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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
沈志华

中朝关系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相关的档案文献也异常难寻。所以，在若干年前论及到这个问题时，除了老生常谈的官方宣传，真正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所幸的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有关朝鲜战争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特别是有关中苏参与战争情况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真相开始有所显露，于是人们就完全可以掀开铁幕，逐步地考察现代中朝关系的历史过程了。[1]
从法律上讲，中朝同盟条约是1961年签订的，但自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开始，双方的同盟关系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谈到中朝关系，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就是“唇齿相依”，以此表明这两个国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2] 当年甲午海战，中国就是为了保护朝鲜，不惜以初建的海军与日本铁甲舰拼杀，结果一败涂地。如今，又是为了挽救朝鲜，刚刚建国的中共政权又不惜冒着引火烧身的危险，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对阵。仔细品味，中国这两次为援助朝鲜而出兵作战，确有“唇寒齿亡”的担忧。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革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冷战格局的形成，历史上影响中朝关系的传统的地缘因素和情感因素，已经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不断凸显出来的则是革命的和政治的因素。这无疑是观察现代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详细考察中国与北朝鲜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历史过程，即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的建立、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建立的背景，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并与其结成同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频频发生的情况，战后中朝关系的变化、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及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全部撤出朝鲜的原因和结果，试图说明在冷战背景下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特征。

一、中朝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近代以来，中国和朝鲜同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系起来。日俄战争，特别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大量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3]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步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1941年1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武亭（Mu Chong）为会长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6月，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直接受八路军统辖。1942年7月，在中共的支持下，联合会改名朝鲜独立同盟，由金枓奉（Kim Tu-bong）、崔昌益（Choe Chang-ik）领导，同时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Pak Hyo-sam）、朴一禹（Pak Il-u）。战争结束前夕，朝鲜独立同盟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集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批年轻干部如徐辉（So Hwi）、尹公钦（Yun Kong-hum）等加入同盟的领导班子。[4]后来，这批人陆续回到朝鲜，被人称为“延安派”。
朝鲜光复后回国的还有一批干部，这就是以金日成（Kim Il-sung）为首的“游击队派”。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金日成于30年代初来到中国东北，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吉林组织抗日游击活动，担任过团、师的政委，后来成为东南主要战线的指挥官。[5]在日本关东军的大规模围剿下，少数幸免于难的游击队员于1938-1942年陆续撤退至苏联远东地区，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并补充弹药和装备。1942年7月苏联远东方面军受命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以东地区组建了第88独立步兵旅，旅长是中共党员周保中。金日成带领其残余部队于1942年加入88旅，被分配在基本上由朝鲜人组成的第一营。金日成表现出众，俄语学得快，多次受到表扬，很快成为这支朝鲜人队伍的核心人物。日本投降后，9月中旬金日成和他的战友金一（Kim Il）、姜健（Kang Gen）、崔庸健（Choe Yong-gon）等人被苏联人送回朝鲜，金日成成为苏联占领军在平壤代表的助手。[6]不久，由于美苏关系恶化，以三八线为界由美苏分区占领的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也紧张起来。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占领当局逐渐把以曹晚植（Cho Man-sik）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者排挤出政治舞台，而扶持金日成上台，并联合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代表许哥而（Ho Ka-yi）以及来自南方的朝鲜共产党代表朴宪永（Pak Hon-yong）、朴正爱（Pak Chong-ae）等，建立起亲苏的北朝鲜政权。[7]
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中，出现了一股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斗争实践中也努力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1947年冷战爆发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便逐步趋向为同一目标和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北朝鲜走到了一起，为了各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他们同心协力，互相支援。于是，由于地理原因形成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又注入了革命的因素。
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要求朝鲜义勇军立即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日伪力量，同时准备解放朝鲜。[8]8月12日、15日和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了三个文告，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义勇军，为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而斗争。[9]10月27日，先期赶到东北负责接收工作的陈云报告，中共长春市委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到长春以西地区，任务是“扩大部队，发动群众，接收政权”。 [10]与此同时，第一支到达安东的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遭到苏联占领军的阻拦，以盟国有关三八线的约定为由，不许他们进入朝鲜境内。于是，在11月初武亭率领3000余名义勇军战士到达沈阳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只派少数领导干部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编为7个支队（实际组成的是第一、三、五、七支队），到各朝鲜族居住地发动群众，扩充军队，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积蓄力量。12月13日，武亭、金枓奉、崔昌益等仅率70余人乘坐苏联方面提供的火车到达平壤。[11]这批留下的部队迅速在朝鲜族中扩充，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内战时期，吉林延边五个县朝鲜族参军者达34855名，此外还有约10余万朝鲜族人参加了公安部队、民兵等地方武装组织。[12]
由于中国内战（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复杂局面，以及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干部已回朝鲜，其编制也已经撤销，中共高层便与朝鲜方面失去了直接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3]不过，中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中断，通过中共东北局在朝鲜建立的办事处，两国革命者继续密切往来，互相帮助。
在东北内战初期，中共面临巨大困难，特别是在南满地区，由于与北满的联系被国民党切断，环境十分艰苦，不得不求助于朝鲜。南满与朝鲜一水相隔，两国边界长达800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在平壤组建驻朝鲜办事处，朱理治担任全权代表。通过办事处，中共东北局干部与朝鲜领导人回复了联系。朱理治与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来往密切，更经常与朴一禹、武亭、姜健等延安派干部豪饮忆旧。就连驻朝苏军将领，也喜欢到办事处来饮酒吃菜，联络感情。[14]
