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
人民银行
勋章军衔
社区监狱

风格切换
wind
zh

☆Warsaw Pact BBS☆ 华约军事论坛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中国与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

本页主题: 中国与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C.C.C.P

级别: 反革命分子

精华: 1
发帖: 3794
爱心: 2905 点
金钱: 38096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在线时间:133(小时)
注册时间:2008-09-14
最后登录:2010-11-07

小中大引用推荐编辑只看复制

中国与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

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直接的和见解的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的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的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对这些行动得评价都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得部分。
　　正像我将要指出的那样，自从柏林危机和中苏冲突的萌芽同时出现后，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关系达到他们在柏林危机中的目的，特别是像达到在东西柏林之间边界上的目的。正如Aleksandr,Fursenko,Timothy,Naftali在他们的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作中描述的那样，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后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要求的部分原因是确保东德不再向中国人靠拢。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直接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所以我看不到任何关于中国推动苏联修建柏林墙的证据。根据我查过的东德文件，我认为乌布利希或多或少地在寻求利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对待西方的正确政策上的分歧获取自己的利益。每当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对待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人就和中国保持一致的观点，并同中国高层进行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相似的问题——西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去抵制西方“颠覆性”的活动并最终通过修建柏林墙达到了这一目的。
　　虽然我也在俄国档案馆发现了关于这方面的文件，但是就柏林危机中的中国和东德关系而言，我的资料主要是前东德外交事务局和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我曾经见过许多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的关于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详细谈话的报告。两国都面临着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保证要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都在霍普·哈里森的《1958—1961年中国和柏林危机》中得到明确的论述。
　　一、柏林危机前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德关系。二、柏林危机中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苏联进行由于增加机会或被抛弃德选择而引起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的争论。三、危机之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德关系。民主德国再次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
　　我这篇论文的档案基础是在前民主德国柏林德SAPMO-BArch和外交事物局（MfAA）的档案。

　　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得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额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的对这些行动的评价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的部分。韦瑟斯比写到，“斯大林对他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之间的关系的不安全感致使他赞成金正日的重新统一计划”，换言之，即支持北朝鲜在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攻击。（“Kathryn Weatherby,1945—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学课题工作论文第八篇1993年11月第29页。）斯大林害怕，如果他不支持金正日的计划，毛泽东就会全力支持这件事，因此斯大林就显得像个懦夫和软弱的共产主义革命家。
　　类似的担心影响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正如FURSENKO和NAFTALI所写的那样：赫鲁晓夫担心的是，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形式。卡斯特罗是支持苏联领导人“和平共处”的道路还是会和毛泽东提倡的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政权的中国结盟？（Aleksandr Fursenko和Timothy Nafatali,“孤注一掷”: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在1958—1964年,CNY:W.W.Norton&company,1997,p167。）
　　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在古巴革命集团中的影响正在增加”（ibid,pp.169）并且“他不想冒任何风险。苏联和卡斯特罗都把军事援助看作是双方关系健康与否的晴雨表。（ibid,pp.169-170）因此，导弹的部署能使古巴在中苏争论中战争苏联一边。（see also Zubok,”Stalin’s plans and Russian Archieves”,p.304）
　　古巴人、东德人、北越人和其他人一起都经常成功寻求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并且在每个事例中，这样做的结果都是加剧了冷战。正像我指出的那样，因为柏林危机和中苏分裂同时出现，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冲突达到在柏林危机中的目标，特别是关闭东西柏林边界的目标。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部分原因就是确保东德人不倒向中国人一边。关于越南战争和苏联对北越的援助的增加，盖杜克指出“苏联领导人对北越领导人的激进观点感到不安，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前中国人的倾向”（盖杜克，1964—1973年越南战争和苏美关系：新的证据，第250页。）河内很清楚越南的机遇，并且“在他的两个强大的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南亚争取影响时通过利用与双方的友好关系来采取措施以确保自己的最大利益。（ibid.p.251）
　　一、柏林危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于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报告。看这些报告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和我见到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报告相比，这些报告大部分更有价值，更为详备。正如一位前民主德国外交官告诉我的那样，这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对苏政策不是东德驻莫斯科使馆决定的，而是在回柏林后决定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很可能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被告知的东西也不多。文件也可能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放在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无论如何，东德在北京使馆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
　　1953年10月，在苏联行动几个月后，中国人和东德人提升了派驻彼此使馆的代表的规格，Johannes Knig是东德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他后来是东德驻苏大使](SAPMO-BArch,ZPA,NL90/477,see the folder on 1955)中国方面在当年9月份提出了这个建议。(SAPMO-Barch,ZPA,IV 2/20/115,note from Florin to Ulbricht on Sert.12,1953)
　　霍斯特·布里（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文化参赞，1961年民主德国外交部外欧司中国科，后来任中国科科长）也谈到了1949年前德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还谈到了一些东德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如何在苏联出现恍然大悟，怎样更为中国革命所鼓舞的情形。他还谈到了东德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此对东德的特殊重要性。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反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侵略计划，解决两国的热点问题——德国统一和台湾解放及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力的斗争中加强相互的支持和合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54年7月访问民主德国时，双方在会谈中谴责了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richt (德文)ber die Entwichlung dr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4,”pp.1-2)接着，在1955年12月，格罗提沃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并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for 1955)在这个条约中，他们承诺“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且，中方在1955年12月25日表示，“中国人民将在民主德国和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及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见民主德国为1960年5月29日—6月4日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德中友谊周所作的计划，SAPMO—BARch,ZPA, “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1960年1月29日第2页。）
　　正如民主德国外交事务局一份1956年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所记录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建立联系的特别有利的地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支持特别宝贵。”（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东德人也感觉到了他们能利用他们在北京的基地和这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建立联系。（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8.）民主德国的外交事务局感到中国官员在1956年对民主德国变得比以前更为友好，而且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愿意竭尽所能去提升和巩固民主德国的国际权威和国际地位。”（Ibid.,p.1.）实际上，东德外交事务局的官员注意到，有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甚至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并且“在没有和民主德国负责官员商量得情况下就采取了措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国方面向印度驻华使馆提出，民主德国愿意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民主德国进行一次访问。”（Ibid.,p.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也很重要。1953年6月，东德发生暴乱后，中国人同意向民主德国尽快运送一些基本的商品。（SAPMO-Barch,ZPA,NL 90/477,letter from Chou Enlai to Grotewohl ,August 11,1953.）外交事务局一份关于1956年东德和中国关系的报告显示，“双方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商业领域和文化交流方面”。（ 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外交事务局对1956的关系表示满意：“中国方面在处理民主德国政府要求增加运送我们急需货物的请求时显得乐于助人并使我们得偿所愿，甚至在这些货物在自己国家和向他国出口都需采取限制措施时仍是如此。”（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2.）
　　民主德国官员认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也因为“民主德国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态度而得以促进。这使得中国人在民主德国看到了一个国内特别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权……（Ibi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民主德国传递给他们的有关台湾参加得国际组织的信息中获益。（Ibid.,p.3.）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也因为三个原因而确实出现一些紧张局面：中国对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20大”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批判，中国经济困难增加，完全履行与外国的经济协议的能力受到影响，中国同西德接触的增加。同时，一些包括乌布利希在内的人，或许曾同意中国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政策的评价的看法，但是，公众和民主德国的官员阶层都将会和苏联的政策“保持一致”。因此，当中国人和苏联人观点发生分歧时，他们就必须反对中国人的观点。（MaAA A16241,Ministerb(?)ro,Schwab.See the letter from the GDR’s Ambassador to Beijing,Gyptner ,to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pp Schwab on july 27,1956.）
外交事务局关于1957年和中国关系的一份报告草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分析” 认为，“和1956年的双边关系相比，1957年民德同中国的关系恶化了”。但是，这份报告因为“严重错误”而被拒绝并被退回重新起草。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是关键性的，并且可能正是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忠实评价。（MfAA A661,Sektion China .The report was sent by the GDR’s Ambassador in Beijing ,Gypter, to Kesisewetter in the MsAA’s Main Department ,II(HA II),on Sept.13,1957.）该报告认为，自从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后，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且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能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更为保守并且正在发展同其他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令民主德国烦恼的是，中国正在增加同西德的接触，尤其是经济上的接触。（Ibid.,”Analyse (?)b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G China ,”pp.1,3-4,6-7.）
　　最后，重新起草的关于1957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报告对双方的预测向积极的方向作了大幅的倾斜。它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困难正在增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的前哨的突出意义”，因为民主德国因德国分裂而产生的特殊形势”，中国将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德国。……（Ibid.,”Bericht der Botchaft Peking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7,”pp.6-7.）但是，这份报告也确实这样认为，“尽管中国方面已作了调整（以克服经济困难），也必须对未来谈判中的困难有所预料”（Ibid.）。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直接的和见解的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的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的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对这些行动得评价都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得部分。
　　正像我将要指出的那样，自从柏林危机和中苏冲突的萌芽同时出现后，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关系达到他们在柏林危机中的目的，特别是像达到在东西柏林之间边界上的目的。正如Aleksandr,Fursenko,Timothy,Naftali在他们的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作中描述的那样，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后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要求的部分原因是确保东德不再向中国人靠拢。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直接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所以我看不到任何关于中国推动苏联修建柏林墙的证据。根据我查过的东德文件，我认为乌布利希或多或少地在寻求利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对待西方的正确政策上的分歧获取自己的利益。每当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对待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人就和中国保持一致的观点，并同中国高层进行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相似的问题——西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去抵制西方“颠覆性”的活动并最终通过修建柏林墙达到了这一目的。
　　虽然我也在俄国档案馆发现了关于这方面的文件，但是就柏林危机中的中国和东德关系而言，我的资料主要是前东德外交事务局和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我曾经见过许多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的关于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详细谈话的报告。两国都面临着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保证要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都在霍普·哈里森的《1958—1961年中国和柏林危机》中得到明确的论述。
　　一、柏林危机前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德关系。二、柏林危机中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苏联进行由于增加机会或被抛弃德选择而引起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的争论。三、危机之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德关系。民主德国再次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
　　我这篇论文的档案基础是在前民主德国柏林德SAPMO-BArch和外交事物局（MfAA）的档案。

