商量，公文往返多次不得答复，派科长王学海去疏通（王学海曾留德学习水雷，军政部中层官员多系他的留德同学）也未果。陈绍宽非常生气与何应钦发生争执，斥其把持公地。最后虽被批准，但却埋下了祸根。
　　
　　1938年海军部缩小编制，改为海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刚好是其顶头上司。当时，海军要制造水雷，急需炸药，军政部在汉口仓库储有炸药，几经申请，终不批准，请拨制雷经费，也是几经挫折。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撤往重庆，物价腾贵，米价大涨，影响官兵生活。陈绍宽为解决军粮问题，派王学海到军政部军粮局请求调拨军粮。王受命时提出按官场惯例要陈批给一些应酬费，陈听后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不能干这等事，他们不拨，要饿，大家一起饿！”王学海红着脸走了出来，曾国晟对王说：“你去吧，要花一点应酬费，我负责。大钱没有，小钱由布雷经费项下开支好了。”同年秋，在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由于物价大幅度波动，月饷买不到30斤大米，军心不稳。李世甲遂电告重庆。不久，转来军委会的电令：“自行调整。”海军在经费和军需上受到军政部的掣肘，陈绍宽又不肯示弱，终因位居人下，所以只得节约开支，鼓励部属工厂努力生产自救，勉强维持。
　　
　　第三舰队撤至重庆时，与闽系舰上撤下的人员分别编队，互不统辖。军政部把其中一些人员安排在“决川”、“浚蜀”浅水炮舰上。2舰原属川军，刘湘服从中央后，为表示诚意，把军舰和飞机交出。军政部接管后，没有划归海军总司令部。陈绍宽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剥夺海军职权。嗣后，2舰开往四川，不经海军总司令部同意就挂起海军旗。途中与1艘法国军舰相遇，依照国际礼节，法舰前往拜访，发现该舰在交往中不合国际惯例，就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质问。陈绍宽接报，认为有失国家体面，遂向军政部提出只许2舰挂水上警察旗号，何应钦很不高兴。
　　
　　陈绍宽性情禀直，不善言词，每出席军政部或军委会召开的会议，讨论和研究海军问题时，稍不惬意，即挟着公文包拂袖而去，何应钦常是会议的主持人，感到十分难堪。尽管陈何有矛盾，但何应钦出于同陈诚斗争的需要，对陈绍宽的举动有时还能留些面子。但是到抗战后期，陈诚挤掉何应钦主掌军政部后，海军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陈诚上台后，首先紧缩海军经费，使海军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连维持现状都非常困难。当日军进逼湘西时，海军在辰溪的水雷厂需要内迁，海军向军政部请拨一批内迁费，报告马上被驳回。1944年，日军攻占独山，在贵州桐梓的海军学校向重庆转移，请拨费用，又不获准。时学校已在迁移途中，海军再次请示，陈诚却命令海校迁回原址，陈绍宽顶着不理，学校虽然迁了，但迁转费却无法报销。后来，陈诚把海军剩余几艘军舰的煤炭费也核减了，军舰竟无法行动。
　　
　　陈诚主军政部后，对海军所请派的驻外武官人选和派遣的留学生多方刁难，不予批准。海军总司令部对下属的请求有不准时，陈诚则出面越过海军总司令部批准执行。1941年1月，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邀请拟派一个缅马印军事考察团。事先由陈诚内定人选，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主任林蔚为正副团长，陆军有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等，空军有王可赞，唯独没有海军。名单送蒋介石审定时，何应钦提出代表团应有诲军，蒋才临时通知陈绍宽派人。陈接令后，立即通知在香港的周应聪赶回出发。海军就是通过这次考察，才拟订了“中英共同防御计划”。这件事，使陈绍宽十分难堪。
　　
　　陈诚还设法拉拢闽系海军军官，分化闽系势力。他让其亲信王东原（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越过海军总司令部，由军委会直接点名选送闽系海军军官入训。入训者先由王东原亲自召见谈话，训练结束后另行分配，如林祥光、曾万里等，被选派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参谋。他还拟调海军参谋长曾以鼎到陆大将官班受训，并许诺给予同期受训的集团军总司令待遇，暗示今后可取陈绍宽而代之。但曾以鼎没有答应。
　　
　　抗战进入中期后，海军中的闽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开始剥夺陈绍宽的权力，力图消除异己派系，统一海军。他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白崇禧，副主任陈绍宽），直属军委会，对海军进行整顿。当时，英美等国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开始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并派出军事人员训练中国军队。美国陈纳德“飞虎队”则直接参战；同时还向中国赠送一批舰艇，接收中国海军官兵学习等等。整建委员会初期，最重要的就是讨论考选赴英美等国海军留学生的办法。以往选派留学生都由海军部办理，成员均出自闽系，排斥其他派系，这次由整建委员会公开在各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军官及青年军中招考。因此，大大削弱了闽系集团。
　　
　　
　　
　　戴笠染指海军
　　
　　
　　
　　就在海军总司令部山穷水尽的时候，军统头子戴笠也开始染指海军。抗战前，英美两国争先帮助中国海军，名为合作，实为控制。美国因闽系掌权，成员多由英国培养，故有所顾虑。英国则利用闽系关系，接近中国海军，派伯利古乐门担任海军部顾问，想把英国海军制度加于中国海军。但陈绍宽多不采纳，而且对伯利古乐门在生活待遇上的要求也没有充分满足，以致发生不少矛盾。不久，英国改派与陈绍宽性格较接近的准将莫士来华。1937年陈绍宽以副特使身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英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陈绍宽处境不佳，有传闻将贬任驻外大使。英政府却在招待各国海军将领的宴会上，把陈绍宽的席位排在欧洲各国海军总司令之前，使各国海军首脑另眼相看。陈绍宽提出援华舰艇问题，英政府也都表示同意。
　　
　　抗战爆发后，英国想与中国军统有所交往。因为军统部门曾破译了日军密码，并提醒英国防范。而戴笠则想通过合作从英国获得一些装备。双方合作一年多，英国答应给中国的装备器材都迟迟不给，军统也不肯把破译技术让给英国。戴笠经常在背地里骂英国人是吝啬鬼，于是便与美国合作。他多次指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军统美国站长肖勃上校多方联系接洽。不久，军统以日本海军即将偷袭美国太平洋某基地的情报引起了美国的重视。于是，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找肖勃接洽，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连忙向蒋介石报告，蒋正想依靠美国，正中下怀。
　　
　　1942年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梅乐斯中校来华。肖勃事先电告了戴笠。美国务院则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转到军委会第一厅后按惯例批交海军总司令部办理。戴笠认为这是倚仗美国染指中国海军领导权的好机会，便命肖勃在美先行拉拢梅乐斯，并取走让海军总司令部办理的公文，亲呈蒋介石改批“交戴主任办理”。
　　
　　梅乐斯在肖勃的陪同下已抵重庆，戴笠亲到机场，迎至精心布置的住所加以特殊款待，还陪同拜见了蒋介石，却一直不让与陈绍宽见面。倒是迪帕斯带梅乐斯拜访了陈绍宽，陈也宴请了他们。但梅态度傲慢，他要到中国沿海察看港湾情势，要求有海军人员一同前往。海军急调曾国晟到重庆，向陈绍宽面领任务，然后到军委会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报到。这时，戴笠与梅乐斯却去西安游览了。
　　
　　梅乐斯来华一个月后才见到曾国晟，询问了中国沿海布雷和辰溪水雷厂的设备情况，并告诉曾此次访华的任务，一是察看中国沿海的敌情，以便使用飞机布雷；二是设观察台，侦察敌舰行动，指示美国潜艇前往袭击；三是相机协助中国海军活动。梅乐斯视察了辰溪水雷厂，认为比万县水雷厂设备要好，美国可以支援中国磁性水雷零件，在厂里装配。一行随后经衡阳、韶关到闽浙沿海视察，然后回国。
　　
　　同年夏，梅乐斯偕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等再次到达重庆。这次，戴笠为巴结海军的人，专派部下安排小汽车接海军联络官曾国晟，一连等了3天。曾知其中的奥妙，赶紧把车打发走，亲自打电话向陈绍宽报告，陈厉声地说：“不要上人家的当啊！”
　　
　　梅乐斯见到曾国晟后，显得格外热情。当晚同宿一室，让曾睡在舒适的床上，自已却睡在地下。梅乐斯神秘地拿出一份手抄的合同草案，对曾说：“这个草案不能向外泄漏，一是协助办理对敌情报合同，主要是为政府训练情报特工人员，并供应武器和设备；二是协助中国训练海军人员，提供装备和布放新水雷的合同。”又说：“头一部分合同，戴将军已同意，经最高当局考虑后，就会签订。第二部分合同，戴将军尚有所待，目前还不同意进行。我希望你和戴将军合作，但你必须与海军隔离，来到戴将军这里。你如同意，明天我介绍你和戴将军当面谈谈，你可提出你的要求和条件。”梅乐斯进一步对曾说：“蒋委员长对陈绍宽上将是不信任的，既然不信任，就干脆不用，另换可以信任的。”
　　
　　陈绍宽处境不利，也试图争取梅乐斯的支持，使之有助于海军方面。陈发请柬宴请梅乐斯，但被军委会二厅退回，上批：“请梅顾问赴宴，必须得到戴主任同意。”实际上这是戴笠的四大台柱子之一潘其武禀承其旨意代批的。
　　
　　潘其武原为第二舰队书记官，因失职被陈绍宽开除投到戴笠门下。戴不谙海军，因潘是曾以鼎外甥，遂命其拉曾准备拥曾出任海军总司令，戴笠任副职。曾以鼎在潘的陪同下，访问了戴笠，戴殷勤接待，大肆恭维，特意送给曾一本密码本。
　　
　　1945年冬，戴笠通过梅乐斯的介绍，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结识，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掌握中国海军大权。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建议，以部分军舰援蒋，由戴笠主持海军，并把军统局的一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1946年3月中旬，戴笠与柯克约定在上海会晤，研究美国援助中国舰艇的问题。柯克定于17日抵沪，戴笠由北平到青岛转飞上海，途中触山失事身亡，夺取海军大权的企图这才告吹。以后，蒋介石的其他亲信接踵而上。
八对日受降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收复南海疆域
　　
　　
　　
　　
　　
　　八对日受降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
　　
　　
　　
　　1945年5月，陈绍宽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海军顾问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又赴英国。在伦敦，他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遂立即乘机回到重庆，准备对日受降。
　　