据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通过办事处，朝鲜方面向东北局提供了大量帮助：一、接收伤病员和家属。通化、安东失守后，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退到北朝鲜，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二、供应物资和武器装备。到1947年6月，供应（部分是通过交换）东北局的物资（以军用为主）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其中缴获后留存朝鲜的日本军用物资是金日成建议并主动帮助中共向苏军索要的；三、接待中共过境人员。9个月来，共安排东北局干部、一般人员和转运部队总计约2万人；四、帮助保存和转移物资。中共撤退后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2万多吨，往来都有朝鲜劳动党员帮助搬运。东北局通过朝鲜转运的物资，只收不足百分之一的税率，运价也较便宜，有的则免交运费。在紧急运输时，朝鲜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运。总之，正如金日成在给林彪的信中所说，对于中共要求，“他总是尽力帮助的”。朱理治总结说，对于中国革命斗争来说，北朝鲜起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实现了东北局“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15]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中共通过北朝鲜转运和交换的物资多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1948年，仅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的就有8685人。东北局的很多重要干部，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等，都曾数次途经朝鲜，后来不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等，也是从香港取道朝鲜转入中国大陆的。[16]
当然，援助都是互相的。中共对朝鲜的帮助主要是提供粮食和军队。1946年夏秋之交，金日成找到从延安返回朝鲜的丁雪松，请她与东北局负责人联系，支援朝鲜一些粮食。据朱理治报告，到1947年夏，经刘亚楼送去1万吨，东北局又送了2000吨，连同物资交换，总计向朝鲜提供粮食3万吨左右。[17]中共提供的最大帮助应是以原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官兵为主体，协助北朝鲜建立了一支军队。1946年8月以后，金光侠（Kim Kwang-hyob）、姜健、崔光（Choe Kwang）等分批带领在东北境内的部分朝鲜族部队回国，并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指导。1947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成立大会召开时，这批回国的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一师团，金雄（Kim Ku）任师团长，姜键任参谋长。这是第一支从中国回到朝鲜的军队。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至1949年3月，从东北解放区陆续回到朝鲜的军事干部和军校学员近800名，这些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军官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18]
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金日成和毛泽东都认识到相互帮助的重要性。金日成曾说：“协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任务”，“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我们祖国的发展和安全也是有益的”。[19]毛泽东也坚持认为，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应当团结起来，“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20]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双方互相援助，金日成为中共提供了庇护所，而中共帮助北朝鲜建立了军队。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人们甚至考虑要成立亚洲共产党联盟。[21]显然，此时中朝之间仿照中苏条约建立一种正式同盟关系的基础已经成熟，但这一进程却被朝鲜进一步的革命举动所中断。
（欲览全文，请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期，200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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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和中国档案的英文本，主要发表在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不定期刊物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俄国档案的中文本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以下简称《朝鲜战争解密文件》）。关于中国发表的有关档案文献，除以前人们熟知的外，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提供许多新的材料。涉及到中朝关系的重要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以及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不过，坦率地讲，这些研究都只是涉及而没有专门讨论中朝关系问题。
[2] 经笔者粗略统计，从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两年期间，仅《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和文章，就有66篇以“唇齿相依”一词来形容中朝之间的紧密关系。
[3] 参见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35-160。
[4]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273、299页；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7、801页。
[5]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840，л.16，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0。
[6]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1896，оп.1，д.1，л.1；д.4，л.29，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140-143.
[7] 详见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pp.1-48；康仁德编：《朝鲜全书》上卷，首尔：极东问题研究所，1974年，第254-255页；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徐柱锡译，首尔：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年，第112-113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9-44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3页。
[9]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第389-390页。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47-452页。
[11]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第394页；李香淑：《关于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1月，未刊；T7695，第56页。
[1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编：《延边地委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1986年12月，未刊，转引自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即将刊载于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七辑。关于朝鲜族部队的编制及参加作战的详细情况，还见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胜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7-83页。
[13] 在1946-1948年中共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在报道朝鲜情况时，将劳动党译为劳工党，金日成译为盖弥生或金贻荪，金枓奉（Kim Tu-bong）译为金托本和金枓凤，朴宪永译为柏亨宁。中共高层对朝鲜情况不熟悉，由此可见一斑。详见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第1217、1249、1403-1575页。
[14]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68-470页。
[15] 朱理治给李富春转东北局的报告（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政治报告（1948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39-241、242-244页。
[16]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197-200、202-204页。
[17] 《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241页；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2001年3月14日《天津日报》专副刊第11版。
[18] 《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1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58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
[19] 《金日成全集》第8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第284-389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6、94页.
[21] 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表示，苏联支持建立以中共为首的亚洲共产党局。（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62-66。）不久，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也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沈志华编：《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88、189页。）是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又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p.71-73、232-233；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3-414页。）