　　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得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额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的对这些行动的评价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的部分。韦瑟斯比写到，“斯大林对他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之间的关系的不安全感致使他赞成金正日的重新统一计划”，换言之，即支持北朝鲜在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攻击。（“Kathryn Weatherby,1945—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学课题工作论文第八篇1993年11月第29页。）斯大林害怕，如果他不支持金正日的计划，毛泽东就会全力支持这件事，因此斯大林就显得像个懦夫和软弱的共产主义革命家。
　　类似的担心影响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正如FURSENKO和NAFTALI所写的那样：赫鲁晓夫担心的是，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形式。卡斯特罗是支持苏联领导人“和平共处”的道路还是会和毛泽东提倡的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政权的中国结盟？（Aleksandr Fursenko和Timothy Nafatali,“孤注一掷”: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在1958—1964年,CNY:W.W.Norton&company,1997,p167。）
　　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在古巴革命集团中的影响正在增加”（ibid,pp.169）并且“他不想冒任何风险。苏联和卡斯特罗都把军事援助看作是双方关系健康与否的晴雨表。（ibid,pp.169-170）因此，导弹的部署能使古巴在中苏争论中战争苏联一边。（see also Zubok,”Stalin’s plans and Russian Archieves”,p.304）
　　古巴人、东德人、北越人和其他人一起都经常成功寻求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并且在每个事例中，这样做的结果都是加剧了冷战。正像我指出的那样，因为柏林危机和中苏分裂同时出现，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冲突达到在柏林危机中的目标，特别是关闭东西柏林边界的目标。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部分原因就是确保东德人不倒向中国人一边。关于越南战争和苏联对北越的援助的增加，盖杜克指出“苏联领导人对北越领导人的激进观点感到不安，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前中国人的倾向”（盖杜克，1964—1973年越南战争和苏美关系：新的证据，第250页。）河内很清楚越南的机遇，并且“在他的两个强大的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南亚争取影响时通过利用与双方的友好关系来采取措施以确保自己的最大利益。（ibid.p.251）
　　一、柏林危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于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报告。看这些报告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和我见到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报告相比，这些报告大部分更有价值，更为详备。正如一位前民主德国外交官告诉我的那样，这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对苏政策不是东德驻莫斯科使馆决定的，而是在回柏林后决定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很可能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被告知的东西也不多。文件也可能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放在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无论如何，东德在北京使馆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
　　1953年10月，在苏联行动几个月后，中国人和东德人提升了派驻彼此使馆的代表的规格，Johannes Knig是东德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他后来是东德驻苏大使](SAPMO-BArch,ZPA,NL90/477,see the folder on 1955)中国方面在当年9月份提出了这个建议。(SAPMO-Barch,ZPA,IV 2/20/115,note from Florin to Ulbricht on Sert.12,1953)
　　霍斯特·布里（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文化参赞，1961年民主德国外交部外欧司中国科，后来任中国科科长）也谈到了1949年前德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还谈到了一些东德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如何在苏联出现恍然大悟，怎样更为中国革命所鼓舞的情形。他还谈到了东德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此对东德的特殊重要性。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反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侵略计划，解决两国的热点问题——德国统一和台湾解放及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力的斗争中加强相互的支持和合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54年7月访问民主德国时，双方在会谈中谴责了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richt (德文)ber die Entwichlung dr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4,”pp.1-2)接着，在1955年12月，格罗提沃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并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for 1955)在这个条约中，他们承诺“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且，中方在1955年12月25日表示，“中国人民将在民主德国和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及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见民主德国为1960年5月29日—6月4日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德中友谊周所作的计划，SAPMO—BARch,ZPA, “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1960年1月29日第2页。）
　　正如民主德国外交事务局一份1956年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所记录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建立联系的特别有利的地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支持特别宝贵。”（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东德人也感觉到了他们能利用他们在北京的基地和这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建立联系。（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8.）民主德国的外交事务局感到中国官员在1956年对民主德国变得比以前更为友好，而且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愿意竭尽所能去提升和巩固民主德国的国际权威和国际地位。”（Ibid.,p.1.）实际上，东德外交事务局的官员注意到，有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甚至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并且“在没有和民主德国负责官员商量得情况下就采取了措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国方面向印度驻华使馆提出，民主德国愿意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民主德国进行一次访问。”（Ibid.,p.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也很重要。1953年6月，东德发生暴乱后，中国人同意向民主德国尽快运送一些基本的商品。（SAPMO-Barch,ZPA,NL 90/477,letter from Chou Enlai to Grotewohl ,August 11,1953.）外交事务局一份关于1956年东德和中国关系的报告显示，“双方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商业领域和文化交流方面”。（ 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外交事务局对1956的关系表示满意：“中国方面在处理民主德国政府要求增加运送我们急需货物的请求时显得乐于助人并使我们得偿所愿，甚至在这些货物在自己国家和向他国出口都需采取限制措施时仍是如此。”（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2.）
　　民主德国官员认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也因为“民主德国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态度而得以促进。这使得中国人在民主德国看到了一个国内特别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权……（Ibi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民主德国传递给他们的有关台湾参加得国际组织的信息中获益。（Ibid.,p.3.）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也因为三个原因而确实出现一些紧张局面：中国对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20大”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批判，中国经济困难增加，完全履行与外国的经济协议的能力受到影响，中国同西德接触的增加。同时，一些包括乌布利希在内的人，或许曾同意中国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政策的评价的看法，但是，公众和民主德国的官员阶层都将会和苏联的政策“保持一致”。因此，当中国人和苏联人观点发生分歧时，他们就必须反对中国人的观点。（MaAA A16241,Ministerb(?)ro,Schwab.See the letter from the GDR’s Ambassador to Beijing,Gyptner ,to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pp Schwab on july 27,1956.）
外交事务局关于1957年和中国关系的一份报告草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分析” 认为，“和1956年的双边关系相比，1957年民德同中国的关系恶化了”。但是，这份报告因为“严重错误”而被拒绝并被退回重新起草。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是关键性的，并且可能正是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忠实评价。（MfAA A661,Sektion China .The report was sent by the GDR’s Ambassador in Beijing ,Gypter, to Kesisewetter in the MsAA’s Main Department ,II(HA II),on Sept.13,1957.）该报告认为，自从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后，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且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能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更为保守并且正在发展同其他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令民主德国烦恼的是，中国正在增加同西德的接触，尤其是经济上的接触。（Ibid.,”Analyse (?)b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G China ,”pp.1,3-4,6-7.）
　　最后，重新起草的关于1957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报告对双方的预测向积极的方向作了大幅的倾斜。它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困难正在增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的前哨的突出意义”，因为民主德国因德国分裂而产生的特殊形势”，中国将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德国。……（Ibid.,”Bericht der Botchaft Peking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7,”pp.6-7.）但是，这份报告也确实这样认为，“尽管中国方面已作了调整（以克服经济困难），也必须对未来谈判中的困难有所预料”（Ibid.）。
里查德·居普特纳于北京民主德国大使馆。
使馆随员，H·LIEBERMAN
我和霍斯特·布里在1992年6月1日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谈。后者于1958-1964年在北京的东德使馆工作。他说，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官员认为，东德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民主德国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东德人怎么会默认两个德国政权的政策。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未默认两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默认两个德国的政策。很显然，中国人继续指责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他说，我在任何文件中都不会找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在东德的领导方面确实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一边而反对中国，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东德的利益，他又小心翼翼地不和中国结盟。乌布利希感到，（这一点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是经常存在的），正在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苏联有一天会牺牲东德。因此，他试图平息中苏冲突并保持同中国的关系。因此，苏联对东德和中国人的关系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共同的内部逃亡问题。1957年，中国人向民主德国人咨询，如何处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逃往香港的问题。在1957年6月，东德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李要求举行同政府官员会谈以了解“自1949年以来（东德）逃亡的人数、这些人离去的原因、政府采取那些措施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以及这些措施有何成功之处、这些逃亡的人返回的比率有多高等等问题”。（MfAA,6520,Sektion China ,”Aktenve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zwischen dem 1.Sekrer(?)r der Botshaft der VR China,Herrn Li und Herrn Jaeschke und Fran Spenke vom MfAA am 11.6.1957 in der Zert von 15.00—16.00 Uhr.”）民主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政府“并不负责这项事务”，负责这项事务的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从我看到的档案中还弄不清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员是否实际上向来自中国使馆方面的一些人介绍了有关这种逃亡的情况。（Ibid.,letter from Spenke to Scheunert on Aug.7,1957）一条手抄的注释显示，“KIESEWETTER给了HSUI同志……详细的信息”。（See the note at the bottom of ibid.）然而，一份后来的文件底部的一条注释显示，直到10月31日，“中央委员会仍未准备好这样的会谈”，直到12月11日，和中国代表会谈的日期仍未作安排（Ibid., see the notes at the bottom of “Auszug aus AV (?)BER Bwsprechung Sh(?)/gr(?)ttner/Jaeschke/Lockhuff am.5.September 1957.”）。一次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和统一社会党的外交事务局中国司的代表GRUTTER之间的会谈使人们弄清了中国人对了解这个共和国逃亡情况感兴趣的原因。MING告诉东德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部分人逃亡香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学习，将会有益于这种情况的消除。大使馆将特别对了解以下问题感兴趣：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何在，逃亡的人属于哪个阶层，这种现象在什么时候最为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右倾斗争尖锐化后，逃亡香港的人数增加了；逃亡的人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仅仅是这些情况就表明，逃亡西德或香港的问题不能在理论上解决（Ibid.）。
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和东德之间关于逃亡问题的文件。在中国人首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六个月后，东德人仍然声称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会谈。这一点令人震惊。或许苏联关于东德人逃亡问题重视不够的批评是正确的，东德人对他们减少逃亡不充分、不成功的政策(TsHSD,Rolik 5147,OPIS 28,Delo325,”Ob ukhode chasti grazhdan Germanskoi Demokraticheskoi Respuliki v Zapadnuiu Germaniiu ”,.top secret,prepared by i.Tugarinov,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of Information of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on December 28,1955;and the report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GDR,G.Pushkin,on March 27,1956,AVPRF,Fond 0742,Opis 1,Portfel’1,Papaka 1.) 感到如此地尴尬以至他们不愿和谈论中国人这些政策。
