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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级别: 高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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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长篇苏联战争小说——未列入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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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是前苏联当代著名作家。 UhR^Y{W5
    1924年，瓦西里耶夫出生在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受到部队生活的熏陶。在上九年级时，卫国战争爆发，他志愿奔赴前线。1943年负伤，伤愈后进装甲兵军事学院学习。1948年毕业，任工程师。1956年结束军人生涯，进了著名剧作家包戈廷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从此开始专职创作。瓦西里耶夫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作品题材广泛，主要是卫国战争题材、当代生活题材、历史题材等，其中以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成就最为显著。作者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小说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芭蕾舞，受到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喜爱。 N75U.;U0
    瓦西里耶夫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伊万诺夫快艇》、《最后的一天》、《遭遇战》、《他们可能同我一起去侦察》、《后来发生了战争》，长篇小说《不要向白天鹅开枪》、《未列入名册》，长篇历史题材小说《虚实往事》，剧本《军官》、《我的祖国，俄罗斯》，电影脚本《例行的航程》、《漫长的一天》以及与K·拉波波尔特合著的《军士们》和《军官们》，自传体中篇小说《我的骏马奔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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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15 | [楼主]

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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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名册

      作者：鲍·瓦西里耶夫

      提供：　　ＳＳ旗队长

      　

      　一

      　　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一生中从来没有象最近三周这样，遇到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喜事。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普鲁日尼科夫等待已久的授予军衔的命令终于颁布下来了，继这一命令之后，意料不到的喜事又纷纷而来，乐得柯里亚常常在睡梦中都笑出声来。

      　　早上列队的时候，宣读了命令，随即就把他们带到军需库去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发放学员用品的、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发放军官用品的军需库，那里发给了他们漂亮的皮靴、咯吱作响的佩带、硬壳的手枪皮套、带漆亮图囊的军官挎包、双排纽扣的大衣和地地道道斜纹布的军装。之后，全体毕业生又拥到学校的裁缝那儿，希望把自己领到的军装改得完全合身，穿上去仿佛是专门量体缝制的一样。他们在那儿有说有笑，你推我搡，直闹得天花板底下的一个搪瓷灯罩都摇晃起来了。

      　　晚上，校长向每一个毕业生表示了祝贺，并授予“工农红军军官身分证”和一支沉甸甸的图拉托卡列夫手枪。初出茅庐的中尉们响亮地报出了手枪的号码，使劲地握了握将军瘦骨磷峋的手。在酒宴上，他们都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排里的教官们抬起来向上抛，并设法报复司务长。总之，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这次晚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称心如意的一次——自始至终都是欢快的、美好的。

      　　不知为什么正是在这次宴会后的当天夜里，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发现自己浑身作响。这种响声令人振奋而已徽决。新皮革的佩带、笔挺的军装、油光很亮的皮靴都在作响。宛如一张崭新的卢布，他全身上下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当年的孩童们逗趣地称这为“脆”。

      　　其实说起来，事情要比这发生得还早些。在宴会后的舞会上，昨天还是学员的军官们，都带着姑娘来了。可是柯里亚没有女朋友，他羞怯地去邀请图书馆管理员卓娅。卓娅踌躇地抿着嘴唇，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一定，不一定去……”但她毕竟还是来了。他俩一起跳舞，柯里亚为了摆脱窘境，一个劲儿地对她说话，又因为卓娅是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俄罗斯文学来了。卓娅起初还随声附和，最后终于噘起那口红涂得难看的嘴唇生气地说：“您可是真‘脆’呀，中尉同志。”

      　　用军校学员们的话说，这就意味着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有点儿装腔作势。柯里亚当时也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可是回到兵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的确确“脆’定来了，而且“脆”得令人愉快。

      　　“我‘脆’起来了，”他不无骄傲地对自己邻铺的朋友说。

      　　他俩坐在二楼走廊的窗台上。六月初的夜晚，军校校园内的丁香花散发着馥郁的芳香，这花儿可是禁止任何人攀折的。

      　　“你‘脆’尽管‘脆’好了，”朋友说，“只是别到卓娜面前去‘脆’；她是个傻瓜，柯里亚。她傻极了，要知道，她嫁给了军需排的一个准尉。”

      　　但是柯里亚心不在焉，因为他在琢磨“脆”的含义，他非常喜欢这种“脆”。

      　　翌日，伙伴们纷纷准备上路：各自去度假。告别声喧嚣不已，他们相互交换地址，彼此应允通信，接着便一个个消失在军校的铁栅门外。

      　　然而柯里亚的通行证却迟迟没有下发〔诚然，他的路程很短，只到莫斯科〕。两天后，柯里亚正待去问个究竟，哪知远处突然响起了值日官的喊声：“政委召见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政委的模样酷似骤然变老了的演员契尔科夫，他听到柯里亚的报告以后，跟他握了握手，接着指了指座位，示意他坐下，并默然地把香烟递到他的面前。

      　　“我不吸烟，”柯里亚说罢脸就红了，他这个人动不动就好脸红。

      　　“行，小伙子！”政委说。“而我，你知道，怎么也戒不了，毅力不够。”

      　　他随即点燃了一支香烟。柯里亚本想就如何锻炼毅力谈一点体会，可他还没开口，政委就又接着说道：“我们了解您，中尉，您为人非常诚实可靠。我们还知道，您母亲和您妹妹住在莫斯科，您有两年没回家了，很想念她们。按规定您应该有假期，”他停了下来，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两眼凝视着脚下。“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不过还是决定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这——不是命令，是一个请求，请您理解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我们已无权对您下命令了……”

      　　“我听候您的指示，团政委同志。”柯里亚突然意识到是要派遣他去执行侦察任务，顿时精神抖擞，准备响亮地作出回答：“是……”

      　　“我们的军校要扩大，”政委说，“局势很复杂，欧洲在打仗，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作战指挥员，因此我们还要开设两个学员连。但是目前编制人员尚未配全，而军需品却源源运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您，普鲁尼日科夫同志，帮助安置这些东西。负责接收和登记……”

      　　就这样，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被留在军校里，担任“往哪儿派就到哪儿去”这样一个说不出名堂的职务。他同年级的同学早就各奔前程，早就在那谈情说爱、沐浴阳光、游泳和跳舞了，而柯里亚却在勤奋地统计着有多少套行李、多少米裹脚布和多少双皮靴，还得编写各种各样的报表。

      　　转眼间两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两个星期里，柯里亚从早到晚，任劳任怨地接收、清点和登记各种物品，没有度过休息日，也没有出过军校大门，仿佛他依然是个学员，在等待爱生气的司务长解除他的职务。

      　　六月，军校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几乎全部野营去了。柯里亚平时跟谁也不来往，没完没了的统计、表格、手续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惊喜地发现，人们向他敬礼了。这种敬礼完全遵循军人规章守则的要求，以学员式的优美姿势把手掌迅速举到鬓角，同时矫捷地把下巴一仰。柯里亚则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随便的样子给予还礼，可他的心却陶醉在开始滋长的虚荣感里。

      　　打那以后，他每天傍晚出去散步。他背着手，径直向临睡前站在兵营门口吸烟的三五成群的学员们走去。他面无表情，两眼注视着前方，两耳朵却伸得很长，竭力想捕捉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指挥员……”

      　　他知道，学员们的手掌眼看就要刷地飞举到鬓角向他敬礼了，就使劲皱紧眉头，竭力使自己那容光焕发的圆脸显出无限沉思的表情……

      　　“您好，中尉同志。”

      　　这是在第三个晚上，卓娅倏然在路上出现了——与他面面相对。在和煦的薄暮中她那洁白的牙齿闪烁着寒光，虽然一丝风儿也没有，但她衣裙上的无数绉边却在颤动。而这种动人心魄的颤动尤其令人惊然。

      　　“怎么总也见不到您，中尉同志。您连图书馆也不去了……”

      　　“工作使我脱不开身。”

      　　“您留在军校了吗？”

      　　“我有特殊任务，”柯里亚闪烁其词地说道。

      　　他们不觉已并肩走在一起了，走的并不是柯里亚适才漫步的方向。卓娅不停地说这道那，笑声不绝。柯里亚没有去揣摩其中的含义，他在为自己如此顺从地步往另一方向而感到惊奇。后来他惴惴不安地思忖，自己浑身上下的军装是否还在发出那种浪漫的脆响呢，他耸了耸肩，那佩带立即回报以令人愉决的发紧的嘎吱声……

      　　“……真叫人哭笑不得！我一直在说啊笑啊……可是您听也没听，中尉同志。”

      　　“不，我在听。您是笑来着。”

      　　她停了下来：黑暗中她那洁白的牙齿又闪着晶莹的光。此时，柯里亚已被她的笑靥迷得飘飘然了。

      　　“就是说，您喜欢我，是吗？说呀，柯里亚，喜欢我，是吗？……”

      　　“不，”他低声回答，“只不过是……我说不上来。要知道，您已出嫁了。”

      　　“出嫁了？……”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出嫁了，是吗？是有人告诉您的吗？那又有什么，出嫁了，什么叫出嫁了？我不过是偶然嫁给了他，那是个错误……”

      　　他不知怎么一下子楼住了她的肩膀。也许，他并无此举，而是她把肩头妇熟地靠过来，以致他的双手刹那间落到了她的肩头上。

      　　“况且，他已经到外地去了。”卓娜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沿着这条林荫小路径直走到围墙，再顺着围墙走到我家，那就准也不会发现我们。您想喝点茶，是吗，柯里亚？……”

      　　他已经想去喝茶了，但在这当几，林荫道的晦暗处有个人影向他们走来，接着从他们身旁掠过，只听得说了一声：“对不起。”

      　　“团政委同志！”柯里亚不顾一切地喊道，向着从身旁掠过的那个人影追去。“团政委同志，我……”

      　　“是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您怎么把姑娘撇下不管了？哎呀呀。”

      　　“是，是的，不应该，”柯里亚转身往回跑，急匆匆地对卓姐说，“对不起，卓娅。我有事，有公事。”

      　　柯里亚和政委由丁香树的林间小路步往军校靶场那一片静溢的开阔地，一路上柯里亚对政委叨唠着，但说了些什么没过一会儿就记不清了。似乎谈到裹脚布的宽度不合标准，要不，也许谈到宽度虽然合乎标准，但布不是纯棉的……政委只是默默地听着，可随后便问道：“怎么，那是您的女朋友吗？”

      　　“不，不，您说到哪儿去了！”柯里亚吓了一跳，“您怎么啦，团政委同志，她是卓娅，图书馆的。我有一本书没还，所以……”

      　　他沉默了，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为自己扯了个谎而感到羞愧，因为他对这位上了年纪、心地善良的政委是怀有深切敬意的。然而，政委岔开了话题，柯里亚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您能遵守借书规则，这很好，在我们军人生活里，涉及纪律方面的这些小事，我们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比如说，一个普通公民有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可我们，红军指挥员干部们就不能那样。再比如说，跟有夫之妇成双散步，这也是忌讳的，因为我们是干部，我们必须每时每刻为我们的部下作出遵纪守法的榜样。您明白这一点，那太好了……明天，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十一点半钟您到我那儿去一趟，商谈您下一步的工作问题，可能我们还要一起到将军那里去。”

      　　“是……”

      　　“好吧，那就明天见。”政委伸出了手，他握着柯里亚的手轻声说，“看来，那本书应当归还图书馆，柯里亚。一定得还回去……”

      　　是的，欺瞒团政委同志的确很不应该，但柯里亚却并未过于感到内疚。他期待着与军校校长的会见，要知道，昨天还是学员的他，是怀着焦灼、恐惧、忐忑不安、犹如姑娘初次赴约似的心情渴望着这一会见的。次日，起床号未响，他就爬起来了，把咯吱作响的皮靴擦得锃亮，给上衣缝了一个崭新的衬领，连每个纽扣都擦干净了。坐在军官食堂里，柯里亚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可以自己点菜付款。此时他什么也不想吃，只喝了三杯果子水。整十一点钟他就去见政委了。

      　　“啊，普鲁日尼科夫，你好！”柯里亚以前学员排的教官、中尉戈罗勃佐夫端坐在政委办公室门外，也是上下笔挺、一尘不染。“近来怎么样？还是跟那些裹脚布打交道吗？”

      　　普鲁日尼科夫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详细地诉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但内心暗自思忖，为什么戈罗勃佐夫中尉对他——柯里亚来这里的缘由丝毫不感兴趣。最后他终于暗示道：“昨天团政委同志也详细询问过我的工作。并且让我……”

      　　“喂，普鲁日尼科夫，”戈罗勃佐夫突然压低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把你派给维耶里契柯，那你不要去。你要求到我那里，好吗？就说我俩是老搭当了，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

      　　维耶里契何中尉也是学员排的教官，属于第二排，他同戈罗勃佐夫中闹事无巨细都争论不休。柯里亚一点儿也没弄懂戈罗勃佐夫的话意，但他礼貌地点了点头。他正欲请戈罗勃佐夫进一步解释时，政委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衣着漂亮、满面春风的维耶里契柯走了出来。

      　　“给了我一个学员连，”他对戈罗勃佐夫说，“祝你同样如此！”

      　　戈罗勃佐夫一跃而起，习惯地整了整上衣，他那么一扯就把所有的衣褶全赶到后面去了，于是迈步跨进了政委办公室。

      　　“你好，普鲁日尼科夫，”维耶里契柯说着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喏，你的事情总的来说怎么样了？该交的交了、该接的接了吧？”

      　　“总的来说是这样。”柯里亚复又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自己的工作情况。只是他没来得及提起政委召见一事，因为性急的维耶里契柯打断了他的话头：

      　　“柯里亚，上面征求你的意见时，你就要求到我那里。我已经向上面提过，不过你，总的来说，还得再提一下。”

      　　“要求到哪儿？”

      　　说话间，团政委和戈罗勃佐夫中尉从办公室走出来了，维耶里契柯同柯里亚立即起身，柯里亚开始报告“按照您的指示……”，但政委没有所下去：“走吧，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将军在等着您。没你们的事儿了，指挥员同志们。”

      　　他们前往军校校长那里没有打值班员的接待室过，而是穿过一个空房间。该房间的尽头有一个门，政委从那里走了进去，撇下柯里亚单独一人，柯里亚感到局促不安。

      　　在这以前，柯里亚曾与将军见过一面。那是在将军亲自授予他军官身分证和一支沉甸甸的手枪的时候。不过，除此之外，还见过一次。但是回忆起那一次见面的情景，柯里亚觉得很是窘迫，但看来将军早就忘个干净了。

      　　那是在两年前的某一天，柯里亚当时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一不过已留了平头，他同其他留手头的小伙子们一起刚刚从火车站来到军校。他们直接在练兵场上卸下了手提箱，一个蓄着胡子的司务长〔就是在宴会后他们想要报复的那个〕命令全体到浴室去洗澡。于是大家蜂拥而去，也不列队，一路上大声地说笑嬉闹。然而柯里亚此时却因脚被磨破而光着脚坐在地上。当他勉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全体已拐过了墙角。柯里亚迅速站起来，想追上去，在这当儿有人突然喊住了机“往哪儿跑，年轻人？”

      　　一个干瘦的、个子不高的将军面带温色地盯着他。

      　　“这里是军队，而军队的命令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命令您看守这些东西，那您就应当好好看守，直到有人来接替您或者命令被撤销。”

      　　谁也没给柯里亚下达过什么命令，但柯里亚此时已不怀疑，这道命令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他笨拙地直了直身子，大声回答道：“是，将军同志！”就这样他留在那里看守提箱了。

      　　可是伙伴们呢，仿佛故意捉弄他似的，压根儿不知钻到哪里去了。事后才知道，他们洗完澡后，每人领了一套学员制服，随后司务长又把他们带到裁缝那里，为的是使每个人领到的衣服都能改得合身。这些事情把他们忙活了好一阵子，而柯里亚却始终规规矩矩地看守着那堆没人需要的东西。他站在那里并为此而感到不胜骄傲，仿佛是在守卫一个弹药库。谁也没去注意他，直到两个愁眉苦脸的学员由于前一天的放纵行为被罚勤务去搬运这些东西以前。

      　　“不许你们动！”柯里亚厉声喝斥，“不许靠近！……”

      　　“你要干什么？”被罚者之一粗暴地挑衅说，“当心敲你的脖子……”

      　　“退后去！”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地喊道，“我是守卫！我命令你们！……”

      　　其实，他身上并没有武器，但他如此号叫，致使这两个学员决定不跟他纠缠下去。他们去找司务长，但是柯里亚对司务长的话也不听，他要求或者换岗，或者撤岗。由于根本不存在换不换岗的问题，大家就质问他是谁派的岗。柯里亚拒绝回答，直闹到军校值班员到来为止。红袖章起了作用，但是柯里亚交了岗以后，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值班员也搞不清楚。等到柯里亚弄明白了的时候，浴室已经关门了，就这样，柯里亚不得不再当一昼夜的老百姓，可为此招来了司务长对他的极度不满和报复。

      　　如今面临的是同将军的第三次会见。对于这次会见，柯里亚既心切又畏惧，因为人们私下里传说这位将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一点他是相信的。既然相信，那就不能不惧怕他那双不久前目睹过真正法西斯匪徒和战争实况的眼睛。

      　　终于，门轻轻启开了，政委招手示意他进去。柯里亚忙不迭地整了整衣服，舔了一下忽而发干的嘴唇，便走进了挂着厚实帷帘的门里。

      　　这一人口对着将军办公室的正门，因此柯里亚正好出现在弓着腰的将军身后。这多少使他有点局促不安，他向将军报到的喊声竟也不象预期那么清晰了。将军听了他的报告，指了指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柯里亚坐下了，两手扶膝，很不自然地直起了腰杆。将军仔细打量了他一眼，随即戴上了眼镜〔看到这副眼镜，柯里亚很是犯愁……〕，开始翻阅订在红壳夹子里的一页页材料。柯里亚没有想到，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的“人事档案”原来是这等模样的。

      　　“全是五分，怎么会有一门三分？”将军诧异地问，“这个三分是怎么回事？”

      　　“‘军需’课得了三分，”柯里亚说，声音低沉，脸上象个姑娘似的泛起了红晕，“我重考一次，将军同志。”

      　　“不，已经晚了，中尉同志，”将军冷笑了一下。

      　　“共青团组织和群众的评语都很好，”政委低声说。

      　　“嗯，”将军点了点头，复又埋头翻阅。

      　　政委走近敞开着的窗户，开始抽起烟来，他象对待老相识似地对柯里亚美尔一笑。柯里亚斯文地动了动嘴唇作为回答，接着又紧盯着将军的鼻梁。

      　　“看来您枪法很准，对吗？”将军问道，“得过奖，可以说是神枪手罗。”

      　　“维护了军校的荣誉，”政委证实道。

      　　“好极了。”将军合上了红夹子，把它往旁边推了推，接着摘下了眼镜。“我们对您有个建议，中尉同志。”

      　　柯里亚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在全权负责裹脚布这一职务之后，他对委派去执行侦察任务已不抱希望了。

      　　“我们想把您留在军校里担任一个学员排的教官，”将军说道，“担任这个职务责任是重大的。您哪一年出生？”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柯里亚面无表情，象背书般地口答。

      　　他之所以这样机械地回答，是因为此刻他正在激烈思考对所提建议应该如何回答。毫无疑问，对一个刚毕业的学员来说，担任这样的职务是不胜光荣的，但是柯里亚不能那么幕地站起来响亮回答：“乐于听从您的命令，将军同志！”他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坚信，一个指挥员只有到部队里去，同战士们共甘苦，学会指挥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指挥员。而柯里亚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指挥员，正因为这样，当大家都迷恋空军或者至少也要到坦克部队去的时候，他却自愿来到普通的步兵军校。

      　　“三年以后您将有资格进军事科学院，”将军继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您应当继续深造。”

      　　“我们甚至给您提供了选择的权利。”政委微微一笑。

      　　“喏，您想到谁的连去：戈罗勃佐夫还是维耶里契柯？”

      　　“大概，戈罗勃佐夫使他烦透了，”将军冷冷地一笑。

      　　柯里亚想说，戈罗勃佐夫根本没使他厌烦，那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但是说这些话已没有意义，因为他，尼古拉·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留校的念头。他需要的是到部队去，跟班排战士一起流汗，一同拉练——简单地说，需要的是“服役”这个词所意味着的一切。柯里亚想这样说，但一时舌塞神窘，不知从何说起，顿时又满脸通红。

      　　“您可以抽支烟，中尉同志。”将军收敛了笑容。“抽支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不行。”团政委叹了口气。“他不会抽烟，真糟糕！”

      　　“我不抽烟。”柯里亚证实道，小心翼翼地清了清嗓子。“将军同志，允许我谈谈吗？”

      　　“说吧，说吧。”

      　　“将军同志，我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晓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我还是请求您允许我回绝，将军同志。”

      　　“为什么？”团政委脸色一沉，由窗口向前挪了一步，“这岂非咄咄怪事，普鲁日尼科夫？”

      　　将军一声不吭地瞅着他，显然被诱发了好奇心，柯里亚的胆子壮了起来：“我认为，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首先到部队里去服务，将军同志，军校里一再这样教导我们，就连团政委同志本人在隆重的毕业晚会上也说过，只有在作战部队里才能锻炼成为备符其实的指挥员。”

      　　政委茫然失措地千咳了一声，转身回到窗口。将军依然瞅着柯里亚。

      　　“正因如此——不消说，我非常感谢您，将军同志，——我诚恳地请求您，把我派到部队去。任何部队和任何职务都行。”

      　　柯里亚顿了一下，办公室里霎时悄然无声。然而不论是将军还是政委都没有察觉到这种沉寂，唯独柯里亚感觉到时间的难捱而窘迫不已。

      　　“我当然明白，将军同志，……”

      　　“他可真是个好小伙子，政委，”校长忽而笑眯眯地说道，“好小伙子，中尉，真的，是个好样的！”

      　　而政委竟出人意料地笑出了声，并使劲拍了一下柯里亚的肩膀：“谢谢您还记得我的话，普鲁日尼科夫！”

      　　三个人一下子都笑开了颜，仿佛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就是说，把您派到部队里去？”

      　　“是的，将军同志。”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校长突然改用“你”来称呼，以后他再没有改变。

      　　“不需要了。”

      　　“就是说派到哪儿去都行吗？”政委问道，“那么您的母亲和您的妹妹呢？……他的父亲已去世了，将军同志。”

      　　“我知道。”将军收敛了笑容，严肃地望着柯里亚，手指在红色档案夹上得得地敲着点子。“派你去西部特军区行吗，中尉？”

      　　柯里亚激动得两颊泛红：到特别军区去服务，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幸运。

      　　“去当个排长，好吗？”

      　　“将军同志，……”柯里亚陡然站起，但一想起纪律又立即坐了下来。“多谢，多谢您，将军同志……”

      　　“不过有一个条件，”将军非常严肃地说，“中尉，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在部队里锻炼。不多不少，一年以后就把你调回来，调回军校，担任学员排的教官。你同意吗？”

      　　“同意，将军同志。假如您去调令的话……”

      　　“我们会去调令的，一定会去！”政委笑了起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吸烟的人。”

      　　“中尉，美中不足的只是你不能休假了。最晚你也得在星期日赶到部队报到。”

      　　“而且，你到了莫斯科也不可能去妈妈那里作客了，”政委笑吟吟地说，“她住在莫斯科什么地方？”

      　　“奥斯托仁卡街……就是现在叫做‘地铁工程’的那条大街。”

      　　“在奥斯托仁卡街……”将军舒了口气，接着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了柯里亚，“好吧，祝你幸福，中尉。一年以后我在这里等你，可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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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将军同志。再见！”柯里亚声音洪亮地说，随后迈着正步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那个时候办理火车票是很费周折的，好在政委送柯里亚从秘密房间里走出去的时候，答应帮他弄到车票。整整一天柯里亚都忙着交代事务，手持离校手续单跑东跑西，又到作战处领取各种证件。在那里他还遇到了一件没有料到的喜事：校长发布了一道命令，表彰他圆满完成特殊任务。傍晚，值班员把火车票交给了他，于是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同大家一一告别之后，便取道莫斯科到新的服务岗位上去了。离星期六尚有三天时间……

      二

      　　火车到达莫斯科是早晨。柯里亚到克罗波特金大街是乘地铁去的——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他总是忘不了这一点，所以走进地铁的时候，总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他在“苏维宫”站走出了地铁，对面是一堵严密的围墙，围墙后面敲击声、咝咝声和轰隆声响个不停。看着这座围墙，柯里亚同样感到莫大的骄傲，因为围墙里面正在为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物——苏维埃宫打地基，它的顶端将矗立起巨大的列宁塑像。

      　　柯里亚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了下来，两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去上军校的。这是一座最普通的莫斯科式的住宅大楼，有拱形大门、内天井和许多猫眼似的小窗户。这座楼房使他感到特别亲切。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楼梯、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墙角上的每一块砖头。这里是他的家。如果“故乡”这个概念使人感到太大的话，那么，“家”就可说是世上最亲切的地方了。

      　　柯里亚站在楼房近旁，面带微笑地想道，也许玛特维耶娃正坐在内天井的向阳处，一边织着总也织不完的长简袜子，一边同从她身旁走过的人说话呢。他想象着她会怎样叫住他，问他上哪儿去，是谁家的人和打哪儿来。不知为什么，他确信马特维耶娃怎么也认不出他了。想到这里心中就有点高兴。

      　　正在这时，从大门里走出两个姑娘。个子稍高的那个，穿的是短袖连衣裙，而两个姑娘的差别也全在于这衣袖的长短上：她俩的发式一样，白色的短袜和白胶底鞋也都一样。矮个儿的姑娘扫了一眼武装带束得紧紧的、拎着手提箱的中尉，转身就跟着女友走了，但她突然放慢了脚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维拉？”柯里亚轻声问道，“维尔卡，鬼东西，这不是你吗？”

      　　顿时响起了连马涅日广场都能听见的惊喜的尖叫声，妹妹一下子跑上前去搂住了他的脖子，象小时候那样把腿弓了起来，柯里亚差点儿没站稳：她已经相当重了，这是他的妹妹呵……

      　　“柯里亚！柯里奇卡！柯里卡……”

      　　“你简直成了大姑娘了，维拉。”