顶端 Posted: 2009-04-27 01:48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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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和金日成的反复

朝鲜开战不到3 天，斯大林和金日成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美国决定全面参战。1950 年7 月2 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A. Roshchin）通报说，考虑到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 个军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22] 尽管当时人民军的进攻十分顺利，但在美国已决定参战的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于是，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周恩来的建议：“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 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23]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24]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 6 月30 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25 ]
7 月12 日，周恩来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 1 比10 万、1 比20 万、1比50 万的朝鲜地图各500 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但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26]
7 月19 日，金日成又向苏联使馆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他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并答应向朝鲜提供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 4 个军，共 32 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 8 月 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27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他说过，中国出兵的条件是“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如果靠苏联的援助金日成就可以取胜，何必要中国插手？如果此时中国出兵，苏联还如何控制朝鲜以实现其发动战争的目标？看起来，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受到莫斯科立场的影响，朝鲜领导人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告诉他：“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它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即使那些过去曾并肩战斗过的“延安派”干部，由于受到严格约束，也从不对他谈及战场的详细情况。[28]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29]
然而，8 月朝鲜战事在洛东江陷入僵局，这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的准备。8 月11 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 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30 ]8月19 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苏联科学院尤金（P. F. Yudin）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31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Lee Sang-jo），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32 ]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 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 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33 ]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金日成当然明白中国领导人的意思，但他必须先征求莫斯科的意见。8 月26 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当晚，金日成借其秘书文日（Mun Il）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提到他几次想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表示，要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未再提起过这一问题。[34 ]
在斯大林的盘算中，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让中国军队卷入朝鲜事务的，以免失去对朝鲜的控制，或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化。因此，在金日成的反覆追问下，斯大林明确拒绝了金日成关于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 8 月 28 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35]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36]此后，完全领会了斯大林意图的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证，朝鲜领导人似乎又增强了信心。既然无法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自己又无力撤军回防，金日成决心尽快结束南方的战斗。9月4 日，柴成文当面向金日成提到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后者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柴问到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与此同时，金日成的冒险主义倾向更加明显。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一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 1 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 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 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37 ]
9 月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朝鲜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 月18 日，周恩来召见罗申和苏联军事顾问时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 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周恩来还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最后，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38] 20 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39] 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和长期作战的方针。[40 ]9 月 21 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41 ]
在向莫斯科提出中国出兵问题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 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Li Chu-yon），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42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只有外务相朴宪永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参战。[43]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枓奉和朴一禹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44]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45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斯大林还故做神秘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46]
从10 月1 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到10 月19 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尽管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但毛泽东力排众议，在苏联明确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援助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中国单独出兵朝鲜作战，承担起一个没有条约约束的同盟者的责任。[47 ]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平壤完全是看莫斯科的脸色行事。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哥面前，金日成是否因“延安派”的存在而对中国军队入朝感到担忧，目前尚无证据，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更倚重苏联。而在斯大林看来，在美国出兵，特别是三八线受到威胁以后，保卫朝鲜和社会主义东方战线的责任，无疑还是要落在中国身上。因此，在以后中朝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一系列争论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国的主张。
首先是关于军队指挥权的问题。最初，金日成有意接管对入朝作战的中国志愿军的指挥权，故提出志愿军司令部与他的指挥部合在一起。但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在10 月21日与金日成见面时，闭口不谈统一指挥问题，金日成只得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随着战事发展，由于缺乏协调造成种种困难，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11 月初，彭德怀提出两国军队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遭到金日成的反对。11月中旬，彭德怀又提出一个新方案，即由金日成、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与此同时，毛泽东将问题报告到莫斯科，请斯大林出面协调。斯大林立即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于是，经过金日成赴北京与毛泽东亲自讨论，遂于12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由中方任正职，朝方任副职。1951 年3月，参照同样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尽管对于金日成来讲，交出军队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然而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这又是朝鲜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其次是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的问题。经过两次战役后，虽然志愿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制空权完全在美国人手里，中国军队的人员损失，特别是物资和装备消耗难以为继，彭德怀主张军队暂停留在三八线以北。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后再休整。于是，1951 年1 月8 日进占汉城后，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遭到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及驻华军事顾问的强烈反对。为此，1 月10 日和11 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声称宁可被撤职、审判、杀头，也不会改变命令。彭德怀的态度如此强硬，是因为事前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告知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金日成万般无奈，只好同意休整。此事对朝鲜领导人刺激很大，按照苏联大使的说法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以至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劳动党内还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 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48 ]
再则是关于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问题。战争开始时，确定的原则是对朝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由志愿军总部负责指挥。1951 年春天，由于战争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中朝在铁路运输的主要任务方面逐渐出现了分歧。朝方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恢复，要求以运输经济物资为主，中方则关注着战局的变化，主张首先保障军事物资的运输。于是，出现了双方争车皮、抢路线的混乱情况，以至造成铁路阻塞、物资被毁的严重局面。朝方在铁路军管局外又独自成立了军事交通局，还要求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及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其它均交由朝方管理。经双方多次讨论，中方做出让步，同意铁路行政隶属朝鲜交通省，中方可派人担任副职；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任正职，朝方任副职，负责审批运输计划；成立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抢修司令部），同样是中正朝副。在协商中，朝鲜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有疑虑。就在双方政府准备就此谈判并签订协议时，又是莫斯科的意见扭转了局面。斯大林来电，明确指出「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中方态度随即变得强硬起来，再次提出对铁路仍实行军事管制的问题。5 月4 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 1959 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不过，莫斯科的强力干预，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最后是朝鲜战争的停战时机问题。1951 年5 月下旬，中国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但金日成表示反对，要求中朝联军继续发动进攻。后经斯大林干预，朝鲜方面接受了停战谈判的意见。1952 年下半年，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在战俘处理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此时，毛泽东主张战争应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议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7 月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了停战谈判的情况，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覆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9 月上旬，斯大林把金日成召到莫斯科，当着周恩来和彭德怀的面表明了他支持中国强硬立场的态度。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而毛泽东则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49 ]
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以后许多年，被中朝双方大力渲染的“鲜血凝成的友谊”和“唇齿相依”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中朝结成同盟关系乃是双方对他们共同的实际利益考虑的结果，这是他们之间的一致性，也是同盟的基础。当然，他们各自的利益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存在，并由此产生了重大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既不能让两国人民了解，更不能让他们共同的敌人获知。否则，这一同盟对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对外则不再有任何威慑力。不过，随着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平壤的不满和反抗便渐渐显示出来了。

