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不怕黑华约政协主席团第二副主席兼执行局书记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级别: 中央常务理事 ![](images/zh/level/101.gif)
![发送短消息](images/zh/read/message.gif) ![加为好友](images/zh/read/friends.gif) 精华: 0 发帖: 7239 爱心: 4381 点 金钱: 75049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国籍门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线时间:16250(小时) 注册时间:2014-12-06 最后登录:2024-06-15 | 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很快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无疑说明列宁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自己以往关于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见本文第三部分),不过,直至他去世前仍认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7]进而言之,“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列宁已从方法论上全面认识到在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因为,他所强调要汲取的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成果,主要是指技术或器物层面的成果(如“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就是这方面典型代表)[28],而不包括制度和政治文明等层面上的成果,并且,他还不恰当地用“进攻”和“退却”的关系,来诠释“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方法论上看,这也是“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后就被错误地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正是列宁所讲的“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从根本决定了未来的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曲折、起伏的过程。 Xg1QF^ o",J{ 据上所述,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开始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产生悖论,即:前者依据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断定作为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落后国家的俄国在各方面远未成熟到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程度,如果“硬搞”,其结果必然是非社会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因素和关系的“泛滥”;后者依据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特殊”,断定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29]。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模式,经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相关活动,开始演变、分离为两种独立的认识范式。这两种独立的认识范式又经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打磨”,嬗变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范式(而在斯大林本人的相关思想中,“特殊”往往不仅取代了“普遍”,而且还假冒“普遍”)[30],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在总结20世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时,又进一步陷入了极端对立的两极:一级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所开辟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认为,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搞早了”,故播下种种“祸根”,从而使涉入其中的国家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一级是,继续肯定“十月革命”及其所开辟的道路,认为,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性,其中的重大错误和失误并不能作为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及其开辟道路的根据。笔者也不赞同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所开辟的道路,但目前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做的是,必须从学理上搞清楚: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何以在20世纪初期以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产生悖论,以及这种悖论又会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复杂影响(见本文第三部分)。 mvt%3zCB! v,A8Mk2s# 一般说来,所谓“悖论”就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下从同一理论和认识模式可以同时推导出两个独立和互相矛盾的命题或认识范式。从方法论上看,上述这两种独立的进而相互对立的认识范式都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有关。只不过,这两者各自所依据的分别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与“特殊”。本来,“普遍”与“特殊”在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是联结为一体的,虽然联结得比较隐晦,并在其表述上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各自把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揭示的“普遍”与“特殊”独立的发展了,故就开始产生出所谓悖论。而且,在这两人的思维中,“普遍”往往就是指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向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转变,“特殊”往往就是指像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始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悖论,后来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两种对立的认识范式,并一直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着重要且复杂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就是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在认识和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的难题: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基础上的,故没有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某些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落后国家具备了胜利(即夺取国家政权)的形势,难道还继续等待下去吗?是不是此时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就不能掌握政权,以领导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使然,某些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并试图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有其历史正当性的,而绝不是所谓“狂热情绪”的产物。但问题是,共产党在某些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夺取政权,能不能替代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能,那么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论断就不适用了,从而共产党在某些落后国家掌握政权后不久就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就是正确的了。如果不能,那么就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地回答,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要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落后国家应怎样发展资本主义,即:是在驾驭资本逻辑意义上发展资本主义(包括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31],还是任由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发展并与前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局面? W(,3j{d2i ?=0BU}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一些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革命活动的走向,以及各种反对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运动和思潮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引申出两种独立进而相互对立的认识范式,用以指导自己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活动,并通过组织政党和感召人民群众,引导社会演变的不同走向。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悖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相对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复杂的心路历程。笔者以为,研究这种悖论的意义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全面昭示隐含在其中的规律,正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c R6:AGr 5Z*6,P0 三、关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悖论过程的方法论启示 EHX/XM Hn!13+fS 从今天来看,在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关于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要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必须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为其逻辑前提的论断,其适用范围超越了特定的时空界限,是被20世纪初以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的真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论断在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的地位往往被后人所忽略。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于某些落后的由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来说,这一真理的“普照之光”的内涵就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不是一种权宜之策,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性“利用”的手段,也不仅是占有一种器物层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由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基础[32]。“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也就是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是奠定社会主义牢固基础的过程。这是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铁律,不依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意识为转移。 C7T}:V](q |#`qP^E 当然,关于“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思想,其逻辑脉络绝不是在马克思晚年才出现的。例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行社会倒退之实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判,他说,这种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33]。笔者以为,马克思这里明确表达了两层相互联系的意思:一是,对于当时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其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政治运动”是不相悖的。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只能保守、落后的遁词。二是,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所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往往混杂在一起,但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否定其历史进步性。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的批判性继承和对其历史局限性的超越。可以认为,不批判性继承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对其历史局限性的超越。马克思在其晚年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历史环境”的预设,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逻辑脉络。 Q}:#Hz?U 5?1:RE(1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但他们在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方面又有所不同。对于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存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问题的,存在的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所具有的局限性问题[34]。至于不同的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所具有的局限性,则是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而对资本主义原本就不发展的落后国家则不能这样说。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至于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具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发动革命、掌握国家政权,特别是在掌握国家政权后怎样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则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然而,如果这种“特殊”在理论和实践中与上述“普遍”相分离到一定程度,即由如何“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变为如何“铲除资本主义”,那么它在方法论上就很可能取代或冒充“普遍”。这就必然会给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如此。 oD&axNk jk fc=O6^ 当然,现实的历史发展远比笔者的这种纯粹的理论表述要复杂得多。20世纪初期以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往往显示的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顽强起作用的普遍规律,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往往显示的是在“短时段”的历史中各种不断变动的关系、因素和形势的作用。这两者本应是紧密相联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然,人们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它们分离甚至割裂开来。如上所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所以经历了一个由统一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其方法论原因就在于二人各持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的“普遍”与“特殊”[35],并将它们“独立化”(指1905年至1921年初)。所以,对于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来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面、正确地把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