      　　“十六岁啦！”她骄傲地说，“你以为就你自己在长大，是不是？……啊呀，你已经是中尉啦！瓦留什卡，快来祝贺中尉同志。” 高个子姑娘笑着走了过来：

      　　“你好，柯里亚。”

      　　他的目光凝视着她那被印花布衣服裹得紧紧的胸脯上。他还清楚地记得以前这两个小姑娘干瘦的样子，又细又长的腿，象蚱蜢似的。他赶紧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小姑娘们，简直认不出你们啦……”

      　　“哎呀，咱们还得到学校去呢！”维拉叹息道，“今天是最后一次团组织活动，不去不行。”

      　　“晚上见，”瓦丽雅说，她用非常平静的目光毫不羞怯地瞅了他一下。这一瞥把柯里亚弄得很不好意思，也叫他有点儿生气，因为他比她们大，按理说，该感到不好意思的，应当是她们。

      　　“一晚上我就要走了。”

      　　“去哪儿？”维拉惊奇地问。

      　　“到新的岗位去，”他不无骄做他说道，“我是路过这里。”

      　　“那么，中午见。”瓦丽雅又与他目光相遇，嫣然一笑。“我把唱机带来。”

      　　“你知道吗，瓦留什卡的唱片可好哩！……波兰的，你一听就想跳舞！……符施斯柯，姆尼耶德诺〔波兰文音译，意思是“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维拉唱了两句，“好吧：我们该快点跑啦。”

      　　“妈妈在家吗？”

      　　“在家！……”

      　　她们当真跑了——往左一拐，朝学校跑去，他自己也是顺着这条路跑了十年啊。

      　　柯里亚望着她们的背影，看见她们的头发在飘动，看见她们连衣裙的裙边拍打着黝黑的腿肚，他多么希望姑娘们能回首看他一眼。他想：“要是她们回过头来，就……”没等他想好那时将会怎么样，那个高个子姑娘已经突然转过身来看着他。他挥了挥手回答她，并立即弯下腰去提手提箱，感到自已的脸红了。

      　　“这可不妙，”他满意地想道，“试问，我为什么要脸红呢？……”

      　　他穿过光线暗淡的门洞，向左边院子里朝阳的一面看了看，玛特维耶娃并不在那里。这使他有点儿怏怏不乐。“柯里亚走到自己家的楼道前、一口气登上了五楼。

      　　妈妈的模样一如当年，就连在家里穿的带花点的罩衫也还是原先的那件，一看见他，她就突然哭了起来：“天哪，你多象你父亲！……”

      　　柯里亚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一九二六年他就到中亚细亚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总政治部把妈妈叫了去，并通知她说，普鲁日尼科夫政委在土尔克斯坦的柯兹·库杜克村附近与反革命匪徒激战时牺牲了。

      　　妈妈给他端上了早饭，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柯里亚只是不停地点头，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自始至终都在想着四十九号住户的那个一下子就长大成人的瓦丽卡，而且非常希望妈妈谈起她。但妈妈感兴趣的是另一些问题。

      　　“……我对他们说：‘天哪，我的天哪，孩子们哪能成天听这么哇啦哇啦响的收音机呢？要知道孩子们的耳朵是很娇嫩的，再说这根本不符合教育学的要求。’不用说，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因为那是上面批准的，扩大器还是安上了。但是我到区委会去过，把情况都反映了……”

      　　妈妈是幼儿园的主任，有许多古怪的操心事。两年来柯里亚对这一切早已淡忘，此刻本该兴致勃勃地听一听，但瓦丽雅－瓦莲金娜的形象总在他的脑海里打转转……

      　　“对了，妈妈，我在大门口碰见维罗奇卡了，”他不合时宜地说，在母亲说得最激动的节骨眼上打断了她的话，“她同那个姑娘在一起……噢，她叫什么来着？……是同瓦丽雅一起……”

      　　“是呀，她们是到学校去。你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妈妈，谢谢。”柯里亚在房间里踱步，得意地把鞋底弄得咯吱作响。妈妈又谈起幼儿园的什么事情。但他打断了她：“这个瓦丽雅还在念书，是吗？”

      　　“你怎么啦，柯留什卡，不记得瓦丽雅了吗？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妈妈一下子笑了起来。“维罗奇卡说，瓦留莎曾经爱上了你。”

      　　“这简直是蠢话！”柯里亚生气地说，“蠢话！……”

      　　“当然是蠢话，”妈妈忽然轻易地表示同意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可是个大美人儿了。我们的维罗奇卡也很漂亮，但瓦丽雅完全是个美人儿。”

      　　“算得上什么美人儿呀！”他嘟哝说，尽力把突然攫住他的兴奋心情掩饰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我们国家有成千上万……你最好说说，玛特维耶娃过得怎么样？我进院子的时候……”

      　　“我们的玛特维耶娃死了，”妈妈叹息道。

      　　“怎么会——死了？”柯里亚没弄明自。

      　　“人总是要死的，柯里亚，”妈妈又叹了口气，“你是幸福的，还用不着去考虑这一点。”

      　　柯里亚也这样想，他的确是幸福的，既然在楼门口遇到了这样漂亮的姑娘，而从同妈妈的谈话中又了解到，这个姑娘曾经爱过他……

      　　一吃完早饭，柯里亚就到白俄罗斯车站去了。他要乘的那趟火车是晚上七点钟开出，这怎么行呢。柯里亚在车站上徘徊多不时地叹气，后来犹豫不决地去找铁路军事运输指挥值勤副官。

      　　“想晚一点走？”值勤副官也很年轻，不大庄重地向他挤了挤眼睛。“怎么，中尉，是谈恋爱了吧？”

      　　“不，”柯里亚低着头说，我妈妈好象病了，“非常重……”说到这里，他有点害怕了、怕真的会给妈妈念叨出病来，于是又忙不迭地改口说：“不，不怎么重，不怎么重……”

      　　“明白了。”值勤副官又挤了一下眼睛。“关于妈妈的事，现在让我们来解决一下。”

      　　他翻了一阵簿子，接着就开始接二连三地打电话了，但他说的好象都是旁的事情。柯里亚一边耐心等待，一边看那些铁路运输表。值勤副官终于放下了话筒：“中途要换车，行吗？零点零三分开车。莫斯科到明斯克，在明斯克换车。”

      　　“可以，”柯里亚说，“多谢您，上尉同志。”

      　　拿到车票以后，他立刻就去高尔基大街食品商店，皱着眉头，盯着酒类看了很久。他终于买了一瓶香摈酒，因为他在毕业宴会上喝过这种酒；又买了一瓶樱桃甜酒，因为妈妈做过这种酒；还买了一瓶马德拉酒，因为他在一本描写贵族的小说里读到过它。

      　　“你怎么了，疯啦！”妈妈生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每人一瓶吗？”

      　　“嗨！……”柯里亚满不在乎地挥了一下手，“喝就喝个痛快！”

      　　一家人相见，很是热闹。这是从隆重的晚餐开始的，为了准备这顿饭菜妈妈还向邻居借了个煤油炉。维拉在厨房里忙个不停，不时地探出身子问这问那：

      　　“你打过机枪吗？”

      　　“打过。”

      　　“是马克辛吗？”

      　　“是的，别的型号也打过。”

      　　“真棒！……”维拉羡慕地赞叹道。

      　　柯里亚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换了一个干净的白衬领，把皮靴擦得锃亮，连身上的皮带也咯吱作响。由于内心的激动他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而瓦丽雅迟迟没有到来。

      　　“他们会给你房子吗？”

      　　“会，会给的。”

      　　“是单间？”

      　　“当然。”他宽厚地望着维罗奇卡，“要知道我是指挥员呐。”

      　　“我们会去看你的，”她神秘地低声说，“我们让妈妈跟幼儿园一起到别墅去，我们就到你那儿去……”

      　　“‘我们’——指的是谁？”

      　　他什么都明白，心儿在甜蜜地跳动。

      　　“你说，‘我们’——指的是谁？”

      　　“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就是我们：我和瓦留施卡呗。”

      　　柯里亚干咳了几声，为的是掩饰来得不是时候的笑容，随即又一本正经他说：“大概，需要通行证的。你事先写封信来，我跟指挥部说一下……”

      　　“哎呀，我把土豆煮烂了！……”

      　　她打了一个转身，连衣裙象把伞以地张了开来，门砰的一声被随手关上了，柯里亚只好宽容地笑了。门一关上，他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连身上的皮带也发出了美滋滋的响声，就是说，她俩今天说好了要去一趟；就是说，她俩已经订好了这次旅行的计划了，就是说，她俩想与他相见，就是说，……但最后一个“就是说”的后面是什么，柯里亚对自己也没说出来。

      　　后来，瓦丽雅来了。不巧的是，妈妈和维拉仍然在忙着做饭，没有人开个头说话，一想到瓦丽雅完全有理由立即拒绝作这次夏天的旅行，柯里亚的心就凉了半截。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莫斯科再呆几天吗？”

      　　柯里亚摇了摇头，表示不能。

      　　“真的那么紧急吗？”

      　　柯里亚耸了耸肩。

      　　“是吗，边境上不平静？”她压低声音问。

      　　柯里亚谨慎地点了点头，实在说，一开始他就想到了保密的问题。

      　　“爸爸说，希特勒正在我们周围布置一个包围圈。”

      　　“我们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柯里亚声音嘶哑他说，因为他不能用点头或耸肩来回答，“关于德国军队在我国边境集结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这只是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所带来的结果。”

      　　“我是从报上看到的，”瓦丽雅有点不高兴地说，“爸爸说局势很严重。”

      　　瓦丽雅的爸爸是一位领导干部，但柯里亚想，他爸爸怕是有点儿惊慌失措。于是他说：“应当警惕挑拨离间。”

      　　“要知道，法西斯主义—一简直太可怕了！你看过《马门教授》这部电影吗？”

      　　“看过：是奥列格·扎科夫主演。法西斯主义——这当然可怕，可是帝国主义，在你看来，是不是就好一些呢？”

      　　“你以为会不会发生战争？”

      　　“当然会发生，”他坚信不疑他说，“开办那么多速成军校，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但这将是一场速决战。”

      　　“你相信这一点吗？”

      　　“我相信。第一，要看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第二，受到希特勒镇压的德国本土的无产阶级。第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红军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力量。我们能够在敌人的领土上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可是芬兰呢？”她突然低声问道。

      　　“什么芬兰？”他好不容易才掩饰住自己的不满，心想这都是她那可爱的爸爸的惊慌使她变得这样沮丧。“芬兰曾有一条纵深防御线，可是我们的军队一举把它摧毁了。我不懂，这里有什么好怀疑的。”

      　　“如果你认为不可能有怀疑；那就是说，根本没有怀疑。”瓦丽雅嫣然一笑。“你想看看爸爸从比亚威斯托克〔波兰一城市名。〕给我带了些什么唱片吗？”

      　　瓦丽雅的唱片都非常好：波兰狐步舞、《黑眼睛》、《两眼乌溜溜》，甚至还有弗兰切斯卡·加里本人在影片《彼得尔》里跳过的探戈舞怒曲呢。

      　　“听说她已经瞎了！”维拉说，两眼睁得很大，“她在拍一部片子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眼主投光灯，一下子就瞎了。”

      　　瓦丽雅怀疑地微微一笑。柯里亚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有点怀疑，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说话间，他们已经喝过香摈酒和甜酒，而马德拉酒、只不过尝了一下就不愿喝了，原来，它一点儿也不甜，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德·普列西子爵〔可能指前面提到过的那本描写贵族的小说主人公〕怎能以松糕蘸这种酒当早饭吃呢。

      　　“当电影演员真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维位继续说：“他们不仅要骑着发疯似的马飞奔，要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且光线的照射对他们也非常有害。非常有害！”

      　　维罗奇卡喜欢收集电影明星照片。柯里亚又是既怀疑又愿意相信这一切。他的头有点儿晕了，因为旁边就坐着瓦丽雅。柯里亚怎么也不能收起险上的笑容，尽管他已感到这笑显得有点儿傻气。

      　　瓦丽雅也在微笑、象一个成年妇女那样温厚地微笑着。她总共比维拉大半岁，却已迈过了那一条界线，由昨天的小姑娘变成了少言寡语的大姑娘了，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维拉想当电影演员。”妈妈说。

      　　“那又怎么样？”维拉挑衅似地高声问道、甚至还用胖乎乎的小拳头轻轻敲着桌子：“不允许吗？”

      　　“正相反，这好极了，农业展览馆附近就有一所这种专业的学院哩……”

      　　“好，好，”妈奶和蔼地表示同意，“等你十年级毕业时都考了五分，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志愿就好嘛。”

      　　“还得有天才，”瓦丽雅说，“你知道，那里要经过什么样的考试？随便找一个十年制毕业的考生，就叫你跟他接吻。”

      　　“那有什么！接吻就接呗！”维罗奇卡兴奋地嚷了起来，她由于喝酒和争论而面颊绯红。“让他们下令好了！我就演给他们看，一定演得叫他们相信我好象真是在热恋中。一定！”

      　　“我呀，如果没有爱情，决不会跟人接吻。”瓦丽雅向来说话声音很低，但总能让大家听得见。“依我看，没有爱情的接吻有伤人品。”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有……”柯里亚开始说。

      　　“这要加以区别！”维罗奇卡突然嚷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应当区别开来。”

      　　“我不是在谈艺术，我谈的是考试。考试有什么艺术可言？‘勇敢精神？’”维罗奇卡咄咄逼人地进攻，“难过演员不需要有勇敢精神？”

      　　“天哪，这是什么勇敢精神，”妈妈叹了气，开始收拾桌子，“姑娘们，帮我一下，然后咱们跳舞吧！”

      　　大家开始收拾桌子，各忙各的，只剩下柯里亚一人。他走到窗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还是那张嘎吱作响的沙发，整个中学时代他就在上面睡。他很想和大家一起收拾桌子：碰碰撞撞，嘻嘻哈哈，两个人同时去抢一把餐叉。但他把这种愿望压了下去，因为安然地坐在沙发上会显得更庄重些。况且，从这个角落还可以悄悄地打量瓦丽雅，捕捉她的微笑、睫毛的颤动和偶尔投来的秋波。一旦他捕捉住它们，他的心就直跳，就象地铁“苏维埃宫”车站附近那个汽锤一样。

      　　十九岁的柯里亚从来没有接过吻。他定期休假，看看电影，看看戏，要是有钱的话，也吃冰琪凌。可就是舞跳得不好，他从不去跳舞，因此两年学习期间，除了图书馆管理员卓娅，他跟任何姑娘都不相识。

      　　今天，柯里亚却为自己不曾给识过任何姑娘而感到高兴。往日使他感到隐秘痛苦的那种原因，一下子反过来了。此时此刻，他端坐在沙发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未跟别的姑娘根识，只是因为世上有瓦丽雅存在。为了这个姑娘是值得去忍受痛苦的，而这痛苦又赋予了他能够骄傲地和直接地正视她那羞涩目光的权利。所以柯里亚对自己非常满意。

      　　随后她们又放起了唱片，但已经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跳舞。柯里亚红着脸、舞步错乱地跟瓦丽雅跳了一次，跟维罗奇卡跳了一次、接着又跟瓦丽雅跳。

      　　“符施斯柯，姆尼耶德诺，”维罗奇卡一面抱着椅子一本正经地跳，一面小声地哼唱。

      　　柯里亚只顾跳，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可瓦丽雅不需要任何谈话，但是柯里亚不理解这一点，所以颇感苦脑。

      　　“一般来说，会给我房间的，”为了使自己保持沉着，他清了一下嗓子说道，“不过，万一不给的话，我也可以向别人借一间。”

      　　瓦丽雅沉默。柯里亚尽量使他与瓦丽雅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他觉得瓦丽雅的微笑一点也不象在半明不暗的树荫下使他头晕目眩的卓娅的微笑。因此他压低了声音，红着脸又说了一句：“通行证我会预备好的。只是你们要早点写信告诉我。”

      　　瓦丽雅又一声没吭，但是柯里亚一点也没有不愉快。他知道，她全都听见了，全都懂得了，他由于她沉默不语而感到幸福。

      　　现在，柯里亚全明白了，这就是爱情。这就是他在书本里经常读到过、至今尚未碰到过的爱情。卓娅……他忽然想起了卓娅，而且想起她就有点害怕，仿佛非常了解他的瓦丽雅也会有一种奇妙的方式来提起卓娅，那时，柯里亚似乎就只好自杀了。于是他决心驱散对卓娅的一切思念，可卓娅却毫不害羞地晃动着裙边，怎么也不愿隐退，这时柯里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他感到束手无策。

      　　瓦丽雅却一直在微笑，目光越过他，好象看见了某种大家看不见的东西似的。何里亚心醉了，因而变得更加笨拙了。

      　　后来，他们在窗前站了很久，妈妈和维罗奇卡突然都走开了。实际上她们是在厨房里洗碗碟，但此时此刻，这就等于她们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

      　　“爸爸说，那里有许多鹳雀。你见过鹳雀吗？”

      　　“没有。”

      　　“它们在那边就住在房顶上。象燕子一样。谁也不去惹它们，因为它们会带来幸福。白色的，白白的鹳雀……你一定要看看它们。”

      　　“我一定看，”他答应说。

      　　“写信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样子。好吗？”

      　　“一定写。”

      　　“白色的，白白的鹳雀……”

      　　他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但立刻又为自己这种无礼的举动而吓了一跳，想马上松开，可又做不到。他还怕她把手抽回去或者责怪他什么。可瓦丽雅什么也没说。后来她说话了，但没把手抽回去：“如果你是去南方，去北方或者哪怕是去东方也好……”

      　　“我很幸福。把我派往西部边陲特区，你知道这是多么幸运吗？”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我等你，”他轻轻他说，“非常，非常盼望你来。”

      　　他胆怯地抚摩着她的手，接着，又把它贴向自己的面颊。他感到她的手心有点发凉。真想问一声，瓦丽雅会不会想念他，可最终也下不了决心。随后维罗奇卡一阵凤似地跑了过来，一到门口就没完没了地讲起了卓娅·费多罗夫娜。柯里亚悄俏地放开了瓦丽雅的手。

      　　十一点钟的时候，妈妈一个劲儿催他去车站。柯里亚匆忙而又随便地跟妈妈告别，因为姑娘们已经把他的手提箱拎到楼下去了。妈妈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哭了起来〔声音很轻、脸上带着笑〕，他没有觉察到她的眼泪，一心只想快点走。

      　　“写信来，孩子。经常来信。”

      　　“好的，妈妈。我一到就写信。”

      　　“别忘了……”

      　　柯里亚最后一次亲了亲她斑白的鬓角，快步走到门口，一步迈三个台阶地往楼下奔去。

      　　火车到零点三十分才开，柯里亚担心姑娘们赶不上地铁末班车，但更怕她们马上就要离开，所以老是重复着同一句话：“你们回去吧。你们会赶不上车的。”

      　　而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走。当列车员吹过哨子，列车启动之后，瓦丽雅突然一个人向他跑上前去，他多么盼望这样啊，他猛地迎了上去，以致两人的鼻子都碰到了一起，随即又都不好意思地互相分开了。维罗奇卡喊道：“柯里亚，你要来不及了！……”说着，把妈妈做的一包油炸包子塞给了他，他匆忙亲了一下妹妹的面颊，接过一包东西跳上了车厢上的踏板。他一直站在那里，凝望着两个身穿薄薄的浅色连衣裙的姑娘的苗条身影徐徐向后飘去……

      三

      　　柯里亚第一次出门去远方。在这之前，他只到过军校所在的城市，但是，那十二个钟头的路途怎能与他这次在这炎热六月的一个星期六所作的旅行相比。这一次旅行很有意思，也很重要，柯里亚简直舍不得离开车窗，而当他疲倦已极，在铺位上刚坐下来的时候，就听有人嚷道：“鹤雀，快看，鹤雀！……”。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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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18 | 2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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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涌向了窗口，柯里亚却慢了一步，未能看到鹤雀。不过，他并不难过，因为既然出现了鹤雀，那就是说，迟早总能看得见，而他，是一定要看看它们的。那时，他要给莫斯科写信，告诉她们这些白白的鹤雀是什么样子……

      　　这时火车越过了涅戈列累依——旧的边界线，他们已行驶在白俄罗斯的大地上了。列车常常在一些小站上停靠，车站上总是熙熙攘攘。白衬衫与黑粗布衫，带檐草帽与厚绒圆帽，深色的围布与浅色的连衣裙，混杂在一起。每到了站，柯里亚总要出来走走，但不离车厢太远，车站上响彻着白俄罗斯语、犹太语、俄语、波兰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以及一些只有天晓得的语言和方言，乱哄哄的。

      　　“呵，这个乱乎劲！”邻铺的那个谈笑风生的上尉惊讶地说，“在这儿，柯里亚，应当买块表。伙伴们都说，这里的表多的是，而且很便宜。”

      　　然而就连上尉本人也没有走得离车厢太远。他钻进人群里，比比划划在打听什么，然后挥挥手就走回来了。

      　　“这里，老弟，跟欧洲一样，弄不好就会被害死。”

      　　“都是特务。”柯里亚表示同意。

      　　“鬼知道呢，”上尉毫无政治立场他说，他喘了口气又钻到人群里去了。“表！滴答响的！莫捷尔！……〔一种表的名字〕”

      　　妈妈做的油炸包子，柯里亚已经同上尉一起吃完了。作为酬谢，上尉请柯里亚吃了不少家制的乌克兰香肠。但是他们的谈话总不投机，因为上尉津津乐道的只有一个话题：“啊，她的腰，柯里亚，美极了，象高脚玻璃酒杯一样……”

      　　柯里亚有点儿局促不安。上尉眨巴着眼睛陷入了沉思。幸亏他在巴拉诺维契下了车，分手时他喊道：“表嘛，中尉，可别犹豫呵！手表——这是好东西呵！……”

      　　家制香肠随着上尉的下车不见了，妈妈做的油炸包子也吃光了。火车，仿佛故意跟人作对，在巴拉诺维契停了很久，这时柯里亚想的不是鹤雀，而是一顿美味的午餐。终于，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满载的货车从旁边轰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开往德国去的，”一个上了岁数的大尉说道，“我们白天黑夜不停地给德国人运送粮食。您说，这该怎样理解呀？”

      　　“我不知道，”柯里亚慌了神，“要知道，我们跟德国订有条约。”

      　　“完全正确，”大尉立即表示同意，“您的想法绝对正确，中尉同志。”

      　　这辆货丰过去之后，他们乘坐的列车才启动，而且越开越快。每一站的停车时间缩短了，列车员要大家不要下车，一路上柯里亚只记得一个车站的名字：扎宾卡。下一站是布列斯特。

      　　布列斯特车站原来是木头造的，车站里的人如此之多，柯里亚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当然，首先应该打听一下他要找的部队驻扎在哪里，但考虑到保密，柯里亚只能相信官方人士，于是乎，他到铁路军事运输值班室那里去打听，足足排了一个钟头的队。

      　　“到要塞去，”值班副官瞥了一眼出差证件说，“沿着栗树大街一直走。”

      　　柯里亚离开了排队的人群，突然感到肚子饿得厉害，于是他不是先去找栗树大街，而是找食堂。然而没有食堂，他踌躇了一下，便向车站餐厅走去。他正欲往里进，门摹地开了，走出一个矮壮的中尉。

      　　“哼，肥头大耳的鬼东西，一副宪兵的嘴脸，一个人就占了一张桌子。你拿他毫无办法：外国人嘛！”

      　　“谁？”

      　　“德国宪兵，还能有谁！一些拖儿带女的妇女坐在地板上，可他却独占一张桌子，大喝啤酒，有这种人！”

      　　“当真是宪兵？”柯里亚惊奇地间，“能看一看吗？”

      　　中尉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随你的便。等一等，你怎能提着手提箱进去？”

      　　柯里亚放下手提箱，象走进将军办公室之前那样扯了扯衣角，屏住呼吸，走进了厚重的大门。

      　　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德国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活生生的德国人：身穿带着金属牌子的制服，脚穿一双高得出奇、宛如用铁皮做的皮靴。他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怡然自得地用一只脚打着拍子。桌上摆满了啤酒瓶，他不是用杯子，而是用半公升的茶缸喝酒，一倒就是一瓶。红红的脸上长着粗硬的胡子，胡子上沾满了啤酒泡沫。

      　　柯里亚从他身旁来回走了四次，使劲睨视着他。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料想不到的事情：离他一步远坐着的这个人竟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希特勒奴役下的德国。柯里亚很想知道，他从法西斯帝国来到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此刻想的是什么，然而在这个作为被奴役的一员的脸上，除了毫无表情的踌躇满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看够了吧？”帮着柯里亚看守手提箱的那个中尉问道。

      　　“一只脚敲着点子，”不知为什么柯里亚轻声他说，“胸前挂着金属牌子。”

      　　“是个法西斯，”中尉说，“喂，朋友，你想吃东西吗？大伙都说，离这儿不远有个‘白俄罗斯’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它一顿象样的晚饭？你叫什么名字？”

      　　“柯里亚。”

      　　“呵，咱俩同名。把手提箱存起来，咱们去快活快活。听说那里有个世界水平的小提琴手，《黑眼睛》这曲子拉得棒极了……”

      　　寄存处也得排队，柯里亚决定随身带着手提箱，打算从餐厅直接去要塞。尼古拉中尉只是在布列斯特换车，所以对要塞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但他安慰柯里亚说：“在餐厅里大概能碰到咱们的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沿着狭窄的天桥穿过停满车皮的一条条铁路线，这是城里了。下了天桥的台阶，有三条马路向外伸展，两个中尉站在那里有点犹豫不决，不知该往哪儿走。

      　　“‘白俄罗斯’餐厅，不知道，”一个口音很重的行人很不耐烦地回答。

      　　柯里亚不愿意打听，是尼古拉中尉在不停地问路。

      　　“也许您知道，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小提琴手。”

      　　“那肯定是斯维茨基先生！”行人微微一笑。“哦，鲁维姆·斯维茨基，——伟大的小提琴家。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那肯定是错的。就是这么回事。餐厅——往前走。在斯退茨凯维奇大街。”

      　　斯退茨凯维奇大街原来就是共青团大街。几座低矮的小房子掩映在绿荫丛中。

      　　“我是苏姆斯科依炮兵学校毕业，”当柯里亚向尼古拉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尼古拉说道，“瞧，多有意思，我们俩都是刚毕业，又都叫尼古拉……”