　　中国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上午九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海军陈绍宽、空军张廷孟等人接收了日本陆军冈村宁次大将、海军福田良三中将等人的投降。日本军队投降总兵力为128万多人。其中，海军人员约4万人，共有舰艇船舶计5.46万吨：军舰19艘（3艘可用）、驱逐舰7艘（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均可用）、小型潜水艇3艘（2艘可用）、炮艇200多艘（大部不堪用），其余均为小艇、帆船等，大多损坏。上述统计不含台湾。
　　
　　海军方面的受降，除了南京之外，还有上海、广州、厦门、台湾、武汉、青岛等地。陈绍宽身为海军总司令，虽参加了在南京的全国受降仪式，似乎地位稳固，其实不然。蒋介石去陈之意已很明显。9月1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给冈村宁次下达军字第二号命令称：(一)日本驻华舰队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香港除外，暨台湾澎湖列岛，日本舰队之舰船、兵器、器材，一切基地设备，及基地守备队陆战队暨一切其他附属设备等，兹派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将曾以鼎负责统一接收；(二)各海岸及岛屿之基地，仍由中国各受降主官派兵接替守备。蒋介石把海军受降事宜让曾以鼎全权负责。陈绍宽也不示弱，他急命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兼任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克日前往报到；急电曾国晟从辰溪赶到重庆，从速沿江接收敌伪舰船。
　　
　　李世甲奉令后，率海军陆战第四团一营（营长林苞），准备由集美进厦门接收，不料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先派陈重率省保安纵队1个团集结集美，待命推进厦门接收。陈重告诉李世甲：“接收厦门的任务，是由福建省保安处负责，希望海军陆战队不要渡海，以免发生误会。”李世甲也不示弱，答道：“我是奉海军总司令部命令来接收厦门日本海军投降的，命令不能不执行。”陈重只好推脱，让他去龙溪找福建省政府接收厦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泽元。李去后，得知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和刘建绪副司令长官已决定，由省保安处负责接收，顾祝同派高参李某和参谋处长唐静武正在协同严泽元秘密部署接收工作。双方势成僵局。李世甲遂电海军总司令部请示，陈绍宽震怒，即刻复电令遵前令办理。双方在龙溪相持1个月。福建省政府接收厦门委员会派人与厦门日本海军中将原田清一商洽接收事宜。原田以“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命，本地区应向中国海军投降，未便遵办”加以拒绝。
　　
　　9月下旬，海军总司令部调派刘德浦为厦门要港司令，协助李世甲办理接收事宜。李立即令刘以接收厦门日本海军前进指挥名义，向原田发布命令；同时，李打电话向刘建绪报告海军陆战队渡海接收的决定，请部属不要干预，并明确表示接收范围，仅限于厦门的日海军机构，其余概不过问。刘建绪只得同意。原田编造了投降官兵花名册和舰艇、军械、弹药、物资等清册。海军共接收4艘日本舰艇，最大的为400吨的炮艇，其余为机帆船；受降官兵2000多人，以厦门大学为俘虏营；收缴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机关炮几十挺，山炮数门。
　　
　　接收结束，海军总司令部就命李世甲为接收台湾海军专员。李乘“海平”号炮艇返福州，组织人员准备出发。在福州，李世甲首先以第二舰队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通知旧海军人员回军服役。不久，录用200多人，作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机构成员的补充。10月28日，海军1500多人在基隆登陆。李世甲已于20日晨到达台北，在台北教育公会堂设立第二舰队司令部，命日本驻台海军司令官福岛中将把投降官兵、舰艇及其他物资文件分别造册，听候点收，并扫清海峡和各港口水雷。10月25日上午九时，陈仪、李世甲等9人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日本海军投降1.9万余人，舰艇20余艘。除3人操纵的潜水艇和鱼雷快艇各4艘外，其余均为排水量不足百吨的木壳驱潜艇和小型铁壳登陆艇，还有几百条震洋艇。接收马公、左营2港后，海军总司令部派李世甲为台澎要港司令，司令部设左营，下辖台北、基隆、马公3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11月中旬，陈绍宽由沪飞厦门，乘“长治”舰莅左营视察。
　　
　　长江沿线的接收工作，陈绍宽让曾国晟只身去接收，既不派人，也不派船。曾国晟从辰溪出洞庭湖，直趋汉口。川江至汉口没有什么敌伪船只。曾回到辰溪水雷厂，自拟了一道命令：“奉诲军总司令部令，派曾国晟为沿江至上海接收敌伪海军大员。”于是，带上厂里的几个人，乘小火轮沿沅江经洞庭湖至汉口。这里的日伪海军仓库都被陈诚派郭忏给封闭了，郭是这一地区的总接收大员。曾国晟去拜会郭忏，郭不客气地说：“海军是由曾以鼎负责接收，你不是曾派来的，你奉谁的命令？”曾即出示自拟的命令，郭看过之后，认为不是原电。曾答道：“原件应归档，所以只抄电文为凭。”郭又说：“反正是海军内部的事，你就去接收吧。”曾国晟立即命令郑天杰在汉口接收日本海军大佐的投降，查封日伪海关。曾带着人赶到湖口，才知道这里的日伪机关仓库甚多，带去的几个人根本不能应付，遂先回南京，又赶到上海，向从重庆飞到上海的陈绍宽汇报了情况。陈让他去问曾以鼎，曾国晟这时才体谅到陈绍宽的难言苦衷。
　　
　　广州方面的受降，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除了接收广州要港和舰艇外，10月底还接收了直属日本驻澳门海军武官指挥的华南伪海军总司令甘志远部的10多艘小型舰艇，以及陆战队3个支队和2个直属大队。
　　
　　中国海军受降后，陆续遣返日海军官兵4万多人。1946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派卢东阁中校等人随戴坚的驻日占领军荣誉二师赴日，作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成员，还接收了一批日本舰艇和设备作为赔偿。1946年，海军正式收会江南造船所。1947年，从美国手中接收了一批日本舰只。总共接收日伪海军舰艇船舶2169艘，约82839吨，大部归还原主或报废，逐步修复了192艘，约19314吨，多是小船。根据中美苏英4国协议，日本本土剩余舰只由4国均分，中国共接收4批34艘，其中包括驱逐舰7艘，海防舰17艘，驱潜舰5艘，运输舰2艘，扫雷艇3艘，布雷艇3艘，运粮船1艘，排水量为35598吨。第一批8艘军舰于1947年7月3日抵沪，6日在上海高昌庙举行接收典礼。第二批8艘于7月27日抵沪，28日在高昌庙接收。第三批8艘和第四批10艘分别于8月17日和9月30日在青岛海军基地接收。海军留用了28艘。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反侵略战争后第一次获得外国海军的战争赔偿。
　　
　　同年5月1日，在日本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接收典礼，索回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海军俘缴的“镇远”、“靖远”2舰的铁锚和“镇远”舰主炮炮弹90颗，锚链20寻（日本将这些战利品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向国民炫耀战绩）。5月4日，铁锚由商船运回上海，转交中国海军。10月，被陈列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内（现存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收复南海疆域
　　
　　
　　
　　在受降的同时，中国海军迅速地收复了海疆。日本投降后，沦陷的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政府接管，划入广东省辖区，暂由海军管理。1946年10月29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精神，中国海军组成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司令官为林遵。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派省府委员肖次尹任西沙、南沙接收专员。
　　
　　在这之前，法国巡洋舰在这一海域活动频繁，打算乘日本投降之际，重新恢复越南为殖民地，进而占据西沙、南沙海域。1946年3月6日，法军驻越南舰队司令阿巴努率领的10余艘军舰不顾中国守军的一再警告，入侵我国南海，并向守军开炮，欲强行登陆。中国军队的炮火把冲在最前面的1艘法舰击沉，2艘重创，并用机枪火力阻止登陆的法军，迫其撤到海上。法舰向岸上炮击，击中原日军弹药库。
　　
　　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奉令后，对收复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10月29日，中国海军护卫舰“太平”号（舰长麦士尧）、扫雷舰“永兴”号（舰长刘宜敏）、坦克登陆舰“中建”号（舰长张连瑞）、“中业”号（舰长李敦谦）护送国防部、内政部和联勤总部的代表以及测绘人员、驻守部队从吴凇南下，于11月初驶抵珠江口，在内伶仃岛附近锚泊。广东省政府派出的接收专员和随行人员登舰。行前，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接见了舰队军官。之后，“永兴”、“中建”舰驶往西沙，“太平”、“中业”舰驶往南沙。
　　
　　11月24日，西沙接收组（肖次尹为接收专员）在武德岛（Woody Island）登陆，接收后，被正式命名为“永兴岛”，“特里顿岛”（Tritan Island）命名为“中建”岛。12月12日，赴南沙的接收组（麦蕴瑜为接收专员）在“长岛”登陆接收该岛后正式命名为“太平岛”。同时被命名的还有“中业岛”、“鸿庥岛”和“敦谦沙洲”，并在太平等岛屿重立国界碑。在太平岛上，还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派驻留守人员100多人，其中守军1个加强排，海军每2个月派舰运送一次给养，人员半年换防一次。1947年底，中国内政部正式核定中国南海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各岛沙礁滩名称，公布中外。1950年，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后，国民党撤走南海诸岛驻守人员。1956年6月，台湾派兵驻守太平岛，重建“南沙群岛管理处”，以后改为“南沙守备区”，隶属台湾海军总司令部。
九汪伪海军的组建及其覆灭
　　
　　
　　