二、柏林危机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讨价还价能力的第二方面来源于和同盟国的结盟。一个盟国结盟越多，他和另一个盟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大。正如学者们没有觉察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任何一方都有选择结盟的对象一样，他们也低估了两个盟国对这种结盟程度的考虑。当东德人的自身生存要求必须同苏联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结盟时，苏联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维护与东德人的结盟、维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使东德人将外部的西方盟国拒于门外。（Glenn Snyder terms the phenomenon of trying to keep an ally’s power resources out of the opponent’s hands the indirect dependence of the stronger ally on the weaker ally,ibid.,472-3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开放的边界的冲突，因此，和平阵营的所有力量都必须对民主德国在这场竞争中胜利特别关注”。（Reported by GDR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Peter Florin at the gathering of the GDR conference of its ambassadors in 1956.Stiftung Archive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isationen im Bundesarchiv, Zentrales  Parteiachiv (SAPMO-Barch,ZPA), JIV2/201/429,Bd.2,187.）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示，“这个问题上的胜利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胜利，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失败”。（Ibid.,188）这样，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承诺给东德人的特殊待遇使东德成为针对西方的、显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橱窗”，
考虑到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它们时所涉及的巨大风险，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赫鲁晓夫想在东德对西方来说最为显眼的地方赢得这场竞争的胜利。（Nikita S.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Vol.1,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 transl.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Mass.:Little,Brown,1970),456-7 ）他对于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的深刻承诺给了乌布利希讨价还价的能力。
每个盟国在同盟关系和解决争论中的相对依附的程度是讨价还价中心所在。(Samuel B.Bacharach and Edward J.Lawler, Bargaining: Power, Tactics, and Outcomes(Washington:Jossey-Bass Publishers,1981)39,42,59.)一个国家越在同盟中处于依附地位，它在进行达到自己目的结盟时所能获得的选择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越少。一个国家因此可以通过增加达到自己目的的结盟对象（In the literature on bargaining ,”alternatives “ is the most popular term used for this phenomenon, but “exit”and “abandonment “are also used to mean the same thing.On “exit”see 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and lor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4,21—29.On “abandonment”,see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shima(NY: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81)151;and G.Sny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486-7.While syder’s work is clearly based on bargaining theory ,he styangely does not frame it as such in this article ,nor does he cite any of the bargaining literature ,although he and Paul Didsing discuss theories of bargaining at length in their book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33—281.）来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Bacharach and Lawler,61,63,92-3.See also Glenn Synder ,”AllianceSeurityDelemma,”467.)相反的表述能使这一点更为明了：一个国家在结盟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对象就会完全依附于这种结盟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的盟国因而对此就有了极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东德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尤其害怕苏联人寻求其他的结盟对象，那就是一项苏美之间关于德国领导人的德国协议。当大多数学者已经清楚这一点时，下面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确认：东德人也有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结盟选择：一种自愿的东德人和苏联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On East German-Chinese ties especially due to the similar situations they faced with West Berlin and Taiwan ,see the author’s article,”inside the SEDArchieves:A researcher’s Dia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2(Fall 1992),29-30.On joint East German and Chinese efforts to prevent Krushchev’s deStalinization campaign,see Jonathan Cape,1977),106,111.Horst Brie, a former east German diplomat posted at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during the Berlin crisis, told the author of a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east German part leadership to use relation with the PRC in bargain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Author’s interview with Brie in Pankow,Germany,June 1,1992.Yuli Kvistsinki,whowas a Soviet diple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Moscow on October 26,1992.)更为紧密的联系，和不自愿的东德政权的垮台和西德政权对它的潜在的吞并。
GELENN·SUYDER 次要的同盟安全难题理论是从这些讨价还价能力原则中衍伸出来的。首要的同盟安全难题是，是否和另一个国家结盟的难题。一旦这个难题因赞成结盟而得以解决，国家就面临这次要的结盟难题：自己怎样坚定地向最初的伙伴承诺及在两个对手相互的特殊冲突中给予这个伙伴多少支持（Sn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Henceforth ,I will simply use the term alliance security dillemma to mean this secondary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用SNYDER的话来说就是，由于苏联和东德人都察觉到另一方在结盟时有所选择，所以，它们都有点害怕被对方“抛弃”，至少是害怕在特定的冲突中被“抛弃”。在他们避免被抛弃、避免失去对方，或者说支持对方的努力中，他们增加了对另一方的承诺。这样，正如SYDER所说的那样，为了使对方留在同盟内，他们就被相互“套牢”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当彼此承诺去支持对方的行为时，他们就陷入了次要同盟难题当中——即陷入害怕被抛弃和害怕被套牢的的紧张状态之中。(Ibid.,467)虽然SNYDER断定这种模式在两极的同盟关系中、尤其是在华沙条约中应用有限，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的“被抛弃——套牢”模式实际上能够适用于苏联——东德关系。因此，这种模式比他认为的要更为有效。
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内写成的报告。西方国家的著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分裂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德国政策和苏联——东德关系的问题上有过许多猜测。这些论点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使赫鲁晓夫看起来好像正在出卖自己并转向资本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就发动柏林危机去向西方和东方的怀疑者证明，他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强硬。此外，一些人推测，在中国人和东德人之间有一种促使赫鲁晓夫在作为整体的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坚定的政治同盟。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件，特别是一些来自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报告来试着验证这些理论。
1958年12月18日，乌布利希在给毛泽东65岁生日的贺信中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把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胜利斗争看作是我们自己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而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罪恶计划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SAMO-Barch,ZPA,IV2/20/114.）。
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就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有过这样详细的谈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报告的实例。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部分领土“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有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的强烈愿望并且相互承诺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事业。所有这些在文件中都一目了然。（The files I have found on China are all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SAPMO-Barch, ZPA :IV 2./20/72,IV2./20/114,IV 2/20/115,IV 2/20/119,IV 2/20/120, IV 2/20/121,and IV 2/20/123.）文件没有明确提出、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苏联人没有充分地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
1959年1月，奥托·格罗提沃率领的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双方1月27日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把帝国主义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攻击视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并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MfA A6661,Sektion China ,”Krurz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m Jahre 1959,”p.7. ）
1959年，保罗·汪戴尔是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正当大多数东德和中国人之间会谈的文件表明双方关系良好时，也有一些文件表明，东德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1958到1964年间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工作的霍斯特·布里说，东德在95%的程度上依赖于苏联，他知道，在北京使馆的工作中必须尊重苏联人的利益。
1959年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关键的是，虽然中国人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但却并不把西德看作像东德认为的那样危险。(MfAA A17241,Minister(?)bro Schwab ,”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9,”December 19,1959,p.83)1959年1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德国访问。1959年5月VOLKSKAMMER代表去中国访问。接着，1959年10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
1960年1月，海因里希·劳率领的民主德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每年1月份都去中国访问，仅1960年例外。）
1960年末的民主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报告。(MfAA A6751 ,Sektion China,”Stand der Beziehungen DDR-VR China Ende 1960.”)双方关系在1960年第二季度因中国对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恶化。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当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大跃进，人民公社(On GDR-PRC differences ov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communes”,see ibid.,”Aktenvermerk (?)ber einGespr(?)ch mit dem chinesischen Botschafter Wang Kuotshuan am 20.6.60,”June 21,1960,”signed by department head Stude.)等等。中国的经济困难也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这样，双方1960年下半年的接触减少了。中国报纸在1960年下半年对于民主德国的报道也相应减少。
1960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初仍然很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在马列主义理论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实际政策对本年度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停滞不前并且在本年度下半年大幅下降。”（MfAA A6751,Sektion China ,”Jahresbercht der Botshaft der DDR in der R China 1960,”January 24,1961,p.1）双方关系在1960年5月巴黎四强峰会流产和美国U-2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后更趋恶化。这两件事真正激怒了中国人。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民主德国却不得不和苏联人保持一致。
1960年6月17日弗洛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在柏林会谈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SAPMO-Barch,ZPA, IV 2/20/115,”Niedershrift (?)ber Unterredung zwishcen dem Genossen Florin und dem Botshafter der VR China in Berlin am 17.6.1960 vom 10.00-11.30 Uhr” ）
1960年11月左右。莫斯科大会。1960年的某个时候，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进行了交谈。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他打算在1961年，很可能在（西德）选举（的9月）前解决西柏林问题。（MfAA A17879,Staassekret(?)r Winzer ,”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Liu Schau-tji,am 9.6.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ngen, June 10,1961.）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的资料。（See SAPMO-BArch,ZPA,IV,2/20/72.”Bemerkungen der Delegation）起草宣言。中国人对某些问题持异议，如“宣言中的关于苏联共产党‘20大’和‘21大’的话与苏联共产党两此大会的结论”。他们想把这些表述从宣言中剔除出去。因为“每个党都应该决定……从兄弟党得经验中采用什么和怎样去采用。不应该在一个包括兄弟党派在内的国际文件中，把（自己）党代会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兄弟党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所有兄弟党必须遵守得总的标准。”（P2）他们还说，“兄弟党派对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表述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因此，为避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P8）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SAPMO-Barch,ZPA,IV 2/20/115,”Auszug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f(?)r das Jahu 1960” ”witten up by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Feb.10,1961.)
里查德·居普特纳于北京民主德国大使馆。
使馆随员，H·LIEBERMAN