      　　他突然不说话了，寂静中远处传来了小提琴声。两个中尉都停住了脚步。

      　　“世界上第一流的演奏！咱们没白跑啊，柯里亚！”

      　　小提琴的声音是从挂着“‘白俄罗斯’餐厅”招牌的两层楼房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他俩登上了二楼，把帽子和手提箱存在一个很小的存衣处，随即走进一个不很大的大厅。人口处对面是小卖部，左边的角落里是一个小乐队。小提琴手的手很长，老是奇怪地眨着眼睛，他刚刚奏完一曲，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里很少我们的人。”尼古拉小声说。

      　　他俩站在门口，耳中充满了掌声和欢呼声。一个身穿烟焰闪亮的黑色西装的胖胖的公民从大厅深处匆勿向他们挤了过来：“欢迎长官老爷光临。请到这边来，请这边来。”

      　　他敏捷地领着他们穿过一张张摆得很挤的桌子和欣喜若狂的顾客们。在瓷砖壁炉后面有一张空桌子，两个中尉遂坐了下来，带着青年人的好奇心审视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他为什么叫我们‘长官’？”柯里亚不高兴地低声说，“长官，而且还加上个‘老爷’！资产阶级的一套……”

      　　“哪怕叫瓦罐子也行，只要不往炉子里放就好，”尼古拉中尉冷笑了一下，“这儿，柯里亚，人们还很落后。”

      　　当穿黑色西服的公民在记他们点的菜时，柯里亚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大厅里的谈话声，力图捕捉哪怕一句能够听懂的话，但是这里的人讲的话他听不懂，这使他很不自在。他正欲把这一点告诉同伴，突然背后响起了说得很蹩脚、但显然是俄语的谈话声：“我很抱歉，我抱歉得很，但我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的短裤人们怎么能穿得出去。”

      　　“生产这种裤子的计划，他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还得到了奖旗。”

      　　柯里亚转过身：邻桌围坐着三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其中一个与柯里亚的目光相遇，并且微微一笑：“您好，指挥员同志。我们在讨论生产计划。”

      　　“您好，”柯里亚腼腆他说。

      　　“您从俄罗斯来？”对方和蔼地问，不等回答又继续说。“喏，我晓得。时髦，赶时髦——这就是灾难，是可怕的灾难，这好比地震，但这又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不过，用一百条缝得差劲的裤子去代替五十条好的，为此还能获得奖旗——对不起，这我可不于。我很抱歉。您同意吗，年轻的指挥员同志？”

      　　“同意，”柯里亚说，“就是说，当然罗，只是……”

      　　“不妨请您谈谈，”另一个人说道，“你们那里对德国人有什么看法？”

      　　“对德国人？没什么。就是说我们同德国有和约……”

      　　“是啊，”邻桌有人叹了口气，“每一个犹太人，只要他不是十足的傻瓜，都明白，德国人会到华沙来。但是德国人到不了莫斯科。”

      　　“您怎么啦，那还用说！……”

      　　邻桌的人一下子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起来了。柯里亚出于礼貌又听了一会儿，但一点儿也不懂，就转过身来。

      　　“他们懂俄语，”他轻轻地告诉尼古拉。

      　　“我这阵子想来点伏特加酒，”尼古拉中尉说，“为我们的相遇干一杯好吗，柯里亚？”

      　　柯里亚想说自己不会喝酒，但他不知怎么想起了另一次的相遇。于是他向尼古拉中尉谈起了瓦丽雅和维罗奇卡，当然，讲得最多的无疑是关于瓦丽雅。

      　　“你以为怎样，也许她真的会来，”尼古拉说，“只是到这里来要有通行证。”

      　　“我会申请的。”

      　　“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吗？”

      　　桌旁出现了一位高个子中尉坦克手。握过手以后，他自我介绍说：“安德烈。去军事委员部接收增征兵，路上耽搁了。不得不等到星期一了……”

      　　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是那个手很长的演奏者又拿起了小提琴，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柯里亚不知道这个体格不匀称、手很长、奇怪地老是眨巴眼睛的人拉的是什么曲子。他没去想是好是坏，只是听着，只感到有一团东西堵在喉咙里。这时他本会听任眼泪流出来的，但小提琴手恰恰在泪水即将夺眶而出的时候停止了演奏，柯里亚只是轻轻舒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您喜欢吗？”邻桌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间道。

      　　“非常喜欢！”

      　　“这是我们的鲁维姆契克。在布列斯特城里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比鲁维姆·斯维茨基更好的小提琴手了。如果鲁维姆在婚礼上演奏，那么新娘就一定会幸福。如果他在葬仪上演奏的话，……”

      　　柯里亚终究没有明白，要是斯维茨基在葬仪上演奏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有人在嘘他们了。上了年纪的人点了点头，听了一会儿，然后贴着柯里亚的耳朵轻声说：“请记住这个名字：鲁维姆·斯维茨基。无师自通的鲁维姆·斯维茨基，灵巧的手指，绝妙的听力，善良的心灵……”

      　　柯里亚久久地鼓掌。菜肴端了上来，尼古拉中尉把酒斟满了高脚酒杯，压低声音说道：“音乐——这很好。但是你再听听他说。”

      　　柯里亚疑惑地看了一眼坐在他们旁边的坦克手。

      　　“昨天取消了飞行员的休假，”安德烈低声说，“边防战士们说，每天夜里布格河对面都有马达的吼声。坦克，牵引车。”

      　　“说得很有趣，”尼古拉举起了高脚酒杯，“为我们相识干杯。”

      　　他们干了杯。柯里亚赶紧吃了一口菜，一面咀嚼一面说道：“莫不是挑衅？”

      　　“一个月以前从那面跑过来一个大主教，”安德烈又低声说，“透露德国人正在准备战争。”

      　　“可是塔斯社正式声明说……”

      　　“轻点，柯里亚，轻点，”尼古拉微笑了一下，“塔斯社——在莫斯科。这里是布列斯特。”

      　　晚饭端上来了，他们一齐动起手来，把德国人、塔斯社、边境和大主教统统忘到了一边。柯里亚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主教的话，因为他毕竟是为偶象服务的。

      　　后来小提琴手又奏了起来。柯里亚不吃了，他在听，拼命鼓掌。邻座的人也在听，但更多的是在低声谈论传闻，谈论每天夜里听到的反常的噪音，谈论德国飞行员经常越过边界线的问题。

      　　“可是又不能把它们打下来，有命令嘛。这不，咱们就只好团团转了……”

      　　“拉得多好啊！……”柯里亚兴奋极了。

      　　“嗯，拉得是有水平。朋友们，似乎要发生什么事情。可究竟是什么事呢？这还是个问号。”

      　　“没关系。总会有答案的，尼古拉微微一笑，举起了酒杯，“中尉同志们，为任何问题都有答案而干杯！……”

      　　天色已暗，大厅里点亮了灯。电力不足，灯泡的亮度时强时弱，墙壁上飘忽着暗影。中尉们把点的饭菜吃得净光！这时尼古拉便与穿黑色西服的公民结账：“今天，伙伴们，我请客。”

      　　“你打算去要塞？”安德烈问，“我劝你别去，柯里亚，天黑路远，不如跟我到军事委员部去，你就在那儿过一夜。”

      　　“何必到军事委员部去？”尼古拉说，“咱们回车站去得了，柯里亚。”

      　　“不，不。规定我今天去部队报到。”

      　　“那怎么行，中尉，”安德烈叹了口气。“提着箱子，深更半夜，穿越整个城市……”

      　　“我有武器。”柯里亚说。

      　　也许，他们本可以劝住他，因为柯里亚自己也开始动摇了，尽管身上有武器。如果他们能劝住他，那末，柯里亚就会去车站或者去军事委员部过夜了，可是在这当儿，邻桌那个上了岁数的人走近他们：“十分抱歉，红军指挥员同志们，十分抱歉。这位年轻人非常喜欢我们的鲁维姆·斯维茨基。鲁维姆此刻正在吃晚饭，我同他谈过了，他说他愿意专门为您，年轻的指挥员同志，再演奏一支曲子……”

      　　就这样，柯里亚哪儿也不去了。他留了下来，等待小提琴家专门为他演奏。那两个中尉走了，因为他们得去安排过夜的地方。他们紧紧握了握柯里亚的手，满脸笑容地同他告别，投进了夜的怀抱里，安德烈去捷尔仁斯基大街的军事委员部，尼古拉中尉则前往挤满了人的布列斯特车站。他们迈进了最短的夜，却如同永远消逝了一样。

      　　餐厅里的人渐渐稀少了，夜色正浓，无风的夜从敞开着的窗口潜了进来，平房林立的布列斯特渐渐进入了梦乡。一条条笔直的街上行人寂寥，掩映在丁香和茉莉花丛中的窗户里已熄了灯，只是偶尔有马车隆隆地驶过。静谧的城市渐渐沉入安宁的夜——这是一年之中最沉静、最短暂的一夜……

      　　柯里亚有点头晕，他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美好：不论是餐厅里渐渐减弱的喧哗，还是从窗口俏然而入的温暖的夜色；也不论是窗口外面神秘的城市，还是对那个打算专为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独奏一曲的、体格不匀称的小提琴家的期待——这一切他都觉得很美好。诚然，有一个情况打乱了他的期待心情，柯里亚不知道音乐家为他演奏他是不是需要付钱，不过随即又想了想，终于断定，自愿干好事是不用付钱的。

      　　“您好，指挥员同志。”

      　　小提琴手无声无息地走了过来，柯里亚立即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地嘟哝了句没有必要的话。

      　　“伊萨克说，您从俄罗斯来，您喜欢听我拉琴。”

      　　他长长的手中拿着弓子和小提琴，照样奇怪地眨着眼睛。柯里亚仔细一看，方才明白了原因，原来斯维茨基的左眼珠被一层白膜遮住了。

      　　“我知道俄罗斯指挥员们喜欢听什么。”小提琴手用尖下巴紧紧夹住小提琴，右手举起了弓子。

      　　于是小提琴奏了起来，乐声如怨如诉，大厅里又鸦雀无声，生怕不小心弄出声音来会使这个体格不匀称、眼珠上有一层白膜的小提琴手生气。柯里亚就站在他旁边，看着他那细长的手指如何在琴弦上抖动，又一次想哭而未能哭，因为斯维茨基不允许这些泪水涌出。柯里亚只是轻轻地叹息和微笑。

      　　斯维茨基演奏了《两眼乌溜溜》和《黑眼睛》，还拉了两首柯里亚初次听到的曲子。最后一支尤为凄婉、悲怆。

      “门德尔松〔门德尔松「一八○九年～一八四七年」，德国作曲家〕。”斯维茨基说，“您听得很专心，谢谢。”

      　　“我说不出……”

      　　“承蒙赏光。您是不是去要塞？”

      　　“是的，”柯里亚顿了一下承认说。“粟树大街……”

      　　“应当叫一辆轻便车，”斯维茨基笑了。“按你们的说法就是找个‘马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送您，我的侄女也要去要塞。”

      　　斯维茨基把小提琴放好，柯里亚在空空的存衣处领出了手提箱，他们走出餐厅。街上阒无一人。

      　　“请往左拐，”走到拐角的时候，斯维茨基说。“米罗奇卡——这是我的侄女，她在军官食堂里当厨师已经一年了。”她很有才能，是个真正的天才，她定能成为一个最了不起的主妇，我们的米罗奇卡……”

      　　灯光突然熄灭了。稀落的路灯、住宅窗户里和火车站上的亮光一下全熄灭了。全城陷入了一片黑暗。

      　　“真怪，”斯维茨基说。“我们怎么办呢？好象十二点了吧？”

      　　“莫不是出了故障？”

      　　“非常奇怪，”斯维茨基重复了一句。“您知道，我对您直说吧，自从东方人……就是说你们苏联人来了之后，对，是从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再摸黑了。我们不再摸黑，也不再失业了。我们城市再也没有失业的人了，这简直是奇迹，要知道，真的没有这种人！人们开始热闹地举行婚礼，大家一下子都需要鲁维姆·斯维茨基了！……”他轻轻地笑了。“对音乐家来说，事情多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不是在葬仪上拉曲子的话。如今我们会有音乐家，因为在布列斯特办起了一所音乐中学和一所音乐专科学较。这是完全正确的。都说我们：犹太人是喜爱音乐的民族。是的，我们是这种人。如果几百年来您常常侧耳倾听哪条街上有士兵的皮靴声以及隔壁胡同里是不是您的女儿在呼救，你也会成为音乐爱好者的。不，不，我不想触怒上帝，看来，我们还是走运的。看来，是福星高照呵，我们犹太人才感到自己也是人。啊，感觉到自己也是人这有多好！可是犹太人的脊梁怎么也直不起来，犹大人的眼睛怎么也笑不起来——多么可怕呵！婴儿一生下来就带着一双忧伤的眼睛，多么可怕啊。您记得我给您拉的门德尔松的的那支曲子吗？那支乐曲写的就是饱含忧伤的孩子的眼睛。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这只能用小提琴来表达……”

      　　街灯、车站上和几家住户的窗户里一下子都亮了。

      　　“大概发生了故障，”柯里亚说，“现在已经修好了。”

      　　“啊，是格鲁兹尼亚克老爷。晚安，格鲁兹尼亚克老爷！生意怎么样？”

      　　“在布列斯特能有什么生意，斯维茨基老爷？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健康。都愿意步行……”

      　　这两个男人开始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了起来，这时柯里亚站在一辆拉散座的四轮马车跟前。车上坐着一个人，但是路灯太远，照不见他的样子，柯里亚不知道车上坐的这个人是谁。

      　　“米罗奇卡，好孩子，快跟指挥员同志认识一下。”

      　　模糊的身影在车上扭动了一下。柯里亚忙点了点头，自我介绍说：“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尼古拉。”

      　　“指挥员同志是初次来我们城里。你要做个好主人，姑娘，给客人好好介绍介绍。”

      　　“我们会介绍的，”车夫说，“今夜真美啊，咱们又不急着上哪儿。晚安，斯维茨基老爷。”

      　　“一路平安，格鲁兹尼亚克老爷，”斯维茨基把细长的手伸给了柯里亚，他的手很有劲，“再见，指挥员同志。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对吗？”

      　　“一定，斯维茨基同志。谢谢您。”

      　　“请赏光，米罗奇卡，好孩子，明天来看看我们。”

      　　“好的。”她的声音有点胆怯而怅惆。

      　　马车夫把手提箱放进车座里，自己爬上了驭手座。柯里亚站在马车踏板上，再一次向斯维茨基点了点头。姑娘的身子挪到了角落里。柯里亚坐下了，深深陷在弹簧座里，马车在石板路上一摇一晃地起动了。柯里亚本想向小提琴手挥挥手，但座位太低、车帮太高，车夫宽阔的脊背又挡住了视线。

      　　“我们上哪儿去？”坐在角落里的姑娘突然低声问。

      　　“不是让你给客人介绍介绍城市吗？”马车夫说道，连头也不回。“真抱歉，我们这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有什么可介绍的呢？要塞？他正是要到那里去。运河？明天天一亮他就会看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还有什么呢？”

      　　“布列斯特大概很古老吧？”柯里亚尽量加重语气问。

      　　“如果从犹太人的人数来看，它跟耶路撒冷是同庚〔角落里发出了轻轻的笑声〕。瞧，米罗奇卡高兴了，她笑了。我一高兴，不知怎么就不想哭了。由此可见，世上的人兴许不是分为俄罗斯人、犹大人、波兰人、日耳曼人，而是分为非常愉快、愉快和不怎么愉快的人，是不是呢？长官老爷，您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呀？”

      　　柯里亚想说，第一，他根本不是什么老爷，第二，他不是长官，而是红军指挥员，但他没来得及说，园为马车突然停住了。

      　　“既然城里没什么值得看的，那还介绍什么呢？”马车夫一面从驭手座上下来一面问道。“那就只好让客人看一块石柱，都说它很著名。你就带客人去看看那个石头柱子吧，米罗奇卡。”

      　　“哎呀！”听得见角落里传来一声叹息。“我？……您带客人去吧，米哈西大叔！”

      　　“我还有别的事，”驭手走到马跟前，“喂，老马呀，今天咱们跑它一夜，明天再休息……”

      　　姑娘站起身来，拙笨地迈步跨向踏脚板。马车一晃，柯里亚一把抓住了米拉的胳膊，扶住了她。

      　　“谢谢。”米拉的头垂得更低了，“咱们走吧。”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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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0 | 3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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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糊里糊涂地跟着下了车。十字街头空荡无人。柯里亚摸了一下手枪套，以防万一，又瞅了姑娘一眼，只见她一瘸一拐地向人行道旁的围墙走去。

      　　“这就是。”她说。

      　　柯里亚走近一看，靠围墙的地方竖着一截离地面不高的石柱子。

      　　“这是什么？”

      　　“不知道。”她口音很重他说，有点难为情。“上面写的是有关要塞的边界。但现在天太黑。”

      　　“是的，现在大黑了。”

      　　因为有点尴尬，所以他们对这个并无出众之处的石块反倒看得异常认真、仔细。柯里亚摸了摸它，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道：“很古老。”

      　　他们又沉默了，当车夫喊“长官老爷，请上车吧！”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松了一口气。

      　　姑娘一瘸一拐地朝马车走去。柯里亚跟在后面，走到踏脚板前才想起来伸手扶了她一把。车夫已端坐在驭手座里。

      　　“现在去要塞吧，长官老爷？”

      　　“我不是老爷！”柯里亚生气他说，扑通一下坐到弹性很足的车座上。“我是同志，您懂吗？是中尉同志，根本不是老爷。就是这样。”

      　　“不是老爷？”车夫扯了一下疆绳，吆喝了一声，马儿慢悠悠地在石板路上走了起来。“既然您坐在我的后面，随时都可以拍拍我的背，您当然就是老爷。您瞧，我坐在马的后面，对马来说，我就是它的老爷，因为我可以抽它的背。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安排好了：老爷后面还有老爷……”

      　　现在他们行驶在用大鹅卵石铺砌的路上，马车颠得很厉害，无法再辩论下去了。柯里亚坐在弹簧座里直摇晃，他用一只脚顶住手提箱，竭力使身子在角落里坐稳。

      　　“栗树大街，”姑娘说，她也颠得够呛，但对付得比较轻松，“快到了。”

      　　过了铁路交叉口，马路往横向漫开了，楼房少了，路灯一盏也没有。不过夜空很明亮，马儿沿着熟悉的道路慢悠悠地走得很轻松。

      　　柯里亚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能看见类似克里姆林宫那样的建筑。但前方是一个轮廓看不清的、黑糊糊的东西，车夫勒住了马。

      　　“我们到了，长官老爷。”

      　　趁着姑娘下车的时候，柯里亚忙不迭地塞给车夫一张五卢布的钞票。

      　　“您很阔气呵，长官老爷。也许您有一个庄园，要不就是您在厨房里能印钞票吧？”

      　　“为什么？”

      　　“白天我往这里拉了一趟，只要了四十戈比。但是夜里，况且又是从您手里，我就收一个卢布。您给我一个卢布咱们就再见好了。”

      　　他付钱的时候，米罗奇卡走到一边，等着。柯里亚有点难堪，他把五卢布塞进口袋里，又找了半天一卢布的票子，嘴里嘟味着说：“当然，当然。是的，对不起，等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一张一卢布的钞票。柯里亚再次向车夫表示感谢，提起手提箱，走到米罗奇卡的跟前：“现在上哪儿？”

      　　“这里是检查站，”她指了指路旁的哨卡，“要出示证件。”

      　　“难道这就是要塞？”

      　　“是的。我们走过环城河上的桥，那儿就是北门。”

      　　“要塞！”柯里亚轻轻地笑了，“我还以为有城墙和炮台呢。原来这个布列斯特要塞竟是这种样子……”

      四

      　　在通行检查站，柯里亚被扣留了，因为单凭出差证件，岗哨不能放行！姑娘嘛，他们倒是放她过去了，所以柯里亚特别坚决他说：“叫值日官来。”

      　　“他在睡觉，中尉同志。”

      　　“我说过了，叫值日官来！”

      　　终于来了一个睡眼惺松的中士。他把柯里亚的证明信看了半天，歪着下巴打了个呵欠。

      　　“您迟到了，中尉同志。”

      　　“我有事。”柯里亚含糊地解释道。

      　　“您应当到小岛上去……”

      　　“我带他去。”姑娘小声说。

      　　“而‘我’是什么人呢？”中士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是你呀，米罗奇卡？你想代替值班？”

      　　“是的。”

      　　“好吧，你是我们的人。直接领他去三百三十三团兵营，那儿有出差来的人的往房。”

      　　“我要到自己的团部去。”柯里亚郑重他说。

      　　“明天早晨，咱们再弄清楚，”中士打了个呵欠。“早晨比夜里头脑要清醒得多……”

      　　穿过长而低矮的拱形门洞，他们来到了要塞。它的第一道即外围防御线，由沟壑和陡峭的壁障构成，那里已是灌木丛生。这里很安静，只听得见好象是从地底下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低沉的酣睡声和马儿均匀的鼻息声。在朦胧的夜色里隐约可见几辆运货的马车、帐篷、汽车、干草的垛捆。右面模模糊糊地显现出驻军的一排高射炮的黑影。

      　　“真安静，”柯里亚轻声悦，“一个人也没有。”

      　　“夜，就是这样的。”她大概在微笑。“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兵营了。看见灯火了吗？那是指挥员宿舍。答应在那里给我一间房，不然，从城里来太远了。”

      　　她拖着步子，走得很慢，却尽量显出轻松的样子而不落在后面。柯里亚只顾观看沉睡中的要塞，常常走到了前面。她吃力地赶上去，累得直喘。现在，他放慢了脚步，而且为了改变不愉快的话题很关切地问：“一般来说，这里的住房情况怎么样？指挥员的住房能保证吗，您知道吗？”

      　　“许多人是租房住。”

      　　“难租吗？”

      　　“不难。”她从侧面瞥了他一眼。“您有家眷吗？”

      　　“不，没有。”柯里亚不作声了。“只是为了工作方便，您知道……”

      　　“在城里我能为您找个房间。”

      　　“谢谢。暂时还不着急……”

      　　她突然停住脚步，往下拉住一棵树枝说：“丁香。已经开过了，还有香味呐。”

      　　柯里亚放下手提箱，规规矩矩地把脸凑向满是尘土的树叶。但是树叶没有一点好闻的气味，他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这里的绿树真多呀。”

      　　“很多。丁香，茉莉，金合欢……”

      　　她显然并不着急，柯里亚明白，由于她走路困难，现在累了要休息一下。夜异常静谧而和煦，柯里亚有点儿头晕，他也不急于上什么地方去，因为他还没有编人名册。

      　　“在莫斯科听到关于战争的消息吗？”她压低嗓门问。

      　　“关于战争？什么战争？”

      　　“我们这里的人都说要打仗了。”姑娘很认真地接着说，“人们在忙着购买食盐、火柴和其它商品，商店里几乎空了。西方人……就是那些从西方跑到我们国家来的人，是来躲德国人……他们说三九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怎么叫‘也是’？”

      　　“买不到食盐和火柴。”

      　　“真是胡说！”柯里亚很不满意他说道，“这跟食盐有什么相干，您说说，有什么相干？”

      　　“不知道。不过，没有盐就做不成菜汤。”

      　　“菜汤！”他轻蔑他说，“让德国人去储存食盐做菜汤好了。我们……我们将在敌人的国土上打击敌人。”

      　　“可敌人知道这一点吗？”

      　　“会知道的！”柯里亚不喜欢她的讥讽，他觉得这里的人很可疑。“要不要告诉您，这叫做什么？煽动性的流言蜚语，就是这么回事。”

      　　“天哪，”她叹了口气。“叫什么都成，只要不打仗就好。”

      　　“您不用怕。第一，我们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您显然低估了我们的威力。您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吗？我当然不能泄露军事秘密，不过，看来您是被允许接触保密工作的……”

      　　“我被允许熬菜汤。”

      　　“这无关重要，”他郑重地说道。“重要的是您被允许进入部队驻地。因此，您大概亲眼见到过我们的坦克……”

      　　“这儿什么坦克也没有，只有几辆装甲车罢了。”

      　　“您干吗要跟我说这些？”柯里亚皱起了眉头。“要知道，您不认识我，却把应当保密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点情况全城都知道。”

      　　“太遗憾了！”

      　　“连德国人也知道。”

      　　“您根据什么说他们也知道呢？”

      　　“唉！……”她挥了一下手，“您喜欢把别人看成傻瓜是不是？随您的便吧，不过，您哪怕有一次会想到，边境那边的人不都是傻瓜，那您最好马上跑到店铺里去，把全部工资都买了火柴。”

      　　“但，您知道……”

      　　柯里亚不想继续这场危险的谈话。他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打了个呵欠，心不在焉地问道：“这是什么房子？”

      　　“卫生所。如果您歇过来了……”

      　　“我？！”柯里亚有点恼火了。

      　　“我看得出，您拎东西很吃力哩。”

      　　“好吧。”柯里亚气冲冲他说，拎起手提箱。“上哪儿？”

      　　“把证件准备好，桥前面还有一个检查站。”

      　　他们默默地朝前走去。灌木丛越来越密了，砖砌便道的边缘是白色的，在黑暗里看得分外明显。迎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柯里亚知道他们快到河边了。这个想法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因为他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他很不喜欢这个跛脚姑娘的消息灵通，她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不傻，一张嘴能说会道，这些他都能听其自然。但她关于要塞里装甲力量的配备，关于部队已分散到各个兵营，甚至关于火柴和食盐等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就决不是偶然的了。柯里亚越是这么想，就越坚信不疑：同她的相遇，乘马车游览城区，诱导性的长谈——这一切全非偶然。他回想起自己在餐厅里的情形，回想起邻桌的人关于短裤的谈话、专门为他演奏的斯维茨基，这才恍然大悟，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有人在监视他，原来把他同另两个中尉分开，也是特意安排的。把他们分开了，同他聊够了，用小提琴曲麻痹了他的警惕性，又塞给他一个姑娘，现在就……现在他象一头山羊似的跟着她，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只有灌木丛，也许，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布列斯特要塞，何况他没有看见任何城墙和炮台。

      　　发现这一点之后，柯里亚的两肩不由得紧缩了起来，武装带顿时发出轧轧的响声，作为亲切的回答。这种轻轻的声响只有柯里亚自己听得见，它使他稍微平静了一点。然而为了防备万一了他还是把手提箱倒换到左手上，右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手枪套。