　　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其行政院下设海军部，体制和编制基本仿照原国民政府海军部，但是多设了一个顾问室，由日本海军少将级军官充任顾问，几名军官任助理，一切部务须经顾问室同意后才能实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野村中将通过中国留日海军军官李慧济，征求伪海军联谊社成员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李慧济，烟台海军学校第十八届航海生。伪海军联谊社系由留沪海军军官组成。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为烟台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生）等人对部长人选的意见。他们认为以前海军部军械司少将司长林献炘（林献炘，留德学生，黄埔海军学校第八届航海生）为适宜。但林献炘称病婉辞，于是李慧济等人又改荐前海政司少将司长许继祥（许继祥，船政后学堂第十二届航海生）。但日伪都不满意，这主要是伪政权内部陈壁君的公馆派和周佛海之间争权夺利所致。公馆派坚持海军部长—职由陈壁君的妹夫褚民谊担任。褚是留法医学专业，与海军素无关系，周佛海坚决反对。公馆派也反对改派其他人。
　　
　　1940年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海军部长人选仍没有选出，只得决定由汪精卫兼任部长，凌霄任政务次长，许继祥任常务次长。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极力想谋得一部长席位，得知海军部长—职尚缺，即积极活动，得到日本海军顾问寺冈谨平、冲野中佐的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任援道又派徐沛（烟台海军学校第九届航海生）向李慧济、郑世璋等联谊社成员疏通，答应到职后在部中给予各位简任职位。5月30日，伪政府特派任援道兼海军部长。6月5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任命姜西园（姜西园原名炎钟，烟台海军学校第十五届航海生）为海军部政务次长兼中央海军学校校长。
　　
　　1942年8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将军政部（改陆军部）、海军部改隶属军委会。任援道继续担任海军部长。10月，设参谋总长（刘郁芬），辖管陆军、海军的2名参谋次长（许建廷为海军的次长），同时还任命萨福畴为海军部次长。1944年11月，汪伪政府调整军事机构，任援道改任伪江苏省省长，由凌霄代理海军部长（1945年1月15日任部长）。
　　
　　汪伪海军规模不大，设有4个要港司令部。伪海军部成立后，于4月17日把原梁鸿志的维新政府绥靖部长江水巡队司令部改为南京要港司令部，拥有2艘巡逻舰，2艘炮舰，许建廷任司令。7月，改任李赓熙为司令，陈杰为参谋长。后由尹祚乾担任司令。
　　
　　1941年3月下旬，伪海军部又在江阴建立海军要港司令部，以杨哲人为司令。
　　
　　10月，伪行政院任命鲍一民（鲍一民，系葫芦岛航警学校毕业，30年代初在青岛第三舰队担任巡洋舰副航海官、舰队参谋、教导大队长等职，后改任长江要塞守备队第一总队长，马当失守后，蒋介石追究责任，遂潜逃香港，又投汪伪。）为威海卫海军基地司令。1942年7月，改为华北要港司令部，设于刘公岛，鲍一民任司令，孟铁樵（孟铁樵，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曾任渤海舰队“江利”、“同安”舰长，长江要塞守备队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后投敌）任参谋长。辖有：威海卫基地队，司令李玉琨，下辖6个派遣队又7个排；烟台基地队，司令杨镜明，下辖3个派遣队又5个排；连云港基地队，司令马希瑶，下辖3个派遣队又5个排；海军练兵营，营长杨镜明兼，后由孟铁樵兼，副长罗世厚。要港司令部还辖“海祥”舰，“同春”运输舰，“海和”、“民德”、“日生利”炮艇，“掣电”、23号、24号汽艇。另有日本海军辅导部官兵20多人主宰一切事务，斋藤海军大佐任首席辅导官。
　　
　　广州要港司令部，系由原广东海军将领招桂章在日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1941年11月，伪行政院决定正式编为广州要港司令部，招桂章任司令。
　　
　　1943年4月，伪海军部在汉口设立基地部，任孟秀椿为司令，陈正望为参谋长。
　　
　　汪伪海军将维新政府的水警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并筹办了海军士兵训练所、水路测量局。海校设在上海高昌庙，任援道曾兼任校长，徐沛任教育长，聘日本海军军官为航海、轮机专科教官，其余教职员多以留日海军军官和退职旧海军人员充任。学校规章和教授方法全部仿日本海军土官学校模式，采取航海、轮机兼修制度，日文是必修课。1939年至1944年，伪海校先后招生6届，每届所招数量视当时需要和校舍条件而定。学生以高中毕业为合格，年龄18至20岁，学制3年。学习期间，伙食、被服、书籍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学生经考试合格后给予证书，然后派到“海兴”练习舰（原“永绩”号）上实习，或到日本军舰见习6个月，期满后派往各舰艇和伪海军各单位担任初级军官。第一届34名于1941年毕业，第二届120名于1942年毕业，第三届42名于1943年毕业，第四届38名于1944年毕业，第五届38名、第六届17名于1945年冬毕业后被遣散。
　　
　　汪伪海军依附于日本派遣军，全赖日本而生存。1940年5月，陈公博、褚民谊等一行到日本横须贺军港参观，要求日本协助其发展海军。12月13日，日军将缴获和打捞的中国海军“永翔”、“永绩”等9艘舰艇以及威海卫海军营房交给伪海军部，由姜西园次长前往接收。1942年4月1日，伪海军部召开重要会议，汪精卫亲自参加，在会上强调“要以智深勇沉之新精神，建立新海军”。除了这9艘舰艇外，日方还给伪海军6艘炮艇作为水上巡逻和学生教练使用。伪海军兵力不足1旅，共辖几十只小舰艇。
　　
　　抗战后期，汪伪海军内部不断分化，逃跑、反正、起义的官兵时有出现。1944年11月5日，刘公岛基地队和练兵营600多人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和连城、毕昆山（均为练兵营教练班上士班长）等人的率领下发动武装起义，击毙威海卫基地队上校司令李玉琨等军官，打伤伪华北要港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孟铁樵和日军辅导官滨川大佐。随后，起义人员驾驶“日生利”、“东海”、“同春”、23号共4艘舰艇开往山东昆崙县双岛港西海岸登陆，加入了八路军。11月10日，伪海军龙须岛派遣队67名官兵也在中尉队长丛树生的率领下光荣起义，于12月初到达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刘公岛起义部队会合，组成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郑道济任支队长。
　　
　　1945年8月，汪伪海军投降，由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和各战区分别受降，伪海军舰艇、学校、要港司令部等机关被接收，人员录用了一批，其余被遣散。
　　
　　抗战胜利时中国海军序列（1945年8月）
　　
　　海军总司令部
　　
　　第一舰队：炮舰“楚观”、“楚同”、“楚谦”号，运输舰“克安”号
　　
　　第二舰队：炮舰“永绥”、“江元”、“民权”号，浅水炮舰“英德”、“英山”、“英豪”、
　　
　　“美原”、“法库”号，炮艇“威宁”、“义宁”号，鱼雷艇“湖隼”号
　　
　　闽江江防司令部
　　
　　陆战独立旅
　　
　　第一布雷总队
　　
　　第二布雷总队
　　
　　第三布雷总队
　　
　　第四布雷总队
　　
　　粤桂江防布雷总队
　　
　　宜巴要塞第一总台、第二总台
　　
　　巴万要塞第三总台、第四总台
　　
　　瓯江炮台
　　
　　海军学校
　　
　　海军练营
　　
　　水鱼雷营
　　
　　马尾造船所
　　
　　修械所
　　
　　第一工厂
　　
　　第二工厂
　　
　　第三工厂
　　
　　南京医院
　　
　　马尾医院
　　
　　荣誉官兵休养所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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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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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民国海军的重建
　　
　　一陈诚、桂永清入主海军
　　
　　陈绍宽被挤出海军桂永清的整治和倒桂风潮
　　
　　二中央海军训练团与接收英美援舰
　　
　　中央海军训练团赴英接舰
　　
　　参加同盟国胜利大游行接收美舰
　　
　　三海军机构改组与舰队重建
　　
　　四投入内战
　　
　　封锁解放区沿海参与东北内战兵败长江
　　
　　退守上海设防长江口
　　
　　五前线起义驶向光明
　　
　　六沿海争夺兵溃台湾
　　
　　抢运人员物资沿海岛屿争夺战
　　
　　七尾声
　　
　　
　　
　　
　　
　　
　　
　　
　　
　　第五章民国海军的重建
　　
　　
　　
　　一陈诚、桂永清入主海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一面积极筹划内战，力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一面在内部继续打击和分化其他派系。
　　
　　夺取闽系海军领导权，是蒋介石早就期望并在抗战期间已着手进行的。抗战结束时，蒋介石严格限制海军的接收，控制日本降舰、英美赠舰和赴英美人员，使闽系重振海军、恢复实力的计划不能实现。之后，蒋介石便公开夺取海军大权，重组海军。
　　
　　
　　
　　陈绍宽被挤出海军
　　
　　
　　
　　陈诚为蒋介石嫡系将领。戴笠死后，他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于1945年9月1日在军政部下设海军处，以从闽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实力派人物周宪章为副处长，以在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的海军军官为骨干，专掌海军行政、教育、训练和建造等一切事宜，审批海军总司令部公文，以此从陈绍宽手中夺权，削弱闽系力量。
　　
　　1945年春，陈诚乘陈绍宽赴美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之际，把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改编为陆军，原有官兵大部遣散回籍。陈绍宽回国后，局势对他极为不利。但他仍竭尽全力维持，不顾一切地派人去接收日本舰艇，以恢复海军实力。然而陈绍宽处处受到挟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开德率舰来沪时，陈绍宽设宴招待，并邀请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军委会随即通知海军总司令部，以后宴请美国大使和司令级官员，须经军委会批准方可举行。11月，美国海军顾问团的4名上校军官来华，陈绍宽特意在南京国际饭店设宴欢迎，指派曾国晟等4名海军上校作陪，并亲自在饭店迎候。可是开宴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客人还没有到。陈绍宽命人打电话催请，美国海军顾问谢道：“有事不能来。”11月中旬，军委会令陈绍宽派海军“长治”号等舰艇开往渤海，堵截八路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到东北。陈绍宽借口军舰需要修理，并请拨油费，从上海乘飞机到了厦门，又乘“长治”舰到台湾左营军港视察。蒋介石闻报后极为震怒，立即电令陈绍宽返渝，陈绍宽到左营的第二天就飞回重庆，遭到斥责。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顾问团团长莫雷少将抵沪，陈绍宽趁机摆脱困境回到上海。12月，陈绍宽的少数亲信将领感到处境不妙，私下劝陈激流勇退。陈绍宽也认为是应该考虑了。