我和霍斯特·布里在1992年6月1日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谈。后者于1958-1964年在北京的东德使馆工作。他说，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官员认为，东德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民主德国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东德人怎么会默认两个德国政权的政策。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未默认两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默认两个德国的政策。很显然，中国人继续指责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他说，我在任何文件中都不会找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在东德的领导方面确实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一边而反对中国，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东德的利益，他又小心翼翼地不和中国结盟。乌布利希感到，（这一点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是经常存在的），正在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苏联有一天会牺牲东德。因此，他试图平息中苏冲突并保持同中国的关系。因此，苏联对东德和中国人的关系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共同的内部逃亡问题。1957年，中国人向民主德国人咨询，如何处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逃往香港的问题。在1957年6月，东德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李要求举行同政府官员会谈以了解“自1949年以来（东德）逃亡的人数、这些人离去的原因、政府采取那些措施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以及这些措施有何成功之处、这些逃亡的人返回的比率有多高等等问题”。（MfAA,6520,Sektion China ,”Aktenve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zwischen dem 1.Sekrer(?)r der Botshaft der VR China,Herrn Li und Herrn Jaeschke und Fran Spenke vom MfAA am 11.6.1957 in der Zert von 15.00—16.00 Uhr.”）民主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政府“并不负责这项事务”，负责这项事务的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从我看到的档案中还弄不清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员是否实际上向来自中国使馆方面的一些人介绍了有关这种逃亡的情况。（Ibid.,letter from Spenke to Scheunert on Aug.7,1957）一条手抄的注释显示，“KIESEWETTER给了HSUI同志……详细的信息”。（See the note at the bottom of ibid.）然而，一份后来的文件底部的一条注释显示，直到10月31日，“中央委员会仍未准备好这样的会谈”，直到12月11日，和中国代表会谈的日期仍未作安排（Ibid., see the notes at the bottom of “Auszug aus AV (?)BER Bwsprechung Sh(?)/gr(?)ttner/Jaeschke/Lockhuff am.5.September 1957.”）。一次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和统一社会党的外交事务局中国司的代表GRUTTER之间的会谈使人们弄清了中国人对了解这个共和国逃亡情况感兴趣的原因。MING告诉东德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部分人逃亡香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学习，将会有益于这种情况的消除。大使馆将特别对了解以下问题感兴趣：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何在，逃亡的人属于哪个阶层，这种现象在什么时候最为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右倾斗争尖锐化后，逃亡香港的人数增加了；逃亡的人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仅仅是这些情况就表明，逃亡西德或香港的问题不能在理论上解决（Ibid.）。
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和东德之间关于逃亡问题的文件。在中国人首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六个月后，东德人仍然声称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会谈。这一点令人震惊。或许苏联关于东德人逃亡问题重视不够的批评是正确的，东德人对他们减少逃亡不充分、不成功的政策(TsHSD,Rolik 5147,OPIS 28,Delo325,”Ob ukhode chasti grazhdan Germanskoi Demokraticheskoi Respuliki v Zapadnuiu Germaniiu ”,.top secret,prepared by i.Tugarinov,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of Information of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on December 28,1955;and the report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GDR,G.Pushkin,on March 27,1956,AVPRF,Fond 0742,Opis 1,Portfel’1,Papaka 1.) 感到如此地尴尬以至他们不愿和谈论中国人这些政策。
二、柏林危机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讨价还价能力的第二方面来源于和同盟国的结盟。一个盟国结盟越多，他和另一个盟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大。正如学者们没有觉察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任何一方都有选择结盟的对象一样，他们也低估了两个盟国对这种结盟程度的考虑。当东德人的自身生存要求必须同苏联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结盟时，苏联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维护与东德人的结盟、维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使东德人将外部的西方盟国拒于门外。（Glenn Snyder terms the phenomenon of trying to keep an ally’s power resources out of the opponent’s hands the indirect dependence of the stronger ally on the weaker ally,ibid.,472-3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开放的边界的冲突，因此，和平阵营的所有力量都必须对民主德国在这场竞争中胜利特别关注”。（Reported by GDR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Peter Florin at the gathering of the GDR conference of its ambassadors in 1956.Stiftung Archive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isationen im Bundesarchiv, Zentrales  Parteiachiv (SAPMO-Barch,ZPA), JIV2/201/429,Bd.2,187.）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示，“这个问题上的胜利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胜利，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失败”。（Ibid.,188）这样，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承诺给东德人的特殊待遇使东德成为针对西方的、显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橱窗”，
考虑到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它们时所涉及的巨大风险，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赫鲁晓夫想在东德对西方来说最为显眼的地方赢得这场竞争的胜利。（Nikita S.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Vol.1,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 transl.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Mass.:Little,Brown,1970),456-7 ）他对于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的深刻承诺给了乌布利希讨价还价的能力。
每个盟国在同盟关系和解决争论中的相对依附的程度是讨价还价中心所在。(Samuel B.Bacharach and Edward J.Lawler, Bargaining: Power, Tactics, and Outcomes(Washington:Jossey-Bass Publishers,1981)39,42,59.)一个国家越在同盟中处于依附地位，它在进行达到自己目的结盟时所能获得的选择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越少。一个国家因此可以通过增加达到自己目的的结盟对象（In the literature on bargaining ,”alternatives “ is the most popular term used for this phenomenon, but “exit”and “abandonment “are also used to mean the same thing.On “exit”see 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and lor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4,21—29.On “abandonment”,see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shima(NY: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81)151;and G.Sny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486-7.While syder’s work is clearly based on bargaining theory ,he styangely does not frame it as such in this article ,nor does he cite any of the bargaining literature ,although he and Paul Didsing discuss theories of bargaining at length in their book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33—281.）来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Bacharach and Lawler,61,63,92-3.See also Glenn Synder ,”AllianceSeurityDelemma,”467.)相反的表述能使这一点更为明了：一个国家在结盟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对象就会完全依附于这种结盟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的盟国因而对此就有了极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东德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尤其害怕苏联人寻求其他的结盟对象，那就是一项苏美之间关于德国领导人的德国协议。当大多数学者已经清楚这一点时，下面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确认：东德人也有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结盟选择：一种自愿的东德人和苏联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On East German-Chinese ties especially due to the similar situations they faced with West Berlin and Taiwan ,see the author’s article,”inside the SEDArchieves:A researcher’s Dia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2(Fall 1992),29-30.On joint East German and Chinese efforts to prevent Krushchev’s deStalinization campaign,see Jonathan Cape,1977),106,111.Horst Brie, a former east German diplomat posted at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during the Berlin crisis, told the author of a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east German part leadership to use relation with the PRC in bargain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Author’s interview with Brie in Pankow,Germany,June 1,1992.Yuli Kvistsinki,whowas a Soviet diple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Moscow on October 26,1992.)更为紧密的联系，和不自愿的东德政权的垮台和西德政权对它的潜在的吞并。
GELENN·SUYDER 次要的同盟安全难题理论是从这些讨价还价能力原则中衍伸出来的。首要的同盟安全难题是，是否和另一个国家结盟的难题。一旦这个难题因赞成结盟而得以解决，国家就面临这次要的结盟难题：自己怎样坚定地向最初的伙伴承诺及在两个对手相互的特殊冲突中给予这个伙伴多少支持（Sn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Henceforth ,I will simply use the term alliance security dillemma to mean this secondary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用SNYDER的话来说就是，由于苏联和东德人都察觉到另一方在结盟时有所选择，所以，它们都有点害怕被对方“抛弃”，至少是害怕在特定的冲突中被“抛弃”。在他们避免被抛弃、避免失去对方，或者说支持对方的努力中，他们增加了对另一方的承诺。这样，正如SYDER所说的那样，为了使对方留在同盟内，他们就被相互“套牢”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当彼此承诺去支持对方的行为时，他们就陷入了次要同盟难题当中——即陷入害怕被抛弃和害怕被套牢的的紧张状态之中。(Ibid.,467)虽然SNYDER断定这种模式在两极的同盟关系中、尤其是在华沙条约中应用有限，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的“被抛弃——套牢”模式实际上能够适用于苏联——东德关系。因此，这种模式比他认为的要更为有效。
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内写成的报告。西方国家的著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分裂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德国政策和苏联——东德关系的问题上有过许多猜测。这些论点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使赫鲁晓夫看起来好像正在出卖自己并转向资本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就发动柏林危机去向西方和东方的怀疑者证明，他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强硬。此外，一些人推测，在中国人和东德人之间有一种促使赫鲁晓夫在作为整体的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坚定的政治同盟。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件，特别是一些来自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报告来试着验证这些理论。
1958年12月18日，乌布利希在给毛泽东65岁生日的贺信中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把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胜利斗争看作是我们自己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而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罪恶计划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SAMO-Barch,ZPA,IV2/20/114.）。
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就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有过这样详细的谈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报告的实例。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部分领土“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有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的强烈愿望并且相互承诺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事业。所有这些在文件中都一目了然。（The files I have found on China are all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SAPMO-Barch, ZPA :IV 2./20/72,IV2./20/114,IV 2/20/115,IV 2/20/119,IV 2/20/120, IV 2/20/121,and IV 2/20/123.）文件没有明确提出、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苏联人没有充分地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
1959年1月，奥托·格罗提沃率领的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双方1月27日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把帝国主义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攻击视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并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MfA A6661,Sektion China ,”Krurz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m Jahre 1959,”p.7. ）
1959年，保罗·汪戴尔是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正当大多数东德和中国人之间会谈的文件表明双方关系良好时，也有一些文件表明，东德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1958到1964年间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工作的霍斯特·布里说，东德在95%的程度上依赖于苏联，他知道，在北京使馆的工作中必须尊重苏联人的利益。
1959年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关键的是，虽然中国人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但却并不把西德看作像东德认为的那样危险。(MfAA A17241,Minister(?)bro Schwab ,”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9,”December 19,1959,p.83)1959年1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德国访问。1959年5月VOLKSKAMMER代表去中国访问。接着，1959年10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
1960年1月，海因里希·劳率领的民主德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每年1月份都去中国访问，仅1960年例外。）
1960年末的民主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报告。(MfAA A6751 ,Sektion China,”Stand der Beziehungen DDR-VR China Ende 1960.”)双方关系在1960年第二季度因中国对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恶化。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当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大跃进，人民公社(On GDR-PRC differences ov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communes”,see ibid.,”Aktenvermerk (?)ber einGespr(?)ch mit dem chinesischen Botschafter Wang Kuotshuan am 20.6.60,”June 21,1960,”signed by department head Stude.)等等。中国的经济困难也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这样，双方1960年下半年的接触减少了。中国报纸在1960年下半年对于民主德国的报道也相应减少。
。