注释：
[22]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 январь 1949‐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непубликована), cс. 35-37. 实际上，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正式决定是 7 月13 日做出的，于8 月上旬完成集结的部队共有4 个军及3 个炮兵师，总计 25.5 万人（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 108-109），而周恩来提前十几天就将这个打算告诉苏联人，说明了中国领导人急切和焦虑的心情。
[23]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7 月5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79.
[24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7 月 8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82.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上卷，页 51。柴成文是战争期间中方保持与金日成直接联络的联系人。
[2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7 月15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л.303-305.
[27]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7 月20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л.352-355.
[28 ]沈志华访问，〈柴成文口述纪录〉，2000 年9月12 日。当时中国驻朝鲜副武官王大纲的回忆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他们了解情况只能通过华侨或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干部。见Tsui David, “Did the DPRK and the PRC Sign a Mutual Security Pact?”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29 ] 赴朝参谋团未能及时派出的原因，周恩来在 8月26 日的军事会议上说，是出于中国方面自己的考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卷 4，页 45-46），但后来他对苏联大使说，是朝鲜方面不同意（АВПРФ,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cс. 52-54）。有当事人证实了后一种说法（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63）。
[30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卷 1，页 91-92。
[31]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cс. 45, 47. 32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cс. 48-49；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p. 273. 李相朝的回忆证实了这一情况。樱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鲜战争真相─前高级干部（李相朝）戳穿虚构的「金日成神话」〉，《文艺春秋》，卷 68 期 5（1990 年 4 月），页 171-172。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册 3，页 247-251。
[34]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8 月29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7, лл. 666-669.
[35]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8 月28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5-6, 10-11.
[36]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 年8 月30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12-13.
[37] 沈志华访问，〈柴成文口述纪录〉，2000 年9 月12 日。李相朝的回忆也证实金日成拒绝撤退。樱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鲜战争真相〉，《文艺春秋》，卷 68 期 5，页 171-172。
[38]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л. 123-126;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cс. 106-108.
[39] 沈志华编，《朝战解密文件》，页 542-545。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册 3，页 311-312。
[41]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3-135,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cс. 109-111.
[42]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1,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
[4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9 月21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5, лл. 86-88.
[4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 年9 月22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5, лл. 89-91.
[45]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致斯大林函，1950 年9 月30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46-49, 41-45.
[46]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 年10月1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97-98.
[47] 关于中国出兵的决策过程和毛泽东的内心思考，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页 161-208、278-300。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 2007 年第 1 期，页 51-65。
[48]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1951 年9月10日，收入《朝战解密文件》，页 1022-1026；费德林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 年4 月，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48.
[49] 关于以上几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和引文出处（除注明者外），见梁镇三，〈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
盾、分歧及其解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0（2003 年6 月），页 55-98。
英译文见 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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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与中共立场的变化