12月下旬，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把海军处扩大为海军署，陈诚兼任署长，周宪章（1897年生，安徽当涂人。先后毕业于吴淞海军学校航海班、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朴茨茅斯海军学校。历任艇长、参谋主任、总队长、副处长、副署长，1946年6月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任副署长，接收海军总司令部及其业务。陈诚派周宪章率陆军警卫连把海军总司令部包围，先缴了海军警卫连的械，然后召集海军总司令部所有官员点名训话，把将、校、尉级军官分别隔离软禁，并下令所有军舰就地待命，各造船所、要港等单位物资器材等侯处理。28日，陈绍宽接到军委会撤销海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后，愤愤地搬到南京下关扬子饭店。元旦过后，周宪章通知陈绍宽正式移交，陈绍宽无奈，由饭店步行到海军总司令部参加交接仪式。从此再也不理军务。一个月后，蒋介石抵南京，派人请陈绍宽晤面。陈绍宽听到消息，当天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家乡福建闽侯南郊胪雷。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实行军事改制，取消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设立国防部，把海军署重新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周宪章任海军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桂永清从英国赶回后，经过多方活动，于9月14日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10月16日，海军总司令部正式在南京成立。
　　
　　
　　
　　桂永清的整治和倒桂风潮
　　
　　
　　
　　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人，1901年1月17日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队毕业，后上陆军大学第九期，又被派往德国学习步兵专业，为陈诚的心腹。桂永清是陆军中将，与海军素无渊源，出长海军不仅是蒋介石、陈诚的旨意，而且也是海军内部派系互相角逐倾轧的结果。
　　
　　当海军署取代旧海军总司令部时，经费比陈绍宽时代增加了近10倍，但陈诚并不屑于入主海军，而培植的周宪章和魏济民又各自培植势力，互相争斗，青岛、电雷、黄埔等系则在旁观望。青岛系静观时局，认为非抬出一个稍有声望的、但又与国内关系不多的人出掌海军，否则不足与周、魏抗衡。青岛系通过驻英武官宋锷（宋锷，字敬明，湖南湘潭人，1902年2月8日生。烟台海校第15期航海班毕业，历任航海员、队长、副长、主任、参谋、科长、教官、武官、处长等职）选中了在欧洲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桂永清。
　　
　　桂永清上台后，竭力排斥其他各系，培植自已的势力。陈绍宽的闽系遭到彻底排挤，曾以鼎、李世甲都得不到重用，青岛系的地位却提高了。宋锷被桂永清任命为第三署（负责计划、作战）署长。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军官佐属现职编制的514人中，闽籍仅92人，由陈绍宽时代的近80%下降到18%。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籍的猛增，直辖重要署、处全被非闽系掌握。
　　
　　由于桂永清纵容青岛系，所以该系常给周宪章制造麻烦。周宪章自知势弱，遂抬出马尾系的旗帜号召旧闽系团结一致，维护闽系的实力地位。周宪章曾是马尾海校训育主任，旧闽系的青壮年军官均是其先后期同学和学生，魏济民、林祥光、高如峰等闽系实力派，为了稳住闽系，保住自己的实力，也拥护以马尾系为旗帜团结起来。1947年4月，高如峰担任了海军副参谋长。桂永清看到一时难以消灭海军内部派系，就顺势让其存在，使马尾、青岛、电雷和黄埔四系鼎立，互相牵制和消耗。
　　
　　闽系虽然地位有所改变，但对于从海军统治地位跌落下来是不甘心的。周宪章、魏济民（上海海军指挥部负责人）、林祥光（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主任）、高如峰（台澎要港司令）等人开始暗中串通，积极收集桂永清的材料，发起了倒桂活动。
　　
　　1946年夏，周宪章派军学司司长欧阳宝、航政司司长陈书麟等3人赴青岛，以视察为名，暗中进行秘密联络。到达的当晚，就在林祥光家密商，要联合起来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申诉，推倒桂永清，拥陈绍宽出山，或请李世甲上台，进而重振闽系势力。接着，林祥光派亲信郑昂去上海与魏济民联系，又密约高如峰一致行动。
　　
　　桂永清在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安插的政治处长陶涤亚，系原国防部第二厅政治处主任，以陆军少将衔奉桂永清之命来青岛训练团搜集情报，监视海军官员活动，尤其是注意林祥光的马尾系。陶涤亚手下不少是军统人员，他们买通了军需课股长王廷模，得知林祥光、郭鸿久、郑昂等人的秘密活动和利用渔船捕捞海产，进行集体贪污的情况。这些材料马上被密报给了桂永清。
　　
　　周宪章、林祥光等人也加快了步伐。1947年2月，林祥光以为陈宏泰祝寿为名，在青岛饭店邀请驻青岛的各舰长刘孝鋆等10多人，以及训练团的参谋、副官赴宴。会上商定要推倒桂永清，拥护李世甲出任海军总司令。刘孝鋆等人写了一封联名信交给林祥光带到南京转呈周宪章，向最高当局控告，然后各地海军响应。桂永清得到消息后，立即借“渔案”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林祥光在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被扣押，搜去信件，交军事法庭审讯。随后，桂永清派专员赶到青岛逮捕了郭鸿久，并调查“渔案”详情，宣布由陈赞汤暂代中央海军训练团主任一职。郑昂得到风声逃到香港。
　　
　　桂永清压下了倒桂风潮后，大肆排斥异己，任用亲信，用明升暗降、委以虚职的方式，调离了一批掌实权的马尾系官员。至此，闽系海军终于结束了自己在中国海军的统治地位。1948年8月18日，桂永清正式就任海军总司令。
二中央海军训练团与接收英美援舰
　　
　　
　　
　　中央海军训练团
　　
　　
　　
　　建立中央海军训练团，是蒋介石继续瓦解闽系以及其他派系海军，进行中美合作，建立嫡系海军的一个有力步骤。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管辖，一切经费开支部由国民政府直接拨给。有关训练团情况的旬报、月报等材料直接报告蒋介石，并抄送海军总司令部。
　　
　　1945年11月初，美国政府借口保卫在西太平洋的权益，派遣第七舰队的军舰进泊青岛海面，并以援华赠舰的名义派出海军顾问团驻青岛，专门培训国民党海军人员，主要是训练驾驶登陆舰艇的技能。于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在青岛成立了CNTC——中央海军训练团，直属军委会。先由海军总司令部派青岛海军办事处长唐静海兼理筹设，不久，蒋介石把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林祥光调回，充训练团主任，以便于自己掌握和与美海军顾问团更好的合作。
　　
　　1946年元旦一过，林祥光偕同参谋郑昂、副官刘钧培（江西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和从上海挑选的机要秘书陈庭椿一行4人，乘坐美第七舰队军用飞机．由上海飞抵青岛。美国海军顾问团梅布莱尔等已先期到达，他们直接受命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顾问团首席顾问是基廷上校，还有几名中、少校军官，以及中国派出的职员。顾问团权力很大，可以干预训练团的一切事务，林祥光必须秉承顾问团的旨意办事。
　　
　　1946年1月，林祥光通过军委会电饬抽调抗战期间分散在各地的海军人员来团受训，并抽调马尾海军训练营（营长叶可钰）副营长陈赞汤（林祥光的留英同学）接管训练团副主任邓兆祥的职务。聘请刘启元（林祥光的姐夫）为主任秘书，陈武大（海军宿将陈兆铿之子，福建人）为机务股长，以及技士、练兵等数百人，由陈赞汤统率乘训练团派去的登陆舰从福州到青岛报到。随后美国10多艘中小型登陆舰艇陆续到达青岛。林祥光又通过海军署向江阴、广州、马尾海军训练营和其它各处调集官兵5、6百人，于3、4月间陆续到达青岛。
　　
　　训练团设在青岛海阳路。正副主任下设秘书、参谋、副官3室和教育、训练、机务、军需、编辑、总务6课。秘书室由刘启元负责，参谋室由郑昂负责（兼任军需课长），副官室由刘钧培负责；训练课长由邓兆祥兼任，邓调走后由编辑课长郑海楠兼管；机务课长林刚，总务课长郭鸿久。课室人选基本上由马尾系担任，课下设股。后又增设政治处，桂永清任命陶涤亚为处长。全团机关人员百余人，政治处就占了40多人，是最大的机构。陶涤亚奉桂永清之命，与林祥光的马尾系抗衡，企图把持一切，周宪章、林祥光等人则排斥陶涤亚的势力，矛盾与日俱深，这一点在前边—节中已详述。
　　
　　海军训练团的装备，除部分从日本接收外，其余的通讯仪器、雷达、机械等均由美第七舰队提供。登陆舰艇人员都按准备接收的舰艇编制人数，从中国海军中挑选官兵参加训练。所有挑选出的成员均由林祥光、周宪章过目审定。通过广泛搜罗海军各派系人员，再经过培训拉拢，以充实所谓“新海军少壮派”的力量。
　　
　　美国海军顾问团制定了快速训练中国海军的方案，采取了“一对一”的训练方法，即以美国舰长教中国舰长，轮机长教轮机长，士兵教士兵，先在陆上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然后让受训官兵登上美国舰艇实际练习驾驶、停靠等操作方法，尽快掌握操纵技术。舰艇经常在中国海域和内河航行，并进行登陆演习，最后经过一次独立远航考核结业。这样的训练方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训练出较多的技术人员，以满足国民党海军急待接收美国赠舰的需要。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训练以技术科目为主，战术科目，特别是合成战术科目没有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海军的作战能力。
　　
　　1946年7月初，第一批官兵经过3个月的训练结业，美国开始移交4艘舰艇。这些舰艇与驻青岛的“长治”舰（舰长傅成，后由刘孝鋆接任），以及随后开来的“咸宁”（舰长林葆恪）、“永绩”（舰长赵梅卿）舰巡弋于青岛、连云港、秦皇岛、旅大之间。后来，林祥光又接收一批旧舰艇以及万吨级油船“峨嵋”号。这些舰船，都划入林祥光的势力范围，与南京、上海、台湾互成犄角之势。
　　
　　为了把登陆舰艇投入内战，美国海军顾问团又陆续调来了许多顾问加紧训练。到1947年1月，共训练出2000余名海军官兵。1947年春，美国海军顾问团从训练团撤离，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与上海海军军官学校合并，成立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抗战期间，电雷学校、广东黄埔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先后停办，只剩下马尾海军学校。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下令马尾海校停办。1946年6月，另在上海高昌庙成立了海军军官学校）。该校设学兵总队和军官队，首任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后为魏济民）。1949年2月，学校迁到厦门。9月，又撤至台湾左营。
　　
　　
　　
　　赴英接舰
　　
　　
　　