顶端 Posted: 2008-09-25 13:52 | [楼主]

C.C.C.P

级别: 反革命分子

精华: 1
发帖: 3794
爱心: 2905 点
金钱: 38096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在线时间:133(小时)
注册时间:2008-09-14
最后登录:2010-11-07

小中大引用推荐编辑只看复制

1960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初仍然很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在马列主义理论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实际政策对本年度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停滞不前并且在本年度下半年大幅下降。”（MfAA A6751,Sektion China ,”Jahresbercht der Botshaft der DDR in der R China 1960,”January 24,1961,p.1）双方关系在1960年5月巴黎四强峰会流产和美国U-2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后更趋恶化。这两件事真正激怒了中国人。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民主德国却不得不和苏联人保持一致。
1960年6月17日弗洛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在柏林会谈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SAPMO-Barch,ZPA, IV 2/20/115,”Niedershrift (?)ber Unterredung zwishcen dem Genossen Florin und dem Botshafter der VR China in Berlin am 17.6.1960 vom 10.00-11.30 Uhr” ）
1960年11月左右。莫斯科大会。1960年的某个时候，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进行了交谈。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他打算在1961年，很可能在（西德）选举（的9月）前解决西柏林问题。（MfAA A17879,Staassekret(?)r Winzer ,”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Liu Schau-tji,am 9.6.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ngen, June 10,1961.）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的资料。（See SAPMO-BArch,ZPA,IV,2/20/72.”Bemerkungen der Delegation）起草宣言。中国人对某些问题持异议，如“宣言中的关于苏联共产党‘20大’和‘21大’的话与苏联共产党两此大会的结论”。他们想把这些表述从宣言中剔除出去。因为“每个党都应该决定……从兄弟党得经验中采用什么和怎样去采用。不应该在一个包括兄弟党派在内的国际文件中，把（自己）党代会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兄弟党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所有兄弟党必须遵守得总的标准。”（P2）他们还说，“兄弟党派对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表述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因此，为避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P8）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SAPMO-Barch,ZPA,IV 2/20/115,”Auszug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f(?)r das Jahu 1960” ”witten up by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Feb.10,1961.)
1961年1月事件。
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的文件在1961年突然变得机密起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东德领导人间接采用的一种说服苏联人关注他们对柏林和德国策略状况的方法。柏林危机和中苏关系上的裂痕同时出现。每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队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也表示出相同的观点并与中国人保持高层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面临的类似的问题——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抵制西方的“颠覆”活动并最终同意通过修建柏林墙来达到这一目的。
东德人通常在每年的1月份访问中国，1960年也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在1961年1月访问中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次访问似乎确有异乎寻常之处。莫斯科的东德使馆在同一天仅仅通知苏共中央局（负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I·KABIN领导）说，代表团在1月7日到达。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民主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SHREEMYETOVO机场的中途停留这一点（从中国使馆来的代表也在那儿），KABIN说，代表团的到来是未曾预料到的。代表团团长赫尔曼·马特恩主动对苏联人说：
代表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问题出现得“非常突然”。最近，中国的同志向民主德国驻北京的大使汪戴尔同志表示，希望和民主德国的同志讨论几个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特恩同志说，考虑到1960年中国方面宣布减少双方条约中规定的原材料和商品的供应量，民主德国方面迅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指派了一个相应的代表团。一开始，指派的是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接着，乌布利希同志让马特恩同志率领这个代表团，因为他曾三次访问中国，最了解中国问题，能找到一条促进和中国关系的方法，能使代表团避免可能遇到的麻烦。
马特恩同志继续说，代表团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一个月，将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将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熟悉起来……
我必须指出的是，马特恩同志强调了他在政治问题上同中国同志的分歧，并且说，他不打算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 V Tsentral’nyi Komitet KPSS”. The report was written by I. Kabin on Jan. 18 and the CPSU CC BY Yuri Andropov, head of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
同一天的1月18日，乌布利希给赫鲁晓夫送了一封信，敦促他在1961年解决西柏林问题。一个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率领得东德代表团在对北京进行一个月的访问后，出人意料第出现在莫斯科。准备对中国得访问时，没有给苏联人事先的通知。虽然马特恩同志向苏联人保证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The one-page report was sent by Yuri Andropo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18 January 1961,and written by I.Kabin ,Chairman of the German section in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ED Politburo met on 17 January to discuss Matern’s trip to Peking .Unfortunately, the Reinschriftenp[rotokoll of the meeting supplies no information on the discussion .SAPMO-Barch, J IV 2/20/745.）但是，就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同中国人的）竞争而言，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涉及一项和平条约、西柏林、和（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政策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还是想打算利用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因为，正如民主德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1月30日最后会谈的记录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和东德人在北京的会谈中讨论的远不止经济问题。(“Aktenvermerk (?)ber den Abschiedsbeuch beim Stellv. Ministerpr(?)sidenten und Minister f(?)r Ausw(?)rtige Anghelege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 am Montag ,den 30. January  1961, 10:00bis 11:00 Uhr,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Paul Wandel ,30 January 1961,SAPMO-Barch,ZPA, IV 2/20/123)他们表示了对西柏林和台湾问题类似的担心，此间，陈毅说双方“有许多一致”。后来，又进行了“假设美国人会放弃这两个地方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强调，虽然西柏林和台湾的形势非常相似，但是，西柏林的形势需要通过尽快地把它变为一种自由城市这一点来减少因西柏林问题而可能爆发战争的机率，在这一点上，这两个问题有着根本的区别。

陈毅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民主德国对西柏林的政策。最后，虽然东德人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希望，由莫斯科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也将是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但是，他们还是听到了陈毅这样的论述：“共产党也需要争论来更深入地调查事实。”这很难说是一次东德人向苏联人保证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当时，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工作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告诉作者，“在东德党的领导方面，有一种利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向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民主德国方面在内心深出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会牺牲东德”。因此，即使是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东德人也渴望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Author’s interview with Horst Brie ,Pnakow, 1 June 1992.Yuli Kvitsinski, who was a Soviet diplo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26 October 1992.Bri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old German----Chinese communist ties and East German—PRC ecnomic ties and said that many East Genman Communists who becaome sillusioned with the results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more inspired by PRC efforts at socialism.)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和共产党中国都认为，他们有“部分领土”[前者是西柏林，后者是近海岛屿]被帝国主义占领，双方都有收回领土的强烈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See, for example,”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 prepared by the GDR Central Committee’s Department o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9 January 1960,SAPMO-Barch, ZPA, IV 2/20/115;”3. 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 Vorschl(?)ge zur k(?)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ber Problem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n der DDR_Press,”prepared by the Chinese Section of First Extra—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GDR Foreign Ministry, 15 May 1961,ibid.:and “Entwurf! Argumenttationshinweise zum 12.Jahrestag der VR China am 1.Oktober 1961,”19 September 1961,ibid. ）因此，东德人比莫斯科更为公开地支持中国1958年对金门的炮击，在1959年中印争论时，民主德国方面也站在中国一边。
赫鲁晓夫在1月23日对乌布利希1月18日的来信作了回复并力劝乌布利希忍耐：
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个（See 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198.）观点，即由于当前形势是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执政，所以在取得美国和另一个西部政权谅解的基础上解决一项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形势正常化问题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当前，我们正开始和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等待肯尼迪在德国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弄清美国政府是否想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一点还尚需时日……如果我不能和肯尼迪成功地达成谅解，我们就将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样，选择你所提出的时间去实施（你所建议的措施）[也就是说，东西德双方各自签订条约]。（SAPMO—Barch, ZPA,JIV 2/20/129,1-2,”inoffizielle (?)bersetzung”.See also the Soviet draft letter,25 January 1961,in AVP,RF,Fond 0742,Op.6,Por.34,Pap.46. Six setences from the 25 January draft are missing in the January 30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Khrushchev’s letter ,the most of which is the following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after “acceptable resolution” in the quote above :”open unilateral action from our side could be used in such a situation by certain circles in the USA to exacerbate the situation so as to push Kennedy into a position not differing essentially from Eisenhower’s position on German question, which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 FRC and reactionary circles in the West.”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erson doing the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left out this and the five sentences by mistake, the more likely and interesting possibility is the Soviet dicided not to include this and the other sentences and thus be more subtle in urging Ulbricht not to act unilaterally.）
1961年9月，在维也纳会谈后不久，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谈到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评论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条战线，一条在东方，一条在西方，而可以作为战略性战线的那条在西方。因此，我们非常理解关于民主德国负担很重这一点。”（MfAA A17879,Staatssekret(?)r Winzer,”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such Botschafter Hegen beim Ministerpr(?)sident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hou En-lai am 9.6.1961,”written up by Hegen,June 12 1961,pp.2-3）“所有战线的斗争都和德国的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Ibid.,p.6.）周恩来接着说：“当赫鲁晓夫提出西柏林问题时，苏联并不开火，它后退了，而且还宣布自己已经为谈判作好了准备。”（Ibid., p.4.）
在6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没有人打算修建一堵墙”之后的两周，乌布利希有了一个继续私下向苏联坚持己见的机会。弗洛林在6月28日从莫斯科会议上返回柏林并且报告说，苏维埃主席团将于次日集会讨论乌布利希要求举行WTO PCC会议的建议。（Hand—written note from Florin to Ulbicct, SAPM,O—Barch, ZPA, J IV 2/20/129）他注意到，主席团还将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苏方说，非官方的报道表明，中国人觉得苏联人在和约问题上前进得太快并认为应该彻底检查这种妥协。同一般的人认为中国正在敦促赫鲁晓夫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的观点相反，这样和那样的类似迹象(See the secret report prepared by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3, July 1961,”Bermerkungen zur4 Einsch(?)tzung der  Rede des Genossen Liu schau –tji auf der fesveranstaltung zum 40.Jahrestag der Gr(?)ndung der Komministischen Partei Chinas,am 30 .6.1961,”SAMPO—Barch, ZPA , IV 2/20/123;”2.Information zur Ber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ss (?)b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rtrages und die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lied by H(?)hnel,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Berlin,24 July 1961,SAPMO—BArch,ZPA ,IV /20/115; top secret report  by [Helmut] Liebermann,the senior counselor  of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23 October 1961,”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r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tzmassnahmen,”ibid .;top secret report by Liebeermann ,3 November 1961,”Erg(?)nzung zur Einsch(?)tzung 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ens deutschen Friedensvetrage,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eie zu den von der Regeirung der DDR getroffeneen Schuftzmassnahemen,”ibid;”Aktenvermerk (?)ber eine Be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written up by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Josef]Hegen,and [Werner]Wenning,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ZPA,IV 2/20/123;and the secret report by [Fritz]Stude,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 –Problems,”SAPMO-Barch ZPA ,IV 2/20/115.For another view of the role the Chinese in the Berlin Crisis, see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表明，中国人或许已经从苏联人仅仅关闭边界、并不全线出击和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决定中看到了有意义的因素，因为赫鲁晓夫看上去过于挑衅了。
根据抵达东柏林的外交报告显示，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再次对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不满。
当苏联人作出坚决在年内解决一项对德和约的问题后，中国人非常不安。因为十分明显，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大国的必然抵制，特别是美国的抵制，就可能导致一次大战级别的冲突。由于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心，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克制的态度。他们接着与苏联人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从事，并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一等获得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要求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Aktenvermerk (?)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llnischen Botschaft , am 1.12.61,”written up by the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Hegen ,and Wenning, 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 2/20/123,pp.1-2. Flato was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a leading PRC comrade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whom he did not name.）。
1961年7月赫鲁晓夫告诉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在西柏林问题上同意你们的观点，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Aktenvermer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olitb(?)ro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 “5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2/20/123, which cites comments at the July meeting .）这预示着，在估计西方不会作出有力反应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柏林采取行动。
1961年7月6日，因为民主德国大使温宁向中方转交一封乌布利希在7月5日致毛泽东的紧急短信，双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是温宁和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之间进行的，双方在晚上会谈了一个小时。（MfAA A17879, Staatssekret(?)r,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Genossen Wu Sjiu-tjuan, Mitglied des ZK und Stelv.Leiter der Abt.Intern.Verbindungen beim ZK, am 6.7.1961 anl(?)sslich der (?)bergave des Briefes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an Genossen Mao Tse-tung, “written up by Ambassdor Wenning, July 12,1961.）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3次中央全会于7月3日—4日举行。乌布利希确信，在未来几个月中就会签订一项某种形式的和平条约。他提到将要采取的反对GRENZGANGERS的措施。他还提出了一项“德国人民的和平计划”。他也向7月6日召开的VOLKSKAMMER会议提出了这个计划。接着，在7月4日（或7日），PERVUSKIN向葛罗米柯送去了一份16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因为即将到来的一项与民主德国的和约的缔结而将采取的措施……]
为了解释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VOLKSKAMMER会议关于缔结一项和约及西柏林问题的决定，为了显示解释的重要和机密性，我在向伍修权同志转交信件时要求他尽快送给毛泽东同志。
在仔细查看信件后，伍修权同志说，他对信件非常清楚并且认为信件的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我迅速的传递表示感谢并保证将迅速转交这封信。他说，在和约与西柏林问题上，中国方面和民主德国观点一致并且完全支持我们的迅速缔结一项和约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要求。
伍修权同志[说]：……德国问题目前是主要任务，并且，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公众表明在这方面出现任何形式的复杂情况都将是阿登纳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责任，而不是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7月15日，温宁收到了毛泽东给乌布利希的回信，他在7月17日把这封信送到了民主德国外交部WINER手中。（Ibid., letter from Wenning to Winer, July 17,1961.）