朝鲜停战以后，尽管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参战各方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想要在东北亚重新挑起武装冲突了。[50 ]战争的烟硝散去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据 1954 年3月苏联驻朝鲜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备要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损失。人口锐减近120 万，造成劳动力严重紧缺。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 亿朝元，有近9000 座工业建筑、60 万所住宅、5000 所学校、1000 家医院、263 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其它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1949 年的59.24 亿度下降到1953 年的10.16 亿度，相应地，采煤量从394.3 万吨减少到68.8 万吨，钢从14.4 万吨减少到0.35 万吨，水泥从53.7 万吨下降到2.65万吨等等。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10.9 万头，猪13.5 万头，毁坏果树8.9 万棵。[51 ]在这种情况下，平壤能够指望的，还是莫斯科和北京。
为了帮助朝鲜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苏联和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调查报告：苏联政府根据1953 年9 月19 日的苏朝协议，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10 亿卢布；对战前和战争期间提供的贷款（2.98 亿卢布）延长了还贷期（1957-1966），降低了利率（从 2%降为 1%）；把战争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债务（7288.8 万卢布）减少了一半。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力度更大，在 4 年内（1954-1957）提供无偿援助 80000 亿元（旧人民币，合16 亿卢布）；从战争开始至1953 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于偿付，总计72900 亿元（合14.5 亿卢布）；在 3 年内负责收养22735 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孤儿，并承担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的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31338 人）的全部费用。除以上经济和文化协议外，根据1953 年11 月23 日签订的其它协议，在中国专家的待遇和费用以及朝鲜实习人员和留学生的费用等方面，中国的条件也比苏联更具优惠性，以至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应效仿中国的做法，减少向朝鲜收取专家费用。[52 ]尽管如此，朝鲜对苏联和中国的疑虑依然存在，在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
从1954-1956 年，中共和苏共从外交（主张和平共处）到内政（调整经济结构）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立场，并且希望各国共产党都能执行这一总方针。[53]然而，由于面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这一方针在朝鲜却受到明显的抵制。苏联驻朝使馆注意到，在 1955 年1 月31 日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南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54 ]金日成对莫斯科新方针的不满更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内部谈话中：“我们要改变一味模仿苏联的做法”，“苏联人没有直接与美国人交战，他们可能希望与美国人和平共处，但是美国人占据着我们的南部，这是令所有朝鲜人民心痛不已的事”。[55] 在1956 年初的朝鲜劳动党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56]
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的核心政策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依靠中苏的帮助，到1955 年初，朝鲜三年计划所确定的工业总产量目标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战前的粮食生产完全可以自给，现在超过30%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为弥补粮食不足，朝鲜不得不大量从中国购进粮食，1953 年20 万吨，1954 年13 万吨，1955 年预计17 万吨。被战争破坏的居民住宅到1954 年底只修复了约70%，大部份城市居民和30%的农民还生活在简易的临时建筑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在投资比例上过于偏向重工业外，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则是一味追求国有化和合作化。允许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在国家监控下的合理存在，本来是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鲜领导人却在执行彻底消除私有资本的路线上陷入了死胡同。私营企业1949 年占工业企业的15%，到1954 年就缩减到2.5%以下，1955 年的计划是降到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49 年的46.8%降到了1954 年的22.8%以下，还有近90%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相当大一部份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破坏了农民自愿加入的原则。1954年1 月确定在农村试行合作化，当年便成立了10000 个合作社，迫使32%的农民加入，造成1954 年粮食总产量比计划少收30 万吨。政府反而提高了农业实物税的上缴比例，从27%（大米）和23%（其它农作物），统一增加到50%。为完成收购计划，各级干部逼迫农民交粮，采取了包括逮捕在内的镇压手段，以至在粮食采购期间出现了农民自杀事件和暴动的危险。[57]
在国家关系方面，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在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朝鲜同志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没有充分肯定苏联、中国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58 ]苏联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特别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 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在这个报告中，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库尔久科夫（I. F. Kurdiukov）注意到，中国政府在1952 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 年1 月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他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59 ]俄国档案记载的这个情况，大体不错。[60 ]不过，苏联使馆的情报说金日成当时就有意逐步解除延安派干部的职务，未免言过其实。从此前几年朝鲜数次党内斗争的规模和结果看，金日成当时要对付的，不仅是延安派，甚至主要不是延安派。
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四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也很有影响力。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 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受审，被迫于1953 年初自杀。1953 年8月，以李承烨（Lee Sung-yob）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矛头实际上针对的是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两年后，最高法院便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经过一连串内部争斗，劳动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金一，还有延安派金枓奉、金昌满（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朴昌玉（Pak Chang-ok）、朴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61] 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有学者指出，1955 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体思想”(Juche)是“源于对抗苏联和亲近中国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苏联的影响”，随后开展的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批判，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地，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金日成曾指出应“学习中国的整风运动”。[62]鉴于当时提出新方针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莫斯科，关于主体思想是源于对抗苏联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这里有“亲近中国”的考虑，恐怕不够准确。实际上从金日成的一贯做法来看，时而倒向莫斯科，时而亲近北京，这只是他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保障利益的手段，但无论哪一边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他都不会忍受的。1956 年“八月事件”及其前后发生的事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1956 年3 月19日，金日成收到苏联使馆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表示将认真贯彻到劳动党实际工作中。[63 ]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 I. Ivanov）了解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二天劳动党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务相南日（Nam Il）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Li Il’-gen）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却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报纸宣传中不要再突出个人作用了。会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任何决议。[64]会后，劳动党中央向各机关发下了关于学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文件，其中的基调是劳动党在各方面都“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多次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劳动党中央从未放弃这一原则”。至于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以前曾经有过，且只与朴宪永有关。[65 ]
1956 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它“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至于苏共二十大路线和集体领导问题，报告中既没有赞扬，也没有反对。很多人要求在大会发言，都被拒绝----因为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 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 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 人，保留的只有2 人，[66] 以至于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令苏联外交部感到“很不正常”。[67 ]在贯彻代表大会精神的平壤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积极追随金日成的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昌满的表现可为例证。金昌满在高度评价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后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68]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这一时期，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的，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突然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他通报了有关朴一禹案件的调查情况后指出，调查结果尚不能确定其所犯罪行的具体内容。于是，金枓奉和金光侠均表示应立即释放朴一禹，但崔庸健仍坚持应当枪毙，南日也认为朴一禹必须受到惩罚。最后，金日成决定：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目前暂不执行。[69] 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相朝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驻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相朝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被金昌满叫去责骂了一顿。崔庸健、朴金喆（Pak Kym-cher）等人甚至主张撤销其大使的职务。后来金枓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风波才算平息。[70 ]
金日成对延安派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在排挤莫斯科派的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鲜劳动党内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并建议苏共中央提请金日成注意改正。[71而]现在，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不久前对莫斯科派领导干部的严厉处罚，与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个人崇拜问题有关。因此，委员会建议苏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进行帮助。[72]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则认为，对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所有苏联朝鲜族人的运动”。[73]1955年底，在朝鲜共有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136 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55年12月31日法令，他们必须确认一个国籍。在回答征询问卷时，当时多数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鲜国籍，只有24 人提出在加入朝鲜国籍后，还想保留苏联国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职后，面对劳动党对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挤和歧视，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设相、人民军卫生部部长等）甚至偷偷到苏联使馆要求保留或恢复苏联国籍。[74]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1956年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N.T.Fedorenko），在通报了金日成将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以求经济援助的情况后，李相朝详细报告了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76]不久后的另一次会谈中，李相朝还建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时，最好要求朝鲜代表团的成员都参加，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否则，劳动党内不会听到苏联的意见。[76]6月8 日，朝鲜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77]
关于金日成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情况，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金日成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因有些情况不明，委托中央联络部弄清楚。金日成则表示接受批评，以后注意改正错误。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谈话结果，毛泽东认为苏共这样做很好。[78]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朝鲜劳动党传达进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评劳动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79]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80]苏共二十大前后朝鲜劳动党打击莫斯科派干部和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寄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据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在朝鲜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一批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特别是金日成出访期间在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更加强了这种对立情绪。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8月初金日成回国会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为，以无能、献媚和历史问题为由，坚决要求撤换金日成身边的一批领导干部是“宗派和分裂”活动，他们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其结果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枓奉放弃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琓采取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Pan Khak-se)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使馆的态度令他满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对劳动党的错误采取主动姿态，并不得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外，伊万诺夫明确表示，召开中央全会的目的是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内团结，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统一思想。这实际上就表明，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 8月21-23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枓奉谨慎和退缩的发言，是金日成能够把握这次会议方向的关键因素。8月28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报告包括代表团出访的结果、朝鲜国内的形势和劳动党的状况及任务三个内容，基调同以前一样。报告没有涉及党内纪律问题，只说可以在全会讨论，但在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并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81]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中央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公钦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总工会委员长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82]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 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做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83]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9 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相朝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还说，外务省已经两次召他回国，他声称有病，还未成行。[84]9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B. N. Ponomarev)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85] 9 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和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其内部事务。对于李相朝请求苏共公开发表批评朝鲜劳动党的言论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86]莫斯科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突然形成的。由于赫鲁雪夫的那份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和混乱，加上中共中央4 月5日文章的公开表态，使得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甚至对那些比较激烈的批判言论采取了压制的做法，苏共中央6月20日的决议充分表明了这一点。[87]后来与金日成的会谈和通信中，苏联领导人透露了这些情况，并表现出对继续批判个人崇拜的谨慎态度。金日成立即在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88]应该说，苏联态度的转变，无疑是金日成敢于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党内问题的因素之一。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会后，立即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族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 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89]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90]，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苏共代表米高扬(A. I. Mikoyan)说，昨天他与朝鲜代表团谈话，批评了他们，但崔庸健不服气。还说，苏共对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肯定的意见，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建议不同，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泽东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参加；会议要做出决议，还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中共希望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91]，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情报部长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92]然，中共的态度更加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 月 22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的确，正如苏联大使伊万诺夫所说，实际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决议的，而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