　　根据1944年中英两国政府的协定，由英国出舰，中国出人，组成舰队加强对日作战。可是到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才向国民政府赠送和租借了11艘舰艇。
　　
　　赴英学习的海军官兵，是整建委员会在国统区内公开考选的来自各海军学校的毕业生、海军官兵和青年军。后来又扩大范围，从地方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原汪伪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中考选。前后考取2000多人，组成“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第一批赴英官兵90人，1944年初到英，1946年春接收“伏波”舰及8艘巡逻艇回国。第二批是1945年由重庆出发到英国学习的。第三批规模最大。在宁沪渝等地考取400多人（其中有南京市一些中学推荐的高中生）。1946年4月份举行考试，5月份入学。先在南京集中军训，再送到上海学习（包括英语）。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11月19日在吴凇口登上英国万吨级油轮“玛格丽特皇后”号，12月上旬抵达英国朴茨茅斯。
　　
　　对接舰工作，中英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学兵们被分配到英国皇家海军的鱼雷、枪炮、轮机、通讯等专科学校分别学习，学一科，考一科，再上舰实习，最后集中到“重庆”、“灵甫”2舰综合演练。1948年5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朴茨茅斯军港举行军舰交接仪式。英国皇家海军福莱塞上将和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邓天锡分别代表本国签字，1000多名海军官兵参加了仪式。26日清晨，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上校、“灵甫”号舰长郑天杰中校率领下，2舰从朴茨茅斯港启航回国，途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程1万多海里，战胜2次八级以上风浪，于8月23日到达上海。24日中午，抵达南京下关江面。
　　
　　“重庆”号原名“震旦”号，是英国皇家海军以“Aurora”命名的第八艘军舰，属轻型巡洋舰。英国科里斯茅斯造船厂制造，1936年9月20日下水，排水量5274吨，配有152毫米双联装主炮3座，102毫米四联装副炮2座，还装有高射炮、机关枪各8门（挺），鱼雷发射管2座，雷达、声纳装备齐全。满员编制65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舰先后转战于北海、大西洋、地中海等地，击沉德意舰船42艘，重创9艘，在同型军舰中名居榜首；并曾两次作为英皇坐舰，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功勋巡洋舰”。该舰赠送给中国后，蒋介石为了纪念陪都重庆，命名为“重庆”号，国民党把它喻为“中国海军的新生”。（“重庆”号赠送给中国，是作为抗战期间英国征用中国的6艘海关巡船，即“崇新”、“荷新”、“德新”、“费新”、“海会”、“海平”号的抵偿）
　　
　　“灵甫”号原名“孟迭普”（Mendip）号，是英国皇家海幂“猎取级”（Hunt Class）护航驱逐舰，1940年下水，排水量907吨，装备有枪炮、雷达、航海、电讯、防潜等仪器设施，定额编制165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编属皇家海军第二十一驱逐舰队，曾击沉击伤德国舰艇多艘，并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英国政府为了拉拢国民党，将该舰租借给国民政府，借期5年。蒋介石为了纪念1947年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战死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而命名。
　　
　　第四批赴英学习的海军官兵，由在赴英学习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继续留在英国学习潜艇技术，准备接收英国赠送的2艘潜艇。1949年3月，英国政府以“重庆”号巡洋舰官兵起义为由，停止交付潜艇，在英学习的海军官兵全部遣返回国。
　　
　　
　　
　　参加同盟国胜利大游行
　　
　　
　　
　　1946年，为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胜利，英国政府决定邀请各同盟国的军事领导人及武装部队的代表于6月8日在伦敦举行规模盛大的胜利大游行。应邀参加游行的国家，除了中、美、英、苏、法五大国外，还有印度、伊拉克、波兰、荷兰、加拿大、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46个国家的代表。按东道国规定，五大国各派遣72名武装部队代表，海陆空军各24名，三军各1名掌旗官；其他国家各24名，海陆空军各8名。
　　
　　中国代表是从赴英学习的第一批学兵中挑选的，多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肄业学生。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负责游行事宜。
　　
　　游行前夕，英王乔治六世、玛格丽特王太后、伊丽莎白王后、伊丽莎白公主（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在政府首脑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各国临时驻地的营帐巡视。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步行来到中国队列前面，向中国官兵讲了话，并很高兴地与全体中国代表一起摄影留念。
　　
　　6月8日，英国伦敦举行了纪念胜利大游行。检阅台设在市中心“林荫”，台上有英王和皇室其他成员，英国首相艾德礼和内阁所有成员，上下议院议长，国会代表，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军政要员邱吉尔、蒙巴顿、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戴高乐以及中国代表桂永清等人。
　　
　　上午八时，检阅游行开始，队伍从海德公园出发，美、中、法依次前进，其他各国按英文字母顺序跟进，英国队伍殿后（苏联没有参加）。中国官兵身着蓝呢水兵服，帽绣“中华民国海军”，在领队赵志麟海军中校及3名掌旗官的引导下，以8人排成横列式，9行组成一个方队，荷枪整齐地前进。途经白金汉宫、国会大厦、政府所在地白厅、特拉加广场、威斯敏特大教堂（历代英国帝王加冕于此）、大理石拱门等闹市区，受到英国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游行历时4个小时。中午，队伍又回到海德公园驻地休息。成百上千的英国男女青年拥到营帐内外，要求中国官兵签名并合影。大家忘记了疲劳，尽情地谈笑跳舞直至深夜。
　　
　　
　　
　　接收美舰
　　
　　
　　
　　中国接收美舰的工作，早在抗战时便开始着手进行。在赴美接舰的同时，有1100名官兵到达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受训，后又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修船和进行战术训练3个月。1946年4月1日，由驻美海军副武官林遵率领“峨嵋”（旗舰，舰长梁序昭）、“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宁”、“永泰”、“永兴”9艘军舰回国，于7月21日抵达南京。
　　
　　1946年7月16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援华海军法案》（即“512号公法”），授权杜鲁门总统向中华民国政府援助271艘舰艇。从此，大批美国舰艇被国民党海军接收。
　　
　　1946年7月，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第一批受训官兵结业后，美国通知办理赠舰手续。林祥光立即上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指示这些赠舰命名要有中美合作的意义。训练团组织人员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以“中”字冠首，下配“海权鼎兴”四字。第一批接收的4舰分别命名为“中海”、“中权”、“中鼎”、“中兴”，以后赠舰命名的第一字，分别冠以“美”、“联”、“合”等（“中”字号为原美国坦克登陆舰（LST），“美”字号为原美国中型登陆舰（LSM），“联”字号为原美国步兵登陆舰（LSIL）或支援登陆舰（LSSL），“合”字号为原美国坦克登陆艇（LCU或LCV））。
　　
　　移交仪式在青岛码头举行，“中海”、“中权”两舰张灯结彩，许多中外来宾应邀前来参观。美国首席顾问基廷代表美国政府，林祥光代表国民政府签署移交文件，然后2舰鸣炮降下美国海军旗，升上青天白日旗。
　　
　　在此期间，美国海军柯克上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和桂永清等军政要员接踵到青岛视察和部署。随后，林骧光又接收了“中训”、“中练”2舰和9艘“美”字号登陆舰。
　　
　　国民党海军接收的美国舰艇数量大，类型杂，多是美国海军淘汰的旧舰艇，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象“太和”、“太仓”2舰，是1948年9月下旬，由何乃诚、孙苏率125人到美国诺福克基地接收。在基地港湾里，停泊着30多艘已经报废和快要报废的舰只，美方让中国海军自己从中挑选2艘，拖去修理，修好后再移交。
　　
　　美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几乎都是战后剩余的，大部分是中小型登陆舰艇，仅可在沿海活动，不能驶抵远海。一些舰艇不适用于海军，接收后，只好给其他部门使用，还有7艘舰艇损坏严重，根本无法接收。这些舰艇从燃料到零配件以及炮弹，都依赖从外国购进。当时英国决定向中国赠送“重庆”号巡洋舰和2艘潜水艇，美国政府得知曾表示抗议，认为太平洋防务应由美国负责，英国不应有此一举。
　　
　　接收美舰工作，一直到1949年还没结束。国民党军溃退台湾后，美国还继续援助了“汉阳”、“南阳”等舰（“汉阳”、“南阳”号均为驱逐舰，排水量1620吨，但舰上的鱼雷发射管和对空识别器没有移交给台湾国民党海军）。

日月中天照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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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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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入内战
　　
　　
　　
　　封锁解放区沿海参与东北内战
　　
　　
　　
　　抗战结束后，中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国民党顽固坚持内战政策，积极酝酿内战，重新组建的国民党海军也不可避免地被投入进去。
　　