尽管温宁一再询问，伍修权也不能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很有可能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WTO会议]的情况。
在我对他的迅速、积极的回答表示感谢后，伍修权同志只是强调说，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德国可以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
EG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在7月份没有在西柏林与和约问题上充分地支持他们。（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2.information zur beri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sse (?)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ie L (?)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iled by section leader H(?)hnel, July 24, 1961.）
柏林墙
布里和KRUQER教授都表示，中国人是在通过无线电广播才了解到了柏林墙的修建。文件显示，中国人一知道这个消息时，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只是觉得，东德人应该早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是维护民主德国的利益，也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我们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丽坚合众国和西德拒绝承担去合理行事的责任的话（即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异常行动的话），由此引起的一起后果都将由他们负责。”（MfAA A6751,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b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1961年黑根继汪戴尔之后成为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8月31日的会谈。(MfAA A17879, “Aktenvermre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B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in der Zeit von 11:00 bis 12:45 Uhr ,” written up by Hegen ,Sept.5,1961.)
黑根大使应乌布利希的要求向陈毅通报了民主德国方面对西柏林的最新措施，这些措施已在8月13日付诸实施。
陈毅同志对民主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和对边界侵犯者射击表示满意。
当陈毅了解到东柏林和西柏林、东德和西柏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境已经完全关闭时，说，“这意味着再没有人能从这个共和国逃跑了”。
（P2）西方仍然没有采取的严厉的对抗措施这一点表明，西方肯定认为有必要承认新的形势。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任何谈判中都不应放弃这些措施。西柏林属于民主德国，而不属于联邦德国，西方政权必须从西柏林消失。当然，从策略上讲，在当前形势下只提西柏林形势正常化的要求，而不提柏林重新统一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一点在以后肯定能实现。
三、柏林墙修建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在1961年9月2日的北京招待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宣布，“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立场和建议：同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不能再推迟，西柏林的不正常状况必须得到改变”。（MfAA A6751, 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section leader of hte China section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立场去支持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他们还在1961年秋告诉民主德国代表[实际上中国驻缅甸大使告诉了那里的捷克驻缅甸大使，东德在那里的代表又从捷克人听到了消息]，他们不能合法地签订一项德国和约，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二战中和德国作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继承人。(See the secret Abschrift sent from Stude in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East German Ambassador Hegen in Peking on 13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 and the top secret lette from section leader H(?)hnel at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Norbert] Jeschke in Rangoon on 14 September 1961,ibid.) 这或许是中国人避免在和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单独的和约而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借口。这也可能是因为北京对民主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and Wenning on 6. Dec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5)的影响。由于中苏冲突，中国在1961年和1962年避免对苏联发动与民主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公开运动作出支持。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取消他的最后通牒一事极为不满。正如波兰驻北京使馆的公使顾问S·弗兰托1961年12月1日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内对民主德国大使约瑟夫·黑根和顾问温宁说的那样：
中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声明。赫鲁晓夫在该声明中说，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和约。中国人认为，当一个人作出最后期限的威胁后就应该遵守这个期限。当一个人取消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最后期限时，不仅会在自己人中显得不可靠和缺乏信誉，也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如果对手获得他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印象，他就肯定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只是虚张声势，并且，这将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策、提出更大的要求，发出更强有力的挑衅……而在西方侵略苏伊士运河这件事当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然而，取消缔结一项和约的最后期限，只能事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s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Josef Hegen, and counselor in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Werner Wenning, SAPMO-Barch, ZPA , IV 2/20/123, 2 ）
此外，中国人也不支持赫鲁晓夫发表的使未来的发展依靠与西方谈判的进展来确定的声明，中国人不相信这种谈判。(“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deutschen Fridensve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top secret roport by Liebermann, senior advisor,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 23 Octo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Aktenvermerk (?)ber einen Bericht  des Genossesn Bambula ?ber sein Gespr?ch mit Dr.M?ller ,”13 November 1961,”wrotten by Strauss ,Second Secretary of the East German embassy in Peking, 16 Nov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2/20/123;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ibid; and “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ecret report by Stude,Section Leader ,First Non-Europe Department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东德人忠于苏联人的原则在有关东德人对访问民主德国的两个中国高级代表团接待的档案中反映出来。首先使对参加9月份皮克葬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接待——“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南斯拉夫代表团之后——对我们来说，坐在叛徒的后面是痛苦的。在我们代表团乘机返回途中，飞机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所以苏联机组人员不得不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受到了和其他代表团大为不同的待遇。（SAPMO-Barch,ZPA,IV 2/20/123,”Aktenvek ?ber eine Besprechung im ussenministeriumd er VR China am 2.10.1961, in der Zeit von 9/30 Uhr vis 11:00Uhr ,”written up by embassy counselor Wenning ,October 6, 1961.）第二次是一个月后由贺龙元帅率领的在1961年10月5日—8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的代表团所受的接待。中国人对所受糟糕接待的抱怨长篇累牍——不受重视、没有时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或在庆典上发表讲话，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和其他代表团不同的待遇。这使得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代表团所受的待遇如此之差，“代表团形同虚设”；民主德国是不是还想要（中国人）的支持。（SAPMO-Barch,ZPA IV 2/20/114, October 28 ,1961 report of the Protocol Dep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nt to Schwab or Florin ; and report of November 10 1961, First External-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Bermerkungen von chinesischer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unter Ler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chiddenen Ebenene vorgebracht wurden,” witten up by Lieberman .See also letter of Oct.28, 1961 from the protocol dept.of the SED CC to Schwab or Florin on this ,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Bericht ?ber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der VR China an den Feierlichkeiten zum 12.Jahrstag der DDR,”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on Oct.19, 1961;”Aktenvermerk ?ber eine Aussprache mit Genossen J? Dschan ,Stellv. Abteilungsletier im Aussenministerium vor Ankunft der Sonfer-machine mitder 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Genossen Ho Lung am 11.10.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12, 1961;and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eirungs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hiedenen Ebenen vorgebracht wurdenm, “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g ,the China section, November 10,1961.）尽管中国官员在会议上不断地表示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SAPMO-Barch ZPA IV 2/20/115,”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trages, der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writtne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from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October 23,1961.)。但是，东德人仍然对柏林墙修建两个多月后的1961年10月23日，中国人仍未就一项德国和约的计划发表官方声明而感到不安。中国人仍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签订和平条约或参加和平会议的立场发表任何官方声明。（Ibid., p.4）
但是，一个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外欧司中国科官员所作的关于的这一点报告指出，中国人曾用民主德国8月13日的“防御性措施”（指筑柏林墙）去“加强在几个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比如，这可以验证他们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官员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没有对付帝国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民主德国8月13日在东柏林采取的措施来对付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人把8月13日的措施看作是“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的合理推论和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和妥协的准备的间接批评。（Ibid., p.2.）
中国人也对下述事实，既不明了，也不满意：民主德国的进一步措施将依据西方国家的行动、特别是对谈判的准备而确定。（Ibid., p.3.）中国人最近强调说，美国正在利用所谓的“柏林危机”为在老挝、南越、南朝鲜、台湾和日本发动战争作准备并加重紧张局面……（Ibid., p.4.）
在1961年10月27日和东德人的一次会谈中，陈毅说，“当前，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更快地采取这样的措施简直是太糟糕了，如果这些能够迅速得以实施，我们就不会处于今天的形势之下了……”（SAPMO-Barch,ZPA, IV 2/20/123,”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beim ungarischen Botshafter, Genoosen Martin, am 27.10.19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30,1961）
黑根大使在1961年11月1日从北京送给副外交部长SCHWAB的报告。他写到，北京的民主德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联系目前仅维持在最低水平，简单事务的会谈仅能持续几分钟。中国方面对我们完全是冷眼相待”。(SAPMO-Barch,ZPA ,IV 2/20/123/)这是在对两次去民主德国遭受冷遇进行报复！黑根建议说，他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思考并认为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还建议在情况允许的时候真正地试着放眼于其他地方。
1961年11月13日，Bambula同志和毛泽东的Muller在北京的会谈。SAPMO—Barch,ZPA IV2/20/123.“Aktenbermerk uber eiene Bericht des Genossen bambla uber sein Gespruch,mit Dr.Muer”报告由使馆二等秘书STRAUSS于11月6日撰写。MULLER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颇受信任。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

顶端 Posted: 2008-09-25 14:28 | 1 楼

C.C.C.P

级别: 反革命分子

精华: 1
发帖: 3794
爱心: 2905 点
金钱: 38096 卢布
好评度: 0 点
在线时间:133(小时)
注册时间:2008-09-14
最后登录:2010-11-07