注释：
[50]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最新解密档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1] 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关于六.二五战争的报告书》（首尔：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2001），页 34-53。
[52] 费德林调查报告，1953 年12月31日，АВПРФ, ф. 0102, оп. 7, д. 47, п. 27, лл. 115-120；《人民日报》，1953年11 月24日，第1 版。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17-00125-01，页3-14。
[53]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6 期，页 82-109。
[54]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月6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12-15.
[55] 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25-126。
[56] 苏兹达列夫致谢尔巴科夫函，1956 年3 月5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25.
[57]资料来自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 月7 日；波诺马廖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函，1955 年5月17 日，库尔久科夫对苏联驻朝使馆1955 年政治报告的简介，1956 年3月31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33-63, 212-214, 271-279.
[58]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 月6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12-15.
[59]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 月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33-63. 另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1月27-2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126-127.
[60] 经查，中国大使倪志亮 1952 年3 离任，直到 1955 年1 月中国政府才任命潘自力为新大使。关于战争纪念馆的说法也是真实的，笔者2006 年到平壤参观时专门去看过，情况依然如此。
[61] 上述数据详见康仁德编，《朝鲜全书》，上卷，页260-261；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07-122；朝鲜年鉴刊行委员会编，《朝鲜总鉴(1945-1968)》（首尔：共产圈问题研究所，1968），页 175-176；金南植、沈之渊编着，《朴宪永路线批判》（首尔：图书世界出版社，1986），第五章。笔者请余伟民、董洁等人翻译了这些韩文资料，在此特表谢意。俄国档案也证实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见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 月7 日，ЦХСД, ф. 5,оп. 28, д. 314, л. 33-63.
[62] 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25-126。根据 1956 年1 月18 日朝鲜劳动党〈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动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决议，朴昌玉被开除出中央常务委员会，朴永彬被撤销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员职务。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关于朝鲜内部个人崇拜情况的报告，1956 年4 月5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57-67.
[63]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3 月1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164-165.
[64]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3 月21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165-168.
[65]伊万诺夫致费德林函，1956 年4 月1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37-139.
[66] 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12 月2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л. 1-17；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28-130；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5 月5 日，ЦХСД, ф. 5,оп. 28, д. 412, лл. 220-222；伊万诺夫与金承化会谈纪要，1956 年5 月24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д. 412, лл. 207-211。
[67]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6 年4 月2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63-170.
[68] 费拉托夫与朴泽燮会谈纪要，1956 年5 月25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412, лл. 202-203.
[69]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5月10日、1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 227-229; д. 410, лл. 174-177.
[70] 萨姆索诺夫与金善福会谈纪要，1956 年5 月31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2-223.
[71]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4 月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33-63.
[72]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关于朝鲜内部个人崇拜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д. 410, лл. 57-67.
[73]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6 年4 月2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63-170.
[74] 库尔久科夫对苏联使馆1955 年政治报告的简介，1956 年3月31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л. 271-279；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5 月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22-224.
[75] 费德林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 年5 月30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190-196.
[76] 库尔久科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 年6 月16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38-241.
[77]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6 月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10-214.
[78]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录，1956 年9月18 日。凡未注明出处者为笔者个人收藏的档案，下同。
[79]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8 月6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35-337.
[80] 例如，武亭被撤职后回到了中国，由此躲过审判。参见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07-109。据苏联方面的情报，朴一禹被排挤引起了中国军方的不满。（波诺马廖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函，1955 年5 月1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212-214.）1953 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时，毛泽东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能杀朴宪永，苏联也通过顾问向金日成建议不要杀人，但金日成不予理睬。后来苏联大使问起此事，金日成十分不满，甚至与其发生了争执。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录，1956 年9 月18 日；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4月19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лл. 214-216.
[81]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29日、9月1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35-359, 317-321.
[82]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9 月1、4、6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19-321, 322-325, 327-332；谢斯捷利科夫日记，1956 年9 月14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302-303.
[83]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9 月4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22-325.
[84] 费德林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 年9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4-228. 在苏联养病的邮电相也不敢回国，因为一旦回去就会被捕。见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录，1956 年9月18日。
[85]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30,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Ⅰ,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cс. 166-167.
[86] 波诺马廖夫关于李相朝会谈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9 月12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8-232。
[87]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收入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1 辑，页 28-70。苏共中央决议见《人民日报》，1956 年7月6日。
[88] 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9 月12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8-232.
[89] 谢斯捷利科夫日记，1956 年9 月14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302-303.
[90] 徐大肃，《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页131-133。
[91]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录，1956 年9 月18 日。
[92] 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 年9 月18 日。
[93] 详见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纪录，1956 年9 月23 日。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12月2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 1-17；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10月1、8、26日，11 月22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 26, 28-33; д. 412, л. 344-347; д. 411, лл.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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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与中朝关系的改善