　　内战开始前后，国民党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封锁渤海，切断山东和东北两大解放区之间的海上交通，配合美军舰艇运送大批陆军到内战前线作战。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都在西南地区，蒋介石在美军的帮助下，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运送，一方面命令海军配合陆军抢占烟台、威海等地，派军舰前往渤海实施封锁。1945年11月，蒋介石、陈诚令陈绍宽派“长治”号军舰封锁山东海面，阻止中共军队渡海。1946年1月下旬，蒋介石召见负责山东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时强调说：“山东很重要，青岛又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我们必须控制……，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只隔一海峡，由烟台、龙口等地乘船，以—夜的时间就可以到旅顺、大连。共军可能利用船只调动军队支援东北。要注意侦察，如发现有运兵的情况，我们就增派海军驻长山岛堵截他们。”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海军全部投入了战争。海军组成北巡第一舰队（司令刘孝鋆），直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配合东北国民党陆军作战。除了运送兵力、给养和封锁海上交通外，还经常以舰炮攻击辽西、辽东的解放军。
　　
　　同时，国民党海军还加强东南沿海巡逻，围攻舟山海上人民武装和海南岛游击队。1946年5月，海军派8艘军舰配合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进攻长江以北解放区，连日把开抵南通的四十九军以及军火运到靖江的斜桥、天生港一线。到7月15日，苏北战况日趋激烈，汤恩伯指挥的5个军，分别从徐州向南，蚌埠向东及长江北岸南通、扬州一线向北夹击解放区；空军派出第五大队负责侦察轰炸；海军派舰一部在苏北沿海巡逻，封锁海面，一部在江阴、镇江一带掩护陆军登岸，以炮火支援陆军进攻，打算一举消灭苏北解放军主力，占领整个苏北，打通津浦路。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集大批舰船、飞机运送军队，以5个军15个师的兵力，分东、中、西三段配合攻击胶济路一线。美国也采取配合行动，于6月12日宣布驻青岛美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军队联防，美军接管国民党海军守港，国民党海军舰队进攻胶东一带解放区，战事日趋激烈。
　　
　　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又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第一兵团，以范汉杰为总司令，调集海军、空军协同，发动“九月攻势”，再次大举进攻胶东，攻占并封锁渤海各港，切断华东与华北两解放区的海上联系，将华东解放军主力压迫至胶东顶端。8月21日，国民党军占领胶东羊角湾，海军切断解放军海上补给线。26日，海军运送兵力在山东半岛南岸石臼所登陆。30日，各路会师日照，攻占诸诚、莒县，海军将渤海、黄海全部严密封锁。到9月24日，站稳脚跟的国民党海陆军一起向烟台推进，连续占领了龙口、栖霞、黄县、蓬莱、福山。10月1日，海陆军占领烟台，接着又攻占南长山岛、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当阙汉骞指挥的整编第五十四师进至海阳时，遭解放军山东兵团优势兵力的包围，增援的整编九师被阻击在桥头、金口。桂永清急率海军“峨嵋”、“美亨”、“长治”、“中练”、“太原”、“美乐”等舰从海上支援，抢运全部被围官兵至青岛，才免遭全歼。
　　
　　东北战区，国民党军也很被动。陈诚重新调整了在东北的海军，由东北“剿总”指挥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梁序昭），加强海上运输，配合陆军进攻。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在辽河口一举俘获了国民党军队的2540吨的“北极一号”船和1艘3500吨的登陆舰。陈诚指挥的东北局势日益恶化，到1948年春，东北国民党军只占据着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几个孤城，陆上联系断绝。蒋介石电令赴英接收的“重庆”、“灵甫”2舰马上回国，从海上增援东北，并免去陈诚的职务，由卫立煌接替。
　　
　　1948年9月，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进攻东北咽喉要地锦州。9月30日，蒋介石亲赴北平指挥。10月3日，傅作义命令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迅速开往葫芦岛，向锦州增援。桂永清立调海军2艘美制登陆舰和1艘中型轮船往返于秦、葫之间运送，10月9日全部运到。
　　
　　10月3日，海军参谋长周宪章登上在吴凇口停泊的“重庆”号巡洋舰，下达了北上的紧急命令。“重庆”舰经过1天多的航行抵达塘沽。5日下午三时左右，正在塘沽视察的蒋介石在桂永清等人的陪同下，乘交通艇登上“重庆”舰，进入上层甲板的司令舱，下令开往葫芦岛。蒋介石通过舰上播音器，手持《军人守则》，对全舰官兵进行打气。6日，军舰驶抵葫芦岛。当晚，蒋介石在岸上宴请前线的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同时指令桂永清和舰队司令马纪壮调集军舰和商船，加紧向葫芦岛运兵，以舰炮轰击阵地，特别指示要使用152毫米主炮，彻底摧毁解放军塔山防御工事。然后，蒋介石在舰上看看摸摸，发现白手套上有灰。吃晚饭的时候，蒋介石当着许多将领的面，狠训桂永清一顿。舰到塘沽港后，蒋介石又返回北平。
　　
　　“重庆”舰返回葫芦岛后，在港外浅海地带，舰尾舰首同时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固定，其它舰也作好了准备。10月10日拂晓开始发炮轰击塔山阵地，并掩护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的3个师向塔山一线进攻，第二天拂晓到达的六十二军也投入战斗，战况十分激烈。经反复攻击，到13日晚仍未拿下塔山。于是，又求助海军炮火掩护。海军联络员进一步测量了地形，目标仍定在有效射程内的塔山。14日晨五时，海军以大口径舰炮猛烈轰击，一直到六时，“重庆”舰上的炮弹全部倾泻在塔山上。独九十五师在严厉的督战下，发起疯狂的进攻，9次突入阵地，但均被一一击退。到15日中午，因伤亡惨重，只得停止攻击，海军组织舰船从葫芦岛和锦西县城运送出伤兵3000多人。当晚，海车又把北平的战车队运送到葫芦岛增援。
　　
　　15日晚，东北解放军经过26小时的激战，终于攻克锦州，生俘范汉杰。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非常伤心，他对杜聿明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3个军加上优势海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未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20发24生的炮弹。”“重庆”舰的炮弹是非常昂贵的，全部靠从英国购进，每弹价值够当时一个中国工人吃一年。
　　
　　面对着锦州失守，长春被克，沈阳被围，20多万军队面临被歼的危险，杜聿明找桂永清商量用军舰运送部队从海上撤退。桂永清下令海军全力配合。于是，“重庆”、“峨嵋”、“太平”、“太康”等舰艇，以及大量征用的民船，纷纷云集各海港抢运物资，运输兵力，并由舰上的海军负责破坏锦西水塔、码头等设施。
　　
　　盘踞在辽阳、鞍山一带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抢占营口后，急电南京派舰船抢运撤退。10月27日蒋介石已电令海军立即组织协助。3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追至营口，在城北马上向五十二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进攻。黄昏时分，马纪壮率领2艘军舰赶到营口，告诉刘玉章其它登陆艇、商船正在葫芦岛装卸货物，明日赶到。第二天，大批舰船抵达营口港外，正赶上落潮，船靠不上码头。这时，解放军已把营口团团包围，一部已攻入市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1月1日上午，几艘登陆艇和1艘商船乘涨潮立即靠岸，五十二军在晚上分批登船。2日清晨，又遇到涨潮，舰船开走，没来得及撤退的14800多官兵被全歼。解放军迅速组织炮火向撤退的舰船轰击，击沉运输舰1艘，军用商船22艘，国民党军官兵落水淹死3000余人。上午，刘玉章等人登上“重庆”舰。桂永清坐镇舰上下令用机关炮把葫芦岛及其附近的航标、灯塔全部击毁，并向岸上开炮，甚至连海上遇见的民用小船也不放过。至11月9日，国民党海军把在葫芦岛、锦西的10多万部队全部撤走。随后，“重庆”号等舰又赶到烟台抢运物资，抽调部分官兵乘车到市区炸毁工厂设施。
　　
　　东北丢失后，平津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让傅作义撤走的计划落空后，只好同意傅的“依托美援，保持津口”的观望战略，编成海军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支援塘沽，保证海口。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平被围。守卫塘沽的部队惊慌失措，决定放弃海口。在海军大批舰艇的抢运下，5万多人大部撤走。
　　
　　至此，国民党海军除了占据着青岛以及长山列岛、刘公岛等海上岛屿外，全部从北方海面撤到长江及其以南一线。
　　
　　
　　
　　兵败长江
　　
　　
　　
　　长江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不仅是沟通中国东西部交通的大动脉，而且也是南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舰艇奉命驶出川江，除了运送军政要员接收、抢运敌伪物资外，还要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活动。1946年，国民党海军对长江加强封锁，把江南部队加紧运到江北，并重新编组海军舰队，成立了江防舰队和吴凇、江阴、江宁、湖口等要塞，在镇江、岳阳等要地还配备了炮艇队。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抢渡黄河，迅速挺进临近长江的大别山，象一把钢刀插入蒋介石的腹地。蒋介石急忙从陕北、山东战场收缩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33个旅“围剿”大别山。9月8日，蒋介石命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飞赴九江视察江防。14日，又训令要以“相当数量”的海军封锁长江上游交通。随着战局的变化，到了1948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海军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长江防务问题。30日，蒋介石召见桂永清，一起策划对长江沿岸以及江面的防务措施。
　　