小中大引用推荐编辑只看复制

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1960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初仍然很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在马列主义理论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实际政策对本年度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停滞不前并且在本年度下半年大幅下降。”（MfAA A6751,Sektion China ,”Jahresbercht der Botshaft der DDR in der R China 1960,”January 24,1961,p.1）双方关系在1960年5月巴黎四强峰会流产和美国U-2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后更趋恶化。这两件事真正激怒了中国人。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民主德国却不得不和苏联人保持一致。
1960年6月17日弗洛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在柏林会谈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SAPMO-Barch,ZPA, IV 2/20/115,”Niedershrift (?)ber Unterredung zwishcen dem Genossen Florin und dem Botshafter der VR China in Berlin am 17.6.1960 vom 10.00-11.30 Uhr” ）
1960年11月左右。莫斯科大会。1960年的某个时候，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进行了交谈。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他打算在1961年，很可能在（西德）选举（的9月）前解决西柏林问题。（MfAA A17879,Staassekret(?)r Winzer ,”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Liu Schau-tji,am 9.6.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ngen, June 10,1961.）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的资料。（See SAPMO-BArch,ZPA,IV,2/20/72.”Bemerkungen der Delegation）起草宣言。中国人对某些问题持异议，如“宣言中的关于苏联共产党‘20大’和‘21大’的话与苏联共产党两此大会的结论”。他们想把这些表述从宣言中剔除出去。因为“每个党都应该决定……从兄弟党得经验中采用什么和怎样去采用。不应该在一个包括兄弟党派在内的国际文件中，把（自己）党代会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兄弟党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所有兄弟党必须遵守得总的标准。”（P2）他们还说，“兄弟党派对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表述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因此，为避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P8）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SAPMO-Barch,ZPA,IV 2/20/115,”Auszug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f(?)r das Jahu 1960” ”witten up by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Feb.10,1961.)
1961年1月事件。
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的文件在1961年突然变得机密起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东德领导人间接采用的一种说服苏联人关注他们对柏林和德国策略状况的方法。柏林危机和中苏关系上的裂痕同时出现。每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队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也表示出相同的观点并与中国人保持高层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面临的类似的问题——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抵制西方的“颠覆”活动并最终同意通过修建柏林墙来达到这一目的。
东德人通常在每年的1月份访问中国，1960年也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在1961年1月访问中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次访问似乎确有异乎寻常之处。莫斯科的东德使馆在同一天仅仅通知苏共中央局（负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I·KABIN领导）说，代表团在1月7日到达。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民主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SHREEMYETOVO机场的中途停留这一点（从中国使馆来的代表也在那儿），KABIN说，代表团的到来是未曾预料到的。代表团团长赫尔曼·马特恩主动对苏联人说：
代表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问题出现得“非常突然”。最近，中国的同志向民主德国驻北京的大使汪戴尔同志表示，希望和民主德国的同志讨论几个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特恩同志说，考虑到1960年中国方面宣布减少双方条约中规定的原材料和商品的供应量，民主德国方面迅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指派了一个相应的代表团。一开始，指派的是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接着，乌布利希同志让马特恩同志率领这个代表团，因为他曾三次访问中国，最了解中国问题，能找到一条促进和中国关系的方法，能使代表团避免可能遇到的麻烦。
马特恩同志继续说，代表团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一个月，将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将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熟悉起来……
我必须指出的是，马特恩同志强调了他在政治问题上同中国同志的分歧，并且说，他不打算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 V Tsentral’nyi Komitet KPSS”. The report was written by I. Kabin on Jan. 18 and the CPSU CC BY Yuri Andropov, head of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
同一天的1月18日，乌布利希给赫鲁晓夫送了一封信，敦促他在1961年解决西柏林问题。一个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率领得东德代表团在对北京进行一个月的访问后，出人意料第出现在莫斯科。准备对中国得访问时，没有给苏联人事先的通知。虽然马特恩同志向苏联人保证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The one-page report was sent by Yuri Andropo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18 January 1961,and written by I.Kabin ,Chairman of the German section in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ED Politburo met on 17 January to discuss Matern’s trip to Peking .Unfortunately, the Reinschriftenp[rotokoll of the meeting supplies no information on the discussion .SAPMO-Barch, J IV 2/20/745.）但是，就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同中国人的）竞争而言，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涉及一项和平条约、西柏林、和（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政策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还是想打算利用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因为，正如民主德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1月30日最后会谈的记录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和东德人在北京的会谈中讨论的远不止经济问题。(“Aktenvermerk (?)ber den Abschiedsbeuch beim Stellv. Ministerpr(?)sidenten und Minister f(?)r Ausw(?)rtige Anghelege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 am Montag ,den 30. January  1961, 10:00bis 11:00 Uhr,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Paul Wandel ,30 January 1961,SAPMO-Barch,ZPA, IV 2/20/123)他们表示了对西柏林和台湾问题类似的担心，此间，陈毅说双方“有许多一致”。后来，又进行了“假设美国人会放弃这两个地方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强调，虽然西柏林和台湾的形势非常相似，但是，西柏林的形势需要通过尽快地把它变为一种自由城市这一点来减少因西柏林问题而可能爆发战争的机率，在这一点上，这两个问题有着根本的区别。

陈毅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民主德国对西柏林的政策。最后，虽然东德人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希望，由莫斯科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也将是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但是，他们还是听到了陈毅这样的论述：“共产党也需要争论来更深入地调查事实。”这很难说是一次东德人向苏联人保证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当时，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工作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告诉作者，“在东德党的领导方面，有一种利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向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民主德国方面在内心深出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会牺牲东德”。因此，即使是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东德人也渴望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Author’s interview with Horst Brie ,Pnakow, 1 June 1992.Yuli Kvitsinski, who was a Soviet diplo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26 October 1992.Bri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old German----Chinese communist ties and East German—PRC ecnomic ties and said that many East Genman Communists who becaome sillusioned with the results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more inspired by PRC efforts at socialism.)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和共产党中国都认为，他们有“部分领土”[前者是西柏林，后者是近海岛屿]被帝国主义占领，双方都有收回领土的强烈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See, for example,”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 prepared by the GDR Central Committee’s Department o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9 January 1960,SAPMO-Barch, ZPA, IV 2/20/115;”3. 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 Vorschl(?)ge zur k(?)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ber Problem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n der DDR_Press,”prepared by the Chinese Section of First Extra—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GDR Foreign Ministry, 15 May 1961,ibid.:and “Entwurf! Argumenttationshinweise zum 12.Jahrestag der VR China am 1.Oktober 1961,”19 September 1961,ibid. ）因此，东德人比莫斯科更为公开地支持中国1958年对金门的炮击，在1959年中印争论时，民主德国方面也站在中国一边。
赫鲁晓夫在1月23日对乌布利希1月18日的来信作了回复并力劝乌布利希忍耐：
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个（See 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198.）观点，即由于当前形势是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执政，所以在取得美国和另一个西部政权谅解的基础上解决一项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形势正常化问题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当前，我们正开始和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等待肯尼迪在德国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弄清美国政府是否想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一点还尚需时日……如果我不能和肯尼迪成功地达成谅解，我们就将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样，选择你所提出的时间去实施（你所建议的措施）[也就是说，东西德双方各自签订条约]。（SAPMO—Barch, ZPA,JIV 2/20/129,1-2,”inoffizielle (?)bersetzung”.See also the Soviet draft letter,25 January 1961,in AVP,RF,Fond 0742,Op.6,Por.34,Pap.46. Six setences from the 25 January draft are missing in the January 30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Khrushchev’s letter ,the most of which is the following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after “acceptable resolution” in the quote above :”open unilateral action from our side could be used in such a situation by certain circles in the USA to exacerbate the situation so as to push Kennedy into a position not differing essentially from Eisenhower’s position on German question, which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 FRC and reactionary circles in the West.”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erson doing the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left out this and the five sentences by mistake, the more likely and interesting possibility is the Soviet dicided not to include this and the other sentences and thus be more subtle in urging Ulbricht not to act unilaterally.）
1961年9月，在维也纳会谈后不久，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谈到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评论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条战线，一条在东方，一条在西方，而可以作为战略性战线的那条在西方。因此，我们非常理解关于民主德国负担很重这一点。”（MfAA A17879,Staatssekret(?)r Winzer,”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such Botschafter Hegen beim Ministerpr(?)sident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hou En-lai am 9.6.1961,”written up by Hegen,June 12 1961,pp.2-3）“所有战线的斗争都和德国的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Ibid.,p.6.）周恩来接着说：“当赫鲁晓夫提出西柏林问题时，苏联并不开火，它后退了，而且还宣布自己已经为谈判作好了准备。”（Ibid., p.4.）
在6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没有人打算修建一堵墙”之后的两周，乌布利希有了一个继续私下向苏联坚持己见的机会。弗洛林在6月28日从莫斯科会议上返回柏林并且报告说，苏维埃主席团将于次日集会讨论乌布利希要求举行WTO PCC会议的建议。（Hand—written note from Florin to Ulbicct, SAPM,O—Barch, ZPA, J IV 2/20/129）他注意到，主席团还将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苏方说，非官方的报道表明，中国人觉得苏联人在和约问题上前进得太快并认为应该彻底检查这种妥协。同一般的人认为中国正在敦促赫鲁晓夫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的观点相反，这样和那样的类似迹象(See the secret report prepared by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3, July 1961,”Bermerkungen zur4 Einsch(?)tzung der  Rede des Genossen Liu schau –tji auf der fesveranstaltung zum 40.Jahrestag der Gr(?)ndung der Komministischen Partei Chinas,am 30 .6.1961,”SAMPO—Barch, ZPA , IV 2/20/123;”2.Information zur Ber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ss (?)b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rtrages und die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lied by H(?)hnel,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Berlin,24 July 1961,SAPMO—BArch,ZPA ,IV /20/115; top secret report  by [Helmut] Liebermann,the senior counselor  of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23 October 1961,”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r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tzmassnahmen,”ibid .;top secret report by Liebeermann ,3 November 1961,”Erg(?)nzung zur Einsch(?)tzung 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ens deutschen Friedensvetrage,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eie zu den von der Regeirung der DDR getroffeneen Schuftzmassnahemen,”ibid;”Aktenvermerk (?)ber eine Be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written up by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Josef]Hegen,and [Werner]Wenning,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ZPA,IV 2/20/123;and the secret report by [Fritz]Stude,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 –Problems,”SAPMO-Barch ZPA ,IV 2/20/115.For another view of the role the Chinese in the Berlin Crisis, see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表明，中国人或许已经从苏联人仅仅关闭边界、并不全线出击和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决定中看到了有意义的因素，因为赫鲁晓夫看上去过于挑衅了。
根据抵达东柏林的外交报告显示，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再次对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不满。
当苏联人作出坚决在年内解决一项对德和约的问题后，中国人非常不安。因为十分明显，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大国的必然抵制，特别是美国的抵制，就可能导致一次大战级别的冲突。由于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心，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克制的态度。他们接着与苏联人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从事，并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一等获得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要求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Aktenvermerk (?)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llnischen Botschaft , am 1.12.61,”written up by the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Hegen ,and Wenning, 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 2/20/123,pp.1-2. Flato was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a leading PRC comrade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whom he did not name.）。
1961年7月赫鲁晓夫告诉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在西柏林问题上同意你们的观点，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Aktenvermer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olitb(?)ro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 “5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2/20/123, which cites comments at the July meeting .）这预示着，在估计西方不会作出有力反应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柏林采取行动。
1961年7月6日，因为民主德国大使温宁向中方转交一封乌布利希在7月5日致毛泽东的紧急短信，双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是温宁和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之间进行的，双方在晚上会谈了一个小时。（MfAA A17879, Staatssekret(?)r,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Genossen Wu Sjiu-tjuan, Mitglied des ZK und Stelv.Leiter der Abt.Intern.Verbindungen beim ZK, am 6.7.1961 anl(?)sslich der (?)bergave des Briefes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an Genossen Mao Tse-tung, “written up by Ambassdor Wenning, July 12,1961.）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3次中央全会于7月3日—4日举行。乌布利希确信，在未来几个月中就会签订一项某种形式的和平条约。他提到将要采取的反对GRENZGANGERS的措施。他还提出了一项“德国人民的和平计划”。他也向7月6日召开的VOLKSKAMMER会议提出了这个计划。接着，在7月4日（或7日），PERVUSKIN向葛罗米柯送去了一份16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因为即将到来的一项与民主德国的和约的缔结而将采取的措施……]
为了解释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VOLKSKAMMER会议关于缔结一项和约及西柏林问题的决定，为了显示解释的重要和机密性，我在向伍修权同志转交信件时要求他尽快送给毛泽东同志。
在仔细查看信件后，伍修权同志说，他对信件非常清楚并且认为信件的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我迅速的传递表示感谢并保证将迅速转交这封信。他说，在和约与西柏林问题上，中国方面和民主德国观点一致并且完全支持我们的迅速缔结一项和约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要求。
伍修权同志[说]：……德国问题目前是主要任务，并且，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公众表明在这方面出现任何形式的复杂情况都将是阿登纳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责任，而不是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7月15日，温宁收到了毛泽东给乌布利希的回信，他在7月17日把这封信送到了民主德国外交部WINER手中。（Ibid., letter from Wenning to Winer, July 17,1961.）