      　　“哼，让他们带我走吧，”他怀着痛苦的骄傲想道。“我付出生命是要高代价的，就这样……”

      　　“站住！通行证！”

      　　“来了……”柯里亚想，扑通一声把手提箱放在地上。

      　　“晚安，是我，米拉。有一个中尉跟我一起来啦。他是新来的，前面检查站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证件，中尉同志。”

      　　一束微弱的亮光向柯里亚照来。柯里亚用左手遮住眼睛，弯下了腰，右手不由地伸向手枪套……

      　　“卧倒！”检查站里有人喊叫，“卧倒，我开枪啦！值日官，快过来！中士！警报！……”

      　　通行检查站的哨兵大声喊了起来，吹起了口哨，拉开了枪栓。桥上有人咯咯咯地跑了过来，柯里亚习惯地卧倒，趴在地上。

      　　“他是自己人！自己人！”米罗奇卡喊道。

      　　“他在摸手枪，中士同志！我问他话，他却摸手枪！”

      　　“照一照，”光线照在趴在地上的柯里亚身上，另一个人——也是中士——命令道：“起来！缴枪！……”

      　　“我是自己人！”柯里亚一面爬起来一面喊道。“我是中尉，知道吗？是到这里来就职的。请看，这是证件，这是出差证件。”

      　　“既是自己人，你干吗摸手枪？”

      　　“我不过是抓痒！”柯里亚大声叫道。“抓抓痒，不过如此！可是他却喊‘卧倒！’”

      　　“他做得对，中尉同志，”中士说，一边翻看柯里亚的证件。“一星期以前，有一名哨兵在墓地被杀害了，这儿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懂。”柯里亚生气他说，“可干吗一下子就来那一套呢？怎么，连抓痒也不许吗……”

      　　米罗奇卡第一个忍不住了。她拍着手吃吃地笑，笑弯了腰，笑得直擦眼泪。中士也粗声粗气地跟着她大笑起来，哨兵也噗哧一声笑了，柯里亚也笑了，因为这件事闹得非常愚蠢，也很可笑。

      　　“我是在抓痒！只是抓了一下痒……”

      　　锃亮的皮靴、绷得紧紧的军裤、熨得平整的上衣，全都沾满了路上的尘土。柯里亚的鼻子上和圆圆的脸腮上也沾满了灰尘，因为他当时趴着，鼻子和脸腮都碰到了地上。

      　　“您抖落不掉的！”当柯里亚笑够了以后想拍去身上的尘土时，姑娘对他大声说。“尘土越拍越往衣服里去。得用刷子刷。”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去找刷子？”

      　　“能找到！”米罗奇卡乐滋滋他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吧，”中士说，“米罗奇卡，你好好帮他刷一刷，要不然，到了兵营同志们会笑破肚皮的。”

      　　“我会刷干净的，”她说，“放过什么电影啦？”

      　　“边防军那里放过《最后一夜》，团里演了《瓦列里·契卡洛夫》。”

      　　“世界水平的影片！……”哨兵说，“好家伙，契卡洛夫驾着飞机从大桥底下一钻——嘿，一下就过去了！……”

      　　“可惜我没看到。好吧，祝你们值班愉快。”

      　　柯里亚提起手提箱，向愉快的哨兵点了点头，跟着姑娘走到了桥上。

      　　“这是布格河？”

      　　“不，这是穆哈维茨河。”

      　　“哦……”

      　　他们过了桥，走过三拱大门，向右拐，顺着一座低矮的两层楼房向前走去。

      　　“这是环形兵营。”米拉说。

      　　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几百人的鼾声。兵营厚厚的砖墙里面，值班灯还亮着，柯里亚看见了双层床铺，看见了熟睡的士兵、折叠整齐的军服和一字排开的笨重的皮鞋。

      　　“我领导的排也睡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想。“不久我就该值班查夜了……”

      　　有的地方，灯光照亮了一些埋头读书的值班员的光脑袋，照亮了一堆堆架成角锥形的枪支，还照亮了一位嘴上无毛的中尉，黎明前他一直坐在那里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不大好懂的第四章。

      　　“我也将这样坐在那里，”柯里亚想。“备课，写信……”

      　　“这是哪个团？”他问道。

      　　“天哪，我把您带到哪儿来啦？”姑娘突然轻轻地笑了起来。“向后转！跟我开步走，中尉同志。”

      　　柯里亚有点踌躇，他不明白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在指挥他。

      　　“为什么？”

      　　“您先得把尘土刷一刷，拍一拍，掸一掸。”

      　　自从在桥头通行检查站闹了那个笑话之后，米拉再也不拘束了，有时还要吆喝几声哩。不过柯里亚也不见怪，他觉得，既然可笑，就应当笑嘛。

      　　“您打算在哪里拍打我呢？”

      　　“跟我走吧，中尉同志。”

      　　他们从环形兵营旁的小路上拐了过来。右面出现一座教堂，教堂后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听得见有的地方战士们在低声交谈，附近还有马儿的鼻息声。空气里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干草味和马汗味，柯里亚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部队气息，不觉为之一振。

      　　“我们是到食堂去吗？”他问了一句，想起姑娘是专门负责熬菜汤的，便尽量摆出自己无须他人指点的样子。

      　　“这样满身灰尘的人，难道能进食堂吗？”她高兴他说，“不，我们先去仓库，赫里斯嘉大婶会帮您刷干净灰尘的。然后，也许还会请咱们喝茶呐。”

      　　“不，不，谢谢，”柯里亚郑重他说，“我得去团部值班室。我必须今天报到。”

      　　“还今天报到呐，星期六都过完了两个小时啦。”

      　　“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赶在早晨到来之前，您懂吗？一天总是以早晨开始的。”

      　　“对我可不是。当心，台阶。请弯腰。”

      　　他跟在姑娘身后，沿着又陡又窄的梯级往地下走去。米拉打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微弱灯光照亮了梯级，柯里亚看见了低矮的拱形天花板、砖砌的墙壁和粗糙笨重的石头台阶，不禁一惊。

      　　“是地下通道吗？”

      　　“仓库。”米拉又打开了一扇门，喊道：“您好，赫里斯嘉大婶！我带来了一位客人！……”

      　　说着，退了一步，让柯里亚走到前面去。但是柯里亚立在原地，犹豫地问：“是这里吗？”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您别怕！”

      　　“我不怕。”柯里亚认真他说。

      　　他走进一间宽敞、幽暗的房间，顶上是沉重的拱形天花板。三盏暗淡的电灯勉强照亮了地下室，柯里亚只看清了面前的一堵墙，墙的上端，紧接着天花板的地方有儿个象射击孔似的通风口。地下室里很阴凉，而且很干燥，砖头地板上有的地方垫着河沙。

      　　“我们来啦，赫里斯嘉大婶！”米拉一边大声说，一边把门关上。“您好，安娜·彼得罗夫娜！您好，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大家好呵！”

      　　她的声音在这个掩蔽室的拱顶下嗡嗡回响，这声音不是消失了，好象溶化了似的。

      　　“你们好。”柯里亚说。

      　　他的眼睛慢慢地适应了这半明不暗的环境，他看见了两个妇女——一个很胖，一个不太胖——和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准尉，他正蹲在铁炉于旁边。

      　　“啊，爱唱歌的小鸟儿来啦，”蓄着胡子的准尉笑着说。两个妇女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桌上堆满了各种布袋、纸袋、罐头和一包包的茶叶。她们正在用纸包东西，对于他们的到来毫无反应。就连准尉也没有象通常见到上级军官时那样站起身来，他无动于衷地在点炉子，把一块块旧木箱板条塞进炉膛里。炉子上放着一把大铁壶。

      　　“你们好，你们好！”米拉搂着两个妇女的肩膀，挨个儿吻了吻她们。“东西全领来了？”

      　　“我是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个胖胖的妇女严厉地问道，“我让你八点钟以前回来，可你天快亮了才来，连觉也不睡。”

      　　“啊，赫里斯嘉大婶，别骂人，我会睡个够的。”

      　　“在哪儿搭上了个军官，”那个叫安娜·彼得罗夫娜，年纪轻一些的妇女有点不高兴地说，“是哪个团的，中尉同志？”

      　　“我还没有编入名册，”柯里亚郑重其事他说，“刚到……”

      　　“可是已经弄了一身上了，”姑娘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在平地上摔了一跤。”

      　　“常有的事，”准尉宽容他说道。

      　　他划了一根火柴，炉火一下呼呼地着了起来。

      　　“能找个刷子就好了，”柯里亚叹了口气。

      　　“摔得够呛啊，”赫里斯嘉大婶板着脸孔嘟哝道，“我们这里的尘上特别粘身。”

      　　“快帮他一下吧，米罗奇卡，”安娜·彼得罗夫娜笑了，“看得出来，他是因为你才在乎地上摔了一跤。”

      　　这里都是自己人，所以说话很随便，用不着害怕刺伤对方。柯里亚一下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没言语。这时，米拉去找了一把刷子来，又在角落里的洗手盆里把它洗干净了，然后象个大人似他说：“走，去刷刷干净吧，唉，真是……”

      　　“我自己来！”他忙说，“我自己来，您听见没有？”

      　　但是姑娘左脚一破一跛地向门口走去，一点也不生气，柯里亚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只好跟在她的后面走了。

      　　“瞧，她可真行！”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准尉满意他说，“做得对，小鸟儿：对咱们的弟兄就应当这样。”

      　　米拉不顾柯里亚的抗议，使劲地在给他刷，冷淡地下达着命令：“胳膊！”“转过身去！”“别动！”柯里亚起初还争辩几句，后来就不吭声了，因为他知道，说也没有用。他驯顺地抬起胳膊、转过身去抑或相反，站着不动，气呼呼地按捺着自己的懊恼。不，他倒不会因为这个淘气的姑娘此刻高兴地让他转来转去而生气，但她的语气里明显流露出保护者的声调，使他有点心烦意乱。何况，他至少也比她大三岁，他是个指挥员，有权支配整整一排人的命运，而这个黄毛丫头的表现，似乎当指挥官的不是他，而是她，所以柯里亚很生气。

      　　“请不要叹气！我给您刷灰，您却叹个没完。这对健康有害呀。”

      　　“有害，”他随声附和说，“哦，是有害！”

      　　当他们再顺着那个很陡的梯级走到仓库里的时候，天已经有点亮了。桌子上只留下了面包、白糖和几只茶缸，大家围坐在桌旁，不急不忙地在聊天，等候大铁壶里的水烧开。除了两位妇女和蓄着胡子的准尉，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面带愁容的上士，一个是头发推得很可笑的年轻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不停地打呵欠，上士则生气地在说：“大家都去看电影，首长却把我叫住了。‘等一等，’他说，‘费奥多尔楚克，有件事交给你。’‘能有什么事呢？’我想。原来是这么一件事：他说，‘你把所有的弹盘都卸下来，费奥多尔楚克，他说，‘你把子弹带里的子弹都取出来，’他说，，把它们统统擦干净，涂上润滑油，再装进去。’好家伙！这活得一个连不停顿地干三天才能干完。而我，就一个人呐：两只手，一个脑袋。‘派个帮手吧，’我说。于是就让瓦西亚·沃尔科夫这只公鸡来帮忙了，他是一个头发剃了还不满一年的新兵。他会干什么？他会睡觉，会用槌子砸伤手指，眼下别的都不会。我说的对不对，沃尔科夫？”

      　　作为回答，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又美美地打了个呵欠，咂了咂两片厚嘴唇，竟出乎意料地笑了：“真想睡觉。”

      　　“睡觉！”费奥多尔楚克不满意他说，“到妈妈身边睡去吧。在我这儿，瓦西亚特卡，你就得从机枪子弹带里把子弹取出来，一直干到起床号响。你懂吗？现在我们喝点茶，一会儿就回去执行任务。赫里斯嘉·雅可夫挪，你今天可不要舍不得给我们喝点热茶呀。”

      　　“我给你喝焦油，”赫里斯嘉大婶一边说，一边往滚开的茶壶里放了一小方茶砖。“现在咱们把桌子摆好，吃点东西。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中尉同志？”

      　　“谢谢，”柯里亚说，“我得到团里去，去找值班的。”

      　　“来得及，”安娜·彼得罗夫娜说，“您的职位跑不了。”

      　　“不，不，”柯里亚一个劲儿地直摇头，“就这样我也迟到了：本应星期六报到的，现在已经是星期天了。”

      　　“现在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而是静静的夜，”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说，“而夜里嘛，值班的也该打一会儿盹嘛。”

      　　“最好还是坐到桌前来吧，中尉同志，”安娜·彼得罗夫娜笑着说，“让我们一起喝点茶，互相认识一下。您打哪儿来？”

      　　“莫斯科，”柯里亚犹豫不决地在桌前坐了下来。

      　　“从莫斯科来，”费奥多尔楚克怀着敬慕的心情慢慢说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什么情况？”

      　　“一般情况。”

      　　“越来越好，”柯里亚认真他说。

      　　“工业品情况怎么样？”安娜·彼得罗夫娜关心地问，“这里的工业品不怎么样。您要有数呀，中尉同志。”

      　　“工业品关他什么事？”米拉笑着说，也坐到了桌旁，“我们这里工业品对他毫无用处。”

      　　“这就很难说了，”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摇了摇头，“要买件波士顿呢料西眼可是一件大事，不容易呀。”

      　　“我不喜欢穿便服，”柯里亚说，“况且，我的衣服全由国家供给。”

      　　“国家供给，”赫里斯嘉大婶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它就给您皮带：让您好套车去。”

      　　睡眼惺松的红军战士瓦西亚瞒珊着从炉子那边走到了桌子眼前。他坐在柯里亚的对面，直楞楞地望着他，不停地眨着眼睛。柯里亚老是与他的目光相遇，也总是皱着眉头把视线移开。而这位年轻的战士却毫不在乎，象小孩子那样，仔细、认真地注视着他。

      　　姗姗而来的黎明懒洋洋地从狭小的通风口爬进了地下室。它聚集在拱形天花板下，慢慢地驱赶着黑暗，但黑暗并不消失，而是退到角落里去了。发黄的灯光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地下室里变暗了。准尉关了电灯，室内反而更昏暗更阴沉了，所以，妇女们嚷嚷开了：“大黑了！”

      　　“应当节约用电。”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嘟哝了一句但又打开了灯。

      　　“今天城里停过电，”柯里亚说，“大概是出了故障。”

      　　“这是可能的。”准尉懒洋洋他说，“我们有自己的小电站。”

      　　“我喜欢黑暗，”米拉说了句直话，“当一片黑暗的时候——就不害怕了。”

      　　“恰恰相反！”柯里亚说，但他立刻感到不对头，又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这都是对黑暗的各种神秘的想象而已。”

      　　瓦西亚·沃尔科夫又美美地放声打了个呵欠，费奥多尔楚克还是带着满脸的不高兴说：“黑暗，对小偷倒是方便。偷盗抢劫——为了这才有黑夜的。”

      　　“干别的事也用得着呀。”安娜·彼得罗夫娜笑着说。

      　　“哈！”费臭多尔楚克掩住了笑，瞟了一眼米拉，“说得对，安娜·彼得罗夫娜。这就是说，我们也偷偷摸摸，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不偷偷摸摸，”准尉严肃他说，“我们是躲着。”

      　　“好事用不着躲躲藏藏，”费奥多尔楚克毫不妥协地又嘟哝了一句。

      　　“要避开毒眼啊，”赫里斯嘉大婶一边看了看茶壶，一边意味深长他说，“好事也得离毒眼远点。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的茶烧好了，拿糖吧。”

      　　安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每人一块很硬的颜色已经有点儿发蓝的白糖。柯里亚把糖全放进了缸子里，其他人则把糖分成更小的小块。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把水壶拎了起来，给大家倒开水。

      　　“吃点面包吧，”赫里斯嘉大婶说，“今天烤得还算不错，面没发过头。”

      　　“喂，给我面包头！”米拉立刻说。

      　　拿到面包头，她得意地看了柯里亚一眼。但是柯里亚早已过了这种孩子气的年龄，所以他只是宽容地笑了笑。安娜·彼得罗夫娜瞥了他们一眼，也笑了，但似乎在偷偷地笑。这使柯里亚不大高兴。

      　　“好象我在追求她似的，”他这样想，心里有点委屈，“大家干吗都爱瞎想呢？……”

      　　“女主人，你这里没有马加林油〔一种人造奶油〕吗？”费奥多尔楚克说，“光吃面包顶不了劲儿呀……”

      　　“我去找找。也许有。”

      　　赫里斯嘉大婶走到地下室晦暗的角落里去了，大家在等她，都不去碰茶缸。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双手捧起缸子，打了最后一个呵欠就完全醒了。

      　　“你们喝茶呀，喝呀，”赫里斯嘉大婶在角落里说，“这就找到……”

      　　从狭小的通风口射进来一道阴森森的蓝光。天花板下的电灯泡摇晃了起来。

      　　“是下雷雨了？”安娜。彼得罗夫娜惊奇他说。

      　　地面上响起了沉重的轰隆声。霎时间，电灯灭了，一道道刺目的闪光不时从通风口射进地下室里。墙壁在抖动，天花板上直往下掉灰尘，透过震耳欲聋的吼声和呼啸声愈来愈清晰地听见重磅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

      　　他们都沉默了。各自坐在自己的位于上一声不吭，机械地拂去从天花板上掉落在头发上的灰尘。在透进地下室的绿色亮光里，一张张面了、显得苍白而紧张，似乎大家都在努力倾听某种被排炮急骤的吼声永远压下去了的声音。

      　　“弹药库！”费奥多尔楚克突然叫了一声，他直摇头，“弹药库爆炸了！一点儿没错！我忘了关灯！忘了关灯！……”

      　　附近的什么地方也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沉重的大门在抖动，桌子移动了位置，天花板上掉下来一整块灰泥。窒人的黄色浓烟冲进了通风口。

      　　“战争！”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喊了起来，“这是战争，同志们，是战争！”

      　　柯里亚暮地站了起来，碰翻了茶缸。茶水洒在他刷得干干净净的裤子上，但他并没有觉察到。

      　　“站住，中尉！”准尉跑过去抓住他，“你上哪儿去？”

      　　“放开！”柯里亚喊道，他在挣脱，“放开我！放开，我应当到团里去！到团里去！我还没有报到呢！还没有列入名册，懂吗？！”

      　　他推开了准尉，冲向被碎砖块堵塞了的大门，侧着身子沿着难以通过的阶梯向上爬去。脚下，又一块灰泥重重地掉了下来。

      　　外面的门已被爆炸气浪掀掉了，柯里亚看到了橙黄色的大火。狭窄的走廊里浓烟滚滚、尘土飞扬，炸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掩蔽室摇晃得很厉害，周围一片哀号声和呻吟声。

      　　这一切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时间四点十五分……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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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2 | 4 楼

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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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名册之二

      作者：鲍·瓦西里耶夫

      提供：　　ＳＳ旗队长

      　

      　一

      　　当普鲁日尼科夫跑到了上面——他所不熟悉的、熊熊燃烧着的要塞正中心时，炮轰仍在继续，但似乎已经放慢了节奏：德国人把火力圈移到了外围。炮弹仍在下落，却不再是盲目地滥炸了，而是严格地针对一定的方位发射，因此普鲁日尼科夫得以仔细地观察一番。

      　　周围一切都在燃烧。环形兵营、教堂附近的房屋、穆哈维茨河岸的汽车库在燃烧。停车场上的汽车、岗楼、临时建筑物、商店、菜窖——所有这一切，凡是能够燃烧的统统在燃烧，甚至不能燃烧的也在燃烧。在烈焰的怒吼声中、在炮弹的轰隆声和炽热弹片的交错纷飞中，一些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人们在东奔西突。

      　　还有马在嘶鸣。它们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在普鲁日尼科夫背后的马厩附近嘶鸣不己，这种泅非寻常的、骇人的叫声一时压倒了其它的一切声音，就连偶尔从燃烧的汽车库里传出的可怕的、非人的呼喊声也给淹没了。那里，在满是油污和汽油、被牢固的铁栅窗户封闭着的汽车库里，此刻人们正在被活活烧死。

      　　普鲁日尼科夫不熟悉这个要塞。他是同米拉姑娘一起在夜里走来的，而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个要塞正是一片浓烟烈火、弹片纷飞。他仔细看了一会儿，勉强认出了三拱大门，于是他决定向那里跑去，固为检查站的值班员应当记得他，并且会告诉他现在他应该往哪儿去。而到什么地方去、向什么人报到——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柯里亚两手捂住后脑勺，越过一个个弹坑、土堆和砖堆，向三拱大门跑去。他正是捂住了后脑勺，因为他可怕地感到，那锋利的、炽热的炮弹片时刻都会扎进他那精心理过而又没有保护的后脑勺里。困此他怪模怪样地将两手交叉在后脑勺上，跌跌撞撞、笨拙地向前奔跑，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他没有听见炮弹的撕裂吼声，在这一吼声到来之前，他整个背部都感觉到某种庞然大物的逼近，因而两手死死抱住后脑勺，一头扑进邻近的一个弹坑里。在等候炮弹爆炸的瞬间，他的两手两足以及整个身体，象螃蟹似地往坚硬的干沙里钻。随后他还是没有听见爆炸声，而只是感觉到，突然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把他往沙土里推去，这股力量如此猛烈，使他都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压迫下他蟋缩了起来，张着大口贪婪地吸着气。但在这突然出现的天昏地暗中他又吸不到空气。接着，有一种沉重的、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倾倒在背上，于是吞一口空气的希望破灭了，断断续续的知觉最终彻底失去了。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知觉，他完好无恙，渴望活着。他苏醒了过来，头疼得厉害，胸腔很闷，四周阎寂无声。他以为炮火停息了，但是后来意识到，那只是由于他刚刚苏醒、神志恍愧、听不见了的缘故。这一点儿也没有使他害怕；他从压在身上的沙土底下爬了出来，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吐出令人生厌的血和弄得牙齿咯吱作响的沙土。

      　　“爆炸，”他拼命回忆，苦思冥想地搜索着这个字眼，“准是哪个仓库坍塌了。而准尉和那个跛脚的姑娘也都……”

      　　他费力地和漠然地回忆着，宛如回忆某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事情，他力图搞清楚，他是要往哪儿跑和干什么去，但是头脑还不听使唤。他只是坐在弹坑底部，一个劲儿摇晃着脑袋，吐着嘴里血染的沙上，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由于什么和为什么坐在这里。

      　　弹坑里散发着难闻的硝烟气味。普鲁日尼科夫木然地想道，应当爬到上面去，在那里他会快一点缓过气来和使头脑清醒一些，但身子怎么也不想移动一下。他那压伤了的肺部呼呼直喘，他吞咽着这种令人作呕的臭气，每吸一口都感到它那讨厌的苦味。他又一次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有人滑到了坑底，出现在他的背后。他的脖子已动弹不得，所以整个身子转了过去。

      　　一个穿蓝背心、黑裤权和戴航空帽的小伙子坐在斜坡上。他的脸腮上淌着血，他一直不停地用手掌擦，惊讶地看看手掌上的血，又擦起来。

      　　“德国人在俱乐部里，”他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半是根据他嘴唇的动弹，一半是听见了。

      　　“德国人？”

      　　“千真万确。”战士不慌不忙他说，他只顾着擦顺着脸腮徐徐流淌的血。“向我猛扫了一梭子。是冲锋枪打的。”

      　　“他们人多吗？”

      　　“谁还去数过呢？有一个朝我猛扫，所以我的脸颊破了。”

      　　“是子弹打的吗？”

      　　“不。是我自己摔了一跤。”

      　　他们安然地交谈着，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游戏，仿佛说的是邻院那个男孩的弹弓打得很准。普鲁日尼科夫试图恢复自己的意识，试图恢复对自己的手和脚的感觉，他口中在问但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他只是用心地去听对方的答话，因为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听见了还是只是猜到了这个摔破面颊的小伙子说的话。

      　　“康达科夫被打死了。他从左面跑，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抽搐了起来，两脚直蹬，象个癫痫病人。昨天白天值过班的那个古尔吉斯人也被打死了。比康达科夫还早。”

      　　这个战士还讲了点什么，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摹地停止了对他的谛听。不，他现在几乎听见了一切——既有马厩附近受伤的马的嘶鸣，又有爆炸声，既有烈火的怒吼声，又有远处的射击声，——他什么都听见了，因而也就平静了下来，不再去听那小伙子说了。他回味了一下这个红军战士刚才告诉他的一切，领悟了至为重要的一点：德国人闯进了要塞，而这就意味着的确是爆发了战争。

      　　“……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肠子好象还会呼吸。真的，肠子自己会呼吸！……”

      　　这个喋喋不休的小伙于的声音一瞬间钻进了他的耳朵里，可普鲁日尼科夫——此时他已能够控制自己——立即把这种哺哺自语当作耳旁风了。他作了自我介绍，讲了自己要到哪个团里去，问了怎样走法。

      　　“你会被打伤的，”战士说，“既然他们占据了俱乐部——这是在一所昔日的教堂里，——就是说，他们必然用冲锋枪猛扫。从那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了如指掌。”

      　　“那您是往哪儿跑呢？”

      　　“去取弹药。派我和康达科夫去弹药库，结果他被打死了。”

      　　“谁派的？”

      　　“一个什么指挥员。一切都乱了套了，你都弄不清楚，哪是你的指挥员，哪是别人的。起初我们跑了好一阵子。”

      　　“派你们到哪儿去取弹药？”

      　　“可德国人就在俱乐部里。守在俱乐部里，”战士恰然自得地、津津乐道他讲着，简直象是在给孩子讲故事。“不论往哪儿派，也甭想过得去。他们猛扫得多厉害啊！……”

      　　他喜欢用“猛扫”这个词儿，而且说得尤其绘声绘色，仿佛从这词儿里听得见子弹的嗖嗖声。但普鲁日尼科夫此刻最关心的是弹药库，他期望在那里弄到冲锋枪，或者自动步枪，最次也得弄到一支普通的三线步枪和足够的子弹。武器不仅可以使他投入战斗，使他向盘踞在要塞中心的敌人射击；而且也可以保证他个人的自由，因此他想尽可能快点把武器弄到手。

      　　“弹药库在哪里？”