　　11月下旬，淮海战场黄伯韬的第十三兵团（原文如此）被全歼，解放军两大主力渡江势在必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开始具体部署长江防御作战计划，实施海陆空立体防守，调海军主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集中长江沿线，“重庆”号巡洋舰锚泊吴凇口，陆军主力布置江阴至宜昌一线，实行重点防御。上海至湖口1200公里防线由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海军以第二舰队全部和第一舰队一部共26艘舰艇，以及第—、二、三、五巡防艇队所属战艇50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江阴和上海等要地，沿江往返巡逻。湖口至宜昌的江防由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负责，并配属海军江防舰队舰艇30多艘。海军参加长江防御的共有江防、第二舰队等部军舰45艘，艇80多艘；另有1个水警总队（相当于团），2个水警分局，共4000人，以及一大批浅水舰艇。大舰负责沿江巡逻，炮艇负责堵击解放军渡江部队，机动舰艇负责增援。
　　
　　1948年12月，国民党海军就开始封锁长江交通，上下航行的船只只能靠南岸航行，南北横渡的船只，只限在少数几个渡口，按规定过江，1949年2月，又制定了《江面交通管制办法》，只准白天通航，夜晚一律停航，整个江面由海军舰艇巡逻。2月至3月间，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人视察了从崇明岛到仪征的江防，在瓜洲河口凿沉铁驳船数艘闭塞航道。凡沿江防守重点水面，海军都布设了水雷，江滩则埋上地雷。
　　
　　当时，国民党海军气焰很高，桂永清公开声称：“陆军不打海军打。”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人心浮动的上海市民讲：“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恙。”3月上旬，丁治磐在武进召开江防部队独立团长以上人员会议，狂妄地说：“我们有长江天堑，共军要强渡长江，只有葬身鱼腹。即使共军渡过一二十万人，我们可以用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长江断其后路，再运用火海战术，一举将其歼灭。”
　　
　　抗战后重组的国民党海军确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重庆”、“灵甫”等舰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内战中国民党海军还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所以不少人对国民党海军寄以很大希望。就双方实力来讲，解放军没有海军和空军，没有水面作战舰只，又处于水上进攻态势，想突破长江天险相当困难，如果到6月份长江水位上涨，大规模渡江就更不可能了。自1949年初，国民党就一直在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同时抓紧整编部队。
　　
　　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与中共正式和谈，所以中共方面把进军江南的作战计划从3月上旬推迟到4月。
　　
　　4月上旬，解放军开始扫除沿江外围及沿线据点。此时，因解放军炮火已对国民党海军构成很大威胁，海军军舰已不敢轻易靠北岸航行，只能在南岸巡弋。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各军兵种高级将领均出席。会上，桂永清认为，对共军渡江不可忽视，必须加以防范。海军倒不怕它有灯（指解放军渡江时使用照明灯），怕的是它偷渡。言下之意，海军已作了充分的准备。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首先解放军中路大军（7个军）第一梯队的4个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在荻港一线开始强渡。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海军的“太原”、“安东”、“楚同”、“美亨”等舰赶往阻击，激战竟夜。但解放军帆船大多，国民党军舰顾此失彼，而两岸解放军炮火集中实施射击，国民党军舰屡被击中，弹痕累累。于是被迫撤离战场，驶向芜湖下游。解放军登陆突击队半个小时后就逼近南岸，于拂晓强行登陆成功。
　　
　　长江下游是江防的重点，这时，英美军舰云集长江口，活动频繁。4月20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溯江而上，在南京下游江面与北岸解放军发生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搁浅在镇江附近。在南京停泊的另一艘英舰赶去增援，同时，英国在长江口待命的旗舰“伦敦”号及“黑天鹅”号全速从沪驶出，在国民党军舰的配合下，向北岸解放军炮击，准备再一次搭救“紫石英”号（“紫石英”搁浅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让舰长同解放军进行谈判。在交涉过程中，“紫石英”号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行驶逃脱）。解放军以猛烈的排炮还击，迫使英舰和国民党军舰撤退。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东路大军在江阴江面开始渡江。北岸炮群火力击沉击伤在江面拦截的4艘军舰，“逸仙”舰被迫投降。由于江阴要塞的起义，渡江部队顺利登陆。
　　
　　4月21日下午五时，解放军西路大军开始对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马当一线阵地实行摧毁性炮击，同时开始强渡长江。驻防九江和马当的海军舰艇奉命相机出击，阻截解放军渡江船队。22日凌晨一时四十分，解放军偷渡成功，一举攻占八宝洲，之后立即组织第二批人员渡江。国民党海军舰艇出动袭击了渡江的解放军帆船队，双方在江面展开激烈的战斗。北岸解放军炮兵立即予以压制射击，国民党舰艇不支退去。解放军再次抢渡成功，占领了国民党海军的重要军港马当。
　　
　　4月21日零时，解放军第三十五军首先向南京外围三浦（即浦口、浦镇、江浦）守敌进攻。国民党第八十师在海军舰炮火力掩护下与解放军展开了激战。23日凌晨，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守卫江防的第二舰队及其所指挥的第一机动艇队、第五巡防艇队共30艘舰艇，在林尊率领下起义。驻扎在镇江江面的第三机动艇队23艘艇亦向解放军投诚。一些反对起义的舰艇遭到沿岸解放军炮火的打击，5艘被击毁，7艘被俘获，13艘军舰、3艘炮艇逃到上海。参加江防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共损失3/4。当天，南京宣告解放。至此，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立体防线彻底崩溃，国民党海军—败涂地。
　　
　　
　　
　　退守上海设防长江口
　　
　　
　　
　　长江防线崩溃后，桂永清立即部署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第一军区和撤到上海的第二舰队残余舰艇参加上海防守。蒋介石的意图是以凇沪为核心，重点防御沪杭三角地带，以优势的海空支援，持久坚守凇沪。蒋介石下达给海军的任务是，由第一舰队与吴凇要塞配合，保证吴凇口退路的安全，从海上协同高桥、吴凇两翼的第十二军（汤恩伯嫡系）和第五十四军作战，封锁江面。
　　
　　4月25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从汉口到达象山港，乘“太康”号军舰赶到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了军事会议。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马纪壮等将领参加。会后，蒋介石就住在吴凇口外的军舰上。5月7日，乘“江静”舰赴马公岛。
　　
　　5月12日夜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开始进攻上海外围阵地。美国海军的8艘军舰停泊在吴凇口，直至17日才从黄浦江撤走。从21日起，解放军对高桥地区发动进攻，准备封锁黄浦江口，实施包抄。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大量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堡垒群，还有许多钢筋水泥的高层建筑，居高临下，构成多层次交叉立体火力网。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在这里集中了12艘军舰，占据了有利位置，既能炮击解放军的进攻部队，又能与陆地守军密切协同。第一舰队每天出动多批军舰轰击解放军阵地，战场上呈现了反复争夺的拉锯局面，解放军调集了300多门大炮，同时轰击国民党守军阵地和海军军舰，击毁7艘，迫使另外5艘迅速撤退。国民党守军也纷纷后撤，高桥镇被解放军攻占。
　　
　　在沪西北重要据点杨行、大场、月浦、新镇等处，从16日至23日，国民党海军和空军连日猛轰解放军阵地，再次形成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到24日，解放军西线兵团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切断了吴凇口的退路。当天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上海防守司令部、凇沪警备司令部都撤到了吴凇口的军舰上指挥。上海战事紧张之际，蒋介石率桂永清、周至柔等乘舰赶回上海，停泊在吴凇口外指挥作战。到25日，蒋介石知上海不保，开始布置撤退。同日，与蒋经国乘舰前往定海。26日，国民党军大批拥向吴凇口，由海军组织舰船抢运到舟山或台湾。同—天，解放军对吴凇口发起总攻，国民党海军舰船撤退。上海解放后，有10艘在沪的国民党海军舰艇以及海军第—军区所辖的工厂、仓库、医院等部门被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海军接管部（张爱萍兼部长，张元培任副部长）接收。
　　
　　上海战役后，国民党海军纷纷集结于舟山一线，以定海港为基地，派出单舰或小编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在长江口布雷实施封锁，以控制海上交通，配合陆军在舟山地区长期坚守。
　　
五前线起义驶向光明
　　
　　
　　
　　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不断遭到惨败，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歼。国民党政府政治上陷于混乱，人心丧尽；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民众怨声载道。这时，广大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反下，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人民的行列。
　　
　　1940年2月12日晚八时半，国民党海军护卫舰“黄安”号，在舰务官鞠庆珍、枪炮官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等人领导下，利用元宵节舰长上岸度假之机发动起义，从青岛基地南下。驻泊青岛的美国军舰见“黄安”号起锚开航，立即发信号问：“到哪里去？”回答：“避风。”美舰又连续询问，“黄安”号遂闭灯全速抗行，翌日凌晨四时到达华东解放区连云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怒，为杀一儆百，整肃军纪，立即派出空军侦察，然后派多架飞机轰炸。全舰起义人员迅速登岸，军舰被炸沉。
　　
　　2天后，国民党海军“201”号扫雷艇在长岛海面起义。
　　
　　25日，停泊在吴凇口，准备参加保卫上海和江防的国民党海军威力最大、装备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全舰多数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于凌晨一时半突然发动起义。军舰由邓兆祥舰长亲自驾驶，于26日上午九时胜利到达烟台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