尽管温宁一再询问，伍修权也不能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很有可能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WTO会议]的情况。
在我对他的迅速、积极的回答表示感谢后，伍修权同志只是强调说，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德国可以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
EG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在7月份没有在西柏林与和约问题上充分地支持他们。（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2.information zur beri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sse (?)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ie L (?)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iled by section leader H(?)hnel, July 24, 1961.）
柏林墙
布里和KRUQER教授都表示，中国人是在通过无线电广播才了解到了柏林墙的修建。文件显示，中国人一知道这个消息时，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只是觉得，东德人应该早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是维护民主德国的利益，也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我们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丽坚合众国和西德拒绝承担去合理行事的责任的话（即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异常行动的话），由此引起的一起后果都将由他们负责。”（MfAA A6751,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b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1961年黑根继汪戴尔之后成为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8月31日的会谈。(MfAA A17879, “Aktenvermre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B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in der Zeit von 11:00 bis 12:45 Uhr ,” written up by Hegen ,Sept.5,1961.)
黑根大使应乌布利希的要求向陈毅通报了民主德国方面对西柏林的最新措施，这些措施已在8月13日付诸实施。
陈毅同志对民主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和对边界侵犯者射击表示满意。
当陈毅了解到东柏林和西柏林、东德和西柏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境已经完全关闭时，说，“这意味着再没有人能从这个共和国逃跑了”。
（P2）西方仍然没有采取的严厉的对抗措施这一点表明，西方肯定认为有必要承认新的形势。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任何谈判中都不应放弃这些措施。西柏林属于民主德国，而不属于联邦德国，西方政权必须从西柏林消失。当然，从策略上讲，在当前形势下只提西柏林形势正常化的要求，而不提柏林重新统一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一点在以后肯定能实现。
三、柏林墙修建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在1961年9月2日的北京招待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宣布，“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立场和建议：同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不能再推迟，西柏林的不正常状况必须得到改变”。（MfAA A6751, 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section leader of hte China section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立场去支持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他们还在1961年秋告诉民主德国代表[实际上中国驻缅甸大使告诉了那里的捷克驻缅甸大使，东德在那里的代表又从捷克人听到了消息]，他们不能合法地签订一项德国和约，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二战中和德国作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继承人。(See the secret Abschrift sent from Stude in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East German Ambassador Hegen in Peking on 13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 and the top secret lette from section leader H(?)hnel at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Norbert] Jeschke in Rangoon on 14 September 1961,ibid.) 这或许是中国人避免在和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单独的和约而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借口。这也可能是因为北京对民主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and Wenning on 6. Dec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5)的影响。由于中苏冲突，中国在1961年和1962年避免对苏联发动与民主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公开运动作出支持。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取消他的最后通牒一事极为不满。正如波兰驻北京使馆的公使顾问S·弗兰托1961年12月1日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内对民主德国大使约瑟夫·黑根和顾问温宁说的那样：
中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声明。赫鲁晓夫在该声明中说，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和约。中国人认为，当一个人作出最后期限的威胁后就应该遵守这个期限。当一个人取消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最后期限时，不仅会在自己人中显得不可靠和缺乏信誉，也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如果对手获得他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印象，他就肯定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只是虚张声势，并且，这将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策、提出更大的要求，发出更强有力的挑衅……而在西方侵略苏伊士运河这件事当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然而，取消缔结一项和约的最后期限，只能事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s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Josef Hegen, and counselor in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Werner Wenning, SAPMO-Barch, ZPA , IV 2/20/123, 2 ）
此外，中国人也不支持赫鲁晓夫发表的使未来的发展依靠与西方谈判的进展来确定的声明，中国人不相信这种谈判。(“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deutschen Fridensve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top secret roport by Liebermann, senior advisor,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 23 Octo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Aktenvermerk (?)ber einen Bericht  des Genossesn Bambula ?ber sein Gespr?ch mit Dr.M?ller ,”13 November 1961,”wrotten by Strauss ,Second Secretary of the East German embassy in Peking, 16 Nov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2/20/123;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ibid; and “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ecret report by Stude,Section Leader ,First Non-Europe Department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东德人忠于苏联人的原则在有关东德人对访问民主德国的两个中国高级代表团接待的档案中反映出来。首先使对参加9月份皮克葬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接待——“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南斯拉夫代表团之后——对我们来说，坐在叛徒的后面是痛苦的。在我们代表团乘机返回途中，飞机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所以苏联机组人员不得不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受到了和其他代表团大为不同的待遇。（SAPMO-Barch,ZPA,IV 2/20/123,”Aktenvek ?ber eine Besprechung im ussenministeriumd er VR China am 2.10.1961, in der Zeit von 9/30 Uhr vis 11:00Uhr ,”written up by embassy counselor Wenning ,October 6, 1961.）第二次是一个月后由贺龙元帅率领的在1961年10月5日—8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的代表团所受的接待。中国人对所受糟糕接待的抱怨长篇累牍——不受重视、没有时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或在庆典上发表讲话，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和其他代表团不同的待遇。这使得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代表团所受的待遇如此之差，“代表团形同虚设”；民主德国是不是还想要（中国人）的支持。（SAPMO-Barch,ZPA IV 2/20/114, October 28 ,1961 report of the Protocol Dep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nt to Schwab or Florin ; and report of November 10 1961, First External-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Bermerkungen von chinesischer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unter Ler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chiddenen Ebenene vorgebracht wurden,” witten up by Lieberman .See also letter of Oct.28, 1961 from the protocol dept.of the SED CC to Schwab or Florin on this ,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Bericht ?ber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der VR China an den Feierlichkeiten zum 12.Jahrstag der DDR,”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on Oct.19, 1961;”Aktenvermerk ?ber eine Aussprache mit Genossen J? Dschan ,Stellv. Abteilungsletier im Aussenministerium vor Ankunft der Sonfer-machine mitder 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Genossen Ho Lung am 11.10.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12, 1961;and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eirungs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hiedenen Ebenen vorgebracht wurdenm, “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g ,the China section, November 10,1961.）尽管中国官员在会议上不断地表示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SAPMO-Barch ZPA IV 2/20/115,”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trages, der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writtne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from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October 23,1961.)。但是，东德人仍然对柏林墙修建两个多月后的1961年10月23日，中国人仍未就一项德国和约的计划发表官方声明而感到不安。中国人仍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签订和平条约或参加和平会议的立场发表任何官方声明。（Ibid., p.4）
但是，一个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外欧司中国科官员所作的关于的这一点报告指出，中国人曾用民主德国8月13日的“防御性措施”（指筑柏林墙）去“加强在几个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比如，这可以验证他们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官员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没有对付帝国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民主德国8月13日在东柏林采取的措施来对付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人把8月13日的措施看作是“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的合理推论和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和妥协的准备的间接批评。（Ibid., p.2.）
中国人也对下述事实，既不明了，也不满意：民主德国的进一步措施将依据西方国家的行动、特别是对谈判的准备而确定。（Ibid., p.3.）中国人最近强调说，美国正在利用所谓的“柏林危机”为在老挝、南越、南朝鲜、台湾和日本发动战争作准备并加重紧张局面……（Ibid., p.4.）
在1961年10月27日和东德人的一次会谈中，陈毅说，“当前，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更快地采取这样的措施简直是太糟糕了，如果这些能够迅速得以实施，我们就不会处于今天的形势之下了……”（SAPMO-Barch,ZPA, IV 2/20/123,”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beim ungarischen Botshafter, Genoosen Martin, am 27.10.19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30,1961）
黑根大使在1961年11月1日从北京送给副外交部长SCHWAB的报告。他写到，北京的民主德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联系目前仅维持在最低水平，简单事务的会谈仅能持续几分钟。中国方面对我们完全是冷眼相待”。(SAPMO-Barch,ZPA ,IV 2/20/123/)这是在对两次去民主德国遭受冷遇进行报复！黑根建议说，他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思考并认为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还建议在情况允许的时候真正地试着放眼于其他地方。
1961年11月13日，Bambula同志和毛泽东的Muller在北京的会谈。SAPMO—Barch,ZPA IV2/20/123.“Aktenbermerk uber eiene Bericht des Genossen bambla uber sein Gespruch,mit Dr.Muer”报告由使馆二等秘书STRAUSS于11月6日撰写。MULLER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颇受信任。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顶端 Posted: 2008-09-25 14:29 | 2 楼

红色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