      　　“康达科夫知道。”战士不大乐意他说。

      　　面颊上，血已经不流了——显然，瘀结了，但他依然不停地用手指小心地去摸那深深的伤口。

      　　“见鬼，”普鲁日尼科夫火了，“呶，这个弹药库能在哪儿呢？是在我们左面还是右面？在哪儿？要知道，如果德国人深入到要塞里来，他们也就有可能撞上我们，这您想过没有？用手枪是无法打退他们的。”

      　　最后一个理由显然使小伙于感到窘迫，他惊惧不安地和有所领悟地瞧着中尉，不再摸面颊上的血痴了。

      　　“好象是在左面。我们跑的时候，他是在右面来着。要不——不对，康达科夫嘛是在左面跑。等一等，让我瞧瞧他躺在哪儿。”

      　　他翻过身趴在地上，敏捷地往上爬去。爬到坑沿上他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神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摘下了航空帽，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推去了不久的脑袋探到坑外。

      　　“瞧，康达科夫，”他压低了声音说，没有回过头来。“一点儿也不动了，完了。我们差一点就跑到了弹药库：我看得见它。似乎没有被炸毁。”

      　　普鲁日尼科夫猫着腰走上斜坡——他不愿意当着这么年轻的这个红军战士的面爬——伏在战士的身旁，向外眺望。不远的地方的确躺着一个穿军服和马裤、但没有皮靴和航空帽的死人。在白秃秃的沙地上他那黑乎乎的脑袋显得特别突出。这是普鲁日尼科夫看到的第一个死人，一种恐怖而又好奇的感觉不由得袭上他的心头。为此他沉默了许久。

      　　“瞧，那就是康达科夫，”战士叹了口气，“喜欢吃糖，乳脂糖。可他吝啬得很，连一小块面包你也要不出来。”

      　　“好啦。弹药库在哪儿？”普鲁日尼科夫问道，竭力把视线从曾经非常爱吃乳脂糖而又悭吝的那个死者康达科夫身上移开。

      　　“瞧，那边有个土丘似的地方。您看见了吗？只是它的入口在什么地方，这我可说不上来。”

      　　离弹药库不远、被炮弹炸得枝权脱落的绿树后面，望得见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这就是俱乐部，按照这位战士的说法，那里已被德国人占领。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从那里射出了短促的几排冲锋枪予弹，但他弄不清楚，那是朝什么方向打的。

      　　“是朝白宫打的，”战士说，“您再往左看，那是工程部大楼。”

      　　普鲁日尼科夫往那边一瞧：在一座被大炮瞄准射击过的建筑物那低矮的围墙里面，趴着一些人。他清晰地看到他们密集的、不规律的射击的火光。

      　　“按我的口令，我们跑到……”他顿了顿接着说，“……跑到康达科夫那里。即使德国人没有开火，也要在那里卧倒。明白了吗？注意。准备。前进！”

      　　他直着身子往前跑去，没有弯腰，不只是由于他的头还有点晕，而且为了不在这个惊慌失措的蓝背心小伙子眼里显得自己胆小。他一口气跑到死者那里，但是没有按照他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在那里卧倒，而是继续往前跑，朝弹药库跑去。刚一跑到那里，他突然害怕了，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被打死似的。顷刻间，战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普鲁日尼科夫赶忙排遣了内心的恐惧，甚至还对这个令人发笑的推光了头发的红军战士莞尔一笑：“你呼哧什么？”

      　　战士没有回答，也笑了一笑，他俩的笑有如两滴水珠似的相象。

      　　他们围着上丘转了三次，但哪儿也找不到类似入口的地方。周围一切都被炸得底朝天，不知是入口被炮轰堵塞了呢，还是前来的这位战士记错了地方，抑或康达科夫当时根本不是往这个方向跑的，普鲁日尼科夫此时只明白了一点：自已是从远处那个安全的弹坑换到了这个靠近教堂的、几乎是完全暴露的地方，身边却只有一支手枪。他忧心仲仲地看了看白宫低矮的围墙，看了看不规律的射击的火光：那里是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迫不及待地要到他们那里去。

      　　“往我们的人那儿跑，”他头也没回就说，“我数到‘三’就开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战士叹了口气，“可他们会向我们的前额猛扫的：正好是朝这边瞄准。”

      　　“他们不会猛扫的，”普鲁日尼科夫说道，心里也有点儿打鼓。“我们是自己人嘛，是红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红的”，就象小时候在院子里游戏时扮演恰巴耶夫那样，但是谁也不承认他是恰巴耶夫，所以他只好满足于当骑兵连长日哈廖夫这一角色。

      　　按照他的命令他们又开始跑了，跨过弹坑和尸体，既不卧倒也不弯腰。他们迎着火力跑，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喊“是自己人！”，但是对面依然朝他们射击再射击，好几次他都清晰地听见子弹就在身边噗噗地响。这一次他们又十分幸运：他们跑近围墙，一越而过，气吁吁地伏在地上，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和自己人中间。然而，衣纽整齐但军服肮脏不堪的那个凶狠的上尉却气冲冲地嚷道：“应当采取跃进的方式，懂吗？跃进的方式！……”

      　　喘过气来以后，普鲁日尼科夫本想汇报一下情况，但是上尉没有听他的汇报，而是派他到防线薄弱的左翼去执行任务：对杰列斯波里大门作专门的观察。他深信，德国人是从那里冲进来的。于是十分简短地向普鲁日尼科夫介绍了一下情况以后，上尉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答，就皱着眉头补充道：“在中士那里领一支步枪。仔细盯着大门，明白了吗？我们只要能坚守到自己人来就行。”

      　　上尉指望坚守到哪些“自己人”来以及他们将会从哪里出现，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进一步询问。他自己就相信，自己人眼看就会到来，一切也都会井然有序。现在只需要坚持。不过是向敌人射击，如此而已。

      　　来到左翼以后，普鲁日尼科夫什么中士也没找到：楼房的一角在徐徐燃烧，懒洋洋地从浓烟里吐着火舌，而在围墙跟前趴着几个裸露身体的战士和两个带杰格佳廖夫〔杰格佳廖夫「一八八○年～一九四九年」，苏联军械工程师〕式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

      　　“为什么不救火？”普鲁日尼科夫怒冲冲地问道。

      　　谁也没有回答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带一个高大水塔的大门。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的命令不合时宜，便向机枪手打听中士在什么地方。年岁大的那个把头一甩：“在那儿。”

      　　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俯伏在地上，穿一双破靴子的两脚撇得很开。他那黑乎乎的脑袋，其前额紧靠在步枪的瞄准尺上。当普鲁日尼科夫摇了摇他的肩膀时，他的头沉重地晃了一下。

      　　“中士同志……”

      　　“他已经死了。”一个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立即缩回了手，惶惑地环顾了一下，但此刻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他想要死者手里的那支步枪，可他不愿再去触及死者，于是就抓住枪柄往外拉，但是死者依然紧紧握住了它，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拉呀拉呀，而死者那黑乎乎的圆脑袋木然地抖动着，额头直碰瞄准尺。

      　　“他们又在跑，”有人说了一句，“这是八十四团的小伙子们。”

      　　“是乐队的，”第二个人说，“他们的兵营在那里，在大门顶上……”

      　　俱乐部方向响起了几排短促的干巴巴的射击声。普鲁日尼科夫弄不清这是往哪儿打的枪，但他立即卧倒在死者中士身旁，继续从他僵硬的手中使劲拉那支三线步枪。死者一度紧抓不放，但是后来他那僵硬的手指突然松开了，普鲁日尼科夫把枪抓到手以后，头也不回地向围墙稍远处的一角爬去。

      　　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有几个战士在东奔西突。有一个手中拿着一把擦得锃亮的号，它时不时闪烁出太阳的耀眼的反光。德国人的枪声稀疏零落，这些乐队的小伙子们时而卧倒，时而跃起，继续辗转前进。马厩附近，马在挣扎，发出了剧烈的响鼻声，普鲁日尼科夫更多是在眺望它们，当他重新把视线移向大门方向时，乐队的小伙子们已经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太阳的欢快跳跃的光点也被随身带走了。

      　　“瞧这八十四团的！”边防战士对一号机枪手大声说，“莫不是向我们这里跑？”

      　　从环形兵营那里，红军战士们以正规的跃进方式向前推进。他们不是那些惊慌失措的乐队小伙子，而是手待武器的战士，因此，德国冲锋枪手立即加强了火力。

      　　身旁猛烈响起杰格佳廖夫式机枪的射击声：边防战士向教堂射去了几排短促的子弹，掩护着自己的同志。

      　　“开火！”普鲁日尼科夫喊道。

      　　他为自己而喊，因为他必须发号施令不可。但是，命令是下了，可他怎么也无法射击，原来中士的这支步枪里没有子弹，普鲁日尼科夫只是枉然地拼命扳动枪机，反复拉开枪栓。

      　　“快命令上子弹，中尉！”二号机枪手喊道，他是个黑头发的高个子，军服上别有伏罗希洛夫狙击兵徽章。“子弹快没了！”

      　　普鲁日尼科夫穿过布置稀疏的散兵线跑向大楼。他拖着步枪在着火了的大楼附近转悠了好久，哪儿也找不到那位上尉。

      　　“子弹！子弹在哪儿！”

      　　“到地下室去要，”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晃着膀于的中士说，“小伙子们都是从那里往上搬的。”

      　　散发着臭味的浓烟徐徐漫进了地下室。普鲁日尼科夫顺着陡直的磨损了的梯级摸索着走下去，不停地咳嗽和擦着眼泪，好不容易在半明不暗的地下室里看清了一些伤兵，于是问道：“子弹在哪里？”

      　　“全光了，”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妇女的声音，“上面的情况怎么样，知道吗？”

      　　普鲁日尼科夫很想看看说话的这个妇女是谁，但他左看右看，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从兵营那里正在向我们突围，”他说，“好象是第八十四团的。您没见到上尉吗？”

      　　“过来吧。当心点：地板上躺着人。”

      　　靠墙的地方躺着上尉，身上的军装上衣污迹斑斑，直撕到腰。他那胡乱地缠着绷带的胸部微微起伏，随着每一次呼吸，闭成了一条线的惨白的嘴唇上便冒出一些粉红色的泡沫。普鲁日尼科夫跪在他的跟前，呼唤道：“上尉同志，同志……”

      　　“已经唤不醒了，”还是那个妇女的声音，“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快就会从城里开过来，什么也没听说吗？”

      　　“会开过来的，”普鲁日尼科夫边站起来边说，“按说是会开过来的，”他又回顾了一下，模模糊糊看到一个晦暗的身影，随即悄声缀了一句：“上面起火了。赶紧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这里是伤号。”

      　　“留在这里很危险。”

      　　这个妇女没再吱声。与其说是由于缺少子弹，不如说是由于指挥员的死，使普鲁日尼科夫感到沮丧，他从乌烟瘴气的地下室往上面走去。在上台阶的地方，简直直不起腰来，因为头上就是顶盖。中士还象先前那样坐在人口的台阶上，象在家里似的不慌不忙地卷着烟卷。

      　　“应该从地下室里把伤号转移出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大火会把入口给封住。里面还有一位妇女。”

      　　“应该是应该啊，”中士慢吞吞他说，表示同意，“可是往哪儿？周围全在着火。”

      　　“这——我也不好说。随便往什么地方……”

      　　“别转悠啦，”中士猛然打断了他的话，“上尉刚才就是在你站的那个地方受了伤的。”

      　　普鲁日尼科夫匆匆离开了。院子里枪声已停，只听见一片混乱的嘈杂声。普鲁日尼科夫想起了子弹的事，又想回去向中士打听一下，但是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拖着没子弹的步枪向人们跑去。

      　　人们正围着一位黑头发的副指导员，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黑头发人说话既果断又凶狠，大家听着他那严厉的声音，神情明显地变轻松了一些。

      　　“……按照我的命令。不要停顿，什么也别想。只是一直往前冲！冲进俱乐部，消灭敌人的冲锋枪手。任务清楚了吗？”

      　　“清楚啦！”战士们象平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回答道。

      　　“可是用什么去消灭呢？”一个不太年轻的战士蹩紧着眉头问道，他显然属于增征兵，穿一件蓝背心。“枪上没有刺刀，而我手里一无所有。”

      　　“用牙去咬！”副指导员大声说道，“那不是吗，抓起那块砖头：为什么要提出些愚蠢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团结一致，一齐高喊着‘乌拉！’，往前冲。不要卧倒！冲啊冲啊，一直冲到俱乐部里去！”

      　　“就象在电影里那样！”一个象孩子模样的圆头战士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连普鲁日尼科夫也笑了。这并不是因为圆头战士说了什么非常可笑的话，而是因为此时大家都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心情，明确了任务，看到了面前这个挑起了重担——替大家作主的人。

      　　“谁手里没有枪，那就用铁锹、石头、木棒，随便什么武装起来，只要能够敲烂法西斯的脑袋就行。”

      　　“那玩艺儿就在他钢盔里！”又是那个圆头大声说道，他是全连有名的滑稽家。

      　　“就是说，要狠狠地打！”副指导员微笑了一下，“就象一个好主人狠揍强盗那样。给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找武器。全体都参加冲锋！谁要是留下——就是临阵脱逃……”说到这里，他发现了普鲁日尼科夫，于是停顿了片刻。随后问道：“哪个团的，中尉同志？”

      　　“我还没有编入名册。这里是委派证明……”

      　　“证件以后再说。团政委命令我亲自领导冲锋。”

      　　“当然，当然！”普鲁日尼科夫连忙表示同意，“我——完全服从您的指挥……”

      　　“您负责拿下窗口，”副指导员想了想，说道，“十个人——听中尉指挥！”

      　　人群里单个地走出来十个人：两个边防战士、蹙着眉头的那个增征兵、全连有名的俏皮话大王、头部缠着绷带的中士、穿裤权背心、面颊擦伤的那个年纪很轻的战士，还有普鲁日尼科夫来不及注意的几个人。他们都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等候指示和安排，而他却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象扛一条木棍似的扛着一挺杰格佳廖夫式机枪，枪筒尚未冷却，他却不停地用手指在上面敲着点子，就象在吹小号似的。中士在抽卷烟，增征兵则贪婪地望着他，俏声说：“留一点，中士同志。给吸一口，好吗？”

      　　“就是说，目标是窗口，”普鲁日尼科夫说，“那里有玻璃吗？”

      　　“玻璃全飞了，”中士说着把烟蒂递给了增征兵，“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姓——普里日纽克，”那人说，贪婪地吸了口烟。

      　　“唉，有个手榴弹就好啦！”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叹了口气。

      　　“对了，什么武器都行，”普鲁日尼科夫忽然想起，“呶，各自去找，找什么都行。只是要快一点。”

      　　战士们都分头走了，只剩下两个边防战士，因为年长的那个有一挺杰格佳廖夫式机枪，而年轻的那个，已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把旧的骑兵马刀。

      　　“真是想也想不到、猜也猜不着的事情，”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苦笑了一下，“今天莲卡在等我。晚上七点钟，你能想象得到吗？”

      　　“莲卡哪儿也跑不了，”另一个说，“能让你吻够的。”

      　　“问题是：什么时候……”

      　　战士们陆续返回，有的找到马刀，有的找到工兵锹，有的从围墙上截下一根铁棍。普鲁日尼科夫从死者手里弄到的那支步枪也不带刺刀，但他想起自己还有一支手枪，于是把步枪给了那个面颊擦伤的战士。

      　　“不必啦，”战士说道，并把工兵锹拿给他看，“我在石头上把它磨得锋快，说不定用它能去缴获一支冲锋枪哩。”

      　　“光着屁股，还想冲锋枪呢，”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说，“保住你的脑袋就算不错了。”普里日纽克拿起了那支步枪。他象耍木棒似地舞弄了一阵，嘟囔说：“能派上用场。”

      　　“窗口我们怎么分呢？”带机枪的那个边防战士问道，“第一个窗口是我的还是您的？”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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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3 | 5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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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我的，”普鲁日尼科夫连忙说，因为他内心里深信无疑，第一——这是个吉利的数字。“第一个是我的……”

      　　“都准备好了吗？”副指导员大声问道，“只要我们的人一开火，我就下令。”

      　　时间又过去了几分钟，象过去了几个钟头似地难熬。普鲁日尼科夫站在着了火的楼房的拐角上，由于烟呛而不停地咳嗽。他的手心出汗了，因此常常把手枪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并且往军装上擦擦手。背后灼热，提机枪的那个边防战士呼味直喘，急不可耐。

      　　“唉，怎么还不开始呢？”

      　　“静得很，”普鲁日尼科夫说，“一次普通的冲锋……”

      　　这是一次真正的冲锋，因而他为自己孩子气的话语感到不好意思。但此时已没有人会去注意说了什么话或者去注意这个谁也不认识的中尉。只是可以听见人们那急速的呼吸声、偶尔发出的铁器的碰撞声。砖墙后面烈火的怒吼声和对整个环形兵营的密集射击的枪声。还有——在布列斯特城里厮杀的暄嚣声。普鲁日尼科夫几乎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谛听这种喧嚣声：那里有自己人，那里正在给德国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眼看就会从那里开过来增援部队。

      　　无论普鲁日尼科夫怎样期望听到近旁发出射击声，但一旦听到了他还是被这种射击声弄得惊慌失措了，他本能地从角落里一跃而起，但边防战士按住了他的肩膀，因为命令还没有下达。普鲁日尼科夫仔细一瞧，看见了兵营窗口里射出的密集的火网以及教堂里发出口击的一排排扇形的火力，就在这一瞬间，副指导员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冲啊！为了祖国！……”

      　　“冲啊！”普鲁日尼科夫一面扑向围墙，一面喊道。

      　　他不去注意脚下的路，一直往前冲去，边冲边喊“乌拉”，直到喉咙喊不出声来。“乌拉”声很短促，但他那大张着的嘴接着又吸了口气，然后在拖长的喊声中再把它呼出。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脚旁的尘土被搅起在空中飞旋，完整无恙的矮树丛被削得枝叶纷飞。他是第一批跑到教堂墙根的人，他紧贴着墙壁，因为窗口里不停地射出一排排密集的子弹。附近的什么地方发出了愤怒的、紧张的喊声，什么东西发出了铮铮的响声，而冲锋枪的排射始终不停。

      　　“窗口！”边防战士喊道，“窗口，您他妈的！……”

      　　他把普鲁日尼科夫推到一旁，自己立刻冲向窗洞，接着，他象孩子似地尖叫了一声，胸部扑倒在了窗台上。普鲁日尼科夫向那龇牙咧嘴喷吐火光的教堂昏暗深处打了两枪，纵身跳到边防战士那湿漉漉的、抽搐着的背上，翻身跌进教堂的砖地上。紧贴着他的头发射来了一排炙热的子弹，他又打了一枪，接着就迅速爬向一面墙壁。一个也是从死了的边防战士身上跳过来的战士跌倒在他的身旁。有人用一只皮靴猛烈地打在他头上，他一跃而起，使劲把背贴在砖墙上。

      　　从亮处看，教堂里一片漆黑。在昏暗与砖灰的飞扬中，展开了一场肉搏战，人们一面大口喘着气，暴怒地詈骂，一面扭打厮杀，他们拧折脊背、掐咽喉、用牙咬、挤压眼珠、撕嘴巴，用刀捅，用铁锹、砖头、枪托砍杀。谁个哭、谁个喊、谁个呻吟以及谁个在骂——已经难以辨清。普鲁日尼科夫看到的只是龇着牙的大嘴，听到的只是持续的野兽般的吼叫。

      　　这一切，正如一个摄影镜头，只是在他面前一闪而过，因为下一个瞬间他已经离开墙壁向深处冲去了，那里还在不停地发出短促的扇形排射的火力。他不想从远处射击，固为在他与火力圈之间有个人影忽隐忽现。他推开了一个什么人——似乎是自己人，——朝近处一个露出牙齿的敌人的脸开了一枪，接着他绊了一跤，倒在了在地板上扭成一团的两个人身上，于是他用沉甸甸的图卡列夫手枪朝一个光秃秃的后脑勺上猛然一击，那脑袋抽搐了起来，越来抽得越慢，越来抽得越弱，当它完全停止了抽动，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的脑袋竟也遭到猛烈的一击，以致他有一阵失去了知觉，脸扑在了适才被他砸烂了的那个德国人的光秃秃的后脑勺上。

      　　他甦醒过来以后，已摸不到自己的手枪了，而且站也站不起来，只得爬着向墙壁移去，脸上满是从别人身上沾来的血。头已支持不住，耷拉了下来，他强制自己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模糊地意识到，不然人们会踩死他。他差不多快爬到墙根了，突然有人抓住他的一只靴子往后拖，把他拖到一些奄奄一息的战士脚旁。他往口一缩，看到一张血糊糊的大脸，砸裂了的下巴颏上晃荡着几颗残牙，血红的口水和吐出的肿胀的舌头，他惊叫了起来。他的喊声既细又尖，德国人露出狰狞的笑容不停地往后拖他。这时普鲁日尼科夫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死神的降临，顿时冷汗直冒，他继续尖声地叫喊，德国人却只顾拖他，拖呀拖呀，不慌不忙，一个劲儿地拖，就象在梦中一样。普鲁日尼科夫的确象在梦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缠绵不断的、令人失去理智的阴森恐怖。

      　　有一个人扑在他身上，从他脑袋爬向脚处，向德国人爬去，一只光脚蹬在中尉的下巴上。普鲁日尼科夫感觉到，德国人松开了他的脚，那光膀子的小战士奇异地在他肚子上蹦跳。这是很疼的但已不可怕，普鲁日尼科夫勉强从战士的脚底下爬了出来，看到这个战士——带着擦伤的面颊——跪在那里，用工兵锹往德国兵的脖子上不停地猛砍，铁锹一次比一次砍得深，德国兵在地板上痉挛地蜷缩成一团。

      　　战斗结束了，最后的呻吟声、最后的喊声和詈骂声沉寂了下来：德国人死守不住，从教堂里逃窜了，无法跑走的此时就在满是血污的砖地上咽气了。

      　　“您还活着吗，中尉同志？我用铁锹对付他，用铁锹！嚓！嚓！砍进了他妈的嫩肉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墙根那里，好不容易才清醒了过来。头象要炸开似地疼痛如裂，阵阵恶心泛上喉头，他一个劲儿地往下咽，但是没有唾沫，喉头毛刺刺地干得发紧。他晓得战斗业已结束，自己还活着，似乎也没有受伤，但此时唯独恶心和疲劳还在折磨着他。可是小战士却说呀说呀不停他说，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砍断了他的血管。象宰一头小牛一样，割断了他的血管，嘿，就在这儿，脖子上，这个部位……”

      　　“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吃力他说，他对这种津津乐道感到不很愉快。“我的手枪……”

      　　“我们能找到的！瞧，谁也没有伤着我。我很灵敏。我，你知道吗……”

      　　“我的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固执地重复道，“它是有登记号码的。属于个人专用。”

      　　“瞧，我弄到一支冲锋枪！可边防战士说什么我是个光屁股。瞧他自己——被打死了，而我——弄到了冲锋枪。”

      　　“中尉！”从布满了尘土的教堂深处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叫声，“谁也没看见，中尉活着吗？”

      　　“我活着，”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又坐到地板上。“头晕得厉害。马上就会好的。”

      　　他要找个能够拄着的东西，于是摸到一支德国兵的冲锋枪。他拿起枪来，使劲拉开了枪栓：一颗光泽暗淡的子弹掉落出来。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拄着它勉强站了起来。

      　　黑头发的副指导员向他走来。他身上已没有军装上衣，血迹斑斑的白衬衫套在新缠的绷带外面。

      　　“您受伤了吗？”普鲁日尼科夫问道。

      　　“德国人在我背上扎了一刀，”黑发的副指导员说，“您也受伤了吗？”

      　　“也许是枪托捣在脑袋上。也许是喉咙被掐住了。不记得了。”

      　　“喝一口吧，”副指导员把一个水壶递给他，“战士们从击毙的德国兵身上解下来的。”

      　　普鲁日尼科夫用发木的手指旋开了壶盖，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发着臭味的烈酒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立即把水壶还了回去。

      　　“是白酒。”

      　　“味道不错吧？”副指导员一面往腰带上挂水壶，一面间道，“带去给团政委瞧瞧。顺便问一句，关于您，我怎么向他汇报呢？”

      　　普鲁日尼科夫把证件拿给他看。副指导员仔细地看了看它们又还了回去：“你需要留在这儿。政委说过，教堂是保卫要塞的关键。我派一挺重机枪来。”

      　　“还有水。请往这里运水。”

      　　“这很难说：机枪需要水，可是到河边去的这条路是很难通过的。”副指导员环视了一下，看到面颊擦伤的一个小战士。“同志，你把所有的水壶都搜集起来，亲自交给中尉。”

      　　“是，搜集水壶。”

      　　“等一等。先穿上衣服：穿裤权打仗可不怎么方便。”

      　　“是。”战士就一溜小跑地去执行任务了：他精力充沛。

      　　副指导员对普鲁日尼科夫说道：“要珍惜水。再就是命令全体戴上钢盔：德国的、我们的都行——找到什么就戴什么。”

      　　“好吧。这样是对的，可以防弹片。”

      　　“砖头更可怕，”副指导员笑了一下，“呶，祝您幸福，中尉同志。伤员我们撤走。”

      　　副指导员握了握他的手便走了，而普鲁日尼科夫立刻就坐到了地板上，因为眼前又一切都飘忽了起来：教堂也好，被刀扎伤了背的副指导员也好，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好。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闭上了眼睛，侧身瘫倒了下来，突然又极其清晰地看到了那张大脸，露出的几颗残牙和从砸裂的下巴颏上滴着的血红的口水。

      　　“见鬼！”他以巨大的毅力强使自己坐了起来，重又睁开了眼睛。一切依然在颤抖和飘忽，但在恍惚中他还是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战士身影：正向他走来，水壶哗啦哗啦直响。

      　　“而我可算是个勇敢的人了，”普鲁日尼科夫摹地想道，“我参加了真正的冲锋，似乎还击毙过敌人。我有什么可向瓦丽雅讲述的了……”

      　　“好象两个里面有水。”战士递给他水壶。

      　　普鲁日尼科夫久久地、慢慢地喝着，品着每一口的滋味。他想起了副指导员关于珍惜水的劝告，但他怎么也放不下水壶，只是等到壶底朝上才还了回去。

      　　“您两次救了我的命。您姓什么？”