在中朝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金日成进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1956 年11 月2 日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94] 在朝鲜新大使李新八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它的政治路线。”[95]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96]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 1957 年11 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97 ]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1957 年3 月4 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写信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请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98 ]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 月16 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振声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99 ]6 月28 日，在吉林避难的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李熙相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 月9 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100 ]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趋势。“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在1957 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 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响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101]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 年9 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2 ]10 月25 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而毛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导，“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103]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 年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泽东的认可。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枓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它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104]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 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这份资料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105 ]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此时，中共对朝鲜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 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 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106 ]《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107 ]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1956 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 月8 日的回电中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108 ]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 1956 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时就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109]
朝鲜停战以后，部份中国军队便陆续撤退回国。1954 年9月撤回7 个师， 1955 年3月撤回6 个师，到1956 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 万人。[110]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 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承认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是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主张的响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1957 年1 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对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111 ]然而，到1957 年11 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12]   1月16 日苏联外交部答覆，这一举动“非常英明”。[113 ]于是，2月5 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的目标。2 月7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它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114 ]
2月14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它事宜。双方确定，从 3月至年底，计划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 个师共8 万人，从3 月15 日至4 月25 日撤出；第二批6 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 万人，从7 月11 日至8 月14 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 万人，从9 月25 日至10 月26 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115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 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116 ]
无论如何，到1958 年底，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中朝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94]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11 月2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364-365.
[95]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11 月2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297-300.
[96 ]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11 月9、2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292-294, 297-300.
[97 ] 详见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史学月刊》2007 年第1 期，页75-89；〈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6 期，页 82-109。
[98]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1-13/1-1957.41，张 174。
[99]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1-13/1-1957.41，张 169。
[100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1-13/1-1957.41，张 183-184。
[101 ]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12 月28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л. 1-17.
[102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17-00665-03，页5-24。
[103 ]《人民日报》，1957 年10 月25、26、30 日，11 月9 日。
[104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cс. 960-961；朝鲜年鉴刊行委员会编，《朝鲜总鉴》，页178-179；康仁德编，《朝鲜全书》，上卷，页262-263。
[105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4-00612-01，页 28-39。
[106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1-14/1-1958.94，页106-108。
[[107]《人民日报》，1958 年3月9日，第3 版。
[108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度报告，1957 年4 月18 日，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03, д. 409, л. 139-143；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2073 号，1956 年12 月8 日，页 158-163；第 2111 号， 1957 年1 月22 日，页 427-429。
[109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纪录，1956 年9 月18 日。
[110 ]《人民日报》，1954 年9 月9 日，第 1 版，1955 年3 月26 日，第1 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562。
[111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度报告，1957 年4 月18 日，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03, д. 409, лл. 139-143；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 年1 月4 日，收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未刊），卷 11，页 2810-2813。
[112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9-00828-01，页4-7；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总第 96 辑），页 30。
[113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9-01813-01，页1-2。
[114 ]《人民日报》，1958 年2 月6 日，第1 版；2 月7 日第1 版，2 月22 日，第5 版。
[11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1370-1370；《人民日报》，1958 年2 月21 日，第 1 版；1958 年10 月18 日，第4 版；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 年7 月26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5, лл. 1-75.。
[116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当时全面分析了中国撤军的动机，然而所谈4 个原因，没有一个说到问题的实质。见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March 17, 1958, MF2510409-007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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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日成左右逢源与《中朝同盟条约》的签订

1958 年，中苏之间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层面的重大分歧，开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的问题上显现出来。1959-1960 年，赫鲁晓夫撕毁核子武器援助协议，中苏领导人当面发生激烈争吵，中共在世界工联会议向苏共的理论和方针提出公开挑战，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的围攻，特别是苏联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中苏同盟开始走向破裂。[117 ]显然，在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中苏两党都需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的支持，其中当然包括朝鲜劳动党在内。
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在面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所造成的艰困条件下进行的。1960 年10月，中朝签署了贷款协议、延期还款换文及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李周渊副首相对此深表感激说：“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18] 金日成后来称赞说，朝鲜七年计划的前期将有重点地发展手工业和轻工业，而中国援助的18 个工厂都是轻工业，这些工厂投入生产后帮助朝鲜解决了很大问题。[119 ]此外，中国领导人从自身与苏联交往的感受出发，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比较注意朝鲜方面的民族感情。1959年2月13日，毛泽东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一个对外关系材料中特意加了一句话：“过去有些同志对朝鲜同志看缺点较多，看成绩较少，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120] 对于1960 年10月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事件，周恩来专门对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提出批评，还指示要向群众进行深入教育。[121] 还有，对于朝鲜报刊删改中方国庆稿件一事，中国也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122] 最重要的是，中国采取的对美强硬立场，比之莫斯科的缓和路线，更加符合平壤的需要。1960年5月赫鲁晓夫热衷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金日成特意跑到杭州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抱怨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123 ]这恐怕是朝鲜面对中苏分歧而表现出对华友好和亲近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中苏之间发生分歧的各个方面，朝鲜都采取了或明或暗支持中国的态度。例如，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与苏联的中立立场不同，朝鲜各报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指责冲突的责任在印度一方，要求按照中国的方案解决问题。[124]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和经济建设总路线，朝鲜也是一贯持赞扬态度，认为中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共和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125 ]甚至到1961 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困境时，朝鲜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支持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26] 特别是在1960 年11 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虽然有意缓和双边关系，但又都各持己见，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无论是在讨论宣言草案的预备会上，还是在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朝鲜劳动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越南劳动党、日本共产党等国代表都公开支持中共的观点，并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除了中苏双方抱有和解的态度外，朝鲜等国代表明显地站在中国一边，因而避免了如布加勒斯特会议时中共受到集体围攻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27 ]
莫斯科会议前后，朝鲜对华友好的态度更加明朗，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也更加趋向于同中国密切配合，一致行动。如再次掀起的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思想的运动，其教育和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照搬苏联的经验，并转而提倡向中国学习，发扬自己的特点。同时，在报刊上大力强调反对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128] 在此基础上，中朝之间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更加紧密。1961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1956 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见前文），故事前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政府表示原则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中朝之间的友好合作，可见一斑。[129 ]
与此同时，朝鲜也注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莫斯科的吸引力主要在经济方面，而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援助力度一般都大于中国。1959 年3 月17 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为此，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5 亿卢布的各种机器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建设一座二十万瓩的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以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1960 年10 月，苏朝签署协定，免除朝鲜政府偿还所欠总数7.6 亿卢布的贷款。12 月24 日苏朝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贸易两个协议，苏联将帮助朝鲜新建和扩建钢铁厂、火电站和炼油厂，并计划在今后5 年中将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加 80％。[130 ]1961 年5-6 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访朝，把苏朝关系推向高潮。[131]
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出现了朝鲜与苏联和中国同时签订友好条约的情况。柯西金回国后，6 月24 日朝方公布了金日成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的消息，26 日朝外相约见中方乔晓光大使，主动介绍了朝苏准备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情况。苏朝签订条约是1959 年就谈好的，后来因赫鲁晓夫访朝推迟而耽搁下来。鉴于中方此前也有意与朝签约，乔就此机会谈到中朝两国缔约的必要性。28 日金日成即约见乔晓光，表示朝方完全赞成缔约，“而且时间越快越好”，并主动提出在访苏后径往北京签约。第二天中方便通知朝鲜，热烈欢迎金日成访苏后于7 月10 日访华，并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32] 随后，朝方将苏朝条约的草案交给中方，并建议条约和公报均由中方提出，双方商量。[133 ]中国在对金日成访华的接待和宣传工作进行周密安排的同时，参照苏朝条约和中苏条约，起草了中朝条约。条约规定了中朝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互助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军事同盟性质”。[134 ]对于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朝方也完全同意，只是要求增加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赞扬和对朝鲜援助的感谢等内容。[135]
7 月10-15 日，金日成在中国受到热烈和隆重的欢迎，中朝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十分满意。周恩来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金日成则指出：“条约为两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所培养出的兄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136]中国驻朝使馆根据对朝鲜报纸报导金日成这两次访问的分量和语气，以及朝鲜干部的谈话分析，认为对中国“似更亲切一些”。[137 ]这个判断固然不错，中朝关系也确实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但朝鲜的收获绝不仅仅是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并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实际上，通过对中国和苏联的等距离外交，金日成不仅巩固了他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而且自认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以至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这次金日成率团访问苏、中，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138 ]

