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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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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十月革命时列宁所提出的两项重要原则之上：一个是民族自决，另一个是大民族要补偿小民族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后具体体现在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上。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前后有其合理性，但把它绝对化则带来了很多问题，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一、列宁民族政策提出的背景与内容

　　众所周知，扩张是沙皇俄国的主旋律，俄罗斯民族刚刚统一时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经过历代沙皇的扩张，到20世纪初俄国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其领土扩大了近2000万平方公里。到十月革命时，俄国境内有大大小小190多个民族。沙皇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只占总人口43％的俄罗斯人享有种种特权，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却被当成“异族人”，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列宁把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并认为“许多年来大俄罗斯人受着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1]因此，列宁把承认民族自决权和俄罗斯民族要补偿少数民族作为自己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他不顾卢森堡、布哈林等人的反对，坚决主张俄国各民族都有自决权，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2]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但列宁并不希望俄国分裂为多个国家。当时，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实际上都是平等的苏维埃国家，都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边条约的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在这一背景下，列宁主张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联邦制国家。

“Из зоопарка только что сбежало три обезьяны: одну нашли у овощного магазина, вторую у пивного ларька, а третья была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мече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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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联盟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但遭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抵制。列宁反对斯大林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他强调在自愿的原则上建立新的联盟，办法是俄罗斯民族向少数民族作出让步。列宁还反对斯大林把联盟建成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主张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他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列宁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它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3]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是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他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向少数民族让步，认为要取得异族人的信任，“应该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4]。列宁坚持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联邦，而不是让那些小民族的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联盟国家里，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列宁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在苏联成立之际，列宁甚至还作了退回去的准备，即“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5]。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各国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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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被永久化与绝对化及其带来的问题

　　列宁去世后，苏联的领导人在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偏差，一方面在理论上宣传民族自治，形式上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按民族划分的行政实体。苏联成立时有四个成员：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1924年第一部苏联宪法颁布后，苏联开始重划民族区域，把斯摩棱斯克、维帖布斯克、戈梅利省等以白俄罗斯人为主的县从俄联邦划入白俄罗斯，使白俄罗斯面积增加一倍，人口增加两倍多。在乌克兰境内建立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中亚原来有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实施民族划界后，分割成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別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归乌兹别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1925年改名吉尔吉斯自治州，加入俄联邦），哈萨克人多的地区并入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25年，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別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36年苏联宪法通过后，苏联的成员增至11个：三个斯拉夫国家、外高加索联邦一分为三、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宣布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1940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芬战争后，苏联在新吞并的芬兰领土上于1940年3月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8月，又把并入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956年7月，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变为自治共和国并入俄联邦。

　　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又按民族划分民族自治地区，俄罗斯联邦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6个边疆区、49个州、10个自治区，冠有“自治”字样的都是以民族划分的。乌兹别克有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有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阿塞拜疆有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塔吉克有戈尔诺巴达赫什自治州。苏联最终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共有53个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冠名民族在其构成体内都占有多数，如在哈萨克就是俄罗斯族人占多数，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只有528.9万人，而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由两个民族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不均衡：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五个民族自治州中，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则高达83.2％。在十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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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带来了三个严重的消极后果：

　　首先，没有建立起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没被冠名的民族实际上感到不平等，而且有的民族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却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自己民族构成体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没有明确的标准。在同一个共和国内，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感觉不平等。

　　第二，造成联邦体制的不对称。俄罗斯联邦无论是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居绝对优势，而它又不像其他共和国那样拥有自己的国家机构，实际上由全联盟的机构代表之，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只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下，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

　　第三，宪法与实际的矛盾，为民族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除了军队和外交机构外的所有设置。1924、1936、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没有具体细则，苏共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本没打算实行。但是，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那么就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它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苏联宪法。戈尔巴乔夫也不敢放弃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时，他强调的仍是要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这当然无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实际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和给少数民族以优惠，都是由当时的情况决定的，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应该构建使生活在其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感到平等自由的、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符合的体制。既然苏联已经宣称自己实现了民族平等，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就应该在宪法中强调国家的统一性，而不是分离的自由。苏联的实践表明，民族自决权被用于一国国内，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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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放大了存在的问题

　　在苏联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有了很大发展，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形成了许多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据统计，不同民族成员组合成的家庭在1979年占家庭总数的14.9％，1989年占17.5％（在7710万家庭中合成家庭有1280万），如果加上这种家庭的双方父母家，其数目更大。用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在1926年是640万人，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1870万人。[7]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民族政策上犯了许多错误，从长远看影响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在理论上，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提倡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例如，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8]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常常忽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不顾各民族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给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带来严重灾难。乌克兰这个“粮仓”有300—400万人饿死（现在乌克兰称有上千万人饿死），哈萨克有230多万人死亡；哈萨克斯坦这个落后的游牧地区的游牧民被强行定居，有90多万人不堪忍受而迁居他国，苏联用武力镇压反抗，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致死。二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1940年8月强行把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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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式民族政策的实践表明，按民族划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增强。这种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首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族人、俄罗斯族人，或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才是苏联人。在民族地区，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感觉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的，不管此人是不是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解职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接任，引发了群众的大规模抗议。

　　长期片面执行列宁所提出的民族政策，导致了新的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如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也引起了俄罗斯人的不满。据1990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摩尔多瓦人是125，车臣人是151，乌克兰人是163，阿塞拜疆人是172，拉脱维亚人是182，吉尔吉斯人是188，俄罗斯人是190，亚美尼亚人是207，立陶宛人是208，爱沙尼亚人是213，哈萨克人是230，格鲁吉亚人是274[9]，俄罗斯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如果说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培养共同意识，而不是强调和强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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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戈尔巴乔夫超前的民主化促进了联盟的解体

　　苏维埃联盟能够维系70年，依靠的主要手段是苏联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即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并没有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经济空间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自己却不能生产棉布；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的计划经济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认为它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没有平等地位，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苏联强调“拉平”地区差距，搞“劫富济贫”，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成了“奶牛”，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在减弱。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波罗的海三国起了急先锋的作用，认为自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谋求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民主派们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他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11]实际上，苏联的民族政策积累了大量问题，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族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从1987年开始，民族运动具有了有组织的特点，被迫害的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木、纳—卡地区的归属、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风潮等，让戈尔巴乔夫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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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状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代表选举、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民族主义成了合理的要求。这一政治体制改革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剪断了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中央权威下降，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展。在选举的气氛下，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在本共和国的威信，大力向中央争主权，认同本民族的民族主义。随着苏共的削弱和解散，不再有对民族分离主义施加威慑的力量，联盟中央被架空，联盟国家便走向了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更新联盟，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使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

　　总的来看，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不成功的，民族自决权、大民族要“补偿“少数民族等理论与原则没有促进民族的接近与融合，反而招致了普遍的不满。在经济发生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引发了民族分离主义，最后摧毁了联盟的大厦。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里，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宣传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珍惜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12]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发展民主和地方自治，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互利、团结，淡化民族意识的宣传，培养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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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48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9、370页。

　　[3[5]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13、214页，第355页。

　　[4]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58页。

　　[6]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7][8]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С.307, С.308.

　　[9]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10] Пихоя Р.Г.Почему распалс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М:Трагеди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кадемик Г.Н.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Изд?во(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2005. С.409.

　　[11]［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2]［俄］В.А.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Из зоопарка только что сбежало три обезьяны: одну нашли у овощного магазина, вторую у пивного ларька, а третья была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мечена”
we will love what we understand and we will understand what we love

顶端 Posted: 2010-05-25 07:21 |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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