      　　“我是萨里尼科夫，”年轻的小战士有点儿发窘，“萨里尼科夫·彼得。我们全村的人都姓萨里尼科夫。”

      　　“我将向指挥部汇报您的功绩，萨里尼科夫同志。”

      　　萨里尼科夫已经穿上了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一件军衣、一条肥大的马裤和一双半高腰的德国皮靴。这一切，对他来说都肥大如囊，但他并不泄气：“要知道这不是从库里领来的。”

      　　“从死人身上？”普鲁日尼科夫嫌恶地问。

      　　“他们不会生气的！”

      　　头差不多已经不晕了：只是还感到恶心和浑身无力。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痛心地发现自己的军装上衣上满是血污，领予也被撕破了。他胡乱地整了一下上衣，紧了紧佩带，把战利品冲锋枪挂在胸前，走向坍塌的门洞。

      　　战士们聚集在这里，谈论战斗的细枝未节。阴郁的增征兵和圆头的俏皮话大王，受了点轻伤；中士穿着一件被血污染成了褐色的衬衫，坐在乱砖堆上一面冷笑一面吸着烟，并不参与他们的谈话。

      　　“您吃到苦头了吧，中尉同志？”

      　　“要不怎么叫打仗，”普鲁日尼科夫严肃他说。

      　　“打仗——是为了胜利，”中士冷笑了一下，“而漫无目的地乱跑，才会吃苦头呢。我参加过芬兰战争，完全是经验之谈。在肉搏战的时候，不能遇到谁就跟谁干起来，应当在接近敌人的时候立即选择目标，选择你要与之交手的对象。当然啦，要根据自己力量的大小。看准了就一下子扑过去，什么也不顾。那末一来，肿块就会少些。”

      　　“尽是废话，”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他说，此时中士一下子使他联想起军校里的那个准尉，因而对这些废话感到讨嫌。“应当搜集一下武器……”

      　　“已经搜集完了，”中士又冷笑了一下，“都歇了大半天啦……”

      　　“空袭！”圆头战士喊道，“足有二十架轰炸机！”

      　　“快躲吧，小伙子们，”中士赶紧把烟头熄了，然后说，“马上就够我们瞧的了。”

      　　“了望哨留下！”普鲁日尼科夫一面喊一面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哪儿可以隐蔽。“他们还会再……”

      　　“应当把重机枪拖过来！”又是那个圆头战士说道，“拖到这里来……”

      　　“钢盔！”普鲁日尼科大提醒道，“统统戴上钢盔！……”

      　　第一批炸弹愈来愈强的尖叫声淹没了话语声。附近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上土块土星纷纷落下，一股热浪从地板上冲天面起，砖末灰尘四处飞扬。普鲁日尼科夫抓起了不知哪个人的钢盔迅即窜向墙根，坐了下来。战士们向教堂深处跑去，而萨里尼科夫转了一下以后，钻进了狭窄的壁龛，与普鲁日尼科夫靠在一起，手忙脚乱地往头上套一顶狭小的德国钢盔。周围一切都在轰响，都在摇晃。

      　　“快隐蔽起来！”普鲁日尼科夫对依然趴在门洞那里的中士喊道，“快隐蔽起来，您听见了吗？……”

      　　令人窒息的气浪冲进他张开的嘴里。普鲁日尼科夫难受地咳了起来，揉着迷进灰尘的眼睛。剧烈的爆炸声震天动地，连教堂厚厚的墙壁也在颤动。

      　　“中士！……中士，快隐蔽起来！……”

      　　“机枪！……”中士困难地喊道，“把机枪撇下了！真不象话！……”

      　　他弯下了腰，冒着轰炸从教堂里跑了出去。普鲁日尼科夫想喊，那剧烈的发着臭味的炙热气浪又呛得他不能呼吸。他忍着窒息，抬起头小心张望。

      　　中士猫着腰在炸弹轰隆声中和硝烟滚滚中飞奔。他胸贴在弹坑里，隐蔽一会儿钻出来再跑。普鲁日尼科夫看到他怎样跑到翻倒了的重机枪跟前，怎样将它拖了下去，拖进弹坑里去，但正在这时，近处又骤然爆炸了一颗炸弹。普鲁日尼科夫急忙蹲了下来，当弹片呼啸过后，他又向那里眺望，但在那硝烟迷蒙、黄尘蔽天的帷幕里已经什么都分辨不清了。

      　　“全蒙上了！”萨里尼科夫喊道，普鲁日尼科夫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猜到了他的话。“朝那里猛扫过！密密麻麻的弹洞！……”

      　　新的一轮炸弹又在头上呼啸，一阵轰隆巨响，震撼了教堂雄伟的墙壁。普鲁日尼科夫伏在地板上，捂住耳朵，蜷缩着身子，拖长的啸叫声和轰隆声沉重地冲击着他的肩头，旁边萨里尼科夫在哆嗦。

      　　突然静了下来，只是那讨厌的声音还在耳朵里回响，经久不散。低空盘旋的轰炸机的引擎仍在沉闷地吼叫，但是，不论爆炸声还是令人肝胆欲裂的炸弹的尖叫声，都再也听不见了。普鲁日尼科夫把滑到前额的钢盔向上正了一下，又仔细观察。

      　　太阳似一个血红的斑点从滚滚的浓烟与飞扬的尘上后面透了过来。除这以外，普鲁日尼科夫什么也没有瞧见，就连近处几座建筑物的影子也没有瞧见。萨里尼科夫挤在他的身旁。

      　　“莫非全炸平了？”

      　　“全炸平是不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甩了甩脑袋，想把滞留耳内的鸣响驱除。“轰炸了很久，你知不知道？”

      　　“是很久，”萨里尼科夫说，“轰炸总是时间很长的。您瞧：中士！”

      　　在硝烟与尘上的浓幕里出现了中士的身影：他产滚动着一挺重机枪。跟在他身后的一个战士，一面跑一面拖着盛子弹带的匣子。

      　　“平安无事吧？”当中士气喘吁吁地把机枪拉进教堂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问道。

      　　“我们倒是平安无事，”中士说，“可是有一个小傻瓜被打死了。难道在狂轰滥炸的时候能那么……”

      　　“一个出色的机枪手，”带来子弹带的那个战士叹了口气。

      　　“中尉同志！”有人从教堂里面大声喊道，“这儿有老百姓！”

      　　向他们走来几个战士，还有三个妇女。其中一个年轻的妇女只戴一个沾满了砖灰的白色乳褡，普鲁日尼科夫皱了皱眉头，立刻把视线移开了。

      　　“她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我们是本地人，本地人，”岁数大的一个匆忙点头说，“枪一响，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她们说地下室里有德国人，”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那个曾是手提机枪副手的战士——说道，“好象是从她们身旁跑过去的。应当搜一搜地下室，对吗？”

      　　“对，”普鲁日尼科夫表示同意，看了一眼跪在那里摆弄重机枪的中士。

      　　“你们去吧，”中士说道，头也没回。“我需要把机枪擦拭一下。”

      　　“要不，”普鲁日尼科夫点了一下脚，迟疑地补充说，“你在这儿代替我。”

      　　“你们可不要直往黑咕隆咚的地方探脑袋，”中士说，“往里面扔几颗手榴弹。”

      　　“带上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从墙根捡起一颗柄很长的手榴弹，“跟我来六个人。”

      　　战士们默默无语地挑选了一些堆在墙根的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又斜眼看了一下那个戴着脏乎乎乳褡的年轻妇女，又移开了视线并且说道：“找点什么披上吧。穿堂风。”

      　　妇女们以惊惧的目光望着他，什么也没有说。圆头俏皮话大王说道：“那边桌子上有一块红桌布。要不，就给她好了，行吗？”

      　　不等听到命令，他就跑去取桌布了。

      　　“带我们去地下室，”普鲁日尼科夫对边防战士说。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很暗，梯级既窄又陡，以致普鲁日尼科夫时常失足，每一次失足他都抓住走在前面的边防战士的肩头。边防战士不大乐意地耸耸肩膀，但是没说什么。

      　　随着每一步的深入，不论是地面上德国轰炸机的吼声，还是轰炸一结束在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立即响起的密集枪声，都愈来愈微弱了。而这些遥远的喧嚣声越低，他们脚下皮靴的响声也就越清晰。

      　　“我们声音太响了，”萨里尼科夫低声说，“要知道他们会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猛扫的……”

      　　“她们，那几个妇女，就坐在这个地方，”边防战士停下说道，“再往前我没去过。”

      　　“肃静，”普鲁日尼科夫说，“让我们听一听。”

      　　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屏气敛息。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响着射击的枪声，在这里，这些声音并不可怕，象在电影里似的。眼睛已逐渐适应了黑暗：晦暗的拱顶、黑洞洞向某处延伸的通廊口、紧靠拱顶的通风口的亮点，都徐徐显露了出来。

      　　“这里有几个通道？”普鲁日尼科夫悄声问道。

      　　“好象有三个。”

      　　“您一直走。再来两个人走左面的通廊，我——右面的。留一名战士守住出口，萨里尼科夫跟我来。”

      　　普鲁日尼科夫和萨里厄科夫在这个拱形的漫无尽头的地下通道里走了许久。时不时停下来听听动静，但除了自己的急促呼吸，什么也听不见。

      　　“很想知道，这里会有硕鼠吗？”普鲁日尼科夫问道，他力图说得很坦然，免得对方疑心他有点儿害怕。

      　　“肯定有，”萨里尼科夫消声说，“我害怕黑咕窿咚，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害怕黑咕隆咚，但他就连对自己也不想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是害怕与隐蔽严密的敌人相遇，也不是害怕从暗处猝然射来的子弹。只不过是在黑暗里他总觉得似有硕鼠、巨大的蜘蛛以及脚下咯吱作响的骷髅之类的东西，这使他感到莫名的恐惧。在黑暗中他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向前移动着脚步。又走了一会儿，他不无轻松地作出了决定：“是她们的幻觉。走吧，回去。”

      　　圆头战士在楼梯旁报告说，一个小组已经上去了，他们什么人也没发现，而边防战士还没有回来。

      　　“告诉他们，都出来。”

      　　普鲁日尼科夫越往上走，越清晰地听见了爆炸声。紧靠出口处站着三个妇女：地面上又在轰炸。

      　　普鲁日尼科夫等候轰炸过去。当炸弹声止息了的时候，战士们从地底下来到了地上。

      　　“那里似乎有个通道，”边防战士说，“里面漆黑——真可怕。”

      　　“没发现德国人吗？”

      　　“我不是说过吗：里面漆黑。往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好象没听到有人叫喊。”

      　　“是娘儿们吓得造成了错觉，”圆头战士说道。

      　　“是‘妇女们’，”普鲁日尼科夫严肃地纠正说，“世上没有‘娘儿们’，记住这一点。”入口处的重机枪猛然响了起来。普鲁日尼科夫立刻冲上前去。

      　　光着膀子的中士在用机枪扫射，一个战士伏在他身旁，递着子弹带。机枪前面，敌人的子弹打得砖屑纷飞，挡弹板吧嗒直响。普鲁日尼科夫就近卧倒，匍匐过去：“德国人？”

      　　“窗口！”中士怒冲冲地喊道，“守住窗口！……”

      　　普鲁日尼科夫马上返身回去。战士们已经分守在窗口那里。落到普鲁日尼科夫头上的恰巧是他当时从那里跳进教堂的那个窗口。边防战士的尸体横着耷拉在窗台上。当普鲁日尼科夫从窗口探头往外瞧时，死者的脑袋触到了他的肚子上。

      　　灰绿色的人影在向教堂奔跑，他们把冲锋枪顶在肚皮上，边冲边射击。普鲁日尼科夫急忙打开保险，射出长长的一梭子：冲锋枪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在手中直往空里跳动。

      　　“往上跳得厉害，”他猛然醒悟过来，“应当短射，短射。”

      　　他射击再射击，而人影却仍然不停地冲过来，他觉得他们好象直接冲他而来。于弹射到砖墙上，射进边防战士的尸体，他人粘稠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但他顾不上擦，只是当他缩到墙后给冲锋枪装新子弹的时候，才把这血抹了一把。

      　　后来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德国人也不再往前跑了。但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来得及环顾一下，没有来得及问一问入口上的情况怎样、还有没有子弹，突然天空又响起沉闷的嗡嗡声接着，炸弹的尖叫声便划破了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的长空。

      　　就这样过去了一天。轰炸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往哪儿也不跑，就卧倒在这拱形的窗口下面。随着每一次爆炸，边防战士的脑袋就在他的上方不停地摇晃。当轰炸停止了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就爬起身来，朝那些向他进攻的人影扫射。他已既不感到害怕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堵着的耳朵里一直在呜响，干渴的喉咙里令人讨厌地直发痒，手臂已不习惯离开跳动着的德国冲锋枪了。

      　　只是到了黄昏才开始沉静下来。德国人轰炸了最后一次，“容克”飞机吼叫着，绕着浓烟冲天的废墟上空转了最后的一圈，于是谁也不再向教堂冲了。弹坑累累的大院里，横着灰绿色的人影：有两个还在动弹，朝着某个灰堆里爬，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再朝他们打枪。这是两个伤兵，军人的荣誉不允许将他们击毙。他瞧着他们如何爬动，他们的手臂如何屈曲，暗自感到惊讶，此时他心中既没有同情又没有好奇。什么都没有了，除了无法排遣的疲劳。

      　　他真想就那么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哪怕只是一分钟。但是就连这一分钟他也不能允许自己：应当了解一下，活下来的还有多少人，到什么地方才能弄到子弹。他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踉踉跄跄地向门洞走去。

      　　“活着吗？”中士问道，他坐在墙根，伸直了两腿。“这很好。可是子弹打光了。”

      　　“剩下几个人？”普鲁日尼科夫问道，一屁股坐到了中士身旁。

      　　“皮毛没少的——五个，受伤的——两个。一个好象打在胸部上。”

      　　“边防战士呢？”

      　　“他说，要去掩埋一个朋友。”

      　　战士们徐徐走来：脸色阴沉，沉默无语，眼窝凹陷。

      　　萨里尼科夫伸手去取水壶：“渴极了，象火燎似地。”

      　　“别碰，”中士说，“留给机枪。”

      　　“可是子弹已经没了。”

      　　“会弄到的。”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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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4 | 6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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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里尼科夫坐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身旁，砥了舐焦干的嘴唇：“我跑一趟布格河，怎么样？”

      　　“你跑不到那里，”中士说，“德国人占领了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的地段。”

      　　边防战士走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坐到墙根，不声不响地接过中士递给他的烟蒂。

      　　“埋了吗？”

      　　“埋了，”边防战士叹了口气，“谁也发现不了我埋的这座坟墓。”

      　　大家都沉默了，这种沉默象铅一样压在心头。普鲁日尼科夫思忖着，需要子弹，需要水，需要与要塞指挥部联络，但不知怎么思考中止了：只是心里想想而已。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们的人不知怎么来迟了。”

      　　“谁？”边防战士问道。

      　　“部队呗。这儿不是有我们的部队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只是过了一会儿中士说道：“也许，夜里他们会冲进来。不然，凌晨可能性更大些”

      　　大家都默默地表示同意，认为正是凌晨时分部队会冲进、来拯救他们。毕竟这是时间上的一个交合点，是黑夜与白昼的交界，是人们日思夜想、焦急等待着的一个时刻啊。

      　　“子弹……”普鲁日尼科夫迫使自己说道，“哪儿可以弄到子弹？谁知道弹药库？”

      　　“兵营里的人会知道的，”中士说，“反正需要到那里去一趟：听说，八十四团里有个政委。”

      　　“问他有什么指示，”普鲁日尼科夫满怀希望他说道，“当然，也要问问子弹的问题。”

      　　“这——自然要问，”中士一面艰难地站起身来一面说道，“跟我去吧，普里日纽克。”

      　　什么地方响起了爆炸的轰隆声，冲锋枪也发出了排射。中士与增征兵消失在尘雾的昏暗里。

      　　“需要水，”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他苦恼不已，不时舐舐嘴唇。“喂，中尉同志，让我往布格河去一趟试试。不然，去穆哈维茨河也行。”

      　　“离这儿远吗？”

      　　“一直走的话——就在旁边，”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只是现在没法一直跑。可是水又需要。”

      　　“好吧，去试一试。”

      　　鲁日尼科夫突然想道，自己算什么指挥员呢，一切问题，不是中士就是这个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替他决定，但他是平心静气想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任何不满和消沉都意味着浪费精力，而精力差不多己消耗殆尽了。“只是一定要当心些。”

      　　“是！”萨里尼科夫振作了起来，“我可不可以把德国人的水喝了，尔后用他们的水壶去装呢？”

      　　“可假如你装不回来呢？”前臂受了点轻伤的滑稽家说道。

      　　“带些空水壶去。把白酒倒掉。”

      　　“不要全倒掉，”边防战士说，“留一壶，好给伤口消毒。别在那里弄得丁当直响。”

      　　“我不会弄得丁当响的，”萨里尼科夫一面往腰带上拴水壶，一面保证说。“这么说，我去啦，是吗？可真想喝啊。”

      　　于是他越过一个个弹坑，终于消失不见了。德国人枪声零落，炮弹爆炸的轰隆声也变得稀疏了。

      　　“看来，德国人在喝茶哩，”圆头战士说，“而昨天还放了电影。多可笑。”

      　　谁也不明白，他说的是昨天他在这个教堂里看过电影呢还是象他说的眼下正在喝茶的德国人，但是大家突然痛心地感到，昨天已经过去了，而明天仍将是打仗。普鲁日尼科夫也感到痛心，但他排遣了挤进脑际的一切回忆，迫使自己爬起身来。

      　　“应当把死人搬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是否就搬到一个角落里。”

      　　“应当去搜索一下德国人身上，”边防战士说，“你说是吗，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自己不应当离开教堂，但是孩于气的好奇又在他心里蠕动了起来。他很想到跟前去亲眼看一看，谁曾迎着他的排射子弹往前冲过，谁时下躺在教堂前面的尘土里。看一看，记在心，尔后讲给瓦丽雅、维罗奇卡和妈妈听。

      　　“走吧，我们一起去。”

      　　他把冲锋枪重新装上了子弹，跟在边防战士背后溜进了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里，心怦怦直跳。

      　　尘埃尚未完全沉落，鼻孔里刺得发痒，视线受到了阻碍。尘埃般的灰粒往眼里钻，磨得直发涩。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眨巴眼睛，不时用手去擦泪眼。

      　　“不要拣冲锋枪，”边防战士悄声说，“要弹夹和手榴弹。”

      　　被击毙的人很多。起初，普鲁日尼科夫只是抓住皮带翻转死者，尽量不触及他们的躯体，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他怀里已经揣满了冲锋枪子弹，衣兜里也塞满了手榴弹。该返回去了，但他每搜完一个，总抑制不住再去搜下一个的愿望，仿佛正是在那下一个死者身上才能找到什么真正的至为需要的东西似的。他已经惯于忍受那令人作呕的硝烟的焦臭气味，浑身上下沾满了他人的血污、这些血今天如此慷慨地倾注在了这块尘土飞扬、弹坑累累的土地上。

      　　“一个军官，”边防战士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把证件拿走吗？”

      　　“拿走……”

      　　近处传来了呻吟声，他立即屏住呼吸。又传来一阵呻吟声：拖得很长的、深沉痛苦的呻吟。普鲁日尼科夫略微欠起身子，向左右瞧了瞧。

      　　“你到哪儿去？”

      　　“有个伤兵。”

      他站起来往前走，就在这一时刻一道强烈的闪光直刺他的眼睛，咔嚓一声，子弹倏地打在钢盔上。普鲁日尼科夫猛地卧倒在地上，惊惧地触摸着眼睛：他仿佛觉得眼珠子已经流了出来，因为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

      　　“啊，这个坏蛋！”

      　　边防战士把普鲁日尼科夫推了一下，立即滚进了弹坑里去。从那里传来了对一个活人的沉重的、致命的打击声和非人的、变得嘶哑的喊声。

      　　“住手！”普鲁日尼科夫喊道，他勉强睁开了盈满了泪水的眼睛。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朦胧的颤动的汗涔涔的脸庞。

      　　“住手？……他们把我的好朋友打死了，能住手吗？他朝你打枪——也住手吗？你简直是个流鼻涕的孩子，中尉：他们整天揍我们，而我们却要住手吗？……”

      　　他笨重地、蹒跚地走到普鲁日尼科夫身旁，气喘吁吁，不作声了。

      　　“我结果了他。你没受伤吧？”

      　　“打在钢盔上，——是跳弹。直到现在耳朵里还嗡嗡直响。”

      　　“能走路吗？”

      　　“眼前天转地旋。”

      　　近处响起了一声爆炸的巨响。他俩紧紧趴在地上，沙上纷纷落在脊背上。

      　　“莫非是朝喊声打的？”

      　　又是炮弹的剧烈的爆炸声，他们再一次紧贴在地上，随后纵身跃起，跑向教堂。边防战士在前头：普鲁日尼科夫透过泪光影影绰绰地猜测到他的背部。眼睛炙痛难忍，似火烧火燎。

      　　中士已经返回。他与普里日纽克一起带回四匣子弹，这时已装满了子弹带。带回的命令是：夜间搜集武器，组织好联络，把妇女和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下室去。

      　　“我们的娘儿们跑到三百三十三团的兵营里去了，”中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本想就“娘儿们”这个问题给予申斥，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他只是问：“给我们的具体命令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守住教堂。答应往这里派人。等清点了人数以后。”

      　　“城里有什么消息吗？”圆头战士问道，“会有增援吗？”

      　　“在等着呢，”中士简短地回答道。

      　　根据他说的这句话，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八十四团的政委已不指望任何援兵了。他的双膝一下子瘫软无力，下腹疼痛起来，便就地坐下：坐到地板上，在中士身旁。

      　　“嚼口面包吧，”中士找出了一小块面包，“面包会转移注意力的，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并不想吃东西，但他机械地拿起了面包，咀嚼了起来。最后一次他是在餐厅里吃的饭……不，临战争爆发之前他曾在某个仓库里同一个跛足姑娘一起喝过茶。仓库也好，那两个妇女也好，跛足姑娘也好，战士们也好——全都被第一次排炮埋在地底下了。它就在附近，离教堂不远的什么地方。而他却幸运得很，窜了出来。他幸运得很……

      　　萨里尼科夫返回来了，身上挂满了水壶，宛如新年枞树。他乐呵呵地说：“我喝了个够！快来吧，伙伴们。”

      　　“首先给机枪，”中士说。

      　　他小心翼翼地往机枪散热筒里倒水，竭力一滴也不洒在外面。他对普鲁日尼科夫说，不能允许随便喝。普鲁日尼科夫漠然地表示同意，中士亲自把着水壶，只许每人喝三口，然后把水壶当心地藏了起来。

      　　“嘿，那里猛扫呢，真危险！”萨里尼科夫津津有味他讲着，“敌人发射了一颗照明弹，然后就扫射！猛扫！好多人都给打死了。”

      　　经过了一场肉搏战和成功的突围取水之后，他的恐惧彻底消失了。此时他异常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这使普鲁日尼科夫有点儿生气。

      　　“到毗邻部队去走一趟，”他说，“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守住教堂。也许他们会给一些子弹。”

      　　“手榴弹，”边防战士说，“德国的全都报废了。”

      　　“当然，还有手榴弹。”

      　　一个钟头以后，来了十个战士。普鲁日尼科夫本想对他们讲讲情况，分配他们把守窗口，约定信号，但他那灼伤的眼睛不停地淌着泪水。人已精疲力尽，所以他让边防战士接待这些战士。他自己需要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可一倒下就睡着了。

      　　战争的第一天，对他来说，就这样结束了。蟋缩在教堂的肮脏的地板上，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和他并排睡在一起以及在门口放哨的战士们，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们之中的每个人还要度过多少个这样的日子。他们同命相连，但死却各不相同。

      二

      　　人的死各有不同。第二天，连里最幽默的那个手臂受过轻伤的圆头战士首先领略了这一点。他流了很多血，老是发困，为了不让任何人干扰他的睡眠，他向稍远的地下室人口处爬去。

      　　排炮的轰隆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大地又在呻吟，教堂的墙壁又在震动，砖头土星又纷纷落下。中士把重机枪拖到拱顶底下，大家都在角落里。

      　　炮轰尚未停止，轰炸机即已在要塞上空吼叫。炸弹的呼啸声划破了浓烟重雾，轰隆的爆炸声震撼了教堂。普鲁日尼科夫捂住耳朵趴在窗龛里，滚热的灰尘冲进了他那大张着的嘴里。他不是听见、而是感觉到有喊声。这是一种冲破怒吼、呼啸和轰隆声的凄惨的可怕喊声。他回头一看：圆头战士在蒙蒙的尘雾中奔跑。

      　　“德国人——人！……”

      　　一阵冲锋枪的扫射淹没了刺耳的惊呼声，教堂的穹顶下响起了短暂的隆隆口声。普鲁日尼科夫看见圆头战士跑着跌倒在石头上，尘雾中闪烁着火光，于是也喊道：“德国人——人！……”

      　　尘雾后面，一些看不清的冲锋枪手拼命在朝趴着的战士们扫射。战士们有的在喊叫，有的窜到门口，干脆暴露在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下，有的冷静了下来，朝着教堂深处射击。敌人冲锋枪的子弹击在砖墙上，咝吡地擦过地板，嗖嗖地从头上掠过，普鲁日尼科夫依然捂住耳朵，趴在墙根下，自己的冲锋枪被压在身子底下。

      　　“我们跑吧！……”

      　　有人——似乎是萨里尼科夫——推推他的肩头：“跑吧，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继萨里尼科夫之后，跃出了窗口，跌倒在地上，他匍匐着向一个弹坑爬去，张开的大口不停地吞咽着弥漫的尘土。飞机在要塞顶上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一切生灵。教堂里传出了冲锋枪排射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

      　　“应当进地下室！”萨里尼科夫喊道，“进地下室！……”

      　　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意识到，不能在炮击下乱跑，但他想到那些正在硝烟弥漫的教堂里歼灭他的战士们的德国冲锋枪手时感到如此恐惧，以致他立即爬了起来，跟在机灵的萨里尼科夫背后跑去。他一会儿趴下来，在沙上上爬，咽着飞扬的尘土和弹坑里尚未消散的焦臭的硝烟，一会儿又奔跑起来。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怎样坠进里面去的。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两个衣服破烂不堪的战士在摇他的肩头：“指挥员来了，您听见吗？指挥员！”