注释：
[117] 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页222-295。
[1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355-356；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4-00432-01，页1-3；《人民日报》1960 年10 月15 日，第1 版。
[119]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页201-01451-01，1-12。
[120]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册8，页41-43。
[1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371。
[12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16-00498-07，页 51。
[12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页1075-1076。
[124]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4 日，第3 版；11 月27 日，第5 版。
[125]《人民日报》1960 年1 月25 日，第6 版。
[126]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6-00577-04，页60-61、62-63。
[127] 关于这次会议的研究，详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 1960 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页132-162。
[128]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6-00579-03，页124-135；109-03052-06，页8-21。
[129]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6-01361-03，页41-42、48、49、51-53。
[130]《人民日报》，1959 年3 月19 日，第4 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 年代初）》（东方出版社，1986），卷6，页6728；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9-03052-06，页8-21。
[131] 详见《人民日报》，1961 年6 月8 日，第6 版。
[132]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14-00206-01，页16-21、1-2。
[133]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14-00206-01，页3-5；204-00765-03，页27-28。
[134]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1-00761-05，页54-57；114-00206-01，页16-21。苏朝条约和中朝条约文本分别见《人民日报》，1961 年7 月8 日，第5 版；7 月12 日，第1 版。
[13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4-01456-01，页1-8、13-18。
[1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423-424；《人民日报》，1961年7 月13 日，第1 版。
[137]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1-00761-01，页91-94。
[138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106-00578-03，页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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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结论

深入研究中朝关系（包括苏朝关系），对于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及其发展趋向，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以上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战背景下，中朝同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而非双方宣传的或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唇齿相依”的自然联盟。
中朝关系属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受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关系曾处于朝贡体系之中，所谓“唇齿”联盟、“鲜血凝成的友谊”，盖源于此。战后，特别是冷战出现后，中朝关系便进入了新的国际体系。面对现代中朝关系，毛泽东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持。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参战；而当中共需要朝鲜劳动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要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小国无疑需要大国的保护。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的工具。于是，在危急关头，他只能承认阵营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理念，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朝鲜巧妙地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以求生存和发展。在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小国，或两边受气，或两面得利，金日成属于后者。这里的关键在于小国的战略地位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艺术水平。金日成适时地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除此之外，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中朝关系终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故也体现出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特征，即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共产党的传统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部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的组织观念中，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相互关系的政治准则，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以往奉行的那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139]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悖论。

注释：
[139 ]笔者以中苏关系为例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页29-42。

征引书目

一、档案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档号 106-00577，106-01613，106-10578，109-00828，109-01813， 117-00125，117-00665，118-00080，204-00612，204-00761，204-00768，204-10454。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13/1-1957.41，1-14/1-1958.94。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卷 11。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未刊。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March 17, 1958, MF2510409-007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ф. 059a, ф. 0102, ф.5.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ф. 45.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ф. 558.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 ф. 5.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ф. 5.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непубликована).

二、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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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卷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卷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编，《胜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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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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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淑，〈关于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11月。
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页75-89。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页29-42。
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页 82-109。
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页51-65。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收入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 年第 3 期，页52-61。
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收入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7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梁镇三，〈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0， 2003年6月，页55-98。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辑），页 8-36。
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 9-24.
Tsui, David. “Did the DPRK and the PRC Sign a Mutual Security Pact？”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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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良子(Sakurai Yoshiko)，《初次披露朝鲜战争真相─前高级干部（李相朝）戳穿虚构的「金日成神话」》，《文艺春秋》(Bungeishunju)，卷68期5，1990年4月，页168-176。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四、报纸
《人民日报》，1953-1961。
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天津日报》，2001 年 3 月 14日，专副刊第11版。

五、口述访问纪录
沈志华访问，〈柴成文口述纪录〉，200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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