　　
　　“重庆”号起义震惊了中外。25日上午，在南京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得到上海的报告，大惊失色，一连3天也没有弄清“重庆”号的去向。直到27日，空军派出的侦察机才发现“重庆”号停泊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港。中外舆论大哗。蒋介石得此消息，急得声泪俱下，拍桌怒责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而察后效”。国民党立法院提出紧急动议，请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到院报告“重庆”号出走真相。吴望伋委员发言指出：“‘重庆’号为海军总司令之旗舰，此次不但居然出走，影响江防，且也影响海防，实为古今中外之奇说。”同时，监察院也召开会议，推定本院国防委员苗德宣、卢凤阁2代表负责调查“重庆”号出走一案。2代表奔走宁沪之问。3月25日九时半，举行监察院大会，由曹德宣报告调查全部案情经过。报告认为：“此次‘重庆’号出走，非共产党策动，亦非待遇不好，实为海军派系斗争之结果。”最后结论是，“‘重庆’号出走，系邓兆祥个人所主动，实为前海军总司令陈诚、现任桂永清总司令在人事上处理不当引起。”要求海军作出深刻检查。
　　
　　英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也极为恼火，立即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郑天锡和海军武官冯汉华，严责国民党政府，追询“重庆”舰的下落，查问“灵甫”号的情况，并决定终止租借期，收回该舰；停止移交2艘潜艇，遣返在英学习的国民党海军人员。美国政府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太没用了，旗舰都起义了，对其更加失去信心。
　　
　　桂永清成为众矢之的，惊魂不定，他—面幻想“重庆”号能“叛而复返”，用无线电向邓兆祥表示：“一切问题，尚可当面商量，请其早日返防”；一面推卸责任，对记者大讲“重庆”号失踪是待遇太差，引起官兵不满，甚至荒唐地怀疑邓兆祥在英国已加入工党。
　　
　　桂永清的希望化为泡影后，使在上海高昌庙召开舰长以上官员会议，研究讨伐“重庆”号计划。桂询问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半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还是资历较深的“永绥”舰舰长邵仑开腔，他用手形象地比划着“重庆”号和他们自己舰上的炮口说：“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也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另一个舰长泄气地说：“‘重庆’号炮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它能打到我们，我们却打不到它。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届时只好扯上白旗！”桂永清只好请空军和美国来帮助。桂永清又赶到江阴，直闯二舰队司令林遵的长官厅，对林遵训斥道：“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总裁面谕，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炸沉。当前军心不稳，你得看住自己的船，叛逃了恐怕你也难逃干系。”
　　
　　2月28日八时左右，国民党空军派机四处侦察。3月3日上午十时许，4架B-24型轰炸机飞临“重庆”号上空轰炸。舰上立即组织对空射击，构成交叉火网。为了保护军舰，解放军总部同意胶东军区司令部转移的方案，命令“重庆”号开往葫芦岛，由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负责。4日晨六时半，“重庆”号抵达葫芦岛3号码头。翌日，邓兆祥舰长代表“重庆”号574名官兵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月13日晨，国民党空军侦察机飞抵葫芦岛上空盘旋，测定“重庆”号舰位。18日，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率第八大队前来轰炸，其中有美制的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解放区驻军调来2个高射炮连，配合“重庆”号组成火力网阻止轰炸机低飞。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四时，军舰被炸穿2个洞，6位起义者牺牲（六烈士为：史德基、丘标、韩志钧、刘芳圃、黄海铭、沈桂根），22人负伤。第二天上午八时，国民党空军又来轰炸，战斗又持续1天，舰右舷被炸开一个大洞，炮弹告竭。为防止国民党飞机再来轰炸，解放军总部命令沉舰。19日晚，官兵们打开所有的舱底门，军舰沉入了大海。对于“重庆”舰的起义壮举，毛泽东、朱德特给“重庆”舰全体官兵打来电报，表示热烈欢迎，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成为“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重庆”号起义在国民党海军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4月22日，“逸仙”舰在江阴投降（后又逃往台湾）。23日凌晨，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不顾桂永清的威胁和利诱，冲破了内部的重重阻力，率30艘舰艇、1271名海军官兵在南京东北8里的笆斗山江面举行了起义。这些舰艇是：护卫舰“惠安”（第二舰队旗舰，舰长吴建安）、“吉安”号（舰长宋继宏），炮舰“永绥”（舰长邵仑）、“太原”（舰长陈务笃）、“江犀”（舰长张家宝）、“安东”（舰长韩廷枫）、“楚同”号（船长李宝英）；中型登陆舰“美盛”号（舰长易元方），步兵登陆舰“联光”号（舰长郭秉衡）；第一机动艇队炮艇“2”、“3”“4”、“54”、“56”号，步兵登陆艇“301”、“311”、“312”、“315”号，巡洋艇“20”号，快艇“101”号；第五巡防艇队所辖炮艇“103”、“105”号，巡洋艇“22”、“23”号，步兵登陆艇“303”号等（据最新考证材料，国民党第五巡防艇队起义的艇只应为10艘，另5艘为“106”号炮艇，“1”、“3”、“4”、“46”号巡洋艇）。另有9舰背约启航东撤，“兴安”舰被北岸解放军炮火击中沉没，“永绩”舰搁浅被俘，剩下7舰带伤开往上海。
　　
　　同一天，在镇江江面上的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巡防艇队的23艘艇只宣布向解放军投诚。这些艇是：炮艇8艘：“1”、“5”、“52”、“53”、“68”、“88”、“102”、“104”号；步兵登陆艇11艘：“32”、“302”、“305”、“306”、“308”、“313”、“314”、“317”、“318”、“708”、“713”号；巡洋艇4艘：“10”、“21”、“121”、“123”号。
　　
　　4月30日，起义的第二舰队官兵给毛泽东、朱德拍发致敬电，表示愿“为彻底推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从5月21日起，“灵甫”号73名官兵（其中崔志宏是“重庆”舰人员，到香港后与“灵甫”舰起义官兵一起北上，并在《“灵甫”号官兵起义宣言》上签名），在尚镭、高光祚等人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的阻挠，分3批到达天津解放区，又转赴东北加入解放军行列。
　　
　　5月24日，海军汉口巡防处5艘舰艇从岳阳开往武汉，投向解放军。
　　
　　9月19日凌晨二时，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军士陈仁珊和林寿安、李春官等人的率领下，打死反抗的5名军官和6名士兵，扑灭舰上大火，在长江口外大戢山海面举行武装起义，驶抵上海，后转移到南京燕子矶江面。23日，被国民党空军派机炸沉。10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热情勉励“长治”号起义官兵。
　　
　　10月22日，国民党海军驻粤第四军区的“舞凤”舰和“38”、“40”号巡逻艇，在舰长李皋等人领导下，于江门宣布起义。10月26日，中型登陆舰“联荣”号在澳门起义。11月9日，海军汕头巡防处“光国”号炮艇，在副长吴高远率领下于南澳海面起义。
　　
　　1949年2月至12月，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投诚共81艘，官兵3400余人。1950年，留英学习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沈彬等人历经艰难，陆续回国。国民党海军著名将领陈绍宽、曾以鼎以及至海军宿将萨镇冰等人拒绝去台湾，相继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民党海军官兵先后有4000多人加入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其中，萨镇冰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协委员等职，陈绍宽担任华东军政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海军起义将领林遵、曾国晟、金声、徐时辅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一些舰艇被炸沉了，同志们很难过，这种感情是好的，但是不要紧，只要有了人，问题都好解决，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要向你们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台湾的问题。10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北京设宴招待程潜、张治中、傅作义、林遵、邓兆祥等26名起义的海陆军将领，高度评价他们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并指出：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解放军总部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为副司令员。5月16日，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在东北安东成立了第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学校，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张学思任副校长，谢甫春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灵甫”号起义官兵也北上加入海军学校。民国海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和从解放军陆军部队抽调的指战员一道，共同成为建设中国人民海军的基本力量。

日月中天照八荒

顶端 Posted: 2013-05-12 15:50 | 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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