      　　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黑头发的上尉，汗渍斑斑的满是灰尘的上衣上挂着一枚勋章。普鲁日尼科夫好不容易地站身来，汇报了一下自己是谁和怎样闯到了这里。

      　　“就是说，德国人占领了俱乐部？”

      　　“是从背后，上尉同志。他们也许是藏在地下室里。而当空袭的时候……”

      　　“昨天为什么不搜查地下室？您的联络员，”上尉把头向靠在墙根上一声不响的萨里尼科夫一摆，“报告说，您牢固地控制着教堂。”

      　　普鲁日尼科夫沉默不语。无端的恐惧已经过去，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失职了，由于惊慌失措而临阵脱逃，撇下了战士们，丢下了命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死守的岗位。他蓦地听不进上尉的话了：全身发烧。

      　　“我有过错。”

      　　“这不是过错，这是罪行，”上尉斩钉截铁他说，“我理应把您枪毙，但是我的子弹不多。”

      　　“我一定赎罪，”普鲁日尼科夫想说得响些，但呼吸屏住了，他说得声音很低，“我一定赎罪。”

      　　突然，爆炸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机枪的哒哒声———切都哑了。某处还有零落的步枪声，大楼顶上几层的火还发出毕剥声，但战斗已停下来了，这种寂静令人畏惧也会，人困惑。

      　　“莫非我们的人来了？”一个战士没有把握地问，“也许一切都结束了？……”

      　　“在耍花招，这些坏蛋，”上尉说，“加强监视！”

      　　战士跑去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在这一沉寂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听见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发出了婴儿的微弱哭声和妇女的温柔话语声。

      　　“我一定赎回自己的罪，上尉同志，”他匆忙重复了一句，“我这就去……”

      　　他的话被扩音器里传出的暗哑的很响的话音淹没了。这是一个非俄罗斯人在声嘶力竭地发表劝降演说的声音，它是从外面、冒烟的废墟上空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在浓厚的空气里，它传得很远，此时就连所有的地下室和掩蔽室里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德军指挥部建议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要塞己被包围，红军已被击溃，勇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发起冲锋。你们的抵抗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给你们一个钟头的考虑时间。假如你们拒绝投降，那就必将被全部消灭，而要塞也将被夷为平地。”

      　　暗哑的声音重复了两遍通碟，每次都抑扬顿挫地、清晰地吐着每一个字。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这个声音，当它停下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扩音器里又传来了计时器有节奏的滴答声。

      　　“去弄水，”上尉对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年轻战士说，这个战士始终默默地站在上尉身边，并以毒恶的眼神看着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要当心，彼嘉。”

      　　“我会当心的。”

      　　“请允许我去，”普鲁日尼科夫恳求说，“请允许我去，上尉同志。我一定把水弄来。需要多少就弄多少。”

      　　“您的任务是夺回俱乐部，”上尉冷冰冰他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过一个小时德国人就要开始炮轰：您必须在炮轰期间冲到俱乐部去，不借任何代价击退那里的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

      　　上尉一字一板他说完最末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对他不清不楚的毫无用处的保证听也不听。普鲁日尼科夫负疚地叹了口气，遂环顾了一下四周：在地下室的拱形隔堵室里，萨里尼科夫和受了点轻伤的高大的增征兵坐在深邃的窗口底下。

      　　普鲁日尼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想起他姓什么：普里日纽克。

      　　“把我们的人都找来，”他说，感到两膝瘫软无力而坐了下来。

      　　萨里尼科夫和普里日纽克在地下室里又找到了四个人。他们集中在一个隔堵室，悄声地交谈着。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依然有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这种委屈的哭声对普鲁日尼科未来说比任何刑罚都可怕。

      　　他呆呆地坐在地板上，闷闷不乐地想道，自己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背叛了同志们。他不为自己寻求辩护，不可怜自己：他力图搞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不、我不是现在才怕死，”他想，“这在昨天的进攻中就表现出来了。进攻开始后我张惶失措，放弃了指挥权。我想的是将来对人讲述什么。不是想怎样去战斗，而是想自己将来对人讲述什么……”

      　　两个带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走近：“命令掩护你们。”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边防战士在摆弄机枪，检查弹盘，而他苦恼地想道，带着六个战士，怎么也无法把德国人从教堂里击退，但他不想去请求援助。

      　　“最好是我死了，”他哺哺自语，“最好是我死了。

      　　不知为什么他竭力回避“被打死”这个词儿，而是说“我死了”。仿佛他希望死于伤风似的。

      　　“手榴弹嘛，我们总共只有两颗，”普里日纽克说，对谁也没看一眼。

      　　“会送来的，”一个边防战士说，“不会扔下不管：都是自己的伙伴嘛。”

      　　后来又来了约莫十五个人。一个带炮兵标记的红褐色头发的上士报告说，这些人是派来增援的。普鲁日尼科夫同他一起把新来的战士们分配到各个隔堵室里，布置在窗龛跟前。

      　　一切准备就绪，德国人的计时器依然在不停地滴答，不急不慢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着时间。这种计时的声响始终萦绕在普鲁日尼科夫的耳际，他试图以集中精力考虑进攻来把这种声音压下去，但是响亮的滴答声却讨厌地往耳朵里直钻。

      　　不久，上尉来了。检查了一下准备的情况，亲自布置兵力。他没有理睬普鲁日尼科夫，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殷勤地围着他转来转去。后来他突然说：“白天进攻是不可能的。您同意吗，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他无言以对，迟疑地点了点头。

      　　“德国人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等着夜间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白天进攻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趴下，不管火力有多猛。冲锋枪是散射的，您考虑过这一点吗？”

      　　“考虑过。”

      　　“给您一次赎罪的机会。”

      　　普鲁日尼科夫想向这个疲惫不堪的上尉保证，誓死完成任务，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活，只是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也相信您，”上尉那严肃的脸上仿佛第一次掠过一丝笑影，“走吧，去看看战士们。”

      　　上尉到各个隔堵室去瞧了瞧，战士们正在做着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处他都重复着对普鲁日尼科夫说过的话：冲锋枪是散射的，德国人料想不到会发起进攻，主要的是——不能趴下，而是一鼓作气跑到教堂的墙根下。

      　　“只剩下五分钟的考虑时间！”广播员嗓音暗哑地大声说。

      　　“就是说，再过四分钟你们就开始进攻，”上尉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我一下令就进攻，一枪不发。一声不响、出其不意——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他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马上明白了他的这一眼神，走向地下室的一个窗口。窗户很高，窗台已被削掉，因此从那里往外爬相当困难。但是红军战士们已传递了一些砖头，垒起了台阶。普鲁日尼科夫踏上台阶，扳开冲锋枪的保险，等待命令。有人递给他两颗手榴弹，他把它们头朝上地别进了腰带里。

      　　“前进！”上尉大喊一声，“快！”

      　　普鲁日尼科夫纵身一跃，砖堆塌了，但他毕竟跳出了窗口，头也不回地朝着此时相距那么遥远的教堂墙壁跑去。

      　　他一声不响地往前跑，仿佛觉得是孤身一人似的。心在胸腔里激烈地跳动，连背后的脚步声他也没有听见，可是更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眼。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他内心里喊道。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道计时器是否还在滴答地响，德国人是否已在匆忙地往枪膛里推子弹，但暂时谁也没有向他，向这个在炮弹重翻过的院子里跑着的人开枪。只是那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气味的热风迎面扑来。

      　　突然，从他面前的弹坑里闪出了一个人影，普鲁日尼科夫差点儿没有卧倒，他认出是夜里结果了德国伤兵的命、拯救了他的那个边防战士。显然，这个边防战士也是逃离了教堂，但是没有能够到达地下室，因而趴在弹坑里，此刻他跑在冲锋的战士们前头。就在普鲁日尼科夫为这位边防战士还活着而高兴的一刹那，上十梭子弹的排射撕破了寂静，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德国人开火了。

      　　身后有人大声叫喊了。普鲁日尼科夫想卧倒，若不是边防战士依然竭尽全力在前面大步跃进，那他也许会趴下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些子弹不是他打的，他也没有卧倒，他缩了一下脖子大声喊：

      　　“乌拉——拉！……”

      　　于是在一片“乌——拉！……”的呼喊声中他一口气跑到了墙根，紧贴在窗间墙上，回过头来瞧了一下。只有三个人倒下了：一个已经不动了，另外两个还在尘土里蠕动。其余的人都冲进了炮火的死角，边防战士站在旁边的窗间墙根前喊道：

      　　“手榴弹！扔手榴弹！……”

      　　普鲁日尼科夫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朝窗里扔去——直接往冲锋枪射击的刺眼的火光里扔去。轰的一声，他立即就向手榴弹爆炸的焦臭浓烟里冲，用枪托在被枪弹打得残缺的窗台上一拄便跳了进去，跌倒在地板上，但他及时向后一滚，接着，边防战士扑通一声跌在他的身旁。周围是一片爆炸的轰隆声，烟雾和灰尘里闪烁着射击的火光，子弹打得墙壁直掉砖屑和灰泥。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地板上朝闪光处射出短促的几排子弹。

      　　“在往祭坛上退！往祭坛上！射得高一点！高一点！”边防战士喊道。

      　　德国人在往上面——往祭坛那里退窜，冲锋枪的火光就是从那里闪出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一仰，发射了很长的一梭子，突然火光熄了，枪哑了，枪栓直往后抖动。

      　　“打呀，中尉！打！”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去摸衣兜：找不到子弹。于是他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迎着射来的一排排子弹向浓重的晦暗深处跑去。子弹噗噗地射到他的脚旁，砖屑飞打在皮靴上。普鲁日尼科夫象在练习场上那样，甩开膀子扔出了手榴弹，随即趴在地上。轰隆一声爆炸。

      　　“炸得好，中尉，”边防战士边说边帮他站起身来，“小伙子们都冲到祭坛上去了。用不着我们上也能收拾得了：德国人哪儿也跑不了啦。”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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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6 | 7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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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传来了喊声、嘶哑的骂声、铁器的碰撞声、沉重的敲击声：在肉搏战中消灭德国人。普鲁日尼科夫环顾四周，在烟雾腾腾的昏暗里隐约可见跑过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散扔着的武器。

      　　“搜一下地下室，在出口处布岗，”普鲁日尼科夫说，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命令下得多么简单明了：昨天他还不会这样讲话呢。

      　　边防战士去了。普鲁日尼科夫从地板上拣起冲锋枪，暮地翻转了一下近旁的一个德国兵尸体，从他腰带上扯下了装有弹夹的子弹袋，随后向出口走去。

      　　还没走到出口他就停住了：出口处依然支着他们的那挺机枪，中士脸朝下趴在机枪上，紧紧抱住挡弹板。死前急骤拱起的背上有六个瘀结着血斑的黑色洞眼。

      　　“他没有撤离，”走近的萨里尼科夫说道。

      　　“死守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不象我们俩。”

      　　“不过您要知道，我这个人要是突然一惊，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如果不是突然地，那就没有关系。我能够摆脱。”

      　　“应当把他埋了，萨里尼科夫。”

      　　“埋哪儿？这里的石头有三米长。”

      　　“埋在院子里，弹坑里。”

      　　空中震颤的嗡嗡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淹没了所有别的声音。他俩不约而同地扑向窗龛，趴在地板上。气浪霎时间卷起了尘土，墙壁颤动，要塞院子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空袭以后他们就会发起进攻！”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守门口！而你——窗口！窗口！萨里尼科夫，窗口——口！……”

      　　身旁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墙壁颤动，砖头掉落。爆炸的气浪掀翻了机枪，把中士的尸体甩到了一旁。刹那间一切都被焦臭的硝烟遮蔽了，空气令人窒息。普鲁日尼科夫又咳又喘地扑向了机枪，爬着把它拖向墙根。

      　　“注意窗口，萨里尼科夫！……”

      　　萨里尼科夫捂住耳朵，伏卧在地上。普鲁日尼科夫摇晃他，扯他，用脚踢他，但他只是益发紧贴着砖地。

      　　“窗口——口！……”

      　　身旁又一声巨响，门拱上的砖头纷纷掉落。又响起一声爆炸，一声又一声，困在砖堆里的普鲁日尼科夫已不再去数爆炸声了：它们已连成了一片隆隆不断的轰响。

      　　谁也不记得，炮火持续了几个钟头。而当四周开始沉静、他们从砖上堆翼爬出来的时候，轰炸机低飞的隆隆声已响彻在空中。轰炸机发出肆无忌惮的叫嚣，开始向教堂俯冲。他们又卧倒在墙根下，大地又呻吟，砖头复又掉落，三百年前建筑起来的这座教堂正摇摇欲坠。尘土、浓烟、焦臭味窒住了呼吸，力气早已消耗殆尽。意识几乎失去了，只有躯体还在毫无痛感地承受着爆炸的震动和打击。

      　　“活着，”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地想道，他两耳被严严堵住，处于一片沉寂中，“我还活着。”

      　　他不想动一下身子，尽管他感觉到背上压着的砖头很重。头痛欲裂，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舌头又干又肿：它充塞了整个口腔。烧灼着上腭。

      　　“德国人！……”

      　　这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他周围这一片寂静的彼岸。不过他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着爬起身来。砖头哗啦啦滚了下去，他艰难地从底下爬了出来，睁开迷进了灰尘的眼睛。

      　　边防战士连忙把机枪架起来：散热筒已被压扁，瞄准器也弯了。身旁的一个陌生战士在扒拉砖堆，往外拖机枪子弹带。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但他毕竟向前迈了几步，两膝一弯，扑倒在机枪旁边。

      　　“让我来。我自己来。”

      　　“德国人！”

      　　边防战士扭歪的脸上流着血。普鲁日尼科夫轻轻推了他一下，重复道：“我自己来。你——守住窗口。”

      　　他趴在机枪跟前，用疲惫无力的手死死抓住枪柄。边防战士已不在眼前：身旁卧倒的一位战士正在往子弹带里安装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打开了枪盖，理了理弹带，此刻他发现了德国兵：他们穿过硝烟和尘土的浓幕正冲着他奔了过来。

      　　“打！”战士喊，“打呀！”

      　　“就打，”普鲁日尼科夫嘟哦了一句，眼睛从挡弹板的缝隙里瞄着冲过来的敌人，“就打。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担心自己扳动不了枪机，因为手指发抖，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枪机被扳动了，机枪在手中跳动了起来，教堂前面撒开一个扇形的尘幕。普鲁日尼科夫抬起枪筒，朝着冲过来的晦暗的身影射出长长的一梭子。

      　　情况十分危急。烟幕里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人影，普鲁日尼科夫扳动着枪机不停地打，直到它们消失为止。在射击间隙里，他拼命在砖堆里扒拉压扁了的弹匣，不顾手指流血，一个劲儿地往子弹带里塞子弹。接着又向潮水般涌来的冲锋枪手扫射。

      　　整整一天德国人没让喘口气儿。进攻转为炮轰，炮轰转为轰炸，轰炸又转为进攻。轰炸时，普鲁日尼科夫就把机枪拖向墙根，轰炸结束时，他又把机枪拖回原地扫射，他变成一个聋了的、半失明的、知觉麻木的人了。副手被砸在从拱顶掉落下来的一大块东西底下，他曾可怕地呼喊了好一阵子，但是正值敌人的进攻，普鲁日尼科夫无法扔下机枪去救他。散热筒不知是熔开了焊接处，还是被子弹打穿了：机枪直往外冒汽，宛如沸腾的茶炊，普鲁日尼科夫忍着烫疼把它从坍塌的门洞拖到墙根，又从墙根拖回去再打，焦虑的是，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他不知道，教堂里还剩下几个战士，但他一直射击到子弹打不出去了为止。这时他想起了冲锋枪，便朝德国人扫了一梭子，随即向教堂晦暗的深处跑去，不时绊在石头和尸体上。

      　　在他尚未跑抵地下室时，忽听得外面爆发出散乱的射击声和嘶哑的“乌拉”声。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人已到，于是他踉踉跄跄向出口走去，把冲锋枪随身拖着。有人迎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什么话，但他好不容易才从焦渴的喉咙里吐出一个字：“喝……”，随即倒下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水使他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水壶，立刻伸过嘴去，喝了一口又一口，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是萨里尼科夫在给他喝水：黑暗中辨出了他头上新缠上的白绷带。

      　　“你活着，萨里尼科夫？”

      　　“活着，”战士郑重地回答道，“那个小伙子被压在底下以后，是我给您递子弹带的。可您一个劲儿地派我到窗口那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记得一片尘土里的黑压压的德国兵身影，记得爆炸的轰鸣和被一大块东西压在底下的机枪副手那可怕的呼叫，记得灼手难忍的炙热的机枪。除此，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问道：“教堂守住了吗？”

      　　“多亏小伙子们增援。从侧翼打击了德国人。”

      　　“而水呢？哪儿来的水？”

      　　“嗨，您不老是要水喝么。我就去了一趟。真可怕：天空亮得象白天一样。就在那儿我多少挂了点花，但是却弄回来七壶水。”

      　　“不应该再喝了，”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并且旋上了壶盖，“我们有几个人？”

      　　“普里日纽克守在地下室，我和您，再就是边防战士。”

      　　“边防战士没受伤吗？”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哑着嗓子笑了起来，“就是说，没受伤，是吗？”

      　　“眉宇被砖头砸伤了，不过总算没有受伤：是个幸运儿。他正在搜那些还没僵硬的尸体。不用说，是搜德国人。那里，院子里，他们的尸体很多。”

      　　普鲁日尼科夫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那里弃置着他的被损毁了的机枪。院子里夜色已浓，但是熊熊的大火和无以数计的照明弹把它照得通亮，阴森肃杀的寒光笼罩着这座渐趋沉寂的要塞。偶尔有几发德国人的炮弹落下：声音响亮而短促。

      　　“把中士埋了吗？”

      　　“掉落的砖头已把他盖上了。只露出一只脚跟。”

      　　一堆砖头底下露出了一只破烂不堪的士兵鞋。普鲁日尼科夫突然记起，中士穿的是皮靴，这就是说，砖头底下是被拱顶塌下的一大块东西压着的那个战士，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坐到碎砖堆上，想起自己差不多有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便说出了口。萨里尼科夫拿来德国粗饼干，他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眼睛望着被照亮的要塞大院。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毕竟没让敌人打过来，”普鲁日尼科夫说，“这意味着，我们同样能够顶住，对吗，萨里尼科夫？”

      　　“当然，我们能够。”萨里尼科夫确信他说。

      　　边防战士回来了，拖来装满了冲锋枪于弹的一件军装上衣。他突然说：“请记住我的住址，中尉：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杰尼什克·符拉基米尔。”

      　　“而我是斯摩棱斯克人，”萨里尼科夫说，“杜霍夫什纳城郊。”

      　　“看来不得不撤离这儿，”大家交换了地址以后，边防战士说，“我们四个人是无法打退敌人的。”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说。

      　　“傻啦，中尉。”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重复了一句，叹了口气，“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他本想谈谈今天早晨自己没有履行职责的事，谈谈没有丢弃机枪的中士，谈谈祖国，——毫无疑问！——祖国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前来拯救他们。他本想谈谈，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在这战争的第二天夜里，所有的话都使他觉得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关于明斯克，德国人是在胡说八道，对吗？”萨里尼科夫问道，“不可能让他们深入那么远。也许正在击溃他们。”

      　　“正在击溃，”边防战士表示同意，“只是不知为什么听不见双方交战的声音。”

      　　他们不由得细心倾听了一会儿，但是除了偶尔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前线那可怕的沸腾声已远远滚向东方。

      　　“这意味着，只剩下了我们，”边防战士轻声说，“而你却说什么：我不走。这需要有机枪才行。”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知道，没有机枪是无法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的。但他已没有机枪了，而离开这里——他却不愿去想。他记得胸前佩带勋章的那个黑头发上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记得婴儿那缠绵不绝的惊惧的哭声，记得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不接到命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他也不能放任何人去那里，因此他说道：“大家睡觉。我放哨。”

      　　萨里尼科夫即刻就倦缩一团，而边防战士却不想睡，说他在弹坑里睡过了。他朝教堂里面走去，在那里呆了许久〔普鲁日尼科夫已经有点不安了〕，后来跟普里日纽克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回来了，有一个红褐色头发、戴着炮兵领章的上士，头上受了点伤，他不停地摇晃脑袋并注意细听。

      　　“耳朵里仿佛灌进了水。”

      　　“旁边散发臭气，”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他指的是至今还在教堂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他下令清除一下。战士们去了，只剩下炮兵一个人。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不停地甩动自己那震伤的脑袋，呆滞地盯着一点。

      　　后来他说：“可我有妻子。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

      　　“她在这里吗？”普鲁日尼科夫立刻想起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于是问道。

      　　“不，在妈妈那里。在伏尔加。”他沉吟了一会儿，“你怎么想，我们的人会来吗？”

      　　“会来。不可能不来。不会忘记我们的，你放心。”

      　　“敌人力量很强，”炮兵叹了口气，“今天他们的进攻简直是倾压了过来——真可怕。”

      　　“我们的力量也很强大。”

      　　上士不作声了。叹了口气，甩动着脑袋：“不然，去指挥部地下室一趟？”

      　　“您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机枪。也许会给我们。”

      　　“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很多，”炮手往外走时说道。

      　　德国人依然在发射照明弹。它们爆炸以后，撑着小伞徐徐降落，把渐渐静下来的要塞照亮。偶尔落下几颗炮弹，对岸传来机枪排射的声响。普鲁日尼科夫顽强地同睡魔作着斗争，无精打采地坐在砖土堆上，睡在身旁的萨里尼科夫在均匀地呼吸。

      　　“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普鲁日尼科夫脑子里一闪，“直到现在没有受过伤。”

      　　想到这里，他吓坏了，因为这会给自己念叨出灾祸来，于是他赶忙提醒自己时运乖戾，但是内心里确信，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是不可能糊里糊涂被打死的，这种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比任何符咒都强有力。他总共才十九岁零两个月，他坚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边防战士和其他战士们回来了，报告说已把教堂中的尸体都拖出去了。普鲁日尼科夫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说话的力气已没有了。

      　　“躺一会儿，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本想拒绝，但头已耷拉下来，他顺着墙滑倒在一堆碎砖头上，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一个拳头放在自己那孩子般光滑的脸腮底下。

      　　……他乘坐着一叶轻舟，往什么地方漂荡，浪花越过船帮溅进了舱里，他尽情地喝着那清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瓦丽雅身穿洁白耀眼的连衣裙，笑盈盈地坐在船尾。就这样他在睡梦中笑了起来……

      　　“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睁开了眼睛，看见杰尼什克、普里日纽克、萨里尼科夫，还有几个战士，于是坐了起来。

      　　“命令我们回指挥部地下室。”

      　　“为什么回地下室？”

      　　“有人接替我们啦。照样没有用。”

      　　一个陌生的年轻中尉正在门洞那里发号施令。战士们正在架一挺重机枪，用砖头垒起一道胸墙。中尉自我介绍了一下，传达了命令：“受波塔波夫的派遣。教堂地下室是否检查过了？”

      　　“没来得及检查。布上一个带手榴弹的岗哨，以防万一：那里有一条狭窄的梯级。对了，还要注意窗口。”

      　　“嗬嘿。呶，祝您幸福！”

      　　“祝您幸福。我把自己的战士们带走。他们总共只有三个，舍不得分开。”

      　　“你以为那里会轻松些吗？你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个打法吗？悄然无声地往窗跟前爬，然后往里扔手榴弹。不过你要知道：他们的手榴弹扔过来以后，大约要过三秒钟才会爆炸。如果落到了你的身旁，那你准来得及把它扔回去。我们的人就这么干。”

      　　“我记住了。谢谢你。”

      　　“对了，你们有水吗？”

      　　“萨里尼科夫，我们有水吗？”

      　　“有五壶，”萨里尼科夫不大高兴他说，“打起仗来是没有时间喝水的。”

      　　“我们不是自己要喝，我们是给机枪准备着。”

      　　“拿去吧，”普鲁日尼科夫说，“把水壶给他们，萨里尼科夫，我们走吧。”

      　　他们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溜出了教堂：杰尼什克走在前头。天蒙蒙亮，懒洋洋的炮弹声依然零落地响着。

      　　“约莫过一个半小时就会开始打啦，”萨里尼科夫舒但地打了个呵欠，说道，“还不错，德国人让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他们害怕黑夜，”普鲁日尼科夫微微一笑。

      　　“他们什么也不怕，”边防战士恶狠狠他说，头也没回，“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打，这些坏蛋在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呢。”

      　　“难道德国人那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吗？”普鲁日尼科夫表示怀疑，“要知道他们那里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这没错！”

      　　“唉，可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刻当兵呢？”普里日纽克突然说道，“招兵负责人对我说：如果愿意——现在就去，要不——就等秋天去。而我说：现在……”

      　　一阵短促的射击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他们立即卧倒，滚进弹坑里。枪声不再响了。

      　　“也许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悄声问道，“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在匍甸前进？”

      　　“是朝说话声打的，”杰尼什克说道，声音勉强听得见，“怎么会是自己人呢，见你的鬼去，自己人……”

      　　他不吱声了，大家又都侧耳细听。普鲁日尼科夫觉得，就在旁边很近的地方发出一种轻微的金属碰击声。他捏了一下边防战士的胳膊肘：“你听见了吗？”

      　　杰尼什克用冲锋枪挑着钢盔，伸到弹坑外沿。谁也没再打枪，于是他把钢盔缩了回来：“我去看看。你们暂时趴在这里。”

      　　他悄然无声地爬出了弹坑，消失在顶坡外面。萨里尼科夫向普鲁日尼科夫挪动了一下身子，咬着他耳朵悄声说：“瞧，这就是所谓的‘八小时’。我们不该把水留下，中尉同志。让他们自己……”

      　　“嗳，这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执拗地重复了一句，“看来，是在搜集武器。”

      　　有个什么东西跌落在弹坑的边沿，碰到钢盔以后在沙土上滚了起来。普鲁日尼科夫转过脸来：他的面前是一颗带长柄的手榴弹。

      　　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它的咝咝声。他顿时想到自己完了，感到内心似刀割般的疼痛，想到某种至为亲切的东西——妈妈或者维罗奇卡，但是这一切只是一闪念，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未等这一秒钟流逝，他抓起发烫的手榴弹头，向晦暗处扔去。轰的一声爆炸，沙上散落在他们身上，就在这时响起了杰尼什克的绝望喊声：“德国人！快跑，伙伴们！快跑！……”

      　　黎明前的寂静被冲锋枪的排射声划破了。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通往教堂和三百三十三团地下室的路被切断了。

      　　“往这边来！”边防战士喊了一声。

      　　普鲁日尼科夫很快发现喊声来自什么地方，他弯下腰迅速向杰尼什克跑去。冲锋枪的火力缩小了包围圈。普鲁日尼科夫滚进了边防战士曾在里面以短促的射击掩护过他们的那个弹坑，萨里尼科夫继他之后也扑了进去。

      　　“普里日纽克在哪儿？”

      　　“被打死了！”萨里尼科夫一面射击，一面喊道，“被打死了！”

      　　德国人的火力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使他们紧紧贴在地上，包围圈愈缩愈小。

      　　“往下一个弹坑里跑！”杰尼什克喊道，“然后再掩护我！快，中尉！赶快！……”

      　　射击更猛烈了：教堂里的重机枪朝敌人的发射点猛打，三百三十三团的地下室也在射击，火力从废墟偏左面发射出来。普鲁日尼科夫跑到下一个弹坑，卧倒，急忙射击，竭力不使子弹碰上向他跑来的杰尼什克的晦暗身影。萨里尼科夫的冲锋枪，子弹卡壳了。

      　　他们相互掩护，以跃进的方式终于冲到一片空旷的废墟地段，德国人被甩得老远。他们打了一阵枪以后，也就消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喘口气了。

      　　“瞧，这可真是碰上了，”杰尼什克坐在瓦砾堆上一面呼哧呼哧喘气一面说道，“今天我跑的百米超过了世界冠军。”

      　　“真幸运！”萨里尼科夫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返回时也会很幸运！”

      　　“闭嘴！”普鲁日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还是把冲锋枪弄弄，免得下次再卡壳。”

      　　萨里尼科夫委屈地低下头，不声不响地拆卸起冲锋枪来。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的这声呵斥感到很尴尬，但他担心这种得意的炫耀最终会给他们招来灾祸。除此之外，使他十分不安的是，现在他们已被切断了与自己人的联系。

      　　“把周围检查一下，”他说，“我来监视。”

      　　射击停止了，只是岸边还偶尔响起稀疏的扫射声。在陌生的废墟上散发着焦臭、汽油以及某种普鲁日尼科夫无法辨别的令人作呕的油腻味儿。黎明前的微风带来了尸体腐烂的臭气：这种气味使他受尽了折磨。

      　　“应当换个地方，”他想道，“可是到哪儿去呢？”

      　　“汽车库，”杰尼什克返回后说道，“那里小伙子们被烧焦了，惨不忍睹。没有地下室。”

      　　“既没有地下室，也没有水，”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可你还说什么——八小时哩。嘿，祖国的捍卫者！”

      　　“德国人离这儿近吗？”

      　　“好象在对岸，穆哈维茨河的那一边。右面是些兵营。要不，我们跑吧，趁现在没有动静？”

      　　当他们潜到废墟的另一边时，天色已明。这里，建筑物已被直接命中的炮弹摧毁了：破砖堆积成山。后面当该是河道，河的对岸黑蒙蒙的矮树丛一片。

      　　“那边是德国人，”杰尼什克说，“包围圈很小，中尉。要不，今天夜里我们就从这里突围？”

      　　“可是命令呢？有这样的命令吗，让我们放弃要塞？”

      　　“这已经不是要塞了，这是口袋。会越扎越紧——到时我们就别想逃出去了。”

      　　“给我的命令是守住。谁也没给我下达过逃跑的命令。对你也是如此！”

      　　“可是受到挫折以后你就不会独立思考吗？”

      　　“在军队里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考虑怎样逃之夭夭。”

      　　“那你对我解释一下这个命令！我不是卒子，我应当了解我在这儿的砖头上爬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谁需要这一切？已有一昼夜听不见前线的动静了。我们的人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说，“在需要的地方。”

      　　“喔。卒子、卒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挨打，中尉。而且还会继续挨打，直到……”

      　　“是我们打！”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厉声喊道，“这是我们在打他们，懂吗？是他们在砖头上爬，懂吗？而我们……我们……这是我们的砖头，我们的！砖头底下躺着苏维埃人。我们的同志们躺下了，而你……竟是个惊慌失措分子！”

      　　“你可要小心点，中尉！你说这种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头衔，会给你来上一拳的……”

      　　“自己人！”萨里尼科夫惊喜他说，“瞧，我们的工兵！”

      　　大约有八个人在兵营的一堵尚完整的墙壁跟前忙乎。普鲁日尼科夫想跑上前去，但是边防战士止住了他：“他们穿的是皮靴。”

      　　“那又怎么了？”

      　　“是德国皮靴：看见了吗，是矮腰的？”

      　　“我穿的也是德国皮靴，”萨里尼科夫说，“他们的鞋穿起来可真不舒服。”

      　　“我们的工兵是打裹腿的，”杰尼什克说，“而这些人——清一色穿皮靴。因此我们不要急着过去。

      　　“唉，你怕什么呀？”萨里尼科夫恼火了，“衣服是我们的……”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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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7 | 8 楼

孟衍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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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三分钟的事。你们在这儿等着。”

      　　杰尼什克弓着腰跃进到断墙根下，机灵地往上一攀，爬上残缺的窗洞。

      　　“明摆着的，这是我们的小伙子，”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地嘟哝说，“大概，他们那里会有水喝：穆哈维茨河就在旁边。”

      　　边防战士轻轻打了一个口哨。普鲁日尼科夫命令急不可耐的萨里尼科夫趴下，自己爬到了边防战士跟前。

      　　“喂，你瞧，”杰尼什克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点地方。

      　　由上眺望，穆哈维茨河的对岸、围墙的地势、岸边矮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德国兵，尽收眼底。

      　　“顺便说说，他们没有朝工兵开枪，为什么？”边防战士悄声问道。

      　　“是啊，”普鲁日尼科夫缓了口气，“走吧，下去，不然会被发现。”

      　　他们回到萨里尼科夫身旁。萨里尼科夫虽然奉命趴在那里，但却使劲伸着脖子往远处瞧。

      　　“喂，你们看到什么啦？”

      　　“是德国人。”

      　　“别胡说啦！”萨里尼科夫不相信，“他们的打扮怎么解释呢？”

      　　“劝你不要相信形式，而要相信内容，”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他们，那些畜生，在墙根底下放炸药呢。把他们吓跑好吗，中尉？要知道，墙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人。”

      　　“倒是应当把他们赶走，”普鲁日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说，“可我们往哪儿退呢？”

      　　“这么说，我们俩到底谁在考虑逃跑的问题：是你还是我？”

      　　“你简直是个傻瓜！”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了，“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掷过几个手雷来，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你说得对。”边防战士赞同他说。

      　　普鲁日尼科夫环顾了四周。在这些破砖堆中间要想躲避手雷是不可能的，而残墙断壁也都摇摇欲坠，稍一轰炸便会倾颓。不考虑好可靠的退路就发起战斗，等于是自寻灭亡：德国人会朝着抵抗的中心倾泻排山倒海似的火力。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是根据切身的经验得出来的。

      　　“往前冲不行吗？”萨里尼科夫建议道，“我们的人就在那个兵营里。直接冲到他们那里，怎么样？”

      　　“往前冲！”边防战士模仿他，作出一副怪相说，“好一个战略家。”

      　　“也许，是对的——往前冲？”普鲁同尼科夫说，“匍匐前进，扔手榴弹，然后倏然窜进兵营。而那里——地下室。”

      　　边防战士勉强同意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进攻使他感到害怕。这需要格外当心，因此他们爬了许久。他们的前进是按顺序进行的：一个象黄领蛇那样在瓦砾堆之间爬，两个盯着德国人，准备随时射击掩护。

      　　德国工兵一心忙乎着在兵营尚完整的一堵墙根底下埋设爆炸物，没有向四下张望。不知是他们深信周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人，还是他们十分信赖穆哈维茨河对岸的了望哨。当他们已经放好了炸药，正在仔细地敷设引绳时，从最近一个弹坑里同时飞出了三颗手榴弹。

      　　冲锋枪朝着炸剩下的敌人猛射。一切都干得迅雷不及掩耳：穆哈维茨河对岸一枪未发。

      　　“炸药！”普鲁日尼科夫道，拼命截断引绳，“快取炸药包！”

      　　未等德国人清醒过来，杰尼什克和萨里尼科夫已经把炸药包拖了出来。敌人的火力如暴风雨般地向他们倾来，子弹密集地敲打着砖墙。他们躲到了墙角后面，但是这里炮弹已经猛烈地炸开了。他们被震得耳聋眼花，滚进了一个窟窿里，那是个地下室的晦暗的坍坑。

      　　“我们又活着了！”萨里尼科夫兴冲冲地笑着说，“我说过嘛！我说过嘛！……”

      　　“脚，”普鲁日尼科夫摸了摸破裂了的靴筒：满手是血。“有绷带吗？”

      　　“深吗？”杰尼什克不安地问道。

      　　“好象不深。弹片只划破了点皮。”

      　　边防战士从浸透汗水的衬衣的下摆上撕下一块布片：“缠紧点。”

      　　普鲁日尼科夫脱下了皮靴，拉起了裤腿。伤口流出了许多血。他把一方肮脏的手帕垫在布片下面，紧紧地缠了起来。包扎处马上就鼓了起来，但血止住了。

      　　“会长好的，象狗身上的伤那样。”杰尼什克说。

      　　萨里尼科夫走了过来。他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这里没有出口。只有这么个隔堵室。”

      　　“不可能。”

      　　“真的。所有的墙壁我都检查过了。”

      　　“他们往这里扔个手雷也就高明了。”杰尼什克凄然一笑，“三人合葬墓。”

      　　他们再一次在这个隔堵室里走了一遍，一米一米地仔细触摸着。对面墙根处有一大堆砖头，似乎是从拱顶上坍下来的，于是他们急忙着手清理。听得见地面上轰炸机俯冲的吼叫声、轰隆声：德国人开始早晨的轰炸了。头顶上在轰响。墙壁在颤动，但他们继续在扒拉砖头：在这个石头口袋里没有别的出路。

      　　这是一线希望，但这一次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挪开最后的砖块，他们只发现结实的砖地——这个地下室里没有第二个出口。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德国人近在咫尺，只要一被发现，那么，往洞口里扔两颗手榴弹也就足够了。必须尽快离开。

      　　“现在就走，趁着飞机还在轰炸！”边防战士喊道，“这阵子不会有冲锋枪手。”

      　　轰响淹没了话语声。爆炸使尘土、灼热的空气、浓重的稍烟和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扑进了洞口。汗水刺激着眼睛，顺着身体在流淌。焦渴难忍。

      　　轰炸结束了，但空袭飞机的吼声和密集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轰炸机扔完了炸弹以后继续绕着要塞低飞，用大炮和机枪射击。

      　　“走吧！”杰尼什克站在洞口处喊道，“它们在那边绕圈。走，伙伴们，趁他们没有再把路切断！”

      　　他一步跨到洞口，看了一眼，马上又往后一跳，险些没把普鲁日尼科夫撞倒：“德国人。”

      　　他们紧贴在墙上。飞机的吼声已经消失，轻武器的射击声显得更清晰了。但透过这种射击声他们毕竟辨清了脚步声和敌人的话语声：他们已经学会了从震耳欲聋的轰响里辨别出对他们构成直接危险的那种声音。

      　　一个晦暗的人影在洞口晃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往这个石头口袋里瞧了一眼，立即就消失了。普鲁日尼科夫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心跳得如此厉害，以致他担心德国人会听到这种跳动的声音。

      　　近处又响起了说话声。从洞口飞进一颗手榴弹，碰在地下室对面的墙上，但他们及时卧倒在地上，顷刻，轰隆一声。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可怕和猛烈。弹片敲打着墙壁，近在眼前爆炸的臭烟烧灼着脸面。

      　　普鲁日尼科夫既没有来得及害怕，也没有来得及为弹片从高处掠过而高兴。德国人就在旁边，在两步远的地方，他甚至没敢吱声，问问同志们是否受伤。应当趴着，趴着，一动不动，静候接踵而来的手榴弹。

      　　但德国人没有再扔手榴弹。他们嚷了一阵就走开了，朝下一个地下室走去。脚步声远去了，传来手榴弹的沉闷的爆炸声：德国人在搜查邻近的一些地方。

      　　“都没受伤吧？”普鲁日尼科夫问，声音几乎听不见。

      　　“没有，”杰尼什克回答说，“别吱声，中尉。”

      　　他们在这个地下室里趴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敢动一动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因为德国人就在旁边走动：他们那警觉的耳朵捕捉到听不懂的谈话声。由于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全身的肌肉都酸痛难忍。

      　　他们不知道地面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射击声十分清晰，两次听到敌人关于放下武器的喊话。他们有几个小时的喘息，机会，但他们无法利用这样的时间，因为德国人己占领了兵营的这个地段。

      　　夜间他们冒着危险往外爬，尽管这天夜里比前几天夜间更不平静。德国人严密封锁了河岸，照明弹把要塞照得通明，手雷的轰呜也没有停息。时而可以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德国工兵按部就班地用炸药炸毁墙壁、天花板、顶盖，给自己的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杰尼什克自告奋勇去侦察。他很长时间没有返回：萨里尼科夫已在唠叨，说应当给个信号。但是没有听见附近响起枪声。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边防战士会一枪不放而束手就擒，因此他一直在等着。终于听到了瑟瑟声，洞口出现了一个脑袋：“往外爬吧。轻点：德国人就在旁边。”

      　　地面上阵阵扑鼻的尸臭味令人窒息，干渴的喉咙由于恶心而不时抽搐。普鲁日尼科夫尽量在用嘴呼吸。

      　　到处都能听得见德国人的说话声、铁锹和十字镐的敲击声：工兵在墙壁上凿洞、布雷。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堆间长时间地匍匐前进，每一次发射照明弹时，他们就屏息不动地趴在地上。

      　　他们终于爬进一个很深的坑，里面发散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坑底有三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经过三天的闷热蒸腾已变得肿胀。但是在这里倒是可以稍事休息，观察一下，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应当返回教堂去，”萨里尼科夫坚决主张，“那里好歹有墙壁！水，我可以弄到。尽管要在敌人鼻子底下爬，但我会弄到水的。”

      　　“教堂是个捕鼠笼子，”边防战士固执他说，“德国人夜里会摸到它的墙根那里，把它包围起来，于是也就完蛋啦。应当到指挥部地下室里去：那里人多一些。”

      　　“可是水少了一些！那一次你在弹坑里睡了一天，我却在那里坐着：每个伤员都只能给一汤勺水，象给药一样。健康人只能咂巴自己的爪子。可是没有水嘛我就……”

      　　普鲁日尼科夫听着这些争论，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整整一天他们躺在离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敌人的确改变了策略。德国工兵一个劲儿地在凿墙，埋设地雷，炸毁顶盖，象硕鼠一样在啃啮防卫阵地：应当立即报告这一点。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战士们。萨里尼科夫立刻不太耐烦：“我的任务没那么多。”

      　　“自己人可千万别向我们射击啊，”杰尼什克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只能在暗处摸索。因为一喊——德国人就会向我们扔手雷。”

      　　“应当通过兵营，”普鲁日尼科夫说，“不可能所有的地下室都是互不相通的，孤立的。”

      　　“好不容易爬出来了，现在又要回去，”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他说，“不如去教堂，中尉同志。”

      　　“明天去教堂，”普鲁日尼科夫说，“首先应当把工兵吓跑。”

      　　“这是个主意，中尉，”边防战士表示支持，“吓跑德国鬼子，到自己人那里去。”

      　　“然而。吓跑德国工兵的计划未能实现。正当普鲁日尼科夫一跃而起的时候，他那被弹片划伤的脚突然歪了一下，脚下的砖堆坍塌了。他摔倒了，顿时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头旁的砖头打飞了。

      　　就这样，他们没能冲到自己人那里去，但毕竟是跑向了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的环形兵营。这个地段象死一样沉寂，窗洞里既见不到自己人，也见不到敌人。但是已没有时间加以考虑，他们随即跳进了最近一个地下室的黑洞里。紧贴着墙，德国人的皮靴就在头顶上橐橐地响。

      　　“我们商量的时间太长了吧。”当一切都沉静下来时，杰尼什克说。

      　　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黑暗中枪栓咔嚓一声，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谁？我要开枪啦！”

      　　“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是谁在那儿？”

      　　“自己人？”黑暗里传出吃力的问话声，间歇中听得见困难的呼吸声。“从哪儿来？”

      　　“从外面，”杰尼什克严厉他说，“哼，倒是找到了审问的机会：德国人就在头顶上。你在哪儿？”

      　　“不要往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你们是几个人？”

      　　“瞧，疯子！”萨里尼科夫恼火了，“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而你们呢？”

      　　“一个人过来，其余的不许动。”

      　　“我一个人过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别开枪。”

      　　他伸着两手摸索着向地下室那晦暗的深处走去。

      　　“真想吃点什么，”萨里尼科夫悄声承认说，“现在最好来点汤喝喝。”

      　　杰尼什克拿出一小片巧克力糖，掰了四分之一：“接着。”

      　　“从哪儿弄来的？”

      　　“借来的。”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

      　　“怪不得不怎么甜。”

      　　普鲁日尼科夫返回来了，他低声说：“四百五十五团的一个政治指导员。两条腿被打断了，在这里躺了两昼夜了。”

      　　“一个人？”

      　　“他的一个同志昨天被打死了。他说，他头顶上是个通往一层楼的窟窿。从那儿可以设法到我们的人那里去，只是得等到天亮：现在太黑了。”

      　　“那我们就等吧。嚼一口吧，中尉。”

      　　“这不是巧克力吗？有指导员的份吗？”

      　　“有他一份。”

      　　“走吧。你留下来放哨，萨里尼科夫。”

      　　在对面墙根下躺着一个人——这是根据他那断断续续的呼吸和浓重的血腥味而知道的。他们坐到了他的身旁。普鲁日尼科夫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教堂里战斗，如何从那里出来、与德国人遭遇以及后来又如何躺在石砌的隔堵室里，憋得浑身是汗。

      　　“就是说，你们躺在那里？好样的，小伙子们：有人在坚持战斗，可我们却躺着。”

      　　指导员说话很困难。他呼吸急促，已没有力气作长叹了。

      　　“唉，在那儿，只要扔两颗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说，“我们也就全完了。”

      　　“手榴弹把你们吓住了？”

      　　“不想愚蠢地死去。”

      　　“愚蠢？哪怕打死一个敌人，死也就值得。我们有两亿人。两亿！一个敌人也没有打死，那才是愚蠢呢。”

      　　“在那里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处境……我们只有一种处境：不给敌人以片刻的喘息，让每块石头都向他们射击。你知道他们广播里向我们喊些什么吗？”

      　　“听到过。”

      　　“听到过，但没有加以分析。起初只是要我们投降。吓唬说：夷为平地。后来则说什么：‘把政委和共产党员杀死，投奔我们。’而昨天晚上，又换了新调调：‘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他们对放下武器的人，甚至包括政委和共产党员在内，许下了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的宣传为什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因为我们不停地打，不停地打，而不是老躺着。”

      　　“可我们并不是打算投降啊。”杰尼什克说。

      　　“这我相信，我相信，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说。任务只有一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任务非常简单。”

      　　指导员还讲了些什么，但普鲁日尼科夫又乘着轻舟在漂浮了，水哗哗地往船帮扑了进来，他又喝起这水来了，怎么也喝不够。船尾上又是坐着瓦丽雅，她穿着那样洁白耀眼的连衣裙，普鲁日尼科夫的眼睛被刺得涌出了泪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睡梦中笑起来……

      　　天亮了的时候人们把他摇醒了，他一下子看见了指导员：一个瘦得可怕的胡子拉碴的人，两片咬出了血的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动弹。满是污垢的疲惫的脸上唯有两只眼睛还有生气：锐利、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睡醒了吗？”

      　　看不出指导员有多大年龄。

      　　他们三个人一起把伤员经破洞口抬到被遗弃的兵营的一层楼。这里停放着一些光板的双层床铺：被褥已被保卫者随身带走。地板上满是子弹壳、破砖头和瘀结着血痴的军装布片。残墙断壁，弹洞累累。

      　　他们把指导员放到床铺上，本想给他重新包扎一下，但是终究没有把瘀结一团的绷带拽下来。溃烂的伤口散发出浓重的臭味。

      　　“你们走吧，”指导员说，“留下一枚手榴弹你们就走吧。”

      　　“那您呢？”边防战士间道。

      　　“我等候德国人来。一颗手榴弹，还有手枪里的六发子弹：有东西欢迎他们。”

      　　炮击停止了，一切声音仿佛一下子都关闭了。顿时响起那熟悉的扩音器里的声音：“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德军指挥部号召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红军已被击溃……”

      　　“胡说八道，狗杂种！”杰尼什克喊道，“你在做梦吧，法西斯癞蛤蟆！”

      　　“战争不是骂得倒的，”指导员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它听得见射击，听不见骂。别激动。”

      　　酷热笼罩着整个要塞，一切都干枯了，在这种炎热里尸体都膨胀了起来，仿佛它们本身就在蠕动。充满了尘埃和腐臭的浓重的硝烟漫进了地下室。孩子们已不再哭泣了，他们哭干了的眼睛里早已没有泪水了。

      　　“任何人，只要在半小时之内不带武器从地下室里出来，德军指挥部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战后的自由。想一想自己的家庭、未婚妻、爱人和母亲吧。她们正在等待着你们，士兵们！”

      　　声音沉默了，要塞也沉默了。被昼夜不停的战斗、干渴、轰炸、饥饿弄得疲惫已极的要塞，沉重而威严地沉默着。这种沉默就是对敌人又一次通碟的唯一回答。

      　　“竟然回想起母亲来了，”指导员说，“就是说，德国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转折。”

      　　周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

      　　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就在中间……

      　　在炙热空气里歌声分外清晰僚亮。这支亲切的俄罗斯歌曲唱的是辽阔的田野和无限怀念的情思。由于突如其来，普鲁日尼科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忍住那突然涌进眼眶的泪水。歌喉圆润，歌声悠扬，整个要塞都在谛听，战士们在硝烟熏黑了的射击孔旁默默流泪。

      　　“我受不了，受不了！……”萨里尼科夫扑倒在地板上，颤抖着，用拳头敲打砖地，“我受不了！妈妈，这是妈妈的歌……”

      　　“安静！”指导员喊道，“他们就是要的这个，那些畜生！要的这个，要我们的眼泪！……”

      　　萨里尼科夫不再作声了。音乐声依然在缀绕，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透过它捕捉到一种奇异的拖长的低音。他侧耳倾听，辨不清词句，但他明白了：某处的废墟底下，干巴、嘶哑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和可怕地唱起了《国际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指导员竭尽了最后的力气唱了起来。他哑着嗓子喊出了歌词，泪水顺着污秽的、疲惫的脸直淌。这时普鲁日尼科夫也开始唱起来，继他之后，边防战士也唱了起来。萨里尼科夫从地板上爬起来，与他们肩并肩地站着，也开始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他们扬声歌唱，唱得那么响亮，一生中从未这样唱过。他们唱自己的歌，这歌瞬时成为对德国人的一切敦促的回答。泪水顺着肮脏的脸流淌，但他们并未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另外一种眼泪。这不是德军指挥部所希望的那种眼泪。

      三

      　　在遍地碎砖的漫长的地下室里，普鲁日尼科夫磕磕碰碰地慢慢摸索前进。他不时停下脚步往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瞧瞧，久久用干燥的舌头舐舐早已皱成皮痂和变硬了的嘴唇。拐过第三道弯以后，应出现一个小小的火光：他曾亲自带给那个络腮胡子的憔悴的军医十支从食堂的废墟里找到的蜡烛。他时不时跌倒，每次都惊惧地抓住水壶，此时水壶里盛着他所能够弄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半杯混浊而带臭味的水。每走一步这水就咕嘟一声，他时刻感觉到它怎样咕嘟和怎样流来流去，特别想喝而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权利喝。

      　　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身后水壶里咕嘟作响的水，他开始计算日子。头三天保卫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是以后的日日夜夜都浑然一体，变成了一连串的突围、轰炸、进攻、扫射、地下室里的东奔西突、同敌人短兵相接以及短暂的有如昏厥般的失去知觉。还加上永无止息的、使人衰竭的、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的喝水的欲望。

      　　他们还在为指导员忙乎着，尽量把他安顿得舒适些，这时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德国人。指导员大声疾呼，好让他们尽快地逃走。他们穿过满是窗口般的弹洞的房间不停地跑。背后响起了几声射击声，接着轰然一声爆炸：指导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为他们赢得了几秒钟的时间，因而他们得以脱身，于当天穿出阁楼的顶盖，设法潜到自己人那里。萨里尼科夫又一次高兴了起来，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来到自己人那里，既没有水又没有子弹：只有五箱没有信管的手榴弹。夜间他们在狭窄的石头口袋里向德国人摸去，连喘带骂地用铁棒和没有信管的手榴弹砸、用刺刀和匕首捅德国人，而白天则用能抓到的一切武器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常常在淡紫色的照明弹的光亮下推开血肉模糊的尸体爬去取水。尔后，活下来的人就往回爬；用牙齿紧紧咬住军用饭盒的提梁，再也不把头低下去。谁运气不好，脸就扑在饭盒里，也许，死前还来得及喝饱水。但是他们很运气，因而也就没有权利喝水。

      　　然而白天——从早到晚，——飞机轰炸代替了炮轰，炮轰又代替了飞机轰炸。假如轰隆声突然中止，那就意味着又是敌人敦促停止抵抗的那种机械的声音，又是给予一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考虑时间，又是令人心碎的那种熟悉的歌声。于是他们就默默无语地听着这些歌曲，听着由于干渴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的微弱哭声。

      　　后来接到了突围的命令，给他们输送了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的信管。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桥头冲去，当跑到桥中央时，德国人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同时用六挺机枪狙击。普鲁日尼科夫又很运气，因为他及时翻过栏杆跳进了穆哈维茨河，尽情地喝足了水，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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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3-27